國家經濟發展相當的是

『壹』 中國東南沿海的經濟發展相當於世界上的哪些國家

日本，韓國

『貳』 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有何區別

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區別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這兩個概念有無區別,經濟學家各有各的看法.有的把這兩個概念並列起來,有的似乎在應當用「發展」一詞的地方卻使用了「增長」一詞,有的則在指出它們的某些區別時,又說這兩個詞可以交換使用.例如,美國發展經濟學家雷諾茲就認為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可視為「互相替代使用的兩個名詞」.不過,在傳統的西方發展經濟學中,一般是將經濟發展定義為結構的改變,並認為這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學的研究課題；將經濟增長定義為產出的增加,並認為這是發達國家經濟學的研究課題. 其實,從現有人類社會的實踐看來,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作為范疇的區分是必要的；對於某一個具體國家的特定時期或以增長為主,或以發展為主也是可以的；但如果企圖將二者截然割裂開來,並認為增長只屬於發達國家,而發展只屬於發展中國家,則是不可取的. 因此,有相當多的發展經濟學家是不贊同傳統西方發展經濟學的觀點的,即認為增長問題只屬發達國家,發展問題只屬發展中國家.西方著名經濟學家金德爾伯格(Kindleberger,C．P．)和赫里克(Herrick,B．)在談到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關系時就曾說過：「在通常使用中包含的意思和在行文中明確表明的意思是,經濟增長指更多的產出,而經濟發展則既包括更多的產出,同時也包括產品生產和分配所依賴的技術和體制安排的變革.經濟增長不僅包括由於擴大投資而獲得的增產,同時還包括由於更高的生產效率,即單位投入所生產的產品的增加.經濟發展含義則不止這些,它還意味著產出結構的改變,以及各部門投入分布的改變」.但與傳統西方發展經濟學不同的是,他們認為「經濟發展在其所有方面關聯著所有國家,並非只是窮國而已」.又說,「很難設想沒有增長的發展」.有鑒於此,金德爾伯格和赫里克進一步指出：「功能的變化總是自然而然地包含規模的變化」.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雖然都追求個人所得和國民生產總值的提高,但經濟增長關心的重點是物質方面的進步、生活水準的提高；而經濟發展不僅關心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更關心結構的改變,以及社會制度、經濟制度、價值判斷、意識形態的變革.經濟發展著眼長期而不是短期.在短期內一個國家的國民生產受自然因素影響很大,農業則更是如此.農業可能因風調雨順、天公作美等條件而求得一年內的快速增長,也可能因為突發的自然災害而造成負經濟增長.因此,短期生產的上升或下降不能作為測定發展的標准.第四,經濟增長以國民生產總值來測定,但它忽視了國民生產總值所表明的價值是以什麼方式在社會成員中進行分配,也不能說明就業狀況、職業保障、資源利用、生態環境、升遷機會以及保健、教育等情況.假如某個國家,雖然國民生產總值和個人所得增加,但生產成果絕大部分歸少數人享用,其結果造成兩極分化而不能癒合,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基尼系數增長,收入愈加不平等,這樣的增長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發展. 本文來自: 人大經濟論壇( http://www.pinggu.org) 詳細出處參考： http://www.pinggu.org/bbs/dispbbs.asp?boardid=54&id=76947

『叄』 中國現在的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相當於美國什麼年代

這個沒復法類比。
很多東制西一句話兩句話根本說不清楚。
單從經濟和軍事上來講，保守估計我們相差美國至少二十年。
但這種東西它不是守恆的遞進關系。
中國的發展並不是以每小時60公里的速度在前進。
美國的發展也不是以每小時100公里的速度在前進。
國力的消長很難用「差多少年」來說清楚。
可以說任何一個細微的決策，突破，和失誤，都會打破這一平衡。
平衡一旦被打破，中國就有可能在某一個時間段變成70公里/每小時。
美國就可能在某一時刻變成75公里/每小時。
簡單來講，就是中美雙方並不是勻速前進的。
然後同時由於技術進步，社會板結等問題，雙方還會各自爆發出自己的問題和矛盾。
或多或少走點彎路。
在某些領域，落後的一方還會實現彎道超車，後來居上。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國家也一樣。
所以不管相差多少年，它並不是不可逾越的。

『肆』 目前哪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最好

正確處理宏觀調控總量目標與其他目標之間的關系中國是一個處於轉軌過程中的發展中大國，同時又是一個開放度很高的國家，宏觀調控面臨的經濟背景較為復雜，這就決定了政府在進行總量調控的同時，必須兼顧其他目標。但由於這些目標之間的關系有時很復雜，有些是短期變數，有些是長期變數，這就迫使宏觀調控部門必須在看清楚這些經濟變數關系的基礎上，在多重目標中進行有取捨的選擇，否則會造成主要目標的模糊不清甚至目標之間的相互沖突，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比如，本輪調控在抑制過剩產能、縮減貿易順差和控制流動性過剩等方面同時下手，但這些問題的根源主要是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收入分配機制是一個由制度所決定的長期變數，不是短期內可以調整好的。如果把保增長作為短期經濟運行的首要目標，順差擴大與貨幣過剩以及資產價格上漲就是保增長所必須支付的成本，也是保持較高增長率的前提條件。再比如，調整出口退稅率的政策初衷是穩定出口，但出口退稅針對不同產品有降有升，被多個政府部門當做政府實現多重目標的工具：顯性目標是優化產業結構、穩定匯率；隱性目標則是調整貨幣政策、增加財政收入。多重目標之間可能相互掣肘、自相矛盾，大大降低了政策的效果。從未來趨勢看，宏觀調控四大總量目標應該兼顧，但在宏觀經濟調整尚未見底、就業形勢空前嚴峻的新形勢下，「保增長」和「保就業」應該置於更為優先的目標，而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則作為兼顧目標。在「保增長」和「保就業」兩大目標中，應把「保就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政府投資和銀行信貸應重點向對就業帶動作用大的部門傾斜，通過增加就業擴大消費需求，以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正確處理宏觀調控與宏觀管理的關系在本輪經濟景氣周期中，宏觀調控的主要問題是經濟反復「偏熱」，針對土地使用和生態環境領域出現的一些問題，國土和環保部門加入了宏觀調控部門的行列。例如，前環保總局組織開展「環評風暴」、國土資源部開展土地督察等等。這些政策措施在客觀上起到了抑制固定資產投資過熱、提高投資項目質量的效果。但在經濟下滑期，這些部門是不是需要配合調控主要目標而放鬆經濟管理職能、放寬市場准入？顯然，周期性的加強或放鬆土地、環保和行業准入政策是不適當的。因此，有必要進一步釐清「宏觀調控」職能與「經濟管理」職能的關系，把常規性經濟管理職能與反周期的調控職能分開，把確需強化的部門經濟管理職能通過法定形式固定下來，進一步明確宏觀調控的范圍、方式與手段。特別是在當前新增政府投資項目比較多、比較集中的情況下，要按照中央有關部署，堅決杜絕出現低水平重復建設和「兩高一資」項目死灰復燃。要認真總結近年來在節能減排方面行之有效的一些經驗做法，使之及時制度化、法制化。不能把市場准入等經濟管理政策與宏觀調控政策混為一談，防止在採取寬松調控政策的同時降低環保、能耗等市場准入門檻，使「十一五」前3年來之不易的節能減排成果毀於一旦。要把擴大內需與調整結構結合起來，通過改革創新，在不斷優化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和要素投入結構的過程中實現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正確處理經濟手段與行政手段之間的關系我國宏觀調控是在經濟體制轉軌的大背景下進行的，由於市場體系還不健全，資源價格形成機制還不完善，價格、利率、匯率等經濟調節工具還沒有完全市場化，地方財政體制與市場經濟還不相適應。在這種情況下，必要的行政手段客觀上發揮了對宏觀調控的協助和配合作用。本輪在控制投資過度擴張、土地濫用以及環境保護等方面，運用行政手段調控甚至可以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行政手段往往見效快，反彈也快，甚至還會對現行體製造成路徑依賴(尤其是土地、環境保護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行政手段的過多使用對加快市場化改革、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產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響。因此，在未來的宏觀調控中應更好地處理好經濟手段、法律手段與行政手段之間的矛盾，要通過推進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重點發揮經濟手段調控的作用。為了盡量減少宏觀調控中過多地依賴行政手段，今後在解決產能過剩、淘汰落後企業、節能減排、環境保護等方面，要應盡快完善市場准入標准體系，建立科學的行業准入制度，規范重點行業的環保標准、安全標准、能耗水耗標准和產品技術質量標准，並且通過法律手段保障這些標準的實施，防止低水平重復建設。通過嚴格的法律法規，打擊假冒偽劣，維護市場秩序，促進市場有序競爭。正確處理宏觀調控與體制改革的關系近年來，我國在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同時，宏觀經濟領域的改革不斷深化，但一些長期制約經濟增長的深層次體制和機制問題仍未解決，尤其是能源、土地、資金等一些重要資源要素價格長期偏低，由此導致「三過」(投資增長過快、信貸投資過多、外貿順差過大)問題突出，內外經濟不平衡矛盾加劇。總結本輪調控所採取的措施，大體可歸納為「五管齊下」，即管住信貸、管住土地、管住項目、管住環保、管住能耗。其中除信貸和項目分屬於貨幣政策和產業政策，其他三項實際上都是通過宏觀調控，解決由於要素和資源性產品定價過低而導致的要素和資源被濫用的問題。這些問題都屬於深化改革的范疇，試圖用宏觀調控手段解決本應該由改革解決的問題，只能是治標不治本。宏觀調控只能緩解一時的矛盾，但是不能從建立經濟穩定增長的長效機制上來解決問題。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已成為我國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但是，保增長、擴內需必須要與調結構有機結合起來，不能繼續以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粗放式增長為代價，來換取短期的經濟增長。因此，要抓住當前國際國內經濟調整的有利時機，繼續深化財政、金融、外匯管理、收入分配體制以及能源等資源要素價格改革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通過改革來推進增長方式的轉變，推進結構的改善，建立一個完善的體制和機制。要認真研究和吸取美國金融危機的教訓美國次貸危機已經演化為全球性金融危機，給全球實體經濟帶來了相當大的沖擊，其教訓值得引起我們認真的吸取和反思。一是長期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必然會埋下資產泡沫的隱患。二是穩定物價既要盯住CPI，又要關注資產價格。雖然房價和股價屬於資產價格不計入消費價格指數，但房價、股價交互上漲必然會傳導到消費物價，不利於物價總水平的穩定。尤其嚴重的是，當房價和社會最終購買力嚴重脫節、股價和公司的基本面嚴重脫節時，資產泡沫就會破滅，最終會拖累實體經濟，進而引發金融和經濟動盪。三是應該對我國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和把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的發展模式進行認真反思。這次金融危機對中國最大的沖擊就是造成出口大幅下降，由此導致經濟急速下滑、沿海大量外向型企業停產、倒閉，2000萬農民工失業返鄉，對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穩定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影響。新全球化格局下，中國以巨大的貿易優勢，使出口持續數年保持高增長，由此引來貿易順差不斷擴大和國際熱錢所形成的巨額外匯儲備，最終導致流動性過剩，進而誘發了股市和房地產的泡沫。美國次貸危機教訓表明，房地產泡沫和金融機構過度涉及該行業將造成巨大風險。目前中國銀行體系直接涉及房屋貸款的程度遠高於美國金融機構，且風險高度集中。而且中國把房地產作國民經濟「支柱產業」的定位嚴重影響了其他行業的正常發展，超額利潤使過多的「非地產」行業紛紛涉足，嚴重影響了企業科技創新的動力，削弱了中國產業長期發展的後勁。出口和房地產是拉動新一輪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兩大動力，這次金融危機的教訓向我們敲響了警鍾，中國必須盡快轉變過分依賴外需和房地產業的發展模式，向積極擴大內需、通過內需特別是居民最終消費和科技創新來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轉變。新中國60年的偉大歷程，如果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分界線，那麼前30年是凝聚全黨和全國人民的熱情和智慧，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旗幟下艱辛探索的30年；後30年是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銳意改革進取，獲得偉大成功的30年。這兩個30年的繼承與融合，使我們找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適合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新體制，並使之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不斷地發展與完善。一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所面對的是—個經歷了帝國主義殘酷野蠻掠奪和10多年戰爭烽火摧殘的中國，神州大地百孔千瘡、民不聊生、一窮二白。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起來的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新政權，最緊迫的任務，就是鞏固政權、發展經濟。我們黨及時果斷地實施迅速恢復經濟的方針，在農村盡快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在城市沒收官僚資本的企業；集中我們自己在戰爭年代形成的黨政機關、部隊、團體經營的企業；接收了蘇聯無償移交的在華企業；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徵用了它們在華的部分資產和企業，將所有這些通過民主改革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國營企業。同時，統一全國財政經濟工作；加強市場控制，平抑物價；加強對外貿易的管制和保護；建立獨立自主的外匯經營管理制度。通過這些舉措，人民政府基本掌握了國民經濟的命脈和全局，初步形成了計劃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1953年我國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經過3年時間，基本實現了農業和手工業的合作化、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國民經濟也有了較快的發展。從1953年至1956年，全國工業生產總值年均遞增19.6%，農業生產總值年均遞增4.8%，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人民生活改善。與此同時，在經濟體制上，已經建立起了一個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管理體系。1956年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系》，在經濟體制方面，強調了要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要調整政府和企業的關系，要調整收入分配關系，這是毛澤東以及中央其他領導同志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理論。1956年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為了適應新的情況和人民的需要，這種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應當以國家市場為主體，同時附有一定范圍內的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在政策放寬以後，各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很快，促進了生產，擴大了就業，增添了國民經濟的活力。1957年，國民經濟的主要指標達到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好水平。當形勢好轉以後，很多領導幹部開始頭腦發熱，「大躍進」運動開始，「共產風」盛行。此後，為糾正「共產風」的作法，中央提出並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到1965年，經濟形勢進一步好轉，工農業生產有較大增長。這30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10多年的探索，是極不平凡的。由於國際形勢的各種壓力，由於發展過程中的新矛盾新問題層出不窮，由於缺乏可資借鑒的成熟經驗，在這個探索過程中也有過不少失誤，經歷了不少曲折。盡管如此，我們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65年與1955年相比，工業固定資產增長3倍，電子工業、石油化工等一批新興工業部門得以建設和發展，農業機械增長6倍，農村用電增長70倍，高校畢業生增長4.9倍。科學技術成果突出。正如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所指出的，我們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期間建設起來的；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幹力量和他們的工作經驗，大部分也是在這個期間培養和積累起來的。特別是我們學習國外經驗，但不照抄照搬，這一點非常寶貴。同時，我們在每次失誤以後，都認真總結反思，總是注意針對具體實際，尋求解決法。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陳雲等針對經濟體制提出的不能剝奪農民，不能超越階段，反對平均主義，強調按勞分配，重視價值規律和商品生產，強調市場的作用和社會主義的多種所有制並存等重要思想和理論，不僅在當時對糾正錯誤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也為我們在三中全會以後逐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對今後深化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仍具有指導意義。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改革熱潮即在全國掀起。到1979年，安徽等省市的廣大地區推行了「包產到組」或「包產到戶」；四川德陽「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由6個擴大到100個，並進一步擴大了自主的范圍。1979年3月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提出，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這就為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經濟體制改革全面推進，市場調節逐步被廣泛使用，經濟特區成功建立，對外開放不斷深入，經濟活力充分迸發出來。此間的經濟體制改革可以分為三個步驟：「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這是突破計劃經濟體制的第一步目標；「在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把改革目標由「計劃經濟」推向「商品經濟」；「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明確了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提出市場經濟只要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1992年春，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重要講話，明確提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這為即將召開的黨的十四大從思想理論上作了充分准備。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適應供求關系的變化；通過價格杠桿和競爭機制的功能，把資源配置到效益較好的環節中去，並給企業以壓力和動力，實現優勝劣汰；運用市場對各種經濟信號反應比較靈敏的特點，促進生產和需求的及時協調。同時，也強調我們必須看到市場有其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要加強和改善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提出，是對社會主義從理論到體制的重大創新，是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的偉大創舉。根據這個改革目標，我國全面推進了生產、流通、財政、稅收、金融、價格、外貿、住房及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改革，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斷增強。此後，黨的很多重要會議對經濟體制改革不斷進行發展和完善，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設計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將黨的十四大確定的改革目標、原則系統化、具體化。1997年黨的十五大正式提出，要在2010年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002年黨的十六大著重研究了兩個重大問題，一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二是加入世貿組織，對外開放進入新階段。這就明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實行全面開放的新目標。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所有這些，都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認識的不斷深化和發展，不僅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更加系統和完整，而且回答了在經濟運行實踐中的協調性和有效性的問題。三2007年，黨的十七大對改革開放30年的偉大歷程作了科學總結,同時冷靜分析了在新世紀新階段我國所呈現的新的階段性特徵,強調指出影響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存在，改革攻堅面臨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城鄉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還有相當數量，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難度加大；對外開放日益擴大，同時面臨的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當前還存在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長方式、城鄉差距、社會利益格局變化等方面的新矛盾和新問題，要求我們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認真研究解決。近兩年國內外經濟形勢的發展證明了黨的十七大的正確判斷。面對國內新的階段性特徵和世界金融危機帶來的挑戰，要研究處理不斷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與創新。一是健全基本經濟制度，進一步加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制度基礎。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社會主義方向的根本保證。公有制主體地位，最重要的是體現在影響力、帶動力和凝聚力上。二是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活力不斷增強。科學發展觀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發展的世界觀與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經濟體制完善與創新的指導思想。我們的經濟體制，就是要從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出發，落實到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要建立公平與效率相協調的和諧發展機制，要把優化結構作為改革發展的基礎。三是完善宏觀調控，引導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行。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增強經濟主體的活力和競爭力，也要健全國家宏觀調控、完善政府的管理職能。只有這樣，才能以把握經濟規律為前提的發展的自覺性，來克服和疏導市場機制中的自發性，將市場機制的效率和功能引入經濟社會發展的正確軌道。四是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真正建立起一個有效利用「兩種資源」、應對「兩個市場」的充滿活力的經濟體制。我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實行全面開放，積極參與全球化的進程，是必要的、正確的。只要我們善於利用機遇、規避風險，就能在實現自我發展的同時，推動世界的進步。此次國際金融危機說明，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沒有改變，只是這個矛盾隨著經濟全球化而殃及全世界罷了。因此，我們必須建立和完善自身的應對機制，要關注民生，啟動內需，轉變出口拉動的增長方式；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建立一個以擺脫美國金融霸權為目標，內部體制健全、機制靈活的社會主義金融體系。在這一體系中政府有充分的救助和管理空間，能有效防範和嚴懲金融犯罪。總之，不斷改革是社會主義發展的應有之義。我們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正確運用兩個30年的理論成果和實踐經驗，正確判斷和把握當前的新形勢和新任務，不斷改革勇於創新，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強大生機和活力

『伍』 國家經濟發展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情況可以由多方面的指標來衡量，一般適用較多的是人均GDP、人均能源消費、農村人口比重、人口預期壽命、新生嬰兒死亡率、識字率等。不同的組織還制定指標來衡量各種制度環境。 其中，比如「人口預期壽命」、「新生嬰兒死亡率」能比較合理的反應出一個國家的人民生活水平狀況，是廣泛適用的衡量發展水平的指標。 衡量經濟社會發展的幾個主要指標 1、國內生產總值（GDP） 國內生產總值（GDP），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通常為一年或一個季度）所生產和提供的最終使用的產品和服務（勞務）的價值。簡單地說，就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新創造的價值的總和，作為一個國家，叫作國內生產總值，作為一個地區，就叫地區生產總值。 與GDP既相聯系又有區別的一個指標是GNP，也叫國民生產總值，是指國內居民（單位）在一個既定時期內獲得的收入總值。兩者的區別通俗一點解釋：GDP包括了境外單位或居民在我國境內創造的價值，卻不包括我國單位或居民在境外創造的價值；而GNP正好相反，它包括了我國單位或居民在國外創造的價值，卻不包括境外單位或居民在我國境內創造的價值。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經濟中，兩者基本上是相等的，而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這兩個數值是不同的。盡管在一些國家這個差別很小，那是因為總有一部分國內產值為外國人所有，而一部分外國的產值又為國內居民所有。 GDP是國際上比較通用的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一個重要指標。它能從總體上反映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2004年，我國的GDP總量在世界排名第六，排在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之後。2005年，我國的GDP總量為182321億元。）但也有不足之處，因為它忽略了一些生態環境因素和社會方面的效益。這也就造成了一些地方片面追求GDP，不惜以浪費大量資源、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這解決這一問題，國家正在研究神槍手的國民經濟指標核算體系，引入「綠色GDP」的概念，現在這一指標體系已經初步確定。據北京市試點測算，剔除資源環境等因素之後，綠色GDP數值大約為原GDP的75%左右。 盡管現行的GDP核算方法有一定不足，但它也從總體上反映出各地的經濟發展狀況。 2、人均GDP 人均GDP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最普遍的一個標准，一般地說，人均GDP高，社會福利水平也就高。國際上比較通行的標准為：人均GDP在400美元以下為貧困，達到400美元為溫飽，達到800美元為小康，達到4000美元為富裕。按照這個標准，我國除貴州以外人均GDP都超過了800美元，也就是總體上都達到了小康水平（但不是全面的小康）。 人均GDP在衡量經濟社會福利水平上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它是按市場價格來計算的，往往與真實的社會價值有一定的差距，而且也忽略了資源、生態、環境等社會價值，這就需要引入「綠色GDP」。第二，經濟福利水平取決於市場價格，不同國家的購買力也是不同的，這就需要引入「價格指數」。第三，人均GDP沒有考慮到經濟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有時人均GDP高的國家福利水平還可能低於人均GDP略低的國家，最典型的就是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比如巴西、玻利維亞、阿根遷等，人均GDP已經超過了3000美元，有的達到5000美元，但由於貧富差距太大，社會卻是動盪不安，經濟學界稱其為「拉美陷阱」，這就需要引入「基尼系數」。 3、基尼系數 基尼系數是用來判斷社會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一個指標，它的數值在0~1之間，基尼系數越小，表示收入分配越平均，0表示絕對平均，1表示絕對不平均。目前公認的標準是，基尼系數在0．3以下為「好」，0．3—0．4之間為「正常」，超過0．4為「警戒」。一旦基尼系數超過0．6，表明該國社會處於可能發生動亂的「危險」狀態。關於我國的基尼系數是多少，官方的說法是在0.4~0.45之間，有的學者認為可能已經超過了0.5，總之已經超過了「正常」范圍，這一點已經引起了高層的重視。據有關資料介紹，我國目前貧富差距較大，資料說，50個富豪的資產，就相當於5000萬農民的年收入；300萬個百萬富翁的資產，就相當於全國9億農民兩年的總收入。 4、城鄉居民收入 這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最為直接的指標。在城鎮叫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叫農民人均純收入。目前，我國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很大，而且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的收入差距也很大。2005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0493元；最高的是上海18645元，最低的是青海8058元，相差10587元；遼寧省為9108元，排名13，低於全國平均線1385元；鐵嶺市為6526元，低於全省平均線2582元，低於全國平均線3967元，比全國最低的青海省還少1532元。農民人均純收入，全國平均為3255元；最高的也是上海8342元，最低的是貴州1877元，相差6465元；遼寧省為3690元，排名第九，高於全國平均線435元；鐵嶺市為3756元，分別高於全省和全國平均線66元和501元。再從城鄉差距看（也許有不可比性），全國城鄉差為7238元，遼寧省相差5418元，鐵嶺市相差2770元。 5、恩格爾系數 它是世界上比較通用的衡量國民生活質量的一個指標。它是指用於購買食品的支出占整個支出的比例。通用的標准為：恩格爾系數高於60%為貧困，60%~50%之間為溫飽，50%~40%為小康，40%~30%為富裕，30%以下為最富裕。2005年，全國城鎮為38.5%，農村為41.9%，城鎮最低的是重慶和內蒙古31.4%，最高的是西藏53.9%，農村最低的是北京32.8%，最高的是西藏60.3%；遼寧城鎮為38.8%，農村為41.6%。 其他不重要

『陸』 國際貿易與國家經濟發展的關系

（復制粘貼型回復）
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所撰著的《2003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報告》一書，已由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出版。該書是李曉西主持的商務部（原外經貿部）委託的重點研究課題的成果。作者沿用世界銀行發布研究報告時數據前移兩年的慣例，對截至2001年底的中國經濟市場化進程進行了調查和評估測度，填補了國內在這方面研究的空白。該書的突出特色表現在：
第一，客觀確定市場經濟的標准，並對中國市場經濟現狀進行了評估。市場經濟有其內在規定性，但它又是以豐富多彩的現象表現出來的。各國經濟基礎、文化傳統和發展階段不同，市場經濟的形式甚至部分內容也必然不盡相同。我們既不能因差異而否定市場經濟標準的客觀存在，也不能把市場經濟標准絕對化、簡單化。該書從國內外市場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現實出發，借鑒美國、歐盟、加拿大反傾銷對市場經濟標準的法律規定，得出了5條帶有共性的市場經濟標准。第一，政府行為規范化，即資源由市場配置，資源的使用和定價由市場決定，政府尊重和保護經濟主體在經營方面的自主權，對企業公平對待。第二，經濟主體自由化，即企業產銷活動的行為是市場化的。第三，生產要素市場化，即生產要素價格由市場決定。第四，貿易環境公平化，即市場交易活動是自由的，市場基礎設施、市場立法和司法健全。第五，金融參數合理化，即利率和匯率由市場形成，企業換匯及存匯方式有自主權等。
對照這五條標准，該書認為，從政府作用上看，中國的政府職能已從服務於計劃經濟轉向服務於市場經濟，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政府不再直接干預企業的具體經營活動。從企業權利與行為看，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國有企業市場化程度大大提高，非國有經濟成為支撐國民經濟的重要力量。從投入要素看，生產資料市場逐步建立，勞動力市場、房地產市場穩步發展，技術市場、信息市場逐步形成。商品、生產要素和服務品的價格絕大多數由市場形成。從貿易環境看，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已基本建立，自由交易的機制正在形成，中介組織的發展明顯加快，市場的管理與監督不斷改善與加強。從金融參數看，我國正在推進這方面的改革，利率正在市場化，以市場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正有效地發揮著作用。這意味著我國已經是發展中的市場經濟國家。
第二，全面評估中國市場經濟的量化程度。目前，中國是世界上反傾銷的最大受害國。市場經濟地位是反傾銷調查確定產品傾銷幅度時的一個重要概念，因此，按照國際公認的標准，對我國目前的經濟體製做出明確的量化認定已成為當務之急。該書借鑒國際測度思路和方法，測算出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程度到2001年底已達到69％，認為中國是發展中的市場經濟國家，而不是一些國家所說的「非市場經濟國家」，從而客觀公正地反映了我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

『柒』 中國經濟的發展對中國的影響

一方面，這對中國有利:

1、國民經濟的整體實力經歷了由弱到強、由小到大的歷史性轉變。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地位和影響力顯著提高。

2、人民的生活已經實現了從貧困到總體福祉的歷史性跨越，並且正在朝著總體福祉的目標前進。

3、經濟結構從低水平向高水平、從不平衡向相對平衡進行了大幅度調整。經濟發展的協調性顯著增強。

4、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由弱到強，跨越式發展，支撐經濟發展的能力明顯增強。

另一方面，對國家不利:

1、能源消耗嚴重，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問題日益突出(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實行粗放式經濟增長模式)。傳統的煤炭資源開發模式不僅浪費資源，而且造成環境污染，降低企業經濟效益，給社會經濟發展造成巨大損失)。

2、對國民經濟宏觀調控能力和法律法規的挑戰。(二)城市化進程中亂佔耕地現象嚴重，造成城市土地佔用過度擴張而造成的農田破壞和佔用；城市化、重建和拆遷過程中政府控制不力，導致許多城市發生違法建設，獲得國家補償極為普遍。

3、各種收入差距仍在擴大(社會矛盾正在加劇)。

4、中國產業結構不合理的問題依然突出(表現為農業基礎薄弱、製造業規模大而薄弱、服務業發展滯後)。主要由第二產業，特別是工業驅動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沒有根本變化)。

(7)國家經濟發展相當的是擴展閱讀：

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發展成就

一、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

中國的經濟奇跡是建立在中國耀眼的經濟發展成就基礎上的。從數量規模上看，1978年改革開放伊始，中國的經濟規模僅有3679億元人民幣；而到2017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名義）已經高達82.71萬億元人民幣，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整體提高

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中國近40年的經濟增長確實稱得上是一大奇跡。

從人均GDP水平的角度看，1978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381元人民幣，僅為同期印度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二，是當時世界上典型的低收入國家；而2017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高達59660元人民幣（近8800美元），已經躋身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

從社會生活水平的角度看，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使得中國在能源、交通運輸、郵電通信、科教文衛等基礎產業、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取得諸多輝煌成就。

三、綠色發展與可持續發展

以碳排放減少為例，據《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2017年度報告》，最近十年間，中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減少了將近41億噸二氧化碳的排放。顯然，中國的綠色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經濟轉型升級已經初顯成效。

『捌』 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1、自然因素：自然資源的特點和在人類生產與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決定了一個國家所擁有的自然資源的數量、質量和構成及其分布狀況，對經濟發展關系極大。

2、人口數量：人是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統一，人口發展必須與物質資料生產發展相適應。

一方面，人作為生產者，是社會生產力的主體，一定的人口數量是經濟發展所不可缺少的，適當的人口增長也是推動經濟發展的一個因素。另一方面，人作為生產者又是有條件的，不僅要同生產資料相結合，還要受年齡、體質和技能的限制。

3、科學技術：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不僅是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其他方面也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

4、文化教育：對人力資源的開發是通過人力投資實現的，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體力投資，一是智力投資。教育是對人的智力投資，是提高人力資源質量的各種途徑中最重要的途徑。

(8)國家經濟發展相當的是擴展閱讀：

經濟發展的財富增長體現在國民生產總值，費用與時間在流通、管理、服務等環節的分配與效率直接影響生產的質量與效率；因而，管理、服務與流通等環節越是精簡、廉潔和有效率，就越能促進經濟發展。

生產要素變化包括數量增加、結構變化、質量改善等，實現經濟增長的方法和模式。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容既包括經濟增長方式的內容，還包括產業結構、收入分配、居民生活以及城鄉結構、區域結構、資源利用、生態環境等方面的內容。

就當代經濟而言，發展的含義相當豐富復雜。發展總是與發達、與工業化、與現代化、與增長之間交替使用。 一般來說，經濟發展包括三層含義：

1.經濟量的增長，即一個國家或地區產品和勞務的增加，它構成了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

2.經濟結構的改進和優化，即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技術結構、產業結構、收入分配結構、消費結構以及人口結構等經濟結構的變化；

3.經濟質量的改善和提高，即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效益的提高、經濟穩定程度、衛生健康狀況的改善、自然環境和生態平衡以及政治、文化和人的現代化進程。

經濟發展是通過經濟結構的改進和優化、經濟質量的改善和提高達到經濟量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