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富二代應該接管家族企業嗎
現在國內對於家族企業第二代的去向一直擔憂，第一代企業家希望孩子接班，但是第二代希望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第一代企業家不放心交給別人管理，而第二代認為海外家族企業普遍是職業經理人管理企業，也沒有什麼不妥。當然，第二代最關鍵的還是想要擺脫依靠家族的影響力，想證明自己不是類似啃老族，而是想證明自己離開家族企業也是能夠有能力創出一番事業來的。有的第二代想通過別的行業、企業的經驗，來豐富家族企業。有的第二代想多學點別的行業知識，將來一旦接班了，就變成沒有機會接觸外界行業的直接經驗了。富二代的64%人群得到最好的海外教育，46%選擇自己創業，30%選擇受聘，86%大學本科以上學歷。筆者認為，富二代不選擇接管家族企業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依據如下。 實際上，第一代企業家發家之後，基本上都給子女進行了很好的學習，本科、留學、商學院、管理學院等等，基本上是不缺的。有的企業家第一代還給孩子們進行各種研修班、金融班培訓，比如投資、藝術、禮儀等，還邀請一些成功接班者來給學員分享經驗。但是，這些並沒有告訴富二代如何把家族企業進行升級換代，或者說該如果突破家族企業的經營思路，雖然學了一些國際商學院管理經驗，懂得制度管人與家長制管人的差異性。但是對於企業是生存在與各行各業打交道的道路中，生存在國內外央行、財政等政策的打交道之中，生存在匯率風險、利率風險、收入、債務、經濟增長增速、關稅、企業稅、配套產業、品牌等活生生的經濟環境中，並沒有很好的認識，這些是經濟學家研究的課題。但問題是，許多經濟學家只研究單個行業，或者僅僅研究國內經濟，或者僅僅研究國際經濟，或者研究企業的某一個方面比如上市、內部管理、外貿、質量、商標、文化、人力資源、融資、投資、股權、董事會組織改革等等。但是這些並沒有涉及本企業行業、國內外經濟政策大環境、與各行各業的相互影響、與跨地域經濟市場的影響等等，所以，把企業當成真空中生存發展了。 企業海外投資最大的風險是匯率風險，許多企業海外投資就敗在這里，中鋁收購力拓就敗在這里，股改專家張衛星炒黃金爆倉就敗在這里，中航油新加坡對賭燃油巨虧也是敗在這里。第二大風險是海外消費市場的風險，消費市場消費能力是上升、下降、持平？還是快速上升、快速下降？還是慢速上升、慢速下降？這些市場如果進一步細分，比如高收入低增長、高增長低收入、中增長中收入，比如一個城市的市中心和邊緣消費能力不同，比如一個國家一線城市與二三線城市消費能力不同，比如消費審美習慣、環境、文化、宗教等的特殊性的不同，只有與市場緊貼，才能沒有風險，否則，變成投資就有風險了。第三大風險是經濟增長趨勢預測風險，企業家海外投資也好、並購也好、采購也好，都是通過企業家海外考察數十次或好幾年，然後決定投資與否、並購與否，中國平安收購歐洲富通巨虧就是因為沒有內部經濟學家指導，變成盲目收購，這時世界經濟衰退了，於是就敗在這里。 很明顯，匯率風險、消費市場風險、經濟增長趨勢風險是大的風險，而企業文化風險、資金鏈風險、整合消化風險是小的風險，國內外經濟學家們、企業家們把海外投資風險看成文化風險，顯然是忽略了大的風險，像太陽能產品銷售到歐洲的企業家們都知道匯率風險才是最大的風險，稍不注意不但白乾，而且連利潤率擦乾還倒貼，於是他們通過買期權或套保方式，僅僅扳回匯率損失總額的20%，如果他們擁有歐美元匯率趨勢預測專家指導，那麼，他們在歐元匯率上的損失的70%可以撈回來，這說明，金融工具迴避風險作用比較少，這些家族企業富二代也好、第一代企業家也好，國內央企、國企、民企也好，都無法了解歐美元趨勢，連最基本的企業內部經濟學研究機構都沒有，所以，失敗是家常便飯，即使弄對了，也並不代表常勝或勝率比較高，比如大連萬達在商業地產上早期是一個成功的模式，但是沒有門檻，變成大家模仿，造成過剩，現在已經失靈，王健林後續的五星級酒店連鎖、百貨連鎖、影院連鎖、國內十大文化旅遊旗艦中心均顯示出戰略失靈，為什麼？就是因為萬達沒有經濟研究機構。哇哈哈宗慶後造飲料卻進入零售業娃歐商場失敗，台商郭台銘代工卻進入零售業萬馬奔騰家電連鎖失敗，愛國者聯盟進軍歐洲失敗，均是因為企業內部沒有經濟研究機構。 筆者認為，企業家成功僅僅是獲得某行業的直接經驗，而各行各業的間接經驗是企業家無法獲得的，這對企業家來講無疑是盲人了，但是這些企業家們卻頻頻在行業外狂投、豪投，以為自己成功了，所以普遍認為投資並不難，結果我們看到的卻是，宗慶後、郭台銘、榮事達進入洗衣機、美菱冰箱的森林戰略、國內鋼企海外投資鐵礦開采就虧損等的失敗，一旦跨業，這些企業家比老百姓好不了多少，不過擁有巨資，於是進行補救，聘請對口的專家、機構、企業來進行介入管理。比如宗慶後與海外百貨業巨頭合作。實際上這是臨時抱佛腳，因為企業內部缺乏專業的經濟研究機構。 筆者認為，第一，研究國際國內宏觀經濟，第二，研究企業本行業國內外趨勢，第三，研究本企業的經濟、管理、戰略、技術、品牌等情況。把三者整合一體化研究，提供對企業有利的戰略建議、融資建議、投資建議、采購建議、並購建議等等。三星今年第二季度為何打敗蘋果？三星90多億美元利潤，而蘋果僅69億美元利潤，筆者認為，就是三星擁有經濟研究院，而蘋果沒有，變成蘋果技術研發是企業領導的個人推動，而非來自世界經濟研究、行業研究、本企業研究後的理性推動。當然三星還沒有做到最好，三星經濟研究院成果僅僅是傳遞給三星高層參考，如果三星經濟研究院主管進入三星高層管理者之一，那麼，三星打敗蘋果的時間有可能就大大提早了。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發現家族企業富二代未必是接家族企業的好料，雖然學習了一點西方管理學、營銷學、經濟學，但是對於如何指導企業與各行各業、全球各國市場、同行企業的角斗並沒有一個全局的戰略，對於海外風險的認識被國內外管理學院、商學院、金融班的教授們誤導，被國內外經濟學家們誤導，他們認為海外風險最大的是文化，看完了上文，你會覺得這是井底之蛙的視野，他們看不到匯率、消費市場、經濟增長趨勢才是最大的宏觀經濟風險，也是企業的最大風險。所以，企業建立自己的經濟研究機構，聘請專家指導或坐鎮，如此富二代才可以接管家族企業，迴避風險。如果沒有設立經濟研究機構和經濟專家指導或坐鎮，那麼富二代接管企業也沒有多大意義，新希望劉永好邀請華南理工大學管理學教授陳春花擔任六和聯席董事長兼總經理協助女兒劉暢，筆者認為，如果不擴張，僅僅是企業內部管理，沒問題，如果企業要對外投資、擴張、采購、外貿、並購等問題時，那麼管理學教授就不能讓企業迴避外部的各種風險了。所以，劉永好這步棋意義不大。 作者簡介：吳東華，商務部中國企業走出去研究中心顧問，預測歐美元趨勢第一人，第一整合專家，印度經濟專家，外貿專家，世界經濟專家，創立「解購論」來淘汰「並購論」，提出第四駕馬車來給中國各地政府和企業整合轉型，成為中國政府和企業轉型的第一導師。協助各地政府整合把脈，把脈企業投資風險，風險並非如國內外專家所言在於文化，而在於未來預測、多層次經營與否以及能否隨機應變的整合。
② 我國家族企業的成長模式
一、我國家族式企業的文化特徵
根據美國著名管理史學家錢德勒的定義，家族式企業是指「企業創始者及其最親密的合夥人（和家族）一直掌有大部分股權。他們與經理人員維持緊密的私人關系，且保留高階層管理的主要決策權，特別是在有關財務政策、資源分配和高階層人員的選拔方面」[1]。在錢德勒的定義里，家族式企業具有兩方面含義：其一是經濟含義，強調企業所有權和控制權的歸屬；其二是非經濟含義，或者說文化含義，強調特殊的人際關系（親密的合夥人和家族）及相應的觀念和規范。這兩方面含義相輔相成，將企業和家族這兩個關鍵詞有機融合在一起。基於此，人們不難理解，家族式企業實際上是一種混合型組織形式，它既有經濟組織的特徵，又具備非經濟組織的特徵。就其作為一個有著正式制度安排的企業而言，家族式企業具有自己鮮明的經濟特徵，具體包括技術特徵、產權特徵和管理特徵等；而就其作為一個擴大的家庭而言，家族式企業又是一系列非正式制度安排的集結，內嵌於特定文化傳統之中的家族關系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安排恰恰是在企業正式契約停止的地方，開始它對交易的治理。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家族式企業的非經濟特徵或稱文化特徵，將它與其他類型的企業區別開來。因而，對於我國家族式企業一般特徵的刻畫，必須從其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特徵開始，並兼顧文化特徵和經濟特徵的融合。
我國家族式企業一方面深深植根於中國以家庭和血親為核心的文化傳統之中，另一方面又深受中國近代以來獨特的現代化歷史發展軌跡的影響。就中國的文化傳統而言，「家」是最核心、也是最有生命力的觀念。人們對家和家族的認同大大超過對社會和各類其他正式社會組織的認同，家族血緣關系成為潛在的社會原則，家長是家族中必須絕對服從的權威。以此為核心形成的社會文化也可以稱之為家文化，它典型地具有費孝通所說的「差序格局」的特徵[2]，以「己」和「家」為中心，外推出去，確立起人與人的社會關系的等級序列，這個序列是特殊主義取向的，不鼓勵家族成員為家族以外的人或組織承擔責任及共享權利，序列中的行事方式具有專斷性和隨意性，人們對未來的可預見性極低。雖然近代以來，中國的家文化受到極大沖擊，特別是建國後農村經歷了一次次社會運動，強制性地斬斷和淡化了農村中同宗族同姓氏人們之間基於血緣關系的認同意識，使社會人際關系結構發生了一系列明顯改變；但是，在社會變遷中，舊傳統的某些層面有時會被再度提出和強調，以解決文化斷層的危機和建立新的集體認同。改革開放以來廣大農民以各種方式尋求對血緣群體（即宗族）的重建就是一個典型例證[3]。
改革開放後我國家族式企業的成長軌跡，既明白地顯示了我國文化傳統中家文化的印記，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傳統家文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復甦和重建的歷程。一方面，家族式企業的文化特徵是家的觀念和企業觀念並重，家業與企業一體化，家族成員有相同或相近的血緣關系，接受相同的家族文化熏陶，有著相同的家族價值觀念和利益目標的追求，彼此之間存在天然的信任關系，明白企業的命運與家族的前途休戚相關。這種文化特徵決定了家族式企業在一定程度上更容易團結一致，具有較強的生命力、抗震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我國家族式企業在創業和發展過程中，外部面臨經濟體制轉型、社會規則變更的歷史大背景，除了創業本身的艱難外，由於社會和經濟體制轉型帶來的不確定性和風險，也使得「家」和家族關系成為企業最有價值的創業和發展資源，正如沈陽飛龍有限公司總裁姜偉所說：「企業創業初期，市場競爭激烈，風險大，除了家裡人，沒人願跟著你冒險；其次是法制不健全，管理企業必須要可靠之人，除了家裡人，其他人都很難讓人放心[4]。」因而，家文化的復甦和重建自然就成為我國家族式企業創生和發展的伴生物。
一個以家文化為核心的「差序格局」社會，是由無數私人關系搭成的網路。網路是某種在時間流程內相對穩定的人與人之間相互關系的模式，其特徵就是相互聯系和互利，是社會關系與金錢交易的密切結合。網路恰恰體現了我國家族式企業文化特徵的本質所在。雷丁曾揭示了華人企業家和組織行為的文化網路源泉，他關於華人企業組織行為的重要結論是「弱組織和強網路」。所謂弱組織指的是華人企業以家庭企業為主要組織形式，強網路指的是華人企業之間以信譽為基礎的聯系具有長期穩定的特點。雷丁把家族式企業作為中華文化對經濟行為影響的表現，並且認為家族式企業與現代企業組織形式相比是軟弱的。但是這種家族式企業能夠取得成功的原因是網路關系彌補了組織軟弱的不足。在市場機制不完善、市場調節能力有限、社會規則不健全以及規范性信息不完全的情況下，強網路可以被視為一種具有明顯優勢的廉價組織資源[5]。但是，當情況發生變化，特別是伴隨我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和市場機制的進一步完善，信息的規范化程度將大大提高之後，家族式企業的強網路特徵反而有可能成為其發展規范性正式組織形式的重要障礙因素。
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霍爾曾將文化區分成「高文本文化」和「低文本文化」，前者是指社會中傳播的信息是清晰和非人格化的，人們通過各種契約來規范各自的行為，其中所蘊涵的信息往往是書面的、正規的，可以輕易通過各種渠道傳遞而不會損失其中的信息含量，也就是以規范性信息為主；而在低文本文化中，人們更喜歡作含糊和間接的交流，而且信息交流較多依靠事先人們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共識，經常是三言兩語就能使對方明白，但是同樣的這些信息交流對於外人來說則是非常含糊和不充分的，人們通過各種人際關系來規范行為，即以非規范性信息為主[6]。當然，霍爾的文化分類只具有相對的意義，它們實際上代表了社會文化的兩種極端類型，而現實的文化總是處於這兩個端點的中間某處，要麼偏向於高文本一端，要麼偏向於低文一端。因而，當人們說某某社會屬於低文本文化時，實際上指的是它在霍爾的文化類型譜繫上更偏向於低文本一端，而不是說其中就沒有高文本的成分，反之，對於高文本文化也是一樣。
無論高文本文化還是低文本文化都是歷史的產物，不同的社會歷史發展路徑決定了不同的社會文化類型。但是，文明的進程和現代化的走向似乎指示著從低文本文化向高文本文化的演化道路，至少從低文本和高文本二者在社會文化中所佔的比重來看，社會發展的結果是高文本的比重在日益提高。我國改革開放20年來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歷程已經印證了這一點。在目前我國社會文化「高文本」程度不斷提高的情況下，我國家族式企業的文化特徵也同樣處於變化之中。無論是雷丁的「弱組織和強網路」還是霍爾的「高文本文化和低文本文化」，都在一定程度上為我們理解這種文化特徵的變遷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透過它們，我們可以比較清楚地刻畫我國家族式企業的文化特徵及其流變，而且以此為基礎，還可以進一步得到對於我國家族式企業經濟特徵的更為全面的認識。因為，通過前面的分析不難看出，文化特徵是理解我國家族式企業經濟特徵的鑰匙。
二、我國家族式企業的經濟特徵
初始的創業環境和我國家族式企業所深植其中的社會文化背景，決定了我國家族式企業的基本經濟特徵。總起來說，這些特徵主要表現為，企業產品結構簡單、技術水平較低、產權相對清晰、組織結構扁平、管理成本較低、經營相對靈活、管理決策的隨意性較大等。雖然伴隨企業的不斷成長，一些具有一定規模的家族式企業，尤其是已經上市的家族式企業，它們的經濟特徵已經越來越接近於現代企業制度所共有的特徵，但是，由於受家族導向的文化特徵的深刻影響，這些企業的經濟特徵仍不可避免地打上家族印記。具體地，我們可以從技術、產權和管理三個方面對我國家族式企業的經濟特徵進行分析。
（一）技術特徵
家族式企業的技術特徵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企業發展最初選擇進入的產業對企業技術水平的要求以及企業成長過程中技術創新程度和產業擴張狀況，二是指企業人力資本擁有情況，特別是專業技術和管理人員的擁有情況以及企業整體人員素質。
就我國家族式企業所選擇的產業技術水平而言，以私營企業比較發達的浙江省為例，根據浙江省工商聯的調查統計，浙江省具有家族性質的私營企業所在的行業構成情況是：企業注冊開業時，從事製造業的佔66.6%，其次是商業餐欽業佔8.1%，再次是社會服務、農林牧漁和建築業，分別為5.8%、4.9%、3.6%，在文教體衛和科研技術領域發展的私營企業比例相對較低，而到1998年底，私營企業從事的主要行業仍然是製造業，從事房地產業和科研技術業的企業比例有所上升。（詳見表1）這既體現了行業的競爭態勢和產業結構的調整狀況，也反映了我國家族式企業的技術構成對企業後續發展所起的潛在決定作用。另外，企業的因定資產構成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國家族式企業的總體技術水平。（如表2所示）
表1 浙江省私營企業從事的主要行業構成情況[7] 單位：%
附圖
表2 浙江省私營企業固定資產構成[7] 單位：萬元
固定資產 〉20 20-50 50-100 100-500 500-1000 1000-5000 5000以上
比率 7.2 13.1 12.1 37.0 13.8 14.8 2.0
總體來說，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我國家族式企業主要選擇進軍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不被社會看好的第三產業，即服務行業。9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進一步完善，第三產業獲得迅速發展，其中高科技信息產業的發展尤其令人矚目，越來越多的新生代私營企業家選擇進入這些朝陽產業。我國家族式企業創業之初的技術選擇，對企業可持續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隨著我國產業結構調整，這種影響會日益彰顯。
就我國家族式企業的人力資本構成而言，同樣以浙江省為例，調查數據顯示，到1998年底，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佔全體員工的比率都低於10%，比企業注冊時均有所下降，而且企業大學生和研究生的擁有量加起來尚不足企業員工的1%（詳見表3和表4）。
表3 浙江省私營企業人數及其構成[7]
附圖
表4 浙江省私營企業員工中學歷人員和職稱擁有者的構成情況[7]
人才 研究生 大學生 大專生 中專生 高級 中級 初級
比率 0.035 0.97 2.26 3.53 0.36 1.63 3.52
技術水平對企業發展的意義不言而喻。從企業人員構成上，已經不難發現我國家族式企業的技術力量薄弱，其結果必然是產品科技含量低，缺乏競爭力，企業在很大程度上仍只能依靠粗放型的外延擴大再生產。技術力量不足、而又忽視人力資本投資已經成為我國家族式企業進一步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正如史玉柱在他撰寫的「我的四大失誤」中所言，「我沒有把主業的技術創新放在重要位置，忽視了技術創新這一巨人電腦的生命線」。
（二）產權特徵
一般而言，現代產權制度應包括產權清晰、產權結構多元化、產權可交易性、產權設置具有激勵功能等基本要素。以此為參照，可以發現我國家族式企業的產權特徵主要表現為，一方面，產權的存量相對清晰而增量分割不清晰，因而產權設置缺乏調動積極性的功能；另一方面，產權結構比較單一，流動性和可交易性較差。這樣的產權特徵在我國家族式私營企業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國家族式企業的成長。
我國大多數家族式企業的初始存量產權的設置是相對清晰的，但是，由於家族式企業普遍存在著所有權和經營權不分的情況，因此，伴隨著企業的成長，在增量產權的分割上就變得越來越不清晰，從而也就喪失了產權所應有的激勵功能。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8]：
第一，出資人之間增量產權分割不清。這普遍存在於兩個以上出資人所形成的私營企業中，出資人初始的資本存量是清晰的，但他們同時也是企業管理者，由於能力不同、崗位不同，貢獻也就大不相同，但在增量的分割上卻只考慮原有資本金存量的比例，很少考慮到人力資本的作用，股權結構並不隨企業的成長而變化。這種增量產權的分割不清造成的產權激勵弱化甚至喪失，是我國相當一部分家族式企業中途夭折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出資人管理者與非出資人管理者之間增量產權分割不清。在大部分家族式私營企業，出資人管理者可以享有剩餘索取權，參與企業的增量分配，而非出資人管理者只能享有勞動收入——工資。這使得非出資人管理者的積極性大受挫傷，這也是家族式企業難以聘到優秀的經營管理和技術人才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職工之間的增量產權分割不清。由於職工的累計履職年限、工作業績沒有考慮到分配中去，而只是單純地按崗位分配或拿計件工資，這實際上是抹殺了職工對企業整體的連續性累積貢獻，同樣也屬於增量產權分割不清。
上述三個方面的增量產權分割不清，在我國家族式私營企業是較為普遍的現象，如果考慮到增量最後也會形成為企業的資本存量，那麼，由於增量產權的分割不清最終也會導致存量產權的不清晰，從而嚴重抑制我國家族式企業所應有的產權效率。
另外，我國大多數家族式企業目前主要沿用單人業主制、合夥制等經營形式，其產權結構是單一主體，屬於業主或家族所有自然人產權，基本上是所有者與經營者同一、所有權與經營權合一的狀態。（詳見表5）在企業初創階段，產權結構的單一化有一定的合理性，它減少了經營上的制約因素，保證了經營方式的靈活性，提高了決策的機動性和敏捷度，且有利於技術、工藝和財務的保密。然而，伴隨企業的成長和經營規模的不斷擴大，這種單一化的產權結構，往往不利於社會資本順利進入企業，特別是金融資本和人力資本，阻斷企業進一步發展的源泉；而且，這種產權結構也缺少社會化的監督機制，使企業承擔著過大的風險，不利於企業走向管理科學化的現代公司制。
表5 我國私營企業股東構成情況[9]股東名稱 所佔份額% 以何種情況投資入股私人股東： 約92私人業主 66 資金同性兄弟（2-3人） 14 資金異性兄弟（2-3人） 3 資金技術人員（2-3人） 3 贈送技術股管理人員（2-3人） 3 贈送管理股其他人員（若干） 3 集資入股城鄉集體股份 2 資金或其他其它法人股份 2 資金或其他鄉村、城鎮政府 1 其他海外投資股份 1 其他其它 1 其他
（三）管理特徵
我國家族式企業的管理特徵集中體現在企業用人、管理權配置和決策方式上。從已有的調查數據來看，我國家族式企業的管理特徵深受其文化特徵的影響，家長和和家族網路是選用人才、配置管理權和進行決策的基礎，可以說，「家庭化」管理是家族式企業最基本的管理特徵。如表6和表7所示，我國家族式私營企業的管理人員50%以上來自家族和關系網路，而業主的已婚配偶和已成年子女也有相當比例從事企業管理工作。更具有代表性的是，管理人員的選用標准有70%以上是考慮「人情」方面的因素，而不是注重能力和技術（詳見表8）。另外，表9也表明，家族式企業的重大經營決策和一般管理決定50%以上是由業主作出，這在相當程度上反映出家族式企業管理和決策過程的非科學化傾向。
表6 我國私營企業員工進入企業渠道情況（單位%）[9]
附圖
表7 我國私營企業內部管理中親屬任職情況（單位%）[9]
擔任管理工作 負責購銷
已婚業主配偶 50.5 9.8
已成年子女 20.3 13.8
表8 我國私營企業主對不同人員的選用標准（單位%）[9]
選用標准 老實可靠 關系密切可信 關系戶 有技術 有關系網 其他
管理人員 32.2 43.1 0.8 21.8 1.0 1.0
技術人員 12.8 11.3 0.8 74.4 0.4 0.3
工人 65.7 10.8 4.6 15.5 1.9 1.5
表9 1997年被調查私營企業重大決策和一般管理決定產生的方式（單位%）[9]
經營決策 一般管理決定
業主本人 58.8 54.7
業主和主要管理者 29.7 34.5
業主和其他人 0.3 0.4
董事會 11.0 10.0
其他人 0.2 0.4
合計 100.0 100.0
著名管理學家德魯克曾指出，家族式企業要想生存和保持有效運作，在高層管理人員中，無論有多少位家庭成員，也無論他們多麼出色，也至少要有一位非家族成員。很顯然，德魯克此語的潛在含義在於，以家族血緣關系為基礎的管理，存在親情代替規則的傾向，它會使企業選擇管理和技術人才受到極大的局限。在一個缺乏內部管理和技術人才競爭機制的企業，它的未來發展將會受到嚴重製約。因而，對於我國家族式企業而言，改變目前以「家庭化」管理為核心的企業管理特徵，加強職業化、科學化的企業內部管理體系建設，利用規范化的組織理性的力量來彌補個人知識、能力和控制幅度的不足，就成為企業實現「二次創業」、走可持續成長道路的關鍵。
三、我國家族式企業的成長模式
我國家族式企業的創業模式大致相同，基本上都經歷過一個由創業者及其家人或親友靠自有資金、選擇技術含量低勞動密集型產業白手起家的艱苦奮斗過程。但是，隨著資本原始積累階段的完成，當企業開始所謂「二次創業」，進入成長期時，不同的家族式企業由於經濟特徵和文化特徵上的差異，它們所選擇的成長模式卻大不相同。考慮到經濟特徵對於企業成長的基礎性制約作用，我們在已有文獻分析和對浙江省部分家族式私營企業實地調研的基礎上，根據我國家族式企業在「二次創業」的成長過程中技術特徵、產權特徵和管理特徵變化上的不同側重點及其組合情況，總結出我國現階段經濟過渡時期家族式企業成長的四種模式，它們分別是：基於技術創新的成長模式、基於制度創新的成長模式、基於管理創新的成長模式和混合型成長模式。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這四種成長模式並非涇渭分明，它們只不過是為了說明的方便所進行的相對性區分。不同的成長模式只說明企業在「二次創業」的成長階段相對來說比較側重於某一類經濟特徵（如技術特徵）的改變，而其他經濟特徵也並非不發生變化，只不過它們的變化處於相對從屬地位而已，四種成長模式不能做絕對的理解。
（一）基於技術創新的成長模式
一般而言，由於資金、技術和人才等方面的限制，家族式企業在「一次創業」過程中所選擇進入的產業往往都是勞動密集型的簡單加工業或服務業，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都比較低，也缺少自有品牌，企業自主技術能力和創新能力都不強。當企業經過若干年的發展，積累了資金、形成了一定規模之後，要想進一步拓展成長空間，提升市場競爭力，擁有自主技術能力、形成自主品牌的產品組合就顯得非常重要了。此時，很多家族式企業選擇投資於技術創新、建立自主技術能力、改變企業技術特徵，來作為「二次創業」的突破口，進入新的成長階段。這種以改變企業技術特徵為前提，強化企業技術創新以及相應的技術創新體系建設，並以此為基礎帶動制度和管理變革的企業成長模式，可以稱之為基於技術創新的成長模式。這種成長模式的基本路徑是：資本原始積累→技術創新→制度和管理創新→現代企業制度→成長空間的拓展。其特點是集中投資於新產品開發，以新產品進入新產業，以新產品創自有品牌，以引進人才和技術創新體系建設帶動企業制度和管理的全面創新，從而實現企業由家族制向現代企業制度轉型。
基於技術創新的成長模式的一個典型例子是浙江德力西集團。德力西集團在「二次創業」過程中高度重視和大力推進自主技術創新及企業技術創新體系建設，以年銷售總額的3%的資金為主，建立「德力西科技創新基金」，實行科技成果內部轉讓制，回補和擴大基金；並以此為突破口開展股份公司制改革、重組內部組織管理體系、構建市場營銷網路；從而使企業開始從仿製技術向專利技術和高新技術發展，逐步實現低壓電器和成套電氣設備的電子化、智能化、組合化，產品的品牌認同度和市場競爭力大幅度提高。同時，伴隨公司制改革和內部管理體系重組，職業經理隊伍迅速擴大，家族制和現代企業制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企業管理科學化程度大大提高。德力西集團在技術創新推動下順利進入新的成長階段[10]。
（二）基於制度創新的成長模式
企業制度創新的核心內涵是產權制度創新。我國大多數家族式企業的產權特徵決定了這些企業要進入新的成長階段，必須跨過產權改革這個門檻。當企業選擇以產權改革作為「二次創業」的突破口，並以此帶動技術和管理創新，實現企業可持續成長時，也就是選擇了基於制度創新的成長模式。這種模式的基本內涵包括，實現產權結構的多元化乃至公眾化，建立完善的董事會，完成所有權、經營權和監督權的有效分離，在些基礎上強化技術創新，加強內部管理，建立起科學化的決策和管理體系，最終提升企業競爭力，拓展成長空間。基於制度創新的成長模式的基本路徑是：資本原始積累→以產權改革為核心的制度創新→技術和管理創新→現代企業制度→成長空間的拓展。其特點是首先啟動產權改革，以產權結構的多元化吸引社會資本，帶動企業內部管理變革和自主技術能力體系的構建，從而進入企業成長的新階段。
浙江正泰集團「二次創業」過程中以產權改革為核心的制度創新，經歷了從合夥經營到引進外資、從集團化到股份制改造的發展歷程，股權已經基本突破了家族式的制約。目前集團106名股東，有早期的創業者、被兼並企業的創業者、發揮重大作用的管理者和技術骨幹，董事長南存輝的股權只佔25%。產權結構多元化之後，正泰集團的內部管理體系也隨之發生了變化，經驗管理讓位於科學管理，職業經理取代了家族網路；不僅如此，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也得到高度重視，研究開發經費占銷售額比例達到3%以上。目前正泰集團已開發新產品100多項，榮獲國家專利10多項，大大提高了企業競爭力[11]。正泰集團選擇了典型的基於制度創新的企業成長模式。
（三）基於管理創新的成長模式
我國家族式企業的管理特徵集中體現在「家庭化」管理，企業決策權和控制權配置完全建立在家族網路基礎上，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業管理科學化進程，使企業的成長舉步維艱。因而，突破「家庭化」管理的瓶頸也就自然成為許多家族式企業尋求「二次創業」的新起點。基於管理創新的成長模式強調首先打破「家庭化」管理範式，引進職業經理人，徹底改革內部管理體系，然後以此為契機推動產權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企業技術創新體系，最終以管理創新、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為企業贏得新的發展空間，進入新的成長時期。這種成長模式的基本路徑是：資本原始積累→管理創新→制度和技術創新→現代企業制度→成長空間的拓展。其特點是首先集中於管理投資，以引進職業經理人為前提，推動產權結構調整、內部管理體系變革和自主技術創新的開展，最終完成企業「二次創業」。
廣東華帝公司的「二次創業」典型代表了基於管理創新的成長模式。1992年4月，鄧新華等7人合夥創辦了華帝燃氣具有限公司，經過4年的創業發展，到1995年已基本完成資本積累，開始步入新的成長時期。此時，華帝公司選擇了管理創新作為「二次創業」的突破口。1996-1997年，華帝開始大量引進專業人才，幾乎將中層來了一次大換血，並考慮在高層聘用職業經理人。1997年7月，畢業於南京理工大學、擁有研發、銷售、外企總經理經歷的姚吉慶出任華帝銷售部經理，使華帝的銷售網路迅速遍及全國，1998年總產值比1997年增長近60%。1999年10月，華帝聘任姚吉慶為總經理，7位老闆退居二線，實行董事會領導下的總經理負責制，實現了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華帝公司由管理創新推動制度創新，進而為技術創新和企業可持續成長、為實現創行業一流品牌的創業夢想打下了堅實的基礎[9]。
（四）混合型成長模式
對於相當一部分家族式企業來說，其「二次創業」成長道路的選擇並不是那麼明顯地以技術特徵、或者產權特徵、或者管理特徵的變更為出發點，而是以這三方面特徵中的兩者或三者的某種程度的混合為起點，如首先變革技術特徵和產權特徵、或產權特徵和管理特徵、或技術特徵和管理特徵、或三方面特徵同時改變。應該說，大多數家族式企業的成長模式都一定程度上帶有混合型的特點。因為，家族式企業要真正將家族制和現代企業制度有機融合在一起，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就必須全面變革企業的經濟特徵和文化特徵，而經濟特徵和文化特徵，以及經濟特徵的技術、產權和管理三方面是相互連結、不可分割的，它們在企業成長變革過程中是聯動的關系，改革其中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會隨之發生改變，企業的技術、制度和管理創新具有組合聯動的效應。混合型成長模式的特點在於，企業同時投資於技術、制度和管理的某兩個或三個的組合，從而有效推進家族式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使企業迅速步入成長的快車道。也許正是基於這一特點，混合型成長模式在我國家族式企業「二次創業」的成長模式選擇中更具有普遍性。如天通集團、希望集團、萬向集團、方太集團、太太葯業等的成長道路，可以說都是混合型成長模式的典型例證。
③ 家族企業如何進一步發展
知道家族裡什麼人能做什麼事，不因情感的因素做亂職位。
把外面的能人放在合適的位置上，自然進一步發展。
④ 能不能詳細介紹一下中國家族企業在封建社會的產生與發展
1、1840年以前：封建家族政權統治時期傳統家庭手工業自給自足和家族企業的孕育。傳統中國社會中，從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都不是民主政治，而是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不管哪個王朝，其本質都是一個父傳子、子傳孫，世世代代控制著國家最高權力的家族政權。殷周時期的宗法式家族制度，族權同中央和地方政治是完全合而為一的。殷周之後，政權和族權雖出現分離，但魏晉以後，又出現了幾姓大家族世代控制中央政權各個機構和州郡政權的局面。宋以後，由於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的瓦解，政權和族權進一步分離，可是由一姓或幾姓大家族控制基層政權的現象則十分普遍。明清時期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族長同時又是都約、保正的例子舉不勝舉。家族制度作為封建政權不可缺少的輔助力量，在人民的政治經濟生活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作為封建家族政權基礎的是，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結構。在這種自給自足的經濟結構中，一種生產技術，特別是手工業製作技藝，往往是在一個家庭或家族的生產實踐中首先提煉出來的，一般只允許在家庭或家族內部使用和傳授。特別是明清時期，專門壟斷一種生產技術而形成名牌產品的家庭手工業日漸增多，由於它們長期控制生產技術，所以其產品獨占市場，經久不衰。如北京張氏的制筆，由於壟斷了生產絕技，從宋元至明清，數百年間，久負盛名。在武漢有老通城的豆皮、四季美湯包等。這類一個家庭或家族獨擅一技，專制一器的家族手工行業，在中國幾乎遍地開花，各處都有。這些手工業作坊，經過多代家族成員生產技能和從業經驗的長期積累，規模也有所擴大。典型的如起步於康熙八年(1669年)的北京同仁堂，在其幾百年的發展歷史中，飽經滄桑，幾經興衰，由最初的小鋪面、小作坊，逐漸發展為廠店兼營、自產自銷的企業，不僅在中葯行業中首屈一指，就是在北京的工商業中也頗有名氣。
但總的來說，在中國幾千年發達的家庭手工業之上卻未能建立起現代工業經濟，也未能造就出一批成型的家族企業。其原因之一就是在當時的條件下沒有形成企業組織賴以存在的市場經濟條件。
2、1840至1949年：家族政權與外國入侵環境下家族企業萌動但舉步維艱。從1840至1949年的一百多年間，記載著一部內憂外患、民族存亡的近代中國歷史。從文化進化角度看，這一時期也是西方文化(包括自由市場經濟文化和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並不斷與中國傳統文化碰撞、交融的過程。
正是在這種動盪激烈的變化過程中，阻礙自由市場經濟發展和企業組織形成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桎梏逐步融化以致於被打破，為自由交換而生產的家族企業開始萌動。
當家族企業從母體分裂出來的時候，它們不僅生命力異常脆弱，而且同封建家族政權與外國資本勢力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萌動於動盪環境中的家族企業，在其艱難成長過程中，也抓住了歷史賦予它們的發展機遇。一是戰爭帶來的物資匱乏，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參戰國的軍用品與糧食普遍缺乏，需要從中國大量進口。戰爭極大地刺激了中國麵粉、鐵、紡織、禽蛋等工業的發展。30二是文化抵制保住了一定的國內市場份額。「火柴大王」劉鴻生回憶說：「真正使我第一個企業成功的主要原因，是那時的愛國運動推動了這個企業的發展，因為當時每個人都願意購買國貨。」
受上述有利因素的推動，狹縫中成長起來的家族企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出現榮氏家族企業為代表的大型家族企業。然而，長期的列強入侵和軍閥混戰，社會秩序和金融貨幣制度紊亂，信息不暢，使得家族企業發展困難重重。特別是家族政權統治勢力的存在，典型代表為蔣宋孔陳四大官僚家族，採用壓制、排擠和兼並手段，與民爭利，使民營家族企業舉步維艱。
另外，從1927年起，在革命根據地產生、發展起來的新民主主義經濟中，也有家族企業的經濟成份。受當時「實用主義政策」的推動，革命根據地內家族企業充滿生機活力，也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由於「左」的思想阻撓，在當時特殊的環境下難於形成規模化的經濟實體。
3、1949-1978年：「蘇聯模式」時期中國家族企業瀕臨絕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直至「一五」時期，在「綜合經濟基礎論」影響下，以民族工商業為代表的中國家族企業，有三五年左右與新興國營工業和平共處，競爭發展的時期。但好景不長，由於照搬蘇聯的發展模式，中國社會經濟在走上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上經歷了曲折的歷程，中國家族企業和其所依存的非公有制經濟一樣命運曲折，朝不保夕。在這一時期，不是家族企業如何發展的問題，而是能否生存的問題。1953年至1956年，經過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新民主主義經濟被國有化。作為20世紀上半葉中國最大的家族企業集團之一的榮氏家族企業，以及具有近300年發展歷史的北京同仁堂等家族民營企業，一夜之間被公私合營。隨後的20多年中，家族企業作為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典型而一直受到鍥而不舍地批判和摧毀。這一時期，家族企業瀕臨絕境，能夠有倖存在下來的企業以「地下經濟」潛伏。
⑤ 家族演化的經濟與非經濟因素。 經濟史
84歲的索羅斯在達沃斯宣布退休，退出投資管理領域。這位傳奇大師老了終於說出皇帝的新裝-特別對投機於股票市場的人來說，記住他的這名言世界經濟史是一部基於假象和謊言的連續劇。要獲得財富，做法就是認清其假象，投入其中，然後在假象被公眾認識之前退出遊戲！——喬治·索羅斯（GeorgeSoros，投資家）附：瘋狂的鬱金香歷史上第一次著名的投機狂熱發生在17世紀的荷蘭，投機對象不是股票、房地產，也不是荷蘭油畫，而是一種花卉－－鬱金香。當第一車鬱金香從君士坦丁堡運抵安特衛普時，這種闊葉的多年生球莖草本植物被認為具有重要的「傳播知識和觀賞藝術」的價值。欣賞和栽培鬱金香不久成為時尚，並演變成投機風潮。稀有品種的花價沒完沒了的攀升，球莖越奇異越值錢。貴族、市民、農民、商人、海員、女傭，甚至掃煙囪的老師傅和老裁縫們都沉醉在鬱金香的投機熱潮中。所有的人都認為：人們對鬱金香的狂熱會永遠持續下去，世界各地的投機者都會跑到荷蘭，以荷蘭人開出的任何價格求購鬱金香。那些起初認為價格不會上漲的人，看到親戚朋友個個滿載而歸，無不捶胸頓足，懊惱不已。很少有荷蘭人能抵制住這種誘惑。人們不惜拿傢具、珠寶、地皮等東西來換取這小小的鬱金香球莖，只因為後者更值錢。這場鬧劇一直持續到1637年初，價格最終上升到令人不可思議的水平，開始大幅回落：1637年1月以20倍速度增長的鬱金香球莖價格在2月以超過20倍的速度全面滑坡。政府出面救市也毫無作用，花價從懸崖上向下俯沖，最後其標價還不抵一個普通的洋蔥。99％的人在劫難逃，整個荷蘭經濟陷入長期的蕭條之中。春去春來，鬱金香依舊絢麗的綻放。密西西比騙局1716年，正當法國經濟混亂、債台高築、財政瀕臨崩潰之際，從蘇格蘭來了一個「財神」和「金融奇才」－－約翰.勞先生。法國皇室十分欣賞他以紙幣輔助金屬貨幣的計劃，同意給他一些資本建立「勞氏公司」銀行。這家銀行發行的紙幣用以支付國債，並根據特權可以隨意購買和兌換，發行後價值也保持不變。這便使「勞氏紙幣」被認為比經常因政府幹預而貶值的金銀更能保值。由於紙幣要有硬通貨支持，1717年勞先生又獲取在北美密西西比河流域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壟斷開發特權。他聲稱那裡「遍地黃金」，以此出售密西西比公司不斷增發的股票。但是，出售股票所獲得的資金並沒有用來開采「遍地的黃金」，而是被皇室用來還債。公眾被密西西比公司豐厚的利潤前景所誘惑，申購新股的人要晝夜排隊，甚至等上幾星期。公司股票的價格扶搖直上，有時幾個小時就能漲20％。收購國債的鈔票流入股市，股價暴漲又刺激了新股的發行。雪團越滾越大，整個法蘭西沉浸在致富的狂熱中，經濟似乎也真的繁榮起來。1720年初，孔蒂親王沒能以滿意的價格買到新股，一怒之下把裝滿三輛馬車的紙幣拉到勞氏銀行兌換硬幣。的人開始覺得黃金可能比紙幣更好，加入到兌換的行列。由於銀行缺乏足夠的硬幣，勞氏紙幣在擠兌風潮中被宣布不可兌換，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在恐慌拋售中一落千丈。無數人因此傾家盪產，一貧如洗。南海上的泡沫1711年，英國牛津的哈利伯爵創建了南海公司。作為承接英國政府債務的回報，公司除了獲得政府6％的「安全利率」之外，還贏得南海貿易壟斷權和南美金銀礦藏開采權。但這個宏偉計劃似乎有意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即當時仍稱雄海上的西班牙聲稱對這些地區擁有壟斷權。在人們渴望發財的狂熱氣氛下，南海公司壟斷貿易徒有虛名這一事實沒有人關心。公司股票價格從1720年1月的128英鎊，上漲到3月的330英鎊，6月的890英鎊，7月的1000英鎊。從來沒有這樣多的人在這樣短的時間里變得這樣的富有！受「南海效應」啟發，許許多多的公司也紛紛推出各自據稱可以帶來「滾滾財源」的「新發明」，如永動機、新式肥皂、從黃瓜中抽取陽光以及「一個具有巨大優勢但一時還沒人能說清楚的項目」所有的股票都有人買，所有的股票都身價百倍。最終，南海公司的高級管理層感到公司的股票價格與經營業績之間的差距如此離譜，於是決定把持有的公司股票全部拋空。消息一泄漏，股價立刻下跌。不久，整個市場就因股價的一瀉千里而處於極度恐慌中。政府官員為重樹投資信心而付出的努力也不見成效。公眾對市場的信心已經完全崩潰，無法挽回。無數公司的股票變成廢紙一堆。「南海泡沫」危機中的大輸家包括大名鼎鼎的天才科學家牛頓。事後他悲嘆道：「我能計算天體的運動，卻無法計算人群的瘋狂行為。」美國的教訓正因為自由和繁榮導致的貪婪與恐懼，美國人親手導演了兩場人類文明史上最為壯觀的投機熱潮和最慘重的崩盤。20世紀20年代，人們對美國經濟充滿了信心。正是這一樂觀態度，促成了全國上下的房地產和股市投機熱潮。這場投機熱潮的最大中心地之一是佛羅里達。那兒氣候宜人，人口增長速度快，導致住房供不應求，地價暴漲。全國各地的投資投機者都紛至沓來，希望得到好回報。銀行寬松的貸款條件更是火上澆油，房價能在幾周內翻一番。人們確信不動產市場絕對沒有下跌的可能。雖然時間過了幾百年，這一論調卻幾乎與荷蘭人在為鬱金香發狂時候的論調一樣。跟所有的投機狂熱相同，這場投機熱潮最後也無可避免地走到了盡頭。到1926年，市場供過於求，不動產價格開始不斷下跌，投機者們只得割肉出局，進而引發了整個市場的崩潰。1928年，投機戰場從佛羅里達轉移到了曼哈頓。這次是華爾街唱了主角。股市投機幾乎成為一項全民愛好，成千上萬的人無心正業，股票交易成為人們生活的重心。大資金、股票經紀人、咨詢公司和上市公司聯手操縱股價引誘公眾上當的情況比比皆是。正當人們富貴夢正酣時，「晴天一聲霹靂」，1929年10月28日，紐約股市爆發著名的「黑色星期二」，股指創下當日下跌12.82%的歷史記錄，拉開了特大經濟危機的序幕。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教授們說：「股價沒有反映出它們的真實價格，還應該再漲上去。」股市用下跌來回應。胡佛總統站出來說：「國家的經濟基本面是健康的，繁榮的。」，股市依然用下跌來回應。從1929年9月到1933年1月，道.瓊斯30種工業股票平均價格從每股364.9美元跌到62.7美元，跌幅達82.8％。危機中，幾千家銀行倒閉，幾萬家企業關門，價值上億的股票和幾百萬人的夢想隨之灰飛煙滅。電子狂熱20世紀60年代初，科技發展，電子時代來臨，華爾街也迎來電子狂潮。當時所有上市的股票名稱幾乎都與「電子」沾邊，根本不管公司的業務是否與電子工業有關系。人們也毫不關心公司究竟是生產何種產品，只要它們聽起來和「電子」有關就會引來爭購和狂炒。美國音樂協會，其經營的業務是上門向顧客推銷留聲機和唱片，為了上市，將公司名稱改為「電子旋律」，該公司的股票發行價為每股2美元，一周後就上漲到14美元。一個有40年歷史，生產鞋帶的小公司，把「鞋帶公司」改名為「電子矽片動能催化公司」，公司產品還是鞋帶，股價卻天翻地覆，直沖雲霄。當公眾沉醉於快速致富的夢想里而不能抵制任何誘惑時，就連「媽媽甜點」之類的糕點公司也不甘寂寞的投入到改名大軍中，希望改名後會一夜暴富。「電子熱」在1962年落下幃幕。爭購狂潮變成拋售狂潮，股價一落千丈，許多巨富淪為乞丐。君子蘭傳奇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80年代，鬱金香球莖的故事在中國重演。正值中國改革開放，市場上雨後春筍般出現了各種產品豐富人們的生活，其中包括家庭花卉，君子蘭就是最吸引人的一種。這種植物原產地是非洲，引入中國後，成為身份顯赫，富貴家庭高貴和品味的象徵。80年代，北方城市長春將君子蘭作為市花，全市一半以上家庭開始種植君子蘭。由於君子蘭生長期需要好幾年，因此供給無法跟上，市場需求便徒然上升，價格開始上漲。這消息不脛而走，傳到了全國其他城市。許多個體投機者開始籌集資金，將市場上的君子蘭一搶而空。很快，君子蘭的價格達到一個令人目眩的高度。開始，君子蘭一般售價是每株100元，然後價格翻了2000倍，為每株200000元。這場投機熱免不了會有同樣的下場。君子蘭還是君子蘭，只是價格下跌了99％以上，令無數投機者血本無歸。日本「氣泡」破裂20世紀後期規模最大的一次投機狂潮屬於日本。二戰後的幾十年，日本人艱苦創業實現了經濟的騰飛和國民的富有。80年代中期，不少日本人發現，炒股票和房地產來錢很快，「氣泡」迅速彌漫。從1955年到1990年，日本不動產價格上漲了75倍多，股價上漲了100倍。人們的投機熱情一浪高過一浪，根本不相信日本有限的土地價格會下跌，不相信股價會下跌。炒股成為日本大眾生活的必需。日本最大的券商－－野村證券的股票市值就超過了全美國所有券商市值的總和。日本高爾夫場地的總價值達5000億美元，是在澳大利亞證券交易所全部上市公司價值總和的2倍。根據地產價格，日本只需要賣掉東京市，所獲取的資金就足夠買下全美地產；只要賣掉皇宮便可以籌到足夠的資金購買整個加利福尼亞。終於，政府認識到「泡沫經濟」的危害，緊急剎車，調整利率，緊縮信貸，希望能把房地產價格漲勢遏制住，讓股市軟著陸。但是局勢已經不能控制了。日本的股市不是選擇軟著陸，而是徹底崩盤。1989年年底日經指數差不多40000點的水平，到1992年8月，指數就跌到14300點附近，並從此一蹶不振－－截止2002年11月29日，日經指數收盤為9215點。同時，房地產價格下跌了70％。互聯網熱潮歷史不會簡單的重復,卻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90年代後期，全球迎來互聯網熱潮。在「高科技，新技術」的口號下，每個人都相信「這一次真的不一樣！」亞馬遜書店和雅虎等互聯網企業，其股價在一年內翻了10倍，沒有人計算市盈率，也沒有人關心企業是否會盈利。和60年代的電子狂熱一樣，只要企業改名，加上.com立刻就會吸引風險投資家的大筆資金和公眾對股票的瘋狂搶購。美國一家名為「音像網路」的小公司，業務是在網上傳播各種電台和電視台的節目，自90年代中期成立就持續虧損，在互聯網熱潮中把名字改成「廣播.com」，股價馬上身價百倍，從每股18美元上漲到每股74美元，然後進一步炒到每股300美元。大洋彼岸的中國股市也緊跟世界潮流，上百家公司紛紛宣布觸網，改名，披上高科技的外衣，忙著掛羊頭賣狗肉，上演一幕幕荒誕悲喜劇。也許是為了再一次驗證金融市場也有萬有引力定律，代表全球高科技的美國納斯達克股指由2000年3月的5048點跌至今年10月的1000多點，共30個月跌幅達78.4%。無數投資、投機者的希望與熱情，貪婪與夢想最終化為苦澀的回憶與泡影。為何人們總是健忘？為什麼人們不會吸取以往慘痛的教訓？在鬱金香和互聯網之間，是風動？是幡動？還是人類貪婪和恐懼的心在動？經濟史學家說，人類的「金融記憶」是短暫的。可以肯定，人類的」泡沫史「還會繼續不斷地寫下去。因此索羅斯說：「世界經濟史是一部基於假象和謊言的連續劇。要獲得財富，做法就是認清其假象，投入其中，然後在假象被公眾認識之前退出遊戲！」
⑥ 為什麼說家族企業是影響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因素
因而其存在有一抄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應該說家族制經營在私營企業初創時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家族制經營管理模式促進根據歐美家族企業的興衰而預言中國家族企業也將由盛而衰難免有武斷之感。第二是特色論，即認為家族式組織管理模式是
⑦ 家族演化的經濟與非經濟因素
（一）家族企業的定義家族企業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世界性經濟現象。美國學者克林·蓋爾西克等在《家族企業的繁衍》中指出：「世界范圍內80%以上的企業屬於家族企業，其中既有世界著名的超級市場沃爾瑪和投資界領袖富達投資公司，也有獨守一隅的小雜貨店。」(注1)一個企業是否稱家族企業，是看其家族對企業的影響力，那種以一個或幾個有血緣關系的家族成員作為組織核心，直接控制其所有權的企業組織，即可稱為家族企業。但那種僅持有一定股份，家庭成員僅為股東，超脫企業經營之外，或企業名稱仍為家庭名如摩根銀行，實際上並不是家族企業。
美國哈佛大學致力於家族企業研究的學者唐納利認為，同一個家族至少有兩代參與這家公司的經營管理，並且這兩代衍接的結果，使公司政策和家族的利益與目標有相互影響的關系，且滿足七個條件中的某一個或數個條件，即可構成家族企業。這七個條件是：
（1）家族成員借他與公司的關系，決定個人一生的事業；
（2）家族成員在公司的職務影響他人家族中的地位；
（3）家族成員以超乎財務的理由，認為其有責任持有這家公司的股票；
（4）即使家族成員正式參與公司的管理，但他的行為卻在反射這家公司的信譽；
（5）公司與家族的整體價值合而為一；
（6）現任或前任董事長或總經理的妻子或兒子位居董事；
（7）家族關系為決定繼承經營管理權的關系。(注2)這種認識更重視家族成員由於非經濟關系所導致的經濟行為，而不是僅限於對所有權的控制。
⑧ 家族企業的非經濟目標包括什麼
企業根本就沒有非經濟目標這一說，謝謝。
家族企業的優勢：
1、決策內迅捷，執行能力強 ；
2、利容益高度相關，有利於產生較佳的激勵效果 ；
3、信任程度高，能有效降低企業組織費用；
4、所有權和經營權合一，有利於降低代理成本 ；
5、迅速集聚人才，降低企業成本；
6、溝通順暢，決策迅速。
家族企業的缺點：
1、不易信任外來人，認知面有限，企業難以做大做強；
2、死守老一套，不能一時俱進，格局小；
3、專業人才少，規范化不足；
4、內部關系復雜，沖突處理困難。
⑨ 跪求一篇金融危機對浙江經濟的影響論文
義大利模式對浙江經濟發展的啟示
內容摘要：從靜態上看，義大利經濟模式與我國浙江經濟模式在資源、產品、企業、產業、市場、貿易、地區發展等眾多方面都有相當程度的類似；從動態上看，兩者又在經貿、投資等領域互動頻繁。但兩種經濟模式在融入更為開放的世界經濟大環境過程中，也暴露出不少缺點。本文選取了企業、產業等層面，分析了義大利經濟模式與浙江經濟模式之間的相似點，從而為在WTO平台上的浙江經濟模式的持續發展提供有益參考。
關鍵詞：浙江 義大利 中小家族企業 專業化產業區
本文以時間為縱軸、以空間為橫軸，可以發現浙江經濟的發展模式與義大利模式相似程度極高，互動程度也極高。
兩種經濟模式的共同點
對於浙江經濟的發展，本文可以標注兩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時間點。其一是1979年，我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浙江省在全國率先建立了非國有、非公有的民營經濟，使經濟總量從全國排名第12位迅速上升至第4位，躋身於我國經濟第一集團，相當於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其二是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浙江是獲利最大的省份之一。
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與我國在各個領域都有著深厚淵源和緊密聯系的國家是義大利，從二戰結束至今有兩個在經濟上具有分水嶺意義的時間點同樣值得關注。第一是1958年，義大利作為創始國之一加入歐盟，憑借自身優良的經商傳統和自由貿易政策與歐盟提供的健康的制度環境和保障體系創造了「義大利經濟奇跡」，GDP居世界第六位；第二是1999年，義大利作為歐元締造國之一加入歐洲貨幣聯盟，近年來，經濟遭遇了「滑鐵盧」，處於嚴重危機中。
從國與國的層面看，我國和義大利在經濟方面的可比性和互動性遠低於我國與美歐日或一些發展中國家。但在經濟地理的層面上，我國的「浙江模式」和「義大利模式」之間的關系值得研究。總體來說，兩種經濟模式之間有兩個最突出的共同點：中小家族企業和專業化產業區，另外在輕工業產品、出口貿易、資源、能源和原料匱乏，地區發展不均衡以及房地產價格膨脹等方面也較相似。
家族企業分析
家族企業並不是義大利經濟或者浙江經濟的專利，世界上若干國家的著名品牌都是由家族創立和控制的，例如美國的沃爾瑪、法國的歐萊雅等等。義大利99%以上的企業由家族經營。浙江民營經濟的絕大部分也是中小型家族企業，其數量佔到了全省企業總數的98%以上，在全省GDP中的產出貢獻也佔到90%以上。但在開放經濟中，家族企業開始遭遇守業難的危機。2004年轟動一時的「歐洲安然」義大利帕馬拉特財務丑聞，暴露了家族企業幾大致命弱點，這也是義大利和我國家族企業的共同弊端。
企業所有權擁有者傾向於將企業經營權約束在自己的掌握范圍內。為了讓家族成員享有最多財富和最多特權，在選拔范圍的局限性會將精英人才拒之門外，而一旦這些精英人才加盟其競爭對手，將對自身生存造成巨大威脅。因為家族企業由內部人控股，信息披露頗為不透明。浙江民營中小企業大多是民間資本經原始積累自然演化而成的，多為個人（家庭）擁有或合夥的單一經營單位，企業內部以家族制為主，缺乏專業化、制度化的管理分工，組織結構封閉排外，所有權與經營權沒有合理分離，無法滿足WTO的要求。
家族企業具有「布登勃洛克效應」。這是指家族企業的第三代傳人沒有動力和能力，導致一種對投資和創新的保守態度，最後將企業帶往下坡路。統計表明，義大利只有1/3的家族企業能夠將家族生意成功地傳給第二代，其中僅有13%能傳給第三代。而目前浙江家族企業的經營者還多為第一代創始者，主要憑借經驗管理，而沒有接受正規系統的教育經歷。以溫州相關部門所做的一次被調查者的文化程度抽樣調查為例：小學或小學以下佔3.86%，初中佔40.3%，高中佔38%，大學專科佔14.1%，大學本科及以上僅為3.1%。
家族企業力量薄弱導致成長緩慢。義大利有98%的公司屬於中小家族企業，其中雇員不超過10人的中小企業佔95%。在歐盟50家大企業的排行榜上，義大利企業僅有三家。義大利經濟發展過分依賴於中小家族企業，在全球化競爭中顯得底氣不足。另外，據統計，浙江私營企業共有1853萬戶，居全國各省第二位，但戶均注冊資金僅為76.05萬元，規模不大，擴張不快。
以上三個方面均為家族企業在全球化經濟中所面臨的困境。傳統觀點認為，家族企業只能在勞動密集型的工業部門和工業化的初級階段生存，而當企業逐漸轉為資本密集型與技術密集型並開始產生規模經濟效應時，所有權與經營權會逐步分離，職業經理人會取代企業創始人的家族成員擔任管理職務，這樣就會造成家族企業數量減少、影響力下降。現實情況其實不然，不少多元經營的跨國巨頭也是家族企業。在這里應該區分兩個概念：家族企業和家族化管理的民營企業。義大利的家族企業雖然佔全國企業總數的99%，但其中80%沒有採用家族化管理，其所有權和經營權是分離的。而我國的家族企業應該定義為家族化管理的民營企業，而不是這里所說的家族制企業。所以不能簡單地把家族企業視為由家庭牢牢控制的夫妻店，家族企業只能對經濟增長起到邊緣性的作用。
即使是在開放程度不斷深化的當今，家族企業仍然具有許多優勢，例如擁有更高的資產回報率，更高的銷售增長率，其杠桿比率比非家族企業小得多；在經濟活動中表現出強大的靈活性和效率；更注重可持續發展；在珍視信任度和可靠性的環境中能夠運行得更好；更是醞釀企業文化的肥沃土壤。所以以義大利家族企業成敗興衰為借鑒，浙江中小家族企業可採取如下措施加以改革：當務之急是進行民企兩權分離；與此同時改變抵抗力和競爭力單薄的弱點，家族企業應該向經營規模大、品牌含量高的方向演變；還需要建立各自的行業組織，發揮組織、協調和咨詢的作用。
專業化的產業區分析
兩種經濟模式的另一顯著相似點，在於數量龐大的中小家族企業以專業化產業區的形態聚集，以輕工業品和手工業品為主。邁克爾•波特認為，國家競爭力來自一些特色產業的優勢，這些特色產業能夠持續地向它國出口特色產品。以獨具特色的傳統行業見長的199個專業化產業區擁有相當多的著名品牌，支撐起義大利的經濟實力和國家競爭力。與之相似，浙江寧波的服裝、溫州的皮鞋和打火機等，在國內外都有相當龐大的市場。據統計，浙江專業化產業區產值佔全省工業總產值的65%，共有154種形成區域特色的工業最終產品的產量居全國前三甲。作為區域經濟微觀模型的專業化產業區在開放經濟中的優勢更加凸現。
由於專業化產業區是共享性區域，眾多中小企業在特定地理區域內的高度聚集使得知識、信息、技術這三種具有正外部性的無形要素能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快的速度擴散和傳播。義大利產業區內企業之間的正和博弈使合作各方在信息獲取和市場開拓上獲益。浙江省專業化產業區內的企業集群也以最低成本分享信息反饋、營銷環節、輔助服務等外部經濟條件，以贏得規模優勢。
同時，眾多中小家族企業一方面在產業間配合，另一方面又在產業內競爭。從義大利單個企業自身來看，不管是大家族財團，還是中小家族企業，都不追求大而全，通過專業分工，優勢互補。但上升到產業層面，大多數專業化產業都涵蓋了最終產品、配料、專業機械和相關服務，產業關聯極深，共享價值鏈。而同地區同產業內的各個企業，由於產品和市場的部分重疊，其競爭相當激烈。近距離的競爭使得每個企業的創新周期縮短，產品質量和服務質量提升，價格定位趨於合理。
無論是義大利，還是我國的浙江省，專業化產業區都是逐漸形成的，因此，在中小企業群落中具有以地域為中心的鄉土文化傳統。從宏觀上講，各個地域保持獨特的文化傳統；從微觀上講，又存留有家族文化傳統。這兩個層面的文化作為一種無形的具有倍增效應的生產要素映射到企業和產業上，就是現代管理學所珍視的企業文化和產業文化。
專業化產業區適應區域經濟戰略，但這並非說現存的所有專業化產業區都必定能發揮正效應。義大利和浙江省傳統的專業化產業區在開放經濟大環境中都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挑戰，某些曾經的優勢變成了今天的劣勢。
「義大利製造」和「中國製造」的產品大多屬於勞動密集型，工藝並不復雜，較易被競爭對手模仿，一旦價格優勢被取代，其傳統地位會被動搖；並且兩者又都面臨在新興產業方面落伍的不利形勢。浙江的一批中小企業還熱衷於快速模仿，過分重視產品本身的短期銷路，輕視產品品牌和企業品牌的長期塑造。有的甚至把低價低質的價格競爭作為法寶，在國際市場上遭人唾棄，連累其它物美價廉的出口商品蒙受不白之冤。
專業化產業區里有眾多中小企業參與同類產品生產過程的不同階段，對於整個產業有許多貢獻，但對於單個的企業來說，由於生產環節過於分散，很少能獨立完成商品的整個工序，生產的產品單一，如果缺乏必要的應變機制，一旦某一環節出問題，會帶來全盤的危機。
浙江省除了以專業化產業區為重要經濟特徵外，還以擁有4300多個專業化集貿市場而享有「市場大省」的美譽。商品交易市場數量多，種類全，成交額大，但還保留著傳統小攤小販的集貿市場格局。對於現代化的計算機和網路技術的運用有限，距離實現電子商務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區域化市場與區域化產業不相匹配。
歷數種種缺陷，現階段要做的就是針對這些問題，採取措施加以解決。對於產品技術創新問題，應該跳出思維局限，創新不僅僅是產品設計的革新，還可以反映在工藝過程、管理模式和營銷方式上，通過工藝創新、管理創新和營銷創新提高那些傳統的低技術產品的附加值。同時，要將專業化產業區的數量優勢轉為質量優勢，不是簡單地讓眾多中小企業在空間上無序聚集，而是通過競爭和配合加強它們之間的互動關系，引發創新的外溢效應；不是單純追求創造經濟上的「航空母艦」，而是主張組織靈活而又強大的「聯合艦隊」。此外，專業化市場的升級要與專業化產業的革新保持步調一致，與家族企業改革一樣，也要推動專業化商貿市場中企業的兩權分離；不同商品的交易市場應根據該商品的具體情況，引進降低交易成本，加快交易周期的技術。
除卻靜態的相似點，浙江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發展路徑也與義大利上世紀60、70年代的崛起有著動態擬合。因此義大利經濟模式中的成功與失敗值得我國企業密切關注。
加入WTO後，人民幣相對美元升值；歐元正式流通後，相對美元同樣也升值了。這對於我國和歐元區國家的進口有利，但對於以出口貿易為主的義大利經濟和浙江經濟來說則是不小的沖擊。同時，義大利又是受浙江製造的廉價產品沖擊最厲害的歐元區國家。雖然傳統的貿易往來前景不容樂觀，但我國和義大利兩國政府更鼓勵兩國企業互相對外投資和引進外資，尤其是希望中小企業在進入對方市場時能直接與規模相當的地方中小企業對話。
義大利模式中的成與敗是浙江模式謀求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義大利經濟與浙江經濟的若干交集決定了它們將在開放的國際市場上繼續扮演競爭對手和合作夥伴的角色。這種亦師亦友的關系，是WTO平台上浙江經濟創造第二次奇跡的寶貴經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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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劉友金，郭春梅，郭清林.入世與提高我國區域產業競爭力的戰略選擇.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1）
相關資料：
http://www.wzdx.gov.cn/show_hdr.php?xname=5L80EV0&dname=OE98V31&xpos=59
全面提升經濟的整體競爭力是浙江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浙江經濟發展考察報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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