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當今中國面臨的四大機遇、三大挑戰是什麼
新常態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也讓中國的經濟改革面臨新的挑戰。概括來說，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經濟增量依然可觀，但穩定經濟增長任務繁重。
經過30多年高速增長，中國經濟體量已今非昔比。2013年一年中國經濟的增量就相當於1994年全年經濟總量，可在全世界排到第十七位。從經濟總量看，我國目前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經濟大國。從發展速度看，30多年來，中國經濟以世界少有的年均接近兩位數的增長速度高速發展，創造了經濟增長的「中國奇跡」。
經濟新常態下，依靠依然可觀的實際增長，能夠有效保障國家財政實力不斷增強，而財力的增加能夠對促進經濟發展、加強經濟和社會中的薄弱環節、切實改善民生、有效應對各種風險和自然災害的沖擊提供有力的資金保障。從我國的發展實際看，依靠依然可觀的實際增長，黨的十八大確定的「兩個百年」奮斗目標是能夠實現的，也將為中國經濟帶來更多「大國紅利」。
但客觀講，經濟新常態下，經濟下行的挑戰亦十分明顯，需要我們保持戰略定力，採取各種措施綜合施策，使經濟增長運行在合理區間。
二是經濟增長動力更為多元，但核心動力源正在培育中。
我國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經濟韌性好、潛力足、迴旋空間大。從城鎮化角度看，我國正在經歷世界上速度最快、規模最大的城鎮化過程，城鎮化伴隨的大規模人口遷移，將推動消費持續增長，這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強大推動力。2013年我國的名義城鎮化率僅為53.73%，戶籍城鎮化率則低得多，僅為36%左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從工業化角度看，我國工業化的任務遠沒有完成，除東部部分省市基本完成工業化外，中部、西部等省區工業化的發展還不是很充分，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這是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機遇。
但也應當看到，我國的科技體制改革、創新能力提升等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面臨的創新挑戰和技術瓶頸依然存在，離依靠「技術紅利」創造經濟增長核心動力源還有較遠的距離。
三是發展前景更加穩定，但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還有很大空間。
2013年，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46.1%，首次超過第二產業，2014年的統計公報顯示，這一比例攀升至48.2%，這是非常好的經濟結構優化跡象。在支撐我國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內需結構中投資佔比相對較高，但2010年消費率和投資率達到各佔50%之後，消費率出現較快增長趨勢，在經濟結構中佔比再次超過投資率，消費的基礎性作用和投資的關鍵性作用逐步得到體現。
由於地理條件、發展基礎、歷史文化等因素，我國區域經濟結構中，東中西部發展差距較大，隨著「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等區域發展戰略的制定和實施，區域結構亦在逐步得到優化，將為中國經濟帶來更多「發展紅利」。
但同時應看到，我國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還面臨著諸多挑戰，產業結構與發達國家相比還顯得較為落後，需求結構、區域結構、城鄉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等還有很大的調整空間，這些因素在制約著中國經濟質量的整體提高。
四是市場活力進一步釋放，但轉變政府職能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經濟新常態下，政府職能轉變的核心仍然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新一屆政府將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當頭炮」，目的就是要從體制機制上給各類市場主體松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2013年以來，國家先後取消和下放了共700餘項行政審批等事項，涉及到將工商登記前置審批事項改為後置審批等一系列具體舉措。2014年前3個季度全國新登記注冊市場主體920萬戶，新增企業數量較2013年增長60%以上。
這些舉措既對減輕企業負擔、激發市場活力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將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機遇之一。同時我們也要承認，當前地方一些職能部門過度干預企業經營管理，吃拿卡要、「紅頂中介」、尋租腐敗等現象依然存在，建立法治政府，加快轉變政府職能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這也是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挑戰之一。
當今中國面臨的三大挑戰
一、 在世界格局中，中國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雖然發達資本主義大國呈相對衰落之勢，但它們在國際格局中仍然佔主導地位，仍具有較大的優勢；它們為了維護共同利益，必將全力遏制中國崛起。發展中國家要實現崛起，不可能採取昔日殖民列強的做法，掠奪落後國家和地區。今天發展中國家不應也不可能走昔日列強崛起的老路。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應該而且必須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但是否爆發戰爭不以我們單方意志為轉移。
二、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國家，之所以會出現周期性經濟危機，正確地說，有這樣幾個理由：一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著商品生產，存在著供求規律和價值規律，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四個環節一個不少；二是市場配置資源，而不是計劃配置資源；三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與全球經濟接軌，世界市場遇到風浪，必然會波及這些國家；四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著私人佔有生產資料，公有制與私有制並存，公有制為主導，各種所有制共同發展；五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行的分配製度是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形式並存，勞資矛盾仍然存在。只要這五條存在，周期性經濟危機就不可避免。
三、當前中國發展呈現一系列新的階段性特徵，經濟結構不合理和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還沒有根本改變，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不夠協調，人口資源環境壓力加大，就業、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等民生問題比較突出；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難度加大；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教育衛生、居民住房、安全生產、司法和社會治安等方面的問題仍然較多，這些內部問題是中國進一步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
⑵ 大學概論書 目前我國對外開放面臨著哪些問題和挑戰
截至2006年12月11日，我國加入世貿組織過渡期基本結束，對外開放進入新的階段。在這個階段，國內市場國際化程度進一步提高，這將為中國經濟貿易發展創造新的有利條件和發展機遇，同時影響發展的因素也在增多，特別是在擴大開放中維護國內產業安全的任務更加艱巨。概括來說，主要機遇和挑戰有五點：
一是農產品出口有望實現快速增長，但農業受進口產品沖擊的風險加大。目前，我國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包括園藝產品和水產品等）有較強的競爭優勢，雖受發達國家檢驗檢疫標准制約，但出口增長潛力依然很大。2006年農產品出口220.2億美元，居世界第五位。專家預測，2010年中國可能成為第三大農產品出口國。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國農業生產經營規模小、技術含量低、組織化程度不高，農業整體競爭力較弱，糧、棉、油、糖等土地密集型農產品難以與質優價廉的國外產品競爭。加入世貿組織以來，隨著關稅、進口配額、國營貿易等進入門檻不斷降低，農產品進口增速明顯加快，自2004年起我國已連續三年成為農產品貿易逆差國。其中，部分大宗農產品進口持續快速增長，對國內產業已經構成了巨大壓力。2006年進口大豆達2827萬噸，約占國內消費量的2/3；進口棉花364萬噸，同比增長41.6%，超出關稅配額數量三倍以上；進口玉米7萬噸，同比增長17倍。從各國發展經驗看，經濟越發展，農業越需要保護。目前我國農產品關稅僅為15.2%，是關稅最低的國家之一，大大低於世界62%的平均水平。隨著我國農業人口逐步減少，勞動力成本增加，我國勞動密集型農產品的優勢勢必逐步下降，土地密集型農產品的劣勢可能更加突出，屆時我國農業將因缺乏足夠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保護而面臨越來越大的進口壓力，不僅逆差局面難以改變，而且糧食安全也可能受到挑戰。
二是我國服務業面臨重大發展機遇，但短期內中資企業面臨的競爭壓力加大。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伴隨著對外開放范圍逐步擴大，銀行、保險、電信等行業的內外資企業都步入了良性發展的軌道，利潤增長點明顯增加，分散風險的渠道也大大拓寬。一批有實力的內資企業開始走向國際市場，國內大型銀行、保險、通信企業在港澳、歐美設立了大批分支機構，在境外上市的企業也與日俱增。過渡期結束後，市場准入門檻進一步降低，有利於我國服務業更好地利用外國資本、先進技術和專業管理經驗，也有利於促進內資企業在競爭壓力下加強管理和提升服務水平，是我國提升服務業發展水平的重要契機。但從近期看，內資企業在資金實力、管理經驗、人員素質和服務水平方面，與外資企業還存在明顯差距，金融、商業企業在稅收政策、經營政策上還存在不少劣勢。隨著對外開放程度提高，外資企業將對中資企業的市場和人才形成爭奪之勢，外資的市場佔有率將快速提升，而一些實力較弱的內資中小企業可能被迫退出市場。
三是出口總體有望實現穩定增長，但拓展國際市場的阻力加大。隨著我國外貿經營權全面放開和對外資開放領域的擴大，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出口潛力將繼續釋放，2007年有望成為世界第二大貨物貿易國，2009年可能位居榜首。但是，隨著中國經濟和貿易規模不斷擴大，特別是我國已成為世界製成品的重要出口基地，客觀上對一些國家的市場和相關產業構成一定壓力，使一些人對我國發展存在疑慮和誤解，一些人甚至視我國發展為威脅和挑戰。在多種因素作用下，近年來針對我國的貿易摩擦和糾紛不斷增加，而且貿易摩擦還逐步向知識產權、匯率政策乃至能源資源等領域延伸。1995年至2006年間，世貿組織各成員發起反傾銷調查案件約3000起，而針對中國的反傾銷調查高達530多起，使我國連續12年成為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許多國家和地區還沒有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使中國企業在反傾銷應訴中仍將面臨不公正待遇。除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等傳統手段外，知識產權和各類標准也日益成為制約我國出口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
四是進口將保持較大規模，但進口效益有待提高。2007年，我國關稅水平降至9.8%，許可證、配額等非關稅壁壘都已按承諾取消，汽車、石油等重要工業品的准入門檻大幅降低。這都將有利於促進進口增長，進而有利於推動國內產業升級和緩解貿易不平衡矛盾。但是，在現行產業組織和產業結構中，進口便利化水平提高後，又可能帶來新的問題。比如，具有進口資格的企業過多，容易出現哄抬價格、越買越貴的現象，這幾年鐵礦石進口企業過多，大大影響了中國企業的進口定價權。根據承諾，石油和成品油市場的過渡期也將結束，非國營貿易份額將大幅增加，石油進口市場秩序存在隱憂。再如過渡期結束後，隨著汽車進口許可證取消和關稅下調至10%，許多外資企業紛紛調整經營戰略，以直接進口整車和零件代替在中國投資辦廠，加劇了國內汽車產大於銷的矛盾，對自主品牌汽車發展形成一定壓力。
五是我國將在國際經貿體系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但一些成員對我開放市場要求過高。加入世貿組織以來，我國已從國際經貿規則的被動接受者轉變為積極推動者。在世貿組織多哈回合談判中，中國已不再是看客。我國在農業談判中提出了關稅封頂和簡化關稅的具體建議，在非農談判中貢獻了"中國公式"，在規則談判中提出了設立"立案評論期"的建議。這些建設性意見，不僅贏得了國際社會的贊賞和尊重，而且維護了國家利益。過渡期結束後，我國在世貿組織中的地位更加突出，能夠為多邊經貿體系的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但是，不少成員認為我已非普通的發展中國家，不同意中國繼續享受發展中國家成員和新成員的雙重優惠待遇，要求我國承擔更大責任，一些要求超出了中國的承諾范圍。一些成員還以我入世後主要產業未受沖擊為由，要求我在多哈回合談判中進一步開放市場，為世界多邊體系發展和各國共同發展多做貢獻，這都會使中國經濟面臨新的挑戰。
總的看，過渡期結束，對我們依然是利大於弊。能否抓住擴大開放後的機遇，防範擴大開放後的風險，關鍵取決於我們的戰略決策和應對工作。
⑶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重大系統性風險的防控有什麼實際意義
實際意義：
1、幫助加快建立更加科學有效的監管體系
2、提升監管的專業性和有效性，加強監管的協調，提升監管的合力，加快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機構的風險處置
⑷ 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為何被列為三大攻堅戰之首
面對波譎雲詭的國際形勢、復雜敏感的周邊環境、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專，我們既要屬有防範風險的先手，也要有應對和化解風險挑戰的高招；既要打好防範和抵禦風險的有準備之戰，也要打好化險為夷、轉危為安的戰略主動站，切實提高我們防範化解各種風險的意識和能力。
⑸ 什麼是團體尋求發展其風險管理能力所需要解決的最重要的問題
非營利組織在應對各種社會風險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通過發展各種非營利社會服務組織來減少人們的生活風險是現代社會福利發展的重要議題。在社會服務組織的發展中，加強它們的組織建設，研究非營利組織發展中的管理風險，對促進社會服務機構的健康發展有重要意義。本文從非營利組織管理中的風險出發，針對我國社會服務機構發展的局限，探討其運行過程中的管理難題，對我國非營利組織發展的問題進行分析，為解決社會服務機構管理中的問題提供參考。
2008～2009年全球性金融危機深刻地反映了現代社會作為一個風險社會的基本特徵，也把如何建立應對重大社會風險的社會機制，運用各種非營利組織的力量來降低風險對人們的日常生活沖擊的問題提到重要位置來思考。從我國所經歷的金融危機影響來看，金融危機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困難，也給面臨轉型的我國社會福利事業帶來了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一方面是工作機會減少，許多人失去工作收入而陷入需要救助的貧困中；另一方面則是福利資源減少而福利需求增加，導致整個社會福利供給壓力增大。面對這樣的情況，作為社會福利供給的重要組織載體，非營利組織如何發揮其社會福利資源籌集和分配功能，幫助那些遭遇金融危機沖擊的人們避免或減少生活風險，不僅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安全議題，也是一個現實的組織管理議題。本文以非營利組織管理中的風險為視角，結合後金融危機對非營利組織發展的要求，針對我國社會服務機構發展的局限，研究它們在組織運行過程中所面臨的管理難題，為我國非營利組織的建設提供理論支持。
一、非營利組織的管理及其風險
組織管理大師德魯克在談到非營利組織的特徵時指出：「它們所做的工作既不同於企業，也不同於政府。企業提供的不外乎商品或服務，政府則進行調控。……非營利組織既不提供商品，也不實施調控，其『產品』既不是一雙鞋，也不是一項卓有成效的法規，而是『經過改變的人類』。」① 因此，在許多人看來，管理總是和企業或政府的活動相聯系的。而非營利組織是人類改造機構，如果談管理的話，那就意味著企業行為或政府控制，這與非營利組織追求人類福祉和社會公平正義的理想及服務人群的宗旨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在德魯克看來，作為擔負特定使命和開展活動的組織，非營利組織更加需要管理。而管理對於非營利組織則有不同於企業經營和政府行為的特殊意義。「非營利組織自己明白需要學習如何使用管理這個工具，以免因不懂管理而使其發展受到制約；他們知道自己需要管理以便能致力於實現使命。」②
一般地說，管理是指透過一系列的活動或過程，善用組織資源，以有效率與效能的方式達成組織的任務或目標。③ 換言之，管理是一個組織為使其成員協調有效地工作而開展的計劃、組織、控制和決策活動。對於非營利組織而言，管理活動不像企業那樣只是圍繞著利潤或「經濟效益」展開，也不像政府那樣以政策調控或行政干預的方式去管理社會，達到社會控制的目的。「非營利組織的管理之道，靠的不是企業的經營手法，而是『使命與領導』之道。因為每一項使命宣言，都必須反映機會、能力與投入感三項要素，否則將無法凝聚組織內的人力資源去做好該做的事。」④
具體地說，每個非營利組織肩上都承擔著公眾對它的信任，承擔著改善人民的生活質量的責任。為承擔起這一責任，非營利組織的管理必須做到：
（1）應當明確地聲明其使命和宗旨，闡明其服務對象的需求，並解釋其項目是如何運作的、項目的成本是多少以及這些項目能帶來什麼好處。
（2）應當公開關於其管理、財務和運作方面的正確信息。其運作程序、過程和項目應當公開透明，並且符合其使命和宗旨。
（3）應當對其服務對象、支持者和整個社會負責任。
（4）應當積極實現其使命，代表大眾的利益，做好管理工作，並且注重質量（參見溫洛克非營利組織管理參考數據系列之八）。⑤
概括以上所述，非營利組織的管理是履行社會責任的使命管理，但同時也是企業化的經營運作過程。從當代社會福利服務輸送的新管理主義視角看，它涉及領導和決策、服務需求和投入、資源統籌、成本與效益等方面的管理，並且要求它們符合組織的使命和宗旨，體現了當代非營利組織管理目標的多元性。因而，「對非營利組織而言，除了自身必備良好的動機外，明確的使命、清晰的目標、正確的策略和卓有成效的管理方式都為非營利組織的持續發展提供了保證。」⑥ 這些目標的多樣性決定了現代非營利組織管理的復雜性——企業管理方式與承擔社會責任並存、市場化運作和尋求公益與公正相交織，務實與創新、效率與效能並重。
台灣學者黃源協在概括福利服務輸送的新管理主義思潮時指出：新公共管理運作模式的主要特徵可歸納為：（1）引進企業管理的模式；（2）明確績效的標准並量化指標；（3）強調買賣雙方分離的准契約關系和准市場化的服務供給模式；（4）強調公共服務的去集體化和分散化，促進公共服務提供者之間的競爭；（5）強調服務使用者的選擇權和發言權；（6）重視資源配置的紀律和節約；（7）降低政治決策對公共服務管理的直接干預。⑦ 在這種新管理主義思潮影響下，非營利組織的管理發生了重大變革並面臨更多的風險。其中：目標和意義的價值創造與績效追求、社會責任的使命擔當與契約式和市場化的服務提供方式相結合的管理要求，不僅在創新管理方式上產生積極的作用，而且要求組織管理承擔更多的使命風險、決策風險、籌資風險、資源投入與產出的效率與效能⑧ 風險。
社會服務機構是非營利組織的主要組成部分，在社會福利發展和非營利組織的慈善功能發揮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在全球性金融危機中，非營利組織如何堅持並推進它的使命和宗旨、如何平衡其服務過程中的社會價值（公平）和組織目標（效率）追求的沖突，就成為它克服金融危機下管理風險的主要任務。
二、中國非營利組織發展的局限
我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走的是一條獨特而曲折的道路。在計劃經濟時代，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的提供是由國家全部包攬的，社會福利事業基本上由政府包辦，除了政府部門化的全國性社會團體工會、共青團、婦聯，以及行政化的事業機構如紅十字會承擔著部分公共服務職能外，其它的社會服務職能全部歸屬政府各職能部門。以社會服務為主要責任的非營利組織發展滯後的狀態，在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的過程中開始發生改變。
從社會組織⑨ 發展經歷的過程看，大致分為「社會組織興起階段」和「社會組織的規范管理和新的發展高潮階段」。⑩ 特別是近年來隨著社會財富總量的持續增加，公眾參與公益事業的熱情不斷增長，與此同時，由「市場失靈」造成的分配不公問題顯現，貧富差距和城鄉差距擴大，民生問題日益突出，對社會福利服務的提供和社會服務體制創新提出了更為現實和緊迫的要求。同時，隨著大陸由生存型社會向發展型社會轉變，以人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形成，人們越來越關注自身的發展。「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為人自身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人自身的發展更直接地表現為對基本公共服務的實際需求。」(11) 在這種客觀背景下，各種公益性社會服務機構紛紛建立，並呈現迅速發展的態勢（見表1）。
據國家民間組織管理局公布的統計資料，截至2008年底，全國共有社會組織41.4萬個，比上年增長7.0％；這些社會組織業務范圍涉及科技、教育、文化、衛生、勞動、民政、體育、環境保護、法律服務、社會中介服務、工傷服務、農村專業經濟等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吸納社會各類人員就業475.8萬人，比上年增長4.2％；形成固定資產805.8億元，比上年增長18.2％；各類費用支出964.8億元，比上年增長7.2％；社會組織增加值為372.4億元，比上年增長21.1％，占各類民政管理單位增加值比重22.6％，占第三產業（服務業）增加值比重為0.31％。接收社會捐贈77.3億元，接收捐贈實物折價26.1億元。其中基金會1597個，比上年增長19.2％；公募基金會943個，非公募基金會643個。民政部登記的基金會133個，其中公募基金會和非公募基金會共接收社會各界捐贈53.6億元，接收捐贈實物折價17.1億元（資料來源：中國社會組織網——統計數據，2009年8月3日）。
此外，在對外開放政策引導下，大量港澳台地區和外國的非營利組織進入大陸，它們無論在專業性、資金還是管理方面都顯示出較強的實力，在扶貧、教育、禁毒防艾、醫療衛生、環境保護、慈善救濟、減災防災等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13)。
然而，盡管非營利組織的數量近年來快速增加，但是受傳統觀念和體制的影響，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仍然存在明顯不足。而金融海嘯的襲來，不僅給正處在成長初期的中國非營利組織帶來不利的影響，也暴露出它們發展的局限。這些問題概括起來說，就是它們的「先天弱質、後天困難」。有關研究者(14) 指出，國內的非營利組織在獲取和運用資源、協調關系、發揮作用等方面都不存在明顯的優勢。大多數非營利組織在政府規制和市場擠壓下艱難尋求生存和發展之路，難以展現在國外非營利組織身上看到的勃勃生機。調查顯示，41.4％的非營利組織認為資金缺乏是他們面臨的首要問題，其它相關的重要問題依次是：缺乏活動場所和辦公設施（11.7％），缺乏人才（9.9％），政府支持力度不夠（8.5％），組織內部管理問題（7.5％）等。這些局限又被概括為資源不足、能力不足、缺乏自治和發展不平衡等四個方面(15)。因而，國內非營利組織在回應民生需求、解決社會問題、推動社會平等、發展社會福利等社會功能的發揮上，在影響社會進步和促進社會公平公正、彌補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缺陷方面，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優勢。尤其是在像應對金融危機這樣重大的社會經濟危機面前，其作用的發揮卻無足輕重，難以擔當起應有的社會責任。
造成非營利組織「先天弱質、後天困難」局限的原因，首先是社會轉型時期社會治理結構還未完全轉變，過去長期存在的計劃經濟體制所形成的政府對社會福利服務供給的集中控制局面尚未完全打破，在單位制(16) 的社會組織形式下，高度依賴單位（政府）的福利文化觀念仍然在影響著個人和組織、普通公民和政府的行為。相應地，非營利組織發展的社會基礎還不牢固，活動的社會空間還相對狹小，限制了它們的發展。
其次，非營利組織的法人治理結構還有待完善。受非營利組織的雙重管理體制(17) 限制，它們獨立的法人地位還不明確。從非營利組織發展的特點來看，有相當一部分非營利組織是在政府管理體制改革過程中，由各級黨政機關轉變或直接創辦，承擔政府機構剝離出來的社會職能而形成的。這些組織，不僅其主要的資源來源於黨政機關，且在觀念上、組織上、職能上、活動方式上、管理體制上等各個方面，都嚴重依賴於政府，甚至依然作為政府的附屬機構發揮作用。(18) 另外一部分由民間自發建立的非營利組織，由於要掛靠一個業務主管單位，在一定程度上也不能自主開展活動。
再一點，公民社會的發育還不成熟，社會普遍的公民意識和公民文化尚未形成，人們還只是把非營利組織看作政府控制的福利體制的補充，而沒有作為相對獨立的社會部門看待，因而得不到廣泛的社會支持，難以產生影響社會政策和人們行為的作用。此外，受官本位思想影響和人們長期形成的對非政府的組織機構的偏見，非營利組織與政府機構在社會地位上不平等，常常被作為協助政府開展工作的從屬機構，限制了它們在法律的框架內以獨立法人身份自主活動的能力和空間。
最後，非營利組織本身的發育也還幼稚，組織的理念和使命、內部治理、組織文化建設、機構運作的制度化和自我發展能力都存在相當的缺陷，以至於組織定位不明，發展動力不足，甚至存在魚龍混雜的情況，嚴重製約著它們作為「第三部門」作用的發揮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形成。
總之，非營利組織發展的局限，限制了它們作為社會服務機構在改造人類、改善社會福利狀況、履行社會責任中的使命擔當，同時也使它們在應對社會風險與危機時顯現出能力不足的缺陷。而從組織管理的角度看，正是這些局限造成了這些社會服務機構的管理難題，加大了非營利組織發展中的管理風險。對此，我們需要作進一步的討論。
三、當前我國社會服務機構面臨的管理難題
當前我國社會服務機構管理面臨的主要難題是：理念和使命的確立、制度建設、資金籌措、人才聚集與專業能力培養、機構運作的管理方式等。
從理念與使命的確立來看，按照德魯克的管理理念，非營利組織管理的靈魂是理念和使命的確立，「非營利組織是為其使命存在的，它們的存在是為了改善社會和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它們為其使命而存在，這一點必須銘記在心。」而從使命管理的角度看，「領導者的首要任務則是確保每一個人能夠看見使命，聽見使命並使之體現在組織的日常活動中。」(19) 具體說，對一個機構而言，使命管理是一種戰略管理，它需要明確組織的長期目標，需要培養組織成員對其的奉獻精神，同時也需要有簡潔、清晰又直觀的使命陳述。比如美國女童軍的使命陳述：「幫助少女成長為自豪、自信和自尊的年輕婦女。」因此，「成功的使命需要具備三要素：機會、競爭力和奉獻精神。」(20) 即使命反映組織尋求機會和確定社會需要的努力，做好自己工作的獨特競爭力，以及全身心投入所從事的工作的獻身精神。
反觀國內的一些社會服務機構，缺乏對組織的理念和使命的陳述，導致自己的定位不清楚、不明確，是許多機構戰略管理的缺陷。而一些機構的創辦，本身就缺乏使命感，它們的領導者或經營者把政府對社會服務的投資看作一個商機，把非營利的公益事業當作風險經營的企業行為，用商業的理念經營社會服務事業，使機構因理念和使命感缺失而士氣低落，工作沒有動力，陷入使命管理危機。
從制度建設的方面看，非營利組織的管理像其它組織的管理一樣，也需要建立明確的制度規范來約束其領導者和成員的行為。對一個社會服務機構來說，如果只幫助一個人，根本不需要什麼策略，若要幫助一百人，就需要良好的裝備和計劃，而要幫助一萬人或者更多，則必須要有一套完整的策略和管理體系，將每一個實施環節落實到位。(21) 非營利組織服務於社會大眾，它的管理要有效益和效能的評估。正像德魯克所指出的，機構要從使命開始，告訴我們組織存在的目的，然後引入績效表現，再由績效的考慮引導其評價工作的效果。而國內的許多社會服務機構往往由於缺乏這樣的策略和管理制度而陷入運作困境。
以機構理（董）事會的設置為例，雖然一般的組織都設有理（董）事會，但是在一些機構，這一設置只是限於一年召開一次或兩次會議，變成對機構管理約束甚少的咨詢顧問角色。而一個運轉良好的非營利組織需要的是一個強有力的、主動型的董事會。它的角色包括管理者、資源開拓者、外交大使和顧問等四種，(22) 以推動機構有序而有效的運作。此外，通過制度建設來創造一個適宜的內部工作環境，以促進有效率的服務輸送(23)，明確組織內部的規劃、組織、領導、任用、控制與決策等職能，使其成員能充分發揮潛能，對社會服務機構的制度建設也是不可缺少的。
而從資金的籌措來看，目前社會服務機構最感困難的管理難題，就是由於相當一部分機構資金不足而限制了它們開展業務活動的能力。這一難題的存在，一方面是因為大的社會環境對於機構籌資不利。整個社會的慈善意識和人們捐助公益事業的能力不足；資源過度集中在政府手中及傳統的政府包攬社會福利事業的觀念與行為方式限制了公眾參與公益活動的積極性，以至於在大多數人的觀念里，公益事業是政府的公共服務行為，凡事求助於政府的行為方式成為慣性。另一方面，機構自身的資源開拓能力也存在問題。許多機構不是積極向外尋求社會捐助，而是單一等待政府資金支持，或者只是盯住富人或大企業，希望通過他們的善行或某種有條件的捐款來獲得捐贈。這樣的方式導致一部分機構資金嚴重不足，難以開展正常活動，甚至處在名存實亡的「休眠狀態」。(24) 而有一部分機構為了得到企業捐款而被其利用為企業拓展市場、牟取利益和提高知名度的工具。還有一些機構為了生存而違背組織的宗旨從事與自身業務不相乾的經營活動。所有這一切都表明，資金籌措的管理難題不僅會使非營利組織運行困難，甚至會導致它們陷入巨大的管理風險中。
再從人才聚集和專業能力培養的方面看，大陸社會服務機構面臨的人力資源管理難題一方面是專業人才和服務的專業能力不足，另一方面又存在優秀專業人才的流失和招募困難。這一管理難題的產生有多重原因。
首先，多數社會服務機構是屬於「體制外」的單位，在一個注重體制資源和主流地位的環境里，體制內外的福利待遇、社會地位、職業聲望和職業前景存在很大差異，「政府公務員」或「國有企事業單位」的身份意味著收入穩定、地位高尚、職業前景光明，而體制外的非營利組織在多數人眼中，則屬於不穩定、地位低和待遇差的范疇。因此，凡是有經驗或專業能力強的人才，往往不願待在體制外的單位里。
其次，現代社會是一個知識社會，在這個社會中，當知識越來越成為主要生產要素時，知識工作者作為雇員同時又是掌握著生產資料的專業工作者，越來越成為經濟和社會價值創造的主要生產力。而知識工作者尤其是高知識人士作為專業人員更重視專業成就和自我實現，這一特點決定了他們不再願意終身從屬於某個組織，而更願意將組織視為其實現個人目標的階段性工具。對於非營利組織的成員，其專業人才也具有同樣特點，如何解決這一時代性難題，是對社會服務機構人力資源管理的重大挑戰。
再次，社會服務機構專業能力不足的背後，是缺少具有組織創新和專業創新能力的領導人或管理者，他對組織發展的預見性，對其領導下的員工的各種需求的敏感性，以及專業變化和各種挑戰的應對能力，決定著他對組織人才和專業能力建設的重視程度。而這一切會促使他採取措施，改變或發展組織文化，營造良好的、具有專業挑戰性和專業成長空間的工作環境，吸引和聚集優秀人才。正如一個國際基金會的中國項目總裁所說，留住員工有兩個步驟，一個是清晰地告訴員工我們的願景，另外讓員工感到他們是願景的一部分。(25) 事實上，一些成功的非營利組織正是靠著其領導人的卓越專業管理能力而創造了一個聚集優秀人才、實現組織可持續發展的局面。這正是許多社會服務機構破解人力資源管理難題的可尋之道。
最後，從機構運作的管理方式來看，非營利組織的管理不是利潤或財務底線的管理，相對於企業，非營利組織是一種無底線的績效管理，然而，績效和成果對於它其實更加重要，但也更難測評和控制。它必須根據自己所設定的遠景和標准、所創建的價值、所做出的承諾以及所提高的人類能力的績效來進行自我測評。(26) 但是，這樣一來，非營利組織的管理也就更容易犯過度自信、過於理想化或官僚主義的錯誤。就一些社會服務機構的管理方式而言，專注於自己的理想，只從組織內部管理的完美性而不從服務人群的實際需要出發，就常常使其管理變成無效的。
以筆者經歷的一個案例為例，某個社會服務機構在為城市流動人口提供服務的過程中，確定了以小額貸款幫助他們創業來實現其城市就業的目標，並以項目運作的方式實施。但是，兩年過去了，項目並沒有達到它預期的效果反而陷入舉步維艱的境地。當進行評估時，我們發現，其實這個設計完美的計劃與流動人口的現實需要不吻合，存在較大差距。因為小額貸款一方面有過多的限制條件（為保證資金的安全而設定的），而貸款額度又不足以讓他們的創業能實質性改變自己的生活處境；另一方面貸款仍然存在一定風險，他們有後顧之憂。這樣他們參與這個項目的積極性就變得很低。相反，對他們來說，子女教育和一些勞動技能的培訓是更急迫的需要。在調整了計劃後，這個機構的服務開始收到較明顯的效果。
此外，非營利組織的運行主要不是靠自己創造的財源，而靠捐款和項目式管理來維持。這一特點既顯示了它的管理特色，同時也造成了一系列管理難題。比如，在整個管理過程中，機構要滿足兩個、甚至更多客戶的需要：捐助者的意願和受助者的需要，有時還要考慮受助者所處社會環境及相關人群的需要。這要求整個管理過程要更科學、更全面和更具藝術性。然而，對於國內大多數的服務機構而言，由於其規模小、專業水平低、服務方式和服務內容單一、活動范圍狹窄，難以適應這種復雜管理的要求，因而，管理方式簡單、機構運行不暢、目標達成效果不佳，就成為許多非營利組織常常遇到的管理難題。
綜上所述，目前中國社會服務機構面臨的管理難題，反映的是非營利組織發展的局限。正是由於這些局限和管理難題，它們的發展存在許多管理風險，在響應社會需求及社會重大危機如金融危機、地震、海嘯和災害，以及改善民生、滿足群眾日常生活需要等方面，顯得力不從心，困難重重。而關注這些問題，幫助非營利機構解決它們所面臨的問題，促進其健康發展，對改善非營利組織管理，提高社會服務機構的服務質量與社會聲望，推動社會服務發展，將起到積極的作用。
⑹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哪些重大風險我國又具備哪些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的有利條件
無重大風險了，互聯網十的開放是制度上的開放，兩極分化嚴重的問回題更不會是政府的答政策法規問題，而是互聯網創新和不足的初級階段問題，國家需要的是掃黑除惡，防止法律法規的被破壞，比如說黑保護傘，官員的非公有財產申報，勞動法規定，人權自由的保護，人權待遇的保障，人人平等的話語權。
⑺ 根據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的總體現狀.如何正確看待風險與挑戰.把握重要戰略機遇期的論文
正確看待風險，而且每件事情它都有一定的風險性，而且是機遇並存的。
⑻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哪些重大風險我國又具備哪些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的有利條件
無重大風險了，互聯網十的開放是制度上的開放，兩極分化嚴重的問題更不會是政府的政策法規問題，而是互聯網創新和不足的初級階段問題，國家需要的是掃黑除惡，防止法律法規的被破壞，比如說黑保護傘，官員的非公有財產申報，勞動法規定，人權自由的保護，人權待遇的保障，人人平等的話語權。
⑼ 中國當前發展風險投資面臨的主要問題有哪些應如何改善
中國面臨的能源危機 我國的可再生能源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是重要的戰略替代能源，對增加能源供應，改善能源結構，保障能源安全，保護環境具有重要的作用。積極開發和利用核能、太陽能、風能、電能、生物質能、地熱能以及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是實現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能源戰略的必然選擇。 1我國的能源危機與環境危機凸顯 1.1中國面臨嚴重的能源短缺危機 我國是一個能源生產大國和消費大國，擁有豐富的化石能源資源。2006年，煤炭保有資源量為10345億噸，探明剩餘可采儲量約佔全世界的13%，列世界第三位。但是中國的人均能源資源擁有量較低，煤炭和水力資源人均擁有量僅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的50%，石油、天然氣人均資源擁有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15左右。能源資源賦存不均衡，開發難度較大，已探明石油、天然氣等優質能源儲量嚴重不足。再加上能源利用技術落後，利用低下，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條件下，我國能源的消耗速度比其他國家更快，能源枯竭的威脅可能來得更早、更嚴重。因而，日益增長的對外能源需求造成的能源壓力迫使我們不得不尋找解決能源危機的突圍之路。 1.2不合理的能源結構引發嚴重的環境危機 我國是世界上少數幾個以煤為主要能源的國家，一次性能源生產和消費65%左右為煤炭，大量使用煤炭，使 66%的中國城市大氣中顆粒物含量以及22%的城市空氣二氧化硫含量超過國家空氣質量二級標准。長期以來這種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和單一的能源消費模式帶來了嚴重的環境污染。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能源需求量的持續增長，化石燃料燃燒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給環境造成了越來越沉重的壓力。面對當前化石能源消耗帶來的嚴重環境危機，調整能源結構已迫在眉睫。 2發展利用可再生能源是解決中國能源危機的有效途徑 可再生能源是可以永續利用的能源，如水能（小水電）、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和海洋能等，不存在資源枯竭問題。目前，世界各國都力推可再生能源，中國更應該把握住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時代走向，爭取在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上走在世界前列，緩解日益加重的能源危機與環境壓力。 2.1中國可再生能源具備良好的資源基礎 我國可再生能源品種齊全，數量多，資源基礎雄厚。我國小型水電（指≤5萬千瓦的水能資源）的可開發量為1.2億千瓦，目前僅開發了不到 1/4；全國陸地每年接收的太陽輻射能相當於24000億噸標准煤，如果按陸地面積的1%、平均轉換效率按20%計，一年可提供的能量達48億噸標准煤，相當於2006年全國一次能源消費量（24.6億噸標准煤）的兩倍；我國10m高度層的風能總儲量為32億千瓦，實際可開發為2.53億千瓦，加上近海（1~15米水深）風力資源，可裝機容量達10 億千瓦；生物質能資源也十分豐富，秸稈等農業廢棄物每年約有3.0億噸標准煤，薪柴資源為1.3 億噸標准煤，加上城市有機垃圾等，資源總量近7億噸標准煤。通過品種改良和擴大種植，生物能的資源量可以在此水平上再翻一番。此外，還有地熱能和海洋能等，可供大規模長期開發利用。總之，中國可再生能源資源豐富，具有大規模開發的資源條件和技術潛力，可以為未來社會和經濟發展提供足夠的能源，開發利用可再生能源大有可為。 2.2中國可再生能源具備良好的市場基礎 我國可再生能源具有巨大的潛在市場，隨著我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全面小康建設的推進，必將對能源供應提出新的要求。同時，我國又是一個農業大國，61%的人口生活在農村，農村能源利用率處於較低水平，每年要消耗6億多標准煤的能量，其中一半的能源靠作物秸稈和砍伐樹木獲得，這使得生態環境遭到破壞，荒漠化程度加劇。作為農村能源供應的重要補充，利用可再生能源正在為農村提供氣體燃料、提供生活熱水、為偏遠地區農戶解決無電問題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直接提高農民生活質量和改善農村環境質量。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是農村能源與環境協調發展重要途徑。所以，客觀上的迫切需求為可再生能源提供了巨大的市場。 3中國可再生能源開發現狀與面臨的挑戰 3.1中國可再生能源的產業發展已初具規模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已經取得顯著進展。2007年，我國可再生能源利用總量居世界首位。2007年我國小水電利用總量佔世界一半，水電勘測、設計、施工、安裝和設備製造均達到國際水平，已形成完備的產業體系；2007年，我國光伏電池產量達到100萬千瓦，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一；太陽能熱水器使用量為5200萬平方米，約佔全球使用量的40%。據測算，使用1平方米的太陽能熱水器每年可節約120千克標准煤。太陽能利用得到快速發展，在能源供應中佔10.32%，居第二位；目前全國已建成並網風力發電裝機容量57萬千瓦，2007年的風電裝機容量達到590萬千瓦，比2006年增加了330萬千瓦2007年，我國可再生能源年開發利用總量摺合2.2億噸標准煤，佔一次性能源消費總量的8.5%。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生物質能材料來源廣泛，生物質發電裝機容量已達到相當規模，農村年產沼氣102億立方米，相當於1600萬噸煤；沼氣工程實現了標准化生產，沼氣技術服務體系已比較完善；另外我們在可再生能源利用技術上取得很大突破，相當一批技術已發展到商業化初始階段。 3.2中國可再生能源發展面臨的挑戰 3.2.1政策障礙 國家和政府的法律政策導向對可再生能源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國可再生能源的相關政策體系還不完整，經濟激勵力度較弱，政策的穩定性和協調性差，還沒有形成支持可再生能源持續發展的長效機制。我國可再生能源的立法比較晚，法律體系不健全，僅出台了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此外，各地方缺乏相應的法律政策，不能很好地貫徹中央的政策，形成促進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良好的政策環境。 3.2.2資金障礙 我國可再生能源在2007年已達到12億美元，僅次於德國，居世界第二。但我國的新能源發展並沒有納入政府各級財政撥款渠道；與金融機構和發展中國家政府的金融政策和法規聯系不到位，使本來很值得信賴的項目與商業應用也缺乏信貸和風險投資。 3.2.3技術障礙 技術開發能力與產業體系薄弱，關鍵技術掌握得少。除水電、太陽能熱利用、沼氣外，其它可再生能源技術水平較低，缺乏自主技術研發能力，設備製造能力弱，技術和設備生產主要依賴進口，技術水平和生產能力與國外先進水平差距較大。同時，可再生能源的資源評價、技術標准、產品檢測和認證等體系不完善，人才培養不能滿足市場快速發展的需要，沒有形成支撐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的技術服務體系。 3.2.4市場障礙 由於可再生能源開發難度大，開發市場化起步晚，所以商品化程度低，產業化薄弱。市場經驗不足阻礙著可再生能源工業有效地提供產品和服務，存在普遍的產品質量問題和服務問題，市場法規不足和缺少工業標準的風險抑制著需求增長。長期以來，我國可再生能源發展缺乏明確的發展目標，缺乏連續穩定的市場需求。雖然國家支持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力度逐步加大，但由於缺乏強制性的可再生能源市場保障政策，沒有形成穩定的市場需求，可再生能源發展缺少持續的市場拉動。市場障礙阻礙著可再生能源產業鏈條的形成和發展。 4中國可再生能源的突圍之路 4.1將可再生能源戰略納入國家能源戰略 可再生能源比重的提升傳遞著「綠色經濟」正在興起的信息，2012年《京都議定書》到期後，新的溫室氣體減排機制將進一步促進綠色經濟的全面發展。如何面對「後京都議定書時代」，可再生能源成了我們勢在必行的發展之路。 可再生能源是我國能源優先發展的領域。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對增加能源供給、改善能源結構、促進環境保護具有重要作用，是解決能源供需矛盾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選擇。《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中提出到2010年使可再生能源消費量達到能源消費總量的10%，到2020年達到15%的發展目標。由科技部主持的《中國後續能源發展戰略研究》對到本世紀中期我國能源需求進行了預測。從預測結果看，若採用生態驅動方案，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將成為能源結構的主角之一，達到30%以上。因此，我國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戰略目標將是：最大限度地提高能源供給能力，滿足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的要求，改善能源結構，實現能源多樣化，建立可持續的、安全的能源供應體系。 4.2切實加強法律保障 各級政府應切實加強政策扶持力度，盡快建立規范的保障制度，實行政府問責制。應完善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盡快建立可再生能源相關的法律法規體系，加快出台《可再生能源促進法》、《循環經濟法》等促進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法律法規。為增加可再生能源供應、規范可再生能源市場、優化能源結構、維護可再生能源發展提供法律保障，這也是我國能源發展的必然要求。 4.3建立多渠道的開發機制 開發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當今國際一大熱點，要抓住當前大好時機，將自主創新與技術引進，建立和形成以國內製造為主的裝備能力。一是各級政府要從財政上支持新能源的開發，積極吸引和引導社會、企業、個人投資可再生能源，促進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二是要進一步拓寬合作領域，加強與國際組織和機構的聯系與合作，提倡雙邊、多邊合作研究及合作生產。加強人與技術信息交流。採取切實措施，為吸引國際機構和社會團體、企業家和個人來華投資、獨資或合資開辦各種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實體創造條件。 4.4培育可再生能源市場 一是在中央、地方提供政策支持的基礎上，鼓勵企業打破限制，實行橫向聯合，積極引進新工藝、新技術，不斷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成本，擴大銷路。二是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和個人開辦新能源技術服務公司，為消費者提供新能源技術產品的安裝、調試、維修保障服務，同時政府應為這些公司的技術人員提供技術培訓，提高其技術業務水平，逐步培育起持續穩定的可再生能源市場。三是加強建立可再生能源技術產品的評價指標體系，產品的檢測和質量認證體系，建立國家級質量監測系統，建立健全市場保障機制，同時形成支撐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的技術服務體系。激勵新能源消費，完善促進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的市場環境，逐漸培育起持續穩定的可再生能源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