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① 如何看待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與市場經濟的關系，市場

如何看待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與經濟的關系
在市場經濟下，政府是裁回判,就是規則制定者答卻不符合現實的情況。現實中，市場經濟的秩序主要是由「看不見的手「來維持的，多數情況下，競爭中的勝負並不需要政府來判決，亞當.斯密講市場經濟是」一隻看不見的手「，這時候本身已經排除了政府是一個規則制定者和裁判員，否則，市場經濟就不是由一隻看不見的手指揮了。
市場經濟的功能與缺陷
市場經濟的主要功能:1.微觀經濟均衡功能。2.資源短期配置功能3.市場信號傳遞功能4.科學技術創新功能5.局部利益驅動功能。
市場調節的重要功能，在於承認各個經濟主體的經濟利益，驅使它們為主體利益而積極有效的利用社會資源。 市場經濟的缺陷：1.利益主體行為目標短期化2.利益主體行為非規范化
3 .利益主體投資行為二重性 4．利益主體之間的分化
市場經濟要求有完善的市場體系，而完善的市場體系又必須以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存在為前提。企業經營的自主性

② 政府與經濟之間的關系是什麼

市場經濟中，政府幹預和市場機制相互替代。這種替代機制的作用機理是：市內場失靈對政府容干預產生了需求，當政府幹預的預期收益大於干預成本時，政府幹預將讓位於市場機制，也就是說政府將放棄干預。當政府幹預所帶來的邊際預期收益等於干預的邊際成本，政府幹預就達到了最優水平。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不是一成不變的，政府幹預與市場機制的相互替代是一個動態過程。市場失靈和干預失靈界定了政府與市場的行為邊界，在動態經濟中，這種行為邊界是比較模糊和發展變化的。
當出現市場失靈，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規范運行需要政府幹預，同時，隨著市場條件的變化、市場結構的動態調整和干預績效的變化，政府幹預行為也應該相應發生變化，但須遵循一個原則，即市場的經濟自由優先於政府的干預並決定政府幹預的限度。

③ 當代中國經濟發展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的思考

當代中國經濟發展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相互作用的關系，政府起到了宏觀調控的作用，市場上有自己的自由性的規則，兩者相統一是其事業發展更加的騰飛

④ 政府與經濟自由的關系

市場經抄濟中，政府幹預和襲市場機制相互替代。這種替代機制的作用機理是：市場失靈對政府幹預產生了需求，當政府幹預的預期收益大於干預成本時，政府幹預將讓位於市場機制，也就是說政府將放棄干預。當政府幹預所帶來的邊際預期收益等於干預的邊際成本，政府幹預就達到了最優水平。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不是一成不變的，政府幹預與市場機制的相互替代是一個動態過程。市場失靈和干預失靈界定了政府與市場的行為邊界，在動態經濟中，這種行為邊界是比較模糊和發展變化的。
當出現市場失靈，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規范運行需要政府幹預，同時，隨著市場條件的變化、市場結構的動態調整和干預績效的變化，政府幹預行為也應該相應發生變化，但須遵循一個原則，即市場的經濟自由優先於政府的干預並決定政府幹預的限度。

⑤ 如何看待經濟發展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的十八大報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就為我們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可從以下4個方面來理解。第一，政府和市場是現代市場經濟體系中相互關聯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關鍵是尋求政府行為和市場功能的最佳結合點，使政府行為在調節經濟、彌補市場功能失靈的同時，避免和克服自身的缺位、越位、錯位。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完善過程中，必須解決好的重大理論和實踐課題。第二，正確認識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作用和市場作用的優點與局限性。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要高度重視政府的作用，也要高度重視市場的作用。政府宏觀調控和管理的主要任務，是保持經濟總量平衡，抑制通貨膨脹，促進重大結構優化，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創造良好環境和條件。同時，積極完善和規范市場准入制度，建立統一規范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維護市場秩序，保障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但是，如果政府管理和調控的范圍、力度超過了彌補「市場失靈」、維持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預的方向不對路、形式選擇失當，其結果非但不能糾正「市場失靈」，反而會抑制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第三，我國經濟體制既存在政府幹預過度問題，也存在「市場失靈」問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基本建立並不斷完善，但在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處理上，仍存在許多不足，政府作用和市場功能都亟待進一步完善。第四，以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問題為核心，推進經濟體制改革。要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圍繞更加尊重市場規律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統籌推進經濟體制改革。要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健全現代市場體系，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加快改革財稅體制、金融體制，使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和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能夠揚長避短、有機結合，都得到有效發揮，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

⑥ 政治與經濟的關系

在任何一個社會，發展是其政治和經濟領域發生總體變化的復雜而漫長的過程，而且兩者之間是一種互動的關系，亦即政治領域的變化會影響經濟領域的變化，反之亦然。官僚威權主義和「軟威權主義」可以被看作是威權主義的不同形式。威權主義是介乎於民主政治和極權政治之間的一種過渡性政治形態。它從不放棄民主，而是想方設法地限制民主的發展。[10] 無論是官僚威權主義，還是「軟威權主義」，都提出了這樣幾個問題:政治與經濟兩者之間究竟是什麼關系？什麼樣的政治制度最適合於經濟發展？政治發展如何反作用於經濟發展？

對於這些問題，無論是政治家還是學者，似乎都有不同的看法。一種看法認為，只有在政治民主取得進步的國家，[11] 才能更快地推動經濟發展。換言之，政治上實行專制的國家是難以實現經濟的穩步增長的，因為這樣的政府不能提高政府的聲望，因而不利於保護私人財產，也無法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例如，格迪斯認為，由於民主政權能更好地贏得公眾對改革的支持，民主政權同樣能順利地開展經濟改革，也能加快經濟發展。亨廷頓認為，阻礙經濟發展的障礙就是阻礙民主的障礙。[12] 而利普塞特則從另一角度指出，「民主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這意味著:國家愈富裕，它保持民主的機會就愈多。」[13] 與上述論點不同的是，也有人認為，威權主義政權有利於經濟發展。例如，薩克斯指出，與民主政權相比，威權主義政權在推動經濟改革方面更為成功，因為威權主義領導人不必擔心自己是否會在選舉中失去選民的支持，盡管有些選民受到了改革的消極影響的打擊，如失業和收入水平降低。[14] 庫爾斯認為，威權主義政權在推行各種政策時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因而不會受到各種利益集團的「掣肘」。政治上專制的政府能壓制工會活動和降低工資水平，甚至還能控制消費者的需求，因而能促進投資和推動經濟的增長，盡管這些措施很不得人心。與此相反，民主政府為了最大限度地延長在位時間，常常千方百計地滿足選民提出的各種要求，其中包括經濟上的要求，如增加政府開支和擴大消費，等等。其結果是，國內資本積累受到很大影響，經濟的快速增長也就難以成為現實。 [15]

庫爾斯還從更深的層面上分析了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他認為，歐美國家的經濟發展大致上經歷了三個階段:（1）生產簡單的非耐用消費品；（2）生產資本貨；（3）生產耐用消費品。在第一階段，一些歐洲國家建立了議會制，第二階段則出現了法西斯專政的德國和義大利，但在第三階段又重新出現了十分穩定的議會民主制國家。[16] 這似乎說明，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的軌跡並非完全一致，而是呈階段性的反復。然而，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程度後，政治民主的到來就是一種必然的趨勢了。 [17] 阿爾蒙德則認為，政治經濟的增長、發展、現代化和進步，不論如何稱呼，都包含著由4個因素支配的積極和向前發展的運動。這4個因素是2個P和2個W。2個 P是政治變數，即政府的能力或權力 (power) 以及人民的參政 (participation) 或民主化，2個W是經濟變數，即財富（wealth）和福利（welfare）。能否使上述4個變數都得到同等速度的進步？能否同時增強政府的能力和權力，同時提高人民的參政程度，同時加快經濟發展，同時改善福利？阿爾蒙德的回答是否定的。[18]

五六十年代頗為流行的現代化理論更為明確地指出，經濟增長與民主制度的鞏固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因為美國和英國等發達國家都是政局穩定的民主國家。但從歷史上看，除英國以外的其他西歐國家和日本的工業化則基本上都是在專制政權下進行的。[19]

四、威權主義的作用與副作用

必須指出的是，巴西、智利和韓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固然在政治民主停滯不前的一段時期內取得了經濟高速增長的佳績。然而，同樣不容否認，許多缺乏政治民主的第三世界國家，卻從來沒有取得經濟奇跡。可見，經濟能否取得高速增長，政治民主程度不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至少可以這樣說:威權主義與經濟發展之間的正關系並非永遠存在，它僅僅適合於從農業社會向工業化社會轉變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時期。換言之，影響經濟發展的不僅僅是政治因素（如政權的形式和民主的多寡），而且還有其他一系列重要的變數，如政府的經濟政策和外部機遇，等等。不過，拉美和東亞的發展進程似乎也表明，每一種發展模式（至少是某一特定時期的發展模式），都有相應的政治制度與之匹配。如果這種政治制度有助於經濟發展，那麼它就應該被視為是合理的。此其一。其二，政治體制（或政權形式）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取決於包括這個國家的發展水平和歷史因素在內的特定條件和具體情況。

但是，威權主義政府確實能在一定的時期內、在一定的條件下，利用手中的權力人為地創造出經濟發展所必需的秩序和穩定，盡管這種統治也使各種矛盾不斷積累。因此，從表面上看，社會是穩定的，但這種穩定是脆弱的。換言之，威權主義的高壓統治並非能永遠消除各種不安定因素，相反，它甚至會製造出一些不安定因素。事實上，韓國在二十多年的威權主義政府統治下，勞工運動和民主運動並沒有停止，有時甚至使整個社會非常動盪不安。「光州民眾抗爭」就是一個例證。這一悲劇最初從光州大學生反對戒嚴和停課令開始，後來發展到工人、市民、公司職員、店員等民眾與軍方展開激烈的武力沖突。據戒嚴司令部的統計，在沖突中共有163人死亡，其中包括軍人15人。[20]

此外，威權主義政治容易使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變質，產生嚴重的腐敗。90年代後期曝光的韓國一些財閥企業的丑聞，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總之，政治與經濟兩者之間的關系這一問題的核心，一是如何認識政府的權威性，二是如何維系政治穩定，為經濟建設創造必要的條件。

早在1955年，劉易斯就指出，「軟弱的政府不能維持自己境內的秩序。」[21]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季刊《金融與發展》的高級編輯在采訪約翰·加爾布雷思時曾問道:「你認為民主對發展和經濟增長是至關重要的嗎？」加爾布雷思所作的回答似乎是耐人尋味的:「從信仰的角度講，我支持民主政府，但我同時也意識到，民主政府可能會成為軟弱政府或者是無政府的幌子。我們不得不透過民主來看一下治國能力的問題。」[22] 如果政府的政策調整因遭到一些利益集團的反對而無法付諸實施時，政府採用一些強硬的手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朴永澤也認為，「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韓國的決策者是無法實施那些困難的經濟政策的（如降低工資水平）。確實，如果韓國政府建立的是一個非干預的、自由的經濟體制，在這個體制中由價格決定市場的供求和由市場配置資源，那麼，很難相信韓國會取得其經濟上成功，也不會實現經濟調整。」[23] 他還認為，韓國的一個特點是它的政府具有「集權」的性質（the centralized nature）。韓國政府用一種在西方民主制度下難以行得通的方式來保持政治、社會的穩定和推行其政策調整。它使勞工組織軟弱無力，從而使工資處於低下的水平。60年代，政府儲蓄和外部儲蓄（兩者均由政府決定）每年為國內投資提供了60％的資金。在70年代，政府直接或間接地控制了國民經濟中幾乎三分之二的投資資金。除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以外，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能支配如此多的可用於投資的資金。此外，政府還對金融部門的信貸分配實行管制。當然，從理論上說，政府決定資源的配置並非總是高效率的。但韓國政府在動員內部和外部資金、並將這些資金用來支持經濟的高速增長方面，卻是成功的。[24]

與政府權威性有關的一個問題是如何認識「發展型政府」? 發展型政府的特點是:它對未來的經濟增長有一種前後一致的構想，以發展為首要目標，具有強有力的民族主義傾向，擁有足夠的相對獨立性，不受利益集團的影響或有能力調和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沖突，從而達到促進社會整合的目的。因此，它的合法性在於有能力加快資本積累和促進國民經濟持續發展。[25] 約翰遜為「發展型政府」總結的特點是:（1）經濟發展是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標，有時甚至是為了達到這一目標而不惜一切代價。（2）崇尚私人財產和市場規則。但政府的決策者常常為了加快發展而制定帶有干預性的產業政策。（3）在政府的決策過程中，通常有一發揮著重要作用的部門。該部門的大多數工作人員具有較為豐富的專業知識，而且工作效率高。[26]

許多學者認為，許多東亞國家（地區）的政府是典型的「發展型政府」。這些政府與傳統的中央集權制政府有所不同。實踐證明，發展型政府創造了遠遠高於早期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發展速度，確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經濟「奇跡」。

與發展型政府類似的另一個概念是所謂「強政府」（strong state）和「軟政府」（weak state）。一般而言，「強政府」具有以下特點:高層領導人通常採用專制的統治手段，將工業化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並在制定經濟計劃和實施經濟政策等方面向技術專家授予較多的權力。而技術專家則有能力使私人部門和國內各地區的壓力屈從於國家的長期發展規劃，也能使政府的科層（bureaucracy）變成一個守紀律、高效和可靠的工具。[27] 簡而言之，能夠在不同利益集團的呼聲中制定並實施有利於全社會長期發展計劃的政府，就是「強政府「。[28] 毫無疑問，缺乏上述特點的政府則是「軟政府」。按照繆爾達爾的定義，「軟政府」既無行政管理能力，又無實施發展政策的政治意願。[29] 瓊斯等人認為，韓國之所以能獲得經濟「起飛」，主要是因為韓國實現了從李承晚的「軟政府」向朴正熙的「強政府」轉變的過渡。[30]

⑦ 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什麼

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如下：

1、政府職能必須要與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相適應內。轉變政府職能，容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

2、政府可以糾正市場的固有缺陷。

3、政府的作用是超越市場、引導市場。

此外，政府對企業還負有相當的責任：

(1)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為企業解除沉重的社會負擔；

(2)為企業創造良好的外部競爭環境；

(3)為企業提供充足的人才和信息。

(7)政府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擴展閱讀：

政府職能的作用：

（1）政府職能規定了國家行政活動的基本方向。

（2）政府職能是建立行政組織和進行機構設置、人員配備的最基本依據。

（3）行政職能的變化必然帶來行政機構、人員編制以及運作方式的調整或改造。

⑧ 政治制度與經濟發展的聯系

當今世界存在著一種矛盾的現象：一方面，世界上現有的二十幾個最發達國家全部都是民主國家，而在另一方面，亞洲的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韓國、新加坡、台灣等——在實行民主之前其經濟發展速度卻要快於許多民主國家。這就造成了一個疑問：究竟是民主制度更有利於國家經濟的發展，還是專制制度更有利於國家經濟的發展？這個問題一直在困擾許多期盼國家發展的人們。要弄清楚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弄清國家的經濟發展是由哪些因素決定的。

經濟學家普遍認為，一個國家要想在經濟上獲得較快的發展，必須實行一系列的經濟政策，這包括：實行自由市場經濟，利用國際市場，鼓勵投資和出口，重視文化教育，進行合理的土地改革，以及擴大民眾參與經濟發展的機會。顯然，對於這些政策，民主國家可以採用，專制國家也可以採用。在民主國家中，西方所有發達國無一例外都採取了以上經濟政策，而在專制國家中，現在的中國、過去的韓國、新加坡、台灣等也都採用了以上的經濟政策。

我們拿過去的韓國、新加坡、台灣與過去的印度進行比較。過去的韓國、新加坡、台灣在政治上不如印度民主，但是在經濟上卻採取了以上說所的在西方發達國家普遍實行的經濟政策，而印度雖然在政治上比韓國、新加坡、台灣民主，但是在經濟上它卻象社會主義國家一樣封閉、保守、不自由。這是韓國、新加坡、台灣等國家在經濟發展速度上高於印度的主要原因。

那麼這是否說明民主對於經濟發展沒有作用呢？當然不是，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與經濟政策都是決定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韓國等國家的現象和印度的現象只能說明：是否實行自由開放的的經濟政策與是否實行民主相比，前者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更大。自由開放的經濟政策的作用是通過調動人的積極性而使國家的經濟富有活力，而民主最重要的作用是可以造就一個高效、廉潔，能夠及時糾正錯誤的政府，我們以上提到的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政策要想得到較好的實施必需要有一個這樣的政府為之服務。毫無疑問，假如一個國家同時擁有好的經濟政策和民主制度，那麼它的經濟發展就會更快。現在的印度通過經濟改革已經取得了高速的經濟增長，同樣，假如當時的韓國、新加坡、台灣擁有完善的民主制度，那麼它們的經濟發展還會更快。

現在在中國爭論最激烈的一個問題是：中國應該是先富強後民主，還是先民主後富強？主張先富強後民主的人認為，民主雖可促進人權，但不利於現在的中國經濟發展，而以上分析說明,這種觀點是根本錯誤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先民主後富強的道路在中國是根本行不通的。許多人根據韓國、新加坡、台灣的事例而認為，先富強後民主的道路在中國也是可行的，但是他們忽視了中國與韓國、新加坡等國在國情上的巨大差別。

韓國、新加坡等都是小國，過去有一種說法：小國寡民容易治理。這對專制國家來說是非常確切的。在專制國家，國家的最終控制者是最高統治者,最高統治者管理國家的唯一方式就是通過自上而下層層的機構和人員設置來進行管理。這種管理方式的特點是：管理層次越多，最高管理者對底層的控制越困難。這是因為，每一級的管理者都是一個人，既然是人，就有人的弱點。我們假設某位官員自身具有為民服務的強烈願望，他也用為人民服務的標准來考核下級，但是他的考核肯定會因為自身的某種弱點而產生偏差，假如這名官員認可的下級官員又有下級，那麼他所認可的官員就又會與自己的願望產生偏差。兩次偏差相加，最後一名官員與第一名官員的願望的偏差就被擴大。以此類推，管理環節越多，處於末端的人與最高管理者的願望就偏差越大。

與專制大國相比，專制小國的好處是可以減少自上而下的管理環節，使得最高領導人較容易控制，而且，小國因為管理層次較少，管理效率較容易保證,同時我們也不能否認，大多數專制國家的領導人與民主國家的領導人一樣也有著要搞好自己國家的強烈願望，因為他們是舉世矚目的人物，他們把經營國家當成了自己的事業。因此專制制度的弊端在小國體現得不是很明顯，它們的政府效能和腐敗問題沒有對經濟發展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但是在專制大國，由於管理層次繁多，專制制度的弊端就會體現得非常明顯。比如在中國，中國現在的主要問題是市場秩序混亂、誠信缺失、政府效率低下、腐敗盛行，這些問題已經嚴重影響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對於這些問題，中央並不是不重視，他們一直在想方設法解決，但是中國專制制度下的層次繁多的龐大管理系統使中央領導人根本無法有效控制各級地方官員。因此到現在這些問題不但沒有緩解，而且還越來越嚴重。在中國，要想解決這些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實行民主。

民主國家在管理上的最大優勢就是可以通過分權而將大量的權力下放地方，從而使國家的大量管理工作被分解為地方的基層管理工作。民主國家的最終管理者是人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是由人民最終控制的，權力下放只會對人民的控制有利。而在專制國家，國家的最終控制者是最高統治者,權力下放必然使最高統治者喪失對國家的控制力（相當於分封諸侯），這是統治者最害怕的。

民主國家由於可以實行中央與地方分權，因而在國家管理上比專制國傢具有兩方面的巨大優勢：第一，由於中央與地方分權，民主國家可以大幅度地減少管理環節，這使得民主大國在各級官員的素質、政府效率和廉政方面比專制國傢具有極大的優勢；第二，由於中央與地方分權，使得民主國家的最終控制者——人民——比專制國家的最終控制者——最高領導人——在控制能力上具有巨大的優勢。

關於第一點，由於在民主國家各級地方官員也多為民選產生，這些地方官員與國家領導人一樣要直接向選民負責，因此他們為民服務，搞好地方的願望也是無庸置疑的。而在專制國家，各級地方官員只需聽命於上級，這就增加了無數不可控制的因素。由於管理環節越多，可靠性越差，因此造成了專制大國越是基層越腐敗低能，而且，管理層次越多，管理和服務的效率就越低，腐敗也就越多。當然，在民主國家中也有非民選官員，但是他們與最終的管理者選民之間的環節要比專制國家的官員與最高統治者之間的環節要少得多。

而關於第二點，毫無疑問，由於最高領導人的精力是十分有限的，而地方上的事務又是非常繁雜的，因此專制大國的最高領導人即不可能親身了解基層情況，也不可能對基層進行直接控制，他們監控基層的唯一辦法是間接了解和間接控制，而由於分級管理的可靠性和效率遞減原理，他們的間接了解和間接控制又是非常不可靠、非常低效的。而在民主大國，人民對地方政府的監控是非常有效的，這不僅是因為監控者的人數眾多，它還因為人民在在監控地方政府和官員時有著一種最合理的分工，這種分工就是：各地方的人民各自負責對自己所在地方的政府和官員進行監控。這與專制國家的最高領導人要同時監控整個國家的情況顯然有著天壤之別。

中國現在實行的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秩序需要法治來維護，市場經濟的公正和效率需要政府的有效管理和服務，而對於中國來說，獲得這些的唯一途徑就是實行民主。民主對於任何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有利無害的，民主對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說尤其重要。在中國，反對民主的人經常以國情為借口，而其實正是因為中國獨特的國情，中國才必須盡快盡早地實行民主。

⑨ 求解答!政府會計的改革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會計與經濟發展兩者之間存在必然的聯系,經濟發展決定會計的生產、發展回與形式,會計發答展水平直接影響著經濟水平的進一步發展。只有經濟發展與會計發展兩者保持協調、一致性,才能促進兩者的共同發展。經濟發展與會計的協調性,是會計界以及各國政府都需要迫切解決的重要問題。
首先,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會計」的出現。隨著會計的出現,更好的滿足了人們生產、管理的需求,符合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符合人類歷史進步的客觀規律。社會經濟的發展,要求會計的產生,會計的出現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
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與調控需要全面、可靠會計信息的支持。企業的內部管理與外部經營需要會計信息支持。在經濟日益發展的今天,會計監督的作用日益突出。新時期下,經濟秩序的維護是會計發展的重要職能。

⑩ 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是什麼

創造和維護公平競爭的環境。

真正想發展總部經濟的地方特別是打算把外部企版業總權部吸引進來的地方，要有一個好的、開放的心態，在創造和維護公平競爭環境上下功夫。

這樣對當地的龍頭企業是有好處的，因為一個總部集群所形成的種種環境、關系、特點和優點都會對當地企業有好處。

(10)政府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擴展閱讀

地方政府對產業集群的發展表現出非常高的熱情，採取不少措施推動產業集群的發展。

但從廣東、浙江等地產業集群發展的歷史看，基本上是在市場推動下成長起來的，政府主導也有，但是還是比較少的。

比如像北京，總部經濟事實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原因在於北京政府的公共關系、信息的交流、國際、國內人員的交流、教育、研發等方面具有其它地方不具有的或少有的優勢，大大小小的國內外企業的辦事機構在北京雲集的狀態就可以說明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