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南京主要城區經濟發展情況

（1）①整體統率部分。要求我們要立足整體，統籌全局，實現整體的最優目標。南內京市定位的調容整就是從整體角度考慮，充分的發揮了「承東啟西的中心城市」地位的作用。②整體由部分構成，部分的功能狀態會影響到整體的功能狀態。南京市作為長三角地區的樞紐城市，在整個長三角地區地位十分突出，對整個長三角地區的協調發展至關重要。
（2）①聯系是客觀的，但並不意味著人對事物的聯系無能為力，人們可以根據固有的聯系，改變事物的狀態，調整原有的聯系，建立新的聯系。「物聯網」推動「智慧南京」就充分的體現了人們把握聯系，利用聯系，建立新的聯系，推動城市建設的發展。②世界上的事物千差萬別，事物的聯系也是多種多樣，因此我們要注意分析和把握事物存在和發展的各種條件，做到一切以時間、地點和條件為轉移。南京市藉助「物聯網」發展城市，提升城市綜合競爭力，充分的分析了各種條件，對於打造中國智慧型新城市起到積極意義。

Ⅷ 南京的經濟發展狀況現處於什麼狀態

南京的經濟是高度發展的類現代化二甲城市.

Ⅸ 中國南京政府成立時期中國的經濟發展

民國時期的經濟發展大致可分為農業、現代工商業及影響交易效率的交通運輸業和金融業幾個部分來記述。
總體而言，1912－1949年間，中國的總產出增加得非常緩慢，人均收入幾乎沒有增長，但也沒有下降，但1937－1949年的戰爭期間，人均產出和人均收入可能還是顯著下降。
19世紀末出現的規模仍小的工業部門及運輸業有相當可觀的增長，但卻影響有限。勞動分工和職業結構的變化非常不平衡，沿海和大城市與國際市場相聯，有較高的分工水平，很多新的職業和產業在這些地區出現，而廣大農村和內地基本是個自給自足的社會，只有占收入比重很低的產品在大約70,000個地方性集市中交易。也就是說中國農村大約分成7萬多個地方性基本自給自足的社區，社區內有一些互補餘缺的貿易，但社區之間及它們與大城市及國外的分工和貿易極其有限。因此外國商品很難打入中國市場。由於沒有全國性統一市場，沿海城市與其說是國內分工的交易網路的中心結點，不如說是與外國經濟分工和貿易的延伸結點。
1900到1938年中國城市化水平發展加速，城鄉之間移居基本上自由。城市人口增長率是總人口增長率的兩倍。1938年中國5萬以上人口的城市總人口是2730萬，佔5億人口的 5－6％。由於城市化可以將一個大分工網路所需的交易集中在一點進行，因而大大改進交易效率，促進分工的進一步發展，所以城市化的長足發展是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之一 。
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共有92個城市對外開放，鐵路和汽輪將這些城市與外界聯接。新的職業和中外企業在這些城市發展起來,工業增長率在1912－1920年間高達13.4％,1921－1922年有一短暫蕭條， 1923－1936年，為 8.7％， 1912－1942年， 平均增長率為8.4％，整個1912－1949年，平均增長率為5.6％。而在二戰前民國時期，盡管連綿戰爭，工業增長率仍高達8－9％。傳統的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減少了外國產品對中國民族工業的競爭壓力，因而使中國民族工業在第一次大戰期間有機會發展的看法是武斷而沒有根據的，實際上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外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下降，使很多工業項目因缺乏所急需的設備不得不延緩。外國投資阻礙了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之命題並沒有實證資料支持，中國人所有的現代工業在總現代工業中的比重在二次大戰前一直沒有下降，而中國人均外國投資在1914年是＄3.75， 1936年是＄6.97，比印度 (＄20)和拉丁美洲 (＄86)低得多。1930年代外國投資只佔國民生產凈值的1％。
而抗日戰爭時外國投資比重最高的是日本佔領下的東北。其經濟發展是二戰時期中國經濟發展最好的部分，當時整個中國的投資率是5％，而東北1937年高達17％， 1939年高達23％。這主要是日本經濟法律制度對私人企業產權的保護很好，政府不辦國營企業，沒有什麼機會主義行為。日本人在東北的高投資率也刺激了中國私人企業的發展。
但是不幸的是，抗戰勝利後，這些日本私人資本大多被轉化為中國的官僚資本，不但在接收過程中因貪污和不同單位爭奪資產而受損，而且以後成為官商不分、制度化國家機會主義的工具。這使得1947年國民政府的官辦企業（經濟部控股的中國紡織公司）控制了當時紗錠的36.1％，織機的59.4％，及大部分重工業。
二、民國的農村經濟
民國時代的土地制度由於1930年土地法的頒布而較清末更為成熟。但由於缺乏長子繼承權，戰亂連綿，制度化的土地市場仍不發達，所以每戶土地分割為很小的數塊。1910年戶均土地為2.62公 頃 ， 1933年為 2.27公頃。民國時土地所有權分布雖然不平均，但比其它落後國家要平均，73％的家庭平均每戶擁有15畝地，他們的土地佔全部土地的28％，而5％的家庭戶均擁有50畝以上的耕地，占總耕地的34％。民國時期資本主義式的僱工租地大規模商業化農業經營並不普遍。
1930年代，50％的農業人口與租佃制有關，30％的佃農耕作的土地完全是租佃的，20％以上的佃農耕種自己的土地同時租佃部分耕地。
長江流域細密的水路運輸網被用來形成區域性糧食市場，因此此區域的分工專業化、城市化、原始資本主義自宋朝以來都是中國最發達的區域。這里專業性的租佃經紀人出現了。佃農並不一定非常貧窮，有的佃農大戶反而比小自耕農富有，他們已形成資本主義式租佃，僱工商業化農業經營的萌芽。
中華民國內政部1932年對849縣的調查記載了租佃契約的多樣化， 220縣租地壓金非常普遍，租金主要採取現金、實物固定地租和分成地租三種形式。國民政府1934年的調查報告說50.7％的佃農以實物付固定租金，28.1％付分成租， 21.2％付固定現金租，而1934－1935年的土地調查顯示這三組數字分別為 60％、15％和24.62％，而勞務租佔0.24％。分成地租的多少依地主是否提供種籽、工具、耕畜而不同，分成地租的租金高於固定實物地租12.9％，其又高於固定現金地租11％。在地主不提供種籽、工具、耕畜的情況下，平均地租約為43.3％。固定實物地租在佃農比例高、產量高的產區較為普遍。土地制度的多樣化非常符合現代信息經濟學和租佃理論的預期。這些理論證明，當生產中風險很高，生產者的努力水平很難測度時，分成地租為最有效率，而當風險很小時，固定地租最有效率，而生產者努力水平測度費用低時，僱傭關系最有效率，當風險不太大也不太小時，分成地租和固定地租會在合約中同時出現，而分成地租由於地主與佃農分擔風險，所以租金水平會高於地主不承擔風險的固定地租。所有這些土地制度都在特定條件下是風險分擔和提供激勵的兩難沖突之間的最優折衷，所以不存在一種制度在所有條件下比所有其它制度壞，也不存在一種制度，在不同條件下比所有其它制度好。
因此整個二十世紀統治中國的意識形態"耕者有其田"可以說是人們對現代經濟學無知而接受的一些政黨的機會主義口號。一些政黨（例如國民黨）用這種口號利用人民對經濟學的無知，為一黨之私利服務，其後果是破壞了有效率制度形成的機制，阻礙了經濟的發展。由於這類口號給國家以超越法律之上侵犯財產和公民人身安全的權力，它為以後導致經濟災難、政治動亂的政治游戲規則的盛行開了一個惡例。
1930年的土地法中有一條款給予佃農無限期續約權，除非他主動收回土地自耕。這種條款並不利於有效率的土地制度的形成。雖然這一條款在三四十年代的國民黨治理區域並未嚴格執行，它卻為後來的土改開了侵犯財產權的先例，因而對經濟發展有長期負面影響。國民政府在30年代還制定了將租金限制在37％的政策，這一政策只是少數省區於1949年實行。國民政府的限制租金政策在抗日戰爭時的八路軍控制地區也普遍實行。
這些政策也因破壞人們對自由契約制度的信心，而對經濟發展有長遠負面影響。30年代中國農業生產力以水稻畝產量而言，稍高於明治革新的日本，比30年代的日本低30％，小麥單產相當於當時的美國，但勞動生產率是美國的1/14。這都說明當時的中國農業雖沒現代化，但也不是非常落後。
但是整個民國時代，財產權由於民法、土地法、公司法的通過和實行而逐漸現代化。清末政府可任意侵犯財產的行為成為非法，中國傳統的佃農的永佃權概念，及地主賣地後永遠可以以原價贖回土地的概念都被現代土地自由買賣概念和司法案例所代替。民國時期的中國農村保持著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基本自給自足的農村人口占人口的75％，農業產出占產出的65％。捲入較高分工水平的人口，主要是大中城市人口，只佔人口的6％。
經濟發展的關鍵並不在於土地改革（其長期效果往往是負面的），而在於交易效率的改進，對財產權和自由契約、自由企業的保護，這方面的改進會促進分工網路的擴大和生產力的進步 。
所以我們應將更多注意力放在民國時期商業、交通運輸、金融業和法律制度的變化。
三、民國商業、交通運輸業、金融業
民國時期的農村，雖然基本是自給自足的，但專業商人在商業發達的城市和沿海地區比一般落後國家要發達，這被稱為商業資本主義或原始資本主義。上海、寧波沿海地區與長江流域其它地區的國內貿易和主要在最終消費品生產中的分工是這些商人的主要生意。
這種商業資本主義不但導致商業分工的加深，不同的專業商人處理貿易的不同環節，專業貨棧的出現，專門協調，規定商業活動的行會和商會的出現，而且產生了相當發達的中國自己的金融網。山西票號就是這樣一個適應商業發達後所需金融服務的網路，它發行發揮貨幣功能的票據及信貸。各種錢庄和當鋪也在沿海和發達地區形成網路。各種習慣法和私法也發達起來，以調節發達的商業和金融活動中分工和相關交易以提高交易效率。
長江流域的絲織業中已有相當發達的商人與手工業者之間的計件外包制。與清末不同的是，現代金融和貿易制度在民國時代發展起來。政府於1929－1930年擺脫了固定的關稅額必須償付戰爭賠款的束縛，完全獲得關稅自主權，增加了關稅率。30年代政府也收回一些租界，但收回租界的經濟效果是負面的。1930年進口稅從銀本位改為金本位，1928年鹽稅統一於全國財政系統，各種苛捐雜稅統一成中央政府的稅收及地方政府的土地稅，1933年統一貨幣，幾乎停止使用銀兩，1935年政府用外匯儲備為支持建立起現代化紙幣制度，銀兩完全被禁止用作貨幣。官方的中國中央銀行、中國銀行(601988,股吧)、交通銀行(601328,股吧)，正式發行了紙幣，政府開始試行年度預算，稅收和財政報告制度都大大改進。現代政府債券制度也於1931－1932年發展起來。債券主要由國家政府銀行及上海私人銀行購買。
國家政府銀行同時發揮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的功能，官商不分，使貪污和國家機會主義行為制度化。大私人銀行通過與四大官方銀行的人事交叉安排，也使官商勾結等壞資本主義的特色出現。但是與1949年以後的制度相比，私人銀行業在民國時期相當自由和發達， 1928－1937年間，共有160家私人現代銀行建立，它們擁有1,597個分支機構。現代銀行資本從1928年的1.86億元增至1935年的4.47億元 ， 存款從11.2億增至37.8億元。但由於四個官方銀行的壟斷地位，相當大的金融資源主要用來為政府提供統一戰爭的軍費，用於提高交易效率的公共設施建設的比重太小，四大政府銀行由於官商不分，也不能按市場競爭的規律有效地支持有利可圖的經濟發展。
現代金融和紙幣制度的發展，可以大大提高交易效率，因而促進分工的演進，提高全社會的生產力。但是由於中國還沒有真正統一，1928－1937年中央控制的財政收入70％用於統一戰爭，而中央對地方財政的控制在1929年只到達浙江、江蘇、安徽、江西和河南五省。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於1931－1936年間只佔國民收入的3.2－6％，大大低於美國政府1929年的8.2％。
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政府將大量日本私人企業收歸國有，使官辦企業對重工業的壟斷大大加強，為日後中國工業國有化和扼制私人自由企業的制度發展創造了經濟結構上的條件。
民國後期由於國民政府在戰爭中失利，金融財政體系崩潰，通貨膨脹率高達200％。因此紙幣成為政府搶劫人民財產的工具，人民紛紛棄紙幣不用而回到商品貨幣和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使紙幣改進交易效率的功能不能發揮，因而分工水平大大下降，生產力崩潰。
民國時代交通條件也表現了二元經濟的特徵。大部分貨物仍是由落後的傳統運輸方式運輸，1933年傳統手工、木船、獸力運輸方式對國民收入的貢獻是現代運輸方式的三倍。1915年日本在東北生產的焦煤5.74元一噸，運到漢陽是24.54元一噸，交易費用是生產成本的3.27倍。這主要是因為政治不安定，鐵路建設遲緩造成。
清朝末年共修鐵路9,618公里，民國共修15,000公里，其中三分之一由日本人在東北建設。清朝基本沒有公路建設，國民政府部分由於統一戰爭的需要，進行了大規模公路建設，共修成116,000公里，大部分是1928年後國民黨政府所建。從海關記錄，非機動運輸的貨物於1920年代開始下降 。
在一個自由經濟制度下，由於分工增加生產力的好處和增加交易費用的壞處之間的兩難沖突，均衡的分工水平由交易效率決定。交易效率極低時，最優的經濟結構就是自給自足，其生產力低下，也沒有交易費用。當交易效率在沿海地區稍微提高但又沒有高到足以將所有人都捲入分工時，則發達地區的人會捲入分工，而交通不便地區的人們仍然自給自足。如果有兩個國家，國家之間沒有移民自由，則交易效率高的國家中所有人捲入高分工水平，沒有二元經濟，交易效率低的國家，沿海運輸條件好的居民與外國貿易， 而交通條件差的地方自給自足，產生二元經濟。在這種二元經濟中，貿易條件對落後國不利。落後國可以用保護關稅改進貿易條件，但這卻以抑制分工的發展為代價。如果落後國進一步改進交易條件，則可與發達國通過關稅談判達成多邊自由貿易，使國內國際分工水平提高，生產力提高，所有人的福利水平提高。民國後期和1949年後和1980年代前，中國是採用的前一種經濟發展方法。中國1980年代後採用的是後一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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Ⅹ 南京自解放以來不同年份的城區面積與人口

城區的發展從時間順序上可以分為以下幾個發展節點：

——撥亂反正，初步發展階段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1978年，南京城區面積僅為64.54平方公里，人口95.15萬人，分別佔全市的1.37%和28.2%，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14743人。擁有200多家工業企業和3000多個商業網點，完成幾十個億的工業產值和不足10億元的零售額。城區實現的生產總值約10億元左右，約佔全市的20%。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定以後，城區進入了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階段。各城區竭盡全力解決生產和居民生活中存在的諸多突出矛盾和問題，為在短期內解決供應全面不足的問題，大力發展區街工業。該階段城區在生產上比較注重「量」的增長，加上體制上的束縛，城區自身的優勢未能得到很好的發揮，產業發展特徵也不明顯。

——權力下放，活力增強階段

1983年南京的城市管理體制改革在全國率先起步。在這一輪改革中，首先重點解決的是市區之間分工問題。市委、市政府作出了《關於調整市區分工的決定》，並從1985年開始，通過下放財權、城管權、商業服務業管理權和城市建設開發權，促進城區經濟和各項事業發展的「四放一促」，使城區開始有了自主發展的活力。1986年開始，各城區從實際出發，進一步拓展改革的范圍，相繼出現了私營經濟、股份制經濟成份，陸續提出「以商推工，工商並舉」、「商貿興區」、「退二（產）進三（產）」的發展戰略。到1994年城區商業中首次出現外商投資經濟和港澳台經濟成分，各類駐城區企業已達千家以上，工業產值比改革開放初期增長了約10多倍。同時商貿流通業也獲得大發展，城區的零售網點由改革開放初期的幾千個增加到近3萬個，實現的零售額超過100億元。

這一時期，城區經濟增長較快，到1995年，實現的生產總值達到160億元左右，約佔全市的28%。城區工業獲得快速發展，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和完成的工業總產值佔全市工業的比重上升明顯，分別達26%和42%左右；同時第三產業獲得快速發展，實現三產增加值110億元左右，佔全市三產的比重接近50%。城區產業結構發生變化，三次產業占城區生產總值的比重約為2%、28%和70%。城區二、三產業佔全市二、三產業的比重分別達到15%和49%左右。

——擴大空間，深化改革階段

1995年，市委、市政府在劃分事權財權、分流職能、理順關系的基礎上出台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城區工作的若干政策措施》等文件，進一步下放了財稅、城建、城管、外經貿等方面的許可權，初步形成了適應特大型城市建設和管理需要的統一領導、分層施政的管理框架。與此同時，為擴大城區發展空間，帶動近郊的發展，南京市的行政區劃進行了建國以來最大一次調整，近郊的棲霞區、雨花台區的大片區域分別劃入6個城區。調整以後，城區面積擴大到186.73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下降到每平方公里9623人；駐區法人單位約1.42萬個、產業活動單位約4300個。各城區抓住區劃調整的有利契機，調整發展戰略，有的由「商貿興區」擴大到「商貿興區，城鎮一體」，也有的採取「優二（產）、快三（產）」的舉措。在工業發展中，不斷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提高產品的附加值，技術密集型工業產值比重佔到城區工業產值的一半。在做精工業的同時做大第三產業，各區紛紛創辦商貿特色街、開辦大市場，1995年8月第一家平價超市現身城區，標志著新型業態登陸南京。城區經濟多元化發展的格局初步形成。實踐證明，這些新的戰略舉措，是符合當時城區發展實際的，對城區經濟發展的作用是十分顯著的。

在發展戰略的調整中，城區的改革也在不斷深入，以產權制度改革為重點，組建股份合作制企業，對小型企業實行租賃承包經營和國有民營、公有私營的改革。同時，個私經濟的快速發展，給城區經濟的發展帶來更多的活力。

這一時期，城區在發展戰略和區劃調整的過程中，產業發展狀況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南京城區工業企業數一度明顯上升。之後隨著市委市政府提出的「退二進三」等措施的出台以及城區環境治理、道路建設的需要，部分工業企業開始搬遷，城區工業企業數逐年減小，至1998年，規模以上工業單位數佔全市的比重下降到22.7%，比1995年下降了約3個百分點左右，但由於企業規模的擴大，總產值比重有所上升，達到44.6%。

到1998年，城區生產總值超過300億元，佔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38%左右，城區農業生產進一步縮減，二、三產業占城區生產總值的比重約為28%和71%，佔全市二、三產業的比重分別達到22%和63%左右。

——彰顯特色，快速發展階段

上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城區經濟在經歷了總量的積累和結構方面的初步變化之後，進入了經濟形態、產業結構和功能完善的更高層次的發展階段，城區致力於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的提高，凸顯了發展集約型經濟的要求，大力發展稅源經濟。服務意識更加全面，經濟工作轉變：由以公有制為主向混合所有制轉變；由「商貿興區」到「三產興區」、由發展一般商貿業到發展現代服務業轉變。大力發展以城區特色經濟、金融保險、旅遊會展、信息服務、文化娛樂等為主導的現代化服務業，加快構築「高增值、強輻射、廣就業」現代服務業體系。

城區政府的職能在由管制型向服務型轉變的過程中，擴大服務的范圍，從過去的區街企業逐步擴大到市屬、省屬和部屬企業，並瞄準國際、國內的知名度較高、規模較大的企業集團和公司。開始了由「區屬經濟」向「區域經濟」的轉變。各城區改變了過去以隸屬關系為界限決定服務對象的做法，對區域內的所有單位實行全方位服務，相繼成立了行政服務中心，實行「一站式」服務，以良好的服務推動轄區經濟的發展，把城區作為大力發展符合現代化中心城市發展趨勢、符合城區產業特點、符合城區資源環境要求容量的有效載體。進一步發揮城區的比較優勢，大力發展總部經濟、樓宇經濟、園區經濟，全面提升優勢產業的核心競爭力。都市經濟發展平台的承載力、集聚力進一步增強。

這一時期城區綜合經濟實力再上新台階。到2002年，城區生產總值超過500億元，佔全市的比重接近40%，城區二、三產業增加值占城區生產總值的比重約為24%和75%以上，佔全市二、三產業的比重分別達到20%和62%左右。

2002年的又一次區劃調整，使城區面積增加了60平方公里。城區的發展空間再次擴大後，工業企業有所增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佔全市的比重由調整前的約20%提高到25%左右。面對調整後工業所存在的行業門類多，傳統工業比重大、集約度低、市場競爭力弱等突出問題，各城區通過政策引導、資金的幫扶、跨區域合作等措施，對企業和產業重新進行了整合改造。

市政府於2004年出台了《關於進一步推動城區經濟快速協調發展的若干意見》，進一步明確了城區經濟發展的重點工作和推進城區經濟發展的保障措施。到2004年末，城區工業中技術密集產業的比重已佔到城區工業產值的64%，實現了做強三產，做精二產的戰略目標。

統計數據顯示，自1995年到2004年，城區的生產總值增幅平均每年比全市高出約3.5個百分點，佔全市經濟總量的比重由1995年的28%左右，上升到47%。其中第三產業佔全市的比重由49%上升到73%左右。

目前城區的基本狀況：

2004年城區擁有土地面積260.05平方公里，佔全市的3.9%；戶籍人口229.94萬人，流動人口（暫住1個月以上）78.45萬人，分別佔全市戶籍人口和流動人口的39.4%和60.3%。城區按全部人口計算的人口密度為11859人/平方公里。

城區擁有第二、三產業法人單位2.69萬家，佔全市59%，從業人員100.76萬人，佔全市50%。城區從事個體經營的有18.38萬人。

城區擁有第三產業法人單位2.26萬家，佔全市71%，從業人員達65.43萬人，佔全市73%。有百貨商店140家，超級市場42家，專業店840家，專賣店326家，連鎖總店23家，連鎖門點3007個，年成交額達到億元的各類商品交易市場42個。城區的各類批發零售貿易業、餐飲業經營網點達到7萬多個。
城區擁有規模以上工業企業340家，佔全市的15.7%。

2004年城區實現生產總值約930多億元。其中第二產業增加值約250億元左右，第三產業增加值680多億元。城區的三次產業比重約為0.5：26.5：73。城區二、三產業佔全市對應產業的比重分別為25%和73%左右（該數據為各區縣自報在地數）。

2004年南京城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累計完成工業增加值220.32億元，佔全市的27.2%。在全市36個行業大類中，城區工業覆蓋了28個。城區傳統產業、基礎產業與技術密集產業的比重分別為15.7%、20.1%與64.2%；

城區全社會固定投資額達到434億元，佔全市的36.1%；

城區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505億元，佔全市的71%；

城區實現地方一般預算收入26.05億元，佔全市的15.3%。

城區擁有星級飯店94個，佔全市的82.5%；

城區普通中學78所，佔全市的32.5%；

城區擁有小學153所，佔全市的34%；

城區擁有醫院97個、床位13205張，分別佔全市的58.8%和6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