魁奈經濟思想的影響

『壹』 自由主義經濟學和干預主義經濟學的區別

國家干預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的共性與區別
在西方數百年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史上，有兩大相互對立的經濟理論思潮或學說給我們留下
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它們象天平兩端的法碼一樣左右搖擺、此起彼伏、明爭暗鬥、相互角逐，
對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封建專制政府或資產階級政府選擇和制定經濟政策產生了舉足輕重
的重大影響，這就是經濟自由主義與國家干預主義。
什麼是國家干預主義？國家干預主義，主要是指反對自由放任，主張擴大政府機能，限制私人經濟，由國家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干預和控制，並直接從事大量經濟活動的那樣一種經濟思想和政策。國家干預主義最初集中表現為歐洲封建社會晚期的重商主義，在當代則集中表現為凱恩斯主義。
什麼是經濟自由主義？經濟自由主義：提倡市場機制，反對人為干涉經濟的經濟理論和政策體系。最初作為一種口號由法國路易十五的外交大臣達讓遜提出，後來魁奈等人確認社會中存在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秩序支配著社會的發展。亞當·斯密宣揚「一隻看不見的手」的原理，對經濟自由思想做了進一步的發揮。「自由經濟」思想是斯密整個經濟學說的中心，李嘉圖也闡明過同樣的思想。經濟自由主義在資本主義世界是長期發揮重要作用的思想主張。
側重點（政策主張）不同：經濟自由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歷來是西方市場經濟理論中兩大相互矛盾的思想傾向。自由主義從微觀經濟入手，認為市場能夠依靠自身的運作機制實現經濟的協調與平衡，不需要或很少需要國家的介入；干預主義則強調國家干預經濟生活的重要性，認為市場機制因其固有缺陷而不可避免會產生諸如公共產品、外部性、收入分配不公等經濟問題，只有依靠國家之手對經濟進行調節才能解決。

產生不同：國家干預的思想由來已久自國家誕生之日,國家就被賦予了管理經濟的職能。國家對經濟的管理和干預一開始並沒有受到質疑。在經濟學還沒有脫離哲學成為獨立學科的時代,先哲們貢獻了許多旨在富國強民的經濟政策,這些政策體現了國家干預經濟的思想,但這些思想還沒有系統化,因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國家干預主義。在西方,
國家干預主義最早的萌芽是重商主義。重商主義誕生於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體現了資本原始積累的經濟要求。它源於歐洲各國的政治家、商人、牧師和哲學家各自對商業實踐的觀察與思考,大多是一些基於經驗主義的政策主張。盡管這些政策主張建立在重商主義理論體系的基礎上.

『貳』 簡要評述西蒙斯第商業體系中經濟比例的經濟思想史

西斯蒙第
一、時代、生平及其對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看法

讓·沙爾·列奧納爾·西蒙·德·西斯蒙第(1773—1842年)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是一個佔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以對亞當·斯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懷疑為其思想特色，是現代福利主義思潮的先驅。

西斯蒙第與李嘉圖差不多是同時代人，他的代表作《政治經濟學新原理》，僅比李嘉圖的代表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晚出版兩年。但他們二人在經濟理論上卻是針鋒相對的。這是當時英、法兩國不同社會狀況的反映，同時也是由他們二人不同的生活經歷所造成的。
李嘉圖生活時的英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充分發展，當時的英國社會已經基本上由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和地主階級這三大階級所構成，小生產者已經幾乎不存在了。西斯蒙第生活時的歐洲大陸，尤其是法國，1789年的大革命給它造就了一個廣泛的小農階層，革命後迅速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又使這一階層處於瀕臨破產的境地，工人階級也由於機器的使用而經常處於失業狀態，而小土地所有者由於貧困和破產引起的不滿，工人對於經常失業產生的憤恨，自然會在法國經濟學的發展中得到反映。

西斯蒙第是一個古老的佛羅倫薩家族的後裔，生在日內瓦湖畔的一所庄園，他父親是一個同舊貴族有密切往來的有勢力的新教牧師。他在一所新教中學接受中等教育，後在巴黎上大學，因父親破產而輟學，到里昂一家銀行去供職。大革命爆發後，他逃回日內瓦，當革命蔓延到瑞士以後，他與其父因同貴族交往密切而被捕入獄。出獄後全家遷居英國。一年半以後重回故鄉，但不久又移居義大利，他們在義大利買了田莊。他在經營農庄的同時開始研究經濟學和歷史。

1800年，西斯蒙第重返故居，成為日內瓦市商會的秘書。1803年，他出版了《論商業財富》一書，在這本書里，他完全贊同亞當·斯密的觀點。16年後，即1819年，出版了他的主要經濟學著作《政治經濟學新原理或論財富同人口的關系》。這本書的出版，使他名聲大振，從而也就奠定了他在西方經濟學史上的特殊地位。他在1837年，又出版了一部兩卷本的《政治經濟學研究》，進一步論證了他在《政治經濟學新原理》中所闡明的理論觀點。西斯蒙第一生的著作很多，他既是一個經濟學家，同時，又是一個歷史學家。學術思想繼承法國學術教養的傳統，屬於法國學者的行列。這里主要論述他在《政治經濟學新原理》中所提出的經濟觀點。

西斯蒙第在主觀願望上是真誠地忠實於勞動人民的，在他的著作中充滿著對勞動者的深切同情。在政治立場上，他擁護拿破崙，把反拿破崙聯軍的勝利稱作是反動勢力的勝利。作為一個思想家，他特別看重獨立思考的精神，他曾因擔心不能自由闡述自己的觀點而拒絕擔任大學經濟教授的邀請，同時，他也為保持思想的獨立性而拒絕接受拿破崙授予的榮譽勛章。他於1842年去世，終年69歲。

西斯蒙第寫《論商業財富》一書時，曾是亞當·斯密學說的忠實信徒，但隨著歲月的流逝，他發現許多事實與他所信賴的經濟學原理不相符合。他通過對英國社會經濟的研究，看到生產增加了，可是享受的收入卻減少了。英國所積累的如此巨大的財富究竟帶來什麼結果呢?除了給各個階級帶來憂慮、困苦和完全破產的危險以外，另外還有什麼呢?他認為英國的一切災難的產生只是由於它遵循了錯誤的經濟方針。而這種錯誤方針在他看來是來源於正統的經濟學，即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他指出，這種學說不管應用在什麼地方，當然可以增加物質財富，不過，那些學說也會使每個人應得的享受量減少；如果說那些學說的目的在於使富者更富，那末它也同樣使窮者更加貧困，更加處於依附地位，更加被剝削得一干二凈。因此他感到有必要對亞當·斯密的學說作出修正。他說，我們同亞當·斯密都一致認為：勞動是財富的唯一源泉，節約是積累財富的唯一手段；但是還要補充一句：享受是這種積累的唯一目的。

西斯蒙第對亞當·斯密學說的修改，是從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目的開始的。他責備亞當·斯密沒有始終保持自己的主要宗旨——財富與國民享受的關系，他定義政治經濟學是研究一定的國家絕大多數人能夠最大限度地享受該國政府所能提供的物質福利的方法的科學。在他看來，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目的是增進人的物質福利。他反對李嘉圖關於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無限制增加財富的觀點，並反對李嘉圖用增加生產和減少消費來增加財富的方法。他認為，增加財富並不是政治經濟學的目的，而只是使大家享福的手段。從這種觀點出發，他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全民收入的確定及這種收入的分配。

從西斯蒙第對政治經濟學所下定義來看，經濟學的目的不是告訴人們經濟本身的運行機制及如何利用這種機制，而是告訴人們合理的經濟應當如何運行。從這種觀點出發，他強調了政治經濟學的倫理性質，政治經濟學不是單純計算的科學，而是道德的科學。強調這門科學需要良心正如需要理智一樣。

西斯蒙第對經濟學的對象、目的和性質的這種看法，是與他對財富的看法密切關聯的。他認為財富不是目的，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他反對為了財富這個手段而犧牲目的。他認為財富這個手段所要達到的目的是人們的物質享受，享受是積累財富的唯一目的。他認為只有增加了國民享受，國民財富才算增加。

二、對生產均衡進行條件的分析

由於西斯蒙第把財富看成是滿足人們物質慾望的手段，因此，他特別重視需求因素對財富形成和增長的重要意義。他把願望或需要與勞動並提，當作形成財富的一個條件。一個人的勞動產品要供給別人消費，而他自己卻要消費別人生產的東西。雖然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直接聯系對商品生產社會中的個人來說不再存在，生產和消費之間的種種比例不再固定，也不為人所清楚地了解，但對於整個社會來說，它的全部生產都應該用來消費；如果它生產的年產品送到市場上找不到消費者，再生產就會陷於停頓，國家也就會由於過剩產品而陷入滅亡。因此，生產的增加只有在相應的消費也隨著增加時，才是穩定的增加，才是對社會有益的。他把生產與消費的均衡當作再生產的條件，並指出了當生產超過消費，出現失衡狀況時，物價會下跌，生產會縮減，因而國家就會遭受困苦。

西斯蒙第認為，在商品生產社會中對生產起約束作用的消費並非慾望意義上的消費，而是受收入調節的有支付力的消費。

西斯蒙第把個人收入定義為地租、利息、利潤和工資。至於國民收入，他認為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是利潤(他把地租、利息等都包括在利潤之中)，另一部分是工資。他肯定收入調節著消費，但對於消費與收入之間的關系，他只考慮了兩種可能，即消費等於收入和消費大於收入。他認為消費大於收入將侵蝕資本，如果是個人，那就要破產，如果是國家，那就要致窮。他認為消費應當與收入相等。當消費與收入相等時，他認為生產與消費均衡的再生產條件就變形為生產與收入相等。他認為年產品僅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是財富所生的利潤；另一部分是勞動階級的生活資料。這樣，生產與收入相等的再生產條件就變形為年收入與年產品相等，即年收入全部用於交換年產品。

綜上所述，可以把西斯蒙第關於靜態(即年收入不增加)條件下再生產的均衡條件表示如下：總需求(≡總消費≡總收入)=總供給(≡消費基金≡年產品)。

西斯蒙第並沒有滿足於繪出靜態條件下再生產的均衡條件，他還考慮了動態條件下，即收入增長情況下的均衡問題。要考慮收入增長時的均衡，就必須分析投資需求對均衡的影響。他在考慮這一問題時，實際上只考慮了資本家把全部的資本增加額都用於僱用追加勞動這一情況。資本家在第一年增加的收入，一部分用於提高自己在第二年的消費，另一部分則形成資本的增加量，用於在第二年增加僱傭勞動。這樣，資本的增加最終只是引起消費的增加。按照這種新增資本全數用於僱用勞動的假定，可以把他關於動態條件下再生產的均衡條件表示如下：

t年總需求的增量(≡t年總消費的增量≡t-1年總收入的增量)=t年總供給的增量(≡t年消費基金的增量≡t年年產品的增量)。

簡單說來，西斯蒙第的均衡條件，不論靜態或動態，最主要的就是生產必須和收入相等；他進而分析了收入的決定因素和從供給方面決定生產的因素。對於收入，他指出，生產出來的產品在商品生產社會中並不直接形成生產者的收入，只有當它被別人所需要，它的價值才能實現，才能轉化為生產者的收入。簡單說來，收入不僅取決於產品多少，而是取決於這些產品是否為社會需要，有多少為社會需要。

從供給方面影響生產的因素中，主要是資本的數量。西斯蒙第基本上正確地劃分了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但他在考慮再生產的均衡問題時，時常把資本僅僅當作是支付給勞動者的工資。這樣，資本量的大小便決定了僱傭勞動量的大小，從而決定了年產品的多少。根據他的再生產均衡條件，決定了年產品的資本也必須和收入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或者說資本應當和消費需要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以便使資本所引起的年產品與消費需要相等。他認為資本不足時，由於資本所帶來的收入較高，故能夠促進節約和鼓勵節約，促進資本形成。但如果現有資本由於資本家或政府的揮霍而突然減少，那就會引起災難。它一方面使減少的資本所引起的年產品將低於消費需求，另一方面將使一部分工人失業。他認為資本不足雖然不好，但資本超過消費需要則更壞，它導致利率下降；資本家競爭激烈，不顧需求；對勞動的需求不穩定，先是需求大，爾後需求減少，從而引起人口過剩。在他看來，資本不足和過多都不好，只有與消費需求保持一定比例的資本數量，才是均衡生產發展所必需的。

由於西斯蒙第常常把資本僅僅當作是資本家准備支付給工人的工資，所以他認為資本的數量決定了勞動需求；因此，資本和人口也要保持合適的比例。西斯蒙第把資本看作是資本家節約不消費的結果，所以資本家揮霍，使消費超過收入，侵蝕資本，或資本過多，都不利於在資本和人口之間保持適當的比例。

總之，在西斯蒙第看來，生產均衡進行的條件就是消費等於生產，年收入等於年產品；從這兩個等效的基本條件中推出的派生的條件是資本與消費相互間保持一定的比例以及資本與人口相互間保持一定的比例。

西斯蒙第的上述觀點繼承了法國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布阿吉爾貝爾及重農主義者魁奈等人重視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系的思想，表現了法國古典經濟學獨特的優良傳統。他的上述觀點，從今天的眼光來看，屬於宏觀經濟學的范圍。他不像英國古典經濟學家那樣注重分析一種商品的價值決定，而是研究整個社會生產水平的決定，他用年產品和年收入兩個宏觀經濟變數的均衡來決定生產水平。由於他沒有考慮收入中的儲蓄因素，暗中假定全部收入用於消費需求，故實際上他是用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均衡來決定國民生產水平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他是當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一個早期表述者。他的上述論點，可以看成是他關於國民經濟生產水平決定的宏觀經濟理論。他的宏觀經濟理論有許多不足：1，把總需求歸結為消費需求，忽略了投資需求。2，對收入與消費之間的關系作了不合現實的假定。他只考慮了消費大於收入和等於收入的兩種情況，沒有考慮第三種可能，消費小於收入，沒有考慮總儲蓄這一宏觀變數。這使他的危機理論表現出內在的矛盾，並使他的宏觀理論以不準確的形式表現出來，即以年收入=年產品，而不是以總需求=總供給的等式來表示均衡條件，而年收入=年產品的形式包含著循環論的邏輯錯誤。因為他強調收入是決定於生產的，而生產決定於消費，最終又決定於收入。盡管有這些不足，他仍然是第一個用總量均衡方法研究宏觀經濟的經濟學家。

三、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必然性的論述

西斯蒙第認為上述生產均衡進行的條件，並不是任何時候都自然存在著的。他堅決反對薩伊所提出而為李嘉圖所篤信的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定律。他注意到，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經常低於生產所可能達到的高度，生產是在經常的失衡狀態中進行的。他分析了消費需求低於生產的原因。概括起來說，這個原因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隨著生產的增長，收入從而消費卻沒有同比例上升。而這又是由於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資本家對市場缺乏了解，以及競爭所引起的技術進步而造成的。

在西斯蒙第看來，正由於工人與生產資料相分離，在勞動市場上就處於不利地位，差不多總是把自己的要求壓到最低限度，結果工人的收入以及消費需要必然變得極其有限。

西斯蒙第意識到，整個社會的生產要受到整個社會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限制，因此「社會一定要根據需要來調整生產，以便使市場擴大，使任何生產者都不陷於困境，但是，每個生產者並不是根據普遍的需求而是按照他所掌握的資本來安排他的生產的。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每個生產者財產的整個發展完全靠他的市場的擴大。但他並不能決定增加整個社會的收入以便增加總的社會需求，因此便力圖增加總需求中對自己那部分產品的需求，這樣他就與自己的同行展開爭奪顧客的價格競爭。這種部分的手段就是加強分工，使用機器等。
西斯蒙第分析了分工和大機器的發展給資本主義帶來的巨大影響。他承認分工和大機器的發展導致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科學的巨大發展。但是機器和發明所產生的生產能力，只有當消費和它按比例發展時，才是有利的，或者它能增加勞動者更多的休息時間，那也是有利的。他還談到，如果被機器代替的人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這種代替就是有利的事情。換言之，只要機器發明不導致勞動者的失業，那就是一件好事。但他清醒地看到，如果整個社會的消費量不變，如果沒有對外貿易，那麼機器發明的結果就是在提高生產力的同時導致工人的失業。即使有對外貿易，可輸出過剩產品，那麼最後又產生了這樣一個時期，整個文明世界完全變成了一個市場，這時，在一個新的國家裡再也找不到新的顧客。因此，外貿只不過把機器發明所必然引起的失業災難暫時推遲而已。他承認，雖然機器發明會降低商品的價格，使消費者能以更便宜的商品來滿足需求。但是這點小利比起它帶來的勞動的縮減是得不償失的。他指出，由於勞動被縮減了，那種認為機器發明能使窮困階級買到所生產的商品，從而也就能增加消費量，是極端荒謬的。他承認，個別商品會由於機器發明而增加消費量，但絕對不能增加總消費量，因為機器發明引起失業，而失業引起整個國家收入的減少，而收入減少引起的消費縮減必然使國家更貧困。由此，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機器發明，工業的進步，能大大加強人類不平等現象的趨勢。而整個社會的總消費也將由於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減少，消費上的平等結果總是擴大生產者的市場；不平等，總是縮小市場。因為富人對奢侈品需求的增加並無助於彌補窮人消費需求的減少，只不過增加了對進口奢侈品的需求。於是，他指出，財富集中到少數私有者手中，會使國內市場縮小，迫使工業尋求國外市場，從而要使工業受到更加巨大的波動的威脅。

西斯蒙第認為，與分工和大機器同步發展的資本積累，雖然由於流動資本變為固定資本，無須有相應的消費就能創造將來的一項生產，即對資本品的投資需求也有助於維持生產，但終將導致生產和消費之間可怕的不平衡。他認為這種不平衡引起的危機有助於恢復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生產秩序。

西斯蒙第看到了分工、大機器和技術進步給社會帶來的危害，但並沒有把這些危害歸於技術進步本身。他所反對的決不是機器，決不是發明，決不是文明，反對的是現代的社會組織，這個社會組織剝奪了勞動者的一切財產，使他除了自己的雙手，其他一無所有，他沒有任何抵抗競爭的保障，沒有任何避免瘋狂的競爭的危害的保障，他是註定要遭到犧牲的。假使大家彼此平分大家共同勞動所生產的產品，那末任何技術發明在任何情況下都對大家有利；因為技術每向前發展一步，每人都能自由選擇是少勞動多休息，還是同樣勞動多享受一些。在今天，並不是發明不好，而是勞動果實的分配不合理。他看到了，正是僱傭勞動制度使技術進步給社會帶來災難。他的結論是，市場占人口大多數的工人的消費需求極其有限，而資本家為了得到市場又不斷採用增加生產的分工和大機器，這樣市場的飽和才是人們所竭力追求的生產方式的必然結果。

西斯蒙第的巨大功績是他早在1819年就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的必然性。正是由於這一點，他才在經濟思想史上佔有特殊的地位。他在論證危機必然性的過程中，猛烈地抨擊了供給自然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並對李嘉圖把生產的增長當作唯一目標的見解表示了疑問。這樣，西斯蒙第就以他對正統經濟理論的懷疑成為西方經濟學史上早期異端派的代表。

西斯蒙第在分析經濟危機的根源時，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觸及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這表現在他把危機的根本原因歸結於勞動群眾與生產資料的分離，以及以這種分離為基礎的勞資對立之上。他也觸及了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對危機的影響。在分析危機的根源時，因為他的宏觀理論忽略投資需求(或者稱作生產資料的實現)，所以無法認識到正是投資需求的巨大波動才使資本主義產生周期性的危機。投資需求的巨大波動是以群眾的消費不足為深刻背景的，因此，他用消費不足來直接說明危機的成因，就無法解釋為什麼持續存在的消費不足會引起周期性的危機。因為他忽略投資和儲蓄，所以他暗含的假定是收入全部用於消費。在這種假定下，如果說群眾消費不足，就是說群眾收入不足，但這不一定導致危機，只要富人花掉全部收入。如果說消費不足是指全社會的，那就是說全社會收入不足。而他又認為勞動群眾收入的減少是因為富人收入的相應增多。這就與全社會收入不足的論點發生了沖突。如果他的見解是隨生產增加，收入也相應增加，但主要集中在富人手中，而富人將把收入花費在進口的奢侈品上，從而縮小國產消費品的市場，於是剩餘的國產消費品將輸出，但最後會在整個世界都飽和後重新出現過剩。那麼，他的上述見解暗含的假定就是生產國產消費品的部門，在出現過剩之後仍難以撤出資本。且不說這種假定的現實性如何，即使它是成立的，那麼他的理論也只能證明個別產品的過剩是可能的，卻無法證明產品的普遍過剩。由此可見，他分析危機原因時的基本假定，即收入全部用於消費，從邏輯上講，蘊含著否定普遍過剩危機的結論。這說明，他關於危機必然性的理論，雖然符合事實，但關於危機原因的分析，在邏輯上是缺乏嚴謹性的。

盡管有種種不足，考慮到他是在1825年以前提出危機理論的，那這些不足就都是可以諒解的，他畢竟是第一個闡明危機理論的經濟學家。他認為為了克服危機，可以採取三種辦法：第一，利用准備出售的富裕產品養活無處出賣勞動力的工人，讓他們建造世俗或宗教的公共建築物；第二，鼓勵富人過奢華的生活，讓他們消費窮人的勞動；第三，給所有的公眾提供一項腦力勞動或一種愛國的工作，以便打發由於技術進步而節省下來的勞動時間。

四、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及其經濟浪漫主義的改良綱領

西斯蒙第是一位目光敏銳的觀察家，一位對人類富有同情心的嚴厲的批評家。他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充滿著各種矛盾的社會，他尖銳地批判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各種弊端。比如，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只是為了財富而忘記了人；指出自由競爭和追逐個人利益乃是資本主義一切罪惡與禍害的根源；指出資本主義使用機器的矛盾性；指出人口過剩乃是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指出資本主義分配的不公平、不合理，大量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兩極分化和無產階級貧困化的過程及事實。

西斯蒙第承認，在指出我認為什麼是原則、什麼是正義以後，我並沒有制定執行手段的能力。這說明了他改良主義綱領的搖擺特徵。有時他主張改變生產資料的所有制，使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但並不主張建立公有制。他反對同時代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認為他們的原則是不值一駁的。他強調平分財產不能鼓舞人的勞動熱情。他留戀過去的時代，主張用小私有制來代替資本主義的大私有制。具體說來，他主張在農業中由政府扶持宗法式農業，在工業中反對大工業制度，主張建立為數眾多的小作坊，讓工人分享老闆的利潤，得到較長的受僱用時間。他主張用法律來實現他所希望的改良。他確信只有當人們能夠設法建立一個彼此關心的集體，來代替工業企業家和被他們僱用者彼此對立的制度，使農業工人分享土地收入，使產業工人分享自己產品的時候，產業階級才能幸福，才有實際而持久的繁榮進步。

西斯蒙第主張政府去控制生產力以適應生產關系，由政府去調節消費、生產、收入、資本及人口的發展，使它們合於比例。為了避免生產與消費之間的沖突，他甚至反對促進技術進步、生產增加的專制制度。在對策方面，他最有價值的還是提出了不少旨在維護工人利益的改良主義主張，除了前面已經提到過的利潤分成之外，他還是在法國第一個主張制定工廠法的人。他要求政府採取措施，使勞動者能避免競爭的危害，實行休息日制度，在工資中包括對疾病、失業和老年生活的補貼、等等。他的這些改良主張，雖然在當時根本無法實行，他自己在臨終前不久，也萬念俱灰地寫道，我要走了，一生沒有對這個世界產生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影響，以後也將一無所成。然而歷史是公道的，他的福利主義的政策主張最終在歐洲得到了實現，並且將在更多的地方實現。

『叄』 經濟表的《經濟表》簡介

魁奈的《經濟表》作於年。但從杜邦德奈穆爾在1769年描寫的在凡爾賽宮印刷的四開本長時間被認為是《經濟表》的第一版到1904年舍勒聲稱他見到了杜邦稱之為原表四開本的版本並認為是《經濟表》的第三版，直至1971年貝卡格利在義大利菲倫塞舊書店中發表現了符合舍勒所描述的資料，《經濟表》的初版可謂經過多年之後，才得到澄清。
《經濟表》的作者弗朗斯瓦魁奈（1694-1774），出身於巴黎附近一個地主兼律師的家庭，由於兄弟姐妹眾多，早年受到的教育並不太好，13歲喪父，16歲外出謀生和學醫，後又回鄉作外科醫生，聲譽日隆。魁奈一生研究過化學，植物學，哲學等多種學科，並受庇護他的侯爵婦人龐巴杜夫人的影響，對中國文化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尤其推崇《論語》。魁奈在宮廷居住期間常同當時法國上流的思想家，哲學家交往和聚會，熟悉法國的社會和經濟情況。
1753-1756年，也就是魁奈60歲左右的時候，由於路易十五繼續推行重商主義政策，農產品價格被壓得很低，而且大部分賦稅都加在農民身上，導致大量農民破產，因此此時社會上一般輿論也都很關心經濟問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魁奈開始對經濟問題感興趣，並於1756年和1757年為狄德羅主編的《網路全書》寫了《農民論》和《穀物論》，這也是魁奈最早發表的兩篇經濟著作。
此後，他又相繼為《網路全書》寫了《人類論》《租稅論》和《利息論》。在這些理論中，魁奈提出也純產品說，社會結構理論，資本理論，價值與貨幣理論等，而正是這些理論，為魁奈《經濟表》的出爐，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基石，而這些里論中的純產品，三個階級的劃分更是直接構成了《經濟表》的理論基軸，貫穿著《經濟表》的始終，同是也是《經濟表》的理論前提和重要假設。
正是在以上所提到的背景下，魁奈開始第一次試圖說明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過程，並對此進行了探索和研究，於是魁奈的《經濟表》於1758年產生了，而這也是他關於社會資本的再生產的學說和對經濟體系的全面總結。
作為醫生出身的魁奈認為人類社會和自然界一樣，都存在一種不以人勿的意志和意識為轉移的自然秩序，這種自然秩序無論在自然界或人類社會都處於統治地位。因此，對於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可運用同一方法，即要從事物現象的觀察出發，運用理性分析，去發現事物內在聯系的必然性，去尋找自然秩序。根據這一認識，魁奈提倡研究經濟學要用抽象法。而他的《經濟表》正是在這一個經濟學方法論的指導下產生的。
《經濟表》基本上有兩個模式，前後是個演變的過程。在第一，二，三版和見於米拉波1790年的《人類之友》中的《經濟表》所採取的是一個曲折連接線的模式。在魁奈和米拉波合著的《農村哲學》中，復雜的模式開始讓位於提要的模式。而在魁奈的《經濟表分析》中，提要的模式最後發展為《經濟表算學範式》的新模式。這一模式成了《經濟表》的基本模式。

『肆』 你對中西方政治思想上的那些觀點比較贊賞 為什麼

學習中國，道法自然

--魁奈及其重農學派借鑒中國文化

歐洲啟蒙運動時期的重農學派是啟蒙思想在政治經濟學上的表現。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實際上，重農主義體系倒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最早的系統的理解。」他又認為，重農主義「實際比任何體系都早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的生產，並且把資本所依以被生產和所依以生產的條件，視為生產的永久的自然法則。」

重農學派的創始人魁奈（Fransois Quesnay，1694～1774）出身於巴黎附近一個地主兼律師的家庭，13歲時喪父，16歲時外出謀生和學醫，後回鄉作外科醫生。作為醫生，他的聲譽日漸提高，並在1749年被任命為宮廷御醫。魁奈在移住凡爾賽宮後，有大量機會結識當時法國重要的哲學家和思想家，象狄德羅、達蘭貝爾、愛爾維修、孔狄亞克等，也因此更加熟悉法國的政治經濟情況。當時法國國王路易十五推行重商主義政策，致使農民大量破產。社會輿論開始關心經濟問題，尤其是穀物價格和賦稅問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魁奈開始研究經濟學。在宮廷里，魁奈同許多經濟學家經常見面，如米拉波、邁爾西埃、勃多、杜爾閣等，他們後來結成了經濟學說史上有名的重農主義學派。

魁奈一生研究過多種學科，除了哲學和經濟學，還包括化學、植物學和數學等。他為狄德羅主編的《網路全書》撰寫了《農民論》、《穀物論》、《人類論》、《租稅論》和《利息論》，他的代表作是《經濟表》和《經濟表的分析》。

魁奈創建其重農學派的思想，借鑒了中國的文化思想。魁奈被馬克思稱為「政治經濟學始祖」，他是中國文化的崇拜者，其思想尤其打上中國文化思想的烙印。因為孔子在當時的歐洲被看作是中國文化的代表，所以魁奈也因崇拜中國文化而被稱為「歐洲的孔夫子」。重農學派主張的經濟自由的指導原則，吸收了中國文化中「道」的精神。

重農學派當時也在政治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該學派思想獲得了在當時法國政府財政總監杜爾閣的大力支持。杜爾閣與中國文化的關系也十分密切。他努力將重農思想付諸實踐。法國重農學派及其擁護者們推動學習中國的結果就是，1756年的春天，法王路易十五仿效中國習慣舉行親耕「籍田」的儀式。18世紀後半的中歐也受到重農主義影響，奧地利國王約瑟夫二世就採取措施改善農民待遇，如廢除農奴制、剝奪地主免費使用農民的權力等，當然也由於反對勢力強大沒有推行開。

重農學派的思想，影響了後來的西方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經濟學創始人亞當·斯密的思想受到重農學派的很大影響。他與杜爾閣過從很密，也主張經濟放任自由。所以不能不說亞當·斯密的思想間接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他在名著《國富論》中，也引用了不少中國的材料。

（1）重農學派思想「道法自然」

魁奈為首的重農學派主張依照自然法，擯棄重商主義，重視農業，反對政府過多干預，實現經濟和貿易自由。而這種經濟和貿易自由，其實是資產階級標榜和嚮往的自由放任主義。英國學者赫德遜說，魁奈「第一個系統地闡述了自由貿易學說，他有關政府不幹預經濟分配的教導在思想方面是為法國大革命開路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

這衍生出了自由貿易學說的所謂「自然法」，其實就部分源於中國文化思想。在重農學派學者看來，中國政府是按照自然法的思想來安排農業和經濟生活的。「中國……對自然法的研究卻已達到盡善盡美的最高程度。」

著名學者朱謙之先生認為，重農學派的根本思想――自然法、租稅法以及重農政策，都受到中國思想的影響。首先說「自然法」。重農主義是「自然法的科學」。在重農思想中，自然法代替了上帝，成為一切社會秩序和社會現象所應遵循的永久的法則，也是人類幸福的根本歸依處。這里的自然法，魁奈認為就是中國的「天理天則」，或者是他所理解的中國文化中的「道」。他的《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中對「自然法」的注釋說：「自然法則確立對人類最有利的自然秩序，確切地規定適合於一切人的自然法，這是永恆存在的、不可改變的，顯而易見是最好的法則。」

重農學派依照「自然法」設立其相應經濟制度。依照自然法則，土地是財產的唯一泉源，農業是唯一真正的生產部門，因為只有農業才能夠完全忽略交換價值的問題，從而與重商主義區別開來。依照這樣的理論，土地所有者必須負擔全部的租稅，而一切加在普通人身上的苛捐雜稅都應該免去。這就是重農學派土地單一稅的主張。後來的亨利·喬治在其著作中又採用了這種單一稅制的思想。然而這種學說明顯受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的影響。

《魁奈全集》作者翁肯說「魁奈對於中國稅制甚有研究，其於《周禮》均田貢賦之稅尤是推崇，以為田產既有多寡之分，又有肥瘠之別，不能一概而論。以分別抽稅是一理想稅制，當令地主納糧而使耕作之人免稅，惟中國歷來稅制乃能有此數種優點雲。」

關於重農政策。重農學派反對所謂人為法則的重商主義，認為農業是一切國家財富的源泉，農民的地位也應比從事製造業的工人地位要高。這種政策，無疑受到歷來重視農業的中國的影響。所以德國學者賴希魏恩說：「魁奈的理論以農業為財富的泉源，這在蘇格拉底、伏西、堯舜孔子時代早已發明了。」在他的著作《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中，他更是直接鼓吹仿效中國以農業為中心的政策重新組織法國的經濟。

國外有更多的中國研究者認為魁奈及其重農學派的思想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美國學者孟德衛認為，重農主義者在經濟學文獻中發明的術語「自由放任」，受中國制度的啟發。「他贊賞中國政府極少介入經濟領域，認為那是「自由放任」政策—重農主義者經濟學文獻中發明的術語--的基礎」。英國學者赫德遜在《歐洲與中國》書中說：「按照魁奈說，『自然秩序』是『人類一切立法、一切政治、經濟和社會活動的最高准則』。他主要是就經濟生活去設想它，在很大程度上既借鑒了歐洲社會契約學說也有古典中國的理論而設計了一個體系。」

日本學者小林太市郎認為，魁奈重農主義的中心是「自然之秩序」的思想。如魁奈在《農業國經濟統治之自然秩序的一般法則及其原則之注釋》中說：「國民應教之以自明的設立最完全統治之自然秩序的一般法則，若只研究人為法律是不夠養成政治家的。有志行政職務的人，必須從事於聯結社會人人所認為最有利之自然秩序的研究。」在這里，魁奈認為社會的秩序和自然的秩序應該統一，社會道德應該依照自然的法則建立，人類的經濟生活和自然本身的法則應該一致。這其實正是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的「道」的精神的體現。

德國漢學家賴希魏恩認為：「魁奈在他早年的著作中，雖故意把他的材料隱藏起來，但他晚年所著的關於政治經濟的理論，我們一望而知其來自中國。」法國學者安田朴問道：「蓬巴杜夫人的這名醫生最終若不是從孔夫子的書中又是從哪裡得到這種『自然狀態』的思想呢？自然狀態成了任何立法以及任何政治、經濟和社會活動的准則。如果不是從中國，他又是在哪裡發現了一個完全依賴其農業和季風流向規律的民族呢？」

說到中國文化中的這種「道」，也不得不說到中國和西方思想中的重大差別。中國的「道」的思想，是重視思辯和推理的西方哲學中缺少的。根據西方哲學歷來的特點，很難在自己的思想土壤上生發出來這種「道」的思維。所以，魁奈及其重農學派的「自然法」思想，很難說不是受到中國文化的啟發。

需要提出的是，魁奈的重農理論體系的設置已經不適合當時的資本主義商業經濟的發展。但是，他的理論建立所依據的原則――自由放任的思想，對希望經濟自由的資產階級產生了巨大的激發力量。中國文化精神中的自由原則，也成了歐洲資產階級爭取自身自由的精神動力。托克維爾為《魁奈全集》作序時指出：「真正法國大革命的特點，可從重農學派的經濟學者著述中發現出來。」

盡管重農學派的經濟改革沒有獲得成功，但是這種改革使法國的啟蒙思想不只是停留在思想領域，而是開始走上革命實踐的道路。

關於重農學派與中國思想的接觸，有很長的歷史。早先就有萊布尼茨、耶酥會士李明等人對中國農業進行了贊美，後又有杜赫德、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馬勒伯朗士等人，也不同程度涉及到了中國的農業政策。而重農學派學者波維爾，更是直接提供了關於中國農業的情況。他1740年到1756年曾旅行印度，到過中國廣東。在他的《一個哲學家的旅行》一書中，介紹了中國的農業政策，說中國政府首重農業，把農業發達看作人民幸福的保證。該書受到魁奈和杜爾閣的注意。魁奈在他的《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第二章中第八、第九兩節談到中國的「農業」和「附屬於農業的商業」。

重農學派的思想到底源頭在哪裡？雖然魁奈及其弟子都主張其思想來自孔子，實際上，魁奈的這種看法，受到當時歐洲對中國文化的流行看法的影響。耶酥會士介紹到中國的文化，以所謂的儒家學說為主。而給歐洲人的印象就是，中國文化簡直可以和孔子劃等號。而任何從中國文化里獲得的啟發，於是都歸到孔子的名下了。這無疑是對中國文化的誤解。當代英國哲學家克拉克說，魁奈的思想來源是《道德經》。而從該學派所主張的「自由放任」的原則看來，似乎能聞到更多老子思想的氣息。法國人把老子的「無為」翻譯成「laissez-faire"(自由放任)。魁奈從有關中國的介紹里了解到的中國國情是，這個國家有著高度的組織性，政府很少干預經濟生活。這接近老子的「無為而治」。而「自然法」的概念，更容易讓人想像到是老子主張的「道法自然」的另一種表述。

如果說重農學派思想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那麼究竟是哪個學派影響了重農學派？或許這個問題並不太重要。因為無論是孔子的思想或者老子的思想，都能看到「道法自然」的精神。「道法自然」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點。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這不是「道法自然」的宣示嗎？即使是宋儒倡導的天理天則，也是強調自然有其自身的秩序，而不是上帝創造的。

（2）《經濟表》中的中國自然法則

魁奈的《經濟表》被作為重農學派的重要著作。該表以簡化了的表格形式說明純產品的整個流通過程。《經濟表》的誕生，也表明了嚴謹的科學方法進入了經濟現象的研究。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也稱道《經濟表》，說魁奈是法國第一個經濟學家。「這位經濟學家是預言法國資產階級必然要取得勝利的先知，魁奈醫生（魁奈曾是宮廷御醫）使政治經濟學成為一門科學，他在自己的名著《經濟表》中概括地敘述了這門科學。」

《經濟表》與中國哲學思想關系密切。與魁奈同時的學者克雷爾說：「無論概觀中國立法家的研究與著作中所包括思想之各部分，其恆久不變之卓見，在歐洲與世界上全然無與接近的思想存在。……但自然秩序的原則在十年前已為歐洲所發現，法國已經發生了應用此原則的天才（指魁奈），今後社會制度均可以《經濟表》之試金石試驗一下，只要將此著作加以細心的研究，便使蒙蔽政治的雲霧自然一掃而空了……」這里所說的「自然秩序的原則在十年前已為歐洲所發現」，就是指中國文化思想被介紹到歐洲，讓歐洲人了解到中國的自然哲學。

魁奈的弟子米拉波乾脆認為《經濟表》完全繼承孔子的思想。「孔子立教的目的在於恢復人類的天性，不再為愚昧和情慾所隱蔽，所以他教人敬天、畏天、愛人，戰勝物慾，勿以情慾去衡量行為，應以理性為標准；凡是不合理性的，叫他們勿動，勿思、勿言。宗教的道德優美到這個地步，真是無以復加。卻還有一件事要我們去做，就是把這種道德教訓普行於全世界。這就是吾師的事業，他已發明了自然所給的秘傳，這就是《經濟表》。」

毫無疑問，米拉波在這里象當時歐洲人對中國文化的普遍看法一樣，認為中國文化就是以孔子為代表。這當然是偏頗的看法。象他說到「勿以情慾去衡量行為，應以理性為標准」明顯可以看到來自宋儒理學的思想，而理學已經不是簡單的孔子的思想的繼承，而是融合了佛道文化之後的思想體系。而至少從魁奈的弟子口中，更能印證這部重要著作其思想背景與中國文化的關系了。

（3）重農學派在政治上的影響

魁奈是重農學派的理論家，而他的理論受到在政府任職的杜爾閣（A.R.Turgot，1727-1781）的熱情響應，因而有了獲得實踐的可能。杜爾閣1761-1774年任里摩日州州長，任期內曾進行許多重大改革，他力圖實現重農學派的思想。1774年路易十六即位後，杜爾閣先出任海軍大臣，一個月後被調任為財政總監，在近兩年的任期里努力實踐重農主義者的思想。最重要的措施是；開放國內穀物自由貿易，以各特權階級也要繳納的一種賦稅代替徭役制度，取消手工業行業公會。

杜爾閣與中國文化的關系也十分密切。他在1761－1774年擔任財政總長以前曾任一次知事，赴任以前，寫信給伏爾泰告訴他自己是怎樣尊崇孔子的感情。他在1769和1770年，寫了《財富之成立及其分配》及《中國問題集》，而這兩本書是特意送給兩個到法國留學的中國學生――高類思和楊德望的。在《中國問題集》中列出了很多問題，包括財富、土地分配、耕作、印刷術、中國歷史等疑問共52種，希望這兩個留學生回國期間能結合對中國的考察加以回答。《財富之成立及其分配》提供了重農學派的理論和知識背景，是為了配合兩人有目的的考察。該書中有一節專門以中國為例，說農民是一切勞動者中惟獨其產出超出所得工資的群體，農業是所有財富的唯一源泉。這很明顯是受到中國的影響。而高類思和楊德望兩人到北京後，在北京傳教士幫助下，進行了很詳細的調查工作，包括協助匯編《中國叢刊》，高類思寫作了《中國古代論》。

而杜爾閣之後的財政總監們，不管是否自認是重農主義者，也都努力根據重農主義思想改善農民的境況。但由於法國王朝與貴族和教會關系太緊密，帶有革命意義的重農主義最後遭到抵制而夭折。但是這種思想的影響畢竟流傳了下來。

（4）《國富論》思想間接受中國文化影響

亞當·斯密被看作是政治經濟學古典學派的創立者。雖然斯密的思想體系中，其具體理論建設很少出自中國，但是其主張經濟自由的指導思想，不能不說是間接出自「道法自然」的中國文化。

亞當·斯密的思想受到重農學派的很大影響。他主張經濟放任自由，主張自由貿易，這跟重農學派的理論源頭一脈相承。他也與熟悉中國文化的杜爾閣過從很密。體現他的思想的名著《國富論》，就提出自由放任的思想，尋求打破封建制度和重商主義對經濟發展的限制，反對政府幹預和反對壟斷。這不正是「道法自然」的思想所倡導的嗎？

《國富論》中，也引用了不少中國的材料，比如：「中國是長期最富的國家之一，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耕種得最好、人口勤勞和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可是它似乎長期處於停滯狀態。500多年前訪問過它的馬可·波羅所描述的它的耕種、產業和人口眾多，與現今旅行家們所描述的幾乎完全一致。中國或許早在馬可·波羅的時代以前，就已經達到了它的法律和制度所容許達到的充分富裕程度。」「中國是一個比歐洲任何地區更為富裕的國家，中國和歐洲的生活資料的價格差別非常大。中國的大米比歐洲任何地方都便宜得多。」（229頁，同上）「中國和歐洲勞動的貨幣價格比生活資料的貨幣價格相差更大，因為勞動的真實報酬在歐洲比在中國高，歐洲大部分地區處於進步狀態，而中國則處於停滯狀態。」

（5）魁奈認同中國開明君主制

魁奈稱贊中國的自然法，也認為中國君主制度是在這一大法則之下創立的。他寫了《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一書，闡明自己對中國的君主制度的理解。

《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一書的核心觀點是認為中國的君主制度並非壓制政治，不同於一人獨斷的專制，而是以自然法為依據的，就是皇帝自身也要嚴守自然法。魁奈在該書序言中說：「我從有關中國的報告中得出結論，中國的制度系建立於明智和確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執行這些法律，而他自己也審慎地遵守這些法律。」他又說：「皇帝本人在行使審判權力時是如此嚴格，以至他可能出於偏袒而實行的任何不合於法律的仁慈措施，都將受到政府所頒布的基本法的公開抵制。……中國政府的基本法是建立在如此無可非議的和如此受到重視的自然法的基礎之上；自然法的存在使君王不敢違法作惡，能夠保證他合法地行使職權，保證最高權力人物積德行善。」

魁奈認為這個制度下，君主的權力受到限制和制約，並不是那種為所欲為的獨裁統治。「在這個帝國內，即使是皇帝頒布的敕令或法令，也只有在最高審議機構核查注冊之後，才能生效。」「勸諫皇帝的風氣，一直受到中國法律的鼓勵，監察機構和高級官吏們總是直率和勇敢地進行勸諫。他們真誠而大膽地告誡皇帝，使用權力要有所節制，這是加強而不是削弱他的權力；如果他所頒布的這種或那種法令違反百姓的利益，他應當取消這些法令或者對它們加以修改。」「被稱作『考吏肅』的檢查官員們一絲不苟地進行調查研究，甚至面對皇帝和皇親貴戚也無所畏懼。這些檢查官通過專門的奏摺向皇帝報告官吏所犯的錯誤；這些奏摺在整個帝國內廣為流傳，並且提交吏部去解決，通常都是對違法者加以懲處。」

英國學者赫德遜評價說，魁奈是開明專制主義的擁護者，他的目的是要闡明開明這一形容詞的內容。「他認為統治者的開明就在於認識『自然秩序』的原則並制定符合這些原則的法律。當國王改革了立法，他就應該『讓法律去統治，而自己不做任何事』。」而這種思想，很明顯就是魁奈在努力臨摹中國文化中「無為而治」的道理了。

魁奈支持開明君主制的思想，也是對當時歐洲獨裁政治的一種抨擊和糾正。盡管他有意讓歐洲政府仿效中國的君主制度設計，但是，其思想在當時處於革命前夜的歐洲，已經不合情勢。歐洲走上了憲政的道路。

（《東方有聖人》第二章

『伍』 《經濟思想簡史》背後的故事及為什麼要學經濟思想史

學習西方經濟思想史的收獲 摘要：觀瞻數百年來經濟學思想史之演進和成長，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在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英國劍橋堪稱現代經濟學的搖籃，馬歇爾完成了從古典的「斯密—李嘉圖—穆勒」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變；「芝加哥學派」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信仰和捍衛，為經濟學在當代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關鍵詞：古典體系；新古典經濟學；芝加哥學派 本世紀就要在我們面前走完它的最後時刻，人類將從此跨入又一個千年。世紀回眸，千年閱讀和閱讀千年，與其說是對我還不如說是對經濟學的挑戰。80年代初，研修中國古代經濟及經濟思想史的書，我確實知道經濟和經濟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長的歷史，但我並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經濟學到底有多古老。後來在西方，人們常說經濟是古老的，但經濟學卻是年輕的科學。這顯然是因為他們並不把比如思想大師亞里士多德視為經濟學家的緣故。這自然是有道理的。我再補充一句希望能夠破題的話：經濟學雖然無法因過去的千年而顯示其輝煌，但卻因其輝煌而渲染著一個千年的結束。 一、古典體系 在19世紀末之前，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從英國的配第到法國的魁奈，從斯密到薩伊，從李嘉圖到瓦爾拉，從屠能到西尼爾，從格森到古諾等等。而在1750－1870年這段時期，也就是從重農主義到瓦爾拉的一般均衡理論的產生這段時間，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實際上又成了近代的「經典」經濟學，在經濟思想史上占據著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說過，在這一段時期，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當然，從更寬泛的意義上說，屬於這個「古典體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圖、穆勒之外，還應該包括象馬爾薩斯、馬克思等這樣偉大的經濟學家。作為古典的經濟學，後人對於什麼是古典經濟學的中心論題以及什麼又是古典的體系這樣的問題在經濟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爭論的。爭論的主要焦點是，如何評價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在「古典體系」中的相對地位？李嘉圖的經濟學是否繼承了斯密的「體系」？ 首先，我們必須重視「政治經濟學」一詞在古典經濟學家那裡的重要意義。在古典的意義上，「政治經濟學」涵蓋了今天我們稱之為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全部內容。我所看到的許多文獻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經濟學的含義時都提到斯密在《國富論》第4卷的導言中所寫的一段話：「作為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務的科學分支，政治經濟學有兩個明確的目標：首先，它要為人們提供，或者更恰當地說，使人們能夠為自己提供豐厚的收入或生活資料；其次，向國家或全體國民提供足以維持公用事業的財源。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國富民強」。這段話後來也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領袖人物萊昂羅賓斯（LRobbins）教授在《過去和現在的政治經濟學》（1976）一書中所倡導的研究傳統的基礎。 那麼，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到底是什麼呢？在斯密52歲完成的5卷本巨著《國富論》中，經濟學論述的問題的確是包羅萬象的，但斯密提出並論證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別是自由貿易學說）經濟理論則在120年後的馬歇爾那裡轉換成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實質性架構。可是，現在幾乎所有的古典經濟學說史家都認為，李嘉圖的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經濟學體系發生了從概念、範式到重點的變化。例如，有的當代學者認為，斯密學派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在1817年以後的確要由「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來限定了，甚至還有「李嘉圖革命」之說。不過，正如熊彼特的觀點那樣，從英國古典經濟學的發展階段來說，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可能的確是從斯密到穆勒體系這條發展主線的一個小小的彎路。這一點在丹尼斯奧布萊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經濟學家》和1981年發表的論文「李嘉圖式的經濟學和李嘉圖的經濟學」中得到了發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古典經濟學」條目下，著名的經濟思想史學家布勞格（MBlaug）認真地比較了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和斯密體系的區別。他認為，好在李嘉圖的「彎路」很快就被糾正了，因為在1823年李嘉圖死後的10年內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們」拋棄了。因此，包括布勞格在內的不少人還是認為，古典經濟學的整體體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論述的問題比斯密的《國富論》要少得多。不僅如此，李嘉圖還沒有繼承斯密的關於價值（價格）決定的理論體系，而將注意力轉到了「分配問題」。沒有正確地把生產（價格）和分配問題統一起來的所謂「李嘉圖謬誤」，後來也成為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學的富蘭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圖的生產和分配理論》（1956）中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進行批評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在英國古典經濟學說史上插入了一個所謂的「作為剩餘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的話題。當然，也可以這么說，沒有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就沒有後來的馬克思的經濟學。如果我們把「剩餘產品」的生產和分配視為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主線的話，那麼，正如布勞格所說的那樣，把馬克思列為最後一批「剩餘」的古典經濟學家也是恰當的。 作為剩餘理論的繼承人，馬克思無疑從李嘉圖那裡學到了後者的分析範式。然而，馬克思創造性地發展了「剩餘價值理論」，這是他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超越。為《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撰寫「馬克思」條目的歐內斯特曼德爾稱，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是他對（古典）經濟學最具革命性的貢獻，他發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長期運動規律毫無疑問成了他最傑出的成就，19世紀沒有第2位作者能象馬克思那樣始終清醒地預見到資本主義怎樣運行、發展和改變世界。的確，馬克思首先是一位預言家和社會學家，他的經濟學始終在充實他的社會學框架。在這個意義上，我更欣賞熊彼特在著名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1942）中對「作為經濟學家的馬克思」所作的這樣的高度評價：「作為經濟學家，馬克思首先是一個博學的人。馬克思作為一個作家，我一直稱他為天才和預言家，而我認為有必要突出上面這一點，這似乎有點奇怪。然而，意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預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專門的方面很傑出，正是因為他們不是某主面的專家，因而具有獨創性。但是，馬克思的經濟學中沒有什麼能說明他缺少作為學者的素質，或缺少理論分析技術方面的訓練。他是一位貪婪的讀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遺漏重要文獻。他消化他讀過的所有東西，深入思考每一個事實，懷著熱情爭論不尋常的問題的細節，他習慣於透視包含整個人類的文明和延續發展的歷史。或批評，或反對，或採納，或綜合，他對每一個問題總是要探索透徹。最突出的證明就是他的剩餘價值理論，這是理論方面的里程碑」。 不過，提起「作為剩餘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特別是李嘉圖式的經濟學，我們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紀年輕的劍橋大學的斯拉法（PSraffa）所作的卓越貢獻。在劍橋，他是和數學家兼經濟學家的年輕的拉姆齊（FRamsey）和馮諾伊曼（JVonNeumann）一樣僅靠3篇論著而成為名聲大噪的偉大經濟學家的天才。特別是，他於1960年出版的僅99頁的小冊子《用商品生產商品》可謂開創了一個把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思結合為一體的「古典結構」。這種結構復興了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剩餘產品」的分析範式，以至於人們今天乾脆把古典經濟學稱為「斯拉法體系」。 二、劍橋遺風 「斯拉法體系」也許可以為英國古典經濟學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但斯拉法的出現則勾起我對美麗劍橋的回憶。150年來，這里曾活躍著馬歇爾、庇古、凱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羅賓遜夫人、哈羅德等一代代傑出的經濟學家，這使劍橋堪稱現代經濟學的搖籃。 1929年5月，經濟學家庇古在一次演講中說到，我們最近先後失去了劍橋的馬歇爾和牛津的埃奇沃斯（FEdgeworth），他們倆毫無疑問是近30年來英國乃至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的確，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有關馬歇爾和埃奇沃斯的條目都多達20頁以上。馬歇爾作為所謂「劍橋學派」的創始人，他的《經濟學原理》（1890）和《工業與貿易》（1919）完成了經濟學從古典的「斯密—李嘉圖—穆勒」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換，成為現代西方正統經濟學的基礎之作。在馬歇爾之前，歐洲的經濟學特別由於法國的瓦爾拉（MWalras）、古諾（ACournot），德國的屠能（JThunen）和英國的傑文思（WJevons）等經濟學家在轉換穆勒的結構和研究範式方面肯定對花去馬歇爾20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經濟學原理》影響不淺，但馬歇爾仍然代表一個時代的開端。馬歇爾的「原理」建立了一個較為成熟的經濟學的「靜態學」分析範式（這就是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出版50周年的紀念文章中說，從根本上說，與其說馬歇爾創造了還不如說他熟練地掌握了一種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個具體的真理，而是一個去發現真理的「 機械」。另外一點值得一提的是，馬歇爾也應該是現代計量經濟學的引路人。盡管我們都注意到，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中並沒有使用大量的數學和統計學，但正如許多經濟學家後來指出的那樣，他的「原理」是以數學為基礎的，他把數學這個偉大的工具隱藏起來了。 馬歇爾對經濟學的另一大貢獻可能就體現在他手下造就出來的一大批弟子了。從真正的意義上來說，這是馬歇爾最重要的貢獻。庇古自然是馬歇爾最得意門徒和「劍橋學派」的繼承人，他還是現代福利經濟學的開創者之一。事實上，馬歇爾的經濟學是由庇古在劍橋為學生講授並大力傳播的。凱恩斯是馬歇爾和庇古的學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個，但毫無疑問，凱恩斯是當代最具影響的馬歇爾的弟子。 凱恩斯對經濟學的貢獻起源於他長期形成的貨幣思想的一系列發展。他在13年的時間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發展三個階段的重要著作：《貨幣改革論》（1923）、《貨幣論》（1930）和《通論》（1936）。《通論》是一部把貨幣理論過渡到「宏觀經濟學」的革命性的著作。對於《通論》在經濟學說史上的意義的評價，我想再也沒有帕廷金的下面這段話更合適的了：「在《通論》中，我們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凱恩斯。這里（正如凱恩斯許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樣）是這樣一個先知的鼓舞人心的聲音，他發現了一個新的真理，並且確信只有這個真理能挽救一個深深陷入各種危機與痛苦之中的世界。這是直接為了勸說全世界的經濟學家皈依新的教規和向錯誤的先知們作斗爭而發出的一種清晰而又雄辯的聲音，因為後者們剛愎自用地堅持早已被凱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話中的種種錯誤的教誨。這就是凱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學成就，而且也因為其成為每個經濟學家所繼承的一部分文獻遺產而聞名於世的情況。還有誰不知道『在長期，我們都死了』（《貨幣改革論》，第56頁）這句話？還有誰不知道，『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這個世界的就只是這些思想。許多實踐家自以為絕不受任何知識的影響，卻往往當上了一些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執政的狂人，自稱聽到了上帝的指示，實際上卻是從若干年前一些學術界劣等作者那兒拾取了一些怪誕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漸侵蝕力來，既得利益的勢力被過分誇大了。』」② 可是，凱恩斯的《通論》的寫作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在一個被稱為「劍橋園地」的具有傳奇色彩的氛圍中完成的。在20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後，凱恩斯擔任了英國著名的《經濟學雜志》的主編，並傾心於《貨幣論》的寫作。就是在這個時候，凱恩斯誠心地把曾向馬歇爾發難的義大利青年經濟學家斯拉法請到了劍橋。事實上，已經50歲的凱恩斯和一批25歲左右的劍橋同事和青年新秀組成了劍橋學術俱樂部的重要成員。在這個俱樂部里，除斯拉法之外，還包括拉姆齊這位年輕卓越的數學家和經濟學家，還有凱恩斯的得意門生卡恩（RKahn）和卡恩的大學同學羅賓遜夫人（JRobinson）、以及後來大名鼎鼎的哈羅德（R Harrod）和曾榮膺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米德（JMeade）。 提起拉姆齊，他傑出的才華和英年早逝（26歲）給這位劍橋的數學家的後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齊與著名的數學家和博弈論專家馮諾伊曼同生於1903年，每個人都只寫了一生中最有價值的3篇論文。拉姆齊的這3篇論文分別是討論主觀概率與效用的「真理與概率」（1926）、討論最優稅收的「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1927）和討論單一部門最優增長的「儲蓄的數學理論」（1928）。他的後兩篇論文均發表在由凱恩斯任主編的《經濟學雜志》上。「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實際上開創並奠定了現代稅收理論的基礎，但一直到1970年，拉姆齊的這一論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視，這主要歸功於鮑莫爾（WBaumol）教授等一批學者在70年代對規模經濟顯著行業的定價問題的集中研究。鮑莫爾還以「拉姆齊定價」為條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中介紹了拉姆齊的這一重要貢獻。另外，在拉姆齊的這篇論文發表70年以後，從牛津剛轉入劍橋任教的米爾利斯（JMirrlees）教授因為發展了這一最優稅收理論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拉姆齊的第3篇討論儲蓄的論文被凱恩斯在為拉姆齊撰寫的逝世訃告中稱為「對數理經濟學所作過的最卓越的貢獻之一」。 在「劍橋園地」，還有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她1922年入劍橋念經濟學，當時馬歇爾還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給學生講授馬歇爾的經濟學。可以說她是馬歇爾、庇古和凱恩斯的學生。但同時也還是斯拉法、卡爾多（NKaldor）和卡萊斯基（MKalecki）的摯友，他們對馬克思的《資本論》有很深的研究。1928年她開始在劍橋工作，研究經濟學。她是「劍橋園地」的積極參與者。這個「園地」的定期討論會在30年代實際上正在孕育著凱恩斯的《通論》的初稿。羅賓遜夫人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競爭經濟學》使年輕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經濟學的最前沿。隨後她致力於對凱恩斯《通論》的闡釋和辯護工作。然而在30年代末，她與卡萊斯基的相遇改變了她後來對經濟研究的重點，也改變了她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態度。她發現卡萊斯基已早於凱恩斯得出了後者的結論，而且卡萊斯基使用的是馬克思經濟學的語言。馬克思的整體社會觀深深吸引了她。1942年她出版了《論馬克思經濟學》，並於1956年出版了她開創性的、同時也可能使她最具影響力的作品《資本積累》。 人們今天為她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惋惜。曾經有人說，諾貝爾經濟學獎有兩大錯失良機的遺憾，而且都與羅賓遜夫人有關。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經濟學家；二是它沒有授予羅賓遜夫人。然而，無論如何，作為「劍橋學派」的重要一員，她的個性正好驗證了文藝復興時代的義大利哲學家的一句話：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個持異見的學者。 三、古典主義的新世界 觀瞻數百年來經濟學思想史之演進和成長，我們會始終感受到一種強大的科學力量。是它的存在誘導並推動了一代代經濟學家恆久不懈的努力。沒有這種追求科學的精神，就沒有我們今天的經濟學面貌。80年代初，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和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將我帶入經濟學的。當然，那時我們念的《經濟學》是高鴻業先生依照1976年的英文第10版翻譯過來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16版的中文版了。 薩繆爾森在為他的《經濟學》1948年第1版的紀念本所寫的前言中風趣地說：「看到中世紀的三個正在勞動的人，喬瑟問他們在干什麼。第一個人說：『我在掙錢，錢還不少』。第二個人說：『我在把石頭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狀』。第三個人則聲稱：『我在建一座教堂』。當我撰寫《經濟學》的第一版時，我實際上在同時做這三件事，盡管我當時並不知道」。的確，薩繆爾森的《經濟學》的成功是數百年來發展起來的經濟學的成功！作為在美國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一人（1970），薩繆爾森對經濟學的貢獻代表了過去的50年一代經濟學家在將馬歇爾經濟學體系的分析語言和圖式轉變成數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薩繆爾森對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充滿信心和熱情。他25歲完成的博士論文於1947年出版，題為《經濟分析的基礎》，成為現代經濟學分析的經典。1966－1986年連續出版的5卷本《薩繆爾森科學論文集》（收入388篇論文）堪稱現代經濟學範式之非凡作品。 在薩繆爾森成長的30年代，正是英國的「凱恩斯革命」和壟斷競爭理論的創新時期。薩繆爾森因之從芝加哥大學轉入了「合適的地方」——哈佛大學。在哈佛的5年學習以及後來在MIT的終身教職使薩繆爾森最終在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和美國的正統經濟學之間找到了一種「綜合」。然而，在薩繆爾森離開芝加哥時，弗里德曼、施蒂格勒這兩位後來先後於1976年和1982年榮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年輕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30年代後期，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維恩那（JViner）為首的反對英國30年代的凱恩斯《通論》和壟斷競爭理論創新的「風格」。就是說，他們始終希望堅持凱恩斯之前的馬歇爾的「新古典經濟學」（據說是芝加哥大學的凡勃倫在1900年最先發明這個詞來描述馬歇爾的「劍橋學派」的），信奉自由市場制度和價格原理，後經西蒙斯（HSimons）和德累克特（ADirector）等一代經濟學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謂的現代經濟學的「芝加哥學派」。 至少在40－50年前，甄別「芝加哥學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們對培養經濟學博士的苛刻要求。這種要求博士的候選人必須通過關於價格理論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試。掌握應用價格理論的能力是每個念經濟學的學生必須樹立的明確目標。芝加哥學派的這個所謂的「教義帝國主義」傳統一直延續到現在。不過，盡管如此，在30年代的芝加哥經濟系，奈特捍衛新古典經濟學的方式還是與維恩那保持著迥然不同的風格。奈特比較反對經濟學中的數理分析，而維恩那卻更欣賞經驗（計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50－60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學生，特別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WWallis）等，雖然更忠實於奈特，但他們卻是十足的經驗實證主義者，對在經濟研究中採用計量經濟方法十分推崇和偏愛。 在西蒙斯1946年去逝後，芝加哥大學請來了年輕的奧斯卡蘭格（OLange）來主講凱恩斯的經濟學（據說這樣做的原因是，校方試圖讓芝加哥在「宏觀經濟學」方面也有一些聲音）。但蘭格是一位傑出數理經濟學家，與芝加哥的亨利舒爾茨教授成為芝加哥的數理經濟學家。另一位舒爾茨這時候也調入了芝大並擔任了校長。他就是西奧多舒爾茨，農業和發展經濟學家，他於1979年因為創造性地發展了「人力資本和教育」的經濟學分析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50年代，實證經濟學的這一作風使芝加哥的確維持了30年代形成的傳統的連續性。但屬於「芝加哥學派」的經濟研究在方法上並不始終囿於統計和技術的分析。弗里德曼在1953年出版的《實證經濟學論文集》中對一套實證主義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確實，後來曾引起薩繆而森的挑戰）。他認為，重要的不是假設的可靠性，而是理論的可檢驗性決定著對理論的選擇。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數經濟學家並不完全堅持這一「原則」，對他們來說，邏輯的一致性是理論的更重要的原則。 50年代以後，芝加哥在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方面有了更輝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學派」的條目對此作了介紹。本條目的撰稿人里德寫道：「在50年代的中期和後期，芝加哥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擴展到了傳統的教義之外。HG劉易斯（HGLewis）應用價格理論解決『供需結合』問題（劉易斯，1959）和加里貝克爾（GBecker）關於種族歧視的論述（貝克爾，1957）是早期的兩個例子」。貝克爾由於在將價格理論成功地應用於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會問題的分析而獲得了1992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根據里德的概括，教義擴展的另一個領域是公司財務學。也許財務學與經濟學是相互獨立的學科，但在芝加哥那裡，把兩者革命性地聯系起來的是價格理論。莫迪里安尼（FModigliani）和米勒（MMiller）1958年關於股票價格和股息的創造性論文引發了後來的「資本資產定價理論」的誕生。接下來的創新是「理性預期」。這本不是芝加哥的經濟學家提出來的，但在以米勒為首的芝加哥商學院和以盧卡斯（RLucas）所領導的經濟系裡得到了「發揚光大」。事實上，公司財務學的發展引出的「有效市場」思想與理性預期的思想一脈相承。米勒和盧卡斯分別於1990年和1997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50年代芝加哥學派的最後一個創新是「法和經濟學」。「法和經濟學」的早期思想來源於對公共政策的經濟分析的嘗試。1939年芝大聘請西蒙斯來執教，西蒙斯開設了「經濟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課程。現在看起來，這是芝大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從西蒙斯倡導的政策分析中後來逐步發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貨幣主義」和對法律的經濟學分析。對於後者，我們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馬功勞。他1958年在芝加哥大學創辦了《法和經濟學雜志》。不過，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科斯（RCoase）為法律經濟學開創了一個嶄新的世界：新制度經濟學。他1960年發表在《法和經濟學雜志》上的著名的論文「社會成本的問題」被施蒂格勒稱之為「科斯定理」。科斯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雖然人們對科斯的學說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進行著，但我始終欣賞這樣一句話：在科斯那裡，真實世界總是趨於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來，這不僅是對「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對芝加哥學派的最好定義。
滿意請採納

『陸』 重農學派在經濟思想史上的重要貢獻在於什麼

重商主義正是在地理大發現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產生和發展的。

重商主義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從15世紀到16世紀中葉為早期重商主義，16世紀下半期到18世紀晚期為晚期重商主義。二者都把貨幣看作是財富的唯一形態，都把貨幣的多寡作為衡量一國財富的標准。

重商主義認為，國內市場上的貿易由一部分人支付貨幣給另一部分人，結果只是社會財富在國內不同集團的分配，整個社會財富總量卻沒有增加。而對外貿易則可以通過出口產品獲取貨幣從而使國家富裕，但同時進口外國產品造成貨幣輸出從而使國家財富喪失。因而，重商主義主要研究怎樣鼓勵商品輸出，限制商品進口以贈加社會財富。

早期重商主義強調絕對的貿易順差，主張採用行政手段，控制商品進口，禁止貨幣輸出以積累貨幣財富。這種思想被稱為貨幣平衡論。

晚期重商主義重視的是長期的貿易順差和總體的貿易順差。認為在一定時期內的貿易逆差是允許的，只要最終的貿易結果保證順差就可以。被稱為貿易平衡論。為了鼓勵輸出實現順差，積極主張國家干預貿易。並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以鼓勵出口限制進口，如，出口退稅、獎勵出口、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進口替代。

通過重商主義的主張，可以看到重商主義的基本錯誤在於認為國際貿易是一種「零和游戲」：一方得益必定使一方受損，出口者從貿易中獲得財富，進口則減少財富。這種思想的根源是他們只把貨幣當作財富而沒有把交換所獲得的產品也包括在財富之內，從而把雙方的等價交換看作一得一失。

盡管重商主義的貿易思想有不少的錯誤和局限性，但他們提出的許多重要概念為後人研究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打下了基礎，尤其是關於貿易順差逆差進一步發展到後來的「貿易平衡」「收支平衡」概念。重商主義關於進出口對國家財富的影響，對後來凱恩斯的國民收入決定模型亦有啟發。

附錄：重農學派

從17世紀下半期開始，首先在法國出現了反對重商主義政策，主張經濟自由和重視農業的思想，從而逐漸形成了重農學派。創始人是佛朗斯瓦 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

重農學派對貿易並不重視，但他們從「自由經濟」的基本理念和法國農民的實際利益出發，反對重商主義對貿易進行干預的政策，提出自由貿易的口號，尤其主張穀物的自由出口。

重農學派對農業的過分重視和對商業的輕視使得他們在國際貿易理論方面沒有太多貢獻，但他們的自由經濟思想對後來的古典經濟學家有很大影響，特別是亞當斯密。

『柒』 試述亞當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

亞當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概述

經濟自由主義：提倡市場機制，反對人為干涉經濟的經濟理論和政策體系。最初作為一種口號由法國路易十五的外交大臣達讓遜提出，後來魁奈等人確認社會中存在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秩序支配著社會的發展。亞當·斯密宣揚「一隻看不見的手」的原理，對經濟自由思想做了進一步的發揮。「自由經濟」思想是斯密整個經濟學說的中心，李嘉圖也闡明過同樣的思想。經濟自由主義在資本主義世界是長期發揮重要作用的思想主張。
經濟自由主義是一種支持個人財產和契約自由權利的意識形態。經濟自由主義主張限制政府在經濟事務中的操控，讓市場機制發揮調節資源的作用。經濟自由主義者並非無政府主義者，他們並非一概反對政府的作用，然而在絕大多數的案例中，他們的研究結果都表明，政府的干預過度了。
經濟自由主義包括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一書中，認為在商品經濟中，每個人都以追求自己的利益為目的，在一隻 「看不見的手」的指導下，即通過市場機制自發作用的調節，各人為追求自己利益所做的選擇，自然而然地會使社會資源獲得最優配置。
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國家干預主義取代了經濟自由主義而占據統治地位。到了70年代，在凱恩斯主義面對「滯漲」局面而束手無策的形勢下，資本主義世界又紛紛興起了新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潮。它認為：生產資料私有制是一切經濟活動的前提，特別是市場經濟中一切活動的前提；交換和市場的自發運行有充分 的效率；自由貿易是最好的外貿政策。新自由主義是堅決反對政府的過多干預。
新自由主義不同於斯密經濟自由主義之處在於，斯密經濟自由主義主張實行完全自由放任，新自由主義則一般都主張在國家干預下強調經濟自由。

經濟自由主義是一種形態

經濟自由主義的學術淵源是斯密的經濟自由放任主義，現代（經濟）自由主義，又稱新自由主義，是以哈耶克為代表人物，這一學派認為，市場是合理配置經濟資源的最重要甚至唯一的力量，因而極端崇信自由市場經濟、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干預。
另：廣義的新自由主義包括貨幣主義在內，狹義的新自由主義只包括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學說和西德的新自由主義學說。
這種自由主義的標語是「自由企業」。
支持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體制，意味著移除法律上的障礙，如貿易的障礙以及政府施加的壟斷和補貼特權。
經濟自由主義希望政府對經濟的管制越少越好、或者乾脆沒有管制，一些經濟自由主義者會接受政府限制壟斷和寡佔，不過當中也有一些人認為壟斷和寡佔正是由政府幹預所造成的。經濟自由主義者主張產品和服務的價值應該由個人自由的選擇，也就是市場的力量。一些人則同意政府可以在一些領域扮演壟斷的角色，如維持治安和法庭的服務。經濟自由主義接受由於不平等談判地位的交易而引起的經濟不均等是自然競爭下的結果—只要當中沒有牽涉到強迫的運用。這種形式的自由主義尤其受到19世紀英國自由主義的影響。小政府主義和無政府資本主義都是經濟自由主義的形式

經濟自由主義的基礎
市場要求清除那些給追求個人利潤最大化的資本所有者帶來不便的種種行政的或政治的障礙，而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已經變成一種理性的行為模式。這正是經濟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社會基礎。提倡經濟自由主義的人，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的信徒鼓吹讓民族國家服從於經濟主宰者對經濟自由的要求，禁止對市場首先是勞動力市場的任何管制，反對出現赤字財政和通貨膨脹，主張公共服務普遍私有化，減少公共和社會開支，而這些正是為社會基礎服務的。
而在當代中國，特別是在90年代，經濟自由主義在思想界處於絕對控制地位。它有很深的社會背景：權力資本化從商業資本、生產資本發展到金融資本階段，新的強勢集團基本形成，它要求相應的思想理論，並且形成經濟學對整個社會科學的壟斷和新自由主義對經濟學的壟斷；漸進改革逐步放棄了對於弱勢群體的補償，剝奪性質日益明顯，這就背棄了漸進改革的最基本精神，每一次「與國際接軌」的體制改革，都產生一小撮暴富者，淘汰出一大批勞動者……
經濟理論通過自己的存在首先是思想形態的存在與經濟和社會的現實分離開來，這種思想形態最經常地以純粹抽象的和理論的形式出現，它們特別傾向於把邏輯事物同事物的邏輯混淆起來。經濟理論傾向於賦予現實以極端合乎邏輯的神話。經濟學家的理論分析，對經濟自由主義，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的誕生，起了重要作用，因為這是經濟自由主義產生的理論基礎。然而實際情況卻是這樣：不僅是在大多數經濟發達的國家中貧困人口所佔比例日益增大，收入差距超常增長。

經濟自由主義者的角色

當中一些人認為根本沒有政府能運作的功能存在，一些人則認為應該限制政府只提供司法、治安、和國防以抵擋外國入侵（小政府主義）。

『捌』 西方政治思想對中國有哪些影響

龐雜的當代西方政治思想，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十分復雜的。

一、相當一部分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起了消極作用。例如，存在主義思潮在我國的流傳，曾導致不少人不恰當地強調個人自由，反對社會制約。這種思潮也就一度成為「自我設計」、「自我造就」的理論基礎。

在我國80年代的「弗洛伊德熱」中，精神分析學說的某些觀點曾成為一些人丟棄社會道德理想，把自我與社會對立起來的理論依據。它早在上世紀2O—3O年代就傳人我國，80年代又會同存在主義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在我國廣泛流傳。

以至繼「薩特熱」、「弗洛伊德熱」之後，又形成一股「尼采熱」。尼采及其先驅叔本華的某些觀點曾成為我國一度蔓延的悲觀主義、文化虛無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等不良心態的理論依據之一。

二、在前些年出現的中西文化比較熱潮中，有些人受西方文化形態史觀的影響，無視中國傳統文化蘊含的精華，導致文化虛無主義的出現。

所以，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條件下，為了社會的穩定，我們必須對西方社會思潮進行正確地引導，結合我國實際進行合理地傳播，做到批判與借鑒有機結合。

(8)魁奈經濟思想的影響擴展閱讀：

主要思想派別：

現代西方政治思想派別眾多，觀點各異，即使在一種思潮、一個流派之中，也存在著不同的派別和主張，但就其理論形成來說可分為3類：

①關於政治哲學，包括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現代無政府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法西斯主義等政治思潮。這些思潮盡管在理論觀點上有很大分歧，甚至是對立的，但在理論形式上，它們都是19世紀乃至17、18世紀以來西方出現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社會主義等傳統政治思想的延續。

②關於政治科學，即行為主義政治學。行為主義政治學將現代科學的方法和成果引入到政治學中，將各種政治行為主體的政治行為作為基本分析對象，它萌發於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流行於西方世界。

系統理論、結構功能理論、政治溝通理論、政治發展理論、博弈論、政治心理學、政治社會學等都可以歸入行為主義政治學。

『玖』 弗朗斯瓦·魁奈的修改著作

《經濟表》
馬克思曾在很多著作中提到重農學派和魁奈時，給魁奈以很高的評價，認為他是把政治經濟學建立成為一門科學的人，馬克思指出魁奈的經濟理論體現在了他的《經濟表》中，所以《經濟表》是魁奈最重要的著作。如前所述，因為《經濟表》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原稿發現較遲，所以向來關於《經濟表》的說明都以《經濟表的分析》一文所附的「圖式」也就是「經濟表的圖式」（Formule Tableau Economique）為中心。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和《剩餘價值理論》第一卷所分析說明批判的，也都是這個《經濟表》的「圖式」。
關於這個表，馬克思在《反杜林論》的第二篇第十章的「《批判史》論述」中曾說：「重農學派在魁奈的《經濟表》中給我們留下了一個謎，對於這個謎，以前的政治經濟學批評家和歷史家絞盡腦汁而毫無結果。這個表本來應該清楚他說明重農學派對一國總財富的生產和流通的觀念，可是它對後代經濟學者仍然是不可了解的。」上面所說的魁奈的一些經濟理論都體現在這個表中，如自然秩序、財富、純產品，三個階級的劃分、重農思想等。但這個表的建立，還以三個假定為前提。第一是價格的不變性。表中所描述的是在自然秩序下所進行的等價交換，把市場價格的變動，以及市場價格和自然價格之間的差異略去，因為這種差異使研究工作和說明復雜化。第二是簡單再生產。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簡單再生產上，以此來說明各經濟部門是如何互相制約和互相依存，以及農業如何通過流通滋養整個經濟體系。第三是略而不談對外貿易。就是所說明的是不受國外市場干擾的穩定的經濟狀況。在抽象地考察資產階級社會是應該這樣做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第三篇《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中曾說：「魁奈的《經濟表》用幾根粗線條表明，國民生產的具有一定價值的年產品怎樣通過流通進行分配，才能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使它的簡單再生產即原有規模的再生產進行下去。上一年度的收獲，當然構成生產期間的起點。無數單個的流通行為，從一開始就被綜合成為它們的具有社會特徵的大量運動，——幾個巨大的、職能上確定的、經濟的社會階級之間的流通。」在這段話中，也包含了這三個假定。除上述假定前提外，《經濟表》還以一定的計算數字為出發點。就是這個國家有約三千萬安居樂業的人口，不同性質的耕地約一億三千萬亞爾邦，生產階級的年預付（流動資本）二十億，原預付（固定資本）一百億，每年再生產出產品總額五十億（實際上是七十億，因為還有二十億工業品）。貨幣三十億。流通的過程是：土地所有者用二十億的地租收入，分別向生產階級購買十億的農產品，向不生產階級購買十億的工業品，生產階級以流回到他們手中的十億向不生產階級購買工業品。然後不生產階級用他們手中的二十億向生產階級購買十億的原料和十億的糧食。生產和流通的結果，仍然是生產階級生產了五十億農產品，不生產階級有二十億工業品，生產階級有二十億貨幣交地租，不生產階級有十億貨幣准備買原料。就是這樣，這個國家在均衡狀態下，每年有規則地、循環地進行財富的再生產，正如馬克思所說：「魁奈的《經濟表》就是要通過圖解來清楚他說明：一個國家（實際上就是法國）每年的總產品，怎樣在這三個階級之間流通，怎樣為每年的再生產服務。」現把經濟表的圖式根據《經濟表的分析》來加以說明。從上面根據《經濟表的分析》的文章對「經濟表的圖式」的圖解說明，魁奈的《經濟表》應該是可以理解的。這是對於一個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具有完全的經濟活動自由、已儲備財富和國民經濟剩餘生產所必要的充分資本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實際上這是第一個對資本主義生產進行分析，但它使資產階級社會獲得了封建主義的外觀。這個分析中有幾點是值得注意的：
（一）魁奈對經濟現象從實際出發進行分析，尋找出各種經濟事象之間的規律性的聯系。《經濟表》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社會財富的生產、流通、分配的有規律的運行過程的簡明圖示說明，這對經濟理論的研究是一個很大的貢獻。但他把支配社會的特定的歷史階段的規律，即支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規律，看作支配一切社會生產方式的規律，則是錯誤的。
（二）魁奈在「純產品」的概念下，研究了剩餘價值，並把剩餘價值起源的研究，從流通領域轉到直接生產領域，為科學地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奠定了基礎。把經濟研究的重點放在對生產過程的分析上，是魁奈和他以前的許多經濟學家不同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也對以後的經濟理論研究有極大的影響。但魁奈的「純產品」理論，有其很大的錯誤，就是認為只有依靠「自然」 進行生產的農業能夠生產出「純產品」，「純產品」來源於「自然的賜予」，國而把工業看作是不生產的。關於這個問題，馬克思在《剩餘價值理論》中曾加以詳細的說明，主要的因為一切剩餘價值，都是以一定的勞動生產率為基礎，「這個生產率，這個作為出發前提的生產率階段，必定首先存在於農業勞動中，因而表現為自然的賜予，自然的生產力。」這就是說，魁奈的上邊看法固然是錯誤的，但亦有其歷史的條件。
（三）因為魁奈只把農業看作能夠生產「純產品」，並以此為標准來劃分階級，把全體國民劃為三個階級，即生產階級、土地所有者階級和不生產階級。把耕種土地從事農業的看作是生產階級，把從事工商業的看作是不生產階級。正如馬克思所指出這有其自然的基礎，即「在農業中，自然力的協助——通過運用和開發自動發生作用的自然力來提高人的勞動力，從一開始就具有廣大的規模。在工業中，自然力的這種大規模的利用是隨著大工業的發展才出現的。農業的一定發展階段，不管是本國的還是外國的，是資本發展的基礎。」同時這也是他的階級局限性的反映。如在《人口論》中悅：「土地所有者也可以看作是生產者，因為他們管理和改善土地。甚至君主及其大臣通過對國家經濟的管理，也能在總的方面間接地促進財富的增加，國家繁榮同他們也有關系」。在這里，魁奈把最明顯的、幾乎為一般人所公認的不勞而獲的土地所有者看作是生產的。
（四）在「純產品」的名義下，魁奈雖然從生產過程研究了剩餘價值的來源，同時也在原預付（固定資本）和年預付（流動資本）的名義下，對於作為「產生價值的價值」的資本，也有所說明。但這只是從生產資本的周轉形式來分類，沒有能從資本的價值增殖機能來分類，把它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因此魁奈的資本的含義是不明確的，同時也未能真正說明剩餘價值的來櫃。在這一點上，魁奈不及他的信從者杜爾哥，馬克思曾指出：「杜爾哥已經更經常地用『資本』一詞代替『預付』，更徹底地把『工廠主，的『預付』和租地農場主的『預付』等同起來」。
（五）因為魁奈把農業勞動者看作是唯一能生產「純產品」的生產者，同時把「純產品」以地租的形式交給土地所有者作為收入，因而錯誤地把剩餘價值的一個特殊形態，看作是剩餘價值的一般形態。關於這一點，馬克思也指出：「既然農業勞動被看成唯一的生產勞動，那未，把農業勞動同工業勞動區別開來的剩餘價值形式，即地租，就被看成剩餘價值的唯一形式。」「工業利潤和貨幣利息只是地租依以進行分配的各個不同項目，地租按照這些項目以一定的份額從土地所有者手裡轉到其它階級手裡。這同從亞當·斯密開始的後來的政治經濟學家所持的觀點完全相反，因為這些政治經濟學家正確地把工業利潤看成剩餘價值最初為資本佔有的形式，從而看成剩餘價值的最初的一般形式，而把利息和地租僅僅解釋為由工業資本家分配給剩餘價值共同佔有者各階級的工業利潤的分支」。
（六）由於魁奈把地租看成剩餘價值的唯一形式，在把它交給土地所有者時，成為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因此就是只把剩餘價值轉換形態的地租看成收入。而收入，或國民所得或凈產值，應該是剩餘價值和工資的總和，也就是總產值減去生產的物質消耗價值後的余額。
（七）既然魁奈把工商業者看成不生產階級，認為他們是不創造財富的，因此在社會總生產物中就沒有工業生產物，因為這個原因，在《經濟表》的再生產總額中，只有五十億的農業生產物，供給三個階級的食用和不生產階級製造工業品的原料。同時它所生產的工業生產物，也只供給土地所有者階級生活上的消費，和補償生產階級固定資本的損耗，而不生產階級本身，則沒有工業生產物的使用和消耗，這顯然是不符合現實情況的。
（八）魁奈的《經濟表》是在經濟學中第一次制定的社會總產品的再生產和流通的圖解，由於缺乏正確的價值論，因此他所分析的生產過程，只是生產使用價值的勞動過程，並不是價值形成和價值增殖的過程。由於使用價值的生產是任何社會經濟形態下都存在的，於是生產的資產階級形態被他看成永久存在的形態。他使《經濟表》考察的對象，只著眼於農業和工業的再生產過程，並只把依靠自然的賜予的農業看成是生產的，而工業則是不生產的，從而對社會的階級結構作了不合理的劃分，卻不能根據剩餘價值的生產和剝削關系來劃分資本家階級和雇傭工人階級。只有到了杜爾哥的著作（《關於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中才作了這種明確的區分。魁奈的《經濟表》雖然有很多缺點，但如馬克思所指出：概括在魁奈《經濟表》中的重農學派體系「是第一個對資本主義生產進行分析，並把資本在其中被生產出來又在其中進行生產的那些條件當作生產的永恆自然規律來表述的體系」。並且指出，實際上，這是一種嘗試，「這個嘗試是在十八世紀三十至六十年代政治經濟學幼年時期做出的，這是一個極有天才的思想，毫無疑問是政治經濟學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實際上，魁奈這個嘗試所取得的成果，對以後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如馬克思就曾在糾正了魁奈的各種錯誤論點之後提出一個自己的經濟表，來代替魁奈的《 經濟表》。另外資產階級的計量經濟學，如里昂惕夫的「投入產出分析」，熊彼特認為是復興了魁奈的《經濟表》的基本原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