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教育對經濟發展有何促進作用
第一,拉動我國經濟增長
2000年以來,中國高等教育進入快速發展時期,教育發展對飲食業、運輸旅遊業、文化用品製造和印刷業、基礎設施等相關行業最終需求的拉動作用十分明顯。
僅從文化用品業來看,我國2010年與2000年相比,在校研究生和本科生增加了1305.7萬人,如果每生每年平均消費的文化用品按百元計算,新增學生能帶動我國文化用品業產值增加130570萬元。
第二,有利於解決就業問題
大力發展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可以延緩低級教育的畢業生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問,起到「蓄水池」作用。此外,發展教育還直接或間接地創造新的就業崗位。
一些優秀的高校學生畢業後,自主創業,不僅解決自身的就業問題,還為社會提供更多的職位,吸納大量的勞動力。
第三,通過提高人的素質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
教育能夠傳播知識,提高人的職業技能和綜合素質,提高勞動者承擔工作的數量和質量,從而提高生產率。從生產領域看,與小學沒畢業的勞動者相比,小學畢業的勞動生產率要高43%;
與小學畢業的勞動者相比,中學畢業的勞動生產率要高1.1倍;與中學畢業的勞動者相比,大學畢業的勞動生產率要高3倍。
第四,通過加速科技進步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
教育提高了全社會的科學文化水平,為技術力量成長提供廣闊的基礎和保證,優化人才結構,傳播科學知識,使科學知識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1)發展教育對地方經濟擴展閱讀
高等教育的發展程度和發展質量,不僅影響整個教育事業,而且關繫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未來。」
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最短的時間內迅速提升我國人力資源整體水平,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1999年初,黨中央國務院按照「科教興國」的戰略部署,作出了高等教育大擴容的重大決策。
教育為經濟發展提供高素質勞動力。現代經濟的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的競爭,而教育可以再生產人的勞動能力,可以增加勞動力價值,還可以改變人的勞動能力的性質和形態,使勞動能力具有專門性。
㈡ 教育發展應以經濟發展為前提的論據!!
中國教育與經濟協調發展關系的實證研究
——東部、中部與西部
賈彥東 張紅星
(西南財經大學統計學院 610074)
內容提要: 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關系,但這種關系的每個傳遞環節並不總是必然協調的。本文通過面板數據模型(panel data)對全國31個省份的教育與經濟增長的相關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後發現,中國教育與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在東、中、西部三個地區的情況各有不同,差別較大。隨著經濟的增長,不同區域的教育投入均有所增加,而教育投入的增加到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教育發展推動經濟進一步增長的過程均不協調。
關鍵詞:協調發展、經濟增長、教育發展、面板數據模型(Panel Data)
一、引 言
政府教育投入的增加促進了人力資本形成以及技術創新的速度,進而推動了整個經濟的增長。而經濟的持續增長又為教育的投入提供了必要的條件,並激發了教育投資的進一步增加。對於這種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的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的關系,諸多理論與實證研究均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結論。如果這種由教育投入到經濟增長再到進一步投入的關系存在,則我們認為這種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協調的。然而,通過對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經濟、教育發展過程的回顧以及近年來國內出現的教育體制改革後的教育結構不合理、擴招帶來的教育水平的下降以及畢業生就業的困難等一系列問題的分析後我們可以發現,教育與經濟的這種協調發展關系並不總是必然存在的。蔡增正(1999)通過對194個國家三個時間段的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情況進行分析後發現,教育部門與經濟中其他部門相比生產力低;教育對於經濟增長的作用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並不相同,表現為先弱、後強、最後稍有降低的趨勢。陸根堯、朱省娥(2004)等則通過對中國近十幾年的數據進行分析後得到了中國教育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偏低等結論。由此我們認為,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隨著國家的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發展模式與環境的不同而存在差異的,而且並不總是協調的。
特別是對於處於轉軌時期的中國而言,由於制度的強制性與誘致性變遷的並存(林毅夫 1989)、地區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以及教育產品供給的特殊性,更導致了這種相互關系的表現有所不同。因此,如何判斷目前中國的教育與經濟協調發展狀況、如何分析中國地區之間的教育經濟協調發展關系與問題、如何處理發展過程中的教育供給和教育發展問題以及尋找不協調發展的可能成因就顯的極為重要。
二、背景與文獻
探討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研究大多隻關注於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這是與人們的認識過程相聯系的。根據教育經濟學學者對教育經濟學發展的歷史考察,2000多年前,無論是中國的孔子,還是古希臘的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思想巨人都有相關的論述(蔡增正 2003)。泰雷克(Tilak 1989)認為柏拉圖不僅最早指出了教育的重要性,而且最早涉及教育與一國經濟增長關系問題。蔡增正(2003)等認為中國的孔子也有相似的觀點,並對此作了簡單而有效的綜述和總結。不僅如此,經濟學的開山鼻祖威廉•配第、亞當•斯密、馬爾薩斯、卡爾•馬克思、馬歇爾、費雪等人都曾提出過教育能夠促進一國經濟增長的經濟思想(姚益龍 2004)。
從現代經濟增長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真正把教育當成經濟增長的內生變數的現代學者是索羅(Solow 1957 1960),他使用生產方程考察投入產出關系時,對除去資本和勞動力這些傳統生產要素作用之外無法解釋的「殘余」貢獻,提出了技術進步因素的觀點,實際上是間接指出了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毫無疑問,有關教育對經濟增長發生作用、提供貢獻的最全面、最詳盡、最經典的理論應當是人力資本理論。舒爾茨在1960年美國經濟學年會上發表了題為「論人力資本投資」的演說,系統、深刻地論述了人力資本理論,開創了人力資本研究的新領域。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有五個主要觀點:第一,人力資本存在於人的身上,表現為知識、技能、體力(健康狀況)價值的總和。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本可以通過勞動者的數量、質量以及勞動時間來度量。第二,人力資本是投資形成的。投資渠道有五種,包括營養及醫療保健費用、學校教育費用、在職人員培訓費用、擇業過程中所發生的人事成本和遷徙費用。第三,人力資本投資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舒爾茨說,人力投資的增長無疑已經明顯地提高了投入經濟起飛過程中的工作質量,這些質量上的改進也已成為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的源泉。有能力的人民是現代經濟豐裕的關鍵。第四,人力資本投資是效益最佳的投資。人力投資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收益。舒爾茨對1929-1957年美國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關系作了定量研究,得出如下結論:各級教育投資的平均收益率為17%;教育投資增長的收益占勞動收入增長的比重為70%;教育投資增長的收益占國民收入增長的比重為33%。也就是說,人力資本投資是回報率最高的投資。第五,人力資本投資的消費部分的實質是耐用性的,甚至比物質的耐用性消費品更加經久耐用。
舒爾茨之後,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的研究呈現出多樣性。一方面,以加里•貝克和丹尼森為代表的學者沿著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進行思考。另一方面,一些學者將信息經濟學和國際貿易理論的一些見解用於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的研究,得到一些看似批駁人力資本理論,實際上與人力資本理論殊途同歸的結論。
國內相關的研究也主要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一方面是運用計量模型,從數量上對教育投入或教育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剖析。主要有:蔡增正(1999)利用194個國家和地區的數據,考察了教育在1965—1990年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並且分別對低收入、中等收入和工業化國家的三個樣本分別進行了估計。得到了教育對於經濟增長的貢獻巨大而具實質性,外溢作用不僅是正的,而且頗為可觀;同時也發現,教育部門與經濟中其他部門相比生產力低;教育對於經濟增長的作用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表現為先弱、後強、最後稍有降低的趨勢的結論。林勇(2003)利用灰色系統的分析方法對中國教育與經濟協調發展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了,教育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教育的發展應注重內部的結構協調等結論;孫彩虹(2003)則應用聚類分析、主成分分析以及灰色系統方法的灰色關聯度來對不同教育水平的教育與經濟的相互關系進行分析,得到了中國省級區域教育發展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關聯度整體水平不高,且呈現由落後類向高類逐漸提高的梯度差異的結論。另一方面的討論則主要集中在對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的測算與分析上。較具代表性的有:陸根堯、朱省娥(2004)運用教育與非教育兩部門模型,對教育部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內部與外部作用以及教育部門對非教育部門的外溢作用進行了測定。李玲(2004)利用靜態指標體系計算了我國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與貢獻度;並通過建立動態回歸模型進一步證明了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水平。然後從教育投資總量、教育投資結構和教育投資效益三方面詳細剖析了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低貢獻水平的成因。而劉生元、張世晨(2000)以及葉茂林等(2003)等一類的研究則主要側重於從教育部門的產出的角度,引入生產函數的方法對教育促進經濟增長的程度進行測量與分析。
從以上的綜述中我們得出,現有的相關研究一般是從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這一方面出發,從理論上或方法上對教育在整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進行測量與分析。而且表現出了總體層面分析較多,對結構以及區域差異分析較少;單方面的相關測算為主,而教育經濟協調關系的分析不足等特點。
基於此,本文我們試圖從教育與經濟協調發展的角度出發,以全國31個省為對象通過對中國的中部、東部和西部三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教育投入水平與教育發展狀態的協調相關關系進行一系列的實證檢驗,以對中國的區域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協調狀況進行描述和判斷,並對其結構和形成特點進行一定的定量分析。
三、研究思路與實證模型
1、研究思路
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是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這種協調的相關關系通常表現為三個環節上協調相關。首先是從經濟的發展到教育投入的增加,這是一個政府行為的過程,反映了國家在教育經濟之間的直接作用。其次是由不斷增加的教育投入導致的教育水平的提高,這一過程反映了投入教育資源的利用率以及教育體系自身的協調發展水平與發展能力。最後一個環節是由教育水平的量上的提高促進了經濟的進一步增長,這一過程則不僅是教育體系培養人才能力與效率的體現,亦是一國教育體系人力資本轉化能力的反映。這種協調的相互關系的具體表現如下圖1。
在中國,教育作為一種「准公共產品」,其主要是由政府進行供給的。政府不僅通過財政支持以撥款的形式建立各種學校、提供各種學習機會促進教育產業的發展,而且通過稅收等協調機制促進個人對教育支付規模的擴大。這一過程中不僅涉及教育投入總量上的變化,同時也含有政府教育投入方式上的轉變與調整。對於教育部門而言,教育內部結構的不合理、不同層次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協調等影響教育部門資源利用效率的情況還普遍存在。因此,結合區域經濟發展現狀,對中國目前教育經濟協調發展的不同環節的協調性進行實證檢驗就顯的十分必要。
基於以上對協調關系的認識和分析,我們將對中國教育經濟協調發展狀況的分析和判斷的過程劃分為以下三個有待驗證的基本命題:1、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教育投入的增加;1、教育投入的增加使得教育水平得到了改善;3、教育水平的改善又對經濟增長起到了促進作用。本文將主要圍繞著以上三個命題進行實證檢驗。
2、實證模型的選擇
對於以上命題的檢驗,我們可以歸結為如下的待估計的關系方程:
(1)
(2)
(3)
我們採用一個動態模型來描述這種相關關系。當期的教育投入規模受到當期的經濟增長水平與上期的教育投入規模的影響;當期的教育發展水平受到黨旗缺的教育投入與以前的教育水平的影響;經濟的發展水平受到當期的教育水平的影響與以前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 為第 個省份的教育投入規模, 為教育發展水平, 第 個省份的經濟發展水平。 若教育與經濟協調發展的關系較為顯著,則每個方程的β系數值應該顯著異於0。
四、數據及變數的度量
本文以省(或直轄市)為單位把全國劃分為31個省(市)地區。並且按照國家中、東、西部劃分標准將省份劃分為中部、東部和西部三類(見下表1):
表1: 區域劃分
區 域 省 份
東 部 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
中 部 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西 部 重慶、四川、貴州、西藏、甘肅、青海、寧夏、新疆、陝西、內蒙古、廣西、雲南
時間上,選取了1996-2003年度的相關數據。需要說明的是,在分析的過程中我們將重慶與四川的相關指標進行了加總處理。這是因為統一口徑核算的教育投入相關指標 的時間長度為1996-2003年度,重慶的獨立數據1997年後才開始公布,為了盡量增加樣本容量,我們對1996年的四川、重慶進行了相關的合並。
1、對教育發展水平的衡量
遵循綜合性、可比性、操作性等原則以及中國的具體情況,我們按照基礎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及教育的效果等方面選擇了如下19項指標組成教育水平衡量體系,並運用主成分加權綜合的方法分別得到中國各地區不同時期的教育總體發展水平、基礎教育水平、職業教育水平、高等教育水平等指標。
具體而言我們選擇了各地小學學生數、各地普通中學學生數、各地中專學生數、各地職業中學學生數、各地大學學生數、各地小學教師數、各地普通中學教師數、各地中專教師數、各地區職業中學教師數占該地總人口比重、各地大學教師數、各地區小學學校數、各地區普通中學學校數、各地區職業中學學校數、各地區大學學校數、各地非文盲及半文盲人口數、各地區擁有小學文化程度人數、各地區擁有初中文化程度人數占、各地區擁有高中文化程度人數、擁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人數。在這里,我們選擇的指標均為某一時期的總量指標,在進行主成分處理之前,我們分別計算以上指標的變化率以反映該時間內教育發展變化的狀態。
2、對教育投入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的衡量
對於教育的投入,本文選擇了各地區人均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額(包括預算內教育經費投入)進行的衡量。對於經濟發展水平而言,由於我們考慮的是某一段時期內與教育相關的經濟發展指標,因此我們選擇了地區GDP、固定資產總額、勞動生產率、第三產業總產值同樣利用主成分加權的方式進行綜合。
3、指標的主成分分析
由於本文利用的是面板數據(Panel Data),因此,在指標的主成分處理過程中我們分別對不同地區近3年的教育發展水平進行主成分分析,選取累計貢獻率達到85%以上的主成分,並按其方差貢獻率進行加權。取三年平均權重為最終權重,得到每個區域的不同年份的教育發展水平指標。對人均教育投入指標進行標准化處理,同時將GDP指標等經濟發展指標主成分加權平均,分別得到不同地區不同時期的教育投入和經濟發展水平。教育發展水平指標、經濟發展與教育投入等各項相關指標數據均來源於《中國統計年鑒》1997-2004年相關各期整理所得。
五、實證分析
接下來,利用不同地區的數據分別對方程(1)、(2)和(3)進行估計並對參數的顯著性進行檢驗。由於我們選擇了動態的滯後變數,所以在模型上並未考慮到時間維度上的異質性。
在估計方法上,我們在兩種假設下採用了兩種估計方法。第一種是固定效應,在無異方差的條件下我們選擇了LSDV來對參數進行估計;另一種是隨機效應,應用GLS進行估計,最後通過Hausman檢驗 來檢驗這兩種假設,以確定模型的具體形式。
由於是三個地區的三個方程的兩種效應的估計,涉及的方程估計與檢驗結果較多,所以我們僅以西部地區為例,其它地區的情況我們將直接給出相關結果。
1、西部地區:
經過Hausman檢驗方程(1)為固定效應模型,其具體結果如下:
T值 (1.668) (0.121)
=0.7051
經過Hausman檢驗方程(2)為隨機效應模型,其具體結果如下:
T值 (8.44) (5.12)
=0.81
命題3方程為固定效應模型:
T值 (1.51) (1.2) (18.68)
=0.93
由以上結果我們可以得出,西部地區經濟與教育的協調發展程度並不理想。經濟增長與教育投入的增加之間的相關性並不顯著,方程中參數的估計量並未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教育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也並不明顯,其中無論是包括小學與中學在內的基礎教育還是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均不顯著。但其教育投入與教育的發展之間的相關性明顯,而且教育總體水平的發展存在著時間上的累積效果,這一點與教育產業的發展是相符的。因此,西部地區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存在著教育投入的不足以及教育產業的培養效率與人才轉化的有效性較低等弊端。
2、中部地區:
中部地區的具體情況如下表:
從中部地區FE模型的估計結果,我們可以看到,由經濟增長到教育投入的增加與從教育投資的增大到教育教育水平的提高均顯示了明顯的正向相關關系。而且其中的滯後效應亦較為明顯。而從方程(3)的估計來看,教育水平的提高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並不清晰。其中基礎教育以及中等職業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並不顯著,高等教育的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關系雖然明顯,但絕對值較小。因此,中部地區的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相互關系亦並不協調,存在著教育效率偏低的可能。
地區 相關關系方程 結 論
中部
=0.96 T值 (3.19) (9.35)
(固定效應)
相 關
=0.86 T值 (5.09) (10.85)
(固定效應)
相 關
=0.93 T值(1.65) (-1.95) (4.08) (7.34)
(固定效應)
較 弱
3、東部地區:
東部地區的具體情況如下表:
地區 相關關系方程 結 論
東部
=0.98 T值 (4.17) (13.4)
(固定效應)
相 關
=0.90 T值 (1.31) (22.1)
(固定效應)
弱
=0.97 T值(3.15) (0.55) (4.74) (14.75)
(固定效應)
相 關
東部地區的估計結果顯示,東部各個省份的教育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顯著。然而教育發展水平與政府部門之間的教育投入之間的相關關系並不明顯。這一點與我國的現實並不矛盾。自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加速了教育體制改革的步伐,辦學主體的放開與教育收費制度的改革,使得東部發達地區的教育經費的來源日益多樣化。教育水平的提高與經濟的進一步增長之間的相關關系較為顯著,但其中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的正面作用明顯,而職業教育在其中的作用較弱。
六、若干結論
本文關心的問題是中國教育與經濟協調關系的區域特點,通過以上的實證分析,我們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與教育發展之間的相互促進關系並不協調,具體而言:
第一、從教育經濟協調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國教育與經濟發展在東、中、西部的情況具有各自不同的特點。從地區層面來看,西部地區經濟增長與教育投入以及教育水平提高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關系不強,說明政府的相關教育投入以及不同的教育投入策略的不合理以及教育資源向人力資本的轉化能力較弱;中部地區則不僅教育投入與經濟增長關系密切,而且其教育投入向教育資源的轉化能力強於西部,但教育資源的經濟轉化能力依然不強;與此相對,東部地區盡管教育投入到教育水平提高之間的轉化能力較弱,但較之中西部地區而言,其總體的相互協調關系已經得到明顯提高。
第二、從總體的橫向來看,無論那個地區教育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關系都相對較強,說明政府對於教育產品的供給行為是有利和適當的;教育投入對教育水平變動的影響則是中部強,東西部均較弱;但是對於教育向經濟轉化能力而言,從西部到東部體現出了逐漸增強的趨勢。這告訴我們,教育與經濟作用的不同環節,不同地區的發展進度不同。教育發展水平的差異並不完全來自於投入的差異,教育投入的實現以及教育向經濟生產能力的轉化方面的差距也是明顯的。不同層次教育水平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並不相同,但中等職業教育在全國范圍內均處於較弱的地位。
第三、從時間的方向上看,上述不同地區的相關關系的特點隨著時間的延續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有增大的跡象。這說明我們對教育經濟協調發展問題的看法還不夠全面,時至今日仍然存在著只重投入不重管理,只重數量不重質量的情況存在,及時的判斷在中國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關系的協調情況對於經濟發展與教育產業的發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基於以上實證結論,我們提出以下幾點:
其一、教育與經濟是相互促進相互制約協調發展的。任何一個環節的不合理均會導致整個發展的不協調。因此,政府應該從作用機制入手,理清相互作用的機理,才能制定出更有效的相關政策。
其二、從實證分析中我們得出,如何有效的將現有的教育投入合理的利用,增強投入向提高教育水平的轉換是解決目前教育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
其三、提高教育的有效性,特別是西部地區教育資源向生產能力的轉換是我們在西部發展中面臨的重要問題。
參考文獻:
約翰•伊特韋爾等《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第2卷,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81年。
李斯特F.List):《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61年。
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6卷第1冊,中譯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
張鐵明:《教育產業論》,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厲以寧:《教育經濟學》,北京出版社,1984年。
蔡增正:《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的計量分析》,《經濟研究》,1999.2
葉茂林等:《教育對經濟貢獻的計量分析》,《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3.1
林勇:《我國教育與經濟增長協調發展關系及實證分析》,《教育發展研究》,2003.6
孫彩虹:《區域教育與經濟協調發展的實證分析》,《重慶工商大學學報》,2003.10
姚益龍:《有關教育與經濟增長理論的文獻綜述》,《學術研究》,2004.3
李勇堅:《內生增長理論的歷史淵源及其現代發展》,《經濟論壇》
蔡增正:《西方經濟學的問題演進》,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
賴德勝:《教育與收入分配》,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
陸根堯、朱省娥:《中國教育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4.1
李玲:《中國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低貢獻水平的成因分析》,《財經研究》,2004.8
㈢ 教育與經濟關系有哪些聯系
教育有利於經濟的發展一直是教育得以如此重視的最根本原因,但是,教育並非總是能夠促進經濟的發展,相反,有時可能會阻礙經濟的發展。這種情況往往出現在經濟不發達地區。據某些學者的調查結果來看,在我國一些貧困縣,尤其是國家級貧困縣,政府抱著「發展教育促進經濟」的思想,將大部分財政支出應用於教育事業,大興土木創建學校,引進師資舉辦教育,學生素質也因此提高不少,但是,培養出來的學生,尤其是考出去的大學畢業生,幾乎沒有回自己家鄉的,而是留在了相對發達的地區,對本地經濟的建設沒有發揮任何作用。對於這種情況,一些學者也已經發現,並提出了「教育發展,經濟先行」的思路,唯有經濟發展了,才能留住學生,留住人才。另外,有些貧困地區,為本地生源的大學畢業生就業提供了非常好的條件,如進入條件較好的事業單位,給與其較好的發展空間等等,都是相對有效的解決方法。
㈣ 優先發展教育的重要意義
當今世界,科來學和技術的發展迅自猛,世界范圍內的經濟,科技競爭日益激烈,這對教育提出了嚴峻的挑戰,誰在新時期的教育中占上風,誰就可以在新時期的國際競爭中處於領先地位;我國政府從戰略的高度將教育置於優先地位。
㈤ 論教育與經濟的關系及作用
首先,教育對經濟具有制約的作用,經濟實力制約著教育發展的物質基礎,經濟水平制約著教育發展的規模和速度,經濟結構制約著教育結構,經濟條件制約著教育的內容和手段,教育相對獨立於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第二,教育對經濟的作用,教育能夠提高勞動力的整體素質,教育可以促進科學技術的創新,教育對經濟的運行具有直接調節作用。
㈥ 經濟與教育哪個應優先發展
這里有個辯證的關系,經濟發展靠的是人才,人起的作用是決定性的。而教育是培養人才的回,如果這樣講的話那答么應該優先發展教育。但是教育的發展取決於經濟發展水平,因為教育需要軟硬體的投入,經濟發達地區教育投入高,教育發展水平相對較高。從這方面看的話應優先發展經濟。那麼在社會發展中,我們通常都是政府來主導,對教育進行補貼,政府出資辦教育,那麼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投入少,政府就會靈活得採用不同的政策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比如民辦教育,政府監督規范的方式來引入競爭機制,採用市場化的運作模式,提高教育水平。這方面所做的探索始終不斷,因此應採取齊頭並進的方法我認為比較合適,當然這中間有很多的問題需要解決。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㈦ 高職教育對地方經濟中所起的作用
概括的說抄 主要作用襲有兩點
(一)高職教育為區域經濟發展提供智力支持 1.人才培養目標契合行業發展的需要。高職教 育的培養目標是培養面向生產、建設、服務和管理第 一線的高素質、高技能人才,這些人才可以直接從事 一線生產工作,是將科學技術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 重要力量。人力資源對於區域經濟發展無疑是內在 動因,勞動者的技能水平決定經濟發展水平,也就是 說,如果沒有高職教育為區域經濟發展提供智力支 持和人力資源保障,區域經濟就不可能擴大與發 〔摘要〕高職教育是一種面向地方經濟建設的高等教育,其規模和質量不斷提升,具備了為區域經濟發 展服務的能力。
(二)高職教育為區域經濟發展提供技術支持 1.高職科研能力推動區域科技進步。一是高職 院校中具有一批科學技術人才和較為先進的實驗設 備,科研能力強,科研成果豐富,把科研成果轉化為 生產力的重要途徑就是要藉助企業平台,促進企業 科技進步,實現科研成果的社會經濟功能。二是校 企合作是高職教育重要的發展模式。
㈧ 教育對中國經濟增長有什麼重要作用;
二、教育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和趨同的路徑
有大量的經驗證據表明,教育作為人力資本積累的主要途徑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人力資本是影響經濟增長穩態值的重要因素,更高的教育水平進而更高的人力資本積累水平可以提高一個國家的穩態收入水平(而不影響經濟增長率本身)。另一方面,人力資本積累(或教育)也可以通過以下途徑影響經濟增長率本身,促進經濟增長:(1)促進技術進步,(2)提高勞動力採納和適應新技術的能力,(3)促進具有正的外部性的技術創新和擴散,增加社會收益。
通過計算教育的收益率特別是教育的社會收益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教育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此外,Uzawa-Lucas模型也可以用來解釋教育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尤其是通過教育所積累的人力資本對促進技術進步的重要作用。該模型認為,體現工人技能的人力資本是內生的,個人通過犧牲現期消費,投資於教育、培訓等,實現財富最大化。在穩態均衡的情況下,人力資本存量必須和物質資本以相同的速率增長,才能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
另一個解釋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的重要模型是Becker、Murphy和Tamura的BMT模型,該模型從理論上解釋了現實世界中各個不同國家經濟增長水平參差不齊、呈現多種經濟增長模式和趨同路徑的原因。他們認為經濟增長有多重穩態,既有高水平增長均衡即"高穩態",又有低水平增長陷阱即"低穩態",而人力資本水平是決定穩態值高低的關鍵。現實世界中,由於窮國的人力資本積累水平往往較低,它們往往處於"低穩態"且難以突破,如同陷入了"貧困陷阱"。因而,發展教育、加速人力資本積累是跳出低水平增長陷阱的關鍵。
三、教育發展對中國經濟增長持續性的影響
根據其他經濟體,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歷史,可以發現,它們都經歷過經濟的長期增長。一個低水平增長的發展中國家必須經過長期的、持續性的增長才能實現整個經濟的繁榮。一般而言,經濟增長的源泉有兩類:一類是持久性的增長源泉,如長期積累起來的人力資本存量、有利於經濟增長的制度形式等;另一類是因時因地而變化的增長源泉,與一個國家在特定發展階段上的資源稟賦相關,如要素、技術和環境。一個國家經濟的持續增長有賴於持久性的增長源泉,即制度和人力資本。那麼,在中國,教育作為人力資本投資的最重要的方式會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呢?中國經濟增長中已經出現的絕對差異與條件趨同並存的模式對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會產生哪些影響?
觀察其他經歷過快速增長的經濟體,再對中國過去的經濟增長做出判斷和分析是有益的。1966年~1990年間,韓國、台灣、新加坡、香港都經歷了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時期,年均GDP增長率分別為10.3%、9.1%、8.5、%、7.3%,大大高於英國、美國、德國2%~3%的年增長率(Alwyn Young,1994),成為亞洲"四小龍"。但是,Young通過增長核算分析發現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增長過多依賴於資本的數量和質量;TFP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並不顯著;並且人均GDP增長和勞均GDP增長的差異較大,表明其增長過度依賴勞動力的投入,依靠勞動參與率的提高,而資本、勞動投入都是不能無限增加的,據此,他對亞洲"四小龍"經濟增長的持續性提出了質疑。然而,事實上,亞洲"四小龍"的人力資本積累也是非常顯著的,而由於其人力資本的模式不同於美國,Young的度量可能存在問題。
回顧中國過去20餘年的經濟增長,制度變革帶來了技術效率和配置效率的顯著改善,促進了我國比較優勢的發揮,推動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在這段時期內,我國的人力資本積累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對經濟增長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目前,我國仍處於轉型經濟時期,制度變革遠遠沒有結束,走向更完善、更一體化的市場經濟還有很長的路,人力資本積累水平也有待進一步的提高,因而,制度變革和人力資本在未來仍將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一個重要源泉。
中國經濟增長已經或將要面臨以下問題和挑戰:
(1)要繼續增加人力資本存量,特別是對於我們這樣的資源非常有限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既要進行物質資本投資,又要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對二者妥善加以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2)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不平等的問題,包括區域間的不平等、城鄉收入差距,個人在資產、收入和人力資本上的不平等。不平等並不僅僅是一個社會道義的問題,還會影響到經濟增長。一方面,不平等本身是有差別的,個人收入的不平等、資產的不平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可能較小,但人力資本的不平等會對未來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另一方面,不平等不一定直接影響經濟增長本身,但會對經濟增長的持續性產生影響;例如,收入不平等會導致人力資本存量差距擴大,不利於經濟持續增長。在這種情況下,促進教育的公平性顯得非常重要。
(3)人口總量壓力和人口結構、質量轉變的壓力。我國人口基數大的事實將長期存在,到2030年達到高峰;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從2010年起將趨於下降,2022年以後大幅度下降,可以享受人口紅利的時期已所剩無幾;但少兒撫養比的下降將給人力資本積累帶來機遇。數量龐大的勞動力若不能實現人力資本積累的顯著改善,我國將難以發揮潛在的人力資源比較優勢。
(4)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問題。
綜上,有以下三點基本結論或建議:
(1)教育作為積累人力資本的主要渠道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持久性因素,因而也是促進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
(2)現階段,教育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的意義不僅在於促進經濟增長本身,還可以促進地區間的協調發展;
(3)教育的不平等會損害經濟增長的速度和平等性,損害經濟增長的持久性源泉,因此,促進教育公平將是我國未來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