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經濟發展論文

㈠ 關於中國近現代史的論文2000字

首先說一下，中國以前並不是市場經濟，如果你說的是近現代史的話，要從清朝開始的

㈡ 求一篇3000字，中國近代史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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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論文題目：要求准確、簡練、醒目、新穎。
2、目錄：目錄是論文中主要段落的簡表。（短篇論文不必列目錄）
3、提要：是文章主要內容的摘錄，要求短、精、完整。字數少可幾十字，多不超過三百字為宜。
4、關鍵詞或主題詞：關鍵詞是從論文的題名、提要和正文中選取出來的，是對表述論文的中心內容有實質意義的詞彙。關鍵詞是用作機系統標引論文內容特徵的詞語，便於信息系統匯集，以供讀者檢索。每篇論文一般選取3-8個詞彙作為關鍵詞，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題詞是經過規范化的詞，在確定主題詞時，要對論文進行主題，依照標引和組配規則轉換成主題詞表中的規范詞語。
5、論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稱前言、序言和導言，用在論文的開頭。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寫出作者意圖，說明選題的目的和意義,
並指出論文寫作的范圍。引言要短小精悍、緊扣主題。〈2）論文正文：正文是論文的主體，正文應包括論點、論據、
論證過程和結論。主體部分包括以下內容：a.提出-論點；b.分析問題-論據和論證；c.解決問題-論證與步驟；d.結論。
6、一篇論文的參考文獻是將論文在和寫作中可參考或引證的主要文獻資料，列於論文的末尾。參考文獻應另起一頁，標注方式按《GB7714-87文後參考文獻著錄規則》進行。中文：標題--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標題--出版物信息所列參考文獻的要求是：（1）所列參考文獻應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讀者考證。（2）所列舉的參考文獻要標明序號、著作或文章的標題、作者、出版物信息。

㈢ 中國近現代史發展歷程論文

中國近現代史，是指中國自1840年以來直至現在的170多年的歷史。

中國近現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質來說，是中國一代又一代的人民群眾和仁人志士為救國存亡而英勇奮斗、艱苦探索的歷史；

是中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偉大的艱苦的斗爭，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贏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

是中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把一個極度貧弱的舊中國逐步變成一個初步繁榮昌盛、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歷史。

1840年鴉片戰爭-1919年五四運動為近代， 主要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性質轉變，由封建社會轉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1919年五四運動-1949新中國成立為現代。

(3)中國近代經濟發展論文擴展閱讀：

1840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及因此而簽訂的《南京條約》，包括香港的割讓。

中國的近代史因此而具有兩個鮮明的特徵：

其一是中國無力保衛自己免於侵略；其二是中國不得不接受不平等條約。

新中國成立後的1954年，胡繩在《歷史研究》創刊號上發表《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引起了近代史學界的強烈關注和熱烈討論。

在文章中，胡繩非常明確地把近代史限定在1840—1919年之間，也就是說，以五四運動為分野，在此之前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為近代史；五四運動標志著中國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開始取代民族資產階級成為民主革命的領導階級，此後則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是為中國現代史。

胡繩的這一主張，得到了多數學者的認可。

從這時開始，中國歷史學界出現了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的明確分界，分界線就是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

㈣ 中國近現代社會變遷3000字論文

中國近代處於過渡時代。從獨立國家變為半殖民地(半獨立)並向殖民地演化，這是個向下沉淪的過程；從封建社會變為半封建(半資本主義)並向資本主義演化，這是個向上發展的過程。兩個過程相互矛盾，又相互連結、相互制約，沒有國家的獨立，就不能保證社會的真正進步，而沒有社會的進步，則無法贏得國家的真正獨立。 阻止帝國主義滅亡中國和推動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根本力量在於人民，在於人民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反侵略反壓迫的英勇斗爭。反抗英國鴉片侵略和反抗英法聯軍侵略的兩次民族戰爭，反抗清朝統治的太平天國農民戰爭，就是這種人民的偉大斗爭。洋務運動不屬於人民的反抗運動。它的歷史地位、歷史作用決不能和人民的偉大斗爭相提並論。不過，從另一方面看，在洋務運動和人民斗爭之間，又存在著曲折的聯系，洋務運動可以說是民族戰爭和農民戰爭的副產品。封建統治階級中一部分有識之士，被民族戰爭的炮火所驚醒，探索戰爭勝敗的因由，利用農民戰爭所造成的新局勢，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緩慢地逐步朝資本主義方向挪動，在暗地裡或客觀上為中國的獨立和進步積累著物質力量，因此，不能以其不屬於人民的反抗運動而完全抹煞。 從林則徐、魏源的引進洋炮、仿造戰船、「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到馮桂芬、李鴻章的「采西學」、"制洋器」、「師其所長，奪其所恃」，一脈相承，明顯地表現出他們在民族戰爭炮火的洗禮下，為抵禦外侮而不惜「以夷變夏」的清醒的認識。向當時先進的西方資本主義學習，是近代中國爭取獨立和謀求進步的根本道路。 在19世紀60年代，曾經一度出現過向西方資本主義學習的另一種可能的前景，那就是經過農民戰爭摧毀清朝統治。太平天國取得全國性勝利後，推行由洪仁牙設計的、全面向西方學習的《資政新篇》的方案。這種前景也許比日本的明治維新更加光輝奪目。但是，太平天國畢竟是失敗了，可能沒有成為現實，燦爛的前景只不過是某些歷史學家們一廂情願的假設．嚴峻的歷史事實卻是：農民戰爭打亂了封建統治秩序，打翻了一批腐朽的舊權貴，打破了清朝「太阿從不下移」的祖宗「家法」，但沒有把清朝推翻，只是造成一種局勢，使李鴻章等人能夠依靠鎮壓農民戰爭而嶄露頭角，成為新權貴；這些新權貴憑藉手中所掌握的有限權柄，在太平天國的廢墟上，把林則徐、魏源等人開其端緒的學習西方的主張著手付諸實施，並擴展開來，持續達數十年之久，形成了一個「圖富強」的洋務運動。對於李鴻章等人來說，鎮壓太平天國農民戰爭，自然是罪惡滔天；但鎮壓之後，他們不是全面倒退，而是有所進取，為國家富強而向西方學習，為學習西方而對當時的封建頑固勢力進行斗爭，他們的所作所為，至少在客觀上導致了資本主義幼芽的出土。因此，洋務運動表現了中國社會進步的不可逆轉的趨勢，曲折地反映了農民戰爭的偉大歷史作用。 清朝二百年極端專制主義的封建統治和閉關鎖國的反動政策，嚴重地阻得了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戕害了資本主義因素的成長，以至歷史進入了近代卻還沒有誕生資產階級。向西方學習的任務，在始初階段便不得不由地主階級的開明派來承擔。洋務運動既然是地主階級向西方學習的運動，也就不能不具有封建保守的性質。後來被概括為』中學為體，酉學為用」的口號，恰當地體現了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封建主義是地主階級安身立命的根基。洋務派並沒有破毀這個根基的意願，而只是想在這個根基上嫁接點資本主義，本意甚至還在於強化這個根基。要求地主階級不去維護封建制度乃至具有反封建思想，那是根本不切情理的。作為地主階級，企圖在封建根基上嫁接點資本主義，還應該說是一種進步的傾向，開明的表現。因此，「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在向西方學習的始初階段仍有其積極意義。「中學為體」，歷來如此，沒有人反對，也沒有人提出異議，並不需要特別強調或者著力捍衛，洋務派揭櫫「中學為體」，無非企圖表明他們不是離經叛道。「西學為用』則是具有實踐意義的新思想，它針對封建頑固派妄自尊大、拒絕一切外來新知識的昏庸和愚昧，因而強調必須向西方學習。如果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內，便不難看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開始時的著眼點在於提倡和保護引進西學，只是到了後來，當資產階級維新派要求改變封建專制主義、實行西方的君主立憲制度的時候，這個口號才具有抵制維新的反動性。

㈤ 中國近代史論文

中國近代史論文
無論是農民階級自發的反帝反封建斗爭,地主階級的洋務運動,還是資產階級建立西方式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努力,都無法實現中國的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對近代中國出路的早期探索都沒有結合中國國情,因為近代對中國出路的探索都是想把中國發展成為英國式的資本主義的君主立憲制國家,而沒有考慮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是走不通資本主義路線的,所以註定要失敗.
在1919年五四運動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前這個時期，中國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中國人民同外過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後來又有官僚資本主義）的矛盾；農民仍然是反帝反封建斗爭的主力，工人階級、學生群眾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新的社會力量發展了起來；而工人階級則代替資產階級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導力量。歷史經驗表明，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是行不通的。中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絕大多數人，經過實踐的教育，確認了中國共產黨關於通過建立人民共和國、走向社會主義的政治主張的確定性；認識到只有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能在中國政治生活中有效地發揮積極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在這個基礎上形成的。中國這種嶄新的政黨制度的確立，符合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意願。
中國革命之所以能夠走上勝利發展的道路，是由於有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長期、艱苦、曲折的斗爭，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制度，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上完成了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任務，從而為實現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共同富裕創造了前提，開辟了道路。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的創建，標志著近代以來中國面臨的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這個歷史任務的基本完成，這就為中國人民集中力量進行建設，以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創造了前提，開辟了道路。
歷史證明,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武裝下走社會主義道路,中國人民追求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目標才能夠真正實現.
第一節 第三黨對中國出路的反思與探索

鄧演達領導的第三黨，正式名稱是「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是大革命失敗後出現的一個異於國共又介乎國共之間的政派。它對中國出路的探索主要體現在鄧演達發表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政治主張》、《中國到哪裡去》等一系列文章中。

關於第三黨的具體政治主張，以下幾點應當注意：第一，第三黨的政治主張，是在總結、反思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及大革命失敗後中國革命形勢基礎上提出的。這從它對國民黨政府性質的分析及對中共革命活動的看法上可以看出。它認為南京國民政府已經成為「舊勢力之化身，軍閥之工具，民眾之仇敵」①，是「買辦資產階級與豪紳地主的聯合政權」。這是正確的。同時，它對中共也作了批評，認為：「共產黨以為中國現時的經濟組織已經主要的是資本主義的組織，因此它要用共產主義革命的方式去解決中國問題；……我們反對用不對症的葯方——共產主義革命——去破壞一切現存的經濟組織。……共產黨只是想利用農民威劫農民，去建立一部分的工人獨裁政權，我們卻是要……建立平民的政權。」①它不同意共產黨主張的根本理由，是通過觀察大革命的實踐，認定「共產主義革命」不適合中國革命的情況。這些批評有正確的成分，也有錯誤的成分。

第二，第三黨對中國革命的許多根本問題都進行了探討，並取得了重大成果。它認為，中國社會「還滯留在封建勢力支配階段，還是前資本主義時代。同時又因為帝國主義勢力支配著中國的緣故，使中國社會益呈復雜的狀況」②。因此，中國革命「必然的要以農工為核心，而其他一切被軍閥官僚地主壓迫剝削的成分都會圍繞在農工的周圍，構成廣大的革命群眾」，「對外負著對抗帝國主義得到民族解放的任務」，「對內要掃清中古時代的遺骸，造成新社會秩序的任務」。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族的平民革命；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者、封建軍閥地主以及依附前兩者為生的高利盤剝的、反動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動力是「平民群眾」；革命的直接目標是奪取政權，「建立以工農為基礎的平民政權」；革命的方式「必然的要以武力抗爭的形式展開出來」；中國革命應分兩步走，首先建立平民政權，然後實現社會主義。

以鄧演達為首的第三黨關於中國革命根本問題的認識是十分深刻的。鄧接受了馬列主義暴力革命、階級斗爭學說，但又不照搬俄國革命經驗和模式，而是主張獨立自主地依照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來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形成了系統的「平民革命」理論。

第三，第三黨的理論的確深刻、系統和精闢，但在實踐中卻遭到挫折，有兩個原因是不容忽視的：一是關於革命的領導權問題。鄧演達把「平民革命」的領導責任託付給小資產階級及其政黨（第三黨），這是致命的缺陷，也是與新民主主義理論根本差異之所在。二是第三黨的探索成果還停留在理論（書面）上，尚未完全付諸實際行動，同時，在理論上也有許多缺陷。鄧演達充分認識到了武裝斗爭的重要性，但反對在農村建立根據地，把希望寄託於具有投機性質的「策反」上。這便決定了「建立平民革命軍」的落空。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土地問題，鄧演達也主張實行「耕者有其田」，但卻不同意中共用強力手段解決土地的辦法。

這樣，國民革命失敗後出現了十分奇特的現象：中共的反思和探索具有極大的盲動性，犯了嚴重的「左」傾錯誤；但由於堅決搞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革命力量不斷壯大。第三黨在探索中提出了一套系統的理論，並且很多是正確的；但由於沒有注重或沒有來得及搞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它進行的「平民革命」遭到挫折。隨著鄧演達的不幸遇難，第三黨受到極大挫折，它的一套正確的理論和主張更難付諸行動。
近代中國人民的探索史
中國近代史，既是資本主義列強侵略中國，勾結中國封建統治者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屈辱史；也是中國人民不斷反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反抗本國的封建統治的抗爭史；同時更是中國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各政治派別探索國家出路的探索史。這種抗爭與探索，對外以反侵略、捍衛民族獨立為旗幟；對內以反專制獨裁、爭取社會進步為核心，抗爭與探索互相交織，推動中國社會不斷向前發展.
1．地主階級抵抗派(改革派)
背景和主張：鴉片戰爭的失敗，使一些地主階級的愛國知識分子從「天朝上國」的夢幻中驚醒，開始注目世界、關心時局、尋求強國禦侮之道其主張是「師夷長技以制夷」。
結果：因清政府腐敗、閉關政策和地主階級的局限性而沒明顯實效
評價：地主階級抵抗派主張的提出使中國萌發了一股向西方學習的新思潮，激勵著中國人為挽救民族危亡積極探索強國禦侮之道。由於實踐有限，沒有產生實際的效果。
2．地主階級洋務派
背景和主張：在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的雙重打擊下，面對內憂外患，清政府統治集團在如何解決內政外交上的眾多危機時發生分歧，形成了洋務派和頑固派。洋務派主張利用西方先進技術維護清朝統治，即「師夷長技以自強」。
結果：由於外國阻撓，封建頑固勢力的破壞、力量分散等導致洋務運動破產。
評價：洋務運動由於以維護清朝的封建統治為目的，沒有從政治制度上學習西方，決定了它不可能使中國走上富強的道路，是地主階級的自救運動。但是洋務運動是中國歷史第一次把學習西方的思想主張具體實踐化。它引進了西方近代科學和生產技術，是中國近代化的開端，並誘導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舉辦新式學堂，開始了中國的近代教育；促進了西方政治學說、民主思想的傳播；民用企業的創辦對外國經濟侵略起了一定的抵製作用。
3．農民階級
背景和主張：太平天國定都天京之後，為了調動農民革命的積極性和把革命推向深入，頒布《天朝田畝制度》。通過這一方案，想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
結果：由於農民階級的局限性、戰爭環境的緊張和平均分配土地與生產、生活資料統歸聖庫等規定，違背了社會發展規律而使這一方案沒有真正實行過。
評價：廢除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主張小私有制，廢除商品經濟，具有違背社會發展規律的落後性；平均分配土地與生產、生活資料統歸聖庫等都是無法實施的，有空想性。
4．資產階級維新派(改良派)
背景和主張：早期維新思想提供了理論基礎；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壯大提供了經濟基礎和階級基礎；民族危機的加深刺激了這一思想的產生。主張君主立憲來救國，具體為：要求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擺脫民族危機；反對封建專制統治，主張興民權，實行君主立憲；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學習和傳播西方科學文化。
實踐效果：從「公車上書」演化為社會政治運動到百日維新失敗，說明資本主義改良道路在中國行不通。其最大功績在於起了資產階級思想啟蒙作用，使更多的知識分子接受了資產階級政治學說和思想。
評價：維新變法思想是當時中國社會最進步的思想，因為它要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也是愛國的，因為它把維新思想與挽救民族危亡結合起來。但是其思想主張沒有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內容，沒有明確的反帝綱領，這必然導致沒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推行維新變法主張依靠的階級基礎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開明紳士，失敗是必然的。
5．資產階級革命派(民主派)
背景：19世紀末20世紀初，帝國主義為了加緊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展開了激烈的爭奪和角逐，民族危機更加嚴重；《辛丑條約》的簽訂使清政府成為「洋人的朝廷"；此時民族資本主義又有所發展，但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限制和阻礙。
主張：資產階級革命派以西方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學說作為革命的思想武器，結合中國國情，提出了三民主義的理論綱領。其基本主張是用暴力推翻了清政府，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
結果：由於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妥協性和中外反動勢力勾結，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朝統治和封建帝制，但果實最終被袁世凱所篡奪。
評價：三民主義是比較完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綱領。它表達了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國人民要求民族獨立和民主權利的共同願望。但是三民主義沒有明確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要求，也沒有徹底的土地綱領。辛亥革命的最終失敗表明，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在中國行不通。
6．資產階級激進派
背景：辛亥革命前，維新派和革命派沒有徹底批判封建思想；北洋軍閥政府在思想領域推行尊孔復古逆流；一戰期間，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要求實行民主政治。主張方案為「民主"「科學"。具體為：資產階級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以西方的民權、平等思想和達爾文進化論為指導思想，大力宣傳資產階級的新文化，主要內容包括提倡民主和科學。
辛亥革命失敗雖然失敗了，但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凱的尊孔復古的逆流為民主知識分子所不容，於是爆發了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是由資產階級激進民主主義者發動的。它有偉大的功勞，也有嚴重的缺點。運動的倡導者忽視人民群眾，沒有把新文化運動同廣大群眾相結合，使文化運動局限在知識分子的圈子裡。他們還迴避當時對軍閥政府的實際斗爭，也沒有正面提出反帝的任務。
啟示三
中國資產階級沒有科學的革命理論武裝，缺乏革命政黨和武裝力量的支持，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天生的軟弱性導致他們不可能徹底地反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由於缺少一個深入的啟蒙過程，人們不了解民主共和的精神，因而也無法建立組織嚴密、團結戰斗、堅強無比的革命政黨。他們也不敢深入地發動群眾，因而始終缺少廣大群眾的支持。辛亥革命時期和民國初年移植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失敗的實踐表明，資產階級的共和國方案不能夠救中國，先進的中國人仍需進行新的探索。
無產階級
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它同時引發了各種新思潮進入中國，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新中國成立以後，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圍繞如何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問題進行了29年的艱苦探索，直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同志指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後，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黨的十七大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 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繼往開來, 與時俱進,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 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斗。進一步深化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繼續大踏步前進。
啟示四
正是在中國共產黨這一新的革命政黨的領導下，在馬克思主義這一新的革命理論的武裝下，在社會主義這一新的中國發展道路的指引下，中國人民追求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目標才得以真正實現。
在四川大地震的救援工作中，中國共產黨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以人為本的理念，始終堅持把搶救人員放在第一位的方針， 「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盡100％的努力」，不惜一切代價搶救震災中的每一位倖存者，切實反映了尊重所有生命、注重心理關懷的人文思想和仁者態度。
結語
通過學習中國近代仁人志士對國家出路的探索，我深刻地了解了國情，堅定了信念：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為了國家富強做出了不朽的犧牲，使我深感肩負的重任。當代社會要求我們有開闊的眼界和博大的胸襟，又要求我們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不迷惘，不惶惑。這就要求我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便是這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相信年輕的我們在黨中央的領導下，通過不斷完善自己，一定能能夠肩負起歷史賦予振興中華的神聖使命。

㈥ 中國近代史論文

從兩次鴉片戰爭看中國之變遷與發展

內容提要：中國社會在鴉片戰爭後，進入了近代的進程，並且隨之發生了眾多的變化。兩次戰爭之後，廣大人民開始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侵入的不斷深化，幾近滲入社會的各個層面，西方殖民主義者在中國權利的不斷擴大，帶給了古老中國無休止的戰火。這兩次戰爭究竟在那些主要方面影響了中國？中國的社會進程又發生了怎麼樣的變化？本文重點描述了這些。
關鍵詞：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自然經濟、洋務運動、海關

一、兩次戰爭，一種命運
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是以發生在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為標志，同時這也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開端。
第一次鴉片戰爭前的鴉片走私貿易，讓接連遭受1825年和1837年經濟危機的大英帝國嘗到了不小的甜頭，源源不斷地白銀流入大英帝國的國庫，正如梭倫所說：「財富催生飽膩，飽膩催生暴行」，大英帝國迫不及待的將侵略的坐標插入了中國的版圖之上。與此同時，國庫的虧空嚴重地影響了大清帝國的收入，軍備海防廢弛，政治腐敗，清廷不止一次的下令查禁鴉片，但英殖民主義者任意破壞禁令，利用行賄和走私等手段，繼續罪惡的鴉片貿易，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中國人的道義抵制的直接後果就是，帝國當局、海關官員和所有官吏都被英國人弄得道德墮落。侵蝕到天朝官僚體系之心臟，摧毀了宗法制度之堡壘的腐敗作用，就是同鴉片煙箱一起從停泊在黃埔的英國躉船上被偷偷帶進這個帝國。」[1]
1839年6月3日至21日，欽差大臣林則徐在虎門海灘公開銷毀英、 美等商人呈繳的鴉片21298箱[2]。英國殖民主義者再也坐不住了，1840年2月英國內閣正式決定發動侵華戰爭，4月英國國會正式通過，6月由英國全權代表懿律（G.Elliot）統率4000侵略軍，乘艦船40餘艘到達廣東海面並封鎖珠江口，鴉片戰爭正式爆發。
此時，清廷的腐朽衰落在此展露無疑，統治階級中的妥協派占據了主導，林則徐、鄧廷楨被革職查辦；沙角、大角、虎門炮台相繼失守，定海、寧波、鎮海相繼被攻陷，跋涉重洋的侵略者讓戰火在古老的東方國度持續燃燒了兩年零兩個月，最終於1842年8月29日，以中方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而結束。自此中國不再享有完整獨立的主權，中國社會開始轉化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開始了長達109年水深火熱的日子！
當中國國內太平天國起義達到高潮的時候，英法兩國在美俄的支持下，對中國發動了新一輪的侵略戰爭，並以此來擴大鴉片戰爭中所獲得的利益，史稱第二次鴉片戰爭。
1856年10月，廣東水師在中國船「亞羅號」上逮捕了12名海盜，英國侵略者借口此事件進行干涉並伴以武裝挑釁；同年，法國借口馬神甫事件派葛羅（Baron.J.B.L.Gros）率軍來華，暗中與英國侵略者結盟並聯合美俄構建了四國聯合戰線。1857年12月，英法侵略者攻陷廣州；1858年5月，侵略軍攻陷大沽、天津，此時侵略軍的炮筒直指紫禁城！腐朽的清王朝急忙派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為欽差大臣，去天津向侵略者求和。1858年6月26、27日，清廷分別於英法訂立《天津條約》。11月8日，英法又逼迫清政府簽訂《通商章程善後條約》。如此順利而不加條件反對的簽訂條約，讓英法侵略者的貪欲無限的膨脹，1859年6月20日，英法聯合發動大沽戰役，這場突如其來的沒來由的戰役，讓清軍措手不及，只能被迫還擊，馬克思在論述這場戰役是指出：「中國當局不是發對英國使節前往北京，而是反對英國武裝船隻上駛白河。……難道法國公使留駐倫敦的權利就能賦予他率領一支法國武裝遠征隊強行駛入泰晤士河的權利嗎？……就算是中國人必須接納英國的和平公使入京，他們抵抗英國人的武裝遠征隊也是完全有理的。中國人這樣，並不是違背條約，而是挫敗入侵。」[3]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聯軍佔領圓明園，人性的貪念讓他們將圓明園洗劫一空，並放火焚燒。大火燒了三天三夜，將「萬園之園」化為一堆堆敗瓦頹垣。參與焚燒的英國殖民主義者戈登承認：「我們就這樣以最野蠻的方式摧毀了世界上最寶貴的財富。」[4]
1860年10月，無力抵抗的清廷由奕出面與英法侵略者簽訂《北京條約》，至此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中國半殖民地化程度迅速加深。
兩次鴉片戰爭，古老的東方國度——中國，在清朝統治者的帶領下，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千萬萬中國人民都面臨著一種命運——用槍炮和鮮血來換取國家的主權獨立與民族自由！
二、兩次戰爭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
兩場久遠的戰爭，中國恥辱的近代史序幕就在一陣陣槍炮聲，一聲聲吶喊聲中拉開了。
此後西方殖民主義者，帶著資本主義的各類成果來到了中國，從各個方面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
（一）、海關行政管理制度及政策變化
兩次戰爭用武力叩開了中國的國門，在此便不得不先談一下清代海關的變化。
早期，清政府對西方各國基本上採取閉關鎖國政策，嚴格控制對外貿易。當英皇派遣使團出使中國，試圖與清政府建立相對開放自由的貿易關系是，當時執政的乾隆皇帝一口回絕，理由倒也簡單：「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須之物，是以加恩體恤。」[5]
可是現在，西方殖民主義者不僅用武力口開中國國門，而且用兇殘的暴力將中國的海關自主權硬生生地剝離，更有一些殖民主義者敏銳地察覺到「在中國這樣一個列強共同爭奪的國家中建立一個完全殖民地性質的海關機構，事實上是很難行得通的。」[6]咸豐九年（1859），在海關司稅李泰國的緊逼下，清廷將總稅務司升格為中國海關行政的最高首腦，並委任李泰國為近代中國海關第一任總稅務司，這位大英帝國的海關代表，不僅「霸佔」了中國海關的最大權利，還在其任期內將司稅改為稅務司，稅務司的實際地位就相當於各地海關行政之最高長官。此外清廷的海關系統還包括：海政局、同文館和郵政局。
西方殖民主義者利用武力、利誘官員等手段進一步控制了清廷海關大權，為其傾銷工業產品，掠奪原材料及初級產品提供了便利。
(二)、清政府的自強運動（洋務運動）
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以英國為首的侵略勢力在北京直接控制了中國封建政權。英、美、俄、法等國的公使聯合干涉中國的內政和外交，此時與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程度加速相適應是封建政權的顯著地買辦化。從清朝封建統治集團本身的變化上說，一批主張學習西方軍事、技術，並與外國侵略勢力關系更密切的買辦化官僚產生了，即所謂的洋務派。他們為維護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和擴大本集團的勢力，開展各種洋務活動。
前期，以曾國藩、李鴻章為首的官僚軍閥，在六七十年代先後建立了一批新式的軍事工業，所謂的「自強新政」。1861年，曾國藩在安慶建立「安慶內軍械所」；1862年李鴻章在上海設立「上海洋炮局」；1865年李鴻章在上海高昌設立江南製造總局；同年，李鴻章在南京設立由因國人馬格里督辦的金陵製造局。但這些企業大都工作效率低下，產品質量低劣。在興辦軍事工業的同時，還訓練新式陸軍和建立新式海軍（即籌建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水師）。
後期，從70年代初期開始，洋務派從軍事工業轉而舉辦一系列民用企業，以供應軍用工業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和運輸、以「求富」。其中規模較大的有：1872年在上海創立的輪船招商局，1876年籌辦的開平礦務局，電報總局、漢陽鐵廠、上海機器織布局等。「洋務派所辦新式企業均為官僚商辦企業，也是北洋系買辦官僚所憑借的經濟體系。洋務派興辦這些企業的目的是企圖借用西方資本主義的一些東西來維護封建統治，並增強本集團的實力和財富。這些資本主義企業實際上就包含著官僚資本主義的最初形式。」[7]中國的資本主義在這些企業中緩慢的成長。
（三）、西方資本主義沖擊下的自然經濟
自春秋戰國時期確立的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到清朝也延續了兩千多年，並在國家的整個經濟部門中占據著絕對的統治地位。鴉片戰爭後，中國傳統農業隨著社會狀況的變化出現了新的發展趨勢。「一方面表現為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因受到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呈現出衰落的狀況；另一方面表現為外國資本入侵的沖擊下，逐步走上半殖民地化的道路。」[8]
1840年後頻繁的國內國外戰爭，不僅耗空了國庫，而且讓各省耕地面積大幅度減少，依賴著大量土地的小農經濟發展遲緩，而耕種技術長期的落後，更加速了其衰落。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自然經濟曾在最初對外國資本主義的商品侵略有過頑強的抵抗，但時間短收效差。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後，各國的權益擴大和侵略活動的加強，陳舊的封建經濟難以抵抗強大的新興的的資本主義，開始了普遍解體的過程。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外國資本主義對於中國的社會經濟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破壞了城市的手工業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又一方面，則是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9]
其解體的具體表現為：
1、農村家庭手工棉紡織業的解體及其與農業的分離。從鴉片戰爭，特別是七十年代以後，中國家庭手工業棉紡織業由於外國廉價機制紡織品的輕笑開始廣泛解體。（小生產與機器大生產難以競爭）標志著中國兩千多年以來以耕織結合為主的自然經濟解體。「外國資本主義經濟侵略引起的重大變化就是堵死了中國資本主義獨立發展的正常道路，是解體後的農村經濟具有明顯的半殖民地性質。」[10]
2、農產品商品化的增長。農業產品商品化發展主要表現在茶、桑、煙草、豆類和罌粟等種植的擴大和水稻、小麥等糧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以罌粟為例：鴉片戰爭，尤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鴉片輸入合法化，腐朽的清政府完全喪失了禁煙能力，卻鼓動農民種植罌粟以增加稅收。1856年，罌粟在雲、貴、川三省已經「連畦接畛」了；蘇皖浙省，年產煙達73萬擔，煙田2303畝；山西幾乎「無縣無之」；東三省「種罌粟者不下十之六七。」[11]糧食商品化程度，是考察自然經濟狀況的重要標志。鴉片戰爭後，地區經濟作物的廣泛擴種佔用了原有種植糧食作物的耕地，導致該地區對於外地糧食的需求大量增加；並且隨著通商口岸的開辟和商埠經濟的發展，糧食的需求量也同時大增，「從道光二十年至光緒二十年（1840-1894），全國糧食商品率友10%增長至16%；然而這一時期農產品商品化的增長卻是外國資本主義破壞城鄉手工業和加緊掠奪農產片，尤其是所需要經濟作物原料的結果。」[12]
從鴉片戰爭後，特別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戰爭之前的時期內，在外國資本主義的傾銷下，與農業結合的手工業尤其是棉紡織手工業開始解體，廣大農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產資料不得不依賴於市場，成為世界市場的購買者；另一方面，在外國資本主義原料掠奪下，中國農產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擴大，廣大農民又成為世界市場的原料供給者，中國農業經濟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
（四）、其他方面
以上著重分析的幾個方面，是兩次鴉片戰爭後，對中國歷史影響較為長遠和深刻的方面，下面來描寫在外國資本主義的掠奪下依然存在的幾個其他方面。
在洋務運動創辦近代企業的同時，中國社會還出現了一批商辦企業，如：1866年的上海發昌機器廠，1873年的繼昌隆繅絲廠，1878年天津的貽來牟機器磨坊等，這些企業構成了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的發端。
另一方面近代工業在中國的出現，使得中國產生了第一批近代產業工人，他們形成了早期的中國無產階級。並在此後30年的時間內，隨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加深以及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中國的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產生了。
另外在鴉片戰爭後，地主階級改革派效法和學習西方以抵禦侵略的思想，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後逐步發展為維新思潮，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社會的思想解放。
五、結束語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在飽經了109年戰火紛爭的中國人民，終於可以過上自由和平的生活。但是久遠的戰爭不是只能活在我們的回憶當中，我們要居安思危，時刻謹記自己所處的環境，自尊自強，從此永不遭受如此屈辱。
讓我們銘記歷史，開創未來！

㈦ 求一篇中國近代史論文，有關於經濟變化的的（）

美國學者對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的研究
美國學者對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研究的興趣在於界定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的問題並由此而展示解決問題的方案。由於受到原始資料的限制，學者們得出的結論很不一樣，甚至對同一地區使用同一套資料得出的結論也不同。正如馬若孟(Ramon Myers)指出：他和黃宗智(Philip Huang)及杜贊奇(Prasenjit Duara)都利用滿鐵（日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30-1940年代在中國農村所做的調查資料對近代華北農村經濟做了研究。在他1970年出版了《中國農民經濟》一書後，美國學術界對其做了否定的批評，認為他的結論是錯誤的，過多地使用了日本人的資料；而黃宗智和杜贊奇在1980年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與《華北農村的文化、權力和國家》中得出與馬若孟南轅北轍的結論後，學術界卻稱贊他們的見解新穎獨到。到了1990年代，絕大多數歷史學家又認為馬若孟對史料的運用是准確的。（註：馬若孟著、史建雲譯：《中國農民經濟》，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頁。）這些研究結論的不同和學術界的反復恰恰表達了美國學者對歷史資料的重新認識，對中國農業經濟和中國革命的重新理解，以及他們意識形態的取向。

一、卜凱和研究近代中國農業經濟的起源

完整理解美國學者對近代中國農業經濟的研究必須從卜凱(John Lossing Buck)開始，因為卜凱不僅劃時代地建立起了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的一套最完善的調查資料，並且他對中國農業經濟的看法一直影響著後來的學者。而卜凱太太賽珍珠(PearlBuck)在1931年出版的寫中國農村的小說《大地》不僅當時獲得了普利策和諾貝爾文學獎，並且至今仍是許多美國高中的指定讀物，常成為普通美國人認識近代中國農村的第一本書。（註：New Hanover County Library,"High school summer reading list",North Carolina,summer,1999.）《大地》講述中國貧農王朗(Wang Lung)由苦幹而變為地主的故事，其中展現了卜凱對中國農村的認識：中國農村存在著平等的機會，只要肯干，就有可能上升。

卜凱1914年畢業於美國康乃爾大學農學院，1916年到達安徽淮北傳教，1920年受康乃爾大學的校友、金陵大學農學院院長芮斯納(John Reisner)的邀請擔任了金大農學院農業經濟學的教授。1924年卜凱回到康乃爾，於1925年完成農業經濟學碩士學位後又回到中國。19世紀30年代，卜凱在出版了《中國農場經濟》和《中國土地利用》兩書後，廣泛被尊為世界上關於中國農業經濟最優秀、最權威的學者。

卜凱是從農場經營的角度來認識中國農業經濟的。在他看來，從經營的角度，或者說從農業投資、管理、產出、收入這些范疇來分析，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的主要問題是廣義技術上的「落後」，除此以外沒有其它特別嚴重的問題。中國農業經濟直到15世紀以前還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到了19世紀和20世紀初，歐洲和北美前進了，經歷了農業革命和商業革命，而中國的農業生產卻沒有進步。因此，對卜凱來說，解決近代中國農業問題的辦法實際上很簡單：改善農業經營的方式，提高農業生產技術水平。卜凱為此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了一整套、共108條改進農業經濟的建議，其中包括建立農村金融設施、使用良種與化肥、改善交通運輸條件等等。（註：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American Agriculturalists on Chinese Soil,1898-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p.162-165,181-183.）

卜凱對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的看法在30年代初發表後就受到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批判。1930年代陳翰笙、錢俊瑞等曾在《中國農村》雜志上撰文批評卜凱對中國農業的調查方法和結論。他們認為卜凱沒有使用地主、富農、貧農等這樣一些概念去調查，因此無視中國土地的分配不均，沒有看到中國的租佃剝削關系。（註：雷頤：《中國農村派對中國革命的理論貢獻》，《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107-126頁。）卜凱當時沒有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批評作出直接的反應，但他顯然認為自己對中國農業的看法是正確的。卜凱於1922年第一次在安徽蕪湖對102個農戶經濟做了調查；然後在1922-1924年對中國7省17個地區2866家農戶經濟做了調查，最後1929-1933年研究中國土地利用時調查了22省168個地區近16786家農戶。這些調查使卜凱對中國的農戶結構與土地得出的結論為：華北80%以上是自耕農，長江流域自耕農為60%左右，在四川和廣東自耕農為50%左右，並且中國自耕農平均擁有3.1畝（1英畝＝6.07畝）地。（註：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173,175-178,184;Joseph Esherick,"Number games",in Modern China,1981,vol.7,no.4,pp.387-411.）即在卜凱眼裡，中國農村是一個以小自耕農為主的社會，土地分配並沒有特別不均。此外，在租佃關繫上，西方的佃農比例比中國要高得多：中國農民中有23%為完全佃農（不包括半佃農），美國的完全佃農占農民總數的38%，英國的完全佃農占農民總數的89%，但英美都實現了農業現代化。因此，認為佃農率高了便會導致剝削和農業生產的停滯並沒有其必然性的依據。（註：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173.）

陳翰笙等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對卜凱批評的要點是認為卜凱沒有把中國農村的問題看成是一個社會問題。美國學者史特羅斯(Randall Stross)在1980年代也指出：卜凱從美國農業經濟教科書的觀點來認識中國農業經濟，對中國農村的社會問題視而不見，因此沒能正確認識中國農業的經濟問題。史特羅斯舉例說，卜凱在1920年剛去金大農學院要教4門課：農業經濟、農村社會學、農場經營、農場工程，而他手頭主要參考書只有康乃爾大學農學院教授華倫(George Warren)1913年所出版的《農場經營》一本教科書。不僅他的4門課全從這本教科書發展起來，並且他對中國農業經濟的認識也以這本書為基礎。而這本教科書是從經濟學角度談如何經營300英畝理想規模的美國標准家庭農場，不能真正用來詮釋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問題。（註：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p.162-164,216.）但卜凱畢竟對中國農村經濟做過大規模的調查，並且對中國農村的社會問題也有認識。例如，卜凱向國民黨政府進言108條建議中曾提出要把租佃率做公平的調整。但卜凱顯然不認為租佃率等這樣一些社會問題是建設中國農業現代化的主要障礙。此外，正如卜凱在《中國土地利用》一書的第一頁所表白：他不準備「從農民和其他社會階級之間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關系來考慮所謂的土地情況」。（註：John Lossing Buck,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Nanking:Univeristy of Nanking,1937,vol.1,p.1.）換句話說，卜凱認為他只是一個美國人的中國農業經濟學家，他的責任是認識中國農業的經濟問題並提出解決的方案，而不是中國農村的社會問題；社會問題需要通過政治和社會政策來解決，這不是一個農業經濟學家的責任，而是中國政府的責任。

因此，從卜凱開始，不僅對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的實證研究發展了起來，並且對中國近代農業問題的認識也分成了兩種觀點。卜凱認為中國近代農業問題主要是經濟問題，解決的方案是廣義的技術進步。這一思路形成了後來瑞斯金(Carl Riskin)所稱之為的「技術學派」。陳翰笙等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1930年代也對中國農村的局部地區做了一些調查，使用了階級分析的方法，得出的結論是中國農村最主要的問題是土地分配不均，因此解決的方案是重新分配土地和財產。這一思路形成了瑞斯金所稱之為的「分配學派」。技術學派的觀點曾成為國民黨政府制定農業政策的基礎，而分配學派的觀點則成為共產黨社會革命的理論基石。（註：Carl Riskin,"Surplus and Stagnation in Modern China,"in Dwight Perkins,ed.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49-84.）

二、中國革命的沖擊和1970年代關於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的辯論

卜凱的技術學派觀點很快受到了中國革命強有力的挑戰，使得分配學派的觀點在1949年之後一度為許多美國學者所接受。如果中國的農業經濟的問題不是社會問題，那麼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為什麼會展現為一場農民的社會革命？或者說如果卜凱的觀點正確，那麼中國革命便不會有社會經濟的動源。然而，當人民公社與大躍進災難性後果逐漸展露出來後，美國學者又禁不住要問：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對農業問題的正確性又在哪裡？

正是在這種對中國農業問題的不確定認識之中，馬若孟在1970年出版了他的經典性著作《中國農民經濟》。馬的這本書寫的是河北和山東，或中國的華北。馬在60年代為這本書做了充分的研究准備，利用了大量的滿鐵資料，並與當年滿鐵在中國的調查人員做了許多訪談。

馬若孟認為：理解近代中國的農業經濟不能只依賴於1930年代前半期的調查資料，因為這正是中國農業經濟受到1929年以來世界性經濟大蕭條沖擊的時刻；陳翰笙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們在1933-1936年所做的調查只回顧了10年左右的時間，因此必然會得出中國農業經濟惡化和農村社會破產的結論。馬若孟把他的研究范圍確定在1890-1949年之間，即考察從19世紀末期中國向西方敞開大門開始到20世紀中期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一段相對長的時段。馬對滿鐵所調查的沙井村等河北與山東的村莊資料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得出了與卜凱一樣的結論：近代中國農業經濟的問題是廣義上的技術落後，它沒有其它大毛病。（註：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1890-1949.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292.）

馬若孟認為：首先，在1890-1937年間中國的農業產量的年平均增長速度超過了人口的年平均增長速度。雖然超過的幅度只有很小，但它表明中國的農業生產並沒有因人口的壓力而導致人均產量的下降。第二，在外國和國際市場的影響下，中國的華北農村經歷了商業化，使農民受益，並在長時段里維持了人均收入水平。第三，華北農村的地權不平均，但它沒有變得更不平均。滿鐵的資料顯示：自1890年以來，華北的大土地所有者逐漸消失，而佃農和雇農的比例也有所下降。這兩個變項說明中小地主和自耕農的增多，地權分配實際上可能變得相對平均。這些變化與商業化的發展和農村中的分家有關。商業化使種植經濟作物和從事手工業的貧困農民有機會增加收入和購買土地，而農戶在兒子們中間的分家則使土地所有權分散化。第四，華北的租佃關系變化比較有利於佃戶而不是地主。1880-1930年，華北的租佃關系逐漸從實物分成地租轉向實物定額地租。而在這一時期，華北農產品價格上升，在1913-1938年間上升了40%。在實物定額租下，佃農一方是農產品價格上升的主要受益者。而在災害年成時，佃農又經常回到實物分成租去，以使地主也承擔部分由歉收所帶來的損失。因此，華北的租佃關系並沒有變得不能容忍。第五，最關鍵的是華北與中國有著競爭性市場，即人人都有權利和機會自由進入市場交易，沒有任何個人或集團能以使用非經濟力量來操縱市場價格來為自己牟利，而這一點正是中國農業能最後籍以市場經濟以獲得發展的關鍵。在滿鐵資料里，馬若孟沒有發現華北有不利於競爭性市場的因素或條件。（註：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pp.207-210,220,229.247-257,292.）

因此馬若孟認為，發展中國農業經濟的關鍵在於廣義的技術進步，比如發展農業教育與科研以培育農業人才和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建造基礎性的設施以便利農民進入市場，建立新型的農業金融機構使較貧苦的農民也能獲得生產進步所需要的資本等。（註：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pp.213-214,292-295.）馬若孟比卜凱在研究上更進了一步。卜凱是通過他的學生們在中國農村以問卷方式普遍性但比較粗糙地建立起他的數據性資料和相應的觀點，而馬若孟則是基於滿鐵調查員對一個個村莊進行長期細致的調查，其論述涉及了家庭經濟生活的每一個方面，從微觀上補正了卜凱的基本思想。卜凱認為中國地主土地的擁有量太小，不足以使他們構成一個獨特的社會統治階級，而馬若孟更通過對競爭性市場的考察，證明地主的超經濟強制性剝削在市場上並不存在。

馬若孟對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的觀點在1970年代遭到了批評並引起了辯論。批評者中最為嚴厲的是黃宗智。黃諷刺說，如果近代中國農業經濟是象馬若孟所論證的那樣為一片機會平等的土地，那麼窮人之所以窮則豈不是要埋怨他們懶惰和在農業生產上不夠聰明能幹嗎？黃宗智利用滿鐵的資料，舉出河北沙井村的農民杜鄉（音）為例。沙井村人均有3.1畝土地，而杜鄉家9口人共有11.5畝，人均只有1.3畝。由於土地不足，杜鄉租種了7畝地，而租這7畝，杜鄉要先繳100元的租佃押金，這對已經負債的杜鄉來說更是雪上加霜。沒有足夠的土地，杜鄉家將永遠負債貧窮。因此，土地分配的不均是窮人期望改變和中國革命的社會經濟原因。（註：Philip Huang,"Analyz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ountryside:Revolutionaries Versus Western Scholarship,"in Modern China,1975,vol.1,no.2,pp.132-160.）

但要從伊懋可(Nark Elvin)的理論看來，把土地分給杜鄉並不解決問題。沙井村人均只有3.1畝土地，把這些土地重新拉出來平均分配一遍有什麼意義？它既不能改變沙井村人多地少這一事實，也不能根本性為沙井村實現農業的現代化。無論3.1畝或1.3畝，數量都微不足道。伊在1973年出版的《中國歷史的范型》一書中認為，中國農業經濟在近代以前就達到了所謂「高度均衡陷阱」，即農業的傳統技術已發展到了頂點，資源的使用也發展到了頂點，人口的增長也達到了農業耕作所能支撐的頂點，使得農村的生活只能維持在生存線水平，經不起自然災害和戰爭等人為破壞。跳出這個陷阱需依靠工業革命，但中國卻恰恰缺乏工業革命一項最起碼的條件：資本。由於人口壓力和農業停滯所造成的糧食和其它物價的上漲，中國無法積累起剩餘的資本而自己跳出高度均衡陷阱。（註：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p.310-319.）因此伊懋可的理論表明，平分土地沒有意義，因為土地已經稀少，並且越來越難以支撐日益增長的農村人口。假如沙井村將土地平分了，過20或30年後人均地下降到1.3畝，那麼整個村莊都可能會象杜鄉家一樣困難重重。而事實上在長江三角洲江南的一些地區，1930年代人均土地已經只有1.3畝左右（松江區為1.1畝，無錫和江陰縣各為1.4畝）。（註：Philip Huang,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0,p.342.）因此，從平均分配土地這一思路來認識和解決中國農村的經濟問題不見得正確。

黃宗智給出的另一例是沙井村農民楊澤（音）。楊澤在1941年38歲，有35畝土地，家裡5口人中3個為未成年的孩子，人均土地佔有量超過了村莊人均佔有量的2倍。村裡能乾的農民最多能種20畝地，所以楊澤應該請一個長工。但楊只是請一個兩個月的短工，基本上依靠自己耕種。黃宗智想證明，楊的人均之上的生活水平主要是得益於他繼承了較好的土地，否則楊也會象杜鄉一樣貧困欠債。可是楊澤畢竟一個人耕種了35畝。因此黃解釋為：楊澤或是非同尋常地強壯與勤勞、或是其妻也參加了非同一般多的生產勞動。但楊的3個孩子分別為13歲、4歲、1歲，其妻參加田間勞動的可能性可以說幾乎沒有。（註：Philip Huang,"Analyz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ountryside.）因此，說楊澤因聰明能幹而維持了人均之上的生活也未償不可。

當然，黃宗智舉證杜鄉的例子要點在於說明租佃制度的剝削性，對此馬若孟則以租佃契約來說明租佃是一種合理的經濟關系。沙井村的租佃契約形式已經延續了幾百年。無論是書面還是口頭契約，地主與佃戶都協商了各自的利益，並且這些權益在幾個世紀中都得到了嚴格的遵守。佃戶沒有為地主做非農業生產性的勞役，在契約之外並不存在強制的剝削。而在契約之內，權益則是由雙方議定，具有互惠性。由於租佃基本上是短期，在地主提出的契約不合理時，佃戶可以不接受而改換到本村或外村的地主家。所以在馬若孟看來，不能說有租佃關系就是剝削，而是要檢驗這種租佃關系賴以存在的法律或習慣的基礎是否合理。沙井村的租佃習慣上長期遵守互惠，契約中沒有顯示出一個集團或個人強加於另一個集團或個人的經濟意志，因此，該村的租佃關系應該是合理的。（

㈧ 求一篇中國近代史的論文，要2000-3000字左右

有人說，辛亥革命成功了；也有人說，辛亥革命失敗了。但我認為辛亥革命又成功，又沒有成功，是1／2成功，1／2 的失敗。
首先，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革命。 辛亥革命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領導的更具有完全意義的民主革命，中國人民「為了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在比較更完全的意義上開始了這場革命。
由於資產階級和同盟會的組織和領導，提出了比較完整的革命綱領，在廣大工農和其他勞動群眾多種方式反抗斗爭所匯成的革命怒潮中，趕跑了狗皇帝，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專制統治，從而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這個共和國產生了一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資產階級憲法性質的文獻。雖然這部文獻不久被北洋軍閥廢棄，但經過這次革命，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在政治上打擊了封建勢力，民主主義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正因為這樣，辛亥革命後，袁世凱洪憲帝制，張勛的復辟帝制，都是曇花一現，最終都以失敗而告終，辛亥革命也為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變，作了思想准備。
辛亥革命也給帝國主義沉重的一擊，雖然資產階級沒有明確提出反帝政治綱領，但正如毛澤東所說：「辛亥革命是革帝國主義的命，中國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為清朝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所以列寧把辛亥革命視為「亞洲的覺醒」，但帝國主義利用反動的清政府統治來打破中國人民的美夢。自清政府垮台後，帝國主義妄圖扶植新走狗，但這些「新走狗」都是短命，一個接一個被中國人民打倒在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外反動勢力對中國人民的壓迫。
再深透點講，辛亥革命實際上也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雖然革命失敗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民國成立後，國內實業團體紛紛成立，開設工廠、設銀行都成為風氣，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力量在短短的幾年裡有了顯著的增大，無產階級隊伍也日益壯大。
辛亥革命還打落了亞洲第一個皇冠，具有國際意義。辛亥革命沉重了打擊了帝國主義，推翻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對於世界人民，特別是東方各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是個巨大的鼓舞。在中國革命影響下，如一九一三年荷屬爪哇以及其他殖民地，都廣泛掀起民主革命運動。中國人民的革命將給亞洲帶來解放，使歐洲資產階級統治遭到破壞。
總之，辛亥革命的偉大功績為中國的發展趨勢，鋪開了一條金色的道路。
但辛亥革命成功得倉促，到手的乃是不徹底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