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中國如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經濟增長方式,是指推動經濟增長的各種生產要素投入及其組合的方式,其實質是依賴什麼要素,藉助什麼手段,通過什麼途徑,怎樣實現經濟增長。
(1)原因:在發展中國家行列,中國經濟保持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長,堪稱奇跡。但種種跡象表明,中國也為高速的經濟增長付出了沉重代價。一是環境污染嚴重,經濟增長以犧牲生態環境質量為代價。據預計,對環境影響消耗了所創造GDP的7%。二是經濟增長效益低。據有關專家計算,中國目前GDP總量大約佔世界總量的4%,但創造單位GDP所消耗的資源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很多。因此,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已經是不需要爭論的問題。
(2)意義:從近期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防止經濟出現大起大落的需要。從長遠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從更廣闊的視野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子孫後代和人類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3)現狀:經濟增長方式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根本性問題。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經濟快速增長,但增長方式轉變難如人意。1994年制定「九五」計劃時,就提出了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但是10年來,經濟增長方式沒有取得根本性轉變,「兩重兩輕」即重速度、重數量、輕質量、輕效益和「三高一低」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情況依然嚴峻。這不但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資源,也付出了環境破壞的代價。目前,煤炭已屬超能力開采,仍供不應求。國際原油價格節節攀升,壓力很大。今後如果不在增長方式上有一個根本的轉變,逐步走上新型工業化道路,資源、環境難以支撐,增長難以為繼。
經濟增長方式轉換,一定要突破傳統狹隘的發展思維方式,把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放在「四位一體」(經濟發展、社會發展、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發展、人自身的全面發展)中去把握,賦予經濟增長以新的含義。因為我國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不僅資源、環境約束相當嚴重,原來的那種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已難以為繼,而且推動新型工業與經濟現代化、中國在未來新時期所面臨的外部競爭壓力,也要求我們必須轉變經濟增長的方式。還因為我國已經進入WTO的後過渡期,逐步與國際融合到一起,就有一個怎麼樣提高經濟競爭力的問題。加上世界范圍內的新技術革命崛起,這兩個潮流同時涌來,給中國經濟帶來極大的壓力,要提高本國的核心競爭力,必須轉變增長方式。
(4)指導思想: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本質就是站在「人」的高度看問題,一切從生活質量出發,讓改革開放20多年來的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這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最根本問題,這一點解決了,也就解決了經濟增長速度與質量的關系問題,也就解決了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在20多年改革發展的基礎上,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強調了要通過經濟文化的發展,實現、維護和發展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通過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把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即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這是我們黨在理論上的重大突破。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必須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為指導。
(5)方式: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舉全國之力,從各個方面、各個環節進行不懈的艱苦努力。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摒棄傳統觀念。要辯證地認識物質財富的增長和人的全面發展的關系,轉變重物輕人的發展觀念。發展應該始終把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作為出發點和歸宿。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調整經濟結構。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主要途徑和重要內容。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推進科技進步。一方面,科技進步既為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標示了方向,同時也是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有效手段。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加快體制創新。經濟增長方式難以實現根本性轉變,關鍵在於導致增長方式不合理的體制和機制還沒有實現根本性轉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強化企業管理。企業是經濟活動的主體,也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微觀基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提高國民素質。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歸根到底要靠人。
② 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經濟有方法
中國、俄羅斯、巴西和拉丁美洲國家、東亞等發展中國家,雖然在經濟增長率上都超過了發達國家,但它們的社會福祉取決於發達國家。為此,發展中國家為了不受制於發達國家經濟,不能重復發達國家的增長道路,而需探尋全新的經濟模式。
在21世紀我們面臨著重要的任務,中國、俄羅斯、巴西和拉丁美洲國家、東亞等國在內的所有國家,他們在經濟增長上都超過發達國家。他們的社會福祉取決於發達國家,所以,如果我們看到經濟停滯,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很低很緩慢,同時他們也面臨挑戰。
因為發達國家的需求及其他國家的需求可以是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比如說金磚國家還有很多其他的G20成員國目前並沒有面臨嚴重的經濟停滯狀況,他們也面臨著一些財政緊縮,如果他們能夠進一步追尋發達國家的增長道路,來進一步重復他們的經濟模型,會出現一些問題。因此,我們覺得應該進一步遵循全新的經濟模式,競爭和依賴共存。競爭主要是指很多國際組織和國際機構,比如說新的國際組織,他們也在存在相互競爭的態勢,他們可以通過相互競爭帶來一個更完美的世界。因為我們要關注他們的政策來促進社會的發展。
第二,獨立。這主要是指本國的經濟政策應該相互獨立,對於G20可以起到協調作用,來彼此溝通本國的經濟政策,產生一些一體化的模式。我們在布里斯班提出了一個增長計劃,對於政策制定者這個規劃很有意義,我覺得對澳大利亞這是一個很大的成功,他們實現了成功,他們也通過了這樣一個布里斯班計劃。第一年這個計劃並不是特別的成功,並不是所有的國家都實施了這一計劃。因此,對於G20我們應該發揮重要的作用,讓所有的國際組織、國際機構能夠相互見面來討論他們的政策。我們也可以通過不同的戰略來讓他們彼此相互扶助,幫助我們促進經濟再增長,實現經濟再度可持續增長。
③ 經濟發展方式
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首先涉及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及其類型特徵。以《現代經濟辭典》給出的定義為代表:經濟增長方式是「生產要素的分配、投入、組合和使用的方式」。這一定義言簡意賅。然而從實際觀察出發,這個定義過於狹窄。其實,凡是有助於驅動經濟增長的要素組合,均可以稱之為經濟增長的一種方式。
由此觀察,現實生活中的經濟增長方式組合類型是復雜的,多種多樣的。
從理論上說,有多種經濟增長方式的組合類型。
例如:按要素投入劃分,分別有資本密集型、勞動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按增長主體功能作用劃分,分別有政府導向型和市場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按市場供求內外部因素劃分,有以內需驅動型和外需拉動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從需求要素劃分,有投資拉動型,消費推動型、出口帶動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從數量與質量關系角度看,有外延粗放型和內涵集約型的經濟增長方式。
中共十七大政治報告提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概念。在經濟理論范疇中,經濟增長一般是指經濟活動單純的數量增加,經濟發展一般是指經濟總量增加與經濟結構優化同時出現。所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比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具有了更加廣泛和深刻的含義。但是也要看到,第一,經濟增長依然是經濟發展的主體或核心,離開經濟數量增加而談經濟結構優化是不可能的;第二,上述對各種經濟增長類型的劃分其實就是經濟發展方式的具體表現,在不嚴格限制的場合,兩者概念是可以互換的。
一般理解為,所謂經濟增長(發展)方式轉變就是促使傳統的、舊的增長(發展)方式向現代的、新的增長(發展)方式轉化,用現代的、新的增長(發展)方式替代傳統的、舊的增長(發展)方式。
如果做兩個極端的歸類,傳統的、舊的增長(發展)方式指的是一組增長(發展)方式集合:資本、勞動密集型的;政府驅動型的;外需拉動型的;投資驅動型的;出口帶動型;外延粗放型的。而現代的、新的增長(發展)方式指的是另一組方式集合:技術密集型的;市場導向型的:內需驅動型的;消費驅動型的;內涵集約型的。歷史地看,上述傳統與現代、舊與新的(發展)增長方式只是一種相對劃分。而且不同類型的經濟增長(發展)方式有著不同的形成條件,相互之間並非孤立、對立,往往存在著交叉重疊、主輔互補的關系,相應產生不同的增長(發展)結果。這種實例舉不勝舉,不用多說。
在認識經濟增長方式時有三點是容易被人忽略的:第一,一種經濟增長方式的現實存在,本身並無價值好壞判斷。它具有在綜合條件下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性特徵。當一種增長方式的綜合條件沒有被新的條件打破、替代時,想要在主觀上讓這種增長方式退出歷史舞台是不現實、不可能的。以此就能夠理解:何以早在十幾年前就提出了要轉變方式但直到今天都沒有完全轉變過來。它除了受到制度條件約束之外(相對而言,制度條件是比較容易轉變的),更重要的是受到了機制條件、技術條件、資源條件的強制約束(這些條件轉變難度超過制度條件)。第二,評價一種經濟增長方式成功與否,關鍵不在於它的過程和使用的手段,而在於它的實施結果或目的性。如果只做純學理的評價,人們會說投入最少而產出最多的是最好的增長方式。但是這種抽象了現實和歷史條件的評價實際上說等於沒說。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增長方式時就曾經有這樣的思想:資本家對待一種新的技術發明在生產上使用的態度,首先要看這種技術能否使得資本增值,或者說增加相對剩餘價值。如若新技術不能帶來更多的價值增值,資本家就寧願繼續採用舊技術而置新技術於不顧。經濟增長方式採用哪種組合類型,除了取決於增長方式存在的條件性外,其實也取決於增長方式存在的目的性。第三,對經濟增長方式目的性可以有很多解釋,比如可以把滿足人民消費需要作為經濟增長方式的目的。但這里考察地是在同樣滿足人民消費需要的基礎上,如何使得經濟增長方式保持一種合理的表現狀態。因而可以達成一點共識是:無論哪種組合方式類型,都須使得經濟增長在給定條件下到達一種理想或近似理想的增長狀態。
以上概念的討論就進一步演化為有關經濟增長(發展)方式與增長(發展)狀態之間關系的討論。進一步說,任何一種經濟增長(發展)方式能否實現經濟增長理想或近似理想的狀態?經過實際經驗觀察可知,一種經濟(發展)增長方式能夠實現它在給定的現實條件下的理想或近似理想狀態的。換句話說,這種比較理想的經濟增長狀態是存在的,這就是所謂無通脹增長狀態(growth without inflation),或者接近這種理想狀態的低通脹高增長狀態(much more growth with much less inflation)。
無通脹增長被經濟增長理論視作一種理想型的增長狀態。這一定義出自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法國經濟學家莫里斯?阿萊。他認為:「把創造貨幣的增長率建立在能夠促進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的、足夠高的水平上。經過計算,這個增長率為1%,它帶有輕微的通貨膨脹傾向,並且具有靈活可變的優勢而沒有任何值得引起重視的缺點。」筆者完全同意這個定義,並進一步強調:無通脹增長首先是低通脹或無通脹,在此前提下出現一種高增長現象。那種高增長與高通脹相伴、低增長與低通脹相伴當然不屬於理想狀態。此外,這也不是通貨緊縮的高增長,因為通貨膨脹指數為負值才出現所謂通貨緊縮問題。
中國經濟增長實效及其比較
縱觀1978年以來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實際狀態,可以看出中國經濟增長經歷了幾個顯著不同的時期,其增長狀態依次過渡為:中度通脹增長→高度通脹增長→低度通脹增長→高度通脹增長→低度通脹增長→無通脹增長。
最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以前,中國經濟增長狀態是起伏不定的,處於通脹與增長形影不離的伴生狀態,在相當時期內通脹指數大大高於增長指數。但是從1998年開始,中國經濟進入到一個無通脹增長的黃金時代。而且就2007年實效情況看,這個黃金時代還似乎沒有結束。
進而可以看到,1998年到2006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年均高達9.1%,而代表通貨膨脹指數的消費價格指數年均只增長了0.7%。筆者曾經在另一篇討論中國經濟增長的論文中,在分析了支持中國經濟增長的資源和技術條件基礎上,利用增長趨勢方程得出結論:1978-2002年間,我國潛在經濟增長速度為年均8.9%。這里出現了實際增長率比潛在增長率多出0.2個百分點的不合理差距。解釋這一不合理差距可能有兩個不同方向的理由:其一,筆者的計算分析低估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其二,統計數據出現了低估情況。筆者傾向於第二種理由解釋。因為經過2004年全國經濟普查之後,國家統計局對以前的數據進行了重新調整,新的實際增長率普遍都比舊的數據略微高一些。而筆者以前的計算正是建立在舊的數據基礎上的。無論如何,從1998年以後,中國經濟增長到達了它的潛在增長水平臨界點,而代表通貨膨脹指數的CPI只有近1%的增長,這是完全符合莫里斯·阿萊所說的那種無通脹增長狀態的。追求無通脹增長,正是國民經濟管理的一個主要的任務和目標。
無獨有偶,通過對同處於亞洲亞文化經濟增長類型的國別(日本、韓國,還有台灣地區)分析比較後發現,近似理想增長狀態的出現並非個案。無通脹增長或低通脹高增長往往是一種經濟增長成功的標志物或伴生物。筆者以日本和韓國為例給以簡要說明。
1、這兩個國家在經濟高速增長後期,都出現過無通脹增長或低通脹增長的增長狀態。日本是在1982-1990年間,平均增長率為4.2%,通脹率平均為1.7%,接近無通脹增長型。韓國是在1983-1989年間,增長率平均為9.1%,通脹率平均為3.8%,屬於低通脹高增長型。應當說,日韓兩國均在當時給定的現實條件下實現了它們自身經濟增長方式所能到達的最好水平。
2、這兩個國家在持續了6-8年的無通脹增長或低通脹高增長階段之後,被經濟衰退或經濟危機所終止。日本經濟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隨著股市及房市「泡沫」的破滅,經濟持續走向了衰退。韓國經濟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增長不穩定,最後被亞洲金融危機拖入低谷。
日韓兩個東北亞經濟增長典型案例對中國的啟示是:第一,經濟增長理想狀態(或近似理想狀態)的出現是以一段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段為標志的。這個標志就是無通脹增長或低通脹高增長,無通脹增長或低通脹高增長同時也是經濟奇跡的伴生物。但是好景總是不長。到2008年結束的時候,中國無通脹增長黃金時段或許也面臨著終結的局面。第二,黃金時段早晚會結束,但這種黃金時段能夠持續多久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增長方式有效性的最好證明。眾所周知,日韓經濟進入衰退或危機之後,日韓式的增長方式就受到了挑戰和批判。日韓從此也進入了新一輪的結構調整時期。中國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經提出了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問題,但是新的增長方式並沒有完全出現,而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卻創造了持續十年的無通脹增長狀態。換言之,傳統的經濟增長(發展)方式依然有著它特有的能量和效應,這種增長(發展)方式在過去十多年中到達了其較為理想的狀態。這種增長(發展)方式的潛力是否完全耗竭完畢?如果不是,那麼這種增長(發展方式還能有效地持續多久?如果是,那麼用什麼新方式來盡快代替它?
④ 怎樣實現國家經濟的發展
智利來的礦業、林業、漁業和農業資源豐源富,是國民經濟四大支柱。以盛產銅聞名於世,素稱「銅礦之國」。已探明的銅蘊藏量達2億噸以上,居世界第一位,約佔世界儲藏量的1/3。銅的產量和出口量也均為世界第一。整體來講,智利屬於中等發展水平國家,不及中國人均經濟水平。
⑤ 如何加快經濟發展方式
首先,要更新發展理念,這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必要前提,有什麼樣的發展理念,就有什麼樣的發展道路和經濟增長方式,要擯棄片面追求GDP產出而不計資源環境成本投入、只重視物質財富積累而忽視人的全面發展、只考慮當代人不顧及後代人的發展理念,堅持走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之路,實現速度質量效益相協調、投資消費出口相協調、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真正做到又好又快發展。其次,要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放在「四位一體」的新發展模式中去把握,賦予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以新的涵義。從新世紀新階段開始,發展將是一個「四位一體」的現代發展體系:一是經濟發展,包括經濟增長、經濟結構、資源配置、技術創新等;二是社會發展,包括社會事業的發展(如教育、衛生、文化、體育、科研等),以及社會組織和和諧社會的建設;三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發展,包括人口、資源、環境等;四是人自身的全面發展,包括人自身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自身素質以及對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參與等。我們應把握發展的嶄新內涵,突破傳統的狹隘的發展思維,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放在 「四位一體」的新發展模式中去把握,賦予經濟發展以新的涵義。 最後,要把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變成全黨全社會的自覺行動,使其融匯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各個方面,貫穿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和過程。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幾點建議: 坦言之,「加快經濟發展方式」是一個大課題,絕非一朝一夕可以深諳其理,這里只是拋磚引玉,提幾點看法。 (一)繼續弘揚敢想、敢做、敢為的廣東精神,下決心打好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場硬仗。《珠三角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指出,珠三角未來要成為全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先試先行區,其中,開放、創新的發展思維和理念至關重要。據悉,面對廣東省委省政府在2009年推進的「雙轉移」工程,引起不少輿論,來自企業界的反對之聲不少。究其原因,少數利益集團擔心既得利益外溢是關鍵。面對這種情況,筆者以為,有關方面需要審時度勢,綜合權衡,積極發揚廣東的敢闖敢試的文化力量,當機立斷,力排眾阻,堅決推進符合科學發展觀的各項決策。某種意義上,猶豫不決、讓步妥協、過分關注內耗型平衡,就是貽誤發展機遇。 (二)改革現有不合理的體制機制,從源頭上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掃清障礙。誠然,在一些官員、一些企業主眼裡,對於「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本質性理解並不明晰,很多時候, 「發展」等同於「GDP增長」,等同於「經濟增長率」,而對於「發展」的要義——經濟、社會、文化和諧共生,全體人民生活幸福美好,創業和人居環境優美,對人的需求滿足度不斷提高,社會福祉整體提升則置之不理。由於GDP主導全過程,「一切為了GDP」、「增長就是硬道理」、「組裝、粗加工捨不得丟棄」、「石化項目大量上馬,環境問題靠邊站」、「只要數量、不要質量」、「只看錶子,不看里子」的行為屢見不鮮,變臉行徑更是層出不窮。故而,筆者建議對「增長與發展」、「科學發展」、「GDP主導發展觀」等重要概念及內涵要進行科學深入研究,在全社會形成大討論,形成共識,在此基礎上改革與其相關的管理機制和體制。毋庸諱言,這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前提與基礎。 (三)經濟發展方式要從硬要素推動轉向軟要素。長期以來,土地、廉價勞動力、水、電、媒、氣等主導廣東經濟發展,高投入、低產出的粗放型經濟模式主導廣東經濟發展,而管理、高科技人才、創新、核心技術、自主產權、研發等對經濟的貢獻較小。未來廣東的發展,一定要在上述軟要素上面下功夫,切實推進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綠色經濟、知識經濟、信息經濟等新型經濟業態。政府和企業要高度重視研發,加大科技成果轉化的支持力度,企業和高校、科研機構聯手,形成企業創新文化體系和區域創新網路。 (四)內需要擴大,出口也要鞏固。由於中國龐大的農村及內地中小城市強大的市場需求,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巨大沖擊,「擴大內需」成為中央及各級地方政府的力推之舉,這對於啟動廣大農村市場、推進內需型城市化進程、擴展城市可持續發展途徑和方式、促進地區間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但是,「擴大內需」絕不排斥「外貿經濟」,尤其對於出口量巨大的廣東而言。廣東具有發展外貿經濟所需的優越的自然地理、經濟、社會、文化基礎和底蘊,擔負著中國和世界經濟聯系的紐帶和橋梁作用,不可貿然因為擴大內需而削弱外貿經濟。唯有通過改善和提升出口產品質量、加強品牌意識、提高產品國際競爭力、學習領會國際競爭規則、積極參與世界競爭,在競爭中學習,在競爭中進步,才能進一步提升廣東作為對外開放大省的地位。 (五)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不只是經濟問題,而是包括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科技、城鄉關系等一系列要素的綜合性問題。系統論視角看,系統各組分相互關聯,某一組分變化必然引致系統內其它元素變化。從地域層次看,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不只是中心城區「退二進三」、「建設現代產業體系」的問題,城市邊緣區、二三線城市和農村地區都面臨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問題。從職能部門看,從政府機構、高校科研機構、甚至個人的行為和生活方式,都需要轉變,如公務員需要提高工作作風和辦事效率,民眾需要更「低碳」的生活方式。從經濟發展邏輯看,任何經濟發展都需要集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科研等於一體的支撐體系,缺一不可,如面對金融危機,從再就業培訓、臨時安置、心理疏導等都不可或缺。 (六)廣東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離不開香港的支持。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如何「加快」?我的理解,應利用外溢效應,積極學習世界各地國家和地區先進的經驗和做法,積極吸收和借鑒。當務之急,廣東應充分利用身處毗鄰的香港的優勢,以求真務實、積極主動的姿態去學習、去取經。雖然廣東經濟總量早已超過香港,但兩者在經濟、社會、文化面向上的長期互動形成的唇齒關系亘古不變,廣東未來的發展仍然要依託香港。雖然在某些合作意向上基於不同政治體制、不同發展階段和看問題的不同立場與視角,粵港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矛盾或隱憂,但總體看,粵港一體化、世界級的粵港大都會區是大勢所趨。香港的管理、人才、培訓、市場意識、政府廉潔度等都是廣東在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過程中學習和努力的方向。
⑥ 什麼是經濟發展方式
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容既包括經濟增長方式的內容,還包括產業結構、收入分配、居民生活以及城鄉結構、區域結構、資源利用、生態環境等方面的內容。
經濟增長方式一般是指通過生產要素變化包括數量增加、結構變化、質量改善等,實現經濟增長的方法和模式。
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首先涉及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及其類型特徵。以《現代經濟辭典》給出的定義為代表:經濟增長方式是「生產要素的分配、投入、組合和使用的方式」。
這一定義言簡意賅。然而從實際觀察出發,這個定義過於狹窄。凡是有助於驅動經濟增長的要素組合,均可以稱之為經濟增長的一種方式。
(6)國家經濟發展方法擴展閱讀:
市場本質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一)市場的本質是大眾購買力與大眾需求的結合。沒有購買力的大眾需求是形不成市場的。
(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目標是建成環境友好型的經濟發展體系。——所謂環境友好型,不僅包涵自然環境,更應該包涵社會環境。只有支撐經濟健康發展的社會環境得到保障,經濟才能健康發展。
只有經濟發展所需的市場基礎得到保障,經濟發展的社會環境才有保障;只有大眾購買力得到保障,經濟發展所需的市場基礎才會得到保障。
(三)一切形式的經濟實體都是以大眾購買力作為其終極消費市場的。即使是表面上看起來不會直接依賴大眾購買力的經濟門類,譬如原材料生產行業等,也都是以大眾購買力作為終極市場的。
如果大眾購買力疲軟,則原材料生產企業也一定會受到影響,因為使用這些企業的產品的行業是依賴於大眾購買力的。這些行業在受到大眾購買力疲軟影響的時候,所需的原材料自然會減少。因此,幾乎沒有一個經濟實體是不受大眾購買力的影響的。
(四)建成社會環境友好型經濟發展體系的核心,就是保障大眾購買力的提高與經濟發展速度基本同步。也就是說必須使大多數社會成員的收入增長速度與經濟發展速度基本同步。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社會經濟持續健康的發展,才能維持經濟領域的「生態平衡」。
(五)社會和諧的基礎在於經濟領域。社會環境友好型經濟發展體系就是社會和諧的基礎。
(六)不僅中國還需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發展社會環境友好型經濟。全世界都需要發展社會環境友好型經濟。
2008年以來的全球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就是全球市場疲軟(即全球購買力疲軟),任何損害大眾購買力的行為,都必然會受到規律的懲罰。所以,只有發展社會環境友好型經濟,才能避免全世界的由經濟發展問題所引發的一切災難。
⑦ 如何發展國家經濟呢
少生孩子多種樹..哈哈
⑧ 國家經濟發展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情況可以由多方面的指標來衡量,一般適用較多的是人均GDP、人均能源消費、農村人口比重、人口預期壽命、新生嬰兒死亡率、識字率等。不同的組織還制定指標來衡量各種制度環境。 其中,比如「人口預期壽命」、「新生嬰兒死亡率」能比較合理的反應出一個國家的人民生活水平狀況,是廣泛適用的衡量發展水平的指標。 衡量經濟社會發展的幾個主要指標 1、國內生產總值(GDP) 國內生產總值(GDP),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通常為一年或一個季度)所生產和提供的最終使用的產品和服務(勞務)的價值。簡單地說,就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新創造的價值的總和,作為一個國家,叫作國內生產總值,作為一個地區,就叫地區生產總值。 與GDP既相聯系又有區別的一個指標是GNP,也叫國民生產總值,是指國內居民(單位)在一個既定時期內獲得的收入總值。兩者的區別通俗一點解釋:GDP包括了境外單位或居民在我國境內創造的價值,卻不包括我國單位或居民在境外創造的價值;而GNP正好相反,它包括了我國單位或居民在國外創造的價值,卻不包括境外單位或居民在我國境內創造的價值。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經濟中,兩者基本上是相等的,而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這兩個數值是不同的。盡管在一些國家這個差別很小,那是因為總有一部分國內產值為外國人所有,而一部分外國的產值又為國內居民所有。 GDP是國際上比較通用的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一個重要指標。它能從總體上反映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2004年,我國的GDP總量在世界排名第六,排在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之後。2005年,我國的GDP總量為182321億元。)但也有不足之處,因為它忽略了一些生態環境因素和社會方面的效益。這也就造成了一些地方片面追求GDP,不惜以浪費大量資源、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這解決這一問題,國家正在研究神槍手的國民經濟指標核算體系,引入「綠色GDP」的概念,現在這一指標體系已經初步確定。據北京市試點測算,剔除資源環境等因素之後,綠色GDP數值大約為原GDP的75%左右。 盡管現行的GDP核算方法有一定不足,但它也從總體上反映出各地的經濟發展狀況。 2、人均GDP 人均GDP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最普遍的一個標准,一般地說,人均GDP高,社會福利水平也就高。國際上比較通行的標准為:人均GDP在400美元以下為貧困,達到400美元為溫飽,達到800美元為小康,達到4000美元為富裕。按照這個標准,我國除貴州以外人均GDP都超過了800美元,也就是總體上都達到了小康水平(但不是全面的小康)。 人均GDP在衡量經濟社會福利水平上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它是按市場價格來計算的,往往與真實的社會價值有一定的差距,而且也忽略了資源、生態、環境等社會價值,這就需要引入「綠色GDP」。第二,經濟福利水平取決於市場價格,不同國家的購買力也是不同的,這就需要引入「價格指數」。第三,人均GDP沒有考慮到經濟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有時人均GDP高的國家福利水平還可能低於人均GDP略低的國家,最典型的就是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比如巴西、玻利維亞、阿根遷等,人均GDP已經超過了3000美元,有的達到5000美元,但由於貧富差距太大,社會卻是動盪不安,經濟學界稱其為「拉美陷阱」,這就需要引入「基尼系數」。 3、基尼系數 基尼系數是用來判斷社會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一個指標,它的數值在0~1之間,基尼系數越小,表示收入分配越平均,0表示絕對平均,1表示絕對不平均。目前公認的標準是,基尼系數在0.3以下為「好」,0.3—0.4之間為「正常」,超過0.4為「警戒」。一旦基尼系數超過0.6,表明該國社會處於可能發生動亂的「危險」狀態。關於我國的基尼系數是多少,官方的說法是在0.4~0.45之間,有的學者認為可能已經超過了0.5,總之已經超過了「正常」范圍,這一點已經引起了高層的重視。據有關資料介紹,我國目前貧富差距較大,資料說,50個富豪的資產,就相當於5000萬農民的年收入;300萬個百萬富翁的資產,就相當於全國9億農民兩年的總收入。 4、城鄉居民收入 這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最為直接的指標。在城鎮叫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叫農民人均純收入。目前,我國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很大,而且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的收入差距也很大。2005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0493元;最高的是上海18645元,最低的是青海8058元,相差10587元;遼寧省為9108元,排名13,低於全國平均線1385元;鐵嶺市為6526元,低於全省平均線2582元,低於全國平均線3967元,比全國最低的青海省還少1532元。農民人均純收入,全國平均為3255元;最高的也是上海8342元,最低的是貴州1877元,相差6465元;遼寧省為3690元,排名第九,高於全國平均線435元;鐵嶺市為3756元,分別高於全省和全國平均線66元和501元。再從城鄉差距看(也許有不可比性),全國城鄉差為7238元,遼寧省相差5418元,鐵嶺市相差2770元。 5、恩格爾系數 它是世界上比較通用的衡量國民生活質量的一個指標。它是指用於購買食品的支出占整個支出的比例。通用的標准為:恩格爾系數高於60%為貧困,60%~50%之間為溫飽,50%~40%為小康,40%~30%為富裕,30%以下為最富裕。2005年,全國城鎮為38.5%,農村為41.9%,城鎮最低的是重慶和內蒙古31.4%,最高的是西藏53.9%,農村最低的是北京32.8%,最高的是西藏60.3%;遼寧城鎮為38.8%,農村為41.6%。 其他不重要
⑨ 什麼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
「中國模式」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存的經濟模式為基礎,實行雙調控模式即國家調節為主導,市場調節為基礎的雙重調節模式。
按照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斷努力探索出來的一種成功的發展模式,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它最主要的成功經驗就是堅持獨立自主、走符合本國國情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9)國家經濟發展方法擴展閱讀:
基本特徵
中國經濟模式是在改革「斯大林模式」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中國模式」也可以說是中國改革和發展的模式。從基本經濟制度上看,中國由過去追求「一大二公、三純四統」的單一公有制轉變為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形成了多種所有制並存交融的混合經濟。
由過去分配方式單一、平均主義傾向嚴重的分配製度轉變為多種分配方式並存、公平與效率並重、既有差別而差別又不能過大、既鼓勵部分人先富又強調最終要達到共同富裕的分配製度。
從經濟體制上看
中國已經根本改變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種體制不同於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體制,在主要以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基礎上,更多地發揮市場、價格、競爭作用的同時,也特別注重合理地發揮政府宏觀調控和戰略指導的作用,沒有完全放棄必要的國家管理經濟的作用。
從經濟結構上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結構根據國情和國際環境,在不斷的調整中趨向合理化。在輕工業快速發展、農業得到加強之後,重工業太重、輕工業太輕、農業落後的畸形產業結構已經改變,重點發展的是裝備製造業、高技術產業和服務業。
工業化與城市化不協調、城市化嚴重滯後的局面已經改觀,在城市化加速發展的同時,並沒有出現部分拉美國家和印度等國那樣的過度城市化;正在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中部崛起戰略,以縮小地區差距,實現地區平衡協調發展。
從經濟增長方式上看
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長期以來都是以粗放型為主,主要依靠高投入、高消耗發展經濟,這種情況已經開始改變,新模式強調要依靠技術進步、加強管理,以低投入、高產出、高效益的集約型增長方式為主。
從經濟發展戰略上看
中國已經成功實現戰略轉換,由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轉變成現代化戰略;由重速度、重數量、輕效益、輕質量的傾向轉變成以經濟效益為中心,注重效益、質量、合理實在的速度;由片面強調自力更生、閉關鎖國轉變成對外開放,掌握兩套本領,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