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2020年國家的經濟發展趨勢
根據中國宏觀經濟系統模型預測，2020年，我國GDP增長率基本與2019年持平，保持平穩較快發展。從定性因素上分析，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背後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同時也進入了微幅波動階段。隨著我國經濟規模和GDP基數大幅提高，宏觀經濟對外部沖擊的敏感性有所減弱。我國政府對經濟調控的手段逐漸成熟，宏觀把控能力日臻完善。因此，2020年GDP仍將保持平穩較快發展。第二，經測算，2020年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微幅下滑，因此，若國家不出台強有力的刺激政策，那麼我國經濟實際增速將在其潛在增長軌跡上運行。第三，美國、歐元區以及日本採取降息、擴表等措施，總體有利於我國外部需求的增加，從而帶動我國出口增長；中美雙方談判取得階段性進展，經貿摩擦導致的負面影響有所減緩。
2020年，國家通過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力度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信號清晰可見，同時，在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配合下，2020年基礎設施投資將成為帶動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
在中央堅持「房住不炒」定位和實施「一城一策」「因城施策」的靈活調控政策下，房地產投資總體穩定，總體保持較快增長，但由於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快、居民儲蓄率下降、居民杠桿率提升、房地產投資觀念發生顯著變化等因素，使得房地產需求逐漸趨於平穩。
對於製造業投資，有利因素是2019年政府推出減稅降費、降低社保繳費率、以國資充實社保、降低宏觀稅負等政策。從方向上看，這些政策將有效提高企業利潤，激發企業投資熱情。整體而言，2020年固定資產投資仍將保持平穩快速發展，依然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有效手段。
根據中國宏觀經濟系統模型預測，2020年，房地產固定資產投資名義增長率為8.5%，比上年下降1.1個百分點；基礎設施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為4.1%，比上年增加0.4個百分點；製造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為2.3%，比上年減少0.1個百分點；總體而言，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為5.1%，比上年略微減少0.1個百分點。
2020年，我國消費升級的趨勢將繼續強化，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居民消費仍將保持平穩增長。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快速增長，年均增速達到15%。在各項消費政策「組合拳」的刺激下，預計2020年我國消費將保持平穩增長。二是消費對經濟增長的驅動作用繼續強化。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政府更加重視發揮消費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拉動作用。消費升級過程推動各種資源要素匯聚融入實體經濟，促進存量資源進一步優化配置、優質增量資源進一步擴充，可以靶向破解實體經濟發展難題，熨平經濟結構調整升級帶來的影響。根據中國宏觀經濟系統模型預測，2020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將達到44.4萬億元，名義增長7.8%，增速比上年小幅回落0.3個百分點，下降幅度進一步收窄。
2020年，物價總體運行平穩，前高後低。物價的推動因素通常可歸結為需求拉動、成本推動、貨幣超發和外部輸入等。需求拉動，是指總需求超過總供給，或者說出現正的產出缺口，通常由工業企業設備利用率、產能利用率、實際經濟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之差來判斷。從影響物價的主要因素上看：其一，2019年全國工業產能利用率預計為75.8%，總體水平仍然較低，存在負的產出缺口。表明我國工業整體仍然處於去產能去庫存的調整階段，負產出缺口對CPI增長有向下的推動力。其二，2019年M1和M2依然維持正常增速，基本與GDP名義增長率相一致。因此，不存在明顯的超額貨幣供給對CPI上漲的推動力。其三，根據世界銀行判斷，2020年國際油價將與上年持平或略有波動。因此，未來如果大宗商品進口價格不出現大幅上漲，PPI價格總體平穩，由PPI價格變動向下游CPI傳導的動力將不足。其四，針對豬肉價格的大幅上漲，目前國家已經實施了多項政策穩定豬肉價格，相關措施效果也逐步顯現，豬肉價格快速上漲的趨勢已經得到有效遏制。雖然豬肉價格短期內仍將維持高位，但總體趨勢是逐漸下行，從而帶動食品價格和CPI價格有所回落。其五，2019年政府推出減稅降費、降低社保繳費率、以國資充實社保、降低宏觀稅負等政策。從方向上看，一方面，減稅降費的政策可以有效降低企業成本，抑制產品價格上升。另一方面，將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企業利潤，拉動居民消費和企業投資，對物價產生向上的推動力。由於減稅效應的復雜性，政策效果以及對CPI的影響強度還需要進一步觀察。綜合以上影響物價變動的因素，2020年我國物價水平將處於政策調控目標范圍之內。據預測，2020年，物價總體處於溫和上漲階段。
預計2020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分別為6.2%和5.1%，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速持續多年高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速。
總之，2020年我國經濟增速將在新常態下運行在合理區間，就業、物價保持基本穩定，產業結構繼續優化，增長質量繼續提高。
❷ 中國的經濟核心是什麼中國發展重地是哪裡
中國的經濟核心有三點，在這里我以GDP的增長來給你分析：
【一、政治與經濟結合 國家投資確保GDP高增長】
投資、出口和消費，被稱為拉動中國GDP的三架馬車。而投資的主要推動力量是政府。雖然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已經10年，但是中國目前的經濟模式只能算得上是半市場化、半計劃經濟。很多地方的經濟發展方向是由當地官員謀劃，各地官員的業績考核中，GDP發展的如何是重要考量目標。
在這種機制下，各地的經濟發展往往是由當地行政官員掛帥，人力、財力、物力層層響應，如各地大建工業園、大搞房地產，而這些都是帶動GDP增長的重要力量。這種模式最大的特點是粗放型的大投入和規模擴張，往往忽略了社會效率和利潤，老百姓很難直接從中受益。
國家層面上，大搞基礎建設，如投資兩萬億大建高速鐵路。而據專家測算，修鐵路每投入一塊錢，可以拉動產業鏈形成5.7元的GDP。而兩萬億的投入，可以拉動11.4萬億的GDP。但是，從老百姓的層面講，國家修鐵路，除了增加部分就業，百姓的生活水平並未因此提高，相反要為比飛機票還要貴的高鐵車票買單。而受益最大的可能是參與高鐵建設的官員和商人。近日，鐵道部部長劉志軍被中紀委調查，而有媒體稱其涉及高鐵腐敗，並傳其受賄10億元。
【二、依靠廉價勞動力和變現國家資源】
中國GDP高速增長的另一重原因是依靠廉價勞動力和變現存量資源。
中國的13億人口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力。中國出口商品的利潤很大一部分來自廉價勞動力。出口使得大量外匯流入中國，貿易順差增強了中國的經濟實力。但是，通過廉價勞動力而拉動經濟的模式，雖然使國家變富，但底層勞動者的待遇卻很低，富國的同時，並未富民。
此外，中國GDP的增長還建立在大量變現存量資源。中國的礦產、物產資源豐富，而為了追求經濟的高速增長，大量的存量資源被過度開發用於出口套現成外匯或者用於國內的經濟建設。以煤炭為例，中國的煤炭資源人均擁有量僅為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但是，中國的煤炭資源儲量消耗速度卻是世界最快。有報道稱，遼寧的煤炭資源僅能維持20年開采。本來留給子孫後代的資源就這樣為了拉動經濟的發展被嚴重透支。再以稀土為例，多年來，中國以佔世界37%的稀土儲量為全球提供90%以上的稀土供應。在1996年至2009年間，中國的稀土儲量減少了37%，僅剩2700萬噸。即使在實行稀土出口配額緊縮的2010年，中國的稀土出口仍高達39813噸，超額31.6%。與中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擁有全球13%的稀土儲量，俄羅斯擁有全球19%的稀土儲量，而這兩個國家的開采量均為零，他們所用的稀土全部依靠進口。
【三、房地產驅動GDP 透支百姓消費能力】
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三架馬車是消費。而很多中國百姓的消費能力被房地產提前透支。隨著各級政府大搞土地財政，房價飛漲，房地產也早已成為驅動中國GDP增長的首要力量。但是，高房價透支了中國百姓的消費能力。一套房往往是榨幹了小兩口及雙方父母共3個家庭。而房貸則使得買房人在今後長達20年的時間內要為還貸勞作。
高房價套牢了一批買房的百姓，而沒有買房的百姓則要繼續攢錢買房或者為教育、醫療這另外兩大主要消費支出存錢。中國的富人們雖然有錢消費，但他們似乎更熱衷於對國外的GDP發展做貢獻，全球的奢侈品中，有25%被中國的富人買走。
消費能夠拉動GDP的增長，但中國政府似乎更傾向於通過出口和投資這另外兩架馬車拉動經濟。當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出口受到到影響，中國政府推出了4萬億投資計劃刺激經濟，而台灣更注重通過消費的形式拉動內需，當地政府直接向全體百姓每人發放了3600元消費券。
中國的發展重點在：【百姓增收，富民強國】
貧富分化嚴重就不用再說了，要在GDP高速增長的同時，實現強國和富民的雙重目標，中國必須轉變現有的經濟增長模式，提高GDP的質量。
首先，需要將主要依靠國家投資拉動GDP增長轉變為通過消費拉動投資，從而帶動產業結構調整，改變依靠廉價勞動力的增長模式。其次，必須改變分配體制和方式。分配體制改革，不只是收入差距問題，而是所有制問題和特權問題。實現公平分配，自然能夠帶動消費結構變化，進而帶動產業結構變化。第三，合理利用存量資源。中國是資源大國，但平均到13億人民身上卻是資源窮國，資源屬於所有人民，國家不能為拉動GDP增長，縱容過度甚至破壞式的開發資源，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拉動經濟增長。
強國之道在於富民，不能只重視GDP的增長而忽視富民，一個人民貧窮的國家，即使國家再富也只能是大而不強。正如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所建議，"十二五"期間，中國應重點關注如何解決富民、解決分配不公等問題。
❸ 如何發展一個國家的經濟
國家經濟的發展是由勞動力、科技等因素的發展而發展的。
勞動力，能直接影響國家經濟發展的勞動力是更多的是高素質勞動力性，而不是那些佔大多數的簡單的勞動力。這些高素質的勞動力在社會的各個階層和各個領域中起到了領頭羊和關鍵性的作用。
由於高素質勞動力的發展，帶來了科技的發展。科技發展帶來的社會經濟發展往往不是倍數的關系，更多的時候是帶來指數級別的增長。一個國家能在經濟領域取得話語權和決定權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科技的發展力度。
❹ 什麼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成果和水平的重要綜合性指標
現在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成果和水平不能單單靠一個指標來進行
一般需專要多個指標，在這些指屬標中
GDP（國內生產總值） GNP（國民生產總值）CPI（商品價格指數）通貨膨脹率等指標來實現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其中應用最廣的事GDP國內生產總值！
如果有選項就是A.綜合國力
GDP是綜合國力的一個重要指標
❺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具備哪些特點說明進入向成熟推進階段
華爾特·惠特曼·羅斯托，美國經濟史學家、發展經濟學先驅之一。羅斯托在學術上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提出經濟成長階段的理論。他試圖用經濟理論解釋經濟歷史的進程，他用六個階段的理論代替馬克思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的劃分。他確信他的理論解釋了西方各國已經歷過的工業化過程，提示了一個國家在經濟成長過程中所要遇到的一系列戰略決擇問題。
（一）傳統社會階段。此階段沒有現代科學技術；資源過多配置在農業，而非工業；在社會組織中起主導作用的是家族和氏族；生產力水平很低，人均實際收入僅夠維持生存。牛頓學說以前屬於這個階段。
（二）為起飛創造前提階段。這是從傳統社會階段向起飛階段轉變的過渡階段。此階段，近代科學知識開始在工業生產和農業革命中發揮作用；金融業開始發展，並為新的投資提供資金；商業也隨著交通運輸業的改進而正在擴大。農業的發展具有基礎性的作用，它既要提供更多的糧食來養活迅速增長的城市人口，又要為工業的發展提供資金積累和銷售市場。所以，農業產量的增長具有重要意義，它決定著此過渡時期持續時間的長短。
（三）起飛階段。此階段阻礙經濟增長的問題得到解決，增長成為各部門的正常現象。此階段農業勞動力逐漸從農業中解脫出來，進入城市勞動，人均收入大大提高。羅斯托認為，一個區域一旦實現起飛，經濟就可以「自動持續成長」了，因為較大的積累比例和較強的主導部門，會使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資本、技術不會感到不足，所需要的原料生產與供給、交通運輸、勞動力供給等問題也可以得到解決。起飛階段大致為30年。
（四）向成熟推進階段。這是起飛後經過較長期的經濟持續發展所達到的一個新的階段。此階段，經濟中已經有效地吸收了當時技術的先進成果，並有能力生產自己想要生產的產品。新的主導部門逐步建立，代替舊的主導部門，國民收入中有10％～20％穩定地用於投資。一般來說，鐵路建築、鋼鐵工業以及大量使用鋼鐵的通用機械、采礦設備、化工設備、電力工業和造船工業等部門的發展，是一國經濟「成熟」的標志。在向成熟階段推進的過程中，成長所依靠的是對供給方面的投資，也就是靠對工業設備部門的投資，並由此帶動了經濟成長。
（五）高額群眾消費階段。此階段工業高度發達，經濟的主導部門轉向耐用消費品的生產，社會對高額耐用消費品的使用普遍化。越來越多的資源用來生產耐用消費品；技術工人和城市人口的比重都比前階段有一定提高；用來供社會福利和保障之用的一部分資源逐漸增大；人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較大變化。
（六）追求生活質量階段。此階段以服務業為代表的提高居民生活質量的有關部門成為主導部門。這些部門的特點是提供勞務，而非生產物質產品。居民追求時尚與個性，消費呈現出多樣性和多變性，人類社會將不再只以物質產量的多少來衡量社會的成就，而還包括以勞務形式、環境狀況、自我實現的程度所反映的「生活質量」的高低程度。
羅斯托認為，六個階段中，起飛階段最重要，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重大突破。起飛階段的開始通常源於一種特別銳利的刺激力量。刺激力量可能表現為政治革命的形式，也可能是技術革新所引起的，或表現為新的有利的國際環境，或表現為國際環境不利變化所提出的挑戰。從非經濟方面來講，起飛階段則表明要使經濟現代化的人在社會、政治和文化方面取得確定的勝利。羅斯托的現代化理論指出了「起飛」的條件最重要的有三個：1.資本積累率要佔國民收入10％以上；2.建立起能夠帶動整個經濟增長的主導部門；3.通過變革，形成與起飛相適應的經濟制度、社會結構、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識形態。
這第三項在中國遇到了難以逾越的障礙：絕對的權力必然產生絕對的腐敗，在腐敗嚴重的地區，司法也被腐敗污染了，如此權力不受制約的政治法律制度將會使起飛過程夭折。私有制和法治是完成全部現代化六階段的先決條件，而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加極權制度則必然中途夭折。蘇聯由於當權者不受制於人民也不能反映人民的意願，一味忙於擴軍備戰，使人民遲遲無法進入大眾高消費階段。中國先經歷了大飢荒、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解體和經濟改革，近年來剛開始進入起飛階段，但已經由於缺少民主制度而問題成堆：環境污染，生態失衡，人民健康受損，社會公正缺位。
羅斯托的經濟發展階段論，是基於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發展歷史的抽象和概括，從它出發可以演生出許多重要推論。這一理論及由此生發的推論，對發展中國家有很強的啟發和借鑒作用。比如：羅斯托提出，不同發展階段中存在不同的經濟主導部門。主導部門是各個階段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形成主導部門的條件，是這個部門必須在國民經濟中佔有舉足輕重的重要地位；有技術創新和迅速應用新技術的能力；有能夠快速增長並帶動其它部門增長的能力。羅斯托指出：傳統社會的主導部門是農業；起飛前階段的主導部門是食品、飲料、煙草、水泥等工業部門；起飛階段是非耐用消費品的生產部門和鐵路運輸業；成熟階段是重化工和製造業；高額群眾消費階段是耐用消費品工業；追求生活質量階段是服務業部門。
此外，根據羅斯托的主張，處在不同發展階段的政府，其經濟職能也有所不同。如：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政府部門為經濟發展提供社會基礎設施，如道路、運輸、環境衛生。法律與秩序、健康與教育及用於人力資本的投資等。在此階段政府投資在總投資中佔有較高的比重。這時政府主要傾向配置作用，政府的這些投人對於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早期階段的國家進入「起飛」、進人發展的中期階段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在經濟發展的中期，政府投資只是對私人投資的補充。一旦經濟達到成熟階段，政府支出將從基礎設施投入轉向不斷增加的教育、保健與福利服務的支出。而在「大眾消費」階段，政府突出再分配的作用，維持公平的政策性支出會大大超過其他支出的增長幅度，同時也會快於GDP的增長幅度。政府職能著力點的轉變，有著深刻的經濟原因，它與經濟發展的階段性有著密切的關系。
未來幾年的中國,處於走向成熟階段的初期,我們可以預見先進技術將被廣泛運用。伴隨出現的,則是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的生產技術和企業的逐漸消失。由於中國社會存在很大的城鄉差異,雖然整個中國社會在未來幾年將處於走向成熟階段的初期,但個別區域可能提前進入大眾消費階段,尤其是在技術密集和服務業發達的區域,耐用消費品和奢侈品消費增長會成為一個常見的社會圖景。 雖然羅斯托在1960年出版的著作中把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僅僅定義為大眾消費階段,但十多年後,他馬上補充了第六階段——超越大眾消費的階段。可見,羅斯托也在不斷完善自己的理論。羅斯托把人類社會各個階段進一步細化,這顯然便於我們更好地審視目前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尋找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源泉。事實上,一些國家按照羅斯托的經濟成長階段理論,確實較好地完成了經濟發展各階段的過渡。面臨更廣闊世界市場的中國,重讀羅斯托,有助於我們根據社會發展階段的特徵,更准確地進行戰略決策。
❻ 目前哪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最好
正確處理宏觀調控總量目標與其他目標之間的關系中國是一個處於轉軌過程中的發展中大國，同時又是一個開放度很高的國家，宏觀調控面臨的經濟背景較為復雜，這就決定了政府在進行總量調控的同時，必須兼顧其他目標。但由於這些目標之間的關系有時很復雜，有些是短期變數，有些是長期變數，這就迫使宏觀調控部門必須在看清楚這些經濟變數關系的基礎上，在多重目標中進行有取捨的選擇，否則會造成主要目標的模糊不清甚至目標之間的相互沖突，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比如，本輪調控在抑制過剩產能、縮減貿易順差和控制流動性過剩等方面同時下手，但這些問題的根源主要是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收入分配機制是一個由制度所決定的長期變數，不是短期內可以調整好的。如果把保增長作為短期經濟運行的首要目標，順差擴大與貨幣過剩以及資產價格上漲就是保增長所必須支付的成本，也是保持較高增長率的前提條件。再比如，調整出口退稅率的政策初衷是穩定出口，但出口退稅針對不同產品有降有升，被多個政府部門當做政府實現多重目標的工具：顯性目標是優化產業結構、穩定匯率；隱性目標則是調整貨幣政策、增加財政收入。多重目標之間可能相互掣肘、自相矛盾，大大降低了政策的效果。從未來趨勢看，宏觀調控四大總量目標應該兼顧，但在宏觀經濟調整尚未見底、就業形勢空前嚴峻的新形勢下，「保增長」和「保就業」應該置於更為優先的目標，而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則作為兼顧目標。在「保增長」和「保就業」兩大目標中，應把「保就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政府投資和銀行信貸應重點向對就業帶動作用大的部門傾斜，通過增加就業擴大消費需求，以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正確處理宏觀調控與宏觀管理的關系在本輪經濟景氣周期中，宏觀調控的主要問題是經濟反復「偏熱」，針對土地使用和生態環境領域出現的一些問題，國土和環保部門加入了宏觀調控部門的行列。例如，前環保總局組織開展「環評風暴」、國土資源部開展土地督察等等。這些政策措施在客觀上起到了抑制固定資產投資過熱、提高投資項目質量的效果。但在經濟下滑期，這些部門是不是需要配合調控主要目標而放鬆經濟管理職能、放寬市場准入？顯然，周期性的加強或放鬆土地、環保和行業准入政策是不適當的。因此，有必要進一步釐清「宏觀調控」職能與「經濟管理」職能的關系，把常規性經濟管理職能與反周期的調控職能分開，把確需強化的部門經濟管理職能通過法定形式固定下來，進一步明確宏觀調控的范圍、方式與手段。特別是在當前新增政府投資項目比較多、比較集中的情況下，要按照中央有關部署，堅決杜絕出現低水平重復建設和「兩高一資」項目死灰復燃。要認真總結近年來在節能減排方面行之有效的一些經驗做法，使之及時制度化、法制化。不能把市場准入等經濟管理政策與宏觀調控政策混為一談，防止在採取寬松調控政策的同時降低環保、能耗等市場准入門檻，使「十一五」前3年來之不易的節能減排成果毀於一旦。要把擴大內需與調整結構結合起來，通過改革創新，在不斷優化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和要素投入結構的過程中實現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正確處理經濟手段與行政手段之間的關系我國宏觀調控是在經濟體制轉軌的大背景下進行的，由於市場體系還不健全，資源價格形成機制還不完善，價格、利率、匯率等經濟調節工具還沒有完全市場化，地方財政體制與市場經濟還不相適應。在這種情況下，必要的行政手段客觀上發揮了對宏觀調控的協助和配合作用。本輪在控制投資過度擴張、土地濫用以及環境保護等方面，運用行政手段調控甚至可以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行政手段往往見效快，反彈也快，甚至還會對現行體製造成路徑依賴(尤其是土地、環境保護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行政手段的過多使用對加快市場化改革、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產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響。因此，在未來的宏觀調控中應更好地處理好經濟手段、法律手段與行政手段之間的矛盾，要通過推進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重點發揮經濟手段調控的作用。為了盡量減少宏觀調控中過多地依賴行政手段，今後在解決產能過剩、淘汰落後企業、節能減排、環境保護等方面，要應盡快完善市場准入標准體系，建立科學的行業准入制度，規范重點行業的環保標准、安全標准、能耗水耗標准和產品技術質量標准，並且通過法律手段保障這些標準的實施，防止低水平重復建設。通過嚴格的法律法規，打擊假冒偽劣，維護市場秩序，促進市場有序競爭。正確處理宏觀調控與體制改革的關系近年來，我國在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同時，宏觀經濟領域的改革不斷深化，但一些長期制約經濟增長的深層次體制和機制問題仍未解決，尤其是能源、土地、資金等一些重要資源要素價格長期偏低，由此導致「三過」(投資增長過快、信貸投資過多、外貿順差過大)問題突出，內外經濟不平衡矛盾加劇。總結本輪調控所採取的措施，大體可歸納為「五管齊下」，即管住信貸、管住土地、管住項目、管住環保、管住能耗。其中除信貸和項目分屬於貨幣政策和產業政策，其他三項實際上都是通過宏觀調控，解決由於要素和資源性產品定價過低而導致的要素和資源被濫用的問題。這些問題都屬於深化改革的范疇，試圖用宏觀調控手段解決本應該由改革解決的問題，只能是治標不治本。宏觀調控只能緩解一時的矛盾，但是不能從建立經濟穩定增長的長效機制上來解決問題。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已成為我國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但是，保增長、擴內需必須要與調結構有機結合起來，不能繼續以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粗放式增長為代價，來換取短期的經濟增長。因此，要抓住當前國際國內經濟調整的有利時機，繼續深化財政、金融、外匯管理、收入分配體制以及能源等資源要素價格改革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通過改革來推進增長方式的轉變，推進結構的改善，建立一個完善的體制和機制。要認真研究和吸取美國金融危機的教訓美國次貸危機已經演化為全球性金融危機，給全球實體經濟帶來了相當大的沖擊，其教訓值得引起我們認真的吸取和反思。一是長期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必然會埋下資產泡沫的隱患。二是穩定物價既要盯住CPI，又要關注資產價格。雖然房價和股價屬於資產價格不計入消費價格指數，但房價、股價交互上漲必然會傳導到消費物價，不利於物價總水平的穩定。尤其嚴重的是，當房價和社會最終購買力嚴重脫節、股價和公司的基本面嚴重脫節時，資產泡沫就會破滅，最終會拖累實體經濟，進而引發金融和經濟動盪。三是應該對我國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和把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的發展模式進行認真反思。這次金融危機對中國最大的沖擊就是造成出口大幅下降，由此導致經濟急速下滑、沿海大量外向型企業停產、倒閉，2000萬農民工失業返鄉，對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穩定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影響。新全球化格局下，中國以巨大的貿易優勢，使出口持續數年保持高增長，由此引來貿易順差不斷擴大和國際熱錢所形成的巨額外匯儲備，最終導致流動性過剩，進而誘發了股市和房地產的泡沫。美國次貸危機教訓表明，房地產泡沫和金融機構過度涉及該行業將造成巨大風險。目前中國銀行體系直接涉及房屋貸款的程度遠高於美國金融機構，且風險高度集中。而且中國把房地產作國民經濟「支柱產業」的定位嚴重影響了其他行業的正常發展，超額利潤使過多的「非地產」行業紛紛涉足，嚴重影響了企業科技創新的動力，削弱了中國產業長期發展的後勁。出口和房地產是拉動新一輪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兩大動力，這次金融危機的教訓向我們敲響了警鍾，中國必須盡快轉變過分依賴外需和房地產業的發展模式，向積極擴大內需、通過內需特別是居民最終消費和科技創新來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轉變。新中國60年的偉大歷程，如果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分界線，那麼前30年是凝聚全黨和全國人民的熱情和智慧，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旗幟下艱辛探索的30年；後30年是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銳意改革進取，獲得偉大成功的30年。這兩個30年的繼承與融合，使我們找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適合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新體制，並使之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不斷地發展與完善。一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所面對的是—個經歷了帝國主義殘酷野蠻掠奪和10多年戰爭烽火摧殘的中國，神州大地百孔千瘡、民不聊生、一窮二白。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起來的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新政權，最緊迫的任務，就是鞏固政權、發展經濟。我們黨及時果斷地實施迅速恢復經濟的方針，在農村盡快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在城市沒收官僚資本的企業；集中我們自己在戰爭年代形成的黨政機關、部隊、團體經營的企業；接收了蘇聯無償移交的在華企業；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徵用了它們在華的部分資產和企業，將所有這些通過民主改革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國營企業。同時，統一全國財政經濟工作；加強市場控制，平抑物價；加強對外貿易的管制和保護；建立獨立自主的外匯經營管理制度。通過這些舉措，人民政府基本掌握了國民經濟的命脈和全局，初步形成了計劃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1953年我國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經過3年時間，基本實現了農業和手工業的合作化、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國民經濟也有了較快的發展。從1953年至1956年，全國工業生產總值年均遞增19.6%，農業生產總值年均遞增4.8%，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人民生活改善。與此同時，在經濟體制上，已經建立起了一個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管理體系。1956年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系》，在經濟體制方面，強調了要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要調整政府和企業的關系，要調整收入分配關系，這是毛澤東以及中央其他領導同志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理論。1956年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為了適應新的情況和人民的需要，這種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應當以國家市場為主體，同時附有一定范圍內的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在政策放寬以後，各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很快，促進了生產，擴大了就業，增添了國民經濟的活力。1957年，國民經濟的主要指標達到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好水平。當形勢好轉以後，很多領導幹部開始頭腦發熱，「大躍進」運動開始，「共產風」盛行。此後，為糾正「共產風」的作法，中央提出並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到1965年，經濟形勢進一步好轉，工農業生產有較大增長。這30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10多年的探索，是極不平凡的。由於國際形勢的各種壓力，由於發展過程中的新矛盾新問題層出不窮，由於缺乏可資借鑒的成熟經驗，在這個探索過程中也有過不少失誤，經歷了不少曲折。盡管如此，我們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65年與1955年相比，工業固定資產增長3倍，電子工業、石油化工等一批新興工業部門得以建設和發展，農業機械增長6倍，農村用電增長70倍，高校畢業生增長4.9倍。科學技術成果突出。正如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所指出的，我們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期間建設起來的；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幹力量和他們的工作經驗，大部分也是在這個期間培養和積累起來的。特別是我們學習國外經驗，但不照抄照搬，這一點非常寶貴。同時，我們在每次失誤以後，都認真總結反思，總是注意針對具體實際，尋求解決法。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陳雲等針對經濟體制提出的不能剝奪農民，不能超越階段，反對平均主義，強調按勞分配，重視價值規律和商品生產，強調市場的作用和社會主義的多種所有制並存等重要思想和理論，不僅在當時對糾正錯誤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也為我們在三中全會以後逐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對今後深化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仍具有指導意義。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改革熱潮即在全國掀起。到1979年，安徽等省市的廣大地區推行了「包產到組」或「包產到戶」；四川德陽「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由6個擴大到100個，並進一步擴大了自主的范圍。1979年3月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提出，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這就為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經濟體制改革全面推進，市場調節逐步被廣泛使用，經濟特區成功建立，對外開放不斷深入，經濟活力充分迸發出來。此間的經濟體制改革可以分為三個步驟：「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這是突破計劃經濟體制的第一步目標；「在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把改革目標由「計劃經濟」推向「商品經濟」；「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明確了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提出市場經濟只要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1992年春，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重要講話，明確提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這為即將召開的黨的十四大從思想理論上作了充分准備。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適應供求關系的變化；通過價格杠桿和競爭機制的功能，把資源配置到效益較好的環節中去，並給企業以壓力和動力，實現優勝劣汰；運用市場對各種經濟信號反應比較靈敏的特點，促進生產和需求的及時協調。同時，也強調我們必須看到市場有其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要加強和改善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提出，是對社會主義從理論到體制的重大創新，是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的偉大創舉。根據這個改革目標，我國全面推進了生產、流通、財政、稅收、金融、價格、外貿、住房及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改革，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斷增強。此後，黨的很多重要會議對經濟體制改革不斷進行發展和完善，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設計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將黨的十四大確定的改革目標、原則系統化、具體化。1997年黨的十五大正式提出，要在2010年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002年黨的十六大著重研究了兩個重大問題，一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二是加入世貿組織，對外開放進入新階段。這就明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實行全面開放的新目標。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所有這些，都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認識的不斷深化和發展，不僅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更加系統和完整，而且回答了在經濟運行實踐中的協調性和有效性的問題。三2007年，黨的十七大對改革開放30年的偉大歷程作了科學總結,同時冷靜分析了在新世紀新階段我國所呈現的新的階段性特徵,強調指出影響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存在，改革攻堅面臨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城鄉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還有相當數量，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難度加大；對外開放日益擴大，同時面臨的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當前還存在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長方式、城鄉差距、社會利益格局變化等方面的新矛盾和新問題，要求我們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認真研究解決。近兩年國內外經濟形勢的發展證明了黨的十七大的正確判斷。面對國內新的階段性特徵和世界金融危機帶來的挑戰，要研究處理不斷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與創新。一是健全基本經濟制度，進一步加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制度基礎。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社會主義方向的根本保證。公有制主體地位，最重要的是體現在影響力、帶動力和凝聚力上。二是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活力不斷增強。科學發展觀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發展的世界觀與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經濟體制完善與創新的指導思想。我們的經濟體制，就是要從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出發，落實到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要建立公平與效率相協調的和諧發展機制，要把優化結構作為改革發展的基礎。三是完善宏觀調控，引導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行。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增強經濟主體的活力和競爭力，也要健全國家宏觀調控、完善政府的管理職能。只有這樣，才能以把握經濟規律為前提的發展的自覺性，來克服和疏導市場機制中的自發性，將市場機制的效率和功能引入經濟社會發展的正確軌道。四是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真正建立起一個有效利用「兩種資源」、應對「兩個市場」的充滿活力的經濟體制。我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實行全面開放，積極參與全球化的進程，是必要的、正確的。只要我們善於利用機遇、規避風險，就能在實現自我發展的同時，推動世界的進步。此次國際金融危機說明，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沒有改變，只是這個矛盾隨著經濟全球化而殃及全世界罷了。因此，我們必須建立和完善自身的應對機制，要關注民生，啟動內需，轉變出口拉動的增長方式；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建立一個以擺脫美國金融霸權為目標，內部體制健全、機制靈活的社會主義金融體系。在這一體系中政府有充分的救助和管理空間，能有效防範和嚴懲金融犯罪。總之，不斷改革是社會主義發展的應有之義。我們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正確運用兩個30年的理論成果和實踐經驗，正確判斷和把握當前的新形勢和新任務，不斷改革勇於創新，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強大生機和活力
❼ 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應注意哪些問題
一、我國經濟正處在一個重要的結構轉換時期
過去的一年，在面臨國內外復雜局面和嚴峻挑戰的情況下，
我國經濟保持了穩定的發展態勢，多項重要改革得以推開並取得
積極進展，國際地位進一步提高，取得了來之不易的成績。當前
我國經濟發展仍然面臨著一系列問題和挑戰，有些是過去累積下
來的，有些是新出現的。如何進一步擴大需求，推動國民經濟持
續快速健康發展，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經濟工作中需要著力解
決的問題。
國際經驗和理論分析表明，結構轉換是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動
力之一，對發展中國家尤其如此。經過20年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
展，我國經濟正處在一個重要的結構轉換時期。在城市，居民家
庭開始進入新的消費結構升級時期，一般地說，衣、食和部分用
的需要已基本滿足，正在向滿足住、行需要和提高生活質量的方
向過渡。從消費額上說，一次性購買正在由數千、上萬元向數萬
元以上過渡，其主導內容是住宅、通訊及新型家電、轎車、社區
服務和教育等。如果消費結構升級較為順利，與此直接和間接關
聯的建築、建材、電子、機械、石化、基礎設施和第三產業等，
都具有很大的增長潛力；反之，如果繼續維持原有的消費結構，
必然使產業結構和生產能力局限在原有的框架內。近年來所說的
短缺經濟基本結束、較普遍的生產過剩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
。消費結構升級困難，主要是受到現有的住房、社會保障、金融
等方面體制和政策因素的制約。這一點與西方發達國家生產過剩
主要受當時「技術性約束」的情況有很大不同。所以，對目前的
內需不足問題，僅靠宏觀政策刺激是不夠的，也不是簡單地「鼓
勵消費」的問題，必須通過相關改革的深化和政策調整，在消費
結構升級並帶動產業結構轉換的基礎上才能有效解決。
從供給角度看，也面臨著一些難題。多年來條塊分割的投資
體制所推動的過度重復建設，加劇了企業組織、市場結構的不合
理和一些行業的過度競爭，加大了企業虧損；在金融風險依然較
大的情況下，現有的金融體系難以為多種類型的企業發展提供有
效支持，特別是中小企業、高新技術企業、非國有企業缺少規范
、穩定的融資渠道；國有企業的解困任務依然很重，再就業和社
會保障的壓力很大，國有經濟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戰略
性改組進展不快；城市經濟的增長減慢直接制約了農村非農化、
城市化的進度，導致農民收入增幅下降，反過來又制約了市場需
求的增長；經過這些年的高速增長後，經濟規模較過去大得多了
，經濟與環境、資源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劇。
總體上說，我國經濟已經到了必須通過一系列結構轉換才能
推動整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新階段。當前經濟生活中
所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困難，如需求不足、過度競爭、企業虧損、
失業增加等，都是在這一大背景下出現的，解決問題的思路也應
由此出發來考慮。
二、擴大內需要把著力點放到深化改革和結構調整上來
在新的一年裡，國內外環境對我國經濟發展有較為有利的一
面，也有不確定和不利的因素。從國內看，中央採取的一系列擴
大內需的措施，特別是發行財政債券、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的措施
，將會在上半年明顯見效。去年後幾個月經濟逐步回升，為今年
保持一定增長速度創造了有利條件。但今年面臨的困難也不少。
近期增長加速主要是受到財政投資和災後重建等短期因素的拉動
，對經濟具有持續帶動力的直接生產性部門尚未表現出明顯的投
資熱點，相應地，投資增長主要靠國有單位投資支持，非國有部
門投資仍然處在低迷狀態。今年就業壓力尚難有大的緩解，一些
地區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和離退休職工養老金的支付問題尚未完
全落實。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的任務仍然很重，金融體系在支持
經濟增長上仍存在諸多缺陷。隨著改革的深入，某些觸及重要利
益關系的改革難度也相應增加。這些因素都將影響今年經濟回升
的幅度和穩定性。
今年的國際經濟形勢變數較多。亞洲金融危機最困難的時期
正在過去，東南亞國家經濟有望逐步走出谷底。日本經濟擺脫低
迷仍困難重重。美國經濟增長出現波動，能否保持強勢還有待觀
察。俄羅斯經濟仍將處在不穩定之中。歐元啟動將改變國際貨幣
、金融格局，但其作用發揮還有一個過程。需要注意的是，即使
亞洲金融危機走出低谷，國際經濟形勢總體好轉，對我國的影響
也將具有兩重性。如果東南亞國家的結構調整較為成功，加上其
貨幣貶值後的價格優勢，將增加其對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而
美、日等我國主要出口市場需求若不能明顯回升甚至有所下降，
我國外貿出口受到的壓力將會更大。
從目前情況看，外貿面臨的困難可能直接對GDP增長產生負面
影響，其缺口須由內需來彌補，這將進一步加大擴大內需的緊迫
性。近幾個月開始的經濟回升勢頭可望延續，但由於主要依賴財
政資金投向基礎設施來帶動，資金供給的持續性和項目的帶動力
均有一定局限，回升的基礎並不牢固。較為理想的情況是當財政
投資的帶動力減弱後，一批直接生產性部門的新增長點能接上來
，使回升的勢頭得以保持並具有穩定性。但從目前的情況看，出
現這種情景的把握不大，原因在於制約新增長點形成的體制和政
策問題並未有效解決，究竟有哪些新增長點能對經濟起到強有力
的推動作用還看不清楚。可能性較大且較為有利的一種前景是，
承接目前的回升勢頭，今年上半年保持穩步增長的態勢，加上繼
續擴大內需的宏觀政策導向，全年仍可保持與去年相近，但質量
和效益有所提高的增長速度。與此同時，把工作的著力點放到深
化改革和結構調整上，在把握我國經濟現階段特徵和未來發展趨
勢的基礎上，形成並實施立足於中長期發展、近期又可著手的體
制和結構調整方案，力爭在不長的時間內，在幾個大的體制和政
策問題上有所突破，使若干個新的增長點能較快形成並積極發揮
作用。
體制和結構調整不僅是中長期的需要，也是短期的需要。當
前擴大內需與宏觀政策有關，但主要是結構問題。這是由我國所
處的經濟發展和體制轉軌階段所決定的，也是與西方發達國家相
區別的。宏觀政策任何時候都是必要的，今後仍然要相機實行有
助於經濟穩定增長的宏觀政策，但在宏觀政策力度較大且局限性
趨於增加的情況下，拉動內需直接依賴於體制和結構調整。正因
為如此，擴大內需的難度要大於原先的估計。
三、財政和貨幣政策上仍可考慮採取新的舉措
為了進一步擴大內需，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的態勢，今年將繼
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首先要把去年出台的財政政策中計劃在
今年實施的部分落到實處。在此過程中，一方面要抓好財政債券
安排的農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礎設施、城市電網改造和
中央直屬糧庫等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使其切實起到拉動需求的
作用，另一方面要統籌規劃，保證質量，加強監督，防止舊病復
發，盡可能減少低效和無效投資。
在財政政策拉動需求上，還有採取新舉措的餘地。例如，可
以考慮由中央財政發行適當數量、期限較長的特種國債，發行對
象為國有商業銀行及其他適宜的金融機構。所籌資金主要用於補
充職工養老金缺口，部分可用於下崗職工生活補助和再就業培訓
。該項國債由國有企業股權轉讓（包括小企業轉讓收入）、國有
土地使用權轉讓等方面的收入償還。發債所籌資金除少量用於補
助特別困難地區或行業外，大部分按地區實行誰使用、誰償還的
原則，並制定出分年度的還債計劃，由中央有關部門監督執行。
此舉有多方面的好處：一是發債資金形成離退休職工和下崗職工
收入，這部分低收入階層的消費傾向較高，發債資金能有效提高
消費需求；二是在就業和社會保障壓力依然很大的情況下，這筆
資金用於離退休職工和下崗職工，能直接體現黨和政府對困難職
工的關懷，有利於社會穩定；三是採取特種國債形式，期限較長
，有助於改善國債結構，不會形成短期還債壓力；四是可望形成
一種藉助財政政策推動國有資本存量合理調整、促進社會保障體
系建設、加快國有企業改革的新機制。
貨幣政策要兼顧擴大需求和改進信貸資產質量兩方面的要求
。近年來數次降息，目前降息的餘地和作用已不大，但放鬆利率
控制，加快利率的市場化改革，或許是一個難得時機。最近央行
放寬對小企業貸款利率上浮限制，可以考慮進一步放寬限制，逐
步向在央行再貸款利率約束下，由市場供求調節商業銀行貸款利
率的方向過渡。
四、重視農村人口的非農化和城市化問題
在農業和農村問題上，要全面落實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精神
，堅持和完善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保持農業生產的穩定發展，
這是整個國民經濟的大局。同時，對農民的收入增長和非農化、
城市化問題要給予足夠重視。
近年來農民收入增幅下降較快，一個重要原因是農民非農化
、城市化的進度放慢。鄉鎮企業是農民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增加
其收入的重要渠道，截至1997年，鄉鎮企業增加值已佔國內生產
總值的27．7％，吸收勞動力就業達1．3億，占目前全國城鄉非農
就業總數的35．1％。近年來鄉鎮企業增長出現滑坡，要重獲發展
機遇必須探索新路子。鄉鎮企業中已經出現了一批規模較大、發
展前景良好的企業，這些企業應打破地域限制，積極調整體制和
組織結構，提高參與國內和國際市場的競爭力。眾多的小企業則
應依據各自的資源優勢，提高專業化分工水平。國家應配合發展
小企業的政策措施，對鄉鎮企業中的小企業予以更多的重視。
鄉鎮企業發展要和小城鎮建設結合起來，相互推動。一方面
使鄉鎮企業適度集中，形成積聚效益，改進環境質量，另一方面
通過鄉鎮企業發展帶動小城鎮基礎設施和第三產業發展，增加農
村人口的就業機會。各地應因地制宜，注意總結行之有效的實踐
經驗，使小城鎮成為城鄉經濟的新增長點。
進入大中城市的農民工已成為與城市原有勞動力具有互補關
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經濟回升、城市就業機會增加的情
況下，應在加強管理的基礎上，適當鼓勵和引導農村勞動力的跨
地區流動，以增加農村勞動力參與非農產業、提高收入的機會。
五、積極推進結構升級，培育一批新經濟增長點
城鎮居民住宅是現階段潛力最大的新增長點，但目前存在著
若干棘手難題。在停止福利分房以後，要集中力量在住宅貨幣化
、公平分配、售後住宅上市交易、降低非生產性費用等問題上取
得突破。我國以往的改革經驗表明，以增量帶動存量問題的化解
，以貨幣化刺激市場需求帶動新增長點的形成，是行之有效的辦
法，房改中可借鑒這方面的經驗。可考慮將用於住房的資金計入
個人工資，已分配住房按標准核定後多退（或增加付款）少補，
符合條件的售後住房盡快上市交易。由實物分配轉為貨幣分配，
住宅能夠上市交易（租賃或買賣）以形成現實的市場需求，是兩
個關鍵性環節。房改中的公平分配是一個涉及重要利益關系、敏
感性很強的問題，應抓緊制定出有關當事人能夠接受、操作性強
的方案。房改既已推開，就不宜拖延。幾個難點問題解決得好，
住宅建設成為重要經濟增長點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轎車進入家庭的問題一直存有爭議，在居民收入尚低、現實
意義不強的情況下，政策上對此保持低調是適宜的。近年來私人
購車上升很快，已成為轎車購買的主導力量。在轎車進入家庭問
題上的爭論，很大程度上是其使用范圍和交通工具的分工問題，
例如在大城市的鬧市區只能以高效快捷的公共交通為主。可借鑒
的國際經驗表明，在統籌規劃的基礎上，轎車發展可能帶來的種
種問題並不足以構成其不發展的充分理由，對一個大國來說尤其
如此。更重要的是，在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轎車工業將成為與
住宅業並列的支柱產業，大量的需求、投資、就業都與此關聯。
因此，應順應轎車進入家庭趨勢加快的現實，在政策上予以積極
引導和鼓勵。目前的城市建設和管理，對轎車發展考慮甚少（如
停車位置嚴重不足），稅費徵收、消費信貸等方面也存在不少問
題，對此應逐步加以解決。
通訊是近年來少有的高速增長行業。消費類通訊產品正在成
為居民消費的新熱點。應通過鼓勵競爭、規范市場行為、支持擁
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和企業等，使這一產業保持快速發展勢頭
。社區服務、教育、旅遊、文化娛樂等行業對提高居民生活質量
具有重要意義，也很具發展潛力。應提高這些行業的專業化分工
水平，加強服務規范，並與擴大就業、小企業發展等方面的政策
相配合，推動其健康發展。
城市化在今後相當長一個時期將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重要動
力。城市化落後於工業化是我國面臨的一個重要的結構性問題，
就業壓力大、第三產業和基礎設施發展緩慢都與此直接相關。從
國際經驗和城市化的規律看，我國目前正進入一個城市化加速而
大城市發展速度更快的時期。以往我們採取的限制大城市發展政
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其合理性。在城市化進程加快、城鄉
經濟日益交融的新形勢下，有必要在政策上進行適度調整。不過
，在現有的城市框架內，擁擠、污染等已使其發展餘地很小，必
須通過城市結構的提升來拓展發展空間。具體地說，即由目前的
城市結構逐步向市區軌道交通、近遠郊及衛星城住宅、家庭轎車
三位一體協調發展的方向過渡。此舉將為基礎設施、住宅、轎車
等提供巨大的增長潛力。建議若干大城市先行試點，在充分論證
的基礎上制定出規劃，從市區軌道交通入手，分步實施，滾動發
展。
六、正確運用政府和市場力量，加快產業結構調整
產業結構調整可分三類進行。一類是傳統產業，包括紡織、
煤炭、森工等行業，其特點是生產能力過剩嚴重，國有企業多，
歷史包袱重。應通過行政的和經濟的辦法，淘汰部分過剩生產能
力，加快產品結構調整，引入先進技術，提高產品的市場競爭力
。近年來展開的紡織業壓錠改造是一個積極的嘗試。需要強調的
是，高科技不僅存在於新興產業，傳統產業中引入新技術也是高
科技發展的重要領域。問題在於要有新技術引進、吸收的有效機
制。政府政策的重點應放在傳統產業的轉產、過剩能力淘汰後的
補償、退出人員的安置、新技術引進等方面。在國家產業政策體
系中，對傳統產業的退出援助應給予特別重視。
第二類是近些年增長較快、市場份額上升、趨於成熟的產業
，如家電、汽車等行業。這類產業也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生產過剩
問題，降價是近年來的主要競爭手段。應鼓勵由價格競爭轉向以
質量和服務競爭為主，並在正常競爭基礎上促進生產集中，鼓勵
具有競爭力的大企業形成規模經濟優勢，中小企業為大企業配套
，與之形成新的專業化分工協作關系。應抓緊制定和完善反不正
當競爭、反傾銷、反壟斷等相關法規，為企業及其他當事者提供
行為規范，把理順競爭秩序建立在法制基礎之上。
第三類是尚處在起步或上升期、潛力巨大的新興產業，如通
訊、電子、生物制葯等行業。這類產業良好的發展前景對投資者
具有較強的吸引力，除少數尚處在幼稚期的行業外，通常並不需
要政府的特別扶持，但在風險投資、知識產權的鼓勵和保護、人
才培養等方面，仍然需要政策支持。值得提出的是，近期知識經
濟問題講得較多，有其積極一面，但在有些地方也出現了脫離國
情盲目上項目的情況，對此應予關注和引導。
企業組織結構的調整也是當務之急。在生產過剩、競爭加劇
、企業分化的背景下，國有和非國有企業都面臨著結構調整問題
。調整的基本方向是改變過度重復建設、低效率競爭的狀況，逐
步建立起更具合理性的專業化分工體系。調整應在政府指導下，
更多地依靠市場力量進行。對具有競爭實力和良好發展前景的優
勢企業，應增加其優先上市機會，鼓勵其利用自己的技術、管理
、市場營銷、融資渠道、品牌等方面的優勢，開展收購、兼並及
其他形式的資產重組。重組既包括擴張，也包括「分立」或「減
肥」，目的是通過資源的重新組合和利用，提高企業效率，而不
是簡單地把規模「做大」。要認真總結東亞國家和我國一些企業
盲目擴張陷入困境的經驗教訓，鼓勵企業正確處理主營業務發展
與多元化經營之間的關系，著力培育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制定並
實施科學的企業經營戰略。
在企業組織結構調整中，政府政策應將支持中小企業發展作
為重點。這不僅是因為中小企業在資金、技術、管理、人才、社
會關系等方面處於相對弱勢，更重要是其對就業、工業化、城市
化等全局性問題的解決有重要意義。目前我國中小企業存在的問
題，主要不是數量多，而是與大企業生產相同產品，專業化分工
水平過低。這些企業的出路在於調整企業經營方向，把企業發展
的重點放在與大企業的協作配套上，放到適合小規模經營、同時
具有專業化分工優勢的產品和服務上，放到勞動密集、能夠為消
費者提供便捷高效服務的第三產業上。在政策支持上，除了融資
問題外，可借鑒國際經驗，開辦一些由政府主辦或受到政府資助
的、能對中小企業提供技術、管理、人才等專業服務的機構。
七、在加大防範金融風險力度的同時推進金融改革和創新
當前和以後相當長的時期，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都是需要引
起高度重視並採取切實措施加以解決的問題。考慮到我國金融風
險隱患形成有著特定的歷史原因，涉及面寬，以及信心和信息在
金融風險形成中的特殊作用等因素，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宜採取
統籌考慮、分類處置、分解矛盾、逐步推進、以改革和創新帶動
風險化解等辦法。少數問題嚴重、短期內可能引發金融恐慌的，
可擇機關閉機構，並做好善後處理工作。有的可採取新舊兩本賬
，不良資產交由專門機構處置的辦法。有的則可先行警告，限期
改正。
金融改革和創新與防範金融風險並不矛盾，而是互為補充和
促進的。發生金融風險的重要原因，是缺少真正負責任的風險承
擔者，缺少分散和轉移風險的金融工具，這些問題必須通過金融
改革和創新才能解決。資金放出去收不回來是風險，拿到儲蓄後
不放出去，無法產生收益也是風險。所以，加快金融改革和創新
，改進金融服務，提高金融業的經濟效益，同樣是當前的緊迫任
務。今年應在支持中小企業、高新技術企業、非國有企業融資和
發展消費信貸等方面採取切實有效措施。可考慮建立中小企業融
資擔保基金，先試點，後完善，再推廣。消費信貸是形成居民住
房、轎車等消費熱點的重要因素，應在觀念轉變、金融服務等方
面有所促進，使其對刺激消費發揮作用。
❽ 中國未來十年的經濟發展趨勢。
這話問得有深度啊……
中國經濟正處在轉型期。
由於房價拉高了工資收入（由於房價太回高，工資低了就買不起答房，工作就沒人肯做），所以，中國的低端製造業成本飆升，訂單都被人工費更便宜的越南、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搶走了。
所以中國必須發展高端製造業，現在，中國在研發方面的投入僅次於美國，就是為了發展高端製造業，生產科技含量更高的產品。
如果這個趨勢走向了成功，中國將迎來再一次飛躍。
如果這個趨勢失敗了，中國將迅速崩潰
❾ 我國經濟發展簡要軌道
改革和市場機制刺激了經濟增長.過去20年中國的經濟年均增長9.4%,這種迅速增長還將持續一段時間.經濟增長不僅使個人收入增加了,也極大地降低了貧困率,同時,中國經濟大大地融入了世界經濟.這些成就的很大一部分來自於政府對經濟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改革使市場價格及私人投資者在生產和貿易中發揮了極大作用.
非國有企業正在推動增長,其作用還會增強.非公有制經濟已進入十分廣泛的領域,佔GDP一半以上,並占出口的絕大份額.非公有企業創造的新增就業崗位遠遠多於國有經濟部門,並提高了整個經濟的生產率及利潤率.政府對國有企業進 了改革,這一過程中出現大量失業,但仍有一大批國有企業需要改革;進行這一改革調整的政策已制定並推廣.企業部門的表現還可以通過對經營體制框架的進一步現代化和加強法制,特別是知識產權保護執法等方面來加以改善.
更靈活的匯率將有利於形成一個更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在財政政策轉向穩定的同時,貨幣政策的結果是通貨膨脹的波動較大.更靈活的匯率將有助於政府防止產品和資產市場通貨膨脹的進一步上升,使貨幣政策更易適應國內的需要,並使市場力量能夠在更大程度上決定銀行利率.2005年7月宣布的匯率制度調整表明在這方面邁出了一步.
金融制度需要進一步改革.5年前的信貸政策導致了大量呆壞賬的積累,三分之二以上的銀行通過注資來消除歷史負擔的工作已近尾聲,為此所付出的公共財政成本雖然不小,但看來仍在可控范圍內.廣泛的改革提高了銀行作出基於市場的貸款決策能力.總的說來,這些政策是成功的,因為即使用新的,更可靠的不良貸款分類法來衡量,新的貸款質量也高多了.要取得更大的成就,需要繼續關注改善法人治理結構和股本結構,增加非國有股份.進一步消除對資本市場的管制,將改善資本配置,降低浪費儲蓄的風險,並將系統風險降至最低.
穩固的公共財政有利於稅制及財政支出改革.收入的快速增長和對支出的控制使公共財政處於合理的狀況.這樣可以降低對不同企業和活動的歧視性稅收,並同時保持低的邊際稅率.農村人口及城市外來人口的衛生和教育支出也可以進一步提高,但要達到這一目標需要對各級政府間的財政關系進行全面調整.此類支出可以縮小收入差距,但需要輔以勞動力市場的進一步改革.進一步減少對人口流動的限制將有利於加快城市化進程,尤其是如果新來者能享受公共服務,並且那些離開農村的人不失去他們的土地使用權,那麼收入差距可望縮小.在城市化過程中,需要制定能夠高效而經濟地減輕污染的政策.
評估及建議
經濟增長快
經濟改革開始僅25年來,中國的經濟變化速度極快,過去20年裡平均經濟增長達到9.5%,並很可能以此速度繼續增長一段時間.這一產出的增長是過去50年裡世界經濟中最持續快速的經濟轉變.收入增加了,絕對貧困率大大降低了,以市場價格衡量的經濟規模超過了一些主要的歐洲國家,並且5年之內可能只有3個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以下簡稱"經合組織")成員國超過中國.中國的平均收入仍比其它中等收入國家低,大部分地區已達到一些發達東亞國家一代人以前的收入水平,並以相似的增速迎頭趕上.許多工業都已完全與世界供應鏈接軌,以目前的趨勢,中國下個十年之初可能成為世界最大的出口國.增長的原因是,經濟政策發生了深刻變化,並改善了企業效率.
經濟政策的深刻變化所帶來的影響
這一驚人的經濟業績是由政府經濟政策的改變帶來的,這些改變不斷賦予市場力量以更大的權力.改革於20多年前始於農業,然後逐漸擴大到工業及大部分服務業,因此價格調控至2000年基本解除了.解除價格控制之時,政府引入了一部試驗性的公司法,該法第一次允許私人擁有有限責任公司.政府還大力推行一系列競爭法,以統一國內市場,而允許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中國,降低關稅,廢除國家出口貿易壟斷及結束多重匯率以後,非公有制經濟環境得以進一步改善.經濟進一步自由的態勢這十年還在繼續,加入WTO使大部分法律法規得以規范,並有望進一步降低關稅.此外,2004年還對憲法進行了重大修改,強調非國有經濟在國家經濟活動中的重要作用及保護私有財產不被任意沒收.非公有制企業進入某些行業,如基礎設施,公共事業及金融服務業等的限制在2005年被廢除.總的來看,這些可使非公有制經濟更加發展壯大.
國有企業改革
政府也對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主宰國家經濟的國有企業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革.許多國有企業被改造成為規范的股份制公司,許多公司還在產生於90年代初的股票市場上了市.自1998年以來,政府成功實施了放開小企業,改革大企業的政策,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數量在接下來的5年裡減少了一半多,就業合同也更靈活了, 2003年以前5年的時間里工業企業有1400多萬人失業.這其間政府建立了失業救濟制度,將補償富餘工人的負擔從企業轉移到國家.最後,2003年,政府建立了一個機構,負責行使政府所有權並刺激這些企業的發展,這樣政府對國有控股企業的控制進一步合理化.
物質資本及人力資本的迅速增長
改革有利於改善資源配置結構,這些資源來自於這個國家佔GDP近一半的高儲蓄率.高儲蓄率導致了資本存量的迅速增加,不過這只是一個大概估計,因為沒有官方的資本存量資料,也沒有不變價的支出法GDP構成的估算,這使經濟趨勢預測變得十分困難.一部分投資提高了勞動力的平均資本佔有額,因此2003年勞動生產率增長率達到8.5%.投資還被用來促進城市化00鼓勵部分農村人口離開土地進入服務業和製造業領域.由於農業勞動者生產率較低,這一舉措極大地刺激了增長.
物質資本增長的同時,政府也制定政策提高年輕人的教育程度,為此政府制定了一個制度,讓所有孩子接受9年義務教育,最近又提出要保證所有農村地區於2006年之前達到這一目標.高等教育也經過了改革,2003年之前5年,高校學生數增加了3.5倍,其中以技術專業最為突出.這些政策導致的結果是,勞動力的平均素質得到了極大提高,其中新加入的勞動力受教育的時間幾乎是即將退休者的3倍.最後,國家還制定政策使城市勞動力市場更加自由,隨著市場經濟的影響日益擴大,受過教育的員工收入得到提高.
非國有經濟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
確實,國家政策的改變形成了市場取向的經濟,其中非國有經濟起著一種關鍵性作用.精確計算非公有經濟的規模是很困難的,但如以"既非國有也不是集體股東控股的企業"來定義,2003年非公有經濟占非農產業增加值的57%.即使在更大的工業企業中,2003年非公有制企業生產了一半以上增加值,這一比例在接下來的兩年中還有進一步增加.總的說來,1998年至2003年期間,國家政策的逐漸演變使國內非公有制企業的產值增加了5倍,非中國大陸控股企業產值增加了3倍;而國有部門的產值在這一期間只增加了70%多.
非公有制經濟產值的增長也因為大部分企業有較高的生產率.對非公有制企業進行更大的激勵導致了他們使用較少的資本和勞動力來生產比國有企業高的產值.總的說來,工業中非公有制企業的總生產率據估計幾乎是國有直接控股企業的兩倍.非公有制企業的利潤率也極大地增長了,至2003年,獲得15%的資產回報率.如此高的競爭力使2003年非公有制企業出口占總出口的四分之三,這些出口的大部分來自外資企業,國內私營企業在2003年之前5年的出口增加了4倍,這是因為更多的中小型企業獲得了出口許可.總的說來,非公有制經濟的增長對實際收入及宏觀經濟活動有著良好的影響,使工業的多要素生產率在5年之內提高了近10%.2005年允許非公有制企業進入許多過去嚴格禁止的領域後,多要素生產率有望進一步提高.
增長前景更加光明
非公有制經濟在經濟中的重要性不斷增長,這更有必要使私營經濟的法律框架進一步現代化.政府正在准備修訂三個領域的法律:破產法,公司法和實施關於財產權憲法修改的法律.破產法第二草案已通過立法機關,並被公認為符合最佳國際標准.該法將明確界定員工的確切資產權利,限制未付工資支出並把其它費用,如富餘和重新安置費,交予社會基金.在這種情況下,有保障的貸方才會樂意借錢給私營企業.一部新的公司法正被醞釀,該法的重點是減少組建有限及股份公司的障礙.有限公司持股人數的上限將予廢除,在下限方面,將允許一個股東的公司.對這兩種公司來說,組建公司的最低資本金要求將予降低.這些變化將有助於擴展私營企業.修改後的公司法將著重於提高公司的治理,特別是向掛牌及未掛牌的上市公司的少數股東提供更好的保護,並確定公司各機構的角色,如監事會和各部門經理的職責.此外,所提出的反壟斷法將涵蓋比目前范圍更大的反競爭活動.最後,很快還將引入執行私有財產權憲法修改的法律.
在經濟領域中更好地執法
然而,除了法律內容之外,一個更主要的問題是使經濟方面的法律法規生效.現在正在使用一套有關知識產權的比較完善的法律法規,2001年被修改過.在這一方面國家政策的重點已轉移到如何執行這些法律上來.對知識產權給予足夠的保護對中國企業家來說也越來越重要,如果做得不好,可能會挫傷地方公司的創造性,阻礙產品的開發.目前,在這一方面及其它方面,有時很難通過法院獲得裁決,而有時執行裁決更難.這些困難不僅外國企業感到了,中國企業家也感到跨省發展十分困難,因為地方司法機關在審理有關違反商業機密,知識產權,合同執行案件中缺乏客觀公正性.解決的辦法得分幾步,其一是將法院的部分財政來源轉至中央;其二是提高法院的專業性(主要在破產及知識產權方面).
繼續減少虧損國有企業的數量
國有控股企業管理方法的改革提高了公司的效益,但是仍有進一步改進的巨大空間.在工業方面,國家控股公司的收益在2003年之前5年從5%上升到10%,然而收益增加的大部分只來自少數公司.國有企業中的35%以上收益並不為正,6分之1的公司股東權益為負.對於虧損的企業政府宣布了一個四年計劃,用以進行其它的重大改革.在有的情況下,可以出售資產,但得遵照2005年春出台的規定,保證管理層收購的透明性.在此框架之下,資產估價需要考慮未來收益,作為對以資產購買價格為基礎的估價方式的補充.還可以更充分地利用新的產權交易所,以保證國有資產達到有競爭力的價格.政府也可以考慮進一步向有改革經驗的公司出售整套不良資產,以協助資產管理公司.對於資產回報率可與世界各地的上市公司相當的掛牌國有企業,政府已宣布將逐步取消中央及地方政府所持股份不可轉讓的規定,這一舉措可以使兼並收購更容易.
強勁增長需要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
非公有制經濟的重要性不斷增加,這使得保持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變得尤為重要00尤其是在價格方面.財政政策一直在發揮穩定經濟的作用,總的財政狀況是穩固的,這有利於進行反周期調控:1998年當外部發展有降低經濟發展速度之勢的時候,支出及赤字增加了;而2004年收入高於預算預測的時候,由於控制支出,赤字減少了.然而過去10年通貨膨脹率的波動率仍極大,幾乎是美國的8倍,西歐的4倍.以GDP縮減指數測量的年通脹率由1996年的6%變為2002年的低度通貨緊縮,而2003年及2004年又反彈, 2005年第一季度仍為5%,但由於食品類在消費者價格指數構成中占的比重大,此指數的增長於2005年初減慢了.
匯率應該更靈活
這些波動顯示國內貨幣政策在保持低而穩定的通貨膨脹方面並不總是成功,對美元的相對固定匯率使經濟受美元有效匯率的波動而產生的通脹或通縮的刺激.在目前周期中,經常收支順差及直接外商投資流入的增加導致必須以購買美元資產來穩定匯率.通過調整法定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操作及窗口指導等不增加利率的措施來限制銀行貸款,中國政府對沖了這一流入的大部分.然而,由於2004年資金流入達到GDP的12.5%,並且,象其它國家一樣,中央銀行發行票據可能終究會對企業部門的投資組合平衡產生擾動影響,而增加利率上升的壓力.盡管對資本流入有嚴格控制,但由於貿易流量的增加,資本賬戶還是很有可能越來越有滲透性,並對任何這樣的利率增加反應更加激烈,以此增加對沖的壓力.此外,靠窗口指導來限制銀行貸款的方法有違國家有關加強利用市場手段以控制貨幣發展的政策,根據這一政策,政府已開始發展外匯及其衍生產品市場,以重新分配產生於匯率波動的風險.總之,允許更大的匯率靈活性將使政府避免產品和資產市場進一步通貨膨脹的風險,更好地使貨幣政策滿足國內需求並更大限度地允許市場來決定銀行利率.2005年7月對人民幣進行的重新估價及匯率安排的相應變化,表明在這方面邁出了一步.
銀行業的重大改革正緊鑼密鼓
政府在實行更靈活的匯率方面有一個擔憂,這就是銀行系統的脆弱,由於銀行向國外開放尚少,這種擔憂可能被誇大了.銀行體系正在進行重大改革.直到1995年,銀行都十分重視按照國家政策決定銀行貸款分配,累積了近4萬億元人民幣的呆賬,多為1999年以前那一時期的貸款結果.從那時起大范圍的改革開始了.銀行開始改進它們的貸款和風險管理業務,使其現代化,引入了更好的風險加權,不良貸款的分級制度也更現實了,外商投資者可以收購12個二級股份制銀行的股份.總的說來,這些改革是成功的,因為從2000年以來銀行的新貸款看來質量好得多.在進行銀行業基礎設施的改革中,政府開始對主要銀行進行注資,並准備將它們上市.兩個大銀行在建立合理的銀行體系中取得了很大成就,第三個銀行也已開始.
但這一系統需要更大的改革
銀行系統的其餘部分仍需改革,最好是加強銀行業的市場化.近30%的銀行需要進行注資,農村信用合作社可能需要一段時間,因為有許多小機構有很大的問題.一些試點省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合作社被轉為商業銀行.因處置銀行以往不良貸款的公司只收回了貨款面值的20%,這樣政府就得為它們再提供資金.考慮到這一點,銀行注資最終所需的財政撥款雖然大,卻是可承受的.但注資只是改善銀行系統的第一步,還需要有更好的治理方法.在股份制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中一條可行之路是更多地引入非國有股份,目前只有一兩個銀行不是國家控股,同時限制工業和商業集團的參與.至於主要銀行,政策應著重於提高治理,特別是在高層管理職位上引入透明的用人機制.由於轉向民營,改變管理方式等需要時日,銀行監管機構在保證銀行具有足夠的風險管理工具方面將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資本市場仍需開發
擴大金融市場是提高資本配置的另一個關鍵,目前,這些市場的作用有限,這使金融風險集中於銀行業的程度比OECD國家大.股票市場還可以進一步發展,因為2004年可自由交易的股票的市價只佔GDP的9%.此外,幾乎所有上市的公司都是國有的,未償付公司債券在2003年相當於GDP的1%以下,股票市場不能起到控制市場的作用,因為大部分發行的股票契約權有限,這在理論上限制了它們的轉讓.政府正逐步放開市場,放鬆對上市公司出售國有股的限制,與此同時,首次公開發行的定價更加市場化了,但有關哪個公司上市的最終決定權還在國務院.也許可以考慮一個更靈活的辦法,保證發行符合標准,信息透露足夠.在公司債券市場方面,新發行仍由行政方式決定,需符合產業政策標准,對此也可考慮一個更中立的辦法.這樣的改革能允許發展中的私營經濟有更多機會進入資本市場並提高市場的效率,有助於避免銀行不良貸款所造成的巨大的存款浪費.此外,增加金融收益將有利於那些用於養老的儲蓄.
需要對養老金制度進行改革,以避免將來的財政負擔
在將來20年內人口將迅速老化,資本市場應發揮更大的作用.自1997年全國改革以來,只覆蓋14%勞動人口的公共養老金制度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提供基礎養老金,第二部分提供與繳費額成比例的養老金,由銀行存款利率進行重新估價.第二部分可最終變為一種做實的個人賬戶制,余額投資於資本市場工具,產生比銀行存款高的收益.這方面的一個試點改革已在一些省開始進行.目前,所有繳費都需要用於支付現有退休人員的養老金,沒有剩餘,因此試點項目要求政府進行撥款以滿足這一過渡產生的費用,而將這些試驗一般化很可能需要降低將來的退休金支出以支付這些費用從而避免財政赤字,這需要使男女退休年齡一致,並有所提高,逐步廢除提前退休制,並使制度第二部分中的養老金支付與退休時的預期壽命一致.此外,政府原則上決定使用出售國有企業權益的一部分收入來創立一個基金,以緩解退休金的支付.由於國有資產為GDP的80%,此政策能極大提高資金籌集.從長期來看,應考慮將退休金制度的覆蓋范圍擴大到農村地區,因為隨著人口流動的增加,傳統的養老體制會有一定的局限.
但其它方面公共財政狀況良好
公共財政狀況良好.始於1994年的公共財政改革導致政府收入有了巨大增長,其中大部分來自間接稅而非所得稅.公共財政的管理和透明性也得到了提高.這些改革為90年代上半期因國有企業利潤率的下降而產生的危機之後恢復公共支出打下了良好基礎.在1994年至2000年之間,公共支出提高了近GDP的7個百分點,但仍比經合組織加權平均值低整整13個百分點.這一差距主要是由於社會保障制度方面的支出和貸款利息的支付低而導致的.確實,除了這兩方面,公共支出吸收了與經合組織國家相近的GDP份額.後來,收入的快速增長及嚴格控制支出使總預算赤字降低至GDP的1%以下,國債余額穩定在GDP的23%左右.
正在醞釀一些稅制方面的改革
如果政府收入繼續沿著過去幾年的道路蓬勃發展,可考慮進行一系列改革,以達到降低扭曲的目的.政府已考慮到對國內和國外公司採取同一公司所得稅率,目前實行的33%的基礎所得稅率在世界上處於較高的四分之一.另一方面,外企所得稅率(15%)在世界上屬最低之列.應為中國的公司設立有競爭力的統一稅率,以鼓勵國內資本的形成,即接近目前外資企業支付的稅率.與此同時,支付國內股東的股息可免除再征稅,這樣便使風險資本的稅率更接近對於國債利息收入所徵收的所得稅率.政府正在一些省份增值稅轉型試點,如果這一改革得到推廣,可極大地消除對不同產業的投資征稅歧視.同時,增值稅的范圍可擴大至所有服務,並相應地對營業稅進行改革.
如此一來,需要進一步改革稅收制度
從中期來看,個人收入所得稅也應加以改革.在這方面,稅制一向很簡單,稅收抵扣很少,對資本的收入只有一個稅率.目前,很少有人的收入高到需要支付45%的最高邊際稅率,平均邊際稅率很低.但由於收入迅速增長,如果免稅額和起征點仍不根據薪水或價格進行指數化,這一狀況便可能發生改變,就象1980年以來那樣,政府已經表示要繼續支持企業部門的經濟活動,措施是降低邊際收入所得稅率的上限,這一舉措在稅收中所佔成本不高,但能使中國象其它一些轉軌國家一樣認識到,低稅率鼓勵人們申報收入,並提高經濟活動的激勵機制.同時,將起征點提高到某一限度,低於此限度便不繳所得稅的做法有利於保證公平.
同時進行一些公共支出方面的改革
過去10年在公共支出方面有了極大的恢復,尤其是投資方面.在教育和衛生方面的公共支出與經合組織國家相比較低,並偏向擁有小康生活的社會群體.另一方面,最近幾年,總的政府資本性支出,包括固定資本形成和資本轉移,以國民經濟核算計,達到GDP的9%以上,建立了高速公路等體系.然而,有跡象表明有些投資形成了浪費,因此需要對支出結構進行重新調整.雖然政府已開始增加衛生和教育支出,但仍需增加,尤其是在貧困地區,因為那裡的支出不能滿足實際需求.為達到這一目的,需對各級政府的財政關系進行再一次全面清理.90年代中期的改革大大增加了中央對地方政府的財政轉移,這緩解了全國公共支出的不平衡.然而,衛生和教育支出由基層政府承擔,但因它們沒有足夠的稅收收入,只能依賴於財政轉移,而這些財政轉移的重要性在全國范圍內有極大不同.應注意使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符合它們的支出任務,並為省以下政府間財政關系設計一個促進公平的體制.
必須縮小地區收入差距
增加財政轉移支付減少了經濟發展中的一些差距,但還需進一步解放勞動力市場.1999年以來實施了一些政策增加最貧困的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和教育支出,目的在於為更快的發展創造條件,在一些農村地區還實施了降低稅賦和減少非法收費的政策,以刺激收入的增長.建立一個國家級的,或至少省級的勞動市場,可協助這些計劃的完成.目前,勞動者和他們的家人要永久搬遷居住地還很難,即使是臨時搬遷也要求許多許可證.許多地方公共服務,如教育和衛生,外來人員或者享受不到,或者只能在一些苛刻的條件下享受.此外,如果一個農民永久移到城市,他的農村承包土地也被無償收回.政府一直在減少對人口流動的限制,進一步放鬆將可以減少城鄉收入差距.
並能加快城市化進程
人口流動將加快城市化進程,當然這需要認真管理.目前,中國的城市比其它國家的規模更均衡,大城市更易大大提高生產率.最近的政府報告也強調了建立三個主要城市群以及在沿海地區和主要河流地區建立一系列城市帶的好處.然而,有關土地所有權的政策影響了城市的發展,因為城市和鄉鎮政府佔用了大部分土地出讓收入,導致中央政府在目前的上升周期中努力減少過度開發.過去10年的民營化,出現了住房市場,城市自有住房比率接近70%.不過,商業和住宅的土地使用期短,(分別為40和70年),可能為有效地改善土地利用造成一定的障礙,因為土地在租用期結束時歸於國家.2003年,新的法律給了農民30年的土地承包使用權,但該法還未完全實施.此外,當家庭規模改變的時候承包的土地可能被重新分配.租用期加長可提高合理使用土地的激勵機制.
總之,城鄉收入的較大差距表明,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將以這樣那樣的方式繼續.從積極的方面來看,城市化的繼續將有利於增長,並減少差距,但管理這一過程是很復雜的,需要同時在幾方面進行改革:減少人口流動的障礙;改革土地法以使城市化進程更快;改變各級政府間的財政關系(尤其是省內)以保證給新的城市化人口以足夠的衛生和教育支出;適當激勵城市政府為了達到這些目的進行資源配置.
為達到這一點,完全可以保證環境不受污染
城市化及經濟活動的加強是在高污染的環境中進行的.國家政策在控制污染方面是成功的,但即使如此,世界上10個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有5個在中國.在第9及第10個5年計劃期間的投資提高了對污染的控制.硫的排放量在1993年到2003年間只增加了5%,而同一時期GDP翻了一倍多.最近的經濟周期中排放量的增加表明,要保證環保措施及能源政策在大大降低污染方面切實有效,是個巨大的挑戰.2003年的新法律強調使用經濟手段,大幅度提高對廢氣廢水排放的罰款.但只有少數老電站有去污設備,空氣和水的污染程度仍很高.空氣污染目前所造成的福利代價估計為GDP的3%至8%,進一步提高空氣質量的關鍵是地方環保局要有效地執法,並保證主要污染源的污染排放受到嚴格監督控制.
總的說來,正在實施一個合理的發展戰略
過去20年裡經濟政策的極大演變導致了一個長時期的經濟持續發展,國家收入每8年翻一番,這一點表現在貧困率比過去大大降低了.據核算,1980年至2000年期間全世界一半以上絕對貧困的減少發生在中國.另一方面,主要沿海城市的平均收入與其它東亞國家一代人以前的發展情況接近.經濟面臨著許多挑戰,最重要的是人口的迅速老齡化,但經濟政策的繼續演變,尤其在資本配置,勞動力流動,城市化及改善民營經濟的發展框架等方面,將保證這一發展態勢繼續進行.
❿ 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重點是什麼
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是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回義現代化答國家。戰略重點有三個：一是農業，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學。戰略步驟是分「三步走」，從1981年到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解決溫飽問題；第二步，從1991年到本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個世紀，人平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