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分析

① 經濟發展對社會發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重農抑商政策產生的原因
重農抑商政策與封建制度相始終絕不是偶然的，一個國家或政權實行什麼樣的經濟政策，歸根到底是由其經濟基礎和統治階級利益所決定的。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對於人們來說擁有土地可以榨取巨額財富，且地租收入較穩定，是發家致富的最好手段；同時對封建國家而言，農業的發展可使人民安居樂業，人丁興旺，使國庫糧倉充盈，既可內無糧荒、動亂之虞,也可外無侵擾之慮。因此歷代統治者都把發展農業當作「立國之本」，而把商業（有時也包括手工業）當成「末業」來加以抑制。
重農抑商政策在封建社會初期對當時農業以及社會經濟的發展，對新興地主階級政權的鞏固起到了積極作用。例如商鞅變法，實行重農抑商政策，鼓勵發展農業生產，從而促進了秦國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為後來秦始皇統一六國奠定了物質基礎。

② 結合材料，運用經濟生活的知識分析新常態對我國經濟發展將帶來怎樣的影響

從消費需求看，過去我國消費具有明顯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徵，現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保證產品質量安全、通過創新供給激活需求的重要性顯著上升，必須採取正確的消費政策，釋放消費潛力，使消費繼續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發揮基礎作用。
從投資需求看，經歷了30多年高強度大規模開發建設後，傳統產業相對飽和，但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對創新投融資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須善於把握投資方向，消除投資障礙，使投資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關鍵作用。
從出口和國際收支看，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前國際市場空間擴張很快，出口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動能，現在全球總需求不振，我國低成本比較優勢也發生了轉化，同時我國出口競爭優勢依然存在，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正在同步發生，必須加緊培育新的比較優勢，使出口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支撐作用。
從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看，過去供給不足是長期困擾我們的一個主要矛盾，現在傳統產業供給能力大幅超出需求，產業結構必須優化升級，企業兼並重組、生產相對集中不可避免，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加凸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為產業組織新特徵。
從生產要素相對優勢看，過去勞動力成本低是最大優勢，引進技術和管理就能迅速變成生產力，現在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農業富餘勞動力減少，要素的規模驅動力減弱，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必須讓創新成為驅動發展新引擎。
從市場競爭特點看，過去主要是數量擴張和價格競爭，現在正逐步轉向質量型、差異化為主的競爭，統一全國市場、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是經濟發展的內生性要求，必須深化改革開放，加快形成統一透明、有序規范的市場環境。
從資源環境約束看，過去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空間相對較大，現在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必須順應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期待，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
從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看，伴隨著經濟增速下調，各類隱性風險逐步顯性化，風險總體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徵的各類風險將持續一段時間，必須標本兼治、對症下葯，建立健全化解各類風險的體制機制。
從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邊際效果明顯遞減，既要全面化解產能過剩，也要通過發揮市場機製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必須全面把握總供求關系新變化，科學進行宏觀調控。

總結：
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
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希望能幫到你。

③ 如何分析政策對經濟的影響

摘要：由於其前期的理論沒有能夠成功地引導廣大發中國家從貧窮走向富裕，發展經濟學自20世紀70年代末起，便受到嚴厲的批評，學科本身則面臨生存危機。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新制度經濟學向發展經濟學的滲透，為發展經濟學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在短短的十幾年內，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已經引起了發展經濟學者們的高度重視，制度內生的經濟發展理論已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一種流行的觀點。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以19世紀德國歷史學派作為思想淵源的制度經濟學，作為一個學派產生於19世紀20年代初。其產生之後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以凡勃倫、康芒斯和米切爾等為代表的舊制度經濟學時期；20世紀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爾布雷斯等為代表的從舊制度經濟學向新制度經濟學過渡的時期；20世紀50年代至今，以科斯、諾斯和威廉姆森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時期。[1](p.3)而對發展經濟學影響最大的是處於第三階段的新制度經濟學思想和分析方法。本文將分三個層次，第一層次介紹發展經濟學的困境與制度分析的興起，第二層次闡述制度分析引入後對發展經濟學的改進，第三層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處看發展經濟學今後的發展。一、發展經濟學的困境與制度分析方法的興起隨著二戰以後一批殖民地國家的獨立，發展經濟學應運而生。從其誕生之日起，發展經濟學就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實踐休戚相關，其對發展中國家現實的解釋力和其政策主張的切實效果將直接決定該學科的發展命運。20世紀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結構主義從發展中國家的「結構剛性」出發，提出「資本化、計劃化和工業化」「三位一體」的「國家控制教條」（拉爾語），政策推行的結果盡管使一些國家經歷了初期的短暫增長，但最終使廣大發展中國家使陷入了農業停滯、工業蕭條、尋租盛行、二元結構次級分化和經濟發展乏力的惡果。不僅如此，結構主義在以發展中國家特殊國情為基礎，向理論宏觀化方向發展的同時，其理論基礎卻依然置身於傳統西方主流經濟學中,自覺不自覺地將發達國家的發展經歷作為參照來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張。一句話，沒有將對發展中國家現實的研究貫徹到微觀層面，結構主義最終造成了發展經濟學微觀與宏觀的不協調，影響了其整體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論建構和政策實踐上的雙重缺陷，最終使結構主義主導的發展經濟學逐漸失去了發展的動力。在猛烈抨擊結構主義中興起的新古典主義，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為零和完全信息的嚴格假定下，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人們與發達國家的人們一樣會在理性的驅使下，對價格機製做出靈活的反應。發展中國家只要充分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經濟發展就會自動實現。既然「價格—市場」機制可以同時解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問題，那麼獨立的發展經濟學就無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義「單一經濟學」（哈伯勒語）主張的沖擊下，發展經濟學面臨著「走向死亡」的危險。事實上，正如尼古拉斯·阿爾迪托-巴萊塔所指出的，「過去經濟學家之所以不能夠充分解釋經濟增長，關鍵是第四個因素—制度—受到忽視。」[2](p.2)無論是結構主義還是新古典主義，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視了制度對於經濟發展所起的決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制度缺陷，這不僅損害了經濟效率，而且也使持續的經濟發展成為不可能。早期已有些經濟學者意識到了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劉易斯在對經濟增長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術進步是表層原因，而由土地制度、產權制度和專利制度等所激發的技術創新熱情才是更為深層次的因素。他對二元結構的分析顯著的解釋了發展中國家經濟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繆爾達爾討論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循環累計因果效應，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進行農村土地制度創新，才能擺脫惡性循環，走向良性循環。庫茲涅茨對大量低收入國家的歷史統計和羅斯托對「傳統社會」的分析，也體現了政治結構、法律體系及社會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徵，指出了制度缺陷是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後的根源。但是，在這些學者看來，制度是很難進行嚴格分析的范疇。他們只是描述、羅列了大量的現象，並沒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體系。[3](p.362)激進主義學派的發展經濟學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但他們的是從階級的視角來分析的。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對發展經濟學產生巨大影響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以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利用科斯和諾斯等人開創的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方法，對以資源、技術和人的偏好來解釋經濟增長的傳統經濟思想提出了挑戰，為發展經濟學提供了新視角。在短短的十幾年內，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方法已經引起了發展經濟學家們的高度重視，制度內生的經濟發展理論已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一種流行的觀點。[4](p.41)二、新制度經濟學的引入給發展經濟學帶來的新變化1、在方法論上新制度經濟學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對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人們在對新制度經濟學開山鼻祖科斯論文的詳細考察中發現，「其研究方法具有三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僅僅研究現實的經濟現象，不僅研究的對象是現實中出現的具體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條件也要符合現實；二是注重以個案為基礎的小樣本研究，重視歸納，但不排除演繹；三是從邊際上入手。」[5]諾斯也強調：「歷史至關重要。……因為現在和未來是通過一個社會的連續性與過去連接起來的。今天和明天的選擇是由過去決定的，過去只有在被視為一個制度演進的歷程時才可以理解。」[6](P.2)這對後來運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發展問題的學者產生了深遠地影響。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對「運用啟發式研究」的推崇即與科斯、諾斯一脈相承。他們期望「運用啟發式研究來詳細闡述選擇—行動的情況以及這些情況內在的約束和刺激」，傳統經濟發展理論特別是新古典理論「被過度概括模型的危險……（能夠）在某種程度上通過對啟發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環境適時並安置可變物進行詳細說明而得到避免。」在現實個案研究的基礎上，制度分析可允許我們「穿透」社會事實而不是遠離事實的分析模式來對發展問題予以說明。同時，通過「跨文化的啟發式研究」得到大量的個案積累，也「應該產生對不同的社會和文明內在的行動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事實上，不同國別發展績效的差異，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並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釋，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許多情況下對發展績效會有更大的影響。新制度經濟學個案研究方法的採用正是源於其對不同時空中制度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具有的較大異質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見。新古典主義的約束條件根本不足以表達這諸多的復雜性。傳統的發展經濟學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將對經濟發展具有深遠影響的文化、意識形態等制度因素給排除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不僅克服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過度簡單化傾向，而且還克服了其把經濟理論置於抽象時空的歷史虛無主義。以赫希曼、繆爾達爾為代表的早期發展經濟學家也曾就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進行過個案研究，但由於其主要是從總體上來把握有關變數，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倡導方法論個人主義，認為「對社會單位的分析必須從具體成員的地位和行動開始」，「『社會』、『人民』、『企業』或『政黨』不是再被認為是『一個像個人一樣行動的集體』」。[7](p.4)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學者也明確指出，「採取這樣的（啟發式研究）方法時，我們不必設想人類經驗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為諸如『國家』和『社會』、『市場』和『經濟集團』或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類籠統的東西。我們可以取而代之地設想交換關系存在於所有社會之中，市場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徵，在行動情況中的角色既面臨約束也面臨機會，約束和機會的存在依靠各種結構的環境所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對特定環境下個體行為的重視有可能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建立堅實的微觀基礎，克服結構主義微觀基礎建構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義過於抽象的不足。雖然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在引入制度作為分析對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義方法的「內核」，具有與新古典主義一樣的靜態和比較靜態的分析特徵。但是，以諾斯和福格爾為代表的新經濟史學派，則通過對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歷史的考察，更具有動態特徵。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將靜態方法用於分析發展這一動態問題的窘境。2、在發展的決定因素上反貧困首先始於對制約發展因素的探討。所以對發展決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發展經濟學的核心內容之一。20世紀50年代—60年代的發展經濟學家依據哈羅德—多馬模型和羅斯托的「起飛理論」，認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資本形成是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和決定因素，形成了過分強調資本形成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資本論」。根據這種理論，發展中國家貧困的根源在於資本稀缺。納克斯提出貧困惡性循環理論和納爾遜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則進一步展示了資本不足與發展停滯的惡性互動關系。但「唯資本論」忽視了這樣的事實,即在發展中國家資本不足的同時,廣泛地存在著資本低效配置和資本浪費現象。正如麥金農所指出的，「在所謂資本匱乏並且某些特定部門遭受供給瓶頸限制的經濟中，普遍存在的卻是過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廠和設備。」新制度經濟學指出，「土地、勞動和資本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發揮作用。制度至關重要。」[2](p.122)這充分說明，資本不足不是阻礙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發達的結果。阻礙發展的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後國家尋租盛行，不僅使生產經營者在提高經濟效率方面的動力消失，而且還導致整個經濟的資源大量耗費於尋租活動，並且通過賄賂和宗派活動增加了經濟活動的交易費用。所有這些方面無疑大大削弱了國民經濟的內在實力，並且使得發展經濟急需的投資或者難以形成或者投資方向和結構受到嚴重扭曲。在猛烈抨擊「國家控制教條」中起家的新古典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嚴重的「政府失靈」，正是「看得見的腳」對「看不見的手」的踐踏應該對糟糕的經濟績效負責。只要政府放棄對經濟的過度干預，讓經濟系統「獲得正確的價格」，市場機制會自動地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靜態的最優必將最終轉化為有效率的動態經濟發展。而作為新制度經濟學基礎的科斯定理告訴我們：交易是市場的前提。在交易成本為正的現實世界裡，沒有適當的制度，任何有意義的市場經濟都是不可能的。奧爾森也明確指出，興盛的市場經濟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夠保障個人權利的制度。沒有這些制度，也就沒有人會積極地儲蓄和投資。諾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則開門見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也是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所在。因為制度提供了人類相互影響的框架，它們建立了構成一個社會，或者更確切的說一種經濟秩序的合作與競爭關系。3、在發展政策上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結構剛性和資本短缺的結構主義的自然主張是，利用國家的力量扭曲資源價格進行資本積累，組織對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平衡或有選擇的大規模投資，以期藉此走出貧困陷阱。新古典主義則認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後呆在一邊」，經濟就能自然地得到發展。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有效率的制度系統。因為①制度通過確定明確的規則，增加了資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減少了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降低了交易成本，從而促進了市場更好的運行；②制度通過明確界定產權，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鼓勵了創新和企業家的出現，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持續的動力；③制度通過建立社會活動的基本規則，擴大了人類在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等領域的選擇機會，從而進一步豐富了發展的內涵。特定製度的出現與否取決於對它的需求和供給。D·菲尼認為，「對制度安排變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於這樣一種認識：既然現有安排無法獲得潛在的利益，行為者認識到，改變現有安排，他們能夠獲得潛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變化的供給，取決於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願。」[2](p138)而弗農·拉坦則進一步闡明了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的互動關系：經濟增長一方面產生潛在的增長利潤，這是對制度變遷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經濟增長也促進了社會科學、組織行為等方面的知識進步，這構成了制度變遷的供給方面。兩方面綜合導致了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發生。可見，拉坦式的制度變遷完全是一種市場行為。鑒於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認為，如果誘致性制度變遷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來源的話，那麼一個社會中制度安排的供給將少於社會最優。所以，由政府推行強制性制度變遷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選擇理論和「諾斯悖論」卻向我們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過安排激勵系統來刺激經濟增長，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為統治者的偏好、意識形態剛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導致政府維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鑒於此，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在促進發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於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現要依靠政府和社會的共同作用，特別是對政府要施加嚴格的限制，即建立一個受限政府。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破除了結構主義「政府萬能」和新古典主義「市場萬能」的幻想，為發展經濟學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為現實的視角。總之，無論是在方法論上，還是從理論本身涵蓋的內容來講，新制度經濟學都汲取了結構主義和新古典主義的諸多積極因素，並在自己的框架內進行了富有啟發意義的整合，並在此基礎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發展經濟學微觀實證化，內部各學派之間融合的發展潮流。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經濟發展理論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發展經濟學真正的復興之路。三、發展經濟學中制度分析方法面臨的挑戰與今後的趨勢新制度經濟學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內對發展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讓研究經濟發展理論的學者們刮目相看的同時，其自身也因為尚處於成長階段而又有諸多不足。不可否認,制度是一個涵蓋面廣、內容極為豐富復雜的范疇，對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經濟學的傳統研究領域。與之相適應，有關將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相結合的文獻還顯得駁雜和凌亂，不僅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無統一定義，而且缺乏一個公認的嚴謹邏輯體系，模型化也不夠。在邏輯實證主義依然是檢驗經濟理論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現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計量性差，取得數據的困難，也嚴重阻礙了對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作更為精確和深入地研究，妨礙了其在政策研究領域的定量運用。對發展經濟學來說，將制度經濟學整合進來還需進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構和模型化的工作。同時，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抨擊新古典是「無制度」分析的制度主義，其本身對制度的內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張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約安排的選擇時，就把立法機構的法律實施水平視為當然；V·奧斯特羅姆等人也是將發展中國家的憲政體製作為外生變數來進行分析的。而且，市場本身也是一種制度。但新制度經濟學並沒有從理論上解釋市場何以產生。科斯只是在市場存在的條件下研究了企業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將「市場存在」的假定作為其分析的初始條件。20世紀80-90年代，大量的發展中國家從計劃到市場，迫切需要一個培育市場的理論作為指導，面對這一情況，制度分析至今沒有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對於以上的問題，以楊小凱為代表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貢獻。另一個重大的挑戰，正如V·奧斯特羅姆等所承認的，是「如何理解人類社會中秩序的本質和建立」。因為「它要求學者及有關職業人士選擇使自己能夠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類社會中所創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決這個難題往往是我們陷入不正當的文化種族中心主義，……相對生活在欠發達社會中的人，生活在發達社會中的人易於表現出強烈的優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話……」[2](pp.334-335)比如，在當今新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學融合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中就表現得非常明顯：錢堂馮實際上認為美國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奧斯特羅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認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場制度下，經濟才能持續發展。對於今後的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的結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從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出發，考察這些國家的經濟與非經濟的因素對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響，也必將行而不遠。20世紀80年代勃興的新制度主義分析方法，已經對發展經濟學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正如阿羅所說，「新制度經濟學運動」主要並不限於對經濟學的傳統問題給出答案。相反的，他還回答了新問題，即經濟制度為什麼以這種而不是那種方式出現；它與經濟史相融合，帶來了比傳統理論更加犀利的「本原經濟」的分析。諾斯也說：「我們對制度的嚴肅研究還只是一個開端。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可能對所有這些問題永遠不會有一個明確的答復，但我們可以做得更好。」[3](p.362)參考文獻：[1]黃少安.產權經濟學導論[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5.[2]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3]譚崇台.發展經濟學的新發展[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4]陳宗勝.發展經濟學[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5]周業安.關於當前中國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反思[J].經濟研究，2001（7）.[6]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7]埃瑞克·G.菲呂博頓、魯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經濟學[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

④ 經濟發展對職業的影響

1．堅持終身化和多樣化的人力資源開發觀念 科技的不斷發展，市場的不斷變化，要求人們樹立人力資源開發終身化的觀念。在人的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不同性質智力的成長與成熟速度是不同的，只有注重終身化開發的科學性研究，才能使人力資源開發由感性階段步入理性階段。 在堅持人力資源開發終身化的同時，應堅持人力資源開發手段的多樣化，以保證人力資源得到充分的開發與應用。隨著科技的迅猛發展，人類不但對自然界的認識更深、更廣，而且對人類自身的認識也進一步深刻。為此，對作為當代第一資源的人力資源的開發，無論是深度還是廣度都超過歷史上任何時代，人力資源開發的手段將更趨多樣化。中國的人力資源開發應在傳統的學校教育基礎上，發展在職培訓、考察學習、網上大學、遠距離教學、學術討論、人才沙龍等多種手段，以適應世界經濟一體化時代對人力資源的要求。 2．增加人力資本投資 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和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人力資本在生產力要素中的地位在逐步上升，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教育培訓是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部分，也是應對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的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武器。中國的人力資源開發應增加人力資本投資，在保證國家投入的教育經費持續增加的前提下，調整投資結構，把發展基礎教育、提高全民整體素質作為政府教育投資的第一要務，逐步提高國家對職業技術教育的投入力度；擴大教育投資渠道，盡快出台《民辦教育法》，明確社會辦學主體的法律地位，發揮企業和社會資金在非義務教育領域的作用。 3．教育培訓與市場需求相結合。 世界經濟一體化條件下的中國人力資源開發，旨在提高整個國家的國際競爭力。教育培訓作為人力資源開發的主要部分，應以市場需求為目標，為市場服務。即應該建立一個完整的市場導向的教育培訓體系，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解決人才與職業和崗位不適應、教育培訓畢業結業人員無法就業的問題。 引進國際先進模式，加強教育培訓方式改革。要使中國的人力資源開發為中國參與國際競爭服務，在世界經濟一體化條件下的中國教育培訓事業要按照國際經濟發展的方向，以及國際先進的生產技術、產品標准、生產方式、產品質量的要求，制定新型的教育培訓規劃。在教學方式、方法上也要與國際先進水平看齊。要加強教學培訓方式的改革，引進國際上行之有效的應用性、實用化教育培訓模式。近年來，在中國引進的國際勞工組織模塊式訓練模式（MES），加拿大CBE教學體系和DACUM課程開發模式，以及德國雙軌制教育模式等，都取得過積極的效果。現階段的中國人力資源開發，應加強對各種先進教育培訓方式的引進、研究與探索，爭取早日建立適合中國人力資源開發的教育培訓模式。 為此，在各個層面的人力資源開發計劃中，有必要統一在以下規范之下進行：（1）系統的人力資源培訓需求分析；（2）合理有效的培訓方法和培訓手段；（3）及時的培訓效果評估及跟蹤反饋。 2009年中國經濟面臨急劇下降的危機。但中國和新興經濟國家有可能成為引領世界經濟走出困境的希望。 即使中國經濟增長在2009年只有5-6%，在世界經濟中也還是第一位的。 從技術上說，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受內部需求，特別是國內的投資推動的。2009年「保八」的可能性較大。世界銀行對中國經濟的預測2009年增長7.5%似乎是比較客觀的。但中國政府給自己的目標是努力把經濟增長保持在8%。這一方面，因為2009年有許多重要歷史事件的幾十周年紀念日，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五四運動90周年，是中國社會的政治敏感期。另一方面，近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數據表明，「保八」（經濟年增長達到8%）就能保證最低的就業增長率，中國社會就能穩定。過去連續五年的兩位數增長率，平均每年創造了1700萬個新增就業崗位。中國現在僅每年進入市場的大學畢業生就達到600萬，經濟增長速度的急劇下降，將會帶來嚴重的就業困難。為了努力避免社會的不穩定性，政府勢必努力維持一定的發展速度。 和十年前相比，中國政府的財政實力和金融實力已大大加強，中國具有佔世界28%的政府的外匯儲備，每年6萬多億人民幣的財稅收入，2008年上半年1萬億元人民幣的財政剩餘，即使出口的外部需求疲軟，中國政府也完全有體制上和經濟實力上的能力，來保證2009年達到8%的增長目標。 從長期趨勢來看，中國還正處於城鎮化過程的中期，還有幾億人口會在未來十年中從農村移往城市，還有大量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在推動中國經濟規模的進一步擴張。2009年中國經濟增長的保八，是有可能的。但從短期來看，由於體制的問題，貧富差距的問題，貪污腐敗的問題，突發性社會事件日益增多的問題，失業的急劇增長，有可能加劇社會的短期動盪，政府必須正視並謹慎地處理這些問題。 怎樣才能穩定中國經濟的增長？ 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採取過擴張的財政政策來刺激中國經濟發展。這一次，由於中國具有良好財政盈餘，強大的外部平衡，和現金充足的國有商業銀行，總理顯然要輕松得多。因此，在11月9日中國政府能迅速地大方提出吸引世界眼球的4萬億人民幣的財政刺激方案。 這一財政刺激方案涉及的主要領域包括：1）低收入群體的公共住房；2）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如供水和水質保護，農村道路，電網；3）交通基礎設施，如高速鐵路，高速公路，機場；4）醫療保健，和教育；5）生態保護，和環境項目；6）技術創新，研究和開發，產業升級；7）四川地震災區的重建。在未來的兩年裡，中國將向這些項目投入四萬億人民幣，佔中國2007年GDP總額的15%。中央政府承擔1.18萬億人民幣，其餘的將由地方政府通過銀行貸款，發債券，等各種方式自籌。這一財政刺激方案正在完善成擴大內需的十條規劃。 在中央的4萬億財政刺激計劃公布後，幾個富裕省份，如廣東，江蘇，山東，都提出了他們自己的上萬億元的開發項目，全國項目的總規模，已經超過14萬億人民幣。很顯然，財政刺激計劃的成功最後的落實主要取決於中國的地方政府。 首先是寬松的貨幣政策。在12月23日，中國人民銀行在11月份剛宣布把利率大幅度降低103個基點後，再次宣布降低利率23個基點。中國的中央銀行連續降低利率和調低商業銀行的存款准備金率，其目的是在經濟中注入更多的流動性，幫助企業界和房地產市場。 其次，中國正在制定十大產業的振興規劃，受惠產業包括鋼鐵，汽車，造船，石化，輕工，紡織，有色金屬，裝備製造，和電子信息等。推行的措施包括降低企業負擔，增加企業收入，幫助企業獲得必要的融資途徑等。 從這些政策的力度看，中國政府是有可能在2009年達到GDP增長8%的目標的，盡管有些方面還要看全球經濟的走勢。但北京至少已經清楚地表示了自己的決心，如果全球經濟繼續惡化，政府將會毫不猶豫地採取更多的措施。 但是，在解決失業問題上，很可能不是那麼有效的。中國從2002年以來以兩位數的經濟增長平均每年新創造了1740萬個就業崗位，增長和就業的彈性系數平均為0.189，也即是說，經濟每增長1個百分點，將創造300萬個新的就業機會，相反經濟增長下降一個百分點，將減少300萬個就業機會。2009年初，經濟發展速度的持續下滑，將可能會造成數百萬的失業者。 預計2009年春節後首先會面臨返城農民工的就業困難問題，然後接踵而來的是春夏之交的是「受教育的失業者」，預計在中國2009年的600萬名新的大學畢業生中，會有三分之一可能找不到工作。在2009年的最大的挑戰將是如何應付可能激化的失業問題。下半年後，隨著經濟增長的回升，就業和社會的壓力將有可能逐步緩解。世界的關注將從中國政府如何應對國內的困難轉為中國如何和其他新興經濟體一起，引領世界經濟走向新一輪的增長。

⑤ 如何理解經濟發展速度對於資產價值的影響

經濟放緩對資產價值的影響作為研究對象，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
一、資產減值理論與現狀分析
1、資產減值內涵
所謂的資產減值，是指由於外部環境因素或內部使用方式或范圍的改變而引起的資產價值的降低，致使資產未來可能流入企業的全部經濟利益小於該資產現有的賬面價值。
而經濟學領域內的《資產減值》准則，是在適當考慮我國國情的基礎上，實現了與國際資產准則的趨同。在這場資產准則的歷史性變革中，資產減值處理變革成為理論界倍受關注的焦點。《資產減值》准則主要對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除特別規定以外的其他資產減值的處理進行了規范，標志著中國減值會計正在向國際化道路邁進。
2、經濟放緩前提下資產價值變化分析
在我國經濟發展速度放緩的情況下，我國諸多行業的資產價值會受到嚴重的威脅，資產差值已經成為一個必經之路。在我國的經濟發展速度迅猛之時，我國的房地產也在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著，已經出現了泡沫經濟的嚴重發展趨勢。但是，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速度的放緩，我國的房地產價格得到了控制並有所回落。這也就意味著，在我國的經濟發展速度不斷緩慢下去之時，我國的房地產將出現資產差值的現象。再有如，我國的農業市場，在經濟發展速度放緩的時期，我國的農產品出口量明顯下降，並且回彈期延長。根據相關統計顯示，在2007與2008的農產品出口數量統計當中，雖然我國每月的農產品數量不定，有一定的波動，但是從總體來看，農產品的出事額還是呈上升趨的。而在我國的經濟發展速度放緩以來，我國的農產品出口額明顯得到抵制，整體呈下降趨勢，這也就意味著我國農產品的資產價值在經濟發展速度放緩的同時逐漸下降。
3、我國企業在經濟放緩形勢下的機遇與挑戰分析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速度的減緩，我國經濟實體的資產價值出現了下降的現象。所以，在我國經濟放緩的形勢之下，我國的經濟實體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實現其資產的保值與增值。
資產的保值與增值，從經濟實體的投資者與運營者的角度來說，對於其完成企業的經營目標以及實現企業經營責任制的實施也完善都有著重要影響。其次，實現企業資產的保值與增值對於防止企業資產的流失有著積極作用。另外，只有企業資產價值得到了保全與增長，才有利於企業管理的規范化，也可以對企業經營者的急功近利行為進行有效的約束。充分調動企業經營者的工作熱情，創造更好的企業業績。而我國企業在應對經濟放緩形勢過程中，還存在著一些問題，以至於我國企業很難實現企業資產的保值與增值，下面對我國企業在企業資產保值與增值的過程中存在問題進行分析：
第一，我國一些企業經營效益十分低下，使得企業的資產保值與增值目標很難實現。主要表現在企業的經營成本與經營費用一直居高不下，這對於企業經營效益的降低有著重要影響。其次，企業的各類資源沒有得到優化配置，並沒有將其價值發揮到最大。
第二，我國部分企業的資產流失問題比較嚴重，企業資產保值與增值難以實現。主要表現在，企業的經營機制不能成功地轉換，企業的經營者很難利用企業的資產進行經濟利益的創造。另外，企業經營者的資產保值與增值意識薄弱，不能將其作為企業經營的最終目標。
第三，企業的資產管理制度不完全，企業資產的保值與增值任務的落實有一定難度。
二、我國企業應對經濟放緩，實現資產保值、增值對策分析
在經濟放緩形勢不斷逼近的今天，啟動內需，加大企業資產的保值與增值已經成為了我國企業要採取的重要措施。
1、致力於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
要想實現企業資產的保值與增值，就一定要努力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並且有意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與費用。進行企業資產保值的最基本要求就是在企業的運營過程中不能出現虧損，這也是實現企業增值利益最大化的關鍵方法。資產投資者應當加入到企業的資產管理當中，用心經營，創造企業的經濟效益，通過提高利益來提高企業資產保值的成功率。另外，企業要進行再生產，一定要進行成本補償，而成本補償就是企業進行資產保值的重要基礎，企業進行資產保值，要從成本的核算與管理兩個方面入手。
2、強化企業的內部管理
將資本放在核心地位，對企業進行更為嚴格的內部管理，並同時建立企業激勵機制是進行企業資產保值與增值的重要手段。將資產的佔用與經濟利益的獲得相聯系。佔用資產，就必須要求能夠得到合理性的收入。而這就要求企業內部的資產經營權與收益權要進行嚴格的規范與區別，以資產佔用費與佔用額制度的建立來使其科學客觀化，對資產佔用者的經濟行為進行有效的約束。另外，要將企業的經營者與企業工作人員的個人收入與資產相掛勾，進行一步優化企業資產的配置。
3、盤活資產存量，對資產的配置進行優化
要對企業的資產配置進行優化，最先要做的就是建立一個規范科學的評估方法與資產管理體制。企業資產的重組與資產的流動，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就是把企業的資產進行轉移，轉移到更高效益的領域當中去。利益不高的企業應當將一切手段加以利用，進行資產的二次開發，通過資產的合理轉移與二次開發，企業的資源可以得到重組，得以優化配置，這樣就會促進企業的經濟效益的提高。另外，也可以以產權轉讓為方式進行資金的籌集，使企業的資產得到保值與增值，這也是進行企業資產盤活的有效方法。
4、加強企業財務管理以及企業內部相關制度的建立
企業的資產的增值與保值涉及到經濟利益，換言之，企業資產的保值與增值工作與企業的財務管理工作是分不開的，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影響，互相促進。所以說，進行企業資產增值與保值的首要前提就是進行財務管理工作的加強，同時，企業資產的保值與增值成效也是企業財務管理水平的外在體現。我國的現代企業要加強企業內部各個部門間的相互配合，提高工作默契程度，努力把企業資產的增值與保值工作做到最好。
另外，加強企業內部相關制度的建立對於企業資產的增值與保值更是關鍵。將企業法人的財產權制度進行加強是加強企業內部相關制度的重要內容。在進行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過程中，最先要做的就是將企業產權進行明晰化，把財產權賦予給企業法人，使財產制度更加明確與清晰，職責分明。在我國現有法律法規的條件之下，企業要建立健全本行業與本企業內的資產制度，特別是資產管理方面的具體實施細則，將國家賦予的權利落實到企業與個人身上，讓權利發揮其重要作用。
三、總結
綜上所述，我國的經濟放緩對於我國經濟市場內的各個經濟實體有著一定的沖擊與影響，經濟實體的資產價值發生變化，資產價值下降則需要我國企業進行有效的資產保值與增值。雖然我國經濟發展放緩，但作為強大的經濟體，我國仍然是世界經濟中的先導性力量。希望我國企業採取正確的方法進行企業資產的保值與增值，正確應對經濟放緩趨勢。

⑥ 投資需求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分析

計量經濟學是以一定的經濟理論和統計資料為基礎，運用數學、統計學方法與專電腦技術，以建立經屬濟計量模型為主要手段，定量分析研究具有隨機性特性的經濟變數關系的一門經濟學學科。主要內容包括理論計量經濟學和應用經濟計量學。理論經濟計量學主要研究如何運用、改造和發展數理統計的方法，使之成為隨機經濟關系測定的特殊方法。應用計量經濟學是在一定的經濟理論的指導下，以反映事實的統計數據為依據，用經濟計量方法研究經濟數學模型的實用化或探索實證經濟規律。

⑦ 一帶一路對中國經濟發展有什麼意義

一帶一路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意義：

1、「一帶一路」有利於構築對外開放新格局

我國對外開放歷經由經濟特區到沿海開放城市、再到沿江沿邊開放、最後走向全面開放等幾個階段。受地理區位、資源條件、發展基礎等因素影響，對外開放發展不均衡，總體呈現東快西慢、海強陸弱格局。

受這種對外開放格局的影響，國內經濟發展也逐漸出現一些新情況、新問題，如城鄉市場互補問題、東西部區域市場發展不平衡問題、資源利用與環境保護問題、沿海發達城市與內陸欠發達地區差距問題、市場中的就業問題等。

2、「一帶一路」有利於優化中國經濟發展模式

「一帶一路」計劃有利於我國更好地利用國際市場，優化經濟發展模式，實現由要素引入為主轉化為要素輸出與輸入平衡發展，即在加大資本、基礎設施建設、技術和相關產業「走出去」力度的同時，也加強資源、能源和高新技術引入。

3、「一帶一路」有利於推動我國經濟轉型升級

「一帶一路」戰略通過對外開放，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提高本國商品質量和完善服務體系，發展對外貿易和經濟技術交流，能夠有效促進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具體來說，「一帶一路」為我國東部地區產業轉移和化解過剩產能提供更為廣闊的空間；推動低端製造業的區域轉移；拉動中西部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帶動沿海地區優化外貿結構；擴大與沿線國家的經貿合作；增強電力、高鐵、工程、機械、汽車產業等相對成熟工業的國際競爭力。

最終在與沿線各國的經貿合作與經濟交流中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穩步促進我國經濟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

4、「一帶一路」有利於創新我國參與世界經濟合作的方式

「一帶一路」通過漸進式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資源能源開發利用、全方位貿易服務往來等合作方式，為我國資本市場帶來多產業鏈、多行業投資機會。

通過建設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亞投行及絲路基金，可以進一步擴大沿線國家雙邊本幣互換、結算的范圍和規模，推動亞洲乃至世界債券市場的開放和發展，提高我國金融業務國際參與度和話語權。

這樣既為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拓展空間、擴大迴旋餘地，也減少與發達國家間的貿易摩擦，更有利於沿線各國在互利共贏理念下的優勢互補，最終促進沿線各國經濟穩步發展。

(7)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分析擴展閱讀：

「一帶一路」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

1、有利於「一帶一路」倡議東部地區開放發展。

進入21世紀之後，我國東部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約為10%左右，投資對於經濟增長所起到的作用正在逐漸降低。東盟一直是我國重點合作的對象，在「一帶一路」的建設中，中國與東盟的經貿合作關系自然也是一大飛躍。

而目前，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升級談判也正在進行當中。中國積極推動區域間的經濟合作和政治互信。這毫無疑問為我國的東部地區與其他國家的合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東部地區也應該藉此機會，進一步開放地區體制，積極進行相關的改革，為東部地區下一步的發展掃清障礙。

2、有利於「一帶一路」倡議中部崛起。

自從「十二五」以來，伴隨著中部崛起戰略的推行，我國的中部地區經濟增速明顯提高，地區生產總值同比明顯增長。中部地區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東部地區產業轉移的承接地，因而第二產業佔比提高，投資金額也有顯著提高。

但是考慮到中部地區本身具有的資源優勢，目前的發展趨勢還不能說完全盡如人意，中部地區未來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3、「一帶一路」倡議為西部發展提供重要推動力。

我國正在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力圖帶動西部地區的崛起。經過多年的發展，西部地區的經濟總量有明顯的提高，增速較為平穩。「一帶一路」倡議的實行能夠對西部的經濟發展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我國與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合作日趨緊密，中國與東亞地區的重要資源往來，產品運輸等都必將經由西部地區進出，國家將會在西部構建起一張由公路、鐵路、航空、管道等共同組成的運輸網路，以支撐多方的經濟合作，這也將成為西部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之一。

4、「一帶一路」倡議將為東北地區提供發展的新機遇。

東北地區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中國工業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改革開放以後，東北地區卻失去了曾經的發展勢頭。

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提出後，尤其是新世紀以來，東北經濟雖然有所回暖，但經濟增長依舊不容樂觀，固定資產投資不足，通過「新絲綢之路」的建設，東北將與歐亞大陸完成緊密的對接，東北對外的經濟合作將日趨繁榮，東北也將迎來發展的新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