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歷程可分為哪幾個階段
原始社會,封建社會,半封建半殖民社會,新民主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
『貳』 中國古代經濟發展歷程按朝代先後順序
歷朝社會經濟發展原因一般有：
（l）國家統一，社會安定，政治清明。這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
(2)統治階級注意調整統治政策，推行有利於農業經濟發展的措施，一般有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保障農時、獎勵耕織、抑制土地兼並，充分調動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3）重視水利的興修，西漢武帝時調集幾萬民工治理黃河，東漢明帝時派王景治理黃河。（4）改革生產工具和推廣先進的生產技術。從刀耕火種到鐵犁農耕促進我國古代農業質的飛躍。耬車，曲轅犁，筒車等都極大促進農業的發展。
（5）廣大勞動人民的辛勤勞動。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正是廣大人民群眾的辛勤勞動，才使中國古代的經濟得到發展。
（6）外來移民帶來勞動力和先進生產技術，例如三國兩晉南北朝和遼宋夏金元時期，江南經濟之所以能得到發展主要是由於北方勞動人民南遷，帶去了先進的生產工具和先進的生產技術並與南方人民一起辛勤耕耘的結果。
（7）民族融合加強，各民族間相互學習交流，促進經濟發展。
（8）開明開放的對外政策。
特徵：
先秦：走在世界前列
春秋戰國：封建經濟產生並開始發展
秦漢：封建經濟發展的第一個高峰
魏晉南北朝：南方經濟開始發展
隋唐：封建經濟鼎盛
五代十國：南方經濟趕上北方
宋元：商品經濟發展
明清：資本主義萌芽。
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發展過程、原因和特徵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經濟重心曾發生從北至南、從西到東的轉移。
三國兩晉南北朝以前，中國經濟重心位於黃河流域，特別是關中地區。正是由於該地區在政治經濟上的重要性，使它成為歷代統治者爭奪的對象。因此容易發生大規模的戰亂，這就使黃河流域原本高度發達的封建文明不斷遭到破壞。
特別是東漢末年，北方大規模的戰亂連綿不斷，經濟文化遭受毀滅性打擊，長安洛陽兩大古都幾經洗劫，黃河中下游的高度文明一再受到破壞，人民生活流離失所，出現了「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慘狀。而生產力水平較低的長江流域此時卻獲得了發展經濟的一些便利條件。南方此時戰亂較少，社會相對安定，有利於經濟的發展；
從西晉末年開始，大批北方農民遷居南方，為南方增加了勞動力，也帶來了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南方少數民族和漢族人民的辛勤勞動，也是江南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南方的某些統治者，如宋的劉裕，也比較注意採取措施發展生產。因此南朝時江南的經濟發展水平開始趕上北方，為國家實現政治統一提供了必要的經濟前提，也為隋唐時期封建經濟的空前繁榮准備了條件。
隋唐時期，南北方經濟均獲得極大發展。由於安史之亂和藩鎮割據的發生，北方經濟再次受到嚴重破壞，至唐朝後期，已經出現了「賦之所出，江淮居多」的現象。五代十國時期，由於北方平均十年左右即發生一次大規模的戰亂，而南方戰禍較少，相對安定，大量北方人民遷居江南，補充了當地勞動力；加上許多割據政權的統治者為增強實力，重視發展生產，因此南方經濟又一次獲得發展。
南宋時期，北方為落後的金政權，而漢族建立的南宋政權偏安於東南一隅，使經濟獲得進一步發展。當時太湖流域流傳著「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表明江南的農業生產已經超過北方，完全取代了北方經濟重心的地位。至元朝，為解決「南糧北運」問題，還大力興辦漕運和開辟了規模空前的海運，足以說明南方經濟的重要性。可見，南宋是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最終完成的階段。
1、我國古代經濟重心由北向南這一地域性轉變的發展過程
秦漢時期，經濟中心在關中地區；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經濟中心在關中和中原地區，但淮河流域和江南地區經濟發展較快，南北經濟差距明顯縮小；
隋唐時期，經濟中心仍在黃河流域，但長江流域的經濟重要性已與之接近；
五代十國和遼宋夏金元時期，長江中下游經濟發展快，尤其是南宋時，江南經濟已超過北方，成為全國經濟中心；
明清時期，江南地區不僅是農業經濟中心，也是工商業中心，在這里產生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
2、促進經濟重心轉移的原因 南方自然條件好；北方戰亂，南方相對安定，為經濟發展提供有利的社會環境；北方戰亂，北民南遷，農業勞動力增加，並且帶去先進的工具和技術；統治階級為保證國用，調整政策，重視生產的發展；政治中心的南移 (如南朝、南宋)對經濟中心的南移也有一定的影響。
3、我國古代經濟重心的南移具有三個明顯的特徵
（1）北方人民的大批南遷，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生產經驗，體現了當時生產力發展的最高水平。
（2）南移趨勢往往在國家分裂或封建割據或封建戰亂時期最突出。
（3）政治中心的南移(如南朝、南宋)對經濟重心的南移有一定的影響。
『叄』 國際經濟一體化與我國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歷程
一、經濟全球化的概念
經濟全球化的概念,至今還沒有一個公認的定義。一般說來,經濟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國在全球范圍內的經濟融合。它是世界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其推動力是追求利潤、取得競爭優勢和謀求經濟的發展。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趨勢。隨著全球范圍內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各種生產要素跨國界的不斷流動,使得世界各國經濟聯系越發緊密,成為一個相互依賴的統一整體。經濟全球化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是深遠而復雜的,在提高生產要素的全球配置效率,推動世界經濟的總體增長,促進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的進一步大發展的同時,經濟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在全球范圍內產生了一系列負面影響,帶來了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總起來說,經濟全球化的特徵主要有:(1)生產國際化。(2)貿易自由化。(3)金融全球化。
二、經濟全球化的本質
生產力的發展和不斷深化的國際分工,在客觀上要求打破國家對資源配置的地域限制,要求對生產要素進行跨國家或地區集中生產自己具有或可以實現較大利益的商品,使生產要素配置更加合理,最終將增加產品總量和生產規模,使各國受益。各國在當代經濟交往中,一直在追求經濟一體化。經濟全球化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必然趨勢,它標志著先進的生產方式,是未來社會的經濟基礎。全球資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優化配置。全球范圍內有效的分工協作可以產生新的巨大生產力,而且資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成為可能,從而可以開發最先進的產品,獲得最經濟的成本和最貼近的市場,從而具有最大的競爭力。由此可見,經濟全球化不僅是空間先進方式,而且開辟了人類更先進的生產方式的道路。它就是世界范圍內的市場經濟化,主張在世界范圍內最大限度地減少政府的干預,充分發揮價格和利潤在市場中的作用,建立一種完全競爭的市場模式,而全球經濟通過市場經濟這只「看不見的手」,使各種生產要素或資源在世界范圍內自由流動,從而實現生產要素或資源在世界范圍內的最優配置。
三、經濟全球化對全球經濟的影響
1.經濟全球化與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近十幾年來,全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及其矛盾運動,促進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多方面質變。整個世界的經濟技術水平大大提高,創造的物質財富大大增多。但是,收益分配的不公在加劇,可持續發展受到日益嚴重的威脅,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在加劇。發展中國家的情況比較復雜,但它們的市場經濟模式不同,因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也在加劇。世界經濟不平衡的加劇引發了一股又一股的反全球化運動。這對於改善貧富差距擴大的不合理、不公平狀況有一定促進作用。但要真正改變世界范圍內的分配不公和經濟發展不平衡狀況,主要應靠發展中國家順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制定和實施科學合理的戰略和策略,促進自身經濟的發展。
2.推動了新一輪科技革命的進程,並為世界經濟快速發展提供了物質技術基礎。全球化和區域化都從不同領域和范圍推動了上一世紀已經興起的科技革命進程、全球范圍的電子信息技術應用和區域安排內的科技開發分工。具體表現有三個方面,一是信息技術產業在世界高新技術發展中已成為關鍵。二是全球化和區域化安排實現了高新技術從發達國家向全世界的擴散和轉移。三是以信息技術、生命科學和材料科學為主的新技術將逐步與傳統工農業結合,形成新的產業增長周期。
3.對世界經濟秩序產生深刻的影響。各國、各地區間經濟存在巨大差異的現實狀況使全球化的進程只能是次優安排附加一系列例外。區域化方式雖然基本上解決了體制內的最優安排,但由於它嚴格的排它特徵,使之與非成員之間又形成了新的貿易與投資壁壘。但從總體上和發展進程上,經濟區域化恰恰是經濟全球化的階段性補充,而且在結果上,區域化最終將促進全球化,已有的區域化實踐已經證明,區域化關稅壁壘與非關稅壁壘的逐步消除,擴大了成員間的貿易,其進一步的結果是隨著相互間市場的開放,資本、技術、人力資源等生產要素實現了利潤最大化和最優效率,促進了經濟增長。而生產規模的擴大和經濟的持續增長,必然增加對區域外產品和生產的需求,到這時,區域內經濟就需要跨越區域界限與區域外經濟交流,或者是擴大區域化的范圍以實現經濟進一步發展。
4.全球和地區的產業結構、經濟結構發生變化。全球化和區域化在相關領域引起了革命性變化,實現了產業的重組,並購企業跨越國界、洲界和產業界限,各種虛擬的經濟形式如雨後春筍,虛擬經濟使機械化大工業變得如此渺小。世界經濟全球性和區域性的經濟一體化蓬勃發展,全球化和區域化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正在從根本上改變世界的產業結構和經濟運行結構。為追求貿易與投資便利化,出現了各種區域化與全球化方式,區域化與全球化的不斷發展為貿易與投資提供了相對良好的經濟環境和秩序,從而進一步推動了貿易與投資的發展。隨著全球化的不斷完善,貿易與投資的相互促進將表現得更為充分。區域化和全球化要求金融自由化,也將導致金融風險加劇。為滿足和適應生產與貿易一體化發展的要求,各國普遍在金融領域逐步放鬆管制,開放市場。金融自由化進一步加速了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隨著經濟金融化的不斷演進,國際金融市場規模不斷擴大,金融活動為生產與貿易帶來便利的同時,國際金融的風險也同步增長。相對於軟弱無力的國際金融監管,如果國際金融體制改革不能取得突破性進展,金融危機再次發生極有可能。經濟的不均衡性將會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而更加突出。在全球化中發揮核心作用的發達國家及其跨國企業,以其明顯的競爭優勢,通過資源配置和生產要素重組,將獲得越來越多的利潤和超額利潤,由於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以及新技術革命的深化,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將進一步強化和完善生產國際化,相比之下,發展中國家的戰略選擇與迴旋餘地極為有限。並且,廣大發展中國家普遍未能在經濟全球化中獲益,不平等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體制則進一步加大了南北差距,世界經濟的不均衡性將更加突出。
在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背景下，我國原有的「行政區經濟」，由於條塊分割，無視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已不能適應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要求。於是，出現了跨行政區不同形式的經濟聯合，如經濟技術協作區、經濟協作區等。但這些經濟聯合體，僅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初級形式，並沿襲了計劃經濟條件下以政府為主導的經濟聯合，不符合市場經濟要求，也不能達到區域經濟一體化目的。因此，有必要繼續探索市場經濟條件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模式，達到強化區域優勢或區際間優勢互補的目的，增強區域及全國經濟實力。
參考已建立的國際間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及我國目前存在的各種區域經濟聯合體，國內區域經濟一體化可定義為：在一個主權國家范圍內，地域上較接近或地理特徵較相似的省區之間、省內各地區之間、城市之間，為謀求發展而在社會再生產的某些領域，實行不同程度的經濟聯合與共同經濟調節，形成一個不受區域限制的產品、要素、勞動力及資本自由流動的統一區域的動態過程，它的目的是優化資源配置，實行區域內各地區合理分工，提高資源使用效率，促進聯合體共同繁榮。
經濟協作區是我國目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要形式，它是一種初級的、鬆散的區域經濟組織形式，主要圍繞加強能源、交通及其他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的建設，調整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和企業組織結構，通過大跨度的聯合，促進區域市場的形成和發展。根據行政區范圍大小又分為四種形式：一是省（區）際經濟協作區，即相鄰的若干省、區、市，按照發展市場經濟的需要，在自願互利的基礎上建立的區域合作組織；二是省際毗鄰地經濟協作區，即相鄰幾個省、區、市間的部分接壤地區，按照歷史的經濟聯系和現實經濟發展需要，建立的經濟合作組織；三是省內經濟協作區，根據本省、區的經濟布局和各市、縣經濟發展要求，自願建立的合作組織；四是城市間經濟協作網路，即若乾地域相鄰，或沿海、沿江、沿路的若干城市，在自願互利基礎上建立的合作組織。
城市間經濟協作網路，往往以城市群的形式出現，在區域經濟聯合中起重要作用。城市群是社會生產力和城市化發展到一定水平後，在相鄰地域范圍內，由相當數量規模等級不同、各具特點而又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城市，構成的網路體系。現有的城市群都是各國最主要的經濟發達地區，具有很強的輻射功能，在本國經濟甚至世界經濟中，發揮著樞紐作用。由於它集聚的產業、金融、貿易、科技、信息等力量，在全球經濟活動中具有較大影響，所以它代表國家參與國際分工與國際競爭，日益成為主宰世界經濟活動的主導力量。城市群中的每個城市，都有占優勢的產業部門，它們之間通過生產上的協作與聯系，在共同市場的基礎上形成一體化經濟，從而形成城市群的整體功能優勢，推動城市群的發展，增強國際競爭力。
『肆』 概述中國古代封建經濟的發展歷程
古代中國經濟的發展線索及其特徵 中國的原始農業起源於黃河一長江流域，並首先在中原地區達到較高水平，南宋後經濟重心南移。隨著生產工具的進步，原始社會的刀耕火種發展到簡單協作的耜耕農業；春秋戰國時期，鐵犁、牛耕出現與使用，以家庭為單位、農業與個體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基本定型，並在古代社會一直延續。明清之際雖然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但經濟結構沒有突破性進展。到了近代，耕織結合的小農經濟阻礙了新的生產關系的發展，成為束縛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因素。古代中國的手工業在世界一直處於領先地位，官營手工業代表著當時生產技藝的最高水平。明中後期，在私營手工業里產生了僱傭關系，孕育了資本主義萌芽。早期商業發展繁榮，城市規模與功能不斷擴大，漢唐之際的對外貿易繁榮。明清之際，封建經濟全面繁榮，商業發展出現了新特點。但在重農抑商、閉關鎖國政策下，資本主義萌芽受到阻礙，也失去了對外貿易的主動權，沒有跟上世界大潮流，中國經濟逐漸落後。
古代經濟發展的一般原因 在不同歷史時期，經濟發展的原因雖不盡相同，但從整體上探析古代經濟發展的共性因素，對我們今天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一是政策的因素。歷代統治者制定的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土地政策、賦稅政策，或者一定時期對統治政策進行調整的變法、改革。二是科技的推動。勞動人民改進工具，提高生產技術；興修水利，免除水旱災害；政府推廣優良品種；歷代總結生產經驗的著作可以指導人們直接把先進的技術轉化為生產力。三是人民群眾辛勤勞動。各族人民互相融合，共同勞動，相互學習，提高生產技術。
各經濟部門的地位、發展特點及其相互關系 以家庭為單位、農業與個體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是中國古代社會的經濟基礎。手工業與商業始終是農業的補充，其發展方向與規模一直被歷代王朝控制著。在古代社會經濟中，首先是農業的恢復和發展，在此基礎上手工業發展起來，隨著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城市、商業和對外貿易得到發展，而城市、商業和對外貿易的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農業、手工業的進一步發。在商品經濟繁榮時期和商品經濟繁榮的地方，貨幣經濟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芽並緩慢發展。
小農經濟的發展原因、特點及其啟示 鐵農具的使用、牛耕的出現和普及，是以家庭為單位、耕織結合的小農經濟農耕模式出現的根本原因。在小農經濟模式下，自耕農生產積極性高，同時由於人口膨脹和土地兼並，農民在土地上精耕細作、不斷改進農具和耕作技術，從而提高單位面積產量成為古代農耕的一大特色。這一模式具有內部的穩定性、保守性和排他性，因其脆弱而對新經濟因素產生本能的抵抗，既保障了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促進封建經濟向前發展，又阻礙了商品交換與擴大再生產。手工業和商業是為滿足人民日常生活和統治者奢侈享受而存在的。小農經濟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的經濟基礎，自耕農是國家賦稅的主要來源，為了鞏固其經濟基礎、加強統治，各朝各代的統治者都採取重農抑商政策。統治者通過發展農業、嚴格控制工商業發展，既維護了統治基礎，又掌握了經濟發展的命脈，這一政策把農業與工商業對立起來，阻礙了生產力的變革和商品流通，必然阻礙經濟的發展。
無論是春秋戰國時期小農經濟的形成還是明清之際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都是生產力發展引起的生產關系的變革。明清之際，統治者堅持抑商政策，並推行閉關鎖國政策和海禁政策，使得日益發展的商品經濟受到限制，已產生的資本主義萌芽始終沒有成長為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中國不但內部失去了經濟的活力、失去了科技發展的動力，也逐漸喪失了對外貿易的主動權，終於日漸脫離了世界發展大勢，陷於落後挨打的局面。
『伍』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歷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在中國共 產 黨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社會主義生態文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包括鄧 小 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 澤 東思想的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建立在這些制度基礎上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等各項具體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途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行動指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統一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這是黨領導人民在建設社會主義長期實踐中形成的最鮮明特色。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依據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總布局是五位一體，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根據時代條件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以全新的視野深化了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從理論和實踐結合上系統回答了在中國這樣人口多底子薄的東方大國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使我們國家快速發展起來，使我國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起來。實踐充分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歷史任務，必須准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我們一定要毫不動搖堅持、與時俱進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特色、理論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
『陸』 我國經濟發展歷程
1978年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改革開放。
1979年，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首先開放沿海經濟特區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
1982年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確立。
1984年 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提出。
1986年 全民所有制企業改革啟動
1987年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基本路線提出
1988年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提出
1992年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確立
1993年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1993年 進行分稅制改革
1993年 提出金融體制改革目標
1994年 外貿體制綜合配套改革
1992、1994年 醫療、住房市場化改革施行
1995年 提出「兩個根本性轉變」目標
1996年 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取得重大進展
1997年 「十五大」提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
1999年 明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1999年 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
2001年 中國正式成為世貿組織成員
2002年 「十六大」確定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
2005年，全面取消農業稅。
2006年，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並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
『柒』 論述歷史上我國經濟區域的變化
經濟重心的南移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歷史現象，幾乎貫穿了整個中國歷史。
從遠古至西晉中國北方經濟無論是農業、手工業、還是商業的發展水平都遠遠超過南方，雖然三國時期吳蜀對南方有所開發，但和處在中國經濟中心的魏國比起來經濟實力相差懸殊，因此這一時期經濟重心是在北方的。從西晉末開始，中國南方的經濟發展水平逐步提高，到唐中晚期，南北經濟發展水平基本相同。從唐中晚期至南宋，中國的經濟重心不可逆轉地移到南方。
到南宋時，中國南方的經濟發展水平遠遠地超過了北方，成為了中國新的經濟重心。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種現象呢？原因何在？
1天時：宋朝時候，中國的氣候環境發生了一次巨大的變化，原先氣溫高，降水豐富，自然環境優越的北方開始轉冷。再加上中原地區森林長期被砍伐，因此，北方的自然條件開始惡化。
2地利：從唐中晚期的安史之亂至五代，中國的北方地區戰亂不斷，而南方戰亂少。
3人和：許多中原人南遷，帶去了先進的技術，增加了南方的勞動力。
終上所述，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是從唐中晚期，也就是安史之亂開始，結束於南宋時期。
【詳細介紹】
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主要發祥地，是中國開發最早的的地區，人口集中，經濟文化發達，成為最早經濟中心。但是自安史之亂後,北方因為藩鎮割據、契丹崛起和南侵而備受影響,生產遭到破壞,而南方又相對安定,北方人口開始大量向南遷移,並帶去先進的生產技術,自此,經濟重心開始向南轉移!
(一)發展歷程
1．東漢末年至三國時期，南方得到重點開發。
2．東晉和南朝時期，南方得到大規模開發，南朝末年開始趕上北方。
3．隋唐時期，南方經濟迅速發展，南北幾無差距。
4．五代十國時期，南方經濟進一步大發展。
5．南宋至元朝時期，南方經濟突出發展，完全超過了北方。
6．明清時期，南方經濟重心的地位得到鞏固和發展。
（二）經濟重心南移的重大發展時期
1．從西晉末年「八王之亂」至南朝末年為止的時期。此期，由於北方自東漢末年以來戰亂及少數民族內遷，北方經濟衰退。而江南相對穩定的環境，使北方人民為逃避戰火紛紛南遷，為南方農業生產增加了大批勞動力，特別是帶來了先進的生產工具和技術。他們同南方的漢族人民及山越等少數民族人民共同興修水利，開墾出大片良田。水稻栽培技術有所提高，小麥開始推廣，牛耕得到普及。長江中下游經濟迅速發展，福建、廣東和廣西也得到一定程度的開發。到南朝末年，南方經濟開始趕上北方。
2．從「安史之亂」到五代十國時期。這一時期北方再次經歷了長期戰亂，經濟遭到嚴重破壞，直到後周世宗時才得到恢復和發展，而南方相對穩定，各國統治者為了保存和增強自己的實力，都比較重視農業生產。同時，許多中原人民流遷江南，增加了當地的勞動力。所以，南方社會經濟又獲得較大的發展。
3．以北宋末年的「靖康之變」為轉折點的南宋時期。此期，人民的抗金斗爭阻止了金軍南進，北方勞動人民的紛紛南遷，使南方經濟在原有的基礎上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在農作技術最發達的江浙地區，水田增加，水稻種植面積擴大，產量大幅提高，「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形象地反映了太湖流域地區生產在全國所佔的重要地位。此外，棉花的種植推廣、棉紡織技術的提高、造船技術的進步以及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海外貿易的繁榮，都是北方所不能企及的，這都說明南方經濟已經超過了北方，取得了不可動搖的經濟重心地位。至於元朝開通漕運和海運，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也首先產生於江南地區，進一步說明了這種不可動搖的經濟重心地位。
（三）經濟重心南移的特徵
我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具有三個明顯特徵：
①北方人民大批南遷，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經驗，體現了當時生產力的最高水平；
②南移趨勢往往在國家分裂或割據戰亂時最突出；
③政治中心的南移對經濟中心的南移有一定影響。
（四）經濟重心南移的原因
①北方戰亂較多，南方相對和平穩定；
②北方農民大批南移，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並補充了江南的勞動力；
③江南統治者為發展實力，比較重視發展經濟；
④南北方勞動人民共同辛勤勞動，開發了江南；
⑤南方生產條件和自然環境比較優越。
（五）經濟重心南移的規律：
由北向南從黃河流域轉移到長江流域和江南一帶；由內地向沿海逐漸轉移。
地理：經濟重心轉移的原因還可以從地理角度來認識：氣候影響，宋代以前糧食主要以旱地作物小麥、粟為主，這類作物適宜生長的環境是北方的溫帶大陸氣候。北宋時占城稻傳入，到南宋時成為主要農作物，明朝時產量提高、面積擴大。水稻不適宜在溫帶大陸性氣候下種植，而適宜在江南的亞熱帶季風氣候區內種植，這里光熱條件好，雨熱同期，水資源豐富，水利工程開發好。
江南多以平原丘陵區為主，土層深厚，易於開墾和操作。茶樹、甘蔗、柑橘這些經濟作物更是適宜在江南種植。
北方水土流失嚴重，自然資源遭到破壞，環境惡化，影響了農業生產。這種情況主要是人為的燒毀森林、濫墾荒地造成的，結果造成水土流失，土地面積減少。
交通運輸及對外貿易也促進了江南的發展。
政治：經濟重心南移是當地所在的自然環境與整個社會生產力之間辯證關系發展的必然結果。
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現象的啟示：政局的穩定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統治者對經濟發展的重視程度是其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及時引進、運用最先進的科學技術於經濟建設中是促進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保證。
結合上述原因和聯系有關時事理解，在我國當前的西部開發的過程中，開發與保護生態平衡是辯證統一的道理，應走可持續發展的正確道路。
當前的西部大開發，不是經濟重心西移，而是縮小東西部地區的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重大舉措，體現了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基本原則。
『捌』 循環經濟法在我國及國外的發展歷程
我國循環經濟立法的五大特徵
新世紀新階段，我國以科學發展觀統籌全局，堅持大力發展循環經濟，促進我國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但是，我國循環經濟還處於起步階段，實踐中仍存在不少問題和障礙，迫切需要立法加以解決。
由於我國所處的社會經濟發展階段不同，面臨的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問題不同，循環經濟立法，一方面要總結國內外大量的實踐經驗，另一方面要將時代特徵、中國特色、行業特點和自身特長有機結合，形成有特色的循環經濟立法。
這是邯鋼2007年5月新投產的燃氣－蒸汽聯合循環發電項目。
特徵之一：綜合管理法
國外關於循環經濟的立法，多由經濟專門機構負責，往往帶有很重的單項法的色彩。而我國在立法時，是由全國人大環資委牽頭，協同全國人大法律委、財經委、常委會法工委、國家發改委和國家環保總局的有關部門共同參加法律的起草工作，層次高，立意深，表明我國的循環經濟法並非單一法，而是涉及眾多相關部門的綜合性管理法律。立法的目的是為了實現「投入最小化、廢物資源化、環境無害化」，達到以最小發展成本獲取最大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綜合目的。
與其他國家循環經濟法的發展歷程相比較，能更清楚地了解我國循環經濟法的這一顯著特徵。如日本的循環經濟立法從孕育、產生到不斷健全和完善，都體現出了明顯的環境保護色彩。1994年，日本內閣制定環境基本計劃，首次提出「實現以循環為基調的經濟社會體制」。《環境白皮書》提出「環境立國」的新戰略，將環境保護提到了國家戰略的重要地位。盡管已經做出上述努力，但是由生產和消費產生的廢棄物仍然是日本面臨的主要國內問題之一。為此，在1996年的《環境基本法》之下，日本於2000年召開「環保國會」，參眾兩院表決通過和修訂了《促進資源有效利用法》等多項法規，並相繼頒布實施了廢棄物處理、資源有效利用、政府綠色采購以及涉及容器包裝、家電、建築材料、食品和汽車再生利用等八部專門法。顯而易見，日本的循環經濟立法起源於廢棄物問題，以解決環境污染問題為目標，旨在解決整個社會發展進程中面臨的環境問題，基本上是以環境保護為中心的法律。
特徵之二：減量化優先的全過程治理法
由於發展階段的不同，發達國家的循環經濟立法多強調資源化，強調環境保護。而我國循環經濟立法遵循「減量化是循環經濟第一法則」的要求，重點強調「減量化」，從而保證在發展的源頭上實現資源節約，在發展的過程中實現多重利用，在發展的結果里實現綜合效益。
德國的循環經濟立法與實踐在世界上廣受好評。該國礦產資源並不豐富，經過工業化的大量消耗，不可再生的礦產資源所剩無幾。與此同時，大量的廢舊物資，如廢鋼鐵、老舊汽車、廢家電等卻「堆積如山」。這在客觀上要求對廢棄物進行再生利用，以降低經濟發展的成本。此外，由消費帶來的日益增加的垃圾（包括工業和消費領域的廢棄物），也成為德國面臨的最大國內環境問題之一。到上世紀中後期，德國意識到，簡單的垃圾末端處理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於是，德國在1996年制定了《循環經濟和廢棄物管理法》。該法的目的是徹底改造垃圾處理體系，建立產品責任（延伸）制度，要求在產品的生產和使用過程中盡量減少垃圾的產生，在使用後要安全處置或重新被利用。因此，德國的循環經濟立法是由垃圾問題而起，重點是「垃圾經濟」（3R和最終安全處置），並向生產體系（企業）中的資源循環利用延伸。
我國目前正處在工業化加速發展階段，不僅面臨因人口增加和生活水平提高而來自消費環節的大量廢物問題，更面臨由於經濟高速增長中生產經營粗放、資源能源利用效率較低、污染產生排放嚴重所引發的資源環境問題。我國的循環經濟立法將著力解決能耗物耗過高、資源浪費嚴重、前端減量化潛力大的問題，實現資源的高效利用和節約使用。為此，我國循環經濟立法遵循：發展循環經濟應當在技術可行、經濟合理和環境友好的條件下，以減量化優先為原則的指導思想開展工作。
減量化優先原則與再利用和資源化優先原則相比，包括了生產、流通和消費領域內所有的減量化活動。比如，不僅對「減量化」有一些原則性的特殊規定，還分別對「生產過程中的減量化」和「流通、消費過程中的減量化」提出了具體要求。同時，也提出要在「減量化」的前提下，做到「再利用和資源化」。可以說，這是一部減量化優先與資源綜合利用相結合的全過程治理法。
特徵之三：既有總體框架，又重點突出
我國的循環經濟法既有一般綜合法的框架，又突出主要工業行業和重點企業，著力解決影響我國循環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比如，考慮到我國目前正處在工業化加速發展的階段，鋼鐵、有色金屬、煤炭、電力、石油石化、化工、建材、建築、造紙、紡織、食品等主要工業行業資源消耗高，資源利用效率低，污染物排放量大，其中的大企業在資源消耗中又占很大比重，在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抓住了這些重點行業的重點企業，就等於抓住了資源節約和循環利用的關鍵。因此，我國循環經濟法專門設立了重點企業管理制度，明確提出節能減排的強制要求，並定期進行審核。
可見，從實際出發，突出重點，著力解決主要矛盾，是我國循環經濟立法的重要指導思想之一。
特徵之四：法律文本與配套法規有機結合
我國的循環經濟法既要普遍適用於全國不同地區，又要涵蓋從資源開採到廢物最終處置的整個經濟過程，還要突出重點行業和企業，因此，在循環經濟法立法的同時，將會同有關部門研究制定與之配套的政策、法規、規范、制度、標准、技術支撐體系，為我國循環經濟的科學發展提供法律依據、技術保障和行為規范。
目前，已出台的配套文件中，關於基本制度的有11項，關於減量化的有24項，關於再利用和資源化的有10項，關於激勵措施的有16項。其中，與統計、標准等基本制度相配套，與國家質檢總局職責相關的有30多項標准，主要涉及節水、節材、可再生資源、廢舊產品及廢物的回收利用等四個領域。僅節水領域就涉及到《用水單位用水計量器具配備和管理通則》、《水嘴用水效率限額及等級》等10項配套文件。與評價和考核制度相配套的《循環經濟評價指標體系及其考核規定》，由國家發改委會同統計局、環保總局等有關部門正在研究制定中。眾多配套的規定、辦法、標准、規劃與循環經濟法同步實施，保證了法律條文的嚴肅性和可操作性。
特徵之五：制度安排十分完善
我國的循環經濟法，為循環經濟的健康發展設立了八項基本制度。第一，建立循環經濟規劃制度，明確政府績效評價考核和鼓勵、限制或禁止措施的具體要求。第二，建立循環經濟評價指標體系和考核制度，杜絕一些地方重經濟增長、輕資源和環境保護的做法。第三，建立循環經濟的標准、標識、標志和認證制度，規范政府評價循環經濟發展狀況的依據和手段。第四，建立以生產者為主的責任延伸制度，明確生產者應依法承擔其產品廢棄後的回收、利用、處置的責任。第五，建立對重點企業資源節約和循環利用的定額管理制度，加強對鋼鐵、有色金屬、煤炭、電力、石油石化、化工、建材、建築、造紙、紡織、食品等主要工業行業的高耗能、高污染企業的監管。第六，完善產業政策制度，規范和引導符合循環經濟要求的產業發展，限制高消耗、高污染行業的發展。第七，建立政策激勵制度，調動各行各業的積極性，鼓勵走循環經濟的發展道路。第八，建立明確政府、企業和公眾責任的有關制度，以在生產、流通、消費各環節中，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企業的主體作用和公眾的參與作用，形成推動循環經濟發展的整體合力。
以上八項制度准確地把握了我國發展循環經濟的本質要求，確保權責明確、行為規范、監督有力、高效運轉，體現了激勵和約束兩方面的機制和措施，為循環經濟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法治經濟提供了制度保障。
循環經濟（cyclic economy）是指在人、自然資源和科學技術的大系統內，在資源投入、企業生產、產品消費及其廢棄的全過程中，把傳統的依賴資源消耗的線形增長的經濟，轉變為依靠生態型資源循環來發展的經濟。
傳統經濟是「資源－產品－廢棄物」的單向直線過程，創造的財富越多，消耗的資源和產生的廢棄物就越多，對環境資源的負面影響也就越大。循環經濟則以盡可能小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成本，獲得盡可能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從而使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過程相互和諧，促進資源永續利用。 因此，循環經濟是對「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傳統經濟模式的根本變革。其基本特徵是：
在資源開采環節，要大力提高資源綜合開發和回收利用率。
在資源消耗環節，要大力提高資源利用效率。
在廢棄物產生環節，要大力開展資源綜合利用。
在再生資源產生環節，要大力回收和循環利用各種廢舊資源。
在社會消費環節，要大力提倡綠色消費。
循環經濟即物質閉環流動型經濟，也被稱為經濟（或產業）的生態化轉型。即在人、自然資源和科學技術的大系統內，在自然資源投入、企業生產、產品消費及其廢棄的全過程中，不斷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效益，把傳統的、依賴資源消耗性增加的發展，轉變為依靠生態資源循環來發展的經濟
『玖』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歷程對我國經濟發展有什麼啟示
發展是當代世界的主題，也是當代中國的主題。歷史的經驗值得借鑒。回顧發達國家在發展中所走過的歷程，可以給我們帶來很多啟示。
一、抓住機遇，走新型工業化道路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任何國家的發展，都不可能也沒有必要一切都從頭走，後起的國家通過大力吸收先進國家已有的經驗和成果，根據當時的國際環境和自身的特點，選擇適合本國的發展道路，完成可以實現跳躍式發展。
當英國工業革命從18世紀中葉全面展開時，美國只是一個剛剛在政治上擺脫英國殖民統治的國家。長期的殖民貿易造成了美國商業資本主義的發展，並在國內資本結構中占據統治地位。而在製造業領域，由於前宗主國的限制束縛，美國十分落後，直到19世紀初期，美國經濟對英國的依賴程度依然相當強，主要出口自己豐富的農產品，進口英國的工業製成品，基本上還是英國的一個原料供應地和商品銷售市場。由於勞動力匱乏，美國對機器的輸入懷有濃厚的興趣。同時，英國企業主在國內製造業市場基本飽和的情況下，為了尋求更大的市場，不惜打破政府的技術保密規定，向外輸出機器設備和工藝技術，這也為美國引進技術創造了條件。在輸入、仿製英國技術的基礎上，美國大力推進發明創造，獨立發明、設計和製造機器愈加成為主流。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815年誕生的機床，是美國工業革命對世界工業發展的特殊貢獻。因為機床的發明和通用部件的使用，美國工業革命帶有自己的特點，即機械製造業較為領先，克服了對英國的依賴，機械化生產普及比較迅速。
作為後發國家，德國的工業一開始便建立在電氣基礎上，集中精力投資於電氣、化工、煉鋼、光學等最新科技部門，並占據遙遙領先的位置。德國善於學習、引進外國的先進科技，將其轉化為生產力。19世紀許多重大科技發明都是首先在英國開花，卻率先在德國結果。在學習、引進的過程中，德國形成了基礎理論研究、應用科學研究與生產過程有機結合的機制，大大縮短了科技轉化為生產力的周期，使得德國的工業革命較老牌的英、法具有速度快、周期短、內容新、程度徹底、范圍廣泛等顯著特徵，成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中心之一。
當前，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浪潮席捲全球，資本、技術等各種要素資源在國際范圍內大規模流動，使各國的經濟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經濟全球化可以促進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為各國經濟實現優勢互補和不斷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我國的發展決不能重走西方發達國家的老路，必須從國情出發，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走新型工業化道路，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的路子。
二、加強宏觀調控，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
上世紀30年代，西方世界經濟大危機，證明了私有制經濟能夠取得較高的局部效率，但是不能確保整個制度結構出現高效率，這就在客觀上提出了在整個社會范圍內實行經濟計劃的要求，以適應日益發展的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二次大戰之後，西方逐步放棄了自由放任的傳統經濟思想，走上了政府幹預經濟的道路，通過實行宏觀政策來實現充分就業、價格穩定、持續增長、國際收支平衡等經濟目標，資本主義體制經過自我揚棄，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美國是最早對經濟實施政府幹預的國家之一。1932年羅斯福上台後，摒棄了自由放任主義的傳統原則，運用國家政權的力量干預經濟和社會生活，在財產佔有形式、生產調節方式、生產管理體制等方面向更高層次調整，為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開發了較大的空間。作為政府大規模干預經濟生活的實驗，具有深刻的長期影響。二次大戰以後，美國的經濟實力達到鼎盛，實施宏觀經濟調整，更多是採用間接調控的方式。當經濟出現蕭條時，政府通過擴大開支、減稅和降低銀行利率等方式來刺激需求，促進經濟繁榮，而經濟過度膨脹時，則以減少政府開支、增稅和提高利率等措施以防止過熱。美國根據不同時期經濟發展狀況，有目的地調整部門結構，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如在戰後至上世紀50年代，主要是推動發展港口、鐵路、公路、煤炭和鋼鐵等部門，在60年代，重點是加強專業化調整，擴大產品規模，提高產品競爭力；70年代中期以後，主要是推動傳統工業結構向新科技產業結構方面轉移和發展。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成立於1949年9月，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政府遵循有限干預的原則，總體計劃調節和對企業的生產性干預程度較低。在經濟和社會政策方面推行「社會市場經濟模式」，以自由競爭為核心，以市場經濟為基礎，將其經濟納入世界經濟體系，推向國際自由競爭，國家通過政策法令，為競爭制定規則，保障它得以公平進行。但也強調國家對經濟生活實施一定程度的干預，以保證市場的有效競爭。國家實施干預主要採取符合市場規律的手段，通過貨幣、信貸、財政、稅收和外貿政策進行總體調節，但必要時，為了政治和社會的穩定，也會採取行政措施，一些涉及國計民生的重要經濟部門，如農業、鐵路、城市交通、郵政、住房建設等，受到國家保護，完全不參加或者只是部分參加競爭。聯邦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較好地兼顧了「效率」和「公平」兩大困擾人類發展的難題，它同其他各種因素一起，推動聯邦德國經濟較快發展。1950年，聯邦德國的經濟已經恢復並超過戰前水平，開始進入快速增長時期。從1951年到1971年，聯邦德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6.1%，增長速度僅次於日本。
發達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實施宏觀調控是保障和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但如何確定干預的程度，卻不可能有一個現成的答案。根據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和全球經濟發展態勢，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創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模式，是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
三、推進多元競爭，增強經濟活力
二次大戰之後，發達國家經濟出現了「混合經濟」體制，國有經濟不再為計劃經濟國家所獨有，在巨無霸型企業大量涌現的情況下，小企業仍有充分的發展空間，多元競爭使經濟發展保持旺盛的活力。
雖然大部分西方國家的國有經濟所佔的比重不大，但大多集中在基礎經濟部門和國民經濟的關鍵部門。因為隨著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發展，電子、核能、宇宙航行、海洋開發等技術獲得長足發展，但是建造這些巨型新興企業需要巨額的投資，而私人資本能夠承擔的資本數量可能不足。此外，為了發展經濟和保障社會再生產的順利進行，需要從事大規模基礎研究和尖端技術研究，這類工作所需的投資回收期長，短期無利可圖，並擔有很大的風險，私人資本一般不願意作為個體進行投資。再者，諸如電力、通訊、鐵路等公共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是整個社會和生活運轉的基礎，關繫到國計民生，對社會擴大再生產有重要意義，但是他們一般都是投資大、收益小，而且本身具有社會性、全國性和整體性的特點，不適合私人經營。
西方國家發展國有經濟，不僅有助於實現政府宏觀調控目標，而且能保障居民對公共產品和服務方面的需求得到滿足，但他們一向反對將生產資料全部國有化，國有化僅限於極其有限的領域，強調多元化競爭，出現了生產集中與分散兩種趨勢並存的局面，小企業成為經濟生活中一支最具活力的力量，所創造的產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一直佔到4050%。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從生產力的角度看，由於生產的社會化、專業化、協作化的高度發展，使社會分工越來越細，任何一個企業都不可能也不必要包攬所有的生產工序。為了提高經濟效益，越是規模巨大的企業，所需要協作生產的小企業就越多。其次，消費需求已從大批量、單一化轉向小批量、多樣化，而小企業靈活性強，對市場反應迅速，適應了消費需求的變化。再次，為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西方國家採取了一系列反壟斷措施，給小企業創造廣闊的生存與發展空間。
『拾』 我國會計的發展歷程
西周時期
有了會計立法的雛型：周朝中央政府設立了會計主管官員———「司會」一職,它是會計的最高長官,主要職責是利用賬冊、數字、公文、戶籍、地圖等文件中的副本,考核各級官吏的工作,並檢查、聽取他們的會計報告.
戰國時期
由魏文侯李俚所編纂的《法經》,史稱為我國最早的成文法典,其中就有許多與會計有關的條款,最重要的是它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就會計賬簿及安全受法律保護的問題做出了明文規定.此外,在《賬法》、《雜法》等條文中,還對會計憑證、會計印鑒、倉儲保管及度量衡等技術方面也規定有具體條款.
秦代
法律中涉及到會計方面的規定就更加具體.如在《效律》中就嚴格規定了會計人員必須廉潔奉公,賬實相符,記載准確,計算無誤等要求.同時還對會計交接、財物損耗等問題作了具體規定.
漢朝
對於會計賬簿的設置與分類,會計簿籍的登記方法,會計計量單位與盈利的計算,會計憑證、會計報告、財物的保管與盤點等方面作了規定,初步形成了一套較完備的制度.如在《上計律》中就具體規定了「上計簿」的撥出程序與時間,嚴令對上報不及時或者不實者治罪.
唐宋時代
史稱中國封建經濟發展的鼎盛時期,在會計方法的發展上產生了奠定當今賬戶結算余額原理的「四柱清冊結演算法」,在會計機構的設立上又設立了專司審計的機構———比部.在會計立法方面亦更趨完善,不僅規定對違反會計制度的人給予較嚴厲的處罰,而且限定凡屬經濟報告上隱漏重復,收支不實者均從嚴治罪,甚至在有關條文中還規定了會計報告的格式及書法譽寫要求.
元、明、清時期
在當時的一些重要法典中,對會計制度均有相應的規定,並較之前朝更加具體與完善.
辛亥革命後
由於對外政治與經濟交往范圍的擴大,西方成功的會計理論與實務大量傳入中國,推動了會計工作法制化的進程.1915年3月,北洋軍閥政府參議院通過了我國歷史上的第一部比較完善的《會計法》,共九章三十六條,史稱為「民三會計法」.後來,又陸續頒布了一些專業會計法規,但後因袁世凱倒台,北洋軍政府內部分裂,全國發生軍閥混戰事件,致使其未起到應有的作用.1935年,國民黨政府也頒布了一部含十章一百二十七款的《會計法》,其內容詳盡,分項說明具體,加上後來於1945年頒布的《會計師法》,對於當時規范會計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新中國成立
財政部於1949年12月設置了管理全國會計工作的專門機構,會計立法工作逐步展開.在50年代到60年代早期,主要以財政部的名義頒發了一系列行業性的會計制度,形成了一套較為完善的會計操作法規體系.
八十年代
發展經濟、改革開放的政策加快了會計法制建設的步伐.1985年元月21日經第六屆人大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並於同年5月1日起正式實施的《會計法》的頒布,標志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關於會計工作基本法律性文件的誕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給會計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課題,有必要對構成會計法制體系基礎的《會計法》進行調整.
九十年代
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屆人大五次會議做出了《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的決定》,修改後的《會計法》,實施范圍擴大,會計工作地位與作用突出,更適應我國會計自身改革及在具體事務處理上與國際通行慣例相接軌的需要；還在企業股份制改造,轉換企業經營機制,轉變政府職能,強化經濟的宏觀調控等方面充分發揮會計的作用,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證.1999年10月31日,九屆人大十二次會議再次修訂了《會計法》,其具體條款的規定更加適合經濟發展對會計改革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