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經濟發展史

Ⅰ 歐盟的形成與發展對世界和歐洲的影響

經濟上：強化了歐洲各國之間的經濟關系，增強了歐盟對外的經濟競爭力，提高國際版經濟權合作水平，使國際經濟競爭變得更加激烈。
政治上：增強了歐盟各國在世界中的影響了，強化了世界多樣化趨勢的形成與發展，有利於抑制美國搞單極世界圖謀。
文化上：經濟政治決定文化，文化是經濟政治的反映。經濟聯系的密切使得歐盟各國文化上相互交融，有利於世界文化的傳播與發展。
安全上：強化了歐洲各國經濟聯系，使歐洲各國經濟相互融合和滲透，總體看有利於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但可能同時也可能增加了各國經濟的風險。

Ⅱ 歐盟的發展對世界經濟有什麼影響

內容提要：歐元誕生時，各國都對它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進程中的地位，以及它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作了大量樂觀、正面的肯定與闡述，如今隨著歐元經歷過的風風雨雨，不同的聲音出現了。本文從歐元法律地位的穩固性、新千年世界經濟發展橫向角度的三個主要方面以及它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等作了簡要分析。

關鍵詞：歐元 經濟發展 外經貿

一、歐元的法律地位及其保障框架的穩固性

究竟應當怎樣看待本世紀末歐洲十幾個工業國家的這一貨幣改革?在新千年初始的世界經濟發展中，歐元究竟將會以弱幣還是以強幣來發揮作用?人們談論這一問題時，較多的是從貨幣市場上歐元的瞬間或短期變化就匆忙作出結論，而我認為探尋這一問題的答案的基點必須首先考察歐元法律地位的穩固性。換句話說，應當從較長的一個時期去加以考察。可以說，歐元一誕生便具有合法的很難動搖的法律地位，歐洲中央銀行同樣亦具有明確的法律上的完整獨立性。

首先，歐元作為歐洲委員會一系列條約保護與催產下的產物((即從1992年2月7日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到1997年6月16—17日的《阿姆斯特丹條約》所包含的三個重要文件(《預算穩定和增長公約》、《歐元的法律地位》和《新貨幣匯率機制》))，這一系列的法律文件至今並沒有受到現有11國中的任何一國政府的質疑或動搖。當時規定的歐盟成員國進入單一貨幣區必須達到的經濟、金融方面的五項標准，即通貨膨脹不超過三個最低成員國平均數的1．5％；預算赤字不超過本國當年GNP的3％；國債累計不超過本國當年GNP的60％；長期利率不超過三個最低成員國平均數的2％；各國貨幣匯率穩定在規定的浮動范圍內等等也並沒有因今天的石油沖擊而被質疑或動搖，因此，可以說歐元幣值的穩定是由法律框架約束的政策所確定的。這里必須指出的是，無論從歐元區建立與推出的歷史與理論的考察，還是從歐盟各國經濟發展的現實考慮，歐盟都決不會因某個成員國的獨自利益而允許背離或破壞集體經過近40年的努力才達成的一致，也不會允許採用歐元貶值的方法去爭取有限的促進出口與經濟增長。

其次，還必須提出的是，歐洲中央銀行的獨立性也絲毫沒有受到質疑或動搖。歐洲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在(馬約)中作了這樣明確的界定：歐洲中央銀行、歐洲貨幣聯盟內的所有成員國中央銀行及其決策機構的成員不得向任何歐共體機構、組織、成員國政府以及其他機構尋求或接受指令。為了保證中央銀行能夠獨立地執行政策，保證其獨立性，各成員國政府還必須採取相應的措施，建立必要的法律框架，同時，《馬約》還禁止歐洲中央銀行為成員國政府財政赤字提供資金融通。從制度構架上看，歐洲中央銀行由兩個層次組成：一是中央銀行本身，具有法人身份；二是歐洲中央銀行體系，因此在《阿姆斯特丹條約》中又明確規定，歐洲中央銀行是獨立於各成員國的機構，不受各國政府的監督，它有權制訂歐盟的貨幣政策，控制歐元利率、歐元投放量和負責歐元的日常匯率管理等等。

很明顯，歐元目前幣值走弱的種種表現都沒有影響到歐元的上述法律地位。有理由確信，歐元作為強勢貨幣的基礎並沒有被動搖。換句話說，當前歐元在市場上的疲軟表現只是它在成長過程中經歷考驗的正常表現而已。

二、歐元對世界經濟影響的橫向考察

歐元對世界經濟影響的縱向考察可以從對世界貿易、全球投資以及世界金融體系的影響等等角度進行，本文則側重於橫向的考察。為了明了起見，我們從區域角度分成歐洲(主要是歐盟本身)、美國、以及亞太地區發展中國家三個部份。對於世界經濟而言，1999年是兩年前亞洲危機之後的一個轉折點，在美國經濟繼續走強(年增長率達3．7％)、亞洲經濟(包括1990年代以來持續不振的日本經濟)終於復甦，以及歐盟經濟由弱轉強的帶動下，顯示出明顯的復甦態勢。

1、歐元對歐盟各國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首先我們看一下歐元啟動對歐元區成員國的一般效益。歐元作為區內單一的貨幣啟動後，首先將使區內各成員國因貨幣不同而帶來的貿易障礙從根本上得到消除，從而使歐盟大大增強自身金融體系的整體聯動能力，能更有效地對付金融危機和國際投機家的沖擊，促進歐盟區各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其次，單一貨幣消除了各國間的匯率差異，從而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由於成員國之間的貿易由對外貿易轉為內部貿易，不但手續簡化，而且還加快了資金形態的轉換速度，既節省了貨幣兌換費用，也不再遭受貨幣波動風險。不同貨幣匯率差異消失也有效地降低了商品價格，又相對擴大了成員國居民的購買力，有利於刺激經濟增長。第三，歐元的啟動有利於歐盟大銀行業競爭力的提高。由於匯率消失，一方面各成員國相互間的貨幣兌換匯兌業務收入將不再可能，導致銀行收益率下降。另一方面，歐元區各國銀行因經營歐元而大大提高了金融產品和銀行服務價格的透明度，使歐元區客戶可越出國界和地區，自由選擇服務優良、價格便宜的銀行，使歐盟銀行間的競爭更趨激烈，這顯然有利於歐盟大銀行業的兼並、集中，從而以更大銀行去與聯盟區外銀行業進行競爭。

當然，更主要的影響則是體現為對歐盟各國經濟發展的直接促進上。歐盟近幾年的經濟發展態勢顯然與各國近年來採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是分不開的，例如各國普遍重視了科技進步、注重知識經濟的發展以及把抑制通貨膨脹和刺激消費作為經濟穩定發展的主要目標等，但是，各國為了歐元啟動而採取的一系列經濟標准達標的宏觀調控活動，則是起了最直接、最關鍵的作用，可以說，如果失去了歐元單一貨幣目標的激勵，各成員國將無法協調一致地共同對付通貨膨脹、預算赤字、國債、長期利率以及各國貨幣匯率等方面的難題，那麼，歐盟各國的經濟共同發展當然也就無從談起了。因此，從這一意義上可以說，歐元的啟動已經成為歐盟經濟發展的巨大拉動力。

2、歐元啟動對美國經濟的影響

二戰以來美國經濟一直是世界經濟的火車頭，進入如年代，在經過10年增長後，仍基本保持高增長、低通脹的態勢，各種金融市場的回報也仍十分誘人，其經濟持續增長潛力令人矚目。從當前經濟運營看，下述幾個主要指標仍然良好：一是經濟增長勢頭依然強勁。到2000年10月，美國經濟已連續增長115個月，未出現周期性波動，而且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消費支出及企業固定資本投資作為內需擴大的主要拉動力。二是通脹率、失業率控制在穩定發展相適應的水平內。近年來美國的通脹率一般都在2％以下，失業率都在4．5％以下，均接近30年來的最低水平，這比起OECD組織內的其他國家來說，確是令人欽羨的局面。三是知識經濟的貢獻率提高，經濟發展的後勁增大，目前以信息技術為主導的知識產業已成為美國最具活力的產業，並將可能主導美國進入知識型經濟。四是美國經濟大規模對外投資，全球化利益分享多多。從90年代開始至今，美國在對外直接投資方面達到了一個空前規模，據不完全統計，已超過1萬億美元。

但是，一方面我們要看到美國經濟在繼續發展中已經在逐漸積累起阻止、抑制、損害這一增長的各種不利的因素，例如潛在的通貨膨脹危險就不可小視，因為這種局面最終取決於勞工市場、工資、勞動生產率、利潤、失業率等等要素的相互力量對比，而這些方面都開始在醞釀沖突；又如美國經濟中的股市泡沫，如美國在線(AOL)的市盈率高達233倍，總是難免令人抱著疑慮的目光；國際貿易中的巨額逆差(到1999年底，逆差已佔美國當年GDP的2．8％左右)，其他如各種債務(1999年美國家庭債務已達當年可支配收人的98％)等等，這一切都是十分嚴重的問題。另一方面，美元的中心地位很快要受到歐元的直接挑戰。不少國家預測最終將出現4：4：2的世界金融貨幣體系(即美元：歐元：日元)，這將會使美國經濟上述的各種有利因素大打折扣，卻使不利因素可能加劇積累，因此，歐元對美國經濟的影響確是不容忽視的。

3、歐元對亞太地區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影響

世界經濟持續增長需要各種動力源泉，其中亞太地區發展中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是十分重要的。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1999年世界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率可達3．5％，高於上年的3．2％。這里首先是亞洲國家紛紛走出金融危機的重圍，並且先後步入迅速復甦的軌道。其中，韓國又出現了9甲。的增長率，新加坡、泰國、菲律賓和馬來西亞也分別在3-5％之間，中國也以7．8％的增長率為世界經濟的持續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那麼，歐元啟動對未來亞太地區發展中國家在經濟中的貢獻會起什麼影響呢?

首先，歐元作為一種交易貨幣和儲備貨幣將為發展中國家經濟提供重大的發展機遇。世界各國對國際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的選擇主要取決於該貨幣所賴以支持的經濟體的相對規模及該經濟體在世界貿易中所佔份額的大小。在目前全球經濟中，美元佔世界外匯儲備的60％以上，以美元結算的出口達48％。由於缺乏與美元抗衡的貨幣，國際儲備和貿易結算都不得不主要依靠美元。在世界貿易總額中，歐盟(已剔除歐盟內部貿易)為1．9萬億美元，佔34．3％，美國為1．7萬億美元，佔18．3％，前者大大高於後者的比例。在歐元啟動後，各國央行將進行外匯儲備調整，有人預計經過一段時期，歐元儲備會大大增加，大約會佔40％，世界貿易也將有30％-40％以歐元結算。從這個角度上說，歐元將改變美元壟斷全球外匯儲備的局面。

其次，歐元啟動使亞太地區發展中國家獲得又一個重要的資金簿措市場與投資市場。貨幣作為一國主權象徵之一，對亞太地區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十分重要，作為國際投資貨幣，歐元啟動使它們獲得又一個重要的資金籌措市場與投資市場，這是十分寶貴的市場與資本資源。據1998年資料，歐盟國家發行的債券、股票和銀行資產市值就已超過27萬億美元，超過美國資本市場當時的23萬億美元。隨著歐元正式啟動，有美國專家估計將有 5000-10000億美元的金融資產從美元轉成歐元，這樣，全球以歐元為單位的金融資產將達30％—40％，美元金融資產將降為40％-50％。在證券投資方面，美元所佔份額已由1981年的76％降為目前的40％，歐元則同期從13％上升至37％。由此可見，在歐元正式啟動後，隨著歐元資本市場啟動的深度、廣度和流動性的增大，世界金融市場的變化會更加鼓舞人心。

再次，為全球貨幣體系與世界金融制度改革提供了示範效應，從而為亞太地區發展中國家在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方面提供了重要保證。發展中國家已經逐步認識到單個國家不足以對抗投機資本，因此，可能以區域性金融進行模仿，這也意味著歐元崛起以後可能出現國家貨幣的區域化強化的趨勢。如東盟各國都同意將貿易往來中的美元支付改由成員國貨幣支付，並考慮建立一個中央清算銀行支付彼此欠款，以解決成員國貨幣轉換問題。這就可能發展成為一種貨幣同盟，從而產生一種新的區域性貨幣。

歐元對於世界金融體系的影響也許還有其他許多方面，但毫無疑問，歐元的問世必將打破原有的國際金融格局，在促使世界金融新秩序的逐步建立的同時，使亞太地區發展中國家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追求與斗爭有了堅實的基礎。

三、歐元對中國外經貿發展的雙重影響

研究歐元產生對中國外經貿發展的影響以及由此產生的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十分重要。

1、歐元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商機

探討歐元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提供的各種機遇，應當特別注重從中國企業進入歐盟與歐盟區企業自身對外擴張兩方面去把握。一方面，從中國企業進入歐盟區進行經貿、生產、投資活動看，首先是人民幣對歐元的匯率優勢將擴大中國對歐盟的貿易順差。由於未來的歐元走向是一個強勢貨幣，在人民幣匯率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我國對歐盟將存在匯率上的相對優勢，它使我國出口商品在歐盟國傢具有價格上的競爭力，所以我國對歐盟貿易的盈餘將逐步擴大。其次，從長遠看，歐元的使用將減少中國與歐盟結算的復雜性，節省成本、降低風險，擴大貿易，使企業長期發展計劃變得更加安全、穩定。而且，隨著歐盟區的就業與經濟增長率提高，歐元成員國的市場容量也將隨之擴大，這就使中國商品在歐元區市場的廣度和深度都得到極大拓展空間。第三、歐元啟動有利於改善中國外匯儲備結構。目前我國1547億美元(1999年12月底數)的外匯儲備中，美元約佔60％，日元約佔13％，以德國馬克為主的歐幣約佔15％，確實對美元的依賴性太高。隨著歐元的啟動，我國依據貨幣的穩定程度及實力變化，可適當增加歐元在外匯儲備中的比重，實行儲備資產的多元化，從而分散風險，避免損失。第四、歐洲資本市場的統一為我國籌集資金提供了便利。歐元啟動後，歐元資本市場本身就是一個統一的大市場，尤其是債券市場將全面呈現出金融交易成本低，資本市場容量大和較低利率政策的特點。特別是中國加入WTO後，中國企業和金融界可充分利用這個市場為企業發行歐洲債券和股票，以籌集低成本的資金。

另一方面，從歐盟自身的各國企業向外擴張來看：隨著歐元的實施，歐盟的綜合實力與歐盟經濟的國際競爭力都將得到提高，歐盟有可能在亞太地區更大的范圍內，其中包括在中國市場上與其他國家展開角逐和競爭。這是因為歐元的出現，不會立即對歐盟的產業結構調整產生影響，其高福利、高稅收政策和高生產成本也不是歐元能一朝加以解決的問題，而且，歐元也不能改變資本追逐利潤的規律。因此，在歐盟當前企業兼並浪潮的同時，為了降低成本獲取更大的利潤，歐盟企業有可能在歐元啟動後反而加速將生產線向低稅收、低福利和低勞動力成本的地區轉移，因此，開拓中國市場的願望就會進一步增強。即使就中長期而言，與廣闊的世界市場相比，歐元區內的投資空間也是有限的，歐元區內的資本對外投資也是必然的。因此，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及投資環境的不斷改善，特別是中西部開發使全國產生了對資金、技術、人才的新的巨大需求，這都會直接影響歐盟的對華投資。可以預見，如果歐元逐漸趨硬，歐盟將獲得升值收益，那麼，對華的投資及銀行貸款就會不斷增加。特別是在中國加入WTO的重要時刻，對華投資已成為歐盟對外發展戰略重點與戰略利益所在，不來中國，就會讓別人捷足先登，就失去了自身的戰略利益。

2、歐元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不容忽視

歐元畢竟是歐盟的貨幣，它的啟動自然首先是促進歐盟區內的經濟效益與發展。因此，上述正面的效應只有依賴我國企業的直接進入去獲取。但是，另一方面，歐元對我國經濟的直接沖擊與間接影響卻是不可忽視的，目前，這類影響主要體現在我國的對外貿易、外資利用及金融業發展上。

首先，由於歐元區各國匯率取消，將使我國對歐出口企業無法實施基於匯率風險基礎上的差別價格戰略，因而將連帶承受歐盟徵收反傾銷稅或削減配額的壓力。此外，在歐元過渡期內，出現了歐元借貸和結算上的風險，加上歐元區「對內拆籬，對外築牆」的保護主義及歐元區東擴的替代效應，將減少大宗基礎產品的進口，從而使我國對歐出口的競爭力下降，並增加了市場進入的難度。最後，我國出口企業將承擔高額的歐元轉換的成本風險，這其中包括各種財務與業務管理系統、計算機軟體更新以及對員工培訓費用等。所有這些都將對我國拓展與歐洲的貿易產生不利影響。其次，歐盟是我國吸引外資的重要來源地區，但是長期以來，歐盟對外經貿活動中重貿易輕投資傾向十分突出，對亞太地區，特別是對中國的投資占其對外投資份額很少。截至1998年7月底，歐盟共向我國注入了150多億美元的直接投資，居日本和美國之後的第三位。迄今為止，歐盟對華投資協議資金總額占我國協議利用外資總額也不足6％。在近期內，還應該注意到，歐元在促進歐洲資本市場更為統一中，也將使歐盟吸引更多的境外資金參與其經濟發展。同時，歐元區內欠發達地區投資的優惠政策體現得更為充分，這又會吸引歐盟的部分對外投資發生迴流。第三，對我國金融業的競爭壓力加大：首先由於商業銀行在歐元區內貨幣兌換方面的業務將全部消失，該區兌換收入作為我國銀行業收益的重要來源也將不復存在。其次由於在歐元啟動後，歐元區國家的所有資產和債務都將按歐元重新計價，引起我國以歐盟國家貨幣計價的資產和債務潛在匯率風險加大，例如，在轉換計價時，就可能帶來資產減值或債務增加的損失。最後，由於中國加入WTO，中國將面對歐盟要求全面開放證券、保險、銀行、信託等金融市場的壓力，加之歐元區內的銀行可能均採用集融資、信貸、保險、投資、證券於一體的全能型銀行模式，競爭力較強，這對於中國的金融業無疑加大了競爭壓力。

總之，歐元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各種影響應給予足夠重視，特別是長期地看，歐盟的強大將使我國在世界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直接面臨著美國、日本以外的又一個極其強大的競爭對手，應加強對這一方面影響的長期追蹤與研究。

Ⅲ 歐盟的發展過程

1952年

歐洲煤鋼共同體正式成立。1967年

歐洲煤鋼共同體與歐洲經濟共同體、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合並，成立歐洲共同體。1993年

歐共體正式改名為歐洲聯盟。2007年

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兩國加入歐盟，歐盟經歷了6次擴大，成為一個涵蓋27個國家的當今世界上經濟實力最強、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國家聯合體。

Ⅳ 歐盟是怎樣演變而來的

自1975 年中歐建立外交關系以來 , 歐盟對華政策的演變總體上對發展中歐經貿關系是越來越有利的。 1978 年中國和歐共體簽署了第一個貿易協定 , 相互給予最惠國待遇 , 同時成立了中歐經濟貿易混合委員會 , 並於 1985 年 5 月在原貿易協定的基礎上又簽訂了《中歐貿易和經濟合作協定》 , 雙方同意在工業、農業、科技、能源、交通運輸、環保、發展援助等領域開展合作 , 對合作生產、合資經營、合作開發、技術轉讓、金融合作、技術援助、人員培訓與交流等各種合作提供便利和促進。歐盟隨後所有的對華經貿政策都是在 1985 年文件的基礎上發展和深化的 , 雖然在這個過程中也經歷了一些曲折。 1989 年之後的幾年 , 歐共體單方面中斷與中國的高層往來、軍事合作、政府貸款和合作項目 , 使得中歐經貿關系的發展受到嚴重的影響和阻礙 , 但自 1992 年起 , 由於中歐政治關系大體恢復 , 中歐經貿關系也開始了新一輪的發展。 1995 年 7月 , 歐盟委員會提出了《中歐關系長期政策》 , 強調要同中國全面發展政治、經濟和貿易關系 , 明確表示歐盟與中國應建立長期合作關系以保證自實現雙方共同的目標。這是歐盟有史以來制定的第一個對華關系長期發展戰略 , 它不僅是對 1985 年協定的深化 , 更重要的是它表明歐盟對華戰略性政策框架初步形成 , 對中歐經貿關系發展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1996 年 11 月 , 歐盟委員會又公布了《歐盟對華合作新戰略》 , 將歐盟對華長期政策進一步具體化 , 再次強調歐盟對華政策的全面性、獨立性和長期性 , 表示要進一步促進雙方在經貿、科技、發展援助等領域內的交流與合作。 1998 年3月25日 , 歐盟委員會公布了《與中國建立全面夥伴關系》文件 , 要求把中歐雙邊政治經濟關系提高到歐美、歐日的同等水平上；支持中國盡早加入世貿組織等 , 並於 2000 年 9 月發表了關於執行 1998 年文件的報告。 為了使歐盟更加卓有成效地執行 1998 年確定的對華政策和追求歐盟與中國關系長遠目標的實現 , 歐盟委員會在 2000 年報告的基礎上又於 2001 年 5 月提交了《歐盟對華戰略 :1998 年文件執行情況和促進歐盟政策更為有效的未來步驟》文件 , 制訂了具體務實的中短期目標 : 在國際社會中與中國進一步接觸 , 其中關於政治和全球性問題的對話格外重要 ； 支持中國在法治和尊重人權的基礎上轉變為開放的社會 , 這是歐盟與中國關系的核心；使中國融入世界經濟 , 這對中國繼續改革開放具有重大意義 , 也是全面深化歐盟與中國的關系的關鍵；更好地利用歐洲現有資源支持與中國的交往；正確利用現代技術 , 擴大歐盟在中國的影響力。 2002 年 3 月 , 歐盟發表《國家戰略報告 : 中國》 , 繼續強調 1998 年和 2001 年歐盟對華文件所確定的對華政策目標 , 並進一步明確了對華合作的三個重點領域。第一 , 通過機構強化與能力建設、人力資源開發與構建穩健的商業法規框架以及促進私人部門的知識訣竅與技術的轉移來確保中國經濟與社會改革進程的可持續性；第二 , 通過提供知識和專業技能來促進可持續發展 , 協助中國謀求環境保護、社會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更好的平衡；第三 , 鼓勵良好治理 , 促進法治、民主與經濟、社會、政治與公民權利的履行以及強化構成市民社會網路的結構與進程。

Ⅳ 為什麼歐洲國家的經濟增長這么慢

1、內部因素是歐央行將逐步退出量化寬松政策。自2014年歐央行推出量寬以來，歐元區的通脹率已經達到1.2%—1.3%，正在向2%的目標水平接近。

歐央行通過量寬改善了歐元區的流動性，推動了經濟復甦。尤其是歐央行購買歐洲南部國家的債券，減輕了這些國家的壓力，為它們進行結構改革贏得了時間。但隨著歐央行准備逐步退出量寬，給歐洲南部部分國家的發展帶來了不確定性，特別是義大利和西班牙。大潮退後，誰是「裸泳者」，目前仍要打個問號。

2、外部因素則是美國內向化的貿易政策。美國總統特朗普就任後對美國貿易政策進行了大幅度調整，不僅退出了一系列貿易協定談判，同時還高舉單邊主義大旗，對主要貿易夥伴施壓。

歐盟是美國最大的商品貿易夥伴，2017年歐美貿易總額高達6320億歐元，其中美方逆差1197億歐元。對此，特朗普深為不滿，以國家安全為由發起對歐盟的鋼鋁產品加征關稅。此舉在歐盟引起了憤怒。

3、歐盟對美貿易順差主要聚焦在三個領域：農業、化工和汽車。這三個領域也是歐盟的出口強項。2017年歐盟對美貿易中，農產品順差82億歐元，化工產品順差278億歐元，機械交通工具類產品順差達552億歐元，其中交通工具順差361億歐元。

4、農業領域美國和歐盟都有巨額補貼，雙方勢均力敵。化工領域歐美雙方利益交融。汽車則成為雙方主要的關注點。德國因汽車產品首當其沖，賓士、寶馬和大眾在美國均投資設廠，所生產的汽車構成了美國向中國出口的主要產品。

(5)歐盟經濟發展史擴展閱讀:

貿易是歐盟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商品和服務貿易出口佔GDP的比重從2005年不足40%提高到2017年的50%。

美國對歐盟發起的貿易制裁顯然將給歐盟經濟增長前景帶來不確定性。這也是為什麼歐盟在近日發布的預測報告中把美國列為經濟增長不確定的主要動因之一。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歐盟為了應對來自華爾街的危機傳導效應，出台了大規模的財政刺激，進而導致一些歐盟成員國財政不可持續，歐債危機爆發，歐洲因此失去了近十年的發展機遇。

Ⅵ 歐盟的形成和發展，反映了當今世界的經濟、政治怎樣的發展趨勢

集團化，集體化。現在的發展趨勢，想一家獨大，獨立發展是很難的，要合作才能發展。因為種種原因，為了共同的利益形成集團，對外統一口徑，對內互利互惠，這樣就更具國際影響力和國際競爭力，更易於生存下去。

Ⅶ 結合歐盟發展過程,分析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不同階段的困難和前景是什麼

歐盟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政策

隨著歐洲一體化的深入發展，歐盟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共同政策，其中主要的有關稅同盟、共同農業政策、共同漁業政策、共同地區政策、共同社會政策、共同貨幣政策、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保護消費者政策以及共同外貿政策等。體現了歐盟一體化進程中在經濟領域、政治領域以及安全和防務領域已經實現聯合的歐洲格局。

歐盟的政策體現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和統一性。歐盟經濟一體化進程以關稅同盟為起點，通過實施共同市場、統一大市場而最終向全面的經濟貨幣聯盟邁進。歐盟於1968年7月1日取消了各成員國之間的所有關稅，建立了統一的海關稅則，初步建成了關稅同盟，對來自區外的第三國產品實行共同的關稅政策，以促進區域內貿易和經濟的發展。共同農業政策是歐盟內實施的第一項共同政策。其基本目標是提高農業的勞動生產率、確保農業人員的「公平」收入、穩定農產品市場、保持農產品合理的銷售價格以及確保農產品的供應。其主要內容是對內建立共同農業基金、統一農產品市場和價格、對農產品出口予以補貼，對外則設置隨市場供求變化而調整的差價稅、配額等貿易壁壘，使歐盟農業免遭外部廉價農產品的競爭。地區政策的目標是「促進歐盟整體的協調發展」、「加強其經濟和社會統合」以及「降低不同地區之間的發展差異、消除最不發達地區或島嶼及農村地區的落後狀況」。歐盟社會政策和地區政策兩者是相輔相成的，二者的目的均是促進歐盟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除上述共同政策外，歐盟近年來還逐步加強在就業、交通、公共健康、環保、科研以及司法和內政等方面採取共同行動，與各成員國在這些領域所採取的國別措施互為補充。

成功的經驗

與世界其他地區眾多類似經濟區域相比，無論從聯合的廣度和深度，還是從地位和影響看，歐盟都是最成功的典型。

就聯合的廣度而言，歐盟成功地開創了跨國合作的經濟政治聯盟的先河，包括的成員國眾多。歐盟是一個超國家的組織，既有國際組織的屬性，又有聯邦的特徵。歐盟成功的區域政策是實現合作的基礎，區域政策盡可能明確地界定區域問題與問題區域，把廣大的區域聯系在一起。其次，區域政策有明確的總體目標：致力於通過實施積極的區域政策以達到縮小區域間差距的目的，使歐盟范圍內不同區域達到最大程度的聚合。這一切都為解決區域不平等問題和實現廣大地區真正的聯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經濟領域，歐盟從成立初期就一直致力於消除各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壁壘，並且，歐盟也在世界上推行這一相同的准則，使歐盟在世界貿易中的份量和影響大增。歐盟堅信，多邊貿易自由化能對全球經濟產生極大的效益，其中，發展中國家受益最大。

在深度方面，1958-1968年，當時歐洲經濟共同體成員國之間已經逐步取消了工業品關稅，實行農產品關稅同盟，統一農業政策和農產品價格，設立共同的農業基金對農業實行統一的補貼。1993年1月，歐盟啟動內部大市場在成員國之間實行人員、物資、資本和服務自由流通。1999年1月，歐盟中的11個成員國率先放棄了貨幣主權，共同採用統一的貨幣歐元，這么多主權國家自願放棄本國的貨幣發行權，把這一核心主權交給它們信賴的超國家組織，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迄今為止，尚沒有任何一個同類組織像歐盟那樣擁有共同的決策機構、共同的執行機構、共同的議會、共同的中央銀行，同時歐盟還在努力推進共同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並著手組建快速反應部隊。歐盟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已邁出了最堅實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存在的問題

歐洲聯盟僅僅是一個國家邦聯，但它不是一個聯邦國家。過去50年裡，它的政治制度不斷演變，建立在一系列條約基礎之上。在實現經濟政治一體化的進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弊端，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歐盟的決策機制問題。歐盟的決策機制是首腦會議和歐盟理事會。首腦會議實行共議制，如果在某個問題上一時無法取得共識，則推遲到下次首腦會議再議。這種決策機制雖然降低了大國操縱的機率，但在公平與效率問題上出現了無法兼顧的兩難境地。此外，對歐盟委員會（歐盟的執行機構）的大小和席位分配、對歐盟議會席位多少和分配也都存在著爭議。歐盟理事會則按成員國人口比例分配投票權。現在歐盟由15國擴大到25國，決策難度更大了。

二是利益分配問題。成員國內部經濟差距大，擴大後機構和協調更加困難；為應對日益增長的各項開支，2004年初歐盟委員會提出了今後十年的年度預算框架，預計預算額將從目前的1，000億歐元增加到2013年的1430億歐元，即佔到歐盟生產總值的1.15%.這一建議遭到凈攤款國的反對。由於各成員國經濟基礎不同，受惠國和凈受惠國之間就存在無法避免的利益分配問題。

三是歐盟的團結問題。經濟實力基礎不同決定了各國互相爭奪歐洲聯盟發展方向的領導權，內部團結的信心和意願的強弱也不同。富國和窮國在經濟利益分配上有分歧；大國和小國在權力分配上時常爭吵。更為嚴重的是，西方的盟主美國不願見到歐盟影響的擴大，竭盡挑撥離間之能事，防止歐盟形成一支獨立自主的強大力量對中國區域經濟合作的啟示——以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為例

歐盟的「歐洲協調」精神意味著世界經濟關系正由國家之間的較量轉向區域經濟組織之間的角逐，區域經濟合作已經成為各國和地區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選擇。歐盟的合作模式可以歸納為「共同穩定、同步發展的區域化模式」和「可持續發展模式」，將生態與環境保護視為經濟長期增長的前提，使「可持續」成為一個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綜合性目標。這在全球化不斷發展的當今世界，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對於的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歐盟成功的經驗也帶來重要的啟示。

啟示一：共同市場體系的建立是區域合作的重要力量

區域經濟一體化實質是市場一體化，歐盟在這個方面提供了一整套的政策制度框架來管理各成員國間的貿易和投資，尤其是致力於消除成員國之間的關稅壁壘及共同市場的建立。歐盟從區域化合作開始到一體化進程，往往都是經濟先行一步；從產品貿易為主要形式的交流轉向以投資為主的合作也是一種關系走向緊密的標志。歐元體系的成功建立和以「歐盟」為主體的區域內外以資本流動作為重要形式的經濟往來，已充分顯示了這個統一市場體系是推動歐盟一體化進程的重要力量。這對我國的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是有重要啟示的。

啟示二：制度創新是區域合作的重要保障

歐盟經濟一體化的過程實質是一個跨國度的制度創新過程。歐盟在一體化的各個階段都制訂了相關的法律，成員國都實行共同的區域政策。一個有效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從歐盟的一體化進程可知，區域內的制度一體化是保證其功能一體化實現的重要保障，同時制度一體化需要在打破原有的各自為政的基礎上，建立一個高效的區域合作協調機制。因此，借鑒歐盟的經驗，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最核心的基礎也是要建立一個共同的管理決策機構，打破行政界限的束縛，為實現「行政區域」向「經濟區域」轉變提供製度保障。

啟示三：效率與公平的協調是區域合作應實現的目標

歐盟在一體化的經濟互動中，注意到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建立了消除地區差距和貧困的機制，在合作協議中也有對相對落後國家產業的保護和一定的扶持，促進優勢互補，共同發展，較好地提升了整個地區經濟的綜合競爭力。但同時決策機制也使受惠國和凈受惠國之間存在利益矛盾和協調問題，顯示出在實現效率和公平之間的兩難境地。這個問題是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應重點考慮的，在進行內外事務決策時應努力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實現效率與公平的協調，在實現經濟政治一體化進程中不斷增強實力，擴大自己在國內外的地位和影響。

啟示四：經濟文化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是區域合作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歐盟在實現經濟一體化發展進程中，特別注重經濟、文化發展與生態環境的保護，大量投資於研究與開發，以推進「歐洲研究區」的共同科學政策，致力於成為世界級知識經濟區；同時還建立了統一的歐洲環境法即歐盟環境法。歐盟環境法體系的形成是當代環境法的一個奇跡。歐盟環境法並不是短期行為，而是一種長期的歷史現象，在21世紀，由於歐洲政治、經濟聯合的速度加快，歐盟環境法的統一體系將會加快，也必將對人類環境保護和法治文明產生重要的影響。重視和吸收歐盟的有益經驗，對於我國的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實現經濟文化與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Ⅷ 歐洲經濟發展歷史

歐盟經濟正處在大變革中。在這場史無前例的變革中，歐盟已經取得重要成績，但也存在許多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今後一、二十年，將是歐盟社會經濟發生巨變的時期。變革中的歐洲經濟需要正確的評估。本文試圖在這方面提出一些看法，供大家討論。
一、歐盟經濟發展態勢
從短期看，進入21世紀後，由於受美國經濟衰退等影響，2002年歐盟經濟估計只增1%不到。但從一個較長時期看，歐洲維持上世紀90年代平均2%左右的增長速度，問題並不大。今後十年，歐洲經濟增長速度超過美國的可能性不大，但美歐經濟增長速度差距將縮小。
歐盟經濟增長速度不如美國，但發展比較平穩。通脹率一般低於2%。財政赤字占預算的比重控制在3%以內。內債佔GDP比重低於「馬約」規定的60%。投資收益率一般在3-4%。今後，在個別年份，上述個別指標可能會突破。歐盟東擴後的一段時間內，這種可能性更會增大。但今後十年，歐盟經濟大致會維持平穩的增長。21世紀，歐洲是世界經濟保持平穩增長的重要因素。
二、關於統一市場建設
迄今為止，歐盟在統一市場建設方面已經取得決定性的進展。歐盟基本上建成了統一的內部市場。1999年1月1日歐元問世和2002年2月歐元進入流通領域，使一體化進程得到進一步發展。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不看到，歐盟統一市場的建設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過程。歐盟統一市場至今並未全面形成。
1958年歐共體成立後，在一個很長時期中，它的主要精力放在關稅同盟的建設和共同農業政策的實施上。到20世紀80年代中，歐共體在這兩方面已經取得重大進展，但它仍然是12個獨立存在的、分割的市場。
1985年6月，歐共體通過了《完成內部市場》的白皮書，制定了1992年底完成統一內部市場的計劃。同年12月，歐洲理事會又擬定《統一歐洲文件》，把1992年完成建設統一市場目標，以修改和補充羅馬條約的形式寫進了羅馬條約，使統一市場的建設獲得了法律上和組織上的保證。歐共體還制定286項立法，通過立法形式來消除阻礙貨物、人員、勞務、資本在12國間自由流通的各種非關稅壁壘。截止1992年底，這些立法已有95%獲得通過，其中85%已轉為成員國的立法。（註：伍貽康、周建平主編：《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的比較》，1994年經濟科學出版社，第106頁。）在這種情況下，歐共體宣布1993年1月1日建成統一的內部市場，基本上拆除了阻礙商品、人員、服務和資本自由流通的非關稅壁壘。隨著歐共體發展成歐盟，特別是統一貨幣歐元的問世和正式進入流通領域，標志著歐盟在建設統一的內部市場方面取得歷史性突破。
但是，歐盟全面的統一市場並未建立。
其一，歐委會2001年4月17日發表專門報告，對15個成員國按統一市場目標改革市場機制的情況進行了評估：在可量化的36個項目中，僅有20項，即佔55%的項目能在2001年6月前按預計的時間完成。（註：轉引自裘元倫：《歐元的前景主要取決於三個因素》，《2001-2002年世界經濟年鑒》。）另據歐盟有關機構統計，在歐盟1339條「統一市場規則」中，目前只有70%被所有成員國按規則作了轉化，尚有30%未成為成員國國內立法。即使已經轉化為國內立法的，真正實行和貫徹也還需要時間。
其二，根據2000年3月歐盟里斯本首腦會議做出的承諾，歐盟要到2003年才在成員國之間開放電信和電力市場，在這兩個領域實行統一的規則和法規。
其三，里斯本首腦會議還規定，2005年建成統一的金融和資本市場，在這之前先建立統一的「市場監管委員會」，而目前在歐盟內部有40多家金融監管機構。（註：鄭秉文主編：《2001-2002年歐洲發展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51頁。）它們各自為政，使統一的金融市場難以形成。
其四，目前歐盟內部還沒有統一的勞動市場，各國的養老金等制度並不統一。勞工要能充分自由流動必須無論到哪國工作，都能與該國勞工享受同等的權利及醫療、退休等社會保障。目前，在歐盟內部這方面的問題還很多。
其五，在企業層面上，目前歐盟成員國的利潤稅等制度遠未統一。2002年6月筆者在布魯塞爾訪問時，歐盟的學者曾出示一本厚厚的有關歐盟怎樣實施利潤稅的新書，書中提出了各種有關未來統一利潤稅的實施方案，並認為這些問題不解決，真正統一的商品市場不可能最終形成。
現在看來，歐洲建立統一市場的過程遠比原先設想的復雜。統一市場不是某年某月某一天建成的，它也不是哪一天宣布建成就建成了。這是一個動態的整合過程。歐洲經濟一體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是在這個過程中逐步展現出來的。
三、歐元的作用
1999年1月1日歐元問世之初，人們預料，歐元很快將挑戰美元，從而結束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霸權地位。但之後，歐元對美元匯率一直走低。這時人們又對歐元問世的作用及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提出各種各樣的懷疑。這些意見都有失偏頗。
歐元問世和進入流通領域對於國際經濟和政治，特別是對國際貨幣體系，有著長遠而深刻的影響。它使國際貨幣體系開始向多元化方向發展。2001年，用歐元結算的對外貿易額佔世界貿易總額15%左右，歐元佔世界官方外匯儲備的比重超過12%。2001年第一季度，歐元對美元的比價雖然處於低位，但在國際債券市場發行額中，歐元債券約佔47%，超過美元債券所佔比重。這是在歐元問世前，任何歐洲國家貨幣都無法做到的。
但推出歐元首先並不是為了同美元爭奪國際貨幣體系的領導權，而是為了歐洲一體化的內在需要。因此，評判歐元成敗得失，不應首先看它對美元的匯價是上升還是下降，而要看它在推進歐洲一體化進程中所起的作用：
進一步完善了歐洲統一市場的建設。歐元問世和進入流通領域鞏固了統一市場的建設，增強和提高了歐洲市場的統一性質和程度。它也有助於建立統一的歐洲金融市場；
增強了居民對歐洲統一的認同感。歐元進入流通領域就是進入了尋常百姓的日常生活。歐洲公眾普遍認為：「歐元讓我們深感自己是個歐洲人。」這種認同感對於進一步促進歐洲的一體化建設是非常重要的；
消除了歐元區各國之間的匯率風險，成為歐洲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的穩定因素；
進一步促進了歐元區國家物價的趨同，加強了歐盟內部的公平競爭。歐元區國家的商品使用歐元統一標價後，消費者可對區內12國的商品價格直接進行比較，這既會促使生產要素在區內的自由流動和合理配置，又有助於各國商品價格的逐步趨同，有利於在歐盟各國間進行公開和公平的競爭；
促進了歐元區國家旅遊業的發展，節省了大量的貨幣兌換費用。
歐元問世和投入流通對歐盟經濟的上述作用，從本質上看，並不受歐元對美元匯率變動的影響。無論歐元對美元是升值還是貶值，歐元問世對歐盟經濟的上述作用都繼續存在。歐元問世後，它對美元的比價一度曾步步下跌，但歐盟內部卻相當平靜。歐元的國際地位也沒有因為歐元對美元匯率的波動而有明顯變化。1999-2001年，歐元對美元的匯率最低時曾跌到1歐元兌換0.82美元的水平，但它並沒有改變歐元作為國際主要貨幣之一的地位。何況歐元對美元的比價並不是一直走低，2002年即呈升勢，1歐元兌換1個多美元。用歐元結算的對外貿易額，總的說來，還出現了擴大的趨勢。迄今為止，歐元問世並不久。它需要有一個成長的過程。歐元挑戰美元只是時間的問題。過多地強調歐元對美元匯率的升降，或完全以此為標准來評價歐元的國際貨幣地位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四、歐盟經濟發展中的問題
歐盟經濟發展中的各種矛盾和問題集中表現在一點，就是增速不高，活力不足。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主要由於以下原因：
1.社會經濟體制在強調公正和公平的同時，對效率注意不夠
歐盟各成員國中，德國一直被認為是歐洲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把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競爭制度視為核心和支柱。社會市場經濟的奠基人艾哈德強調，競爭是市場經濟「最內在的要求」。（註：參閱顧俊禮：《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武漢出版社，1999年，第一章；維·克勞斯：《社會市場經濟》，路·艾哈德基金會出版，第二章。）與此同時，社會市場經濟又強調經濟政策應對「經濟」和「社會」予以同等的重視，強調用發達的社會保障制度來平衡自由競爭和按資分配帶來的社會不公平。1997年6月16日，歐盟15國首腦簽署的《阿姆斯特丹條約》特別將實現「就業與公民權利作為歐洲聯盟的核心任務」，認為這是歐盟的「基本宗旨」之一。（註：參閱楊偉國：《歐元生成理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78頁。）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歐洲國家普遍存在社會福利措施過多、福利負擔過重的問題。20世紀90年代末，歐盟的社會福利費用佔GDP的比重平均高達28%，其中1999年德國為33.7%，1998年瑞典為33.3%，法國為30.5%，丹麥為30%。（註：轉引自裘元倫：《歐洲的改革：理論解析與實際進展》，2002年2月。）法國國際關系研究所的研究人員說：「過去20年，法國5個人工作養活一個人，現在是一個人工作要養活2-3個人。人們一旦失業，初期得到的補貼和工作時得到的相差無幾。一年之後也還能得到工資的60%。全法國大約有三分之二的家庭可以享受廉租住宅補貼。有的時候，一個人不勞動反而比勞動能得到更多的收入。」結果如同英國首相布萊爾所說，他們「只知道從福利國家領錢，而對他所處的社會卻毫無責任心」。
2.宏觀調控不力
貨幣政策是歐盟對經濟實行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歐盟強調，貨幣政策「不應為短期經濟目標服務」，而要以「穩定幣值」為首要目標。這也是歐洲央行堅持的政策方向。根據「馬約」的規定，歐央行是一個獨立於歐盟其他機構和各成員國政府的獨立機構，其人事任免、運營操作具有很大的獨立性，目標是維持成員國「物價的穩定」和「適度的」經濟增長。
應當說，迄今為止，歐盟對經濟的宏觀調控機制是在一體化建設過程中建立和完善的，這種狀況必然帶來兩個問題。一是歐盟對經濟的調控，目標首先是為成員國經濟達到一個入盟的共同標准服務，否則便難以把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宏觀經濟政策各不相同的各成員國納入到歐洲聯盟中來。這時如果去強調增長速度，必然會使成員國之間的差別進一步擴大，為歐盟的建立平添更多困難。因此，各成員國必然要壓縮財政支出，限制財政在刺激經濟增長方面起的杠桿作用。從長期看，從根本上看，穩定有助於經濟的增長，但從短時期看，對穩定的嚴格要求會制約對經濟的投入，限制增長速度的提高。二是調控的效率不高。歐盟層面的宏觀調控同各成員國不同的利益要求之間的矛盾，使成員國常常不去執行歐盟的有關決定。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調控的效率，最終影響經濟的增長。2002年7月20日，歐盟委員會主席普羅迪說：「目前歐盟的經濟制度存在漏洞」，「即使歐委會通過財長會議做出的決議，也缺乏必要的約束力。」他認為，這種狀況必須改變。（註：新華社柏林2002年7月20日電。）
3.科技投入不足，內部的科研合作亟待加強
歐盟與美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差距，在相當程度上是二者在科技投入和科研合作方面的差距造成的。歐盟委員會負責科研的委員菲·比斯坎指出，歐盟對科技的重視程度遠遠不及美國和日本。歐盟各成員國對科研的平均投入只佔GDP的1.8%，而美國和日本的科研投入已分別佔GDP的2.8%和2.9%。歐洲科技界流行一種說法，法國科學家從巴黎到德國慕尼黑的實驗室去工作，比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去工作更為困難。如何聯合和集中整個歐盟的科研力量，進一步加強對科研的重視程度是擺在歐盟面前的一個重要任務。（註：新華社巴黎2000年2月26日電。）
4.勞動市場僵化既影響僱主，又影響雇員的積極性
歐盟各國普遍存在比較強大的工會組織。僱主一旦聘用了一個工人，很難輕易解僱他。員工的工資一般是由工會和僱主協會通過「自主談判」決定的，政府不予干預。因此，僱主在僱用人時非常慎重，這就影響了就業機會的增加。雇員一旦受雇，不太擔心被解僱，影響了積極性的發揮。
5.德國為「統一」付出很大代價，削弱了歐盟經濟增長火車頭的作用
德國每年為東部地區的重建付出的開支佔GDP的5%。德國經濟部的克勞斯教授認為，今後10-15年時間內，德國仍要為消化西部地區付出沉重代價。目前德國東部地區的年輕人在大批地向西部地區流動，結果東部地區「人空為患」，西部地區就業形勢卻變得格外嚴峻。在歐盟其他成員國中也存在形式不同的結構性失業現象。這是歐盟失業問題難以解決的一個重要原因。
6.統一內部市場的建設既有利於出口，又有影響競爭力提高的另一面
歐洲統一市場的建設為各成員國企業提供了一個比較穩定的內部市場，從而有利於歐盟經濟的增長，但長期地過分依賴地區內部市場，又限制了企業競爭力的提高。
7.政府對企業約束過多，影響企業積極性的發揮
歐洲國家是以高福利和高稅收著稱的。高稅收包括兩部分內容。一是對居民個人徵收的稅收稅種多，稅率高。如2000年底，法國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高達54%。二是企業的稅負重。如上世紀末，法國的企業稅達37%，義大利為41.3%。（註：轉引自裘元倫：《歐洲的改革：理論解析與實際進展》，2002年2月。）稅負重影響了企業的投資能力和創新能力。
五、歐盟未來改革問題
20世紀後半期，歐洲主要做了一件事，就是進行了一體化建設。21世紀上半期，歐洲面臨三件大事：東擴、深化政治和經濟的一體化建設以及內部改革。三者之中，內部改革是基礎。
從目前情況看，歐盟的改革具有三個特點。
第一，這場改革是由上而下推動和進行的，核心是要解決歐盟體制缺乏活力的問題。
半個世紀以來，歐洲在一體化建設方面，雖然取得了歷史性的進展，但它始終沒有解決歐洲社會惰性大，體制缺乏活力的問題。它使歐洲在新的世紀裡面臨一系列新的挑戰。正是這些困難和問題迫使歐盟把內部改革問題進一步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
2000年，歐盟在里斯本召開首腦會議，制定了歐盟的社會經濟發展遠景規劃。2001年3月，歐盟又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特別首腦會議，討論如何落實里斯本會議制定的遠景規劃。會議認為，為了落實里斯本會議定下的戰略目標，歐盟在現階段必須在就業、經濟改革、科研和技術創新以及增強社會凝聚力等4個方面採取果斷有效的措施。這些問題涉及歐盟必須進一步建立或改善一系列有關的制度、標准、機構、法律和政策，並傳遞和落實到各成員國。為了進一步建立統一的市場機制，歐盟在1999年召開的赫爾辛基首腦會議上已經制定了一個五年計劃。2000年裡斯本首腦會議又制定出了具體的改革方案，要求各國逐項加以實施。
第二，改革的覆蓋面很廣。這是一場全面性質的，而不是局部性的改革。
歐委會主席普羅迪在解釋歐委會提交給2001年3月斯德哥爾摩首腦會議的建議文件時說，盡管歐洲的失業率有所下降，但在歐盟范圍內仍有1400萬人沒有工作；盡管共同市場已存在許多年，但電信、能源、運輸、郵政和政府采購等關鍵領域的統一市場仍遠未形成；盡管歐盟的高新技術投入已較前有較大增長，但與美國相比仍有相當大的差距；盡管成員國經濟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但貧困和發展失衡現象仍在歐盟范圍內繼續存在。斯德哥爾摩特別首腦會議確認，要解決這些問題，歐盟必須在全方位開放勞動力市場等十個方面採取措施。這些措施既涉及經濟結構和經濟體制的改革，又涉及社會問題的改革；既涉及生產領域的改革，又涉及服務和金融等部門的改革，既涉及宏觀層面的問題，又涉及企業層面的許多問題。這是一場帶有全面性質的改革。21世紀，歐盟企業改革的重點不在於把尚剩的為數不多的國有企業私有化，而在於放鬆政府對私有大中型企業的限制和約束，鼓勵企業去建立各種激勵機制，以提高企業的競爭能力。
第三，改革的幅度較大，涉及了一些多年積累的深層次問題。
比如在養老金制度的改革方面，歐盟有些國家，除法定養老金外，開始重視建立私人補充養老金。在農業問題上，2002年7月10日通過的改革方案，被稱為是一項「徹底」的改革計劃。多少年來，歐共體的農民一直是按農業產量領取補貼的。改革後將停止這一做法，改而採取固定的補貼額，農民享受的直接補貼將和農業產量脫鉤。
六、關於歐盟的發展前景
歐洲要走自己的路，建立一種既非美國式的，又非傳統歐洲模式的資本主義。
歐洲的資本主義歷來被稱為「社會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以別於美國的「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歐洲在改革，但不會根本放棄歐洲的價值觀和社會發展模式。這既有歷史的原因，又有現實的原因。歷史上，歐洲是資產階級啟蒙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學說以及科學社會主義運動的故鄉和發源地。二戰前的一段時間內，歐洲面臨納粹的「社會主義」和蘇聯社會主義的夾擊。二戰後初期，社會主義運動在世界各地的發展曾對歐洲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存構成現實的威脅，「人民資本主義」等思潮在歐洲一度被廣泛傳播。社會民主黨在歐洲一直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力量。這些都是歐洲不同於美國的地方。歐洲要改革，目的是革除歐洲社會和經濟體制中缺乏朝氣和競爭力的一面，而不是照搬美國的社會經濟模式，全盤接受美國的文化和價值觀。就拿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來說，歐洲也不是要摒棄社會福利制度的基本理念和核心部分，而是要杜絕濫用，消除過度的社會福利負擔，讓「那些不盡其力、不盡其責的人……喪失他原來享有的社會團結，即國家資助的權利」。歐洲的改革勢在必行，但改革需要一個長的過程。同一體化一樣，改革會取得成功，但進程是曲折的。困難將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改革越深入，越要求各成員國向歐盟轉移更多的國家主權和更多地觸及各成員國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因此引起更多的矛盾和利益的碰撞。二是這樣的改革是一種巨大的創新，在歷史上沒有可資借鑒的經驗，任何重要失誤都會帶來嚴重後果。三是歐盟正處在擴大的過程中。2002年12月，歐盟首腦會議決定接納10個新成員國，這10個候選國業已完成入盟申請程序，並將於2004年成為歐盟的正式成員。新成員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更加參差不齊。他們目前的總體水平還不如入盟前義大利等「南方國家」的發展水平。東擴將給歐盟帶來新的困難。但東擴勢在必行。預計今後10年內，歐盟將擁有27至28個成員國，屆時歐盟的土地面積將達400萬平方公里，人口5億多，GDP超過11萬億美元。這將改寫歐洲的政治版圖，並對世界格局產生重大影響。

Ⅸ 歐盟的成功經驗

2000年3月，歐盟首腦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就歐盟發展新戰略達成協議，強調要在發展知識經濟的同時加大就業政策、經濟改革和社會和諧的力度。這份後來被稱為「里斯本戰略」的歐盟世紀文件為歐盟在21世紀頭10年的發展提出了戰略性目標：「成為世界上最有競爭力和最有活力的知識經濟，保持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提供更多更好的就業和更高程度的社會和諧。」
「里斯本戰略」為歐盟提供了明確的發展目標和指導方針，以知識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和諧為關鍵詞，調動了歐洲聯盟的各種政治、財政和人力資源，啟動了協調發展的新機制。要想了解這個戰略對於歐盟發展來說具有怎樣的歷史意義，還需要分析歐洲福利國家模式的發展邏輯和歐洲人解決難題的思維邏輯。

歐洲福利國家發展模式的歷史邏輯

歐洲福利國家的發展大體經過了三個步驟：(1)社會各界對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風險進行評估和回應。(2)民族國家的政府最終成為回應社會風險的主體。(3)民族國家的政府使用行政和立法的手段制定社會政策、建立社會機制。至此，社會機製成為歐洲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現代國家的社會政策與生產方式和政治制度彼此協調並相互制約，這是卡爾•波蘭尼在1944年就觀察到的歷史現象。在整個20世紀，特別是二戰結束後的半個世紀中，經濟、政治和社會相互制約的制度在歐洲工業發達國家內普遍建立起來，形成了不同類型的社會政策組合和不同模式的社會保障制度，它們一方面反映著共同的時代特徵，另一方面又代表著不同的歷史遺產和政治選擇。歐洲人把這種共同特徵叫做「社會團結」或「福利國家」。歐洲的福利國家以國家立法和國家行政為主要工具，對於經濟和社會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干預，對市場分配進行了補充和修正，在市場經濟運行的過程中增加了社會和政治的因素，讓市場經濟的力量在社會團結的框架內發揮作用。
這種歐洲人引以為自豪的「社會團結」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曾經給歐洲帶來了穩定和繁榮，也造成了勞動力價格偏高、資本外流、競爭乏力、失業率攀升等問題，加上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養老和醫療費用的加重，歐洲各主要工業國家的財政捉襟見肘，各國的政府和政黨都開始反省或剖析歐洲社會模式，加強了規劃和改革的力度。但是迄今為止，除了少數國家以外，改革尚未收到明顯的成效。
問題的症結在哪裡?歐洲社會模式面臨的挑戰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是社會政策過於慷慨了，還是過於陳舊了?是因為顧全了公平而犧牲了效率，還是另有原因?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一直到世紀末，這個問題在歐洲爭論了10多年。大量的分析認為，歐洲福利國家的社會政策成功地降低了社會不平等的程度，減少了貧困人口的數量，通過穩定社會而實現了政治制度的穩定。不僅如此，社會政策還通過再分配政策和社會保護制度引導了消費、減少了勞資沖突、提供了高技能和健康的勞動力，為經濟的平穩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社會政策曾經是歐洲政治和經濟雙穩定的條件。
但是這種穩定是限制在特定的生產規模和特定的生產方式中的，如果生產規模和生產方式發生了變化，社會風險將隨之發生變化。科技發展了，重體力勞動減輕了，老年的社會風險就不再是喪失勞動能力，而是缺乏勞動機會了。生產方式的變化要求政治行為主體做出新的反應，制定新的社會政策。但是，在歐洲的各主要福利國家中，政治力量的來源是社會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是「福利利益集團」，民族國家的政治程序使得決策者很難就社會政策做出根本性的改革，這就是福利國家困境的基本邏輯。
由於內部政治程序的原因，歐洲福利國家模式在面臨經濟全球化、產業信息化和人口老齡化這三大挑戰的時候苦無良策。經濟全球化使市場擴大、資本流動、產品價格降低；產業信息化改變了傳統的就業、動搖了工會的組織力量，使知識和技能的過時成為人們面臨的新的社會風險，也使大量缺乏技能的人滯留在失業大軍中；人口老齡化則使享受社會保障的人數比例增大，使歐洲福利國家現行的社會再分配機制變得難以為繼。很多人預言，歐洲罹患「福利病」，已經病入膏肓，難以救治。
歐洲福利國家面臨著兩個命運，一是19世紀中葉英國「斯賓漢姆蘭德制」的命運：由於生產規模擴大、人口流動壓力加劇，斯賓漢姆郡的居民被迫放棄了本地的社會再分配政策。二是重新認識時代的特徵和挑戰，用發展的眼光，面向未來的政策回答新時代的新挑戰。歐洲人選擇了後者，並且通過新的政治程序制定符合發展需要的社會政策。

歐盟的發展戰略

歐洲聯盟沒有就增長相對於公平的優先性，或者公平相對於增長的重要性做出簡單的判斷，而是根據經濟未來的發展走向，從提高競爭力、保持社會和諧和保證可持續發展的自然環境等多個角度出發，制定共同發展的平衡發展戰略。
歐盟發展戰略的第一要義是分析經濟發展的未來走向。經濟全球化對歐洲社會模式的沖擊，最主要地表現在產業信息化上。根據歐盟專家的評估，歐盟經濟和社會的信息化將為歐盟公民帶來大量高收入的就業機會，而目前在知識經濟領域里，美國依然占據著主導地位。
確定經濟發展的走向，推動整個社會為未來的經濟發展做好准備，這不僅是經濟發展戰略，更是社會發展戰略。從歐洲社會的第一大難題———失業率過高來看，問題的症結不在於失業保險的慷慨與否，公平和效率孰輕孰重，而在於社會政策的結構和內容沒有根據經濟結構和生產方式發展的需要而進行調整。歐洲面臨的問題是：失業大軍和高科技產業的勞動力供給不足同時存在。因此，知識不足就成為信息和知識經濟時代的社會風險之一，就像在早期工業化時代的疾病風險、工傷風險一樣，可以造成勞動者脫離勞動市場，甚至落入貧困深淵的後果。社會政策必須回應時代的這一新挑戰。
歐洲社會的另外一大難題是老齡化和養老基金難以為繼的問題。這里牽涉到兩個主要的社會問題，一是需要提高法定退休年齡，二是需要增加婦女就業，使婦女由丈夫社會保險待遇的享受者變為交納社會保險稅費的勞動者。如果從國家行政和政黨政治的角度去解決這些社會政策問題，就很容易因為社會政策受益者的政治力量過於強大而導致擱淺。但是如果從產業轉型和知識經濟的角度去分析，在這個領域里調整政策還是大有可為的。首先，勞動者的法定退休年齡是根據勞動的強度確定的，知識經濟以其彈性工作時間和低勞動強度而使勞動者的可勞動年限加長。此外，知識經濟時代需要勞動者接受更加全面的教育，這樣就使就業年齡推遲，相應地也應當推遲退休年齡。靈活就業同樣適用於有家累的婦女。從如上的分析來看，妨礙老人和婦女參與社會生產並獲得較高報酬的瓶頸仍然是知識和技能的匱乏。
在社會政策中突出適應時代需要的教育和培訓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即通過政策干預，或通過投資社會而使公民獲得能力，並為經濟的未來發展准備必需的人力資源。這不是在效率與公平之間取捨，而是公平與效率兼顧的政策。基於上述分析，歐盟里斯本首腦會議上提出的目標是「每個公民必須具備在知識社會生活和工作的技術。」
里斯本歐盟發展戰略的另外一個要點是戰略本身的可操作性和可落實性。如前所述，歐盟的經濟規模已經遠遠地超出了民族國家的范圍，而社會團結模式卻仍然以民族國家為主體，這里的鴻溝只能由歐洲聯盟的機構來填補。鑒於歐洲聯盟的機構授權有限，里斯本首腦會議就提出了一種以「公開協商方式」(Open-Method-of-Coordination)為主的社會標准化機制，在尊重民族國家多樣性的基礎上，通過共同協商、統一目標和統計方式，讓成員國以各自的資源、特色和方式去實現共同的目標，從而加強歐洲聯盟的一致性。
至此，歐洲社會團結的歷史邏輯已經在新的歷史階段中和新的生活場景下部分地完成了它的新生：在對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方式的未來進行了評估後，一個新的超越民族國家的社會風險承擔主體：歐盟機構和它的成員國的合作機制已經就位，新的工作程序和機制也已見雛形。新的歐盟發展戰略絕不是「自由市場的競爭」，而是社會生產方式和社會生活方式的整體競爭，因為只有這樣才符合歐洲的特性和歐洲的利益。

中國能夠從歐盟借鑒什麼

歐盟和中國在結構、歷史經驗和發展動力方面均不存在可比性，簡單地照搬歐盟的單項政策就像異地嫁接果木，並沒有成活的保證，即使成活，也可能對原有的生態產生意想不到的影響。因此，對於歐盟經驗的借鑒只能建築在對中國土壤和「中國特色」的深層分析和認識上。涉及歐盟社會發展戰略的許多重要因子，如政府、市場、政黨、企業、社會組織等等，都與中國的同類社會因子有著不同的結構、性質和功能。因此，要想真正從歐盟借鑒有益的經驗，還必須從理論層面下沉到問題意識層面。也就是說，不是去學習歐盟怎樣解決問題，而是要了解歐盟在解決問題的時候是怎樣調動資源的，這些資源在中國是否具備；需要了解中國發展的社會動力和歷史邏輯，以及這些動力和邏輯面臨著什麼樣的時代挑戰。沒有這樣的認識就不可能得出具有「中國特色」的「與時俱進」的社會政策發展戰略。
與歐盟相比，中國除了需要解決二元社會向全面城鎮化轉型帶來的各種難題以外，還要在面對工業化挑戰的同時面對信息化產業轉型的挑戰。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將歐盟及其成員國在幾個世紀的時間內發展起來的兩代社會模式轉型濃縮到一個時代來解決。因此，中國面對的問題就十分復雜、頭緒極其繁多。不僅如此，中國的社會力量結構也與歐洲不同。在中國，具有2000多年歷史的行政力量是最強大的社會力量。它與經濟、市場和社會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是中國獨有的。隨著經濟的發展，這股力量獲得了新的力量、職能、性質，乃至市場地位和社會地位。確立並落實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學發展觀不僅要利用行政力量，更要認識並約束行政力量。在中國，另外一股重要的力量是千千萬萬尚未完全掌握市場規則，並且缺乏市場約束的小農和小商販。他們既對行政力量形成沖擊，又受到行政力量的壓抑或扶植。當然，在中國還有其他許多的社會力量，但就對中國歷史發展邏輯的影響來說，概莫能夠超出前兩者。在中國不存在歐洲的「社會夥伴關系」，主要結構是以行政(或單位)和個體組成的雙層結構。
中國社會盡管獨特，但是卻不能不面對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問題，例如產業轉型必然帶來勞動力的轉移，而勞動力的轉移將打破傳統的社會保護機制，帶來新的社會風險和新的社會政策需求。要想達到經濟和社會的均衡發展，除了要向面臨新的社會風險的群體提供必要的保護以外，還需要考慮提供這些保護的資源，以及社會分配的格局、利益相關者的結構以及對於各種利益和勢力的平衡和制約機制。再如，市場的發展必然暴露市場的缺失，市場力量，特別是市場壟斷的力量給社會和自然帶來的破壞需要社會和政治的力量去彌補。但是如果社會力量和政治力量同時也是市場力量，那麼解決社會失衡的動力就過於單薄，體現科學發展觀的各項政策就將難以貫徹，並且缺乏多方有效的約束。
總而言之，面臨多重轉型的中國社會產生了許多種弱勢群體：農村勞動力轉移帶來的農村人口的老化、城市勞動力的分化，行政力量直接轉為市場力量之後帶來的行政體制自身的分化與非職業化，以及對抗社會挑戰的動力不足等等。這些問題史無前例，沒有什麼現成的經驗可資借鑒，只有依靠中國人自己面對現實的勇氣和理性思維的力量，調動中國各種動力和資源，才可能找到適合中國自身的科學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