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當前世界經濟結構調整有什麼特點對未來世界經濟會造成哪些方面的影響
國際經濟結構調整一、國際經濟結構調整的現狀
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金融國際化為核心的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推動了資本、生產、技術、服務、信息等要素在全球范圍內大規模快速流動，使世界各經濟體的經濟聯系日益加深，使國際經濟結構調整出現了新的特徵與運行機制。
（一）國際經濟結構調整主體多元化，「金磚四國」表現不俗
2003年到2006年，是上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連續增長最快的4年。2006年全球經濟增長率按實際匯率計算達到3.8%；世界貿易量增長了 9.4%，對外直接投資增長了22%，達1.2萬億美元，創下了歷史新高。本輪世界經濟繁榮中，發展中經濟體出現了全面振興。據IMF數據，2006年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7.3%，高出世界總體增速3.5個百分點；從2001年到2006年，發展中國家GDP佔全球比重從20%上升到了25%，對全球貢獻率為30%，按PPP計算超過50%。原因在於：一是眾多發展中國家得益於資源領域的投資和自身發展能力增強，經濟進入加快增長期；二是中東國家得益於石油收入和貿易順差，加大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力度，為更多的勞動人口提供長期穩定的工作機會，年均經濟增速從過去的3%左右提高到目前的6%；三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區正在經歷上世紀70年代以來最強勁的經濟增長，2006年經濟增長率達5.2%；四是拉美經濟穩步增長，主要大國削減公共支出、減少財政赤字、降低利率，鼓勵私人投資，承受外部沖擊的能力日漸增強，2006年經濟增長5.3%；五是亞洲發展中經濟體表現出色，雖然泰國出現了短暫的金融動盪，東盟經濟總體穩健，四小龍經濟增長較快，2006年亞洲（日本以外）經濟增長8.3%；六是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金磚四國」成為美國之外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又一主要動力，有研究報告預測，今後5年它們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邊際貢獻將超過G7集團。
（二）結構調整的不平衡催生了流動性泛濫，導致全球性資產市場泡沫化
2007年，全球經濟盡管有所放緩，但仍高位運行。同時，各經濟體的結構不平衡問題依舊嚴峻。這種不平衡最主要表現在貿易不平衡上，美國的貿易逆差連年擴張，短短幾年翻了一番。這種不平衡反映出深層次的結構不平衡，美國的儲蓄相對不足，而其他國家消費相對不足，同時低端產業由美國向其他國家轉移。正是由於這種錯位和產業轉移，才造成貿易的不平衡。 從目前情況看，流動性泛濫並沒有體現在消費者物價指數當中，經過連續不斷的加息和收縮流動性，主要經濟體的消費物價指數目前增幅相對溫和。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多數國家的消費者物價指數主要是由服務價格（特別是與居住相關的服務價格，如租金等）帶動上漲的，而可貿易商品（不包括原材料及能源）的價格卻由於全球化和生產效率的提高而呈現下降態勢。但是，流動性泛濫在資產泡沫化方面得到真正體現。不但房地產價格在經歷宏觀調控之後仍頑強上漲（美國房地產價格仍維持在歷史高位，大幅下跌的可能性較小），而且股票市場不斷將泡沫化引向新的高度。2006年度，全球股票市場漲幅將近20%，並且已經超越了2000年初創造的歷史高峰。與此同時，商品市場在流動性的支持下一直高位運行。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反彈，可能觸動商品市場，富裕流動性將支持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價格高位反彈，重新回到上升的通道。綜合因素導致全球資產市場泡沫化。
（三）新一輪結構調整凸顯了產品價值鏈分工和要素分工特性
隨著經濟全球化向縱深發展，特別是隨著FDI的增長和跨國公司的全球布局，傳統意義上以商品貿易為基礎的國際分工格局正被打破，國際分工逐步深入到了企業內部，分工方式由產業間分工向產業內部產品分工和要素分工延伸，呈現出產業間分工、產業內產品分工和要素分工並存的新模式。主要有三種表現：
一是全球產業內貿易的迅速增長。產業內貿易是指一個國家（地區）既進口又出口同一種產品的現象。從世界范圍來看，產業內貿易規模持續擴大，根據聯合國貿發中心的統計，20世紀90年代產業內貿易額已佔世界貿易總額的1/4－1/3。同時，產業內貿易在各國對外貿易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二是跨國公司成為國際分工的微觀主體。在國際分工新模式中，跨國公司扮演著全球生產和交換的「組織者」的角色。從目前全球價值鏈內部分工的地位來看，全球價值鏈的推動者主要是行業中處於領導地位的大跨國公司。跨國公司全球化生產帶動了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世界投資報告》（1999），美國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在其進出口總額中占據了較大比重，特別是在化學、機械、電子、運輸設備等原材料和中間品標准化程度相對較高的製造業部門，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的貿易關系更為密切。這表明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並不僅僅是為了爭奪某一市場，而是要服從其全球競爭的需要。
三是產品價值鏈分工導致生產的「分節化」，改變了資源配置方式。在產品內部，當分工形式從勞動密集生產環節向資本技術密集生產環節升級，由產品組裝環節向核心零部件環節轉移時，產品的「分節化」生產得以實現。產品不同生產環節可以在不同國家進行，這改變了產品生產只能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內生產的傳統方式。目前，已經出現的一種貿易流現象：新興工業國家出口中間品和資本品－－中國出口成品－－發達國家，反映的就是在全球化形勢下新的資源配置方式。
（四）貿易總量增長，結構優化，發展中國家貢獻增加
貿易是國際關系的基本形態和核心內容。經濟全球化帶動了國際貿易自由化，在WTO多邊貿易體制的協調下，世界范圍內的關稅水平大幅下降，非關稅壁壘受到約束，從而為全球商品和服務貿易創造了有利環境。在總量擴張的同時，隨著全球產業結構的升級，國際貿易結構不斷改善。世界各國工業化總體水平的提高刺激了全球工業品生產和消費的迅猛增長，使工業製成品貿易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初級產品的比重逐步下降。此外，世界貨物貿易的發展帶動了發展中國家出口增長：按名義價格計算，2006年發展中國家的貨物出口額增長了20%，達4.27萬億美元，在世界貨物出口中的比重提高到36%，為歷史最高水平；進口額增長了17%，在世界貨物進口中的比重提高到31%，為近二三十年的最高水平。
（五）國際直接投資地區間分配不均衡，服務業是FDI流入的主要產業
據聯合國初步數據顯示，2007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總額高達1.5萬億美元，超過此前2000年的1.4萬億美元，創歷史新高。2007年，弱勢美元促使更多外國投資流入美國，使美國成為最大FDI引資國，估計吸引外國直接投資達1930億美元。英國緊隨其後，約1710億美元，成為第二大新增外國投資接收國，法國以1230億美元位居第三。歐盟是吸引FDI最多的地區，佔全部外國投資額的40%。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中吸引FDI最多的國家，其金額達670億美元，較2006年的690億美元略有下滑。2007年，富國和窮國在吸引FDI方面均有增長的同時，全球很多地區的跨境並購表現活躍。 生產性服務業跨國轉移成為新一輪國際投資的突出特徵，服務業跨國投資在全球FDI總存量中佔60%，在當年流量中也超過一半。世界跨國公司向服務業轉型步伐不斷加快，目前世界500強中一半以上為服務業跨國公司，其中製造業相當一部分收入也是依靠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與第二產業相互融合，創造出全新的產業發展模式，促進了外包的發展。2006年全球外包業加快重組，總規模估計達8600億美元。向低成本、高素質人才的發展中國家的離岸外包迅猛發展，外包業務種類擴大到軟體、後台服務、呼叫中心、研發設計等，服務外包豐富了產品供應量的內涵，成為服務轉移的重要形式。
（六）國際經濟協調機制快速發展
1、貿易領域的國際協調
國際貿易領域的多邊協調主要是由WTO推動的。同時，在雙邊和地區層面，各種「自由貿易協定」（FTA）的簽訂和實施使貿易領域的國際協調手段和渠道不斷豐富、完善。
2、投資領域的國際協調
在各國和各國際組織的共同努力下，投資領域的國際協調機制已經初步建立：（1）在多邊層面，自烏拉圭回合簽訂了《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TRIMs）以來，WTO投資政策的國際協調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2）在雙邊層面，投資領域的國際協調主要通過各國之間締結的雙邊投資協定（BITs）來實現。（3）在地區層面上，20世紀90年代以來，幾乎所有的區域性（包括外資流入較少的南亞、西亞和西非）經濟組織都進行了有關投資自由化的談判，並達成了相應的框架協議或旨在促進資本流動的合作計劃。
3、競爭政策的國際協調
國際競爭環境的變化使競爭政策國際協調成為日益重要的議題。盡管國際競爭政策仍然「缺位」，但越來越多的國家已經意識到了制定全球性競爭法規的必要性，正著手開展多個層次、多種形式的國際合作。
二、國際經濟結構調整的趨勢
（一）參與國際經濟結構調整的主體不斷增多，「金磚四國」繼續成為亮點
為適應全球化加快、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產業結構加快調整的國際經濟發展趨勢，未來必將有更多國家主動積極參與國際經濟結構調整，其經濟結構調整將緊緊圍繞扶「新」、扶「高」、扶「大」、扶「名牌」的調整方向進行。扶「新」。就是大力扶持新的增長點，帶動行業結構優化；扶「高」。就是扶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帶動技術結構升級；扶「大」。就是扶持企業擴大規模，推進企業組織結構優化，實現規模經濟；扶「名牌」。就是扶持名牌產品，改善產品結構，提高競爭能力。除美國等主要發達經濟體之外，經濟結構調整的主體不但更趨多元化，而且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將繼續通過結構調整推動經濟全面增長；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金磚四國」繼續成為經濟結構調整的亮點，在國際經濟中的影響力與日俱增。
（二）國際經濟結構調整的非均衡性仍然存在
經濟結構調整的不平衡對全球經濟產生深遠的影響，對貨幣體系的影響在於，流動性泛濫，這已經成為世界性難題。
（三）結構調整進一步向服務型經濟轉型，資本流動呈現水平型
國際資本流動對世界經濟結構調整的作用越來越大，這主要是受經濟全球化的影響。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其結構調整的知識型服務型特徵都很明顯。目前，服務業佔世界GDP的比重已達68%，生產性服務業已經成為發達國家的支柱產業。生產性服務業的迅速發展與升級使國際競爭從成本和價格的競爭過渡到技術與品牌的競爭，再演變到了產品供應鏈之間的競爭，成為決定各國在世界產業鏈和價值鏈地位的關鍵因素。從中長期看，製造業在後工業化社會經濟中的地位應逐步相對下降。 從資本流動趨勢看，發達國家既是資本提供方，也是資本使用方，國際資本流動呈水平型。發達國家之間的相互投資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相互投資，成為資本流動的兩大主要方向。從國際資本流動的結構變化看，未來幾年國際資本有可能增加對發展中經濟體或發展中地區流動，特別是向那些正在採取較大開放政策措施的國家和地區流動。
（四）結構調整的區域化特徵增強，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有可能抬頭
在此輪結構調整中，不少國家通過雙邊、多邊或自由貿易區談判推進區域經濟合作，改變區域內的經濟關系，建立保證區域經濟增長的新結構。區域一體化組織最大的特點是「對內自由，對外保護」，因而，區域性組織的發展一方面通過「貿易與投資的創造效應」，有利於實現區域內的優勢互補，提高區域內部分工水平，促進區域統一市場的形成，從而帶動區域內部投資與貿易的增長；另一方面，區域性貿易壁壘對非成員國的進口構成了障礙，對全球貿易自由化進程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區域化和全球化作為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大趨勢，既相互促動，又相互制約。通過地區內部利益整合，在區域層次上實現全球化帶來的部分主權讓渡要求，這不失為一條有效而可行的道路。然而，盡管區域一體化組織的建立減少了WTO多邊貿易談判的層級，但在現行談判機制下，WTO多邊貿易談判一定程度上成為區域一體化組織彰顯地區利益的平台，區域一體化組織日益增強的談判勢力及其對地區利益的維護常常使談判陷入僵局，從而對多邊國際協調機制及其有效性帶來新的挑戰。
（五）此輪結構調整將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競爭力的差距拉大
在世界經濟全球化、市場化、信息化的發展中，美國、歐洲、日本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仍處於主導和優勢地位，但發達國家之間在經濟、科技、市場方面的競爭將更加激烈，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規律仍在起基本作用。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和機遇，少數發展中國家將發揮比較優勢，在參與國際市場競爭中提升產業結構，成為又一批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但由於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尚未完成，高技術產業尚處於初始階段或雖已起步但尚未形成規模效益，其國民經濟主要成分仍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國際競爭力較弱，因此，各個國家在參與全球化進行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還可能拉大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差距。
（六）跨國公司將繼續發展，但受約束大，政府和社會力量增強
上世紀的90年代以來，跨國企業兼並、收購數量之多，規模之大，都超過了歷史記錄。一個新企業或新經濟發展的利潤空間很小，基本被跨國公司壟斷，要發展新的跨國公司，進入的門檻條件也越來越高，甚至超過了國家經濟的承受能力和本國市場所能夠提供的規模和利潤。跨國公司在某種意義上開始壟斷世界市場份額，而不再是繼續投資，因此而導致跨國公司發展與非跨國公司發展之間差異拉大，非跨國公司逐漸被納入跨國公司的國際分工體系，因此而形成等級分類和控制的發展模式，這在21世紀初將更加明顯。從這個意義上講，後起國家那種試圖全面追趕的跨越式戰略可能不能實現，或者實現的難度很大。
但是，另外一個方面，跨國公司受到的約束也在增加。跨國公司如果不能解決自身造成的經濟、金融矛盾和危機，各國政府之間的政策協調和干預就會趨向加強，這在網路和金融時代，這個問題將明顯化。最後，政府、企業和其他組織將共同參與全球化經濟新規則的制定和舊規則的修改、完善，有可能建立對經濟全球化的指導方針。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游戲規則也不再被發達國家所壟斷。
Ⅱ 浙江省的FDI數據 年份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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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浙粵利用外資業績與潛力比較
江蘇、浙江和廣東是我國的三個經濟大省，也是我國吸引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主要省份。本文首先對三省利用FDI的特徵及趨勢進行了比較研究，然後通過計算三省吸引外資的業績與潛力指數，評價了其利用外資的業績和未來進一步吸引外資的潛力。
一、江蘇、浙江與廣東利用外資的總體狀況
(一)外資規模
從FDI流入的總體規模看，截至2002年，江蘇累計合同利用FDI金額596.48億美元、實際利用FDI309.48億美元；浙江分別為360.31億美元和165.58億美元；廣東為2014.55億美元和1242.76億美元。1979年至2002年，全國實際利用外國直接投資4479.66億美元，江蘇、浙江、廣東分別占其中的6.9%、3.7%和27.7%。2002年，廣東、江蘇、浙江分別利用FDI113.3、101.8和30.7億美元，佔全國FDI流入總量比例分別為21.5%、19.32%和5.83%，在全國31個省市排名中，分別位居第一、第二和第七。由此可見，在利用FDI總體規模上，廣東最大，江蘇次之，最後是浙江。
從三省份利用FDI的趨勢來看，從1990年至2002年，廣東年平均增長率低於江蘇和浙江，但由於廣東發展初期FDI絕對量更大，所以每年引進的FDI數量都超過了江蘇和浙江。江蘇作為我國吸引FDI的第二大省份，在1992年以前和浙江吸引FDI絕對量和增加速度基本持平，1992年吸引的FDI比1991年增加了4倍之後，保持近一倍的增長速度直到1998年，在經歷了1998到2000年的小幅下降後，2001年後出現恢復性增長，特別是2002年增長率達到46%，FDI絕對量水平進一步接近廣東。浙江引進外商直接投資1992年是個轉折點，除1997和1998年的小幅下降，基本處於平穩的增長過程，年平均增長率為7%，2001年和2002年引進FDI有較大幅度增加，平均增長率達到40%，並有進一步增長的趨勢。
(二)外資來源地
1994—2001年按合同金額計算，在江蘇投資最多的5個國家(地區)依次為：香港、新加坡、美國、台灣和日本；在浙江投資最多的5個國家(地區)依次為：香港、美國、台灣、日本和韓國；而廣東為：香港、英屬維京群島、台灣、新加坡和美國。在江蘇、浙江和廣東投資前5名的國家(地區)投資總額分別佔三省吸引全部FDI的71.8%、69.2%和86.4%。可見三省外資來源地的集中度都很高。三省FDI的來源地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香港的投資均列各省投資來源地首位，美國和台灣也都榜上有名。
三省FDI來源地內部構成有所不同。港資雖然同處三地FDI來源地的首位，但所佔比重各不相同。香港投資在廣東地位尤為重要，所佔比例達到64.4%，這里還不包括在維京群島注冊的香港公司的投資，而在江蘇和浙江港資比重則略低。美國和台灣投資在江蘇和浙江比重均達到了10%以上，在廣東接近4%。另外新加坡在江蘇，韓國在浙江，也成為兩地吸引不同來源地FDI的特色所在。
(三)投資方式
累計到2001年底，江蘇、浙江和廣東的外商投資企業中，按合同項目數計算，三省外商獨資企業所佔的比重分別為：22.9%、21.5%和31.4%；按實際利用FDI金額計算，三省外商獨資企業所佔比重分別為：40.6%、35.8%和31.9%。隨著投資的進一步發展，獨資方式在三種方式中所佔的比例不斷上升，逐漸成為主導方式。
廣東和江蘇獨資方式發展的逐漸上升趨勢非常接近，採用獨資方式的FDI實際投資金額分別在1997年和1999年超過了合資方式，並呈進一步上升趨勢，而浙江外商獨資方式發展比較平穩，2001年獨資方式第一次超過合資方式，成為利用FDI的主要方式。合資方式在三省的發展都較平穩，只是廣東省有些年份的發展略有起伏。合資一直是浙江省的重要投資方式。2001年以獨資方式流入浙江的FDI佔全部FDI的53%，合資方式佔43%。
(四)行業分布
近年來，全國FDI中雖然仍以第二產業為主，但第三產業所吸引的外資比重正趨於上升。2001年全國、江蘇、浙江和廣東實際FDI投資的產業和行業分布如表2。
從表2可見，除廣東和全國的FDI產業和行業基本一致外，江蘇和浙江的FDI產業分布有較大不同：FDI在兩省第一、三產業的投資遠低於全國水平，而在第二產業的投資則大大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以江蘇為例，2001年第一、二、三產業中FDI所佔的比例分別為0.04%、93.5%和6.46%，而同年全國的平均水平為1.9%、74.3%和23.8%。
從行業分布來看，製造業是第二產業中吸收FDI的主要部門，江蘇、浙江和廣東在這一行業中吸收的FDI份額分別為91.1%、76.2%和69.1%。除廣東與全國65.9%的水平相近外，其他兩省都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在第三產業內，交通運輸、郵電、通信行業作為近年來國家積極引導FDI流入的行業，浙江和廣東的FDI比重高於全國平均水平，而江蘇0.05%的份額顯然低於全國1.9%的平均水平。房地產業不但是全國，也是三省市第三產業吸收FDI的重點行業，吸收FDI的份額位於第三產業各行業之首。但除了廣東10.3%的份額與全國11%的平均水平接近外，江蘇和浙江在這一行業吸收FDI的水平則大大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二、三省利用外資的業績和潛力比較
(一)業績指數
根據業績指數的計算公式，我們測算出1992—2002年三省利用FDI的業績指數值(見表3)，三省平均值江蘇為1.52，浙江為0.61，廣東為3.12。這種情況表明，過去11年裡，江蘇和廣東在利用FDI方面均取得了優秀業績，廣東成績最為突出，而浙江則相對落後。從10年來的變化來看，廣東業績在近兩年出現明顯下降趨勢，而江蘇和浙江則呈上升態勢。
(二)潛力指數
潛力指數表明一個地區未來吸引FDI的競爭力和潛力。本文選擇了7個變數，作為評價區位吸引FDI的潛力指標。一個省市的潛力指數值就是上述7個潛力指數值的平均值。本文得出江蘇、浙江與廣東各自在1995和2001年的潛力指數值(表4)。
在業績指數方面，1995—2001年，除廣東出現下降外，江蘇和浙江的業績都上升了，浙江增加的幅度較大。在潛力指數方面，1995—2001年，三省潛力都有所上升，但浙江和江蘇在提升吸引FDI的競爭力方面快於廣東。
(三)三省潛力指數中於要素比較
江蘇、浙江和廣東的潛力指數中，有7子要素存在較大差別：出口佔GDP的比例、每千人擁有的電話數、人均電力消費量、R&D支出佔GDP的比例和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
出口佔GDP的比例代表一個區位參與國際化的程度，它是影響FDI流入的一個重要變數。廣東省出口佔GDP的比例全國最大，而江蘇和浙江雖然增速較快，但從絕對額來看仍較落後。這主要是由於投資於蘇、浙的外商更多著眼於中國本土市場，而兩地最初經濟發展模式也是依靠國內的市場，所以無論是外企還是本地企業的產品大多內銷。
每千人擁有的電話數代表區位的通訊水平，體現區位物質基礎設施的狀況。在這方面江蘇與浙江和廣東有一定差距。浙江的絕對數量雖然沒有廣東高，但增長速度很快，從1995年的0.41上升到2001年的0.53，而廣東從0.55上升到0.59。
人均電力消費量代表能源的可獲得性和成本，這是影響FDI，特別是效率導向型FDI的重要因素。在這個變數中，浙江和廣東差別不大，而江蘇的競爭力則較弱。
R&D支出佔GDP的比例表明了一個區位的技術能力，它是吸引創新資產尋求型FDI的關鍵因素。1995年三省在此項中的指數值都很低，江蘇相對來說情況較好。2001年三省的指數值都有上升，特別是廣東，從1995年的0.03升至0.2，增幅最大，而浙江僅從0.01上升至0.08。無論從絕對值還是從增長速度來看都落後於其他兩省。
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是衡量一個區位勞動力所具備的高等教育和相關技能的程度。目前，高技術勞動力的質量與成本是全球和地區競相吸引FDI的核心優勢。在這方面，浙江和廣東都落後於江蘇。但值得注意的是，江蘇和廣東1995年和2001年的指數值變化不大，而浙江則從1995年的0.05升至0.12，縮小了和其他兩省的差距。
三、結論性評述
通過比較廣東、江蘇和浙江利用FDI的規模與結構，以及利用的FDI的業績和潛力，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廣東利用FDI的總體規模最大，江蘇緊隨其後，浙江和它們的差距較大。
——三省的FDI來源地都較集中。廣東吸引的FDI中以港資為主，1994至2001年，來自香港的投資占其全部投資的64.4%。江蘇和浙江的FDI來源地則相對分散，美國、台灣和日本的投資都佔到兩地的10%左右，而在廣東則不足5%。
——獨資方式在廣東和江蘇的發展快於浙江，浙江省外商獨資方式變化緩慢，2001年獨資方式才略高於合資方式。
——廣東的FDI行業分布和全國情況接近，而江蘇和浙江流入第二產業的FDl分別為93.5%和84.5%，特別是流入江蘇製造業的FDI占其全部的91%，流入第三產業的FDI僅為6.46%和14.9%，而且主要集中於房地產業，這反映了兩地的產業結構和其在區域分工中的地位。
——從利用外資的業績指數評價，吸引FDI業績最好的是廣東，其次是江蘇，浙江最差。
——從潛力指數來看，廣東未來吸引FDI的潛力仍然較強。浙江吸引FDI的業績雖然不如江蘇，但引資的潛力卻高於江蘇。廣東參與國際化的程度要大大高於江蘇和浙江，這是它進一步吸引外資的優勢。浙江在研發投入和受高等教育人數這兩項考察中處於劣勢，意味著這兩點將會成為其今後提升引資競爭力的瓶頸。江蘇在研發投入和受高等教育人數方面有一定的優勢，但是其基礎設施狀況和企業經營成本卻落後於其他兩省。
另外，研究結果還顯示，從GDP增長、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等宏觀經濟指標衡量，三省的經濟運行均呈良好態勢。通常認為，外資對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在三省利用外資水平存在較大差異的情況下，為什麼浙江的經濟發展仍呈現較強的活力?比較三省的經濟成分，不難發現，浙江的民營經濟更為發達。例如，2002年浙江民營經濟增加值為3450億元，佔GDP的比重為45%，而全部非公有制增加值為4065億元，佔GDP的比重為53%，這一比例高於江蘇和廣東。由此而產生的問題是：區位民營經濟的發展水平是否與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水平有關?民營經濟發達，是否能夠成為外資的直接替代?跨國公司的進入，是否遏制了區位民營企業的發展，兩者之間存在投資擠出效應嗎?這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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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論FDI(對外直接投資)與中國區域經濟的不平衡發展從哪幾個方面寫
從FDI的空間溢出效應；FDI對區域經濟總量的影響；FDI對區域經濟增長速度的影響;FDI的空間轉移或分布格局影響，其實你這個題目比較大，寫文章必須從小的角度切入才有可能寫出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