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經濟和工業經濟發展

（1）主要因素：工業革命的發生和發展。（2分）
作用：工業革命期間，機器生產和工廠制度的興起推動了原有城市的擴大和新工業城市的興起；隨著工廠制盛行，農村人口湧向城市轉變為工業勞動力，使城市人口與城市數目迅猛增長；交通運輸技術的發展大大有利於城市化的發展。（6分）
（2）原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的制約；城市化起步晚；工農業生產水平低（或工業化程度不高，或小農經濟仍佔主導地位）；傳統思想觀念的影響。（6分，每點2分，答對其中任意3點給6分）
措施：對原有城市進行徹底改造；改變城市產業結構和發展類型（或：變消費城市為生產、生活協調發展的城市）；採取正確的城市工作方針和政策促進經濟發展。（4分，每點2分，答對其中任意2點給4分）
（3）問題：交通擁擠，環境污染，城市排水功能差等基礎設施建設不到位；城市建設走「利先弊後」的路子，帶來無窮隱患。（4分）
啟示：做到規劃科學合理，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不能走先污染後治理的路子，要確保城市建設的健康和環保。（3分）

㈦ 城市經濟的城市經濟的發展

城市經濟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隨著第二次社會大分工──農業與手工業的分離和商品交換的發展，引起城鄉分離而產生的。城市經濟的發展不僅受整個社會生產力水平和生產關系性質的制約，而且總是同城鄉關系的變化聯系在一起的。
前資本主義社會，不論歐洲還是亞洲的城市，多數是當時社會的政治、軍事和文化、宗教中心，是商業和手工業薈萃之地，城市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帶有消費性經濟的特色。資本主義的發展加速了城市化的進程。機器大工業的出現，使工業日益集中，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加強了城市與外界的經濟聯系，促成了國內市場和世界市場的形成，引起了城市性質、結構和功能的變化。城市成為工業生產、商業、金融、交通的中心。資本主義使城市經濟達到空前的繁榮和強大。這種城市經濟是依靠剝削和掠奪農村經濟而發展起來的。因此，它的發展過程，也是城鄉對立和矛盾加劇的過程。
社會主義使城市經濟的性質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社會主義城市經濟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實行有計劃發展的經濟，它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起著主導作用。中國在1949年以前，近代工業發展緩慢，經濟極其落後，內外貿易凋敝，城市數量少，分布不合理，居民生活貧困動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為了適應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需要，在大力發展原有城市經濟建設的同時，又新建了一批工商業城市。到1985年，全國設市建制的城市達到324個，其城市總人口（不包括市轄縣）達到 21228萬。城市基礎設施和市政建設也有了很大發展。城市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並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據不完全統計，到1985 年，設市建制的城市工業總產值佔全國69.7%，全民所有制獨立核算的工業企業的利潤和稅金佔全國相應企業的79.5%，城市工業企業職工人數佔全國的68.3%。
在中國，城市經濟和農村經濟的關系發生了根本變化。城市以先進的技術裝備武裝農村，推動廣大農村的現代化進程，農村則以自己的農副產品供應城市，支持城市的社會主義建設。城鄉之間建立了平等互利的經濟聯系，走上了共同繁榮的道路，從而，為最終消滅城鄉差別逐步創造條件。

㈧ 長三角經濟圈和環渤海經濟圈發展工業的優勢區位條件有哪些相同點

中國三大經濟圈就是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三大都市圈各有規模，三大經濟圈定位也不相同。中國三大經濟圈就是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三大都市圈各有規模，三大經濟圈定位也不相同。珠三角面臨南中國海，為西江、北江、東江的匯合處，也即珠江的出口處，水陸交通發達、海外聯系便捷，是內地沿海南部通向世界的重要門戶地區。珠三角素有「珠三角」、「大珠三角」之分。近年來又提出了「泛珠三角」的概念，其包括廣東、福建、江西、湖南、廣西、海南、四川、貴州、雲南九個省區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簡稱「9+2」。這說明了珠三角的迅速崛起以及有著巨大的拓展空間，並且有望成為世界矚目的特大經濟區。珠三角發展特色主要表現在：實現了富饒地區的快速城市化；形成了「外向導入式」為主的發展模式；呈現出以農村城鎮化為主導的「爆發式」城市化；表現出多中心、高強度、聚集式的城市群發展形態；勾勒出內、中、外三個圈層的「圈層式」經濟與城市發展特點；在城市與鄉村的連接地區出現了一種「既非城市又非農村」的特殊空間結構形式。長三角緊臨東海，為我國最大的內河長江的出口處，長江三角洲城市群是我國城市化程度最高、城鎮分布最密集、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地區。長三角包括上海市、江蘇省八個城市和浙江省六個城市，共計十五個城市，以後又有浙江台州市加入了長三角城市經濟協調會，即所謂的「15+1」。它以上海為中心，南京、杭州為副中心，包括江蘇的揚州、泰州、南通、鎮江、常州、無錫、蘇州，浙江的嘉興、湖州、紹興、寧波、舟山，共15個城市及其所轄的74個縣市，以滬杭、滬寧高速公路以及多條鐵路為紐帶，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長江的黃金通道流經29個主要城市，把長三角引向內陸腹地，是世界與中國大陸連結的重要門戶地區。長三角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成為全國最具活力的地區之一。長三角的發展特色主要表現在：形成綜合性產業基地；城市化呈現結構性大發展；城市綜合實力全國領先，圈層特徵明顯；城市與城鎮工業化水平較高；城市大物流條件初步形成；城市教育科技實力雄厚，高層次人才密集；城鄉居民生活水平比較富裕，全國領先。環渤海位於中國東部沿海的北部地區，通過京津唐城市帶引向中國北方腹地，區位特殊，工業密集、城市密布，是內地沿海北部通往世界的重要門戶地區。由京津領銜的環渤海灣經濟區產生於1986年，一般認為，狹義上是指遼東半島、山東半島、京津冀為主的環渤海濱海經濟帶，其目標是打造以北京、天津為雙核的世界級城市。從更大的范圍來說，已形成了「5+2」戰略合作格局的框架，即河北、山西、遼寧、山東以及內蒙古中東部五個省區，北京和天津兩個市。環渤海地區發展特色主要表現在：形成了中國重要的工業密集區和大型城市群；區域規劃發展的起步較晚，區域經濟發展相對於珠三角和長三角明顯落後；開始全力構建環渤海經濟圈區域經濟發展新平台，建立「多贏」的區域協調和合作新機制。長三角的優勢是商業貿易氛圍良好，商業環境好，國際化程度高，有強大的品牌消費市場，民營經濟強大，同時一頭兩翼（中心--上海，南京、杭州為副中心）結構最合理，國內經濟學家更是提出了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兩大概念；珠三角的優勢是思想觀念開放，和在香港台灣的投資商溝通相對比較容易，地域上比較方便，建立了和市場經濟相匹配的制度和文化條件，以深圳一些上市公司為代表的珠三角企業成為了中國最優秀的最有投資價值的藍籌公司；環渤海的優勢是自然資源豐富，離國家的政策和決策中心最近，有著強大的重工業基礎，房租便宜。據經濟學家分析三大經濟圈中長三角的增長速率最低，環渤海最高，但是如果按購買力平價來計算，2006年長三角已經超過了以東京為首的關東地區，是整個東北亞地區（日本韓國，包括港澳和新加坡）這個區域最大的經濟區，到2020年長三角的經濟規模會是關東經濟圈的兩倍同年珠三角會超過關東區。長三角雖然富裕，但包容性最欠缺，在江蘇有著蘇南蘇北之爭，浙江有浙東浙西之斗，而龍頭上海更是以排外「聞名」，而且蘇浙滬的語言溝通上有一定困難。相對而言深圳的包容性就高的多，因為深圳很多都是移民，但語言也是一大障礙，環渤海應該是包容性最大而且語言交流最容易的。現在環渤海已經成了新的創業溫床，隨著山東的GDP超越江蘇已經有人提出環渤海正以驚人的成長速度直逼長珠三角。當中國製造開始向中國創造轉型時中國已經不再是國外大型跨過公司的首選地了，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地位也漸漸被印度所替代，因此跨國公司投資熱也會漸漸降溫。而這時國內企業的發展就成了關鍵，不管是工業，製造業，服務業還是IT等新興產業，比的就是把握機會的能力了，究竟誰強誰弱還無法也不能下結論，因為三大經濟圈各有特色，環渤海的重工業，長三角的製造和服務業，珠三角的新興產業，但只要能找好自己的定位，發揮自己的優勢，把握好時機，都會有所作為！

㈨ 中國城市化水平滯後於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消極作用

城市化滯後的經濟障礙 ①城市化的經濟障礙主要表現為工業化弱質,包括產業結構弱質和經濟發展的微觀主體企業弱質. ②城市化滯後是對傳統工業化的否定. 2）城...

㈩ 為什麼中國的城鎮化率滯後於工業化率和經濟發展水平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工業化（Instrialization）[1]與城市化（Urbanization）是相互依存和協調推進的，先行工業化國家的歷史經驗已證明了這一點。但我國過去由於實行了計劃經濟體制、城鄉分割體制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導致工業化與城市化嚴重不協調，主要表現為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由此造成了第三產業發展落後、二元結構惡化等不良後果。為了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協調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是今後一段時期必須認真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一、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的主要成因為什麼我國的城市化嚴重滯後於工業化？主要是由如下四個相互影響的原因造成的。首先，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導致了工業化超前或城市化滯後。建國初，我國面臨一些特殊的國際國內背景：一是國內工業化基礎非常薄弱[2]；二是國際上強國都是工業發達國家，蘇聯在發展的初期成功地實現了重工業化，這給我國以強大的示範作用；三是西方國家的和敵視，使我們不得不重點發展國防和軍事工業等重工業；四是1840年來被淪為半殖民地的屈辱歷史使我國政府和人民對軍事、國防和高科技格外重視；五是共和國第一代領導人從心底深處渴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盡快將中國建設成一個現代化強國；六是當時的經濟發展理論大都支持加速工業化[3]。在這種背景下，循序漸進、各產業和城鄉協調發展的工業化戰略難以獲得廣泛認可，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則成為巨大的誘惑。趕超型工業化戰略，一方面使重工業超常規發展，使以工業產值比重為衡量標準的工業化水平超常規上升；另一方面使農業和農村發展的基礎受到破壞，使廣大農民難以積累起向城市和非農產業轉移的起始資本，城市化的正常機制被破壞。因為在工業基礎薄弱且沒有多少外援的情況下採取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必然要以剝奪國內農業和農村為代價，以農民相對貧困為代價。其次，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保證了趕超型工業化的實施。趕超型工業化戰略是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主要特徵的，重工業是資本密集型的產業，而我國當時資本極為稀缺。如何在資本稀缺的情況下，將資本需求很大的重工業快速發展起來，是一個必須突破的難題。顯然，遵循比較優勢的市場體制是不可能在資本稀缺的資源稟賦下優先發展資本密集的重工業的，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只能靠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來推進。因此，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應運而生。中央政府通過計劃手段，一方面將城鄉資源強行配置到工業部門，使工業產值或工業化水平超常規增長；另一方面強行轉移農業剩餘，並阻止農民進城（即直接阻礙城市化），以維持城市居民的高福利、低工資，加速工業化原始積累。再次，城鄉分割體制直接阻礙了城市化進程。以戶籍制度、城鄉差別勞動就業和福利保障制度為主要內容的城鄉分割體制直接阻止了城市化進程。在這種體制下，市民享有福利保障等特權，而農民不僅不能分享國家的許多福利保障待遇，而且要通過「剪刀差」等途徑為工業化做奉獻。農民進城意味著政府財政負擔的加重和市民平均福利「蛋糕」的縮小，因此政府通過嚴格的戶籍制度將農民阻止在城門外，持續推行「就地消化」方針[4]，以減輕自身的財政負擔，並維持市民對城市文明的壟斷特權。政府、國有企業和城市居民顯然都不歡迎農民進城，這是阻礙我國城市化進程最深刻的經濟利益根源。為了保證城鄉分割體制的實施，在農村實現了人民公社制度和統購統銷制度。人民公社以集體生產、集體生活的形式剝奪了農民的生產和生活自主權、財產和收益支配權；統購統銷制度則剝奪了農民的生產成果支配權和流通自主權。這些都為強制轉移農業剩餘、控制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提供了制度保障。城鄉分割體制從如下幾個方面阻礙了城市化進程：一是通過戶籍制度限制農民進城，直接阻礙城市化；二是通過資金等生產要素從農村向城市的過度輸出，破壞了農村自身正常的積累機制，削弱了農村進一步發展的基礎，阻礙了農村小城鎮的發展或農村城市化進程；三是使農村富餘勞動力大量滯留在越來越少的耕地上，造成人地關系高度緊張，抑制了農業的現代化，導致糧食等農產品在相當長時期的供給不足以支撐人口的城市化；四是城市工業、農村農業的產業分布格局，嚴重抑制了第三產業的發展和就業水平的提高，制約了城市化進程。第四，嚴格控制大城市的城市化方針和「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農村工業化方針抑制了城市化。自1980年以來長期實施的「嚴格控制大城市，適當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鎮」的城市化方針，阻礙了城市化的正常發展。我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出現一批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都是完全正常的。但長期以來，為了維護現有大城市居民的利益，我們過分強調防止「城市病」，而相對忽視人口擁擠在耕地越來越少的農村也會出現嚴重的「農村病」，無視大城市所具有的聚集效益和規模經濟，而過分將城市化的重心放在農村小城鎮和中小城市身上[5]。「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農村工業化方針也阻礙了城市化的正常發展。因為如果允許勞動力和資金等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則許多農村的中小企業完全可以轉移到聚集效益較好的城市和城鎮，這樣可以大大促進城市化。而當鄉鎮企業在農村分散發展的情況下，許多本來可以城市化的人口被滯留在農村，延遲了城市化進程。2000年鄉鎮企業職工為1.27億人，占鄉村勞動力的1/5和農村剩餘勞動力的50%。二、協調推進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對策協調推進工業化與城市化、逐步消除城市化滯後的對策可以分為體制改革和發展戰略調整兩個大的方面。（一）體制改革對策第一，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消除農民進城的身份障礙根據世界各國通行做法和20世紀50年代我國憲法曾確定的國民有遷徙自由的原則，允許廣大農民根據自己的意願和能力在全國各地自由選擇自己的居住和工作地點，實行國際上通行的以身份證管理為核心的人口流動制度，及以居住地劃分城鎮人口和農村人口、以職業劃分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的戶籍登記制度，使全體公民在戶口身份上完全平等。根據近幾年石家莊等城市的大膽實踐，那種擔心放開戶籍會導致天下大亂的擔心是多餘的。第二，加快勞動就業制度改革，消除農民進城的就業障礙改革阻礙農民進城的勞動就業制度、建立鼓勵農民進城的勞動就業制度，是消除城市化滯後的核心舉措。為此，要打破「城市保護主義」，取消嚴格限制民工就業范圍的歧視性政策；促使城市機關和企事業單位改革僵化的勞動用工制度和人事制度，按照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招聘包括農民在內的各類人才；堅決取消農民外出務工許可證和流動就業證等制度，歸還、賦予和保護農民自由擇業的權利；保障民工的勞動權益，保證民工享受與當地居民同等的福利保障待遇和公民權利（如子女教育、公共衛生、醫療服務、失業保險、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將就業培訓和就業指導推廣到城鄉所有勞動者；加快城鄉就業信息網路建設，建立全國性的農村剩餘勞動力供求信息中心，促進全國統一勞動力市場的形成等。第三，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消除農民進城的產權障礙土地不能順利流轉，土地收益不能得到補償，是城市化的重大障礙。因為進城農民難以徹底「離土」，不得不成為城鄉「兩棲」公民。因此，必須進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使農民獲得永久的土地使用權或部分土地所有權，讓土地盡量流轉起來，使土地作為一種生產要素能與其他要素形成優化配置，使進城農民能順利地將土地以合理的價格轉讓出去，獲得應有的土地收益，增加進城創業的啟動資本。城鎮土地制度改革的重點是改土地的無償使用為有償使用，培育土地市場，提高土地配置效率。實行將新興城鎮或新城區規劃區范圍的建設用地同進城農民承包地按級差收益比例調換或置換的政策。第四，加快福利保障制度改革，消除農民進城的利益障礙以住房、醫療、養老、勞保、就業、教育等為主要內容的城鄉二元福利保障制度，是城鄉分割體制的內核，戶籍制度只是外殼和表象。二元福利保障制度是城市化的重大障礙。因此，必須逐步消除市民的福利保障特權，大力推進城市住宅、醫療和養老等方面的改革，讓農民也回到福利保障的大家庭中來。中國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長遠目標模式應該是高度統一、社會化、法制化的現代社會保障制度。但現階段可以考慮建立一種既符合社會保障制度發展趨勢，又適合當前國情的、過渡性的、能夠使城鄉社會保障有機銜接的、由「全民基本保障」、「單位補充保障」、「個人附加保障」組成的「三層次」社會保障模式。此外，從土地增值收益中拿出一部分建立農民進城保險基金。第五，改革投融資體制，形成新的城市建設擴張機制改變城市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單一靠政府財政投入的老法，向政府投資、社會集資、企業投資、居民入資、國外引資等多渠道發展，即變「國家建城，居民享受」的政府單元投資體制為政府、企業、居民多元投資體制。通過政策引導，提高政府、企業、社會和個人共同參與城市建設的積極性。鼓勵大企業以市場運作方式參與城鎮建設。將部分基礎設施逐步商品化，對市政設施逐步實行有償使用，實行合理的服務收費。通過城鎮建設體制改革，逐步改變人們進城收益總是絕對大於進城成本或政府投資總是得不償失的不均衡狀況，即逐步緩解城鎮居民與城鎮基礎設施的矛盾，消除政府對城鎮人口增加的恐懼，形成正常的城鎮擴展機制。（二）戰略調整對策第一，調整工業化戰略，促進各產業協調發展徹底改變由政府主導優先或重點發展某種產業（如優先發展重工業、重點發展信息產業之類）的計劃經濟思維和做法，充分相信市場，由市場來決定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由市場來決定各地的主導產業和拳頭產品，由市場來決定產業布局。要防止政府以「結構調整」為名，過度干預和介入產業結構調整和競爭性行業的項目開發。不能將工業化狹隘地理解為工業發展，而要理解為各產業按照市場需求和自身競爭力協調發展的過程，為此有必要將工業化的衡量標准由工業產值比重改為專業化分工推進的程度等。第二，調整「城市偏向」戰略，統籌城鄉發展農村與城市之間是相互依存的關系，農村與城市的比重是由經濟發展的階段決定的，既不能以政府幹預方式搞「城市偏向」，通過剝奪農村來發展城市，也不能搞「農村偏向」，通過剝奪城市來發展農村，而要由市場來決定人口和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分布。當前，尤其要盡快切斷城市剝奪農村的一系列渠道，如城鄉征稅起點不一致、農民負擔過重、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財政支出過度向城市傾斜、農村金融資金過度流出、農村土地增值收益轉移等。同時，要防止部分地方以推進城市化為名，大搞與國情不相稱的只惠及少數人的高檔城市現代化工程，而將城市化的真正重點——吸納農民進城拋於腦後或放在次要位置上的不良傾向。第三，調整城市化方針，促進各級城市協調發展要調整以城市規模為內容的城市化方針，通過市場制度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促進城市帶和城市群的形成。新的城市化方針可以確定為：「盡快改革城鄉分割體制，掃除城市化的障礙，恢復城市化的正常機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以盡可能多地吸納農村人口為主要目的，大力發展新體制新興城鎮和新城區；避免城鎮的過分分散發展，遵循城市化的普遍規律，形成完整的城市體系和網路」。備註：[1]本文的工業化是指產業化，不僅包括工業發展，而且包括農業的產業化和第三產業的發展。[2]1952年，人均國民收入僅有39.74美元（當時的匯率是1:2.617），資金高度匱乏；87.5%的人口居住在農村，農業勞動力佔全社會勞動力的比重高達83.5%；農業和輕工業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高達69%；全社會能提供的積累僅為130億元，其中生產性積累只有66億元。[3]除了斯大林的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理論外，西方經濟學中也有不少支持加速工業化發展的理論，如：二元經濟結構理論中的劉易斯模型；激進主義發展理論中的普雷維什和辛格的「貿易條件惡化論」；赫爾希曼建立在「聯系效應」基礎上的「不平衡增長理論」；佩魯（F.Perroux）的「發展極」理論等。[4]1956年12月30日，國務院簽發了《關於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7年3月2日，國務院發了《關於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補充指示》；1957年9月14日，國務院再次發出《關於防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關於制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60年代初，我們將2000多萬城市職工遣返原籍；1966年冬，近千萬市民在被「批倒斗臭」後被遣返原籍；1968年，2000多萬青年學生從城市走向農村「上山下鄉」。70年代，我們執行了社隊企業「三就地」方針，即要求社隊企業就地取材、就地生產、就地銷售。80年代，我們執行了「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方針（郭書田，劉純彬等，1990）。[5]1999年，中國建制鎮和3萬個集鎮的鎮區人口為2.2億人，其中非農業戶口1.4億人，分別佔全國城市總人口和「非農業戶口」人數的56.57%和44.36%。在全國667個城市中，市區非農業戶口人數在20萬人以下的小城市佔54.72%，中等城市佔32.38%，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比重僅為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