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中國古代經濟史論文題目
1、關於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問題的研究。 2、中國傳統政治體制與封建社會的長期延續。3、中國古代經濟結構與封建社會的長期延續。4、中國體統文化意識與封建社會的長期延續。5、關於資本主義萌牙的研究。6、關於中國古代社會商品經濟發展原因與性質的研究。7、關於中國古代社會商品經濟特點與水平的研究。8、關於個體小農經濟與中國古代社會性質的研究。9、歷史時期北方地區生態環境的變遷及其成因。10、關於重農抑商政策的研究。11、戰國秦漢時期的經濟區域。12、商品經濟與戰國秦漢社會變遷。13、秦、漢重農抑商政策比較研究。14、西漢經濟政策述評。15、豪族與兩漢社會。16、兩漢土地制度研究。17、秦漢時期的移民問題19、漢代儒學的發展及其影響。20、門閥政治形成的原因。21、門閥士族與魏晉文化的發展。22、門閥士族與魏晉隋唐社會23、六朝時期江南經濟的開發與經濟重心的轉移。24、府兵制與關隴集團。25、商品經濟與唐宋社會變遷。26、唐宋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及其歷史影響。27、科舉制度與唐宋社會。28、唐宋時期的經濟政策與社會經濟。29、漢、唐外交方針之異同研究。30、隋唐地方權力研究。31、地方行政體制與魏晉南北朝的長期分裂。32、門閥集團與隋唐政治。33、 唐宋時期的城市和城市經濟。34、古文運動與儒學的復興。35、佛教與唐宋文化。36、道教與唐宋文化。37、元代文化政策研究。38、行省制與元代的地方發展。39、明朝經濟政策及其歷史影響。40、朱元璋與明初政治。41、明清流民與山區開發。42、明清時期的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萌芽問題。43、清代邊疆地區的開發。44、唐以前的國家、社會與水利。45、宋以後的國家、社會與水利。46、秦漢隋唐的地方行政與社會控制。47、宋明清的地方行政與社會控制。48、士大夫階層與宋明社會研究。49、地主階層與中國體統政治研究。50、唐宋科技與社會、文化研究。51、漢唐時期的陝西。52、宋明時期的陝西。53、漢唐時期的鄉村社會。54、宋明時期的鄉村社會。1．秦漢時期的移民政策及其影響2．秦漢與匈奴的戰爭評述3．秦漢時期北部邊疆的開發及歷史意義4．秦漢時期北部邊疆的開發及對生態環境的影響5．中國古代重農政策的歷史作用6．試論西漢的商業政策7．試論漢代的農業政策8．西漢時期漢匈人口流動及影響9．東漢對南匈奴政策評析10.試論漢武帝的用人方略11．司馬遷的民族觀略論12．漢代外戚集團的形成與擅權13．論西漢後期的社會問題14．兩晉南北朝士族門閥的特徵15．試論唐太宗的民族政策16．試論唐太宗的人才思想17．漢唐異同論18．試論遼代的雙軌行政制度19．宋遼對峙格局的形成及歷史意義20．宋金戰爭爆發的原因21．宋代冗官及其社會影響22．金代的重農政策23．元代文化的特點24．《鹽鐵論·散不足》所反映的西漢社會生活25．東漢的賑災政策26．自然環境變遷與十六國割據政權的關系27．康熙在維護國家統一中的作用28．清末移民實邊政策的作用
B. 求一遍中國古代經濟發展史的論文
中國古代濟濟發展史 一、中國古代各個歷史發展時期的經濟發展狀況 時期 發展原因 農業（畜牧業） 手工業 商業 原始社會 生產力的發展 普遍使用磨製石器、骨制耒、耜、木器、陶器；半坡人已經掌握了種粟的技術，還種植蔬菜和麻；畜牧有豬狗牛羊雞水牛 半坡人有較高的紡織技能，會織麻布，制麻衣；半坡人製造彩陶；大汶口晚期出現銅器製造業 後期出現商品交換 夏朝 奴隸制度的形成有利於生產的發展 用木製的耒、耜等種地翻地，用石刀、蚌鐮收割莊稼；已有原始的農業灌溉技術 銅器製造業的發展（未用於生產） 商朝 奴隸制的發展；奴隸的艱苦勞動 農業是商朝生產的主要部門；「五穀」；豬牛羊馬狗 手工業很發達；青銅製造業是重要部門（原料是銅錫鉛，成就四羊方尊、司母戊鼎） 西周 奴隸制度高度發展；實行土地國有制，推行井田制；奴隸的艱苦勞動 後世的大部分農作物都已有了 分工更細；手工業作坊中全部使用奴隸勞動 出現了奴隸市場 春秋 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工具的改進） 鐵器以在農業、手工業生產上使用；開始使用牛耕；荒地開墾越來越多 春秋後期開始用木炭，用皮囊鼓風提高爐溫，冶煉出生鐵 戰國 社會進步：封建制度下的農民，地位比奴隸有了一些提高，生產的積極性也提高了；生產工具的改進和提高 鐵農具的使用更為普遍；逐步推廣牛耕；興修水利工程，防洪灌溉，如都江宴、鄭國渠 和 業占重要地位；各國都有冶鐵中心，如楚國的宛，趙國的邯鄲；煮鹽業山東的海鹽、山西的池鹽和石鹽；手工業美麗的絲麻織品和光潔細致的 北方的馬匹，南方的象牙，東方的魚鹽，西方的皮革匯集中原市場；臨淄、大梁、郢等發展成為新興的封建城市，城市裡有買賣的場所；封建城市興起，如臨淄、邯鄲、大梁、郢等新興的封建城市既是封建政治中心，又是商業中心 秦朝 國家的統一有利於人民生活安定和社會生產的發展；統一貨幣、度量衡和文字，促進經濟發展；邊境的開發 中原的的鐵器和先進的生產技術傳入越族地區，促進了當地生產事業的發展 陶瓷技術高，能製造兵馬俑 圓形方孔錢作為通行全國的貨幣；統一度量衡 西漢 漢初統治者吸取秦亡教訓，為了鞏固封建統治，恢復社會經濟，推行休養生息政策，有利於經濟的恢復；國家統一，社會安定；生產技術、工具的改進和推廣；對外交往密切 從渤海到河西走廊，從萬里長城到長江，許多地區普遍使用牛耕；牛耕除了普遍使用二牛三人的耦犁外，還發明了二牛一人的犁耕法；興修水利工程六輔渠和白渠；農作物品種增多從西域引進葡萄、苜蓿、核頭、胡蘿卜 漢時，紡織業已經 使用提花機．這是紡織技術的一大進步。絲織品有錦、綉、絹、紗等； 以長安為起點的「絲綢之路」沿線，對外貿易相當興旺 東漢 為了緩和階級矛盾，減輕對人民的壓迫和剝削，光武帝調整統治政策，有利於經濟的恢復；生產工具的改進；國家的統一安定 東漢政府重視興修水利，明帝期間負責治理黃河；經七八年時間，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人口和墾田數增加，政府的田租和賦稅收入也隨之增加 南陽太守杜詩發明 ，利用水利推拉風箱，鼓風冶鐵 張超通西城後，西域各族從漢族得到了鐵器，還學會內地鑄造鐵器的技術 三國 統治者重視經濟發展；為避免戰亂，北方農民大批南遷，帶去先進 耕作技術，促進了南方經濟的發展；生產工具的改進和技術的提高；民族融合的加強 魏國建立後重視農業，在淮河流域興建了許多水利工程；魏國馬鈞發明製造了先進的灌溉和排澇工具翻車；蜀國在都江宴設宴官，鼓勵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在吳國漢族和少數民族共同開發江南 蜀國絲織業比較發達；吳國造船業很發達 蜀錦行銷魏國成為政府財政主要來源之一；吳國海上交通貿易發展 兩晉南北朝 兩晉末年起，大批北方農民南遷，帶去了先進懂得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同南方勞動人民共同開發了江南地區；黃河流域的各族大融合，北魏孝文帝改革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南方較北方穩定 南方：修建了許多水利工程，開墾了大量良田；小麥種植開始推廣，牛耕得到普及；水稻種植技術有了提高 北方：均田制的實行，開墾的荒地增多，北方的經濟恢復和發展起來 隋朝 隋的統一，社會秩安定下來，南北經濟文化得到了交流；統治者重視經濟發展，沿用均田制，有利於經濟發展，大運河的開鑿，促進南北經濟文化的交流 耕地面積增加，農作物產量提高，長安、洛陽官倉里的儲糧多的達千萬擔 造船技術達到很高的水平，能造宏偉的戰艦 洛陽居住著數萬家富商，商業盛極一時；隋煬帝三次派人去流求。有派人去西域，西域商人有不少來長安和洛陽 唐朝 隋統一、經濟的發展、隋亡教訓為唐盛准備條件；唐初統治者吸取了隋亡教訓，調整統治政策，採取均田制和租庸調制，有利於積極發展經濟；從唐太宗到玄宗時期政治較穩定清明；勞動人民改進生產工具，提高產生技術；各民族聯系加強，對外交往廣泛；統治者重視科技發展 改進了犁的構造，製造了曲轅犁，還創造了新的灌溉工具簡車；興修水利，在黃河、長江流域等開鑿一系列灌溉渠，並修築舊渠和河宴；開辟大量荒田，人口增加 唐朝是絲織業發展重要時期，定州、益州、揚州都以織造綾錦聞名，品種多樣，有一種花鳥紋錦反映了唐朝高超織錦技術；邢州的白瓷、越州的青瓷，還創制了著名的「唐三彩」；造紙業以宣州和益州的紙有名 長安，既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又是亞洲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東市和西市都是繁華的商業區，有各國各族商人往來；交通發達，與朝鮮，日本有經濟往來，與印度和西亞各國貿易頻繁；在廣州設置市舶使，管理對外貿易 北宋 北宋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有利於經濟的發展；王安石變法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民族大融合的發展 農作物的種植區域擴大，江南，兩廣地區種植了從淮北傳去的粟、麥、黍、豆；從越南引進的占城稻，在福建普遍種植，政府把它推廣到江浙和淮河流域一帶；福建和長江中下游的丘陵地開辟了很多茶樹；農田水利法的實施使各地新興了許多水利工程 絲織業技術水平也四川地區為最高，絲織品比前代增多；北宋制瓷業大大超過前代，產地分布更加廣泛，定窯、汝窯、官窯、鈞窯等是當時著名的瓷窯。江西景德鎮以生產清白瓷著稱，產品行銷海內外。山西境內和東京一帶的城鄉居民已用煤做燃料，徐州東北的冶鐵中心有30多處，4000工匠
C. 求一篇中國近代史論文，有關於經濟變化的的（）
美國學者對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的研究
美國學者對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研究的興趣在於界定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的問題並由此而展示解決問題的方案。由於受到原始資料的限制，學者們得出的結論很不一樣，甚至對同一地區使用同一套資料得出的結論也不同。正如馬若孟(Ramon Myers)指出：他和黃宗智(Philip Huang)及杜贊奇(Prasenjit Duara)都利用滿鐵（日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30-1940年代在中國農村所做的調查資料對近代華北農村經濟做了研究。在他1970年出版了《中國農民經濟》一書後，美國學術界對其做了否定的批評，認為他的結論是錯誤的，過多地使用了日本人的資料；而黃宗智和杜贊奇在1980年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與《華北農村的文化、權力和國家》中得出與馬若孟南轅北轍的結論後，學術界卻稱贊他們的見解新穎獨到。到了1990年代，絕大多數歷史學家又認為馬若孟對史料的運用是准確的。（註：馬若孟著、史建雲譯：《中國農民經濟》，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頁。）這些研究結論的不同和學術界的反復恰恰表達了美國學者對歷史資料的重新認識，對中國農業經濟和中國革命的重新理解，以及他們意識形態的取向。
一、卜凱和研究近代中國農業經濟的起源
完整理解美國學者對近代中國農業經濟的研究必須從卜凱(John Lossing Buck)開始，因為卜凱不僅劃時代地建立起了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的一套最完善的調查資料，並且他對中國農業經濟的看法一直影響著後來的學者。而卜凱太太賽珍珠(PearlBuck)在1931年出版的寫中國農村的小說《大地》不僅當時獲得了普利策和諾貝爾文學獎，並且至今仍是許多美國高中的指定讀物，常成為普通美國人認識近代中國農村的第一本書。（註：New Hanover County Library,"High school summer reading list",North Carolina,summer,1999.）《大地》講述中國貧農王朗(Wang Lung)由苦幹而變為地主的故事，其中展現了卜凱對中國農村的認識：中國農村存在著平等的機會，只要肯干，就有可能上升。
卜凱1914年畢業於美國康乃爾大學農學院，1916年到達安徽淮北傳教，1920年受康乃爾大學的校友、金陵大學農學院院長芮斯納(John Reisner)的邀請擔任了金大農學院農業經濟學的教授。1924年卜凱回到康乃爾，於1925年完成農業經濟學碩士學位後又回到中國。19世紀30年代，卜凱在出版了《中國農場經濟》和《中國土地利用》兩書後，廣泛被尊為世界上關於中國農業經濟最優秀、最權威的學者。
卜凱是從農場經營的角度來認識中國農業經濟的。在他看來，從經營的角度，或者說從農業投資、管理、產出、收入這些范疇來分析，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的主要問題是廣義技術上的「落後」，除此以外沒有其它特別嚴重的問題。中國農業經濟直到15世紀以前還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到了19世紀和20世紀初，歐洲和北美前進了，經歷了農業革命和商業革命，而中國的農業生產卻沒有進步。因此，對卜凱來說，解決近代中國農業問題的辦法實際上很簡單：改善農業經營的方式，提高農業生產技術水平。卜凱為此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了一整套、共108條改進農業經濟的建議，其中包括建立農村金融設施、使用良種與化肥、改善交通運輸條件等等。（註：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American Agriculturalists on Chinese Soil,1898-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p.162-165,181-183.）
卜凱對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的看法在30年代初發表後就受到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批判。1930年代陳翰笙、錢俊瑞等曾在《中國農村》雜志上撰文批評卜凱對中國農業的調查方法和結論。他們認為卜凱沒有使用地主、富農、貧農等這樣一些概念去調查，因此無視中國土地的分配不均，沒有看到中國的租佃剝削關系。（註：雷頤：《中國農村派對中國革命的理論貢獻》，《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107-126頁。）卜凱當時沒有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批評作出直接的反應，但他顯然認為自己對中國農業的看法是正確的。卜凱於1922年第一次在安徽蕪湖對102個農戶經濟做了調查；然後在1922-1924年對中國7省17個地區2866家農戶經濟做了調查，最後1929-1933年研究中國土地利用時調查了22省168個地區近16786家農戶。這些調查使卜凱對中國的農戶結構與土地得出的結論為：華北80%以上是自耕農，長江流域自耕農為60%左右，在四川和廣東自耕農為50%左右，並且中國自耕農平均擁有3.1畝（1英畝＝6.07畝）地。（註：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173,175-178,184;Joseph Esherick,"Number games",in Modern China,1981,vol.7,no.4,pp.387-411.）即在卜凱眼裡，中國農村是一個以小自耕農為主的社會，土地分配並沒有特別不均。此外，在租佃關繫上，西方的佃農比例比中國要高得多：中國農民中有23%為完全佃農（不包括半佃農），美國的完全佃農占農民總數的38%，英國的完全佃農占農民總數的89%，但英美都實現了農業現代化。因此，認為佃農率高了便會導致剝削和農業生產的停滯並沒有其必然性的依據。（註：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173.）
陳翰笙等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對卜凱批評的要點是認為卜凱沒有把中國農村的問題看成是一個社會問題。美國學者史特羅斯(Randall Stross)在1980年代也指出：卜凱從美國農業經濟教科書的觀點來認識中國農業經濟，對中國農村的社會問題視而不見，因此沒能正確認識中國農業的經濟問題。史特羅斯舉例說，卜凱在1920年剛去金大農學院要教4門課：農業經濟、農村社會學、農場經營、農場工程，而他手頭主要參考書只有康乃爾大學農學院教授華倫(George Warren)1913年所出版的《農場經營》一本教科書。不僅他的4門課全從這本教科書發展起來，並且他對中國農業經濟的認識也以這本書為基礎。而這本教科書是從經濟學角度談如何經營300英畝理想規模的美國標准家庭農場，不能真正用來詮釋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問題。（註：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p.162-164,216.）但卜凱畢竟對中國農村經濟做過大規模的調查，並且對中國農村的社會問題也有認識。例如，卜凱向國民黨政府進言108條建議中曾提出要把租佃率做公平的調整。但卜凱顯然不認為租佃率等這樣一些社會問題是建設中國農業現代化的主要障礙。此外，正如卜凱在《中國土地利用》一書的第一頁所表白：他不準備「從農民和其他社會階級之間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關系來考慮所謂的土地情況」。（註：John Lossing Buck,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Nanking:Univeristy of Nanking,1937,vol.1,p.1.）換句話說，卜凱認為他只是一個美國人的中國農業經濟學家，他的責任是認識中國農業的經濟問題並提出解決的方案，而不是中國農村的社會問題；社會問題需要通過政治和社會政策來解決，這不是一個農業經濟學家的責任，而是中國政府的責任。
因此，從卜凱開始，不僅對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的實證研究發展了起來，並且對中國近代農業問題的認識也分成了兩種觀點。卜凱認為中國近代農業問題主要是經濟問題，解決的方案是廣義的技術進步。這一思路形成了後來瑞斯金(Carl Riskin)所稱之為的「技術學派」。陳翰笙等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1930年代也對中國農村的局部地區做了一些調查，使用了階級分析的方法，得出的結論是中國農村最主要的問題是土地分配不均，因此解決的方案是重新分配土地和財產。這一思路形成了瑞斯金所稱之為的「分配學派」。技術學派的觀點曾成為國民黨政府制定農業政策的基礎，而分配學派的觀點則成為共產黨社會革命的理論基石。（註：Carl Riskin,"Surplus and Stagnation in Modern China,"in Dwight Perkins,ed.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49-84.）
二、中國革命的沖擊和1970年代關於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的辯論
卜凱的技術學派觀點很快受到了中國革命強有力的挑戰，使得分配學派的觀點在1949年之後一度為許多美國學者所接受。如果中國的農業經濟的問題不是社會問題，那麼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為什麼會展現為一場農民的社會革命？或者說如果卜凱的觀點正確，那麼中國革命便不會有社會經濟的動源。然而，當人民公社與大躍進災難性後果逐漸展露出來後，美國學者又禁不住要問：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對農業問題的正確性又在哪裡？
正是在這種對中國農業問題的不確定認識之中，馬若孟在1970年出版了他的經典性著作《中國農民經濟》。馬的這本書寫的是河北和山東，或中國的華北。馬在60年代為這本書做了充分的研究准備，利用了大量的滿鐵資料，並與當年滿鐵在中國的調查人員做了許多訪談。
馬若孟認為：理解近代中國的農業經濟不能只依賴於1930年代前半期的調查資料，因為這正是中國農業經濟受到1929年以來世界性經濟大蕭條沖擊的時刻；陳翰笙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們在1933-1936年所做的調查只回顧了10年左右的時間，因此必然會得出中國農業經濟惡化和農村社會破產的結論。馬若孟把他的研究范圍確定在1890-1949年之間，即考察從19世紀末期中國向西方敞開大門開始到20世紀中期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一段相對長的時段。馬對滿鐵所調查的沙井村等河北與山東的村莊資料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得出了與卜凱一樣的結論：近代中國農業經濟的問題是廣義上的技術落後，它沒有其它大毛病。（註：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1890-1949.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292.）
馬若孟認為：首先，在1890-1937年間中國的農業產量的年平均增長速度超過了人口的年平均增長速度。雖然超過的幅度只有很小，但它表明中國的農業生產並沒有因人口的壓力而導致人均產量的下降。第二，在外國和國際市場的影響下，中國的華北農村經歷了商業化，使農民受益，並在長時段里維持了人均收入水平。第三，華北農村的地權不平均，但它沒有變得更不平均。滿鐵的資料顯示：自1890年以來，華北的大土地所有者逐漸消失，而佃農和雇農的比例也有所下降。這兩個變項說明中小地主和自耕農的增多，地權分配實際上可能變得相對平均。這些變化與商業化的發展和農村中的分家有關。商業化使種植經濟作物和從事手工業的貧困農民有機會增加收入和購買土地，而農戶在兒子們中間的分家則使土地所有權分散化。第四，華北的租佃關系變化比較有利於佃戶而不是地主。1880-1930年，華北的租佃關系逐漸從實物分成地租轉向實物定額地租。而在這一時期，華北農產品價格上升，在1913-1938年間上升了40%。在實物定額租下，佃農一方是農產品價格上升的主要受益者。而在災害年成時，佃農又經常回到實物分成租去，以使地主也承擔部分由歉收所帶來的損失。因此，華北的租佃關系並沒有變得不能容忍。第五，最關鍵的是華北與中國有著競爭性市場，即人人都有權利和機會自由進入市場交易，沒有任何個人或集團能以使用非經濟力量來操縱市場價格來為自己牟利，而這一點正是中國農業能最後籍以市場經濟以獲得發展的關鍵。在滿鐵資料里，馬若孟沒有發現華北有不利於競爭性市場的因素或條件。（註：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pp.207-210,220,229.247-257,292.）
因此馬若孟認為，發展中國農業經濟的關鍵在於廣義的技術進步，比如發展農業教育與科研以培育農業人才和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建造基礎性的設施以便利農民進入市場，建立新型的農業金融機構使較貧苦的農民也能獲得生產進步所需要的資本等。（註：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pp.213-214,292-295.）馬若孟比卜凱在研究上更進了一步。卜凱是通過他的學生們在中國農村以問卷方式普遍性但比較粗糙地建立起他的數據性資料和相應的觀點，而馬若孟則是基於滿鐵調查員對一個個村莊進行長期細致的調查，其論述涉及了家庭經濟生活的每一個方面，從微觀上補正了卜凱的基本思想。卜凱認為中國地主土地的擁有量太小，不足以使他們構成一個獨特的社會統治階級，而馬若孟更通過對競爭性市場的考察，證明地主的超經濟強制性剝削在市場上並不存在。
馬若孟對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的觀點在1970年代遭到了批評並引起了辯論。批評者中最為嚴厲的是黃宗智。黃諷刺說，如果近代中國農業經濟是象馬若孟所論證的那樣為一片機會平等的土地，那麼窮人之所以窮則豈不是要埋怨他們懶惰和在農業生產上不夠聰明能幹嗎？黃宗智利用滿鐵的資料，舉出河北沙井村的農民杜鄉（音）為例。沙井村人均有3.1畝土地，而杜鄉家9口人共有11.5畝，人均只有1.3畝。由於土地不足，杜鄉租種了7畝地，而租這7畝，杜鄉要先繳100元的租佃押金，這對已經負債的杜鄉來說更是雪上加霜。沒有足夠的土地，杜鄉家將永遠負債貧窮。因此，土地分配的不均是窮人期望改變和中國革命的社會經濟原因。（註：Philip Huang,"Analyz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ountryside:Revolutionaries Versus Western Scholarship,"in Modern China,1975,vol.1,no.2,pp.132-160.）
但要從伊懋可(Nark Elvin)的理論看來，把土地分給杜鄉並不解決問題。沙井村人均只有3.1畝土地，把這些土地重新拉出來平均分配一遍有什麼意義？它既不能改變沙井村人多地少這一事實，也不能根本性為沙井村實現農業的現代化。無論3.1畝或1.3畝，數量都微不足道。伊在1973年出版的《中國歷史的范型》一書中認為，中國農業經濟在近代以前就達到了所謂「高度均衡陷阱」，即農業的傳統技術已發展到了頂點，資源的使用也發展到了頂點，人口的增長也達到了農業耕作所能支撐的頂點，使得農村的生活只能維持在生存線水平，經不起自然災害和戰爭等人為破壞。跳出這個陷阱需依靠工業革命，但中國卻恰恰缺乏工業革命一項最起碼的條件：資本。由於人口壓力和農業停滯所造成的糧食和其它物價的上漲，中國無法積累起剩餘的資本而自己跳出高度均衡陷阱。（註：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p.310-319.）因此伊懋可的理論表明，平分土地沒有意義，因為土地已經稀少，並且越來越難以支撐日益增長的農村人口。假如沙井村將土地平分了，過20或30年後人均地下降到1.3畝，那麼整個村莊都可能會象杜鄉家一樣困難重重。而事實上在長江三角洲江南的一些地區，1930年代人均土地已經只有1.3畝左右（松江區為1.1畝，無錫和江陰縣各為1.4畝）。（註：Philip Huang,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0,p.342.）因此，從平均分配土地這一思路來認識和解決中國農村的經濟問題不見得正確。
黃宗智給出的另一例是沙井村農民楊澤（音）。楊澤在1941年38歲，有35畝土地，家裡5口人中3個為未成年的孩子，人均土地佔有量超過了村莊人均佔有量的2倍。村裡能乾的農民最多能種20畝地，所以楊澤應該請一個長工。但楊只是請一個兩個月的短工，基本上依靠自己耕種。黃宗智想證明，楊的人均之上的生活水平主要是得益於他繼承了較好的土地，否則楊也會象杜鄉一樣貧困欠債。可是楊澤畢竟一個人耕種了35畝。因此黃解釋為：楊澤或是非同尋常地強壯與勤勞、或是其妻也參加了非同一般多的生產勞動。但楊的3個孩子分別為13歲、4歲、1歲，其妻參加田間勞動的可能性可以說幾乎沒有。（註：Philip Huang,"Analyz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ountryside.）因此，說楊澤因聰明能幹而維持了人均之上的生活也未償不可。
當然，黃宗智舉證杜鄉的例子要點在於說明租佃制度的剝削性，對此馬若孟則以租佃契約來說明租佃是一種合理的經濟關系。沙井村的租佃契約形式已經延續了幾百年。無論是書面還是口頭契約，地主與佃戶都協商了各自的利益，並且這些權益在幾個世紀中都得到了嚴格的遵守。佃戶沒有為地主做非農業生產性的勞役，在契約之外並不存在強制的剝削。而在契約之內，權益則是由雙方議定，具有互惠性。由於租佃基本上是短期，在地主提出的契約不合理時，佃戶可以不接受而改換到本村或外村的地主家。所以在馬若孟看來，不能說有租佃關系就是剝削，而是要檢驗這種租佃關系賴以存在的法律或習慣的基礎是否合理。沙井村的租佃習慣上長期遵守互惠，契約中沒有顯示出一個集團或個人強加於另一個集團或個人的經濟意志，因此，該村的租佃關系應該是合理的。（
D. 中國古代經濟史論文5000字
http://wenku..com/view/0900c9dba58da0116c174935.html
E. 淺論古代中國的經濟政策的論文500字
中國古代的對外交往既包括國家之間的政治關系與人員往來, 也包括經濟、科技、思想、文化的交流。古代中國的對外交往在明朝前後有明顯的不同。明朝中期以前，由於科技和生產力水平的局限，世界還沒有形成一個整體, 中國主要是與亞洲各國特別是日本、朝鮮和印度等國開展各種形式的交往；明朝中期後, 隨著新航路的開辟, 西方殖民者陸續向東擴張, 以及西學東漸,中國與西方的交往逐漸增多。
古代中國的對外關系主要是從兩漢開始的。公元前138年，張騫首次出使西域, 為了聯絡大月氏回師東進,與西漢夾擊匈奴。公元前119年，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為了發展與西域友好往來關系。他的探險直接產生了「絲綢之路」而造福當時, 澤及後人。「絲綢之路」成為當時連接東西方兩大文明中心的通道, 大量的使臣、商人絡繹不絕地奔波往返, 和諧 各地的物質產品與精神成果, 得到了充分的交流。漢代以開放的姿態, 迎接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 吸納色彩各異的文化元素, 走上了直接推動世界文明發展的道路。和諧當時的中國對外交往已突破了東亞范圍, 遠及歐洲和非洲。和諧秦漢之際, 朝鮮的檀弓、和諧果下馬等輸入中國, 中國銅鏡、漆器、鐵制工具等輸至朝鮮；燕、和諧齊、趙有數萬人前往朝鮮，三韓多次派人晉見武帝和光武帝。日本與中國的往來較早, 武帝時, 有30多國通過朝鮮「使譯通於漢」；光武帝時,「倭奴國奉貢朝賀……光武賜印綬」。中國鐵器、銅鏡、絲帛傳入日本。越南的象牙、和諧犀牛、珍珠輸入中國；中國鐵犁、牛耕和水利工程技術在越推廣。出玉門關或陽關往西到中亞、印度半島等地形成的絲綢之路, 中國的鐵器、絲綢和養蠶繅絲、鑄鐵、井渠、造紙等技術，通過這一通道西傳。兩漢之際佛教傳入中國。和諧從廣東向西沿海岸線、印支半島南下, 繞過馬來半島、出馬六甲海峽, 到孟加拉灣沿岸, 最遠達印度半島南端,形成的水上絲綢之路, 加強了和東亞、南亞各國的關系, 溝通了東西外交圈之間的聯系。西亞大國安息, 利用絲綢之路與漢頻繁交往, 通過水上絲綢之路在漢與大秦間轉手貿易。處於陸上絲綢之路西端的大秦, 直接交往受安息等國的阻礙。97年, 甘英受班超派遣出使大秦, 到達波斯灣折回。166年安敦使者到達東漢, 《後漢書》中有與歐洲直接往來的最早記載。
隋唐時期, 交通發達, 水陸並舉。陸路從長安出發東達朝鮮, 西通印度、伊朗、阿拉伯和歐洲許多國家。水路從登州、揚州出發, 和諧 可到達韓國、日本。從廣州出發, 經馬來半島、印度, 可到達波斯灣。和諧唐政府鼓勵外商來貿易, 允許他們長期居住、通婚、任官, 實施開放的對外政策。和諧唐朝對外交往有新發展, 唐朝與新羅、日本、天竺、波斯和大食等亞非歐各國均有友好往來, 和諧 唐都長安成為當時國際大都會。和諧
新羅人留學唐朝最多,崔致遠最著名。長安和沿岸許多城市設有「新羅坊」、「新羅館」,接待新羅商旅。新羅立國參用唐制, 舉國學、教儒學；從唐引進茶葉、雕版印刷術和高超的制瓷、制銅等手工藝技藝；喜讀唐詩, 許多文人會寫唐詩；姓氏、服飾、節令、風俗等方面, 都有濃重的中華文化色彩。和諧
日本與隋唐往來頻繁。隋時互遣使, 遣唐使十多次；日本出土大量「開元通寶」, 中國也出土了日本奈良時的銀幣。大化改新由留學回國人員策動, 新政中的制度大都以唐制為藍本；都城建造完全依照長安的樣式；律令大體採用唐律, 學校以儒家經典為教材,祖沖之《綴術》傳入日本成為教科書；祭孔禮義隆重。日本的吉備真備和中國的鑒真為中日友好交往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印度半島的天竺與中國的交往以佛教為紐帶。貞觀時, 天竺一再遣使來唐, 送來鬱金香、菩提樹。中國創的十進位記數法推動了天竺數學的發展。玄奘和義凈在中印文化交流中起了重要作用。和諧
中亞一些國家同隋唐往來密切, 一再遣使前來, 和諧帶來名馬、和諧異葯等特產。隋朝和波斯已互遣使節。唐朝時, 波斯遭大食侵犯, 其王及兒子先後來華求援。波斯商人在中國開設「波斯店」。唐高宗時, 和諧大食開始遣使中國, 持續了半個世紀。中國造紙術唐時傳到大食。和諧
唐與東羅馬有使節往還。東羅馬的醫術、雜技傳入中國, 唐絲綢、瓷器大量運往歐洲。和諧
明朝前期, 鄭和七下西洋密切了我同同亞非許多國家和地區的聯系, 將中國古代的對外關系推向高潮。但是, 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不是發展海外貿易, 它採取的不計經濟效益的政策, 給明朝造成巨大負擔。隨著國力的衰退, 航海的壯舉也悄然結束。和諧
明朝中期以前，對外關系的興盛, 和諧與國家統一、經濟繁榮、科技先進、國力強盛、對外交通發達等因素有關。這一時期的中國農耕文明充滿活力, 發展水平處於當時世界的前列, 統治者也具有向上的進取精神、不斷開拓的願望和對外開放、兼收並蓄的膽識。由呂宋傳入我國的煙草等經濟類作物得到推廣。16世紀後期, 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 他們說漢族, 和諧 穿儒服, 把西方的天文、數學、地理、繪畫、音樂等方面的著作介紹給中國, 和諧又把中國的儒學和道家學說介紹給西方, 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貢獻。代表性人物有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和中國開明士大夫徐光啟。和諧
明朝中期以後, 中國的對外關系呈現日益被動、保守和封閉的趨勢。當時, 我國開始遭受西方殖民者的侵略, 1553年葡萄牙租佔澳門, 西班牙、荷蘭先後侵佔台灣。清朝前期, 沙俄侵佔人國東北的雅克薩等地。這一時期, 中國人民的反侵略斗爭成為對外關系中的重要內容, 如戚繼光抗倭、鄭成功收復台灣、康熙帝組織雅克薩自衛反擊戰、在平等的基礎上簽訂了《中俄尼布楚條約》等。與此同時，清政府開始長期實行閉關鎖國政策, 失去了積極進取的精神, 因而不能主動迎接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的歷史性挑戰, 致使中國與世界長期隔絕, 逐漸落後於世界潮流。
F. 中國傳統文化歷史進程論文 3000字
文章摘要: 我越來越憂思：中國傳統文化正日益受到現代化的威脅!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在其歷史進程中不斷建構而成的。是數千年來無數先賢達人大智慧的結晶。所蘊涵的內容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現代社會的進步。正是藉助於傳統文化的基礎而成就的。高樓、汽車、網路……（還有擁擠和污染），在人們日益追求現代化的同時。那遠古的、能給人啟迪的、創造了實際價值的傳統文化，愈來愈被淡化了，甚至快被部份人遺忘了。 文章關鍵詞: 中國傳統文化 歷史進程 現代化 文章快照: 諾索夫約1O0年，考察的內容及范圍也遠超過18世紀以前的任何一位地理~．Zl-學家。60多萬字的《徐霞客游記》，其篇幅遠超過世界巨著《馬可-波羅游記》。其成書時間早成洪堡《新大陸熱帶地區考察記》約15O年，早於斯文赫定《亞洲腹地旅行記》約200年。他對岩溶洞穴的考察及形成原因的探索，比雷米索夫早約70年；對石灰岩地貌的考察以及使用專門的地質學名稱描述地質現象，早於愛士培爾約150年，早於羅曼約200年；對火山及火山噴出物浮石的考察，比莫洛對雄茨威火山的考察早了70年．比哈頓提出岩石起源的火戎論早了一個世紀……他是一位傑出的、了不起的地理學家、探險旅行家、游記文學家。他在地理方面的貢獻，可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包括那些開著越野四驅、肩扛現代高科技設備的地理工作者)!上述所言的地理地貌地質等奇觀．在邊陲雲南均存在，現在已全部開發成旅遊景點。他嚴謹踏實的地理探究，給雲南人民帶來了實惠，對當地的經濟發展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紅土地上的人們深深緬懷他，到處都有他的塑像，並借各種方式紀念他的豐功偉績。這些年，我痴迷於摩托車，更喜歡獨自駕車長旅，也正是追隨徐公的足跡，意在地理知識上有所獲；也和徐公一樣，白天背著設備旅行，夜晚則走筆為記……徐公探究地理，我則側重「人文地理」的寫作，前人栽樹，後人乘涼，我獲益不淺f通讀《徐霞客游記》，我不得不說的遺憾是：徐公對現在從上海到西藏樟木長達5000多公里的318國道線周圍數百公里的人文地理探究太少了，尤其是「大香格里拉」。最初我心中始終有一個結，這個本應由徐公提出的命題，卻由18世紀的西方外國人提出……318線，這是一條中國、乃至世界美景高度集中的景觀長廊，盆地、高山、湖泊、海子、冰川、雪山……優美壯麗同在．幽景曠物並存。而處於橫斷山區的「大香格里拉」．則是中國一個獨特的地理單元，大自然賦予了這里得天獨厚的自然風貌：氣勢磅礴的雪山、巍峨聳立的峽谷、浩盪奔騰的大河、如鏡似玉的湖泊海子、蒼涼雄奇的城堡、古樸獨特的民居……然而在明代，徐公只能騎馬、乘船或步行，對於殺機重重的318線，他或許不知有這些佳境，自然也不可能做細致入微的探險工作。他也是人!假如當初他了解這些．那麼他的「滇游」記載會更加生動．他會在滇池呆更長時間。《徐霞客游記》文風朴實，文字清新．最感人處在於對當地的地質等描述全是真實的記錄一「滇游」中的地方，我大多去過，都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這也許是行前仔細再讀《徐霞客游記》的緣故吧。我也讀過不少摩托車愛好者的旅行文章，他們最愛用的詞是「征服」二字。我替他們難過，面對冰雹、雪崩、泥石流等等，人在自然面前是多麼渺小，多麼無助與無奈。「征服」應屬偉大的壯舉之范疇，這與徐公的治學嚴謹比起來．是在吹牛了——起碼不實在!我自小苦練形意、Jk．~l-、少林等功夫．身體壯得像牛——至今不知感冒為何物，也常自比為匈奴族的後代．可在雅山的洪災面前，我手足無措，也只能仰天長嘆!與紀念館毗鄰的「升庵祠」里，曾住過一代「名囚」楊升庵，徐公是地理史上的奇人，卻對楊公恭敬有加，喻為「導師」。在建水，楊公所居為福東寺(小桂湖)，徐公駐足在接待寺(兩寺相鄰)。徐公也數次到過高蟯，這就是政府為何要將紀念館建在「升庵祠」旁的原由。徐霞客不僅開了近代地理學的先河，其探求真知的科學精神，誠摯的愛國情操也成為我國近代知識分子的傑出典範。在科技高速發展的今天，我們要發揚徐公的探究精神。既不能以犧牲人類古老、優秀的傳統文化遺產為代價去發展經濟，也不能犧牲各民族群眾的物質利益去孤立地談「保護」。統籌兼顧，協調發展，這是一件大事!我無為，卻視楊公、徐公為先賢達人……@ [2] 關於加快達州市文化產業發展的對策建議 《達縣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7年06期 [3] 民間文化的精華與糟粕 《漢字文化》2007年05期 [4] 柏林藝術論壇：貧窮但性感的當代藝術博覽會 《藝術當代》2007年06期 [5] 藝術北京的亞洲企圖 《藝術當代》2007年06期 [6] 剪紙收藏迎來春天 《西部論叢》2007年11期 [7] 淺談機關文化建設 《鞍山社會科學》2007年05期 [8] 後現代主義文化思潮的發展軌跡 《理論參考》2007年10期
G. 中國歷史論文
歷經五千年滄桑歲月，中華民族經歷了戰和更替、聚散分合、對峙與融匯，卻始終不曾割斷共同的文化傳統。民族認同感一脈相承，而且越是歷經磨難，遭遇坎坷，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的自我意識和對中華文明的認同感越是增強。千百年來，對國家統一的不懈追求日漸發展成為中華民族高於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國歷史這一鮮明特徵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說是「大一統」文化觀念的潛移默化影響所致。它像一根堅韌的紐帶將中國境內各民族聯系、團結在一起，逐漸形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並日見鞏固。我們今天從歷史的角度考察中國統一大勢的形成、鞏固和發展這一歷史現象，就不能不充分認識到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在實現國家統一過程中的特殊地位與重要作用。
中華文化追求「大一統」的價值觀是奠定和強化國家統一的牢固基石
中華文化對於國家統一大勢的形成與發展的意義，首先在於「大一統」價值觀長期以來深入人心，從而使統一成為人們所普遍認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時期，中華民族隨著內部凝聚力的不斷增強，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統」觀念。《詩經·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就表達了這種思想傾向和價值取捨。而戰國時代「九州說」與「五服說」的盛行，則反映出人們的大一統觀念進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眾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觀念普遍流行於先秦社會。……九州就是中國，九州的完整代表著中國的完整」（唐曉峰：《「體國經野」：試論中國古代的王朝地理學》，《二十一世紀》2000年8月號）。在春秋戰國時期出現這種追求統一的思想趨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歷史必然性。當時，西周社會創立的禮樂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沖擊，早期初始形態的「一統」格局趨於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統的政治秩序，結果導致諸侯爭霸，混戰綿延，因而人們渴望重新實現政治上的統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這一點在當時大多數思想家的學說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雖然他們在追求統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見，但天下必須「定於一」則是普遍的共識。譬如，法家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韓非子·揚權》）；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強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並憧憬著「四海之內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統」觀念已成為人們普遍的精神寄託和政治信仰，並發展成為中國傳統文化觀念的一個重要內容。正是具備著這樣的思想基礎，當統一條件基本具備之時，才會由秦國通過戰爭的手段，橫掃六合，鯨吞六國，使這種政治理想變成了現實，「車同軌，書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才會有繼秦而起的兩漢大統一，出現漢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繪的那幅國家「大一統」的理想圖畫：「四海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後漢書·祭禮志》注引《風俗通》）
作為思想觀念的「大一統」，包含著非常豐富的內涵，並隨著歷史的演進而發展變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國土統一，「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禮記·坊記》）；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國上下高度一致，聽命於最高統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時間概念上，它是指長久統一，千秋萬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漢書·董仲舒傳》）；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公羊傳解詁·隱公元年》）。這種以「統一」為理想政治秩序觀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於人們在現實生活中親身體驗到分裂割據給國家、民族帶來的深重災難。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所謂「白骨蔽於野，千里無雞鳴」（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關於分裂戰亂對社會生產力造成巨大破壞的形象寫照。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統一的政治秩序下，社會生產的發展相對迅速，民眾的生活相對安定，國家的安全相對能得到保證。這無疑是比較理想的局面，可以實現人們嚮往的「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盛況。由此可見，對戰亂的厭惡，對和平的渴望，以及對中央集權的追求，使得統一既是統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觀上也符合廣大普通民眾的意願。
正因為「大一統」的理念植根於中華民族的內心深處，成為人們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標志，所以自秦漢以降，歷史上雖然統一與分裂交相更替，但總的來說，統一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轉的總趨勢；割據分裂的局面雖然不時出現，但它始終無法為人們所認可，始終不能被承認為正常、合理的政治狀態，也始終被中華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裡，追求統一也始終是各族統治者和廣大民眾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奮斗目標。如魏晉南北朝時期，天下分崩，群雄並立，但各個政權的統治者大都以統一為己任，並以炎黃之後自居：諸葛亮倡導「還定舊都，漢室可興」，前趙劉淵以黃帝之後自居，後趙石勒贊賞劉邦不封六國之後，前秦苻堅渴求「平一六合」等均為明證。它從一個側面說明中華民族寧合不分的願望是多麼頑強而普遍。這種強烈的「統一」意識還反映在人們對「正統」觀的理解上。從政治學的角度看，古代「正統」說的主導傾向就是為「大一統」觀念作歷史哲學層面的論證。所謂「正統」就是指「王者大一統」。正如歐陽修所說：「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雖始不得正統，卒能合天下於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統論下》）。
千百年來，這種以「統一」為「正統」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進一步強化了人們認同國家統一的自覺性，成為中華文化培育統一意識、指導統一實踐、完善統一秩序的又一個顯著標志。
中華文化為中國統一大勢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智力資源
在中國統一大勢不斷鞏固和發展的過程中，博大精深、與時俱進的中華文化不但起到了團結各族人民、促進國家統一的重要作用，而且為合理化解統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種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資源。這種作用突出地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中國文化講求「用中適時」、「隨時以行」，要求人們把國家統一視為一個長期復雜的歷史過程。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用中適時、隨時以行是人們認識和處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論，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正是這種理性精神的集中體現。這種文化理念決定了人們在對待國家統一的問題上，能夠秉持現實客觀的態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統的歷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靜看待實現大一統的艱巨性與曲折性。作為統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統一基本條件的創造與統一有利時機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則就是「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國語·越語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勢下，要敢於面對暫時分裂的現實，先完成局部的統一，並肯定局部的統一對於最終實現國家統一的必要性，努力為將來的大統一局面的形成創造條件。譬如，在歷史上，戰國七雄爭戰之於秦漢統一、魏蜀吳三國鼎立之於西晉統一、南北朝分治之於隋唐統一、宋遼金對峙之於元明清統一等等，在當時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來，都是走向國家大一統的必要環節，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這個時候，對於當時的戰略決策者而言，關鍵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備，繁榮經濟，改良政治，增強軍力，從而在統一時機成熟之時，運用軍事、政治、經濟等多種手段，順應民心以結束分裂的局面，「宜當時定，以一四海」（《晉書·羊祜傳》）。與此相反，如果昧於時勢，企冀在條件不成熟之時「畢其功於一役」，則必然事與願違，不但無法實現大統一，而且還可能導致更加嚴重的分裂局面。應當指出的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雲雲，絕不是簡單的重復和循環，而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分」是為更高層次意義上的「合」作必要的鋪墊和准備，「合」則是事物發展的必然結果。從中國國家統一的歷史大勢看，秦漢統一的規模勝過宗周的天下一統，隋唐統一的規模超邁秦漢，有清一代的統一規模又遠逾隋唐，這正是國家統一大勢日趨增強的歷史印證。因此，可以這么說，「用中適時、隨時以行」的思想方法論，幾千年來始終維系著人們對大一統的堅定信心，幫助人們克服分裂與統一交替出現所帶來的困惑，推動著國家統一大業在曲折中不斷向前邁進。 第二，中華文化講求「守經用權」、「和而不同」，強調國家的統一是一個富有層次的文化現象，要求人們在國家統一的歷史進程中實現穩步推進。「守經用權」指的是在處理實際問題的過程中要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的有機統一，相輔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確看待事物之間的共同點與差異性的關系，更好地實現「一」與「多」的辯證統一。按照「經權」原則，「大一統」是人們必須嚴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經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統」的政治秩序，既是歷代王朝一以貫之的最高政治目標，又對國家的統一與發展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在這種文化思想指導下，人們在堅守「統一」至上原則的同時，要「守經用權」，通權達變，從而為更好地實現「大一統」這一基本目標鋪平道路。而「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文化觀念則為人們追求與完成國家的大一統提供了哲學上的依據。它提醒人們，在國家統一大勢的形成與發展上，既要看到統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認統一的差異性。因此，中華文化始終強調，「天下」乃是有中心與邊緣之別的天下，有層次的天下。早在戰國時期人們就已經充分意識到這一點，「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證明。而事實上，在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發展過程中，不僅擁有廣大的農業區，而且還有廣大的農牧業結合地帶和牧業區，地區差異很大，彼此的矛盾與沖突在所難免。在這樣的背景下，要在全國雷同地推行「大一統」行政管理，顯然不切實際。因此，傳統的「經權」、「和同」思想正好為歷代的統一政治實踐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這就是要堅持「大一統」之「經」，以建立大一統的政治秩序為目標，全面推行中央集權制、郡縣制，積極經營邊疆，同分裂割據等違背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行為作斗爭。同時，也承認統一的地區差異性、內外層次性，重視區域差別與文化多元。在統一實踐上體現出「通權達變」的理性寬容精神，對不同地區或不同民族採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羈縻」體制及政策，就既賦予了「四夷」邊疆在「一體」中的角色，體現了大一統的原則，維護了中央的權威；又「適天地之情」，「各適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顧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區生活方式和經濟文化水平的差異，做到了因時因地因人而治。這種「經權」、「和同」理論，無疑是國家統一的強大粘合劑。
第三，中華文化強調「王者無外」、「夷夏一體」，要求人們把國家統一視作一個民族融合的和諧形態，在實踐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共同進步。中國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國家。因此，所謂「統一」就不單純是華夏漢族方面的問題，而是漢族與眾多少數民族共同關注與參與的歷史主題。換言之，統一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消除國內各民族之間的畛域，實現民族大融合。中華文化有關民族問題的立場有兩大支柱：一是所謂「夷夏之辨」，鼓吹「用夏變夷」；一是所謂「夷夏一體」、「王者無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認諸夏與夷狄之間有差別，但這種差別不以種族歸屬為標准，也不以地域遠近為界限，而是以文明進化程度為標准。由於所處位置以及觀察角度的不同，佔主體地位的華夏民族自然認為諸夏代表著文明與先進，夷狄代表著野蠻與落後，歷史的進程當以諸夏為中心，由諸夏的文明改造所謂的夷狄，「以夏變夷」，使夷狄逐漸向先進文明過渡，最終實現大同的理想。當然，對這種諸夏本位觀，國內少數民族不一定完全贊同，漢代時中行說與漢使辯論時亟論匈奴風俗文化之優長，就是證明。就後者言，「王者無外」、「夷夏一體」意味著天下乃是「統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內」均為「皇帝之土」（《史記·秦始皇本紀》），所以，華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這個邏輯，國內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處其所，進而走向融合，統一於天子的號令之下。這兩種民族文化觀念從本質上說是一個整體，互為彌補，共同作用於民族融合與國家統一的歷史進程。應該指出的是，「用夏變夷」的深層文化含義，是視夷夏關系為可變的實體，而非不變的頑石，兩者的區分僅僅在於道德、政治方面，而與血緣種族、地域環境無涉，並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韓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進為中國，中國也可以退為夷狄。這樣便為歷史上少數民族推行漢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圍內實現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至於「王者無外」，則是致力於化解國內不同民族的對立與矛盾，使其認同於「天下」統一的理想。強調華夏與各少數民族的和諧相處，並在時機、條件成熟之後一步步走向融合。這樣，便為歷史上開明的統治者推行「胡漢一家」的進步民族政策，維護大一統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無蕃漢之別」（《李衛公問對》卷中）；強調「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資治通鑒》卷一九八，太宗貞觀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張不得「有華夷中外之分」（《大義覺迷錄》卷一）。中華文化這種增進國內各民族之間的溝通與聯系的價值觀，毫無疑問在促進民族融合、進而鞏固和發展國家統一大業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繼承中華文化寶貴遺產再創中華民族新的輝煌
從中國歷史發展大勢看，追求統一、維護統一始終是中華文化的本質屬性與價值取向。千百年來，中華文化既為國家統一大勢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理論上的指導，也為人們參與這一歷史活動提供了具有實際操作意義的手段與方法。即使在今天看來，它對中國歷史發展的影響也是深遠的，貢獻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國在歷史上長期保持了大統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華民族的現代政治版圖，並為中華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國家發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資源。自夏商周以來，中國古代文明的輝煌成就，為秦始皇統一天下，推行「書同文，車同軌」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帝國創造了條件；而自秦漢以降，儒家的「大一統」文化價值觀更是一以貫之，支配和規范著歷代傳統政治實踐，成為傳統政治運作的至上原則和行為方式。正因為如此，歷朝歷代都在不斷地鞏固多民族統一國家這一成果，各少數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華一體的民族大家庭為其發展的歸宿，從而使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政治格局不斷地得到鞏固和拓展。換言之，大一統文化觀念的深入人心，漢族與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諧的基礎上互動互補，共同發展，不斷增強政治與文化的認同感，這對於堅持國家統一大勢的健康發展、增進各民族間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沒。到了近代，中國雖然遭受到西方列強的野蠻侵略，但中華民族始終保持著國土的基本統一，表現出堅不可摧的民族力量，這不能不歸功於以統一為宗旨的中華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國社會的發展保持了長期的歷史連續性，使中華文明成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斷的文明。中國「大一統」的政治體系與文化體系在其形成和發展中，也有一個不斷充實、擴大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大一統」的政治體系不斷成熟，中華文化的影響力不斷擴大，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不斷匯聚溝通，由點及面，由內向外，不斷輻射，不斷擴散，如此循環往復，逐漸將舊的邊緣消融為新的中心，中華民族實體就在這一歷史進程中不斷地得到發展和鞏固。因此，歷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滿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雖曾作為與「華夏文化」對立的一極受到排斥，但最終還是在不斷擴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統」的格局中，得到有機的融合，使中華文明不但一直沒有出現斷裂，而且不斷進行更新，不斷增加新的活力。可見，正是中華文化的親和力、創造力與文化主體的自覺意識，使得國家統一大勢浩浩盪盪，不可逆轉，文明承續始終如一。
H. 關於中國古代經濟方式的論文,2000字左右
中國古代金融業
banking in ancient China
1840年以前中國歷史上的金融事業。
商周（約公元前16世紀～前771） 中國是產生貨幣較早的國家，在商代和西周時期就有了金屬鑄幣。從考古發掘和文獻記載的資料看，商、西周時期人們在交換過程中主要使用實物貨幣和金屬稱量貨幣。當時的實物貨幣有貝殼、龜甲、糧食、布匹等，金屬稱量貨幣主要是銅。
春秋戰國（前770～前476）貨幣流通的范圍更加廣泛，人們逐漸普遍地使用青銅鑄幣。由於當時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和文化的差異,以及政治上的分裂割據,各諸侯國使用不同的貨幣。例如秦國的銅錢鑄成方孔圓形，幣文為「半兩」，鑄幣權由國家掌握。此外，黃金和布也是法定的貨幣。戰國末年，秦國制定的《金布律》是中國最早有關貨幣的法令。
秦漢（前221～公元220）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並把秦的貨幣制度推行到全國各地。秦亡後,漢承秦制。為使貨幣重量更適於交換，西漢政府將銅錢的重量由「半兩」（十二銖）改為「五銖」。從此五銖錢制度一直延用至隋代(581～618)。
南北朝(420～589) 這一時期，信用事業有所發展。中國古代的信用起源於原始社會末期，最初的借款對象是實物。以後隨著貨幣的產生和發展，貨幣借貸行為越來越多。在封建社會初期，放款者主要是官府、貴族以及大地主等，而借款者往往有著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關系，逃債非常困難。因此這一時期的借貸主要是信用放款，而且利息通常較高。戰國時期，放款取息已是非常普通的事情。秦漢時還出現了專門靠放債取利的人，稱「子錢家」。有些子錢家資本相當雄厚，甚至政府有時為籌措軍費也要向他們借款。到了南北朝時期，出現了兼辦信用業務的機構——寺院。當時佛教盛行，寺院遍布各地。僧尼在政治、經濟上都享有不少特權。寺院不僅從事宗教活動,而且經營大量土地,兼營放款業務。除了傳統的信用放款外，還出現了典當業，即抵押放款。
唐(618～907) 法定貨幣有銅錢和絹帛兩種。絹帛以「匹」為單位,多用於大額的交易。唐代廢五銖錢,銅錢不再以重量為名，而改稱「通寶」、「元寶」，發展為比量名錢體系更高一級的鑄幣形式。
唐代貨幣經濟有較大發展。但在流通領域中，鑄幣短缺一直是突出問題。因各地禁銅錢出境且銅錢較重,商人攜帶極不方便。唐憲宗時產生了「飛錢」，即商人在京師賣出貨物後，把貨款交付給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並從其處取得票券,回到地方後憑票取款。這種飛錢又稱「便換」，是中國最早的匯兌方式。
隨著商業的繁榮，對外貿易的發達，在唐京城長安的西市形成了中國最早的金融市場。西市是長安最繁華的市場，面積約1平方公里,遍布各種店鋪和作坊，其中有許多商鋪經營信用業務,如櫃坊、寄附鋪收受存款,保管財物；金銀店兼營兌換以及生金銀的買賣；質庫經營抵押放款。金融市場的初步形成以及匯兌事業的產生是唐代金融業發展的主要標志。
宋(960～1279) 貨幣經濟的發展在貨幣形態上表現為白銀的貨幣性加強和紙幣的出現。漢代以前貴金屬金、銀都曾為貨幣,秦漢時期黃金是法定貨幣。漢代以後,由於貨幣經濟一度衰退，貴金屬失去法定貨幣的地位。唐末出現貴金屬復入流通的趨勢。宋代貴金屬白銀逐漸被人們廣泛使用，絹帛一類的實物貨幣則逐漸失去其貨幣資格。紙幣最早出現於10世紀末的四川，當時稱作「交子」，開始時是由民間的富商發行，1023年後政府壟斷了交子的發行權。
宋代錢幣的鑄行量大大超過唐代，但在貨幣流通領域中卻出現混亂和地區割據的局面。宋代鑄幣的種類很多，面值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當十數種；幣材可分為銅錢、鐵錢、夾錫錢。北宋(960～1127)時期西北和東北地區的少數民族政權西夏、遼也鑄造自己的貨幣。中原地區的宋王朝則有些地方使用銅錢，有些地方流通鐵錢，還有些地方兼行銅鐵錢。南宋(1127～1279)時占據中原北部的金國也鑄造發行自己的貨幣。
元(1271～1368) 結束了宋代貨幣流通分散混亂的局面，貨幣又趨統一。元代的貨幣以紙幣為主，最初的紙幣是可用白銀兌現的信用兌換券，後逐漸發展為不兌現紙幣。元代紙幣不再以宋代「緡」、「文」等銅錢的單位為價值尺度，而以白銀為價值尺度。元代的紙幣制度已相當完善。1287年，元政府頒行的《至元寶鈔通行條劃》是中國最早、最完備的幣制條例。
宋元時期的信用事業較之以前並沒有過多的發展，在社會上廣泛流行的仍是傳統的高利貸信用。民間的信用機構主要是當鋪。當鋪在宋時稱「解庫」、「 質庫」,寺廟經營的稱「長生庫」, 元代時稱「解典庫」或「解庫」。元代當鋪除抵押放款外，有時還經營信用放款。除了私入開當鋪外，官方也開始建立經營典當業的機構。如金政府曾設質典庫,又稱「流泉」,元政府設立公典，稱「廣惠庫」。宋代以後,貨幣種類增多,因而兌換業發展。當時經營兌換業的有「金銀鋪」、「銀鋪」。宋代的「交引鋪」除經營各種兌換外，還買賣各種鈔引。匯兌業務隨著紙幣的流行而逐漸衰落。
明清(1368～1911) 明代貨幣有紙幣、銅錢和白銀。明前期主要用紙幣，明中葉以後白銀成為主要貨幣。清代(1616～1911)銀、錢兼行。銅錢仿照明朝的制錢制度，由國家統一鑄造發行，銀錠則許民間自由鑄造，因此各地的鑄銀在重量、成色上有不少差異，種類繁多。
明清時期，金融業有顯著發展，尤其是典當業日趨發達，當鋪遍布各地。據統計，1644年全國有當鋪兩萬多家，1744年時北京有當鋪六七百家。有的當鋪資本額高達數萬兩或十幾萬兩。經營典當業的主要是商人，此外還有地主、官僚，甚至政府也投資設當鋪，稱為「官當」。當鋪的業務除放款外，還接受存款，兼營兌換等。
明清時期還出現錢庄、銀號、票號等新的金融機構。錢庄起源於明中葉,最初規模較小,主要從事兌換業。明末，錢庄逐漸發展成為從事經營接近近代金融業務的機構,除兌換銅錢、金銀外,還兼營放款、存款等業務。銀號最早出現於清初，經營業務與錢庄類似。錢庄、銀號還發行錢票和銀票，可以用來兌換銅錢和白銀。隨著錢庄、銀號在全國普遍設立，清乾隆年間以後，銀錢票的流通非常廣泛。
清代乾隆、嘉慶年間出現經營匯兌業務的票號，因經營者主要是山西人，又稱「山西票莊」，起初只為商人辦理匯款，後又兼辦政府和官吏的公款匯兌和存、放款業務。
除了民間自辦的各種機構外，清政府也設立了官方的金融機構「官銀錢號」，從事各項金融業務。
I. 中國古代歷史發展規律4000字論文
國古代治亂、衰亡，都有上下兩方面因素：
興盛時期：
上層，君主及其臣子經歷戰亂，創業艱難，因此對自我約束較嚴，實行各種恢復經濟、鼓勵農業生產政策，任用一批高素質官僚、打擊貪官污吏，避免其侵害君權，減輕他們對百姓的壓迫。同時打擊豪強，使其不敢過分兼並土地。
下層，長期戰亂使得人口大減，出現大量空閑土地，豪強地主不敢兼並土地對抗官府，農民生存較易，不會賣掉土地逃亡或賣給豪強地主，小農經濟得以發展。
衰亡時期：
上層，由於君主世襲制度，後代君主生於深宮之內、長於綺羅叢中，生來便榮華富貴、高高在上，既無社會經驗，也缺乏足夠的政治經驗，（君主獨裁，大權獨攬，不會在其還能處理政務時交給繼承人太多權力。）加上從小接觸人少，多為身邊近臣、宦官，一旦即位，難免任用這些親信，也難免喜諛惡直、奢侈無度、沉湎某種個人愛好中等行為，這樣君權就會被君主所信用的奸佞代行，從而用不受制約的權力做出種種蠹國害民行為。同時整個統治階級的腐化（絕對的權力必然帶來絕對腐化。）導致橫征暴斂、貪腐橫行，把種種苛捐雜稅、徭役等經濟、人身負擔加於百姓身上。
下層，經濟發展、人口繁衍、土地兼並加快，人地矛盾逐漸尖銳，而統治階級增加的各種經濟、人身負擔使得廣大農民不堪忍受，不得不把土地賣給豪強地主，同時為了逃避徭役、人丁稅，往往自身也賣為奴隸，如此一來，朝廷收入減少，統治階級的胃口又越來越大，就只能繼續增加苛捐雜稅。百姓於是繼續投靠豪強地主，形成惡性循環。但是，豪強地主在吸納百姓的同時，也壓迫百姓，和朝廷一起，製造出大量「流民」這些無業流民數量少時還不足為患，一旦豪強地主承載農民達到上限，就會出現大量的流民，此時一旦出現災荒，農業生產遭到破壞，大量無以為生的流民就只能選擇造反，於是，一個王朝結束了，經過造反的戰亂，出現一個強大的勢力集團，再建立一個新的朝廷。這就是「中國古代史周期律」
除此之外，還有些偶發的不確定因素，比如軍閥割據、外敵入侵，但是，這兩個因素要想消滅一個王朝，首先也要有客觀條件，即上下層之間的階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才能消滅一個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