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面臨的機遇

Ⅰ 為什麼說中國經濟新常態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應該說，經濟全球化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不管中國的經濟發展的影響，中國應該敞開大門，以適應這一趨勢，在世界經濟舞台上發揮自己的優勢，它把握機遇，直面挑戰對於影響現在，如果你可以看看這篇文章：

經濟全球化在經濟全球化

為代價帶來經濟利益的國家，但也付出了相當的代價。一口價，照片：不穩定的全球經濟將成為常態。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各國經濟相互依存不斷加強。在這種環境下，國際經濟波動和危機感染已成為頻繁和必然的事情。第二

代價：國民經濟的主權獨立面臨越來越嚴峻的考驗，跨國公司往往是主要負責大規模貨幣投機，有逐漸增加的一體化程度，各成員國的經濟主權下降的獨立性。三

代價：貧富全球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作為資本和先進技術的主要擁有者，發達國家總是處於全球化的中心。競爭，創造效益，也使財富越來越集中到少數國家或少數利益集團，導致貧富差距擴大。

經濟全球化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中國應積極參與生產和消費的全球化經濟全球化

具體表現。生產全球化的公司，但只找到的資源在世界上的國家，消費者的全球化，是指不僅是消費者，但買的東西在世界上的國內市場。從事全球生產和貿易，它必然有一個統一的全球性規則，WTO是一個多邊貿易爭端解決機制，雙邊和多邊比至少有一個比較權威的仲裁機構來解決反傾銷和貿易爭端更好。

人們通常只看到入世將使中國的出口所帶來的好處，但中國的營業利潤也反映了進口，使消費者能夠買到更優質的東西，更多的更少的錢購買一些商品，消費者應是收入的衡量指標是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個重要指標。更重要的是，貿易和投資，但同時也帶來了大量的外部效應，使中國極大地提高了服務和態度，這就是所謂的經濟技術溢出，這是從技術轉移不同，不繳納所得稅的質量。平台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需要做四件事情

首先，要搞活市場經濟，使中國成為世界經濟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

二要開拓市場。只有開放的市場，要想成為世界經濟的一部分，但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市場是不完全開放立即無條件，而是要條件，分步實施，在企業自身發展的開放水平適應形勢，從而產生互利互惠的貿易利益。

第三，我們必須遵守國際貿易規則。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因此中國必須遵守規則，並參與制定規則。

第四，要發展資本市場。沒有哪個國家願意讓雄心勃勃的企業家，必須發展其資本市場。然而，盡管中國有很高的儲蓄率，但只有流量的一小部分進入私營部門，高科技公司的流入，甚至更少的儲蓄。平台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必須正確處理好三個組之間的關系

第一個是開放和參與全球化的關系。我們必須按國際工作的一般規律，不能總把希望寄託在國家措施的保護，盡快參與到貿易全球化，迫使我們要積極的公司制改革，所以唯一的辦法真正提高自己的競爭力。

二是縮小差距縮小國內和地區的國際關系之間的差距。登錄到到網三是要擴大內需，增加出口的關系。中國是一個大國，一個巨大的國內市場，擴大內需為根本，但我們不能忽視的外國貿易的重要性。新情況，新問題
中國中國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戰略，你應該考慮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必須根據國民經濟的發展。發展活動和國際多邊經濟規則作為發展中國家和世界貿易大國，中國應積極參與國際多邊經濟組織，加強多邊和雙邊的經貿合作，並在發展中發揮積極的，穩定的和建設性的作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

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中國的參與，促進並按照平等，互惠互利，共同發展，認識到不同國家之間的差異，要注意平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良好的經濟全球化的利益。

創新和科技的進步，基礎和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中國將堅持以科學和教育戰略，運用現代科技，科學技術，貿易的原則，不斷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和中國對外經貿的國際競爭力，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國只有加快科技創新，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運用先進的技術和傳統產業的高新技術改造，以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以繼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實現了中國的跨越式發展技術。

只有不斷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加強市場體系，加快政府職能和社會保障體系的改造，以繼續為發展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的生產效率中國的關系。

Ⅱ 什麼是中國經濟新常態，中國進入新常態有哪些挑戰和機遇

當前的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經濟增長進入了可控、相對平衡的運行區間。在外需疲軟、內需回落、房地產調整及深層次結構變動的力量綜合作用下，經濟下行壓力有所加劇。然而，「新常態」並不是只有困難、挑戰和風險，新常態沒有改變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改變的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改變的是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因此，中國經濟「新常態」孕育著一個正在崛起的國家擁抱新經濟體系的宏大發展機遇。
第一，大改革與大調整的機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不僅暴露了世界經濟面臨巨大的結構性問題，同時也宣告了鑲嵌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中國傳統增長模式走到了盡頭。高投資帶來的高能耗與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帶來的社會經濟沖突以及過度管制帶來的創新不足已經成為中國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足和民族復興的絆腳石。人民深深認識到，大改革和大調整是重構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基石的唯一選擇。這種「大改革」與「大調整」共識的形成是「新常態」帶給中國經濟下一輪發展的最大禮物，在世界性結構改革的大浪潮中給予了中國良好的機遇期。

第二，大消費、大市場與構建「大國經濟效應」的機遇。中國在GDP穩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時，其市場份額和消費規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國需求成為世界需求最為重要的決定因素，「大國經濟效應」開始全面顯現。一是在市場上出現全面的規模效應和范圍效應，生產效率的提升有效對沖著各種成本的上升，使中國在世界市場的份額並沒有下降；二是消費開始上台階，中國消費規模依然按照每年平均13%的速度增長，中國開始從「世界工廠」轉向「世界市場」。三是中國的「世界工廠」開始與中國的「世界市場」相對接，在內外貿一體化的作用下使中國經濟的穩定性和抵抗世界經濟波動的能力大幅度上揚。
第三，「大縱深」與構建多元增長極的機遇。雖然到2014年年底，中國各類產業結構的指標已經標志著中國經濟開始向後工業化階段轉化，工業化紅利開始衰竭。但是，一定要看到中國經濟縱深的厚度和寬度，即「長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地區」雖然開始全面轉向服務業驅動，但廣大的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工業化依然處於高速發展的中期階段。這不僅為東部產業升級提供有效的騰挪空間，也為中西部加速發展提供了契機。因此，中國產業的梯度大轉移不僅大大延緩了中國工業化紅利消退的速度，同時通過構建多元化的增長極使中國空間布局更加科學。
第四，「大人才」與構建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機遇。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和老齡社會的逼近意味著中國傳統的人口紅利開始消退。但必須注意的是，目前「招工難」和「用工貴」問題主要凸顯在農民工領域。中國的就業格局是「大學生就業難」與「民工荒」相並存。每年700多萬大學生畢業壓力已經使大學生就業起薪與農民工平均工資開始拉平。而這恰恰是中國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強國的關鍵，這說明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經為中國產業升級准備了大量高素質、低成本的產業後備大軍。以大學生和人力資源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紅利開始替代以農民工和低端勞動力為核心的傳統人口紅利。
第五，「大創新」與構建技術紅利的機遇。仔細梳理中國技術創新發展的各類指標，我們會發現，在粗放式發展模式走到盡頭的同時，中國創新發展模式已經嶄露頭角：一是專利申請大幅度提升，於2013年達到257.7萬，增速為15.9%，佔世界總數的32.1%，居世界第一；二是R&D經費支出突破低水平閥值，於2014年達到GDP的2.09%，增速達12.4%，進入高速度、中等強度階段；三是技術市場活躍程度大幅度提升，2013年技術市場交易額達到7469億元，增速達到16%；四是高技術產品出口大幅增長，總額達到6603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30%；五是國外發表的科技論文在2013年已接近30萬篇，邁入世界科技論文大國的行列；六是中國擁有世界最龐大的科學技術研究人員。上述這些參數說明，只要進一步進行科技體制改革和鼓勵各類創新創業活動，中國技術創新紅利必將逐步實現。「中國製造」開始向「中國創新」轉型，從勞動力密集型製造業向知識密集產業過渡。
第六，「大升級」與構建升級版中國經濟的機遇。在市場、技術、人力等多方面的作用下，中國經濟開始出現全面升級的勢頭：一是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時，消費開始出現大幅度升級，開始從過去30年的以吃穿住行為主體的工業化消費轉向以高端製成品和服務消費為主的後工業化消費；二是產業在需求拉動下，開始大幅度由製造業轉向服務業、由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知識與技術密集型產業。中國升級版經濟的雛形開始顯現。
第七，「大開放」與中國經濟全球布局的機遇。中國經濟實力的全面提升以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給予中國前所未有的進行大開放和全球布局的機遇。一是中國開始從「商品輸出時代」轉向更為高級的「資本輸出時代」，海外並購突飛猛進，其平均增速超過30%，對外投資總量2014年已突破1000億美元；二是以區域性自由貿易區的構建全面強化中國開放的板塊效應；三是以「一帶一路」為核心展開中國空間戰略與開放戰略全面對接，並通過互聯互通打造中國新的國際合作格局；四是以金磚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國際金融機構的構建，打破歐美一統國際金融的格局。這些拓展有效擴張了中國資源配置的空間以及盈利模式，必將把中國發展帶入新階段。

Ⅲ 如何理解中國經濟新常態面臨的問題

2014年，中國經濟延續了2012年以來的下行走勢，首季GDP增速為7.4%，遠低於2008-2012年年均增長9.3%的水平，1-4月以來的一系列宏觀經濟數據也普遍低於預期。
當前，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一個由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過渡的新周期。一方面，從全球范圍來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已由國際金融危機前的快速發展期進入深度轉型調整期。另一方面，從內部環境看，增長速度進入換擋期，結構調整面臨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疊加是當前中國經濟的階段性特徵，是中國經濟在以後很長一段時期都要面臨的「新常態」。
因此，我們必須對中國經濟減速須有全面認識。對於當前中國宏觀經濟下行不必過於驚慌。一是縱向比較而言，與2008-2009年相比，本輪下行周期的幅度和速度都相對緩和。2008年雷曼倒閉後，全球經濟金融形勢劇烈動盪，我國經濟增長出現急速下行，GDP季度環比折年率從2008年二季度的10.3%急速下滑到當年四季度的4.0%。而本輪下行速度則相對緩和、幅度相對較小，盡管今年一季度7.4%的增速是2010年以來的低點，但並未及上一輪下降幅度之大。
二是橫向比較而言，經濟增速放緩也處可承受范圍之內。宏觀經濟形勢如何還要在觀察一段時期，看三季度經濟形勢的變化，如果形勢出現惡化再調整不遲。現在不宜大幅調整政策，如果政策有大的調整會加劇市場對形勢惡化的預期，政策穩定才能穩定預期。當前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主要是機遇自身的歷史比較。相比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年均幾乎兩位數的增長，中國當前增長速度當然是放緩了，但是放在全球橫向比較來看，中國經濟減速幅度明顯小於其他新興經濟體。以印度為例，2010年印度增長速度為10.1%，2011降至7.0%，2012年為5.3%，2013年降至4.9%，下滑幅度遠超中國。另外，從出口導向型國家來看，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都在下滑。中國7%的「新常態」並不取決於外部參照物，而是經濟增長規律使然，是內部結構調整使然。相比過去8%以上甚至更高的有「水分」的增長速度，7%左右的增長更加註重質量，更加適合中國中等收入國家的發展水平，這與以往的增速在性質上是不同的。
第三，從就業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來看，由於我國就業彈性系數增加，我國經濟承受失衡的能力正在增強，可以承受稍微低一些的增長速度。比如2010年經濟增速為10.8%，新增就業崗位是1068萬人。到了2011年，經濟增速放緩至9.2%，就業崗位反而新增到1221萬。2012年經濟更是達到改革開放以來除去特殊時期（1989年、1998年等）以來的最低值，只有7.8%，但是新增就業人數達到歷史最高峰，為1266萬。這一數字，甚至比十多年來經濟最高速的2007年（增速14.6%）所增加的1204萬就業崗位還多。今年以來GDP增速進一步放緩，但就業狀況並未因此而惡化。
當前，中國經濟增速下行是調結構過程中必然要經歷的陣痛，這種經濟下行是良性的，是經濟增長規律使然，是內部結構調整使然，對此我們不必過於驚慌，重新界定增長預期，而應提高經濟增速放緩的承受能力，把精力更多的放在進一步深化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方面，進而真正讓經濟提質增效。
因此，政策和改革的著力點就要實現由「需求管理」向「供給管理」轉變，通過「供給管理」加強經濟社會中的薄弱環節，也就增加了宏觀經濟中的有效供給，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制度改進，通過技術創新、人力資本積累以及勞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來化解增長下行壓力和結構失衡的矛盾，同時包括利率市場化、打破價格壟斷定價，改變國民財富分配在內的一系列要素價格的市場化改革一定要有序推進，只有這種增長才是可持續的，健康的，而這也是新常態下的新思維和新出路。（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 張茉楠）

Ⅳ 請論述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特點及其帶來的發展機遇。

新常態定位我國經濟發展大邏輯經過改革開放35年的飛速前進，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雖然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和戰略機遇期沒有改變，但確實進入了增速放緩、結構調整、動力轉換的新常態。再追求高速度、依賴強刺激，顯然不合時宜，還會耽誤未來發展機遇。 「必須歷史地、辯證地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准確把握經濟發展新常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從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出口和國際收支、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生產要素相對優勢、市場競爭特點、資源環境約束、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九個方面進行了深度解析，得出了「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明確判斷。 經濟新常態的具體特徵是什麼？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作出權威闡釋：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 認識到新常態，就不會因為當前經濟增速回落、風險抬頭、企業生產經營困難而驚慌失措乃至喪失信心，從而能夠積極調整心態、採取措施，逐步適應新常態。然而，僅僅適應新常態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引領新常態。 「中央對經濟工作的領導，突出戰略性。新常態是個動態過程，我們不僅要認識、適應，而且最終要引領。也就是說，要在注意解決當前突出問題的同時，更加註重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夯實中長期發展基礎、增添未來發展新動力。」王軍認為。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內生動力不足、下行壓力較大等突出問題。在採取措施穩增長、保持必要增速的同時，要更加註重挖掘新的潛力，增添新的動力。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要求，積極發現培育新增長點。我國存在大量新的增長點，潛力巨大。發現和培育新的增長點，一是市場要活，二是創新要實，三是政策要寬。 細心的人們會發現，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分析闡述經濟發展新常態後提出八個「更加註重」中，有三個更加註重與創新驅動有關，分別是：更加註重加強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更加註重加強教育和提升人力資本素質，更加註重科技進步和全面創新。 在勞動力成本低廉優勢逐步消失、資源環境約束不斷強化的大背景下，唯有創新驅動能為中國這樣的大國發展，提供新的源源不斷動力。 放眼環球，美國正在積極推動再工業化，歐洲正在大力推進「工業4．0」，全球新一輪產業革命浪潮風起雲涌。中國如果再走過去發展的老路，不僅無法走出產能嚴重過剩的制約，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非但不會縮小，反而會擴大。 「新常態，意味著我們要與舊有發展模式告別，要求我們要加快打造新的驅動力量。以創新驅動推動結構調整，才能引領新常態，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宏偉目標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Ⅳ 怎樣認識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機遇與挑戰

可以從新常態的4個特點方面入手。

經濟增速回檔。從過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長轉回為7%~8%的中高速增長。答一些依靠高增長紅利生存的企業會有問題。
產業結構調整。目標是使第三產業逐步成為產業主體。但產業轉型不是輕松的事情，會有長期陣痛。
新增長點問題。中國經濟將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但創新驅動不是短期可以達成的，需要長期合理的教育結構、資金支持才能達到。
其他的挑戰。一些不確定性風險顯性化。樓市風險、地方債風險、金融風險等潛在風險漸漸浮出水面。

Ⅵ 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面臨哪些新形勢

中國經濟「新常態抄」孕育著一個正在崛起的國家擁抱新經濟體系的宏大發展機遇。
第一，大改革與大調整的機遇。
第二，大消費、大市場與構建「大國經濟效應」的機遇。
第三，「大縱深」與構建多元增長極的機遇。
第四，「大人才」與構建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機遇。
第五，「大創新」與構建技術紅利的機遇。
第六，「大升級」與構建升級版中國經濟的機遇。
第七，「大開放」與中國經濟全球布局的機遇。

Ⅶ 中國經濟新常態中的新機遇與新挑戰

新常態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也讓中國的經濟改革面臨新的挑戰。概括來說，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經濟增量依然可觀，但穩定經濟增長任務繁重。
從經濟總量看，我國目前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經濟大國。從發展速度看，30多年來，中國經濟以世界少有的年均接近兩位數的增長速度高速發展，創造了經濟增長的「中國奇跡」。
經濟新常態下，依靠依然可觀的實際增長，能夠有效保障國家財政實力不斷增強，而財力的增加能夠對促進經濟發展、加強經濟和社會中的薄弱環節、切實改善民生、有效應對各種風險和自然災害的沖擊提供有力的資金保障。從我國的發展實際看，依靠依然可觀的實際增長，黨的十八大確定的「兩個百年」奮斗目標是能夠實現的，也將為中國經濟帶來更多「大國紅利」。
但客觀講，經濟新常態下，經濟下行的挑戰亦十分明顯，需要我們保持戰略定力，採取各種措施綜合施策，使經濟增長運行在合理區間。
二是經濟增長動力更為多元，但核心動力源正在培育中。
我國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經濟韌性好、潛力足、迴旋空間大。從城鎮化角度看，我國正在經歷世界上速度最快、規模最大的城鎮化過程，城鎮化伴隨的大規模人口遷移，將推動消費持續增長，這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強大推動力。2013年我國的名義城鎮化率僅為53.73%，戶籍城鎮化率則低得多，僅為36%左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從工業化角度看，我國工業化的任務遠沒有完成，除東部部分省市基本完成工業化外，中部、西部等省區工業化的發展還不是很充分，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這是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機遇。
但也應當看到，我國的科技體制改革、創新能力提升等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面臨的創新挑戰和技術瓶頸依然存在，離依靠「技術紅利」創造經濟增長核心動力源還有較遠的距離。
三是發展前景更加穩定，但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還有很大空間。
2013年，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46.1%，首次超過第二產業，2014年的統計公報顯示，這一比例攀升至48.2%，這是非常好的經濟結構優化跡象。在支撐我國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內需結構中投資佔比相對較高，但2010年消費率和投資率達到各佔50%之後，消費率出現較快增長趨勢，在經濟結構中佔比再次超過投資率，消費的基礎性作用和投資的關鍵性作用逐步得到體現。
由於地理條件、發展基礎、歷史文化等因素，我國區域經濟結構中，東中西部發展差距較大，隨著「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等區域發展戰略的制定和實施，區域結構亦在逐步得到優化，將為中國經濟帶來更多「發展紅利」。
但同時應看到，我國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還面臨著諸多挑戰，產業結構與發達國家相比還顯得較為落後，需求結構、區域結構、城鄉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等還有很大的調整空間，這些因素在制約著中國經濟質量的整體提高。
四是市場活力進一步釋放，但轉變政府職能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經濟新常態下，政府職能轉變的核心仍然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新一屆政府將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當頭炮」，目的就是要從體制機制上給各類市場主體松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2013年以來，國家先後取消和下放了共700餘項行政審批等事項，涉及到將工商登記前置審批事項改為後置審批等一系列具體舉措。2014年前3個季度全國新登記注冊市場主體920萬戶，新增企業數量較2013年增長60%以上。
這些舉措既對減輕企業負擔、激發市場活力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將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機遇之一。同時我們也要承認，當前地方一些職能部門過度干預企業經營管理，吃拿卡要、「紅頂中介」、尋租腐敗等現象依然存在，建立法治政府，加快轉變政府職能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這也是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挑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