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中國近現代經濟史資料3
直到1895年為止，上海幾乎仍舊是個純粹經商的城市，因此人口從未超過50萬。……盡管1843年至1895年間由於外國人創辦的經商機構的結果，人口增加了一倍，但是如果跟1895年以後伴隨著市內現代工業發展而造成的人口激增相比，那麼早期的增長就顯得微不足道了。(31)
上海作為首先開埠和迅速崛起的通商口岸尚且如此，其他口岸城市吸納農業人口的容量必定更為有限。當然，我們並不否認近代工業的產生和發展對城市化的推動作用，然而這種影響畢竟有限，原因就是工業化發展不足，使得城市拉力顯得疲乏。甲午戰爭前，在沿江沿海的一些大城市中，陸續出現了由外國資本、清政府和新興民族資本所經營的二三百大小不同的近代工業，但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其多數在資本、規模、技術上都非常有限。據統計近代新式工業的產值僅占工農業生產總額的10%左右，而農業和手工業的產值卻佔90%上下。(32)
此一階段，城市發展的不平衡十分明顯。長江下游地區和嶺南地區，開辟的商埠、設置的租界最多，工商業、服務業比較繁榮，城市人口比重提高較快。與此相反的是，許多曾經是商業中心、交通要道、軍事據點的內陸城市，或趨於衰落，或陷於停滯，如蘇州、佛山、湘潭、邵陽、湖州、杭州、濰坊等。(33)此外，甲午戰爭前的半個多世紀由於戰爭的影響，例如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直至中法、中日戰爭，成千上萬的城鎮不同程度地都遭受了戰爭摧殘。江南地區是明清以來全國人口最為稠密的地區，也是當時中國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區，19世紀50-60年代卻成為太平軍和清軍及外國軍隊激烈廝殺的主要戰場，在長達14年之久的連綿戰爭中，兵燹所至攻伐屠戮，城鎮摧毀，對城市的破壞性極大。
對此，施堅雅在說明為什麼19世紀晚期中國的城市化率不能作為近代模式的代表時，提到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時中國城鎮體系受到戰爭的劇烈破壞：
一方面從十七世紀八十年代直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一般說來農業中國大部分地區處於太平盛世，另一方面，在從1850-1890年這四十年裡，八個地區有六個遭到劇烈的破壞。太平天國、捻軍和回軍之亂，使得除嶺南和長江上游以外所有地區的廣大區域赤地千里，使得中國減少了數以千百萬計的人口，破壞了數以百計的城鎮。長江下游地區的城市體系被破壞；西北地區和長江中游大區五個地區中的兩個地區的城市體系遭到嚴重的破壞；雲貴、東南沿海和華北的城市體系遭到部分破壞，到1893年為止，許多地區都只有很少一部分得到恢復。(34)
初步發展階段「1895年《馬關條約》的簽訂可以看成為中國城市發展的一個轉折點，因為它的有關條款刺激了通商口岸近代機械工業的興起，並開啟了一個鐵路鋪設的時代。這樣，19世紀90年代，在中國幾個區域的城市系統中，出現了較有成效的交通現代化變革。」(35)施堅雅的這段話，既說明了為什麼以1895年作為城市化第二階段的分界點，也說明了其間的理由，即是「近代機械工業的興起」以及由於鐵路的鋪設而引起的「交通現代化變革」。
馬關條約後，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由以商品輸出為主轉為資本輸出，外國以條約為掩護，加快了在中國設立工礦企業的步伐。據汪敬虞先生統計，1895年至1913年，外國在華設立了136個工場，是甲午戰爭前半個多世紀的6倍（23家）；同期，資本在10萬元以上的外國大型工廠的總投資達到103 153千元，是甲午戰爭前半個多世紀的近13.5倍（7031千元）。(36)
隨著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民族意識的勃興，清末民初興起了一個興辦實業的熱潮，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民族工業得到迅速發展，進入發展史上的黃金期。1914年至1918年，中國民族資本工業獲得長足發展。1913年至1915年，注冊工廠124家，資本總額24424千元，平均每年注冊41.3家，平均每公司196千元。1916年至1918年，注冊工廠374家，資本總額74 633千元，平均每年124.6家，平均每公司199千元。這些新注冊工廠大多是紡織業、麵粉業、針織業、卷煙業、榨油業等輕工業企業。(37)工業發展的本身意味著工人階級隊伍的擴大，據估計，抗日戰爭前中國工廠工人（手工業除外）至少有230萬以上，其中在鐵路、航運、采礦等大型工業部門的也有52萬以上。(38)
城市工業的發展，大大增強了城市對農村人口的吸附力，增強了城市化的拉力。由於中國資本主義工業主要集中在沿江沿海的一些通商口岸城市中，因而這些現代化水平較高的通商口岸城市的人口增長較快。如以1843年人口數為基本指數100的話，那麼，到1933年時，上海人口數指數則為1520，天津為600，南京為560，北京為150，長沙為190。上海在90年裡城市人口增長了15倍，天津增長了6倍，北京也增長了1.5倍。(39)
從甲午戰後至1937年，中國境內修築鐵路的步伐加快。1894年中國境內共修築鐵路364公里，1911年達9 618公里，1927年達13 000多公里，至1937年已超過21 000多公里。(40)這一時期，鐵路修築最快的地區是東北，此時修築了京奉、東清南滿洲支路、道清、安奉、天圖、洮海、齊北、錦承等鐵路，從而啟動了城市化過程。19世紀30年代，隨著鐵路線的鋪設，原來一些荒僻的村落，以鐵路車站為中心發展成現代都市的事例到處可見，大連、營口、海城、鞍山、遼陽、奉天、四平、開原、公主嶺、長春、安東、撫順等二十多個城市就是在此背景下發展起來的。據統計，東北沈陽、長春、哈爾濱、大連、本溪、撫順六城市在20世紀30年代初人口合計達到230餘萬，比1895年增長了11倍。(41)在幅員廣大的內地省份，除原有城市進一步發展外，因鐵路而興起的城市為數也不少。如京漢、粵漢鐵路沿線的石家莊、衡陽，津浦線上的浦口、蚌埠，都是因鐵路而興。石家莊原來只是一個村落，清末民初，在京漢、正大鐵路修通後，工商業日盛，成為北方的重要商城。蚌埠處在鐵路與淮河的交界處，原不過是只有500戶人家的村埠，津浦線開通後，商務大展，人口集結，1914年已增至10萬，1929年達20萬。(42)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鐵路沿線大批城市的興起，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動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如果說，甲午戰爭前，中國城市化的推動力主要是商業的話，那麼，這時期城市化的主要推動力乃是工業和新式交通運輸。在城市的拉力加大的情況下，農村的推力也增強了，大量農民離村，進入城市，中國近代城市得到初步的發展。
曲折發展階段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改變了中國歷史進程，對城市發展也產生了巨大影響，抗戰時期，中國半壁河山淪陷敵手，大多數城市，特別是若乾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和近代興起的主要工商業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武漢、廣州、濟南、太原、長沙、南京、蘇州、杭州、福州、徐州等城市相繼被日軍佔領，戰火侵擾加之日軍的野蠻掠奪，城市遭到嚴重破壞，人口銳減。
從局部看，在東部中部城市受到戰爭破壞嚴重的情形下，東北與西南兩個局部區域的城市化卻得到了很大發展。日本一方面要對東北進行殖民掠奪、奴役，另一方面為了適應對中國發動的全面戰爭的需要，將東北作為戰爭基地，加大了對東北的投資。1931年日本對東北的投資總額為5.5億元，其後逐年增加，到1944年則增至52.7億元。(43)
由於戰爭的特殊原因，抗戰勝利後，東北成為中國重工業基地及其城市化水平較高的地區。
戰爭造成了中國東部人口大規模向西遷移，推動了西部城市的發展。如成都，在抗戰中後期，由於東來人口資金的進入，城市工商業、文化教育事業都有較大的發展，1941年城市人口較1939年增加了13.6%，1942年初又較1941年增加了6.4%，年末又較上年增加了20.8%。(44)這兩個區域城市的發展遠不足彌補戰爭對整個中國城市發展所造成的破壞和負面影響。
抗爭勝利後，中國一度出現戰後的復興，經濟和城市都出現較大發展，但很快又出現了三年的國共內戰，內戰對經濟的破壞相當嚴重。1949的生產量與歷史上最高年產量比較，農業生產大約下降了25%，輕工業生產大約下降了30%，重工業生產損失尤其嚴重，大約下降了70%。(45)而且在全國解放前夕，國民政府軍隊撤退台灣時，還破壞了許多重要的工廠和礦區，加之戰爭所及不少城市人口數量減少，這些都使城市的發展限於滯緩。
注釋：
①朱鐵臻：《城市現代化研究》，北京：紅旗出版社，2002年，第224頁。
②人口統計失實主要表現是人口統計過程中存在缺漏、虛報及人為編造等問題，統計人口往往低於實際人口數。具體可參見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葛劍雄譯，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第59-64頁。姜濤：《中國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6-60頁。文中後面涉及全國總人口數，在沒有修訂的情況下，一般取較大的數。
③「四民」是一種基於社會職業的劃分，都是傳統社會的所謂「編戶齊名」。漢代人給四民的定義是：「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他們之間由於來源以及所從事的職業關系，在社會地位方面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四民的劃分一直沿襲到清代末年，幾乎貫穿整個傳統社會始末，因此，傳統社會實際上也可稱為四民社會。但四民只是對傳統時代人口社會職業構成的一個大致勾勒，無論在城市或鄉村，事實上都存在著一些為士、農、工、商四大社會集團所無法涵蓋的其他人口。
④包世臣：《說儲上篇後序》，《中衢一勺》卷七下，附錄四下，《包世臣全集》下冊，李星點校，合肥：黃山書社，1993年，第222頁。
⑤卜凱主編：《中國土地利用》，喬啟明等譯，成都：成城出版社，1941年版，第501頁。
⑥詳細可參見楊子惠主編：《中國歷代人口統計資料研究》，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年，第1200頁。姜濤：《人口與歷史——中國傳統人口結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9-170頁。
⑦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中心編：《中國人口年鑒·198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811-812頁。
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2頁。
⑨1982年以前我國城市人口僅指建制市和鎮中的非農業人口，而把居住在市、鎮中的農業人口同居住在鄉村中的一切人口均劃為鄉村人口。1982年我國城市人口的統計口徑作了一次大的調整，即把建制市和鎮轄區內的總人口，包括其中的農業人口也視為城市人口。參見朱鐵臻主編：《中國城市手冊》，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799頁。
⑩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137頁。
(11)施堅雅：《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葉光庭等譯，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244頁。
(12)同上書，第339-355頁。
(13)美國學者羅茲曼著的《清代中國與德川時代日本的城市網路》（普林斯頓大學，1973年），比施堅雅《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出版要早4年（斯坦福大學，1977年）。該書所用方法與施堅雅差不多，不過只是將城市分為7級來估量的。由葛劍雄主編，曹樹基著的《中國人口史·清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雖然對施堅雅的城市人口估計數頗有微詞，但是縱觀該書採用的區域城市人口等級模式的構造方法較多注意到政治級別的行政分層，與施堅雅偏重於經濟地理分層在分析的方法上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區別。具體參見該書第724-781頁。另見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第三章，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14)施堅雅：《十九世紀中國的區域城市化》，《城市史研究》（第一輯），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25頁。
(15)關於這一點很多學者已經指出，詳見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冊，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4年，第245頁；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第82頁。
(16)施堅雅：《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施堅雅模式》，王旭等譯，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01頁。
(17)姜濤：《人口與歷史——中國傳統人口結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1頁。不過姜濤將10%作為在正常情況下從古（先秦）至今（近代）整個中國社會城市化率的平均數，這一點似覺牽強，因為他所給出的先秦及漢代城市化率為10%左右的說明不夠充分。
(18)20世紀20-30年代，一些社會學家對中國近代的城市化率做過估計，不過普遍數字偏高，高者至34%，低者也有28.1%，參見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冊，第267頁。由我們所求的城市化率上限可知這些估算數字誤差較大。當代，國內外很多研究過中國近代城市的學者都估算過近代中國的城市化率，各家估算的年份密集在1820年、1843年、1893年這三年，1820年有6.3%（行龍估算）、6.9%（趙岡估算）；1840年是6.5%（行龍估算）、1843年有5.1%（施堅雅估算）、1893年有6.0%（施堅雅）、7.7%（趙岡）、7.9%（行龍）。此外行龍對1920年、1936年的城市化率也做了估算，分別是10.6%與11.4%。具體參見文中所引的各位作者相關著述。
(19)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第84-87頁。在趙岡看來從戰國到南宋是一個上升態勢較為明顯的發展階段，從南宋自清中葉是個下降階段，從清中葉直到現今又是個不斷上升階段。
(20)行龍：《也論中國近代的城市化》，見楊念群、黃興濤、毛丹主編：《新史學：多學科對話的圖景》（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541頁。
(21)唐代的城市人口比重參見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冊，第248頁。宋代的參見漆俠：《宋代經濟史》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33頁。明代的參見曹樹基：《中國人口史·清時期》，第774頁。
(22)曹樹基：《中國人口史·清時期》（第五卷），第829頁。
(23)王先謙：《東華續錄·道光四十四》第20頁b。
(24)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第81頁。
(25)姜濤：《中國近代人口史》，第399頁。
(26)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中心編：《中國人口年鑒·198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811頁。
(27)施堅雅認為「迄1893年，很多地區的恢復性工作只是完成了一部分而已」。施堅雅：《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施堅雅模式》，第73頁。姜濤在前引書第75、78頁，也提到這時候的人口總數接近戰前道光年間水平。
(28)何一民：《中國城市史綱》，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340頁。
(29)三階段是劃分中國近代城市發展的一般模式，就筆者所掌握的材料來看，至少有三家是按三階段模式來劃分的。何一民：《近代中國城市發展與社會變遷（1840年—1949年）》，第二章第一節，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年。何一民的劃分為：鴉片戰爭到清末新政改革前是第一階段，清末新政改革(1901)至抗日戰爭前是第二階段，抗日戰爭至新中國成立是第三階段。行龍前引論述的三階段劃分為：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前為第一階段，甲午戰爭到20世紀20年代為第二階段，20世紀20年代到新中國成立為第三階段。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冊，第257-261頁的劃分為：1840-1895年；1895-1931年；1931-1949年。筆者傾向於贊同寧越敏、張務棟、錢今昔：《中國城市發展史》，第七章，第一節的三段式劃分的。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
(30)行龍：《人口問題與近代社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6-37頁。
(31)墨菲：《上海：現代中國的鑰匙》，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編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頁。
(32)陳真：《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四輯），北京：三聯書店，1961年，第1頁。
(33)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第258頁。
(34)施堅雅：《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第262頁。
(35)施堅雅：《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施堅雅模式》，第64頁。
(36)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上，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第1頁。
(37)陳真、姚洛合：《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第14頁。
(38)朱斯煌主編：《民國經濟史》，上海：銀行學會、銀行周報社印行，1947年，第369-370頁。
(39)(41)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第260頁。
(40)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年，第190頁。
(42)於雲漢、馬繼雲：《中國城市發展史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3頁。
(43)吳承明：《帝國主義在舊中國的投資》，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62頁。
(44)何一民主編：《變革與發展：中國內陸城市成都現代化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586頁。
(45)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編：《三年來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成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19頁。
B. 概述東晉南朝黃河流域人口南遷的歷史影響（政治、經濟、文化等諸方面）
發生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中國歷史上第二次民族文化大融合，在北方黃河流域中原地區主要是出現了被稱作十六國的，少數民族地方政權更疊、興起和爭戰導致的社會動盪和經濟文化停滯不前；而在長江流域的江南和東南沿海地區，則是東晉、宋、齊、梁、陳等南朝漢人政權，雖說也是頻繁改朝換代、但卻是華夏文化一脈相承，社會和平安寧和經濟穩持發展的相對繁榮時期。
一、晉室南遷和漢人漢文化的向江南發展
晉懷帝永嘉元年（307），任命琅琊王司馬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鎮建鄴（愍帝時改稱建康），自此開始，中原士族多有前來投靠者。建業四年（316）晉愍帝被俘，西晉滅亡。次年，司馬睿在江南建立東晉，開啟了東晉和宋、齊、梁、陳等南朝漢人政權，偏安江南近300年的發展歷史。
晉室南遷促使了中原地區漢人漢文化的向江南遷移，推動了江南和東南沿海社會的經濟繁榮、文化昌盛，使南方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文化地位迅速上升，超過甚至替代了北方中原地區的傳統地位，也為隋唐以來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重心南移，以及南北兩大地域經濟文化的形成奠下了基礎。
1\遷移江南的漢人漢文化
通常是將司馬睿稱帝建康、南遷後的晉室稱為東晉。東晉建立後，黃河流域北方世家和中原士族，紛紛南遷移居江南。據《資治通鑒·晉紀9》所說：「洛京傾覆，中州仕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這大體上反映了黃河流域的北方中原地區，以及淮南、江北等地大批漢人仕女，為躲避十六國的地方政權混戰，源源不斷渡江遷移江南的情景。
當時，漢人從黃河流域的北方中原地區南遷，大體上可分為這樣幾個方向：
（1）山東、河北和河南東部等地漢人，主要移居到長江下游和皖南、江西等地。
（2）甘肅、陝西、山西和河南西部等地漢人，則大多遷移到長江中上游和漢水流域的湖北、四川及漢中等地。
（3）他們中又有一些漢人，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繼續向南遷移，到達今天的嶺南和江西、福建、廣東三省交界的山區，這一批批向南遷移者，大約是後來聚族生活在江西、福建、廣東交界山區，始終保留中原文化傳統的，漢族客家人中的早期開拓者。
2、迅速發展的江南漢人漢文化
江南的東晉和南朝漢人政權，為了適應大量的漢人漢文化南遷，專門設置有僑州、僑縣，來安置各地的南遷移民。所謂僑州、僑縣，就是對從某州、某縣遷來的人，在安置他們的地方，仍以他們原居的州、縣之名管理之。這些從北方遷居江南的漢人，起初雖然是僑居客籍，後來卻大多數因久居江南，而「土斷入籍」，成為江南人士了。
南遷漢人的數量十分之大，按《宋書·州郡志》所記載的：南徐州、南兗州、南豫州等，僑州內總戶數達18萬，人口為96萬。而劉宋全境編戶人口為540萬，這樣從北方南遷的僑民，佔了人口的約六分之一。
晉室的南遷和大批漢人的遷居江南，自然而然地使黃河流域北方中原地區，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傳統的禮儀文化，迅速地傳入江南和東南沿海。這就在客觀上促使中國的社會經濟文化，由原先傳統的黃河流域中原地區，轉變成黃河流域中原地區與長江流域的江南和東南沿海，兩個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地齊駕並驅的歷史局面。
所以，晉室南遷和漢人漢文化的向江南發展，讓我們看到不僅是隋唐繼之而興的社會經濟文化繁榮昌盛，而且還讓我們看到隋唐以來的中國社會歷史，都是在長江流域東南沿海和黃河流域中原地區，兩大社會經濟文化地區南北遙應、相得益彰的基礎上發展的。二、江南漢人漢文化的繁榮發展
在歷史上中國，魏晉南北朝以前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主要是在黃河流域中原地區發展起來的。自東漢以來、特別是孫吳建國後，長江流域的江南地區和東南沿海，社會政治和經濟文化，也呈現出快速發展的趨勢。
1、江南社會經濟的迅速繁榮
晉室南遷和大批北方漢人移居江南，使長江流域的江南和東南沿海，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得到進一步的開發。優越的地理環境讓江南和東南沿海地區，避免了北方中原地區的戰亂，社會獲得了比較穩定的發展。當時的都城建康以及東南沿海各地，一躍成為經濟發達地區。不僅是湖泊交叉、土地肥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形成了以吳郡、吳興、會稽為中心的魚米之鄉和思想文化中心；而且以江陵為中心的荊漢平原、鄱陽湖流域的豫章地區、閩江流域的福建地區，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特別迅速。甚至在嶺南的交廣地區，滇池、洱海的雲南地區等廣大的南方地區，社會經濟文化得了進一步的開辟。正如《宋書》所說：「荊城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
東晉南朝時，揚州和荊州人口最多，農業也最發達；同時，興修了許多水利工程。江南本來就多湖泊沼澤，湖沼泄水之後就可變為良田，所以宋、齊、梁三朝相繼興修水利，溉田萬頃，反映和顯示了江南地區農業的新發展。
東晉和南朝的煉鋼、造紙、制瓷和造船等手工業技術，也都有了飛速的提高。江南水鄉便利的水上交通，促進了商業和城鎮的發展，當時商業貿易的繁榮，不僅形成了都城建康和京口、山陰、壽陽、襄職、江陵、成都、廣州等大城市，而且還能經由廣州港出海，與林邑、扶南、天竺、師子國等，10餘個海外國家和地區通商。
江南和東南沿海地區近300年的社會偏安，使南方在經濟文化上得到了迅速的發展。開啟了隋唐以來，中國社會經濟依仗南方的歷史新局面，奠下了唐宋以後的中國古代歷史，政治中心多在北方，經濟中心多在南方的社會發展基礎。
正是江南社會經濟的發展，使南朝漢人士族不僅享受了社會的物質利益，也讓他們中的一些人在文化上做出了空前的貢獻。後來，唐朝中期韓愈所說：「當今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同樣讓我們看到了江南經濟發展，在中國社會歷史中所起的重要地位。
2、南朝漢人漢文化的發展
西晉末年中原士族大量遷居江南，他們在東晉和南朝各代，政治上享有特權，經濟上地位穩定，生活上優裕閑散、甚至委靡腐朽。然而，他們卻使從黃河流域移傳到長江流域的漢文化，不僅保存了舊有的傳統，而且還發展了新的地域性特色，對後來隋唐文化起到了積極的影響。
所以，歷史學家範文瀾先生曾經認為，盛唐「文化的成就，大體是南朝文化的更高發展。」而綜觀當時中國的社會文化，東晉和南朝士人的學術成就，主要不外乎儒、玄、文、史四學。
（1）經學。不同於北方中原地區學者，保持著東漢古文經學的學風，南朝學者探究的經學，則是發展了魏晉學風。
雖說《隋書·儒林傳敘》提出過：「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人深蕪，窮其枝葉。」但實際上也是指，南朝江南士人發展的是魏晉學風，而北方學者還保持著東漢學風。如從經注來看，江南士人《周易》用王弼注，《尚書》用偽孔注，《左傳》用杜預注；北方學者《周易》《尚書》用鄭玄注，《左傳》用服虔注。
從釋說經義來看，南北的差別確很大。北方是墨守東漢家法，講明訓詁章句，不在家法外別出新義，是一種停留在書面上的學風；南方則兼采眾說，闡發經義，貴有心得，不拘家法，是一種從書面入書里的學風。所以，北方經學崇（玄）學，排斥王（肅）學；南方經學鄭王兼用，並采玄學。
（2）玄學。實際上，玄學就是當時清談家仿照佛教聚徒講經，用道家思想來解釋儒家經籍的一種哲學思潮。
崇尚清談，剖析名理，這在當時其實也就成為，南朝部分士人的一個重要事業。早在魏正始（240—249）年間，何晏作《道德論》王弼注《老子》《易》，主張名教出於自然，提倡「貴無，」認為國君要「無為而治。」至魏晉之間，向秀和郭象注《莊子》，在主張名教和自然一致的同時，提出「無不能生有」的命題，以與「貴無」說相對。
東晉以後的玄學，更為普遍深入地探研佛理，他們在哲學上採取佛理，在文學上玄佛並用；這時的玄學與佛學明顯趨於合流，但卻與道教有著距離。
（3）文學。南朝文人的講究奢靡，反映在文學上就是追求對偶務求工整、聲律務求和諧的形式美。這也是對中國文學發展的一個貢獻，因為沒有南朝文人的講求，就沒有盛行的唐朝文學。
古體五言詩的發展自建安高峰以來，有太康高峰，到南朝梁更有新的高峰，並由此轉入了律詩的新階段。與古體五言詩有著相似發展的，東晉南朝的賦，作為一類文學作品在於體物寫志。魏晉駢文，句法整而兼有疏散、聲調平而兼有抑揚，大自論說、小至柬札，都有獨特風格，境界之高難可追攀。
南朝梁已經有了新體文學的萌芽，如《世語新說》《文選》《詩品》《文心雕龍》《玉台新詠》等，幾部主要著述都出現於梁朝。
（4）史學。南朝史學是當時許多士人所從的事業之一，由於當時還沒有官修之限，所以東晉南朝的史學著述甚盛。
南朝多私家所撰寫的史書。諸如宋時范曄廣集學徒，以《東觀漢紀》為藍本，成《後漢書》90篇，梁劉昭以西晉司馬彪《續漢書》中8個志共30卷補入范書，范曄的紀傳、司馬彪的志合成《後漢書》，被稱為堪與班固《漢書》相比的良史。
宋裴松之搜集史書140餘種，為《三國志》作詳注，開注家新例，注文本身就是一部豐富的史料。
沈約撰《宋書》紀志傳100卷，蕭子顯撰《齊書》紀志傳60卷，姚察撰《梁書》《陳書》二史，死後子姚思廉繼續，至唐太宗時才完成。不過，撰史最難的是在於撰志，范曄、姚思廉所著都沒有志，沈約、蕭子顯所著有志但不作「食貸志，」因此南朝史家雖多，但沒有一個比得上班固的。
三、南朝漢人漢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融合
東晉和南朝的漢人漢文化，在江南和東南、嶺南地區，主要是蠻、俚、僚、爨等少數民族發生交融的。
1、東晉南朝時的南方少數民族
東晉南朝時，在南方與漢人漢文化發生交融的少數民族，主要是蠻、俚、僚、爨等。
（1）蠻。蠻原是對歷史上中國南方少數民族的泛稱，南朝指稱的蠻，主要是分布在今湘西、川東、鄂西南和豫南一帶少數民族，如長沙蠻、武陵蠻（五溪蠻）、五水蠻、沔水蠻和巴夷、巴蠻等。十六國以來，有些蠻趁著中原地區紛亂，活動和分布的地域有所向北，遂有了豫州蠻、雍州蠻，以及活動在今陝、豫、鄂接壤地區的板楯蠻等。
按照《南齊書·蠻傳》所說的，當時眾多的蠻：「咸依山谷，布荊、汀、雍、郢、司等五州界。」在他們中間，如同豫州、南豫州、江州等地的蠻，有的在和漢人漢文化的接觸交往中，逐步融合於漢人之中了。另有一些自稱是盤瓠後代的長沙蠻、武陵蠻，他們在日後的長期發展中，成為現在苗、瑤等少數民族；而自稱為廩君之後的巴郡南郡蠻、板楯蠻，則與現在的土家族有密切的淵源關系。
（2）僚。魏晉南北朝對分布在今嶺南廣西、西南貴州的一些少數民族統稱為僚。舊史也常將他們指稱為「獠。」東晉十六國時，部分僚人北上進入川西和川西南，如益州曾有僚10萬余落，後來他們中的一部分，逐漸進入今陝西西南部和湖北西部。今天的粵、桂、湘、黔、滇、川、陝、鄂等省，當時都有僚人的分布足跡。有時還對與他們相鄰山居的漢人，也泛指為僚。
南北朝時僚的人口劇增。因為僚的支系眾多，他們中有一部分人，與「夏人參居者頗輸租賦，在深山者仍不為編戶。」所以說，當時有一部分僚人，已經成為東晉南朝治理下的編戶齊民。
僚人主要從事農業，種植稻米，他們編織的「細布，色至鮮凈。」 居住干欄建築，椎髻徒跣，鑄造銅鼓，吹牛角、蘆笙。習俗尚狗、獵頭、鼻飲和豎棺葬。
（3）俚。俚也被記作里，是自東漢以來魏晉南北朝、直至隋唐時期，對嶺南部分少數民族的指稱。從《宋書·南蠻傳》等史籍所記來看：「廣州諸山並俚獠，種類繁熾。」有的學者便據此認為，俚、僚是同一個民族。
實際上，俚僚並稱只是反映當時在嶺南地區，這兩個民族之間關系的密切，他們互相雜居、彼此相融，從而在文化和習俗上也十分相近。
俚的社會組織以峒為單位，他們主要從事農耕，會使用竹矛、竹弓和毒箭狩獵。他們善於鑄造銅鼓，擁有銅鼓者首領即為都老。生活習俗上穿貫頭衣服、椎髻，尚鼻飲。現在我國南方屬於壯侗語族的黎、壯等少數民族，應與歷史上的俚有淵源關系。
（4）爨。爨是兩晉南北朝時，對今天雲南和貴州西部部分地區少數民族的指稱。兩晉以來，這里少數民族大多處於建寧（治所今曲靖）大姓爨氏的統治之下，因而他們就被記稱為爨。爨後來又分為「東爨烏蠻」和「西爨白蠻。」這反映並說明了，爨原來就包括了烏蠻和白蠻在內的，或者說爨主要就是指烏蠻和白蠻。按《（天啟）滇志爨蠻》所說，則是：「其稱爨者，從其酋長之姓耳。」據現仍存雲南陸良的《爨龍顏碑》所記，爨氏原是河東安邑漢人。「屬中原亂，遂王蠻夷，」蜀漢時為南中四大姓之一。東晉咸康五年（333），霍氏和孟氏火拚後同歸於盡，爨氏成為南中最有勢力的大姓，並與當地社會經濟文化水平較高的僰人交融，從而「稱霸滇東，」統治和管轄建寧的各少數民族，故把這里的少數民族稱為爨。爨人所居的地區「戶口殷眾，金寶富饒。」在兩晉南北朝時，這里雖然接受中原王朝設立的寧州剌史管轄。但是在爨氏勢力統治下，不僅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穩定，而且漢人漢文化的也迅速傳入。現有的學者認為：「東爨烏蠻」和「西爨白蠻，」實際上指的就應是烏蠻與白蠻，也就是後來建立南詔和大理的主體民族。他們應與現在雲南的少數民族中，一部分彝族和白族有關。
2、漢人漢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的交融
東晉南朝的少數民族大都處在漢人封建的統治下，尤其是蠻、僚、俚等族的分布地區廣大，對南朝的社會穩定和經濟上攫取人力物力，都有著很大的意義，所以南朝政權盡力爭取少數民族的歸附，對與漢人雜居的少數民族採取編戶齊民，漢人漢文化很自然地被這些少數民族所接受。
（1）進入少數民族地區的漢人漢文化
魏晉南北朝為社會動盪、戰亂頻繁，不少漢人遷入南方的蠻、僚、俚、爨等少數民族地區。如劉宋始興郡（治所在今廣東韶關市南）的漢人，因「遏接蠻俚，去就益易，」進入俚區的為數不少。梁朝以後，嶺南廣州的經濟發展迅速，許多長江流域漢人到廣州地區尋求發展，據《宋書·州郡志》所載：劉宋時廣州所領編戶49700多戶。到160多年後隋朝時的記載，約達185800多戶，這近三倍的戶籍增長率除了當地俚人的自然增長外，應有相當的漢人移民在內。中原十六國動亂，大量漢人漢文化遷移至嶺南，構成了今日廣東客家人的重要來源。
南朝對少數民族較輕的賦役，也是吸引漢人進入少數民族地區的重要原因。如《宋書·夷蠻傳》所說的：「蠻民順附者，一戶輸谷數斛。其餘無雜調。而宋民賦役嚴苦，貧者不復堪命，多逃亡入蠻。」中原漢人也有因逃避避賦役而進入南中夷人地區，組成「夷漢部曲，」成為夷人首領的依附部曲。
（2）進入漢人漢文化地區的少數民族
與漢人進入少數民族地區的同時，南朝許多少數民族也不斷走出山谷，遷移到漢人漢文化地區。《宋書·文帝紀》所記：「雍州剌史武陵王駿討緣沔蠻，移一萬四千口於京師。」元嘉後期，沈慶之討伐蠻，前後俘獲20餘萬人，多被遷至建成康，以為營戶；並將征討湖陽所獲蠻萬余口遷於廣陵。
分布在嶺南廣西和貴州一帶的僚，紛紛遷入漢人漢文化地區。如晉太康四年（283），有牂牁僚2000餘落內屬；另外還有僚人10餘萬落移居巴蜀之地，「自漢中達於邛笮，川洞之間，所有皆在。」俚人常在征戰中遭擄掠入漢人漢文化地區，或者像《梁書·王僧儒傳》提到的「高涼生口」那樣被擄賣為奴。也有的是被召募入內地，如寧州剌史徐文盛應命調入荊州，便從寧州少數民族地區，「召募得數萬人」率帶至內地。
由此可見，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朝漢人漢文化，與南方各少數民族之間有著密切和頻繁的交融。一批批漢人漢文化移居到少數民族地區，大量的少數民族又遷入漢人漢文化地區，民族和民族文化間互相遷徙形成的民族交錯雜居，無疑有利於漢人漢文化和少數民族之間消除差異、增強共性，最終促進他們間的彼此融合。雖然，這樣的民族融合帶有封建社會強制性的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色彩，從而主要表現為少數民族的融入於漢人漢文化，歷史上漢人漢文化的不斷發展壯大。但是，正是由這樣的民族融合促成的，歷史上漢人漢文化的形成和壯大，對於古代中國以漢人漢文化為主體的中華民族的凝聚和發展，對於統一的多民族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都是有著進步而深遠意義的
C. 中國歷史上出現幾次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各又對政治、經濟產生了什麼影響 極需！！！
（1）秦代和西漢 秦是一個能量很大的皇朝，它統一中國後出於政治和經濟上的需要，組織了一系列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其中有一些在中國的人口遷移史上，是屬於先驅性的，對以後歷代的移民政策影響很大。除政治流放外，其內容主要分兩類。第一類是「實關中」，如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目的在於加強統治，把關中發展成為名副其實的國家政治中心。第二類是戍邊和開發新區，其中最著名的有北戍五原、雲中，南戍五嶺，人數均達數十萬人，對長城沿線和華南的開發起了重要作用。 「漢承秦制」，繼續奉行「實關中」和移民戍邊的政策，尤其是對河套地區、河西走廊、青海東部以及新疆中部的大規模屯墾移民，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義。 （2）東漢末年和三國時期 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罕見的社會大動亂時期。軍閥混戰，生靈塗炭，促成了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在三國鼎立的形勢確立以前，即各地軍閥大混戰時期，移民均為逃避戰亂的流民，他們由戰亂最烈的黃河中下游地區遷出，大部分向南遷至長江流域。移民中不少學者、士大夫後來均為吳、蜀二國羅致，其中最著名的有諸葛亮、周瑜、魯肅、張昭等，原籍臨淮（今安徽定遠）的魯肅曾號召部屬：「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千里，民富兵強，可以避害」是為典型代表；另一部分則向北遷至長城沿線甚至遼東，移民中著名的有管寧。 三國鼎立時期，為壯大己方實力，三方均努力招撫流民，發展屯墾，並盡量從境外招收、劫擄人口，包括少數民族，如曹魏把大批匈奴、烏桓人遷至內地，孫吳派兵至台灣，「得夷州數千人還」。 經過前後近90年的人口大遷移，中國長江流域和長城一線人口增加，並得到進一步的開發。少數民族的遷入，給中華民族注入了新鮮血液，但在當時也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民族矛盾，為隨後的兩晉南北朝時期更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和社會動亂埋下了伏筆。 （3）兩晉南北朝時期 這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大分裂、大糜爛、大破壞的時期，遷入北方的各少數民族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長達一兩個世紀的動亂中，黃河流城慘遭蹂躪，從而促發了一次又一次向南方移民的高潮。僅據官方統計，公元313～450年之間北方南渡的人口即達90萬人，佔北方原有戶口的1/7。事實上這一統計由於流離混亂之際，戶口多有隱匿流失而大大縮小。正像有人早已指出的：「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豪族並兼，或客寓流離，民籍不立。」「時百姓遭難，流離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為客。」這說明移民的實際規模當遠在上述官方統計之上。期內移民的分布仍以長江流域為主，更南的福建兩廣移民也不少，據記載：「晉永嘉二年，中州版盪，衣冠始入閩者八族，所謂林、黃、陳、鄭、詹、丘、何、胡是也。」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為中國經濟和人口重心自北向南的歷史性轉移奠定了基礎。 （4）「安史之亂」 隋、唐兩朝在政治上能量很大，但在人口遷移上的作為卻遠不如秦、漢，原因在於人民在此之前經歷了幾個世紀的動亂，飽嘗流離之苦，安土重遷，從心理上對人口遷移十分反感。此外，秦、漢之官方移民，包括屯墾戍邊，大多未能終善其事，往往利未見而害先行，教訓是很大的。故隋、唐二朝官方組織的人口遷移甚少。直至震撼全國的「安史之亂」爆發，黃河流域再次沉入血海，才觸發了又一次人口南遷的大潮。據史書記載：「天寶末，安祿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南奔，吳為人海。」「天下衣冠士庶，避地東吳，永嘉南遷，未盛於此。」這次人口南遷大潮的餘波，一直持續到唐末和五代十國時期，至此，中國南方的人口規模第一次達到了同北方平分秋色的地步。 （5）「靖康之難」至南宋末年 由金人大規模南侵造成的「靖康之難」以及其後長達100餘年的宋、金對峙，使中國又遭到一場巨大的社會動亂，由此產生的人口遷移，其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均堪與「永嘉喪亂」和「安史之亂」相伯仲，其性質和形式也相似。據記載，「建炎末，士大夫皆避地……衣冠奔踣於道者相繼。」「西北士大夫遭靖康之難，多挈家寓武陵」。「四方之民雲集二浙，百倍常時。」連南方一些偏僻山區，也接納了不少移民，如廣西容縣「介桂廣間，渡江以來，避地留家者眾。」北方大批人口的南下，對南方的社會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南宋的許多文臣武將亦多來自北方，岳飛、韓世忠、張俊等皆是；平民中南下的著名人物也很多，如李清照、辛棄疾等。 （6）元末明初 中國廣大的中原地區在從「靖康之難」到元末的兩個多世紀中屢遭浩劫，至明初已是「中原草莽，人民稀少。」與人口高度稠密的江南形成鮮明對照。這種極不平衡的人口分布格局，產生了對人口遷移的現實需求，再加上開疆衛邊的需要，使明初出現了人口遷移的一個高潮，但其性質與前幾次因動亂產生的大移民完全不同。 明朝建立後不久即著手組織人口遷移，如「徙江南民十四萬於鳳陽，」「遷山西澤、潞民於河北，」徙「沙漠遺民」屯田北平附近，徙江西農民於雲南湖廣，等等。故史籍稱「太祖時徙民最多。」明初為了鞏固邊防，在長城一線設立了稱為「九邊」的9個鎮，在國內其它戰略要地，也設立了許多駐兵設防的衛，僅洪武朝三十一年設衛即達136處。為解決邊防軍的糧餉問題，明初組織了大規模的移民屯墾戍邊，「於時，東自遼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肅，南盡滇蜀，極於交趾，中原則大河南北，在興屯矣。」前往雲南屯田的移民多達四五十萬，規模浩大，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收到較好的效果。 （7）清代對台灣的移民 台灣在元代正式列入中國版圖。17世紀初被荷蘭殖民者侵佔後不久，鄭成功即率兵一舉收復。此後鄭成功組織了對台灣的大移民，不長時間內移民數即達20萬人，在全島總人口中佔了大部分。清朝統一台灣後，對移民問題採取了曖昧的態度，即不準移民攜帶家眷，使之難以在台灣生根，目的乃在於防止台灣人口日增，羽毛豐滿後重蹈鄭成功在台灣抗清的「覆轍」。直至清代中葉，因大陸人口壓力增大，上述政策才有所松動，從而引起對台移民的高潮。1811年台灣漢民已逾200萬人，比一個半世紀前猛增了六七倍。清代後期，朝廷鑒於國際形勢之險惡，對台灣的戰略意義有所認識，不僅完全解除了對移民的限制，還在廈門、汕頭、香港等地設立「招墾局」，以提供資助和優惠來促進對台灣的移民，為日後的發展在人口上奠定了基礎。 （8）清末和民國時期對東北的移民 在歷史上中國的東北地區（含內蒙古東部）人口一直不多，清初滿人傾族入關後人口更加稀少。滿清統治者視東北為「祖宗肇跡興王之所」，為保護「參山珠河之利」，長期對東北實行封禁政策，並在遼寧境內築起「柳條邊」，嚴禁居民越界墾殖。同時又把東北作為流放犯人的場所，這些所謂「流人」，對東北的開發起了重要作用。加上違禁前來的農民，全區總人口至清代中葉仍有明顯增長。進入19世紀，黃河下游廣大地區連年遭災，成千上萬的破產農民不顧禁令，源源流入東北，至1840年全區總人口已突破300萬人，比100年前猛增了七八倍。這時全國人口已達4億人，人口壓力使社會矛盾日趨激化，而在國際上，列強步步進逼，尤其是沙皇俄國對東北一直虎視眈眈。在此形勢下，滿清朝廷遂於1860年在東北局部弛禁放荒，1897年全部開禁，如此既減輕了關內人口壓力，為朝廷開了一項財源，又充實了邊防。此外，對移民還「酌量給以工本」。所有這些都促成了一股「闖關東」的狂潮，到1910年東北總人口已增至1800萬人以上，比1840年增長近5倍。 民國建立後，「闖關東」的洪流仍然源源不斷，「九一八」以前估計年均移入約25～30萬人，大部分來自山東、河北兩省，此後移入人數仍很可觀。新中國成立前夕，全區總人口巳近400萬人，比1910年再翻一番。縱觀中國整個人口遷移史，清末民初對東北的移民，強度最大，效果最佳，無論對中國人口地理還是經濟地理，均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D. 中國歷史上人口大遷徙和經濟重心南移對福建的影響
由於北方的長期戰來亂，造源成人口的大規模南遷，不僅使南方增加大量的勞動力，而且帶來先進的生產技術，促進了江南地區經濟的開發和發展。這是繼春秋、秦漢之後，江南地區又一次大規模的開發和發展，並對我們南北經濟發展逐步走上平衡，以及在經濟重心由北向南轉移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E. 歷史書上說，北宋汴京城，人口、經濟、商業，遠遠超過了 唐代長安城
比較一下兩來個城市在當時自的人口、經濟、商業等規模，從中看出北宋汴京城遠遠超過了 唐代長安城。
北宋汴京城:
宋的都城汴京,是人口超過百萬的大都會，城中店鋪達6400多家。汴京中心街道稱作御街，寬兩百步，路兩邊是御廊。北宋政府改變了周、秦、漢、唐時期居民不得向大街開門、不得在指定的市坊以外從事買賣活動的舊規矩，允許市民在御廊開店設鋪和沿街做買賣。為活躍經濟文化生活，還放寬了宵禁，城門關得很晚，開得很早。北宋著名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流傳至今，更為了解當時汴京市肆的繁榮情況提供了有力而形象的證據。 御街上每隔二三百步設一個軍巡鋪，鋪中的防隅巡警，白天維持交通秩序，疏導人流車流;夜間警衛官府商宅，防盜，防火，防止意外事故。這恐怕是歷史上最早的巡警了。
唐長安城:
即隋大興城，是隋唐兩朝的首都，也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城市和中國古代最大的都城。城市由外郭城、宮城和皇城三部分組成，面積達83平方公里。城內百業興旺，最多時人口接近50萬。唐朝末年遷都洛陽後這里被拆毀，其遺址位於今陝西省西安市的城區、東郊、南郊（大部分）和西郊（小部分）等大片地帶。
F. 求沈陽歷史及現今人口 經濟 文化發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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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概述東晉南朝黃河流域人口南遷的歷史影響（政治、經濟、文化等諸方面）
促進了中原先進的生產力的推廣，促進了長江以南人口的增長，促進了中原文化與吳越文化的交流，客觀的推動了不同地域文明的融合。
H. 馬克思人口理論認為經濟發展對人口變動的決定性作用體現在哪些方面
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闡明了社會主義社會人口有計劃發展的必然性，認為共產主義社會對人的生產將象對物的生產一樣進行計劃調節；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國家，人口要有計劃地發展，並應與經濟發展相適應。
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是無產階級用以認識人口現象、解決人口問題的理論武器，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同時，它又尊重客觀事實，從社會存在本身探索人口規律，揭示人口問題的本質，提出解決人口問題的科學方案。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是我國制定人口政策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認為，社會發展決定於社會生產方式，人口增長不是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人口增長不能說明社會面貌和社會制度變革的原因。相反，人口發展也要由社會生產方式的發展來說明。但人口增長對社會發展有促進和延緩的作用。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既反對人口決定社會性質、決定社會面貌的資產階級觀點，也反對忽視人口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的形而上學觀點。
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還認為，人口現象本質上屬於社會現象，人口的發展變化過程是以人的生理條件和其他自然條件為基礎的社會過程，人口規律是受生產方式制約的社會規律。生產方式對人口的運動、發展和變化起決定性作用，社會生產方式決定人口的增殖條件和生存條件。每一種特殊的、歷史的生產方式都有其特殊的歷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規律。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反對離開社會制度、離開生產方式抽象地解釋和說明人口現象，反對把人口規律說成是永恆不變的自然規律。
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認為，資本主義人口過剩是相對過剩，是相對於生活資料再生產條件的過剩，而不是馬爾薩斯所謂的人口絕對過剩；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口問題，根源於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度，只有變革資本主義制度，才能解決資本主義的人口問題。
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認為，人是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統一。作為生產者，人能創造社會財富；作為消費者，人需要消費社會財富。人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這種二重作用，是正確認識人口與社會經濟相互關系的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