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創新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意義

㈠ 關於日本二戰後期經濟發展的著作

可以看看張傑軍著的《反壟斷、創新與經濟發展》
知識產權出版社的

簡介：本書綜合運用法學、歷史學和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了被西方稱為

「經濟憲法」的反壟斷法。從反壟斷制度、技術創新和經濟發展的相互關系

這一視角，分析了日本戰後經濟發展的成敗與反壟斷制度的內在關系，探尋

了一國「創新友好型市場」的形成途徑，以及創建一個能調動人民創造活力

的經濟體制需要著重考慮的方面。

目錄：
導論

第一章 反壟斷、創新與經濟發展的理論分析

第一節 對自由競爭的追求與反壟斷法的誕生

第二節 壟斷弊害、有效競爭與反壟斷法規制

第三節 反壟斷制度、創新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分析

第二章 二戰前日本壟斷的形成與發展

第一節 日本二戰前政治經濟思想傳統

第二節 二戰前日本壟斷的發展

第三節 二戰前日本壟斷的實態與意義

第三章 日本與美國反壟斷法比較

第一節 日本反壟斷法的導人

第二節 日本反壟斷法的基本內容和體系

第三節 美、日反壟斷法的比較與啟示

第四章 二戰後日本反壟斷政策與產業政策

第一節 日本反壟斷制度在二戰後初期的演進

第二節 20世紀00年代反壟斷法弱勢運用與經濟高速成長

第三節 20世紀70年代的反壟斷政策與產業政策

第四節 反壟斷法在20世紀80年代的運用

第五節 泡沫經濟崩潰與20世紀90年代反壟斷制度的轉型與強化

第五章 反壟斷、創新與二戰後日本經濟發展

第一節 反壟斷制度與日本市場組織結構

第二節 反壟斷制度對創新及二戰後日本經濟成長的影響

第三節 反壟斷制度轉型遲滯與經濟敗績

第六章 反壟斷、創新政策及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意義

第一節 市場組織結構、技術創新與經濟發展階段

第二節 知識產權保護與中國創新促進政策

第三節 「創新友好型市場」的制度兩翼：反壟斷立法與知識產權保護

參考文獻

後記

㈡ 社會主義改革的意義

早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就深刻地指出：改革是中國第二次革命。改革開放的實踐已充分證明，其革命性意義是極其巨大而深刻的，正如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的：「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變化」。筆者認為，概括起來改革開放的歷史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開啟了當代中國歷史新時期，實現了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性轉變

建國以後，中國作為一個脫胎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何使自己盡快地擺脫貧困和落後，這是我國面臨的重大課題。由於沒有現成的發展模式，我們主要照搬了蘇聯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來組織發展經濟，這種體制在初期也曾發揮過應有的歷史作用，但隨著我國生產力的發展，其弊端越來越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體制性障礙。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因此，改革開放立足當代中國的基本國情，以變革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為突破口，以市場化改革為取向，經過30年的努力，在我國已初步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為中國經濟發展開辟了嶄新的道路。一是堅持解放思想，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實現了國家工作重點轉移，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改革開放是一個不斷解放思想的過程。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黨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徹底否定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做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從此當代中國進入了以改革開放為鮮明特點的歷史新時期。二是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實現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機制的有效結合，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改革開放30年的實踐歷程表明，一方面，在推進改革開放進程中，重視實踐探索和創新，使改革開放成為推動發展的新的實踐源泉和力量源泉；另一方面，在深化改革開放中，十分重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因此，經過30年的努力，我國已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體制將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不斷完善和成熟，將對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帶來更加顯著的體制性效益。

二、促進了生產力大解放、大發展，實現了由溫飽不足向總體小康的歷史性轉變

改革開放作為一場新的偉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使國家更加富強、人民更加幸福。從1956年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實現，是我國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因此，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必然成為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心任務。改革開放30年的實踐過程，就是圍繞解決初級階段主要矛盾展開的，就是一個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過程。一是確立並始終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是我們黨、我們國家興旺發達和長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是我們黨、我們國家生存發展的政治基石；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是我們黨、我們國家發展進步的力量源泉。改革開放30年實踐是堅持和貫徹「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的偉大實踐。在這條正確的發展路線的指引下，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二是確立並逐步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早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就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發展戰略，改革開放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大解放大發展。

三、推進了制度建設和創新，實現了由高度集權向民主法治的歷史性轉變

改革開放對於當代中國來說，是一個偉大的實踐探索，也是一次深刻的社會變革，這當中最關鍵的是要對一切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體制和制度進行變革。與此同時，制度建設和制度創新的任務，必然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而成為我們必須關注和解決的重大課題。一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法律制度，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法律保障。1982年，確認了個體經濟的合法地位，提出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補充。1999年，明確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2004年，《國務院關於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的若干意見》頒布。2004年，明確規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制財產不受侵犯」、「國家尊重和保護人權」等。2005年，通過《關於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的決定》，使免除農業稅的惠農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200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以上列舉的這些法律制度，是與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相適應的，從一個方面表明了改革開放推進了法律制度的建設和創新。二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拓展了人民群眾參與改革和發展實踐的空間。改革開放30年，我們黨十分重視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建設和創新。我們黨明確提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各項民主制度不斷完善，新型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在改革開放中得到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已成為全國上下共識，我國已進入民主法治的歷史新時期。

四、激發了全社會的創造活力，實現了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歷史性轉變

改革開放30年的實踐歷程，是全社會創造活力不斷增強的過程。一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實踐不斷激發社會活力。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們黨明確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任務。並且深刻地指出：我們要構建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中國共產黨領導全體人民共同建設、共同享有的和諧社會。這就為人民群眾積極參與建設和諧社會，發揮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促進全社會創造能量充分釋放、創新成果不斷涌現、創業活力蓬勃開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廣闊空間。二是通過理論和實踐創新，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正確發展道路。黨的十二大，我們黨明確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此，我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堅持和貫徹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方針；堅持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觀點；堅持發揮生產力作為最活躍、最革命因素的決定性作用；堅持把創新精神貫徹到治國理政的各個環節，極大地增強了全社會創造活力，形成了萬眾一心共創偉業的生動局面，實現了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歷史性轉變。

五、擴大了對外交往與合作，實現了由封閉半封閉向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對外開放的歷史性轉變

黨的十一屆三中會會以來，改革開放不斷深化，改革與開放相互促進，相得益彰，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體制和現代化建設的進程。我們黨把對外開放確立為必須長期堅持的一項基本國策，從而推動了我國更深入更全面地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在更大范圍和更深程度上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一是始終不渝地堅持和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在對外開放中，中國堅持以自己的發展促進地區和世界共同發展，擴大同各方利益的匯合點，在實現本國發展的同時，兼顧對方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正當關切和利益。實踐證明，改革開放30年，我們堅持和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二是在對外開放中擴大交往與加強合作。在對外開放中，中國堅持和弘揚民主、和睦、協作、共贏精神，從政治、經濟、文化、安全、環保等各個方面擴大交往與合作。30年的對外開放擴大了交往與合作，實現了由封閉半封閉向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對外開放的歷史性轉變。

六、推動了發展方式的戰略調整，實現了由傳統經濟增長方式向科學發展方式的歷史性轉變

改革開放使我國的生產力得到了大解放大發展，國際競爭力得到了大提升，人民生活得到了大改善。進入21世紀，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進程的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呈現出：消費結構升級，產業結構優化，科技進步加速，與世界經濟進程的融合加深，市場經濟體制更加完善，經濟社會發展的關聯度增強，人民群眾對於物質文化生活質量的要求更高。這些新的趨勢的出現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開拓了廣闊的空間，提供了不竭動力，創造了有利條件。但也要清醒地看到，隨著發展的推進、改革開放的深化，我們面臨著許多新的問題和嚴峻的挑戰。因此，順應新的發展趨勢，解決新的問題，客觀上要求我們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一是我們黨提出了科學發展觀重大戰略思想，為當代中國的發展指明了方向。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這是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最新實踐相結合的重大理論成果，科學地回答了「什麼是發展和怎樣發展」的基本問題，是新的歷史階段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戰略思想。二是按照科學發展觀的根本要求，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進程。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是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難循環、低效率為特徵的經濟發展模式。科學發展方式，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是以少投入、低消耗、零排放、可循環、高效率為特徵的經濟發展模式。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求我們大力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更加註重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提高節能環保水平、提高經濟整體素質和國際競爭力；要求我們深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形成有利於科學發展的宏觀調控體系。

㈢ 制度創新理論的制度創新理論的發展

將制度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新制度經濟學對傳統經濟理論的一場革命。經濟理論的三大傳統柱石是——天賦要素、技術和偏好。隨著經濟研究的深入，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僅有這三大柱石是不夠的。新制度經濟學家以強有力的證據向人們表明，制度是經濟理論的第四大柱石，制度至關重要。土地、勞動和資本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發揮功能。根據新經濟史代表人物諾斯和新制度經濟學(NEWINSTITUTIONAL)代表人物科斯的觀點，從經濟學意義說，制度是指」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服從程序和道德、倫理的行為規范」。
制度促進可預見性，並防止混亂和任意行為，從而維持並鞏固復雜的人際交往關系網。制度的存在，規范了人們的行為，從而一方面使各種生產過程和交易活動變得有序和具有可預見性；另一方面也增強了人們之間的信任。實際上，人們之間的交往，包括經濟生活中的相互交往，都基於某種信任。由於信任是以某種秩序為基礎的，因而要維護這種秩序，就要依靠規則、規范等制度來禁止或約束各釉不可預見的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從經濟學角度講，這實際上是減少了各種交易成本，促進了經濟增長。
為了獲得更大的收益或節約某些交易成本，人們進行制度創新：當新制度所能提供的邊際收益等於舊制度進行所需付出的邊際成本時，制度創新就會暫時停止，制度結構就達到了某種」均衡」：分析自然環境、技術水平、人口結構、產權、道德文化，意識形態等方面的變化如何向人們提供新的獲利機會，從而提供變革舊制度，創造新制度的動力：只有當環境改變時，才會又發生對更新制度的需求或供給。每一種理論都有其發展規律，制度創新理論的發展大致遵循兩大線索，即需求線索與供給線索。具體情況如下。
一、制度創新理論的需求線索
(一)科斯的制度創新觀
科斯對制度創新的論述是開拓性的。此後許多關於制度創新需求方面的論著基本上是遵循科斯的觀點，即認為制度創新只有在預期收益超過變遷所需成本時才會發生。科斯提醒我們，制度創新的效果在結構上並非全部都是帕累托效率的，因為導致某些決策改善的現行制度也會導致其他決策的惡化。具有重要意義的是，科斯確認了交易成本在制度創新中的作用與地位，從某種意義上說，交易成本的高低，決定著對制度創新的需求強度，決定著制度創新能否發生以及如何發生。
(二)安德森、舒爾茨和希爾等人對制度創新的需求分析
安德森、舒爾茨和希爾等人也從不同角度提出了需求誘致變迂的觀點。他們認為，特定的制度至關重要，並且經常處於變化中，人們為了提高經濟效率和社會福利，正試圖對不同的制度安排做出社會選擇。舒爾茨還把制度視為經濟領域里一個變數，而且這些變數是對經濟增長的反應。他引入了兩個關鍵的概念，即一種制度所執行的功能的經濟價值以及經濟均衡的概念。建立起分析框架：假設制度是某些服務的供給者，這些特殊服務可能是一種便利，如貨幣，也可能是一種用以降低交易成本的契約，如租賃、抵押及商品期貨市場，還可能是一些信息，隨著人的經濟價值提高，人們不斷對各種制度作出選擇，這種對於效率更高的制度的需求，推動著制度不斷變遷。
(三)諾斯等的需求引致制度創新觀
諾斯繼承和擴展了科斯對制度創新的需求分析，尤其是通過對西方世界興起的歷史考察，為其理論提供了實證資料。其分析框架是：當在現有的制度結構下，由外部性、規模經濟、風險和交易費用所引起的收入的潛在增加不能內在化時，一種新制度的創新可能允許獲取這些潛在收入的增加。這意味著，如果預期的凈收益超過預期成本，一項制度安排就會被創新。只有當這一條件得到滿足時，才可望在一個社會中發現改變現有制度和產權結構的企圖。在他們看來，制度創新還是由人口以稀缺資源構成的壓力增加所引致的。在現代，人口對土地的持續壓力進一步導致了土地的廢除和從以使用奴隸勞動為基礎的耕作制度轉向由農民所有的生產制度，或者轉向由資產者所有的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他們還分析了當工資相對於土地的價值提高時，當給予農民和土地所有者更大的土地控制權時，社會就發生制度創新。
二、制度創新理論的供給線索
這種觀點認為：制度創新的供給不可忽視，因為需求的變動趨勢雖為必要條件，但不是了解變遷路徑的充分條件。政治經濟分析的要素是決定性的，決策者所面臨的政治經濟成本和利益，才是對變遷的性質和范圍作出解釋的關鍵。
(一)諾斯對制度創新的供給分析
諾斯對國家的分析是基於對國家特徵的如下認識：國家憑借其規模經濟優勢，以一組服務(如提供公正、安全的社會環境)換取收入，以使其財富或效用極大化。因此，國家就要區別對待各種成員並對立設計不同的產權，促使國家收入極大化。同時，國家也受其他國家或國內個人，集團等潛在競爭者制約，各國都想使自己的成員有更好的境遇，在各國，法律、公正和防務等服務供應上的規模經濟都被認為是文明的基本源泉。
諾斯強調社會效益與經濟收入最大化之間存在根本沖突。國家(統治者)總想使它由財產權制度得到的租金愈多愈好，在這個目標限度內，統治者又想節約交易成本，以便社會產出極大化，從而擴大征稅的基礎。因為存在潛在競爭者的威脅和征稅的交易成本，為此，統治者往往只得容忍非效率的產權的普遍存在。同時，由於」搭便車」問題阻礙著改變制度安排所需的組織的發展，非效率產權也就始終存在。按照這一邏輯，諾斯還認為，制度創新將出自統治者，而不是出自國家成員，因為後者總面臨」搭便車」的問題。這表明，一旦統治者的私人收益超過其私人成本，某種變遷勢必會發生。
諾斯指出，為了解決制度結構的穩定與變遷，某種超越個人主義的成本——收益計算的東西是必需的。個人在試圖變遷結構時可能忽視這種計算，因為有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即該制度不公正：相反，個人也可能遵從慣例、規則和法律，基於一個相似根深蒂固的觀念，即它們是合法的。因此，歷史上的穩定與變遷需要意識形態理論來解釋新古典理論中對個人主義理性計算的偏離。進一步，諾斯認為，組織(包括國家)總會對意識形態作大量投資，以提高現存制度的合法性，減少維護現存制度秩序的成本。因此，成功的意識形態必須足夠的靈活，使它不僅能獲得新集團成員的忠誠，而且也能保持老集團成員的忠誠。至為重要的是，任何成功的意識形態必須克服搭便車問題，其基本目的是給予各種集團的活力，使它們能採取與簡單的、享樂主義的、個人主義的成本收益計算相反的行為。這就是意識形態的主要推動力，因為無論是維持現有秩序還是推翻現有秩序，沒有這樣一種行為都是不可能的。
(二)拉坦對制度創新的供給分析
拉坦觀察到制度創新的」供給」依賴於兩個因素：知識基礎和創新成本(與收益相關)。他斷言，我們擁有的社會科學知識越多，則設計與實施制度創新就會越來越好。拉坦還指出，制度創新的成本可能是巨大的。在某些政治環境下，成本簡直可能是死亡，並且即使沒有嚴厲的政治制裁，創新的成本也可能由於立法改變上的成本，法庭立案的成本、克服既得利益集團政治權力所付出的成本而高得令人望而卻步。
具體地，拉坦考察了憲法秩序對制度創新四個方面的影響：①憲法秩序可能有助於自由的調查和社會實驗，或者可能起根本性的壓製作用，在後一種情形，制度創新所依賴的知識基礎將受到削弱，變化將受到扭曲或阻礙。②憲法秩序直接影響進入政治體系的成本和建立新制度的立法基礎的難易程度。③憲法秩序影響到公共權力運用的方式，因而影響到由公共政策引入經濟的扭曲形式，如果這些扭曲很大，則市場會顯示出引入的制度創新將發生方向性錯誤。④一種穩定而有力的憲法秩序會給政治經濟引入一種文明秩序的意識，亦即一種關於解決；中突的基本價值的程序上的一致性，這種意識會大大降低創新的成本或風險。
更進一步地，拉坦認為上層決策者凈得利益在制度變遷中的重要作用。他認為：重要的制度創新的供給，必然包含政界企業家和創新者諸多政治手段的動用：制度創新的供給表是由面對政界企業家的邊際成本表決定的，政界企業家試圖設計新的制度並解決各種既得利益集團之間的沖突。在他們看來，如果政界企業家由制度創新得到的預期收益超過動用這種創新所需資源的邊際成本，則制度創新的供給將有保障。但是，鑒於政界企業家的私人收益不同於社會收益，制度創新的供給是不會達到社會最佳水平的，由此可見，制度創新的供給主要取決於一個社會的既得利益集團的權力結構或力量對化。
(三)林毅夫的強制性制度創新理論
在制度創新的供給分析方面，林毅夫把理論往前推進了一步，提出了強制性制度創新理論。強制性制度創新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並實施的。因為制度安排是一種公共品，而搭便車問題又是創新過程所固有的，所以，如果把誘致性制度創新作為新制度安排的唯一來源，則一個社會中制度安排的供給將少於社會最優。為此，國家干預的強制性變遷就可以為持續的制度供給不足提供補救，當然，國家干預同時引起國家的成本與收益，故此國家是否具有採取適當行為的激勵，也構成經濟分析中要碰到的問題。具體而言，當出現制度不均衡時，假若制度創新會降低統治者獲得的效用或威脅到統治者的生存，那麼國家可能仍然會維持某種非效率的不均衡。換言之，統治者只有在下面的情形下才會採取行為來彌補制度創新的供給不足：即按稅收凈收入、政治支持以及其他進入統治者效用函數的商品來衡量，強制推行一種新制度安排的預期邊際收益要等於預期邊際成本。沒有人可以保證效用最大化的統治者會有動力去執行那些增進制度安排供給的政策，以達到社會財富最大化。進一步講，維持一種非效率的制度安排與國家未能採取行動去消除制度非均衡，此二者同屬於政策失敗。政策失敗成因在於：統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意識形態剛性、官僚政治、集團利益沖突和社會科學知識的局限性。
三、制度創新理論發展
制度創新理論沿著需求與供給兩條主線不斷完善與發展，形成了一個對歷史和現實具有一定解釋力的分析框架，但是在建立制度創新的實施模型方面的努力卻十分不夠。國際經濟增長中心一些經濟學家試圖將供給與需求兩方面結合起來，把明確模型與經驗檢驗兩相對應，為使制度創新理論進一步精確化作出了一定貢獻。這個框架假設，制度安排是制度創新中的內生變數，而憲法秩序和規范性行為准則被視為外生變數。
許多學者假設現行制度無法獲致潛在利益，並且只要改變現行制度的收益大於成本，就會發生制度創新。他們忽視了從開始變革到變革見效並最終得到補償之間的時間因素，它會影響人們對變革的支持態度，是有代價的，這種代價或成本，可稱作」變革的絕對成本」。
一般地，對於有效率的制度創新，人們在變革初付出的成本最終會得到某種形式的直接或間接補償。但問題是，就像生產過程，尤其是技術創新過程存在投入產出「時滯」一樣，制度變革從開始支付改革成本到改革初見成效直到成本得到最終補償，也存在一定的「時滯」。就那些較重大較復雜、涉及面廣、程度深的制度創新而言，「時滯」可能相當長。在這個長時期內，假如人們只投入不產出，只付成本不得收益，則喪失了舊制度原有的東西，又在新制度中一無所獲，這就很難維持人們對變革的支持。進一步地，假如人們對於所蒙受的損失能否得到補償喪失信心，就會轉而抵制變革，結果變革過程在巨大的摩擦與阻力下面臨失敗的危險。所以，制度創新理論中納入對變革的絕對成本的研究，也是其理論創新的必然。

㈣ 辯論：改革開放中，技術（體制）創新在推動經濟發展中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

一、當代科學技術發展對經濟的影響

1．科學技術已經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

當前，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科技革命正在孕育著歷史性的重大突破，科技經濟一體化趨勢日趨明顯，科學技術正在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世界各國對科技發展都給予高度重視。

一是科學技術飛速發展，不斷引發新的科學革命和技術革命。據專家們統計，最近三十年來，人類所取得的科技成果，比過去2000年的總和還要多。據此推算，人類知識總量翻一番的時間在20世紀中期需要50年，而到2020年前後只需要73天。人類在2020年所擁有的知識當中，有90%現在還沒有創造出來。當前人類知識增長的趨勢可以用指數函數來描述，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知識爆炸」。學科之間、科學和技術之間、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之間相互交叉滲透，導致眾多跨學科領域的誕生。最近幾十年來，交叉學科和新興學科發展迅速，學科分支已經從上個世紀初600多門，發展到現在6000多門。納米、生命、信息、認知科學的融合，推動著人類整體認識能力的飛躍。科學技術發展將步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創新密集時代。

二是科技成果產業化周期縮短，不斷造就新的追趕和超越機會。在十九世紀，電的發明到應用時隔282年，電磁波通信時隔26年，而到了二十世紀，集成電路的應用僅僅用了7年的時間，而激光器僅僅用了1年。信息技術的發展更是呈指數增長，如電話走進50%的美國家庭用了長達60年的時間，而互聯網進入50%的美國家庭只用了5年時間。還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磚頭般的「大哥大」曾透出過的尊貴，到今天，手機早已成為普通的通訊工具。大街上，少男少女手持的一款款時尚手機，成為現代大都市街頭的一景。成為時尚的當然不僅只有手機，上網也是近幾年的新時尚。中央電視台的春節聯歡晚會，幾小時之內就有三百多萬人點擊上網，參與有獎收看活動。據有關部門統計，我國現互聯網上網人數已達5910萬人，網站數量37.1萬個，聯網計算機2083萬台，躍居全球第二位。遠程教育、遠程醫療、電子商務等基於網路的各種活動，近幾年在我國得到快速發展。人類基因組、超導、納米等許多基礎研究的成果，在中間階段就已申請了專利。總的來看，當前，在納米技術、生物技術等新興領域，不少國家都處在相近的起點上。後發國家完全有可能在這些領域實現突破，帶動整體科技競爭力的躍升。

三是科學理論超前發展，引領新的技術和生產方向。歷史上科學技術在經濟發展中基本處於從屬地位，生產實際的需要刺激了技術的發展，並進一步為科學理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二十世紀以來，生產、技術、科學的相互作用機制出現了逆轉現象，科學理論不僅走在技術和生產的前面，而且為技術和生產的發展開辟了各種可能的途徑。比如，先有了量子理論，而後促進了集成電路和電子計算機的發展，奠定了信息產業的基礎；運用相對論和原子核裂變原理形成了核技術，引發了核能工業；運用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學的最新成就，發展了生物技術，並催生具有巨大潛質的生物技術產業。所以，當代的科學技術往往是理論超前性的，也是知識密集型的。科學技術的這種特點，決定了它在經濟發展中必然成為主導力量。以信息技術為例，二十世紀70年代以來，信息技術革命極大地促進了世界經濟結構的變革，信息製造業和信息服務業等新興產業迅速崛起，成為帶動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信息技術與傳統產業的有機結合，有力地促進了傳統產業的技術升級。美國信息技術的大力發展帶來了超過110個月的經濟長期繁榮。在未來幾十年裡，世界科學技術的突破，將進一步引發人類社會新的變革，對全球各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深刻影響。

四是科技全球化加快，自主創新能力成為國家競爭力的決定性因素。科技競爭日益成為國家間競爭的焦點。發達國家充分利用自身的技術和資本優勢保持領先地位，並以知識產權、技術壁壘等新的貿易手段對其他國家實施壓制或進行技術控制。發展中國家由於自主創新能力匱乏，面臨著日益嚴峻的經濟安全問題。

第一，發達國家用技術控制市場。據統計，目前全世界86%的研發投入、90%以上的發明專利都是掌握在發達國家手裡。憑借科技優勢和建立在科技優勢基礎上的國際規則，發達國家及其跨國公司形成了對世界市場特別是高技術市場的高度壟斷，從中獲取大量超額利潤。例如，微軟和英特爾構建的WINTEL聯盟，每台使用英特爾處理器的個人電腦（PC）都會預裝一套WINDOWS操作系統，佔到有些PC機銷售成本的50%，盡管其中絕大多數功能並不是一般消費者所需要的，但卻不得不付出大約100美元左右的額外費用。

第二，發達國家用技術控制資源。目前，對空間資源、海洋資源和生物資源等戰略資源的爭奪已成為各國競爭的焦點。在空間領域，美國正在全面實施太空控制戰略，俄羅斯、歐盟、日本和印度等國家也都進行了重點部署，美國正在加緊部署國家導彈防禦系統和太空偵察情報系統，歐洲航天局在全球定位系統和太空觀測等領域也急起直追。海洋是生命的搖籃，美國正在討論要將海洋投入增加一倍，日本建造了比美國同類船隻大三四倍的大洋鑽探船，韓國也提出了「海洋開發的全球化與信息化」目標。生物資源對各國都將具有高度的戰略意義，發達國家利用技術優勢對生物資源的搶奪已進入白熱化狀態，學術界把這種現象稱為「生命專利圈地」。舉個例子，幾年前，一種原產於中國長江中下游地區的野生大豆品種，被美國一家研究機構將基因標記申請專利，這意味著我們今後也有可能不得不面對「種中國豆，向美國人付錢」的被動局面。

第三，發達國家用技術控制媒體。隨著通信網路技術的發展和普及，計算機、通訊和網路等技術已成為當今最主要的信息資源載體。美歐等發達國家憑借其掌握的先進信息技術，通過對各種傳媒話語權的控制，在傳播西方意識形態、文化和價值觀等方面占據主導地位，甚至以此影響和干擾他國重大決策。

綜合世界各國對科學技術發展趨勢的預測，未來科學技術發展的優先領域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信息科學和技術。基本判斷是信息科學技術仍然是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的主導力量，是知識型社會的基礎科學技術

——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快速發展的生命科學及生物技術，將解決農業持續增長以及人口與健康領域的問題，為提高人類的生活質量發揮關鍵作用，甚至為發展新的資源、能源提供新的重要途徑。未來15年內有可能形成和信息產業並駕齊驅、充滿活力的生物技術產業群。

——能源科學和技術。發展重點是開發高效的節能技術和未來的新能源技術，特別是氫能、可再生能源、第四代核能技術和未來的熱核聚變能等，為解決未來的能源問題開辟新的途徑。

——納米科學和技術。繼互聯網、基因等名詞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後，「納米」一詞也越來越多地進入人們的眼簾。一納米僅為十億分之一米，在納米尺度下所表現出來的眾多新奇物理現象，正在向人們展示一個全新的微觀世界，孕育一場深刻的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納米電子學將極大增強信息技術能力，納米生物醫學將為人類提供新的治療疾病手段；各種納米材料將廣泛應用於眾多領域。據有關專家估計，在未來20年裡，全球納米技術市場規模可能達到上萬億美元。

總之，在科學技術的引領和推動下，人類正經歷著從工業社會向知識社會的演進，科學技術不斷創造出新的經濟增長點，在解決人類可持續發展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驅動力和人類財富形成的主要源泉。

2、科技創新成為世界主要國家的基本戰略。

面對當今科技經濟發展的總體態勢，世界各主要國家都把科技創新作為國家戰略，把科技投資作為戰略性投資，把超前部署和發展戰略技術及產業作為帶動經濟發展的關鍵舉措。世界各國都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如美國2003財年聯邦科技預算達到1180億美元，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聯邦政府研究開發支出；英國政府決定從1999年起，在3年內追加14億英鎊投資，是「有史以來政府對科學基礎投入金額最大的一次」；歐盟提出到2010年將研究開發經費佔GDP的比重提高到3%；韓國提出到2025年研發經費佔GDP比重提高到4%。在發展戰略性技術與產業方面，美國實施了信息高速公路計劃、國家納米技術計劃和氫能研發計劃，歐洲開展了科技框架計劃和伽利略計劃，韓國是實施了先導技術研發計劃和替代能源計劃等。後發國家既可以藉助科技革命的歷史機遇，利用後發優勢實現社會生產力的躍升，但如不能抓住機遇，也可能拉大與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最終被邊緣化。

韓國是依靠科技創新帶動經濟飛速發展的成功範例，其經驗尤為我們值得借鑒。1962年，韓國人均GDP只有82美元，與我國當時的水平大體相當，到2001年達到8900美元，比我國高出9倍之多。現在，韓國人口只有4700萬，經濟總量大致相當於我國的40%。在半導體、汽車、造船、鋼鐵、電子、信息通訊等眾多領域，韓國都比我國較晚起步，但技術能力和國際競爭力已走到我們前面，並躋身世界前列。韓國的成功，主要得益於把培養和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國家的基本戰略。一是始終致力於培育和發展自身的技術能力。從60年代大規模引進國外先進技術開始，就高度注重消化吸收，技術引進與消化吸收經費比例達到1:5。二是持續增加研究開發投入。研發投入佔GDP的比重從1980年的0.77%增長到2001年的2.96%。三是大力支持企業研發活動。企業研究開發機構從1978年的48個，增加到2003年的近10000個。企業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目前，韓國正在實施新的科技發展規劃，目標是到2005年進入世界前12個領先國家行列；2015年成為亞太地區的科學研究中心，並進入世界前10個領先國家行列；到2025年進入世界前7個科技領先國家行列。韓國依靠科技創新實現國家富強的成功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二、我國經濟發展對科技的重要需求

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推動經濟增長方式從要素驅動型向創新驅動型的根本轉變對科技提出了許多重要需求。

1、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經濟增長目標對科技提出的重要需求。

滿足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意味著我國必須保持從改革開放以來到2020年的連續40年7%以上的經濟高速增長，這是世界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研究分析表明，如果我國科技創新能力沒有根本提高，科技進步貢獻率仍保持目前39%的水平，要實現翻兩番的目標，就要求投資率達到52%的特高水平，這是不可能做到的；即使投資率可以保持近年40%左右的高水平，科技進步貢獻率也必須達到60%，即在目前水平上提高20個百分點，才能實現建設小康社會所要求的經濟增長目標。

2、轉變增長方式，緩解資源、能源和環境的瓶頸制約，建立資源節約型社會對科技提出的重要需求

我國是一個人均資源量相對較少的國家，維系人們基本生存的水和耕地，人均資源量僅為世界水平的1/4和1/3，森林資源為1/5。石油、天然氣、煤炭、鐵礦石、銅和鋁等重要礦產資源人均可采儲量，分別相當於世界人均水平的11%、4.5%、55%、42%、18%、7%。45種礦產資源人均佔有量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

目前，能源短缺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一是表現為供需缺口日益擴大，建設開發任務艱巨。2003年能源供應呈現了近些年來少有的全面緊張狀態。2020年GDP翻兩番，預計能源消耗總量約為30億噸標准煤。這意味著在未來的17年內，煤炭建設規模相當於目前美國的產煤能力，電力建設要再造兩個日本電力工業，石油和天然氣對外依存度將分別超過50%和40%。二是我國能源利用效率較低，目前我國綜合能源利用率約為33%，比不發達國家低10個百分點；小煤礦資源回收率不足20%，煤泥、劣質煤等資源尚未充分利用。因此，節能的潛力也非常巨大。

水資源短缺將成為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最大障礙之一。我國1/4的國土面積缺水，1/10地區的水資源僅能滿足人類生存的基本需求，2000多萬農村人口飲水困難。全國30%城市缺水，其中108座城市嚴重缺水，尤其是京津等特大城市，在連續遭遇枯水年時將發生嚴重的水危機。一方面我們國家嚴重缺水，但另一方面，水資源浪費又非常嚴重，我國的農業灌溉水利用系數平均約為0.45，而先進國家為0.7-0.8。工業用水的重復利用率為30-40%，而發達國家為75-85%。因此，節水的潛力很大。

過去幾十年，我國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帶來了能源消耗高、資源消耗大、水資源浪費嚴重、污染排放多等嚴重的資源環境問題。目前水土流失面積達356萬km2，沙化土地面積約100萬km2，原始林不足1/10，森林質量下降，草地退化面積達2/3，全球1121種瀕危物種，中國有190種(IUCN）。我國的環境污染也已從陸地蔓延到近海水域，從地表水延伸到地下水，從一般污染物擴展到有毒有害污染物，已經形成點源與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業排放疊加、各種新舊污染與二次污染相互復合的態勢。在區域和流域范圍（特別是長江、珠江三角洲以及環渤海地區）已出現大氣、水體、土壤污染相互作用的格局，對生態系統、食品安全、人體健康構成了日益嚴重的威脅。

未來，「人口眾多、資源相對短缺」的基本國情，決定了我國在工業化、現代化過程中，還將面臨更大的資源環境壓力，瓶頸約束還將逐漸加劇。根據系統的研究分析，如果按照傳統的發展模式，以大量消耗資源來實現工業化，我國的資源需求量將接近於全球的消費總量，而且按照現有資源利用和污染排放水平，到2020年經濟社會發展對環境的影響將是現在的4-5倍，如果要保持現有環境質量不變，則資源生產率就必須提高4-5倍，如果要達到小康社會的目標，環境質量明顯改善，資源生產率就必須提高8-10倍。形勢何等的嚴峻！

因此，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充分依靠科學技術，改變傳統的外延型、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模式，建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

3、實現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對科技提出的重要需求。

「三農」問題是我國新世紀必須直面的嚴峻挑戰之一，解決「三農」問題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當前，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發生了階段性變化，主要農產品供給實現了由長期短缺向總量基本平衡、豐年有餘的歷史性轉變。但是，我國農業發展仍然面臨著不少矛盾和問題：

一是保障糧食和食物供給的任務仍然非常艱巨。預計到2020年人口達到14.5億時，糧食總需求量將達到6.3億噸左右，比目前要增加2億噸，增長比例幾乎達到50%。另外肉蛋奶也要大幅度增加，農產品質量還要提高，食品安全還要保障。

二是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的難度很大。長期以來，我國農業為追求農產品數量增長，而忽視了農業效益，農產品加工轉化增值率低，我國農產品深加工率只有20%，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很大。

三是資源約束、生態破壞、協調發展的形勢嚴峻。一方面農業產出要求大幅度增長，另一方面支持農業生產的水土資源又在大量減少，缺口很大，預計到2020年我國耕地缺口將達到2500萬公頃左右，糧食播種面積將減少10%，農業用水缺水量將達到1000億立方米左右；而且，農業生態環境不斷惡化，目前約有1/3的造地出現了退化、沙化和鹼化，70%的河流受到污染，39%的湖泊及東南沿海富營養化，農葯、化肥等面源污染嚴重。

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農業的發展任務，就是在保護和提高糧食生產能力的前提下，大力發展「優質、高產、高效、生態、安全」的現代農業，加快推進農業產業化、農村城鎮化、農民知識化和農村信息化的進程。農業科技要為實現向現代農業的轉變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4、推動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對科技提出的重要需求。

按照黨的十六大要求，我國經濟發展要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形成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基礎產業和製造業為支撐、服務業全面發展的產業格局。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還存在幾個方面的突出問題：

一是三次產業結構明顯不合理，2002年第一、二、三產業在GDP中的比例分別為14.5%，51.7%和33.8%，第一、二產業比例仍然偏高，第三產業明顯偏低，遠低於全球64%的平均水平，我國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也只有28.6%，不僅低於發達國家70%左右的平均水平，也大大低於世界中等收入國家45%左右的平均水平。

二是第二產業中資本、能源、資源密集型的重化工產業機構特徵明顯，高技術產業比重偏低，整體上仍未擺脫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產出的粗放經營方式，如煉鋼、水泥、乙烯等綜合能耗分別比國家先進水平高21%、45%和31%，單位工業產值產生的固體廢棄物比發達國家高10倍。

三是裝備製造業大而不強，創新能力差，產品競爭力弱，大量的先進裝備仍主要依靠進口。整體上看，我國企業規模小（如全國煉鋼企業280家，年產鋼500萬噸以上的只有8家，水泥企業4800多家，平均規模只有15萬噸），產業集中度低，競爭力不強，產品品種、質量和檔次還不能完全適應市場需求，一些高附加值的關鍵材料和設備仍需大量進口，如光纖、集成電路晶元、石油化工、轎車、數控機床等製造裝備產品進口分別為100%、85%、80%、70%、70%。

四是服務業內部結構不合理，現代服務業發展明顯落後。商貿、餐飲、交通運輸等傳統服務業佔40%左右，信息服務比重不足10%。

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的嚴峻形勢下，尤其是我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將逐步減弱，我們必須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這就要求我們要緊緊依靠科技創新，推動以技術含量低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為主的產業結構向高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升級。

5、堅持以人為本，統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對科技提出的重要需求。

經濟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前提和基礎，社會發展是經濟發展的目的和動力。近些年來，我國經濟發展較快，但總體上看，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存在著「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問題。在將來一段時間內，影響我國人和社會協調發展的主要挑戰是人口數量、人口質量、老齡化、各種重大疾病的威脅和公共安全等重大問題。

我國人口總量將繼續保持增長態勢。到2020年，我國人口總數可能達到14.3—14.5億，比現在增加一億多人，如果稍有控制不力，就可能超過15億，而且將出現老齡化問題和出生人口性別比例失衡問題。同時，我國人口質量不高。主要表現在出生缺陷發生率較高和人口素質較低。我國新生兒出生缺陷發生率為13‰，每年約有26萬多缺陷兒出生，據專家估計，每年出現的先天殘疾兒童佔新生兒4%-6%。

一些重大傳染性和非傳染性疾病嚴重威脅著我國人民的生命安全。目前，我國有6.9億人曾感染過乙肝病毒，1.2億人長期攜帶病毒，現患病人2000萬；活動性肺結核患者約450萬，每年死亡13萬；曾經一度銷聲匿跡的血吸蟲病又死灰復燃。一些新發生的傳染病已在我國出現，SARS我們都親眼所見，艾滋病已波及31個省市，2003年我國艾滋病毒感染者約84萬，其中發病約8萬人，感染者數為亞洲第2位，居全球第14位。據預測，如不加控制2010年感染者將超過1000萬。一些慢性非傳染性疾病，像心腦血管病、腫瘤、糖尿病、神經精神疾病等的發病率也是居高不下。

在公共安全領域，我國的安全保障基礎薄弱，重大事故頻繁發生，與經濟高速發展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影響著國民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據統計，每年由公共安全問題造成的非正常死亡超過20萬人，傷殘超過300萬人；每年由公共安全問題造成的損失計6500億人民幣，約佔GDP總量的6%。目前，我國食品安全隱患大增。安全事故居高不下。重大事故平均每天7.2起。其他像自然災害、核安全、火災爆炸、社會治安、外來物種入侵等事件也呈現出上升趨勢。2003年受理計算機犯罪案件1萬余起，比前一年增長75%。

6、保障國防安全和經濟安全對科技提出的重大需求。

經過2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最大的變化之一就是已經融入世界經濟。在全球化進程中，我國面臨著日益復雜的國際環境和許多新的問題。確保國土安全，實現祖國統一大業和維護我國的空天與海洋權益，以及應對各類傳統公共安全和新的社會風險等，都對科學技術發展提出了迫切需求；同時，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我國的發展大局與外部世界的聯系越來越緊密。我國的石油消耗近40%要靠國際市場，2003年對外貿易依存度達到了60%。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對外部世界給予更加積極而充分的關注。在全球資源利用、市場控制、貿易平衡等基本矛盾方面，今天的世界依然是憑實力說話的世界。實踐表明，在涉及國防安全和經濟安全的關鍵領域，真正的核心技術是買不來的。如果我們不掌握更多的核心技術，不具備強大的技術創新能力，就很難在急劇變幻的世界競爭格局中把握機遇，甚至有可能喪失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主動權。

㈤ 在經濟發展中，制度創新更重要，還是技術創新更重要

我網上找的，本人認為是結合起來，兩者是辯證統一的，依賴制度創新，技術上不去，經濟發展還是會停滯不前的，而有先進的技術，沒有有序的制度領導，它就發揮不到最大的作用。
目前中國三個活力主角分布
大經濟環境：按照產業分布群和分布區域來看
1 廣州、深圳、和佛山東莞為主力的珠江三角洲地區、
2 浙江、江蘇配合以上海為龍頭的長江三角洲地區
3 北京坐鎮，天津、河北唐山等京津唐地區。
廣州等珠江模式目前的企業：大部分依靠三來一補貿易發展起來的外資配套工業企業和小型民營的配件加工企業。被人們稱做諸侯經濟模式。各個城市各自爭取多量的外資投資，而逐步全面發展，一個城市具備多種產業，整體發展，而城市間配合不足。各自為戰，甚至相互間為爭取投資而重復投資建設。
浙江等長三角地區目前企業：大部分家族通過自力更生 草創起來的民營工商業。其中有溫州模式：仿製——投資和蘇南模式。有活力的鄉鎮經濟和強縣實體，點狀分布的城市：義烏、蕭山等政治上的二級城縣構成經濟產業帶的工業帶。寧波、上海等構成經濟產業帶的對外輸出輸入的平台。而中心地級城市杭州、蘇州、南京、南通常州等構成了產業帶的資源整合帶和核心消費帶。
北京為核心的模式下，利用政府強勢主導。提供的政治文化優勢吸引大型跨國集團的商務部和公關部門。中關村的IT產業發展尤勁。而傳統工業的良好基礎可以整合重型工業。
企業分析：
在三種環境下面。存在N種企業：
1 大量依靠出口訂單貿易為主的民營企業：這類企業主體特徵就是爭取大量出口貿易訂單，依靠機械加工、壓低人工從而實現成本優勢，獲得產量後逐步購置機器，添加流水線從而實現規模化，這類企業在草創階段往往是老闆帶頭，企業核心文化是鐵人文化。依靠老闆這個鐵人的人際關系和鐵腕手段，以及經商頭腦。因此這樣的企業開始的時候肯定更重視技術創新。或者技術替代。因為小的技術創新都可能帶來直接的經濟效益，值得說明的是雖然他們重視技術創新，但大部分時候他們只嫁接技術。沒有很大力量和心思投入大規模的技術研發。而且加工配件是貼牌，缺少品牌意識享受不到品牌利益的他們是太大動力去提升自己技術的。
2 發展到規模狀態的大型民企。往往爭取在本行業獲得貿易量的第一地位。逐步建立品牌，這個時候，有眼光的家族企業已經開始有計劃的和科教組織比如高校等合作，取得技術創新。而制度建設往往因為家族本身的利益紐帶和老闆的年齡正值壯年後繼人年幼等尚未納入考慮
3 當前情況下，浙江的很多企業有部分開始採用經理人制度，逐步規范企業。但成效尚未顯著，大多數家族企業以全心培養自己家族內一兩個優秀精英的方式來取得企業的延續，因此制度創新雖然被很多企業考慮，但除了嫁接一些工業管理方法。本質的公司治理、企業文化、內部培訓和員工激勵等尚且是初步階段。我有同學專門在研究這一課題：家族企業的變革發展問題

綜上：企業等發展，從理論上說：技術創新是企業能夠在市場競爭中立於不敗的一個重要因素，對企業相當重要。技術關乎成本、未來利潤，同時，新的技術有可能帶來一個企業成為一個新領域的領跑者，但目前大部分的技術創新和大規模的應用技術創新對中國的大部分企業還相當距離。就制度創新而言。企業本身就有一種制度，不在於制度是否創新，而在於制度是否適應當前企業的發展狀況。能否該企業存續帶來良性的循環。因此樓上的ajie9204說的也很對：套用一句話「具體企業，具體分析」。

總的說商業思維是綜合思維：並不是什麼最好就造什麼。什麼最好就採用什麼。而是在考慮和權衡未來發展方向、目前情況、過去的經驗後。判斷
在恰當的條件下：比如資金流充足、規模擴張、政策支持、舊的管理層變動
恰當的時間段：例如上市前、新的未來發展戰略制定之後
利用恰當的手段：管理層和平演進、強力競合、自上而下或者部分部分的改變
推行恰當的策略：市場策略、財務策略、內部的人事變動、高層的股權變動等

因此對一個企業來講，回答你的問題應該是：技術創新重要還是制度創新重要？
都是很重要，但目前的重點是如何保證利潤和市場，如何獲得未來發展？這才是最重要的，站在這個高度上來看，才決定到底選取技術創新突破還是制度創新脫胎換骨或者繼續原有模式。

㈥ 為什麼我國要進行經濟體制轉變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把社會主義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舉。這一改革已經進入攻堅階段，我們必須堅定信心，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加快改革步伐。

確定和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是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實踐經驗獲得的科學結論，是改革開放實踐發展的必然結果。新中國成立以後的一個較長時期，我國實行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這種體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起過重要作用。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經濟聯系的愈益復雜，這一體制統得過多過死的弊端逐漸顯露出來，阻礙了我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種情況迫使我們進行改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改革從農村到城市的不斷深入，鄧小平深刻分析世界經濟的發展變化，總結我國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明確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特別是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對社會主義可不可以搞市場經濟的問題，作了透徹、精闢的總回答，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這就從根本上解除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屬於社會基本制度范疇的思想束縛。黨的十四大明確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實踐證明，在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對於我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進入社會主義以後，必須經歷一個相當長的初級階段，去實現工業化和經濟的社會化、市場化、現代化，這也是一個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我們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是符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的。黨的十五大對這幾年探索的實踐和理論成果進行了全面總結，回答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鮮明地指出要繼續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

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改革實踐，既有效地發揮了市場經濟的優勢，又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為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為社會全面進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開放不斷推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尤其是十四大以來，大力推進財政、稅收、金融、外貿、外匯、計劃、投資、價格、流通、住房和社會保障等體制改革，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明顯增強，宏觀調控體系的框架初步建立。在經濟體制改革的推動下，我國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綜合國力大大增強，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七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1％，增長速度居世界第一位，並成功地抑制了一度出現的通貨膨脹；一九九七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74772億元，是一九九二年26638億元的2.8倍；一九九七年國家外匯儲備達到1399億美元，是一九九二年194億美元的7.2倍，居世界第二位；外貿年進出口總額達到3251億美元，比一九九二年的1655億美元將近翻了一番。與此同時，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育和計劃生育等各項社會事業取得可喜成績，宣傳輿論工作和思想道德建設進一步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實踐已經證明並將進一步證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通往富裕和繁榮的必由之路。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必須充分認識這場根本性變革的艱巨性、復雜性和長期性。由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精神文明結合在一起的，這就要解決如何把市場經濟同社會主義公有制很好地結合起來、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很好地結合起來、同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很好地結合起來等復雜課題。由於我國尚處在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過程中，體制、法律、政策、管理的完善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各類經濟活動主體也需要有一個適應的過程。由於市場有其自身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處理不當，它的消極方面也會反映出來。因此，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個長期的探索過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經過一二百年的發展才逐步建立完善。我們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開始進行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才十多年，從十四大明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才幾年，在建立這一體制的過程中出現這樣那樣一些問題和困難，難以完全避免；完善這一體制，更加任重道遠。我們的奮斗目標是：到二OOO年，初步建立起這一新經濟體制；到二O一O年，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二O二O年，這一新經濟體制更加成熟、定型。我們堅信，在黨和政府堅強有力的領導下，經濟體制轉變過程中的許多問題和困難將會在深化改革中得到妥善處理和解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一定能在我們長期不懈的奮斗中實現。

科學看待中國的經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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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觀察刊發時間： 2006-5-13 http://guancha.gmw.cn

近一個時期，中國經濟學界圍繞著如何看待經濟改革中的問題和進一步改革的方向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本文擬就此問題談一些看法。

一、 正確認識當前改革中出現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比較突出的矛盾和問題：如生態環境惡化，失業壓力增強，收入差距擴大，自主創新水平低，社會事業發展滯後，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腐敗現象比較嚴重，等等。針對上述問題，當前學術界出現了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當前經濟中的問題是主要是因為改革中出現了泛市場化的傾向，在改革的方向上存在著過份迷信和依賴市場的問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問題的根子在於市場化不足，政府幹預過多，因此，應當盡快減少和取消政府幹預，加快非國有化的進程。

正確認識當前的改革中出現問題需要對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狀況有一個正確的判斷。關於這一點，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有明確的論斷，《決定》指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在理論和實踐上取得重大進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已經確立，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對外開放格局基本形成。」 國內外的許多研究也證實了上述論斷[1]。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國經濟轉型並沒有結束，經濟發展仍面臨諸多體制性障礙，突出表現在：城鄉體制分割，產權制度不健全，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國有經濟布局調整的任務還未完成，資本等要素市場發育滯後，市場秩序比較混亂，政府職能轉變還不到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薄弱，科技、教育、文化、衛生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體制還不完善等。這些體制性問題的存在，不適應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形勢，也不適應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進步加快的國際環境。

從上述判斷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三個重要的結論：

第一，雖然經濟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初步建立，但是，改革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已經形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成熟不完善，因此，從總體上說，不能認為中國的經濟已經出現了泛市場化或過度市場化的問題，繼續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形成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體制機制，仍然是從根本上解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諸多矛盾的必由之路。

第二，隨著市場經濟體制在我國的初步確立，市場經濟所固有的內在缺陷也

逐步顯露出來，這種缺陷既使在比較完善和發達的市場經濟中也不可避免。在市場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已在經濟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條件下，我們就沒有理由再把經濟中出現的種種問題的主要根源都歸結為計劃經濟的殘余或者市場化程度不足，相反，失業、經濟波動、收入差距的擴大以及權錢交易的腐敗現象等問題正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屬於市場失靈或市場缺陷的范疇。解決這類市場失靈的問題需要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完善各種社會調節機制，寄希望於進一步的市場化來解決市場化的本身的缺陷，無異於緣木求魚。

第三，當前改革中出現的問題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有市場化不足的問題，如企業制度不完善、市場體系不健全、政府職能不到位等，這是主要矛盾；也有市場化過度的問題，即所謂的泛市場化問題，如公共部門亂收費、公共服務產業化、權錢交易現象的蔓延等，這些問題已經引起了人民群眾的普遍不滿；還有法律、法規、政策和管理上不完善的問題；更多的問題則是發展中的問題，如科技水平落後、自主創新能力低、城鄉二元結構、就業壓力大、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等，這些問題雖然也與體制上的缺陷有關，但從根本上說只能通過不斷發展來加以解決。在許多情況下，上述各種因素交織在了一起，使問題變得錯綜復雜。以目前社會普遍關注的教育、醫療問題為例，就既存在著市場調節不夠的問題，也在存在泛市場化的問題，也有政策和管理上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則是發展水平的問題。對於這些復雜問題的認識尤其需要科學理性的態度，而不能簡單化。

因此，對於當前改革中出現的問題應當具體分析，用統籌協調綜合治理的辦法逐步加以解決，簡單地把問題歸結為市場化過度或是歸結為市場化不足都是片面的。

二、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

對於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向，歷來就存在著兩種對立的認識：持「左」觀點的人認為，社會主義是與市場經濟根本對立的，對於市場關系必須加以限制，使其逐步消亡；持「右」的觀點的人則認為，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水火不容，只有全面實行私有化和自由化，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場經濟。兩極相通，這兩種觀點從表面看是對立，但他們的思維邏輯卻是完全一致的，即，或者是社會主義，或者是市場經濟，二者必居其一。當前理論界對於改革方向認識上的分歧在一定程度可以看作是這兩種對立觀點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續。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個基本經驗就是不斷超越這種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學的思維邏輯，努力實現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並因此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首先是因為選擇了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實現了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性的突破，打開了我國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的嶄新局面。市場取向改革的不斷深化，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繼續深化市場取向的經濟改革，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經濟走向繁榮富強的必由之路和大勢所趨勢，這一點任何人都無法動搖。

但是，在堅持改革的市場取向的同時，我們也絕不能忘記，中國實行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就是要在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的同時，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特點和優勢,把社會主義的目標、價值與制度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最大限度地克服市場機制的自身弱點和消極方面，推動經濟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使市場經濟的發展服務於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服務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在社會主義憲法制度的基礎上建立市場經濟，這是中國的經濟改革不同於蘇東改革模式根本特點和獲得成功的基本經驗，對於這一點我們也必須堅定不移。

在當前，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就必須正確處理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和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關系，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必須正確處理按勞分配為主體和實行多種分配方式的關系，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同時要更加註重社會公平，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實採取有力措施解決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逐步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必須正確處理市場機制和宏觀調控的關系，堅持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同時要加強和改善國家宏觀調控，促進國民經濟充滿活力、富有效率、健康運行。必須按照統籌兼顧，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積極推進改革開放。

有學者認為，市場經濟是一種資源配置方式，不同國家和不同制度下的市場經濟都應該是一樣的，既然這樣，為什麼要強調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和中國特色呢？正確認識這一問題需要把握一般與特殊的關系。市場機制是存在於許多社會形態中的一種普遍的經濟現象，並不為某種社會制度所獨有，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中性的，既不姓「資」，也不姓「社」。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市場機制是一種可以脫離開特殊的歷史環境和社會的整體結構而獨立存在和技術性工具。在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面臨著種一系列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或國情，主要有：具有悠久而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實行社會主義的經濟和政治制度；處於工業化與信息化的雙重轉型過程之中；人口眾多而資源相對稀缺；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處於相對落後的地位；地域遼闊且區域差異巨大。正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與中國的特殊國情相結合，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即所謂的中國模式。這一模式的主要特點和基本思路是：1、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是對立的，中國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2、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要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又要符合中國的基本制度和具體國情的要求。3、在堅持公有制主體性和國有經濟主導性的同時，積極發展非公有制和非國有制經濟。4、把市場機制的基礎性調節作用與政府的宏觀調控有機結合起來。5、市場經濟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它的內容和形式要隨著制度環境、技術基礎和文化傳統的發展而變化。6、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是一個包括了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深刻變化的長期而復雜的整體性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7、在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同時，堅持獨立自主，把立足點放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礎上。8、把改革、發展與穩定統一起來，市場經濟的發展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服從以人為本的目標。9、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不實行西方式的政治體制。10、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顯然，中國經濟改革模式的豐富內含絕不是「市場化」一詞所能概括的，從本質上來說，它是與中國國情相適應的、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目標的、以實現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宗旨的經濟轉型與發展模式。走自己的道路，這是中國革命成功的根本經驗，也是中國改革成功的根本經驗。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建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上的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的成功不僅會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輝理想得以實現，同時也將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發展的最大貢獻。

三、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創新改革的思路

改革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和廉價的標簽，而是一個復雜、深刻、全面的社會變遷過程，是豐富多彩、生機勃勃的歷史創造過程，與時俱進是改革的本質所在。事實上，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就是從實際出發與時俱進地創新改革思路的歷史。從「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從「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在不斷的反思和創新中向前發展著。

當前，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正處在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呈現出了一系列的新的階段性特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但還不完善，存在許多體制的障礙；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人口、資源、環境、就業等的壓力也不斷加大，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不斷加深，資源和能源的瓶頸問題更為嚴峻；在農業和農村經濟持續發展的同時，城鄉之間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的差距在不斷擴大；在對外開放不斷擴大和國際化程度日益提高的同時，我國的自主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卻沒有根本的提高；人均收入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但低收入人口和貧困人口仍有相當數量，兩極分化的危險日益成為現實；在經濟發展的同時，社會事業的發展相對滯後，群眾看病難、上學難和就業難的問題十分突出；等等。進一步深化經濟改革，必須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新階段的客觀要求，針對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提出正確的改革目標、任務、方針和政策，使改革沿著正確的道路更好地向前推進。中共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總結改革開放20多年來的經驗，准確分析了改革和發展所面臨的新形勢和新任務，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關系改革與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思想，包括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加強執政能力建設、建設創新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等，這些戰略思想對於進一步深化經濟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具體體現為以下重要原則：

1．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堅持按照「五個統籌」的要求積極推進改革開放。

2．完善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體制保障，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形成有利於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促進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機制。

3．改革必須把堅持以人為本、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根本目的，改革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要由人民共享。

4．注重社會公平，特別要關注就業機會和分配過程的公平，加大調節收入分配的力度，強化對分配結果的監管。

5．注重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增強改革措施的協調性，使改革兼顧到各方面、照顧到各方面關切，真正得到廣大人民群眾擁護和支持。

6．按照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推進改革與發展，突出解決好人民群眾最關心的就業、社會保障、扶貧、教育、醫療、環保和安全等問題

7．提高發展質量，轉變增長方式，建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大力推進自主創新，建立創新型國家。

8．統籌城鄉發展，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

9．著力推進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關鍵，重點是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

10．在大力推進經濟發展的同時，要更加註重加快社會發展，加快社會領域改革和體制創新，增強社會發展的活力，等等。

黨中央提出的這些關於改革的重要原則，從改革的方向、原則、動力、目的、步驟等方面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理論，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的不斷深化，是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持續健康地推進經濟改革的根本指針。

四、樹立科學的改革觀是健康推進改革的重要保證

當前中國經濟學界關於改革問題的分歧歸根到底是由於人們認識市場經濟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不同造成的，沒有正確的理論，就沒有正確的實踐，也不可能形成關於改革的良性的「社會共識」。雖然在二十世紀90年代以後，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成為了世界性的潮流。但是，對於市場經濟的實質、意義和發展規律，不同的經濟學理論有著不同的認識，在市場經濟的旗幟和口號下面，可能包含著內容各異甚至是相互對立的改革理念。因此，對於進一步深化改革來說，重要的不僅在於繼續堅持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更重要的在於科學認識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樹立科學的改革觀，並以此為指導不斷深化經濟改革，促進經濟社會更快更好的發展。

樹立科學的改革觀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馬克思主義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完整的世界觀、正確的政治立場和科學的分析方法，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相結合而形成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是中國經濟改革的理論基礎，這一理論的內容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並存、努力實現公平與效率統一的理論；走新型工業化和中國特色的自主創新道路的理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理論；堅持科學發展觀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論；在積極地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同時堅持獨立自主的理論，等等。沒有這些正確理論，就不可能取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和建設巨大成就，也不可能形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模式。根據實踐的發展進一步完善和創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是進一步深化經濟改革的重要保證。

樹立科學的改革觀必須正確借鑒西方經濟學。有一種流行的觀念認為，馬克思的經濟學主張實行計劃經濟，西方經濟學則主張的是市場經濟，因此，搞市場經濟就要以西方經濟學為基礎，甚至有人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混為一談。這種觀點是錯誤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根本分歧不在於要不要研究市場經濟（實際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經典著作《資本論》就是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動規律為研究對象的），而在於如何研究市場經濟。應當承認，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各個流派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市場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和資源配置的一般要求。正確借鑒西方的經濟理論，有助於推進中國的改革開放。但是，需要強調的是，西方經濟學理論是以一定的假設條件、歷史經驗、價值取向、文化背景和邏輯結構為前提的。脫離開這些前提，這些理論就失去它的科學價值。特別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的經濟理論歷來具有二重性，除了科學的一面之外，它還具有不可否認的意識形態色彩，往往體現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殊的價值觀和利益要求，因此，僅僅滿足於照抄照搬和全盤引進西方的經濟理論不可能深入了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的特殊國情，甚至還會使中國的改革開放走上邪路。

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普遍存在和不可逾越的一種經濟形態，不同社會條件下的市場必然存在一般的共有的要素，因此，在對市場經濟的本質和運動規律的認識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許多其它的經濟學理論包括有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之間是會有某些「共識」的，如產權的獨立化、資源配置的市場化、經濟的開放化等，但是，正如馬克思曾經強調那樣，之所以要把「一般」抽象出來，正是為了不致因為有了統一而忘記了差別。就改革的方向、原則、目標和內容來說，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理論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區別：

1．前者認為，市場經濟是與一定的社會結構相聯系的歷史現象；後者則相反，認為市場經濟是一種抽象的適合於任何時代和國家的資源配置方式。

2．前者認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後者則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獨有的專利。

3．前者認為，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對於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後者則把私有化當作解決一切經濟社會問題的萬能鑰匙。

4．前者認為，市場的基礎性調節作用和有效的宏觀調控都是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而後者則否認政府調節的合理性，把市場是唯一有效的資源配置機制。

5．前者崇拜以個人間自發互動為基礎的演進式的制度變遷方式；後者則強調國家的統籌兼顧、總體協調在制度變遷中的重要作用。

6．前者鼓吹「市場經濟無國界」和「民族國家崩潰說」，後者則在堅持對外開放的同時，堅持國家的獨立性和發展的自主性。

7．前者認為，個人自由既是效率的源泉又是最高的價值標准，後者則強調公平與效率之間的統一性和社會利益的重要價值。

8．前者把市場化與民主化混為一談，竭力鼓吹西方自由主義的民主；後者則努力使市場經濟的發展服從以人為本的目標。

簡而言之，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觀和改革觀鼓吹的是無條件地推進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化，認為建立市場經濟必須徹底放棄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否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和經濟發展道路的歷史合理性。而馬克思主義的市場經濟觀和改革觀則把市場經濟看作是一種整體的歷史的和復雜的社會結構，力圖把市場經濟的發展與中國的國情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要求深刻地結合在一起，在推進資源配置市場化、企業經營自主化和經濟運動全球化的同時，堅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選擇適合自己國情的市場經濟模式和經濟發展道路，堅持把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國家的主導作用和自主發展的道路。顯然，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改革觀與新自由主義的片面的改革觀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差別。只有堅持科學的改革觀，中國的改革開放才能不斷排除「左」的教條主義和「全盤西化」的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干擾，沿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不斷前進。

[1]根據有的學者的分析，2003年中國的市場化指數已近74%，非國有經濟對GDP的貢獻率已經達到了69%，90%以上的產品價格完全由市場來確定，關稅稅率已經降到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參見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所《2005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報告》，第153頁，中國商務出版社2005年版

㈦ 中國模式是制度創新還是制度缺陷

從廣義上講,「中國模式」是指中國現代性社會構建的目標和路徑,即涵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方面的現代文明秩序。本文的論述主要集中在經濟領域,討論的重點不是經濟結構而是經濟制度,即市場機制中政府的職能。
一、「中國奇跡」是否展現了一種新的經濟增長模式?
近30年經濟的高速增長使中國的經濟、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相當程度上也改變了全球的經濟版圖。如何運用經濟學的方法解讀這一現象已成為全球經濟學家關注的一個課題。
從立論上講,經濟學家的觀點大體上可以分成兩派： 一派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表明中國已建立了一個區別於歐美「盎格魯-撒克遜」的新的模式,其主要特徵是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在經濟活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以充分調動資源(集中力量辦大事)、高效決策。
另一派認為所謂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是「發展主義政府」主導經濟的產物,這與上世紀六十、七十年代出現的「東亞模式」具有共同的特徵。經濟學的研究和歷史的實踐證明,這種模式不具有可持續性,而且會造成資源浪費、結構失衡、公共產品缺失、社會不公和腐敗貪污。這些問題已成為當今中國政治、社會、經濟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現象。亞洲金融危機後,大多數東亞國家已擺脫了這種模式,實現了從威權到民主的轉型。 此次金融風暴中歐美經濟體系弊端的顯現,中國應對危機的成功表現使得「中國模式論」佔了上風。

二、所謂「中國模式」是改革中要解決的問題,而不是一種制度創新
1、所謂「模式」(經濟發展模式),它的特徵不僅表現為一種差異性,還表現為它的可示範作用和普遍意義。
中國經濟發展之路的差異性主要表現為轉軌過程中漸進式的路徑選擇和舊體制的影響,即政府對市場管制和行政干預。我不贊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自由放任觀點和制度,但中國當下政府對市場的管制和干預已超越了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形成了政府對市場的某種程度的替代。在轉軌的初期,作為一種過渡的制度安排,它具有合理性。但將之固化、強化、並作為經濟發展的模式會束縛企業家的創新精神、扭曲資源配置,這有悖於市場化改革的目標。特別值得警惕的是政府職能的固化和強化不僅受到觀念上的影響,更為主要的是權力和資本相結合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團的驅動。因此,「中國模式」的差異性更多地表現為轉軌中的路徑選擇,而不是具有普遍意義的一種目標模式。當下中國經濟改革所要解決的問題是政府職能的轉變,而不是通過理論包裝使其得到某種正當性。
2、對「經濟增長模式」的價值判定,即優與劣、好與壞不是經濟增長的速度,而是:經濟增長的效率和質量、財富分配的公平與公正、對私有財產和個人自由選擇權利的保護。
只有具備了這些特徵,這種模式(制度)才能充滿活力、才可持續、才具有競爭性、才真正反映了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而我們在「中國模式論」的論據中和中國的現實中尚不能充分證明這一點。中國30年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經濟、社會問題,一部分是舊體制帶來的,一部分是現有模式產生的,所以這些問題在現有模式下難以得到解決。
3、那麼中國30年的經濟增長是否能夠簡單地歸結為所謂東亞的「發展主義政府」模式呢?我以為也不盡然。
首先,從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職能和角色來看,中國政府遠遠超過了「東亞模式」。「東亞模式」或「發展主義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主要表現為產業政策、稅收政策和匯率、利率的管制,中國政府除了上述方面外,還直接控制經濟資源(土地、礦產),參與市場競爭(國企),並通過行政審批干預經濟活動。這種體制有東亞模式的影響,有從計劃向市場轉軌過程中帶來的特徵,更值得關注的是政府主導經濟的模式中利益集團的行為驅動。與「東亞模式」相比較,這種體制具有更為復雜的意識形態-政治權力-利益結構,因而從威權走向民主的轉型更具挑戰性。
其次,中國30年來經濟高速發展的基本動因主要不是來自政府在市場活動中的特殊角色,而是政府放權、市場發育的結果。這一過程可以看作是制度的變遷,即從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的轉軌大大降低了制度運行的成本—交易費用,在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進程中,釋放出了人力資源的生產力和創造性。進入九十年代後期,中國加入了WTO,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使中國進入了全球的產業鏈,由此大大擴展了生產邊界(潛在生產能力)。概括講,內外製度的改革是中國30年經濟高速發展的基礎的因素。與「東亞模式」相比較,中國的制度改革可以釋放出更大的「帕累托改進」的空間。
三、呼喚新的改革議程
基於上述分析,我不贊同時下的所謂「中國模式論」,並對其表現出的民族主義和排斥歐美文明的情緒保持警惕和擔憂。我認為當下要關注的不是標榜政府主導經濟的「中國模式」,而是進一步推進市場化的改革,轉換政府的職能,即從一個政府主導的經濟轉變為市場主導的經濟,政府的職能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變為以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為中心。
中國經濟的發展呼喚新的改革議程,在新一輪的經濟改革中應以政府職能轉換為中心,重點推進:要素價格市場化、國家資本社會化、土地收益分配公正化等。
(作者為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博士,招商局董事長。此文系秦曉於2010年5月9日在劍橋大學中國同學會論壇上的演講稿。)

㈧ 如何以制度創新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關系我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大局,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根本要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路,
是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化資源配置方式,打造合格的市場主體,推進科技創新市場化,創造有利於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政策環境,從而在市
場競爭中,實現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當前及今後一段時期,要從以下五個方面著力推進：
一、深化投資體制改革,優化資源配置.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這是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基本前提.一是加快政府投資體制改
革.明確界定政府投資的職責和范圍,優化政府投資結構,政府投資加快從競爭領域退出,轉為主要用於加強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經濟社
會發展薄弱環節.創新政府投資運作機制,積極推廣"代建制"等市場化運作模式,提高政府投資利用效率.二是進一步落實企業投資自主權.加快轉變政府職能,
減少行政審批和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轉為更加註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對企業投資項目政府一律不再審批,政府僅從外部性、公共性、合規性方面對企業投資
項目予以核准或備案,履行好對重大項目規劃協調、發布行業信息等服務職能.

二、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打造合格的市場主體.只有理性、合格的市場主體,才能有降低成本、追求技術進步、實現利潤最大化的內在動力,這是轉變經濟發展
方式的基本載體.深化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積極引入國內外有實力的戰略投資者,形成多元投資主體,改善公司治理結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繼續推動國有資本
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優化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做好政策性關閉破產,國有經濟要從一般性競爭領域退出,逐步向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
增強國有經濟控制力和影響力.深化鐵路、郵政等壟斷行業改革,實行政資分開、政企分開,引入競爭機制,積極推進特許經營模式.加快開展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
度試點,規范國家與國有企業的分配關系,體現政府的所有者權益.破除體制障礙,推進公平準入和改善融資條件,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三、推進科技體制改革,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基本動力.有效的科技體制將為科技進步與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提供體制保障.
要大力推進科技體制市場化改革,統籌不同所有制單位的科研投入,改變長期存在的所有制歧視和部門壁壘問題,支持教育體制改革,推動科技教育事業真正面向世
界、面向市場、面向現代化.要全面落實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實施基礎研究、高技術研究和科技支撐計劃,推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重點建設一批國家實驗
室、國家工程中心,加強科技基礎能力建設.要加快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要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引導和支持創新要
素向企業集聚.要創新產業研發資金的投入機制,擴大創業風險投資試點范圍,促進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

四、加強環境資源制度建設,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大力推進節能減排,加強節能環保,構建能源資源等生產要素投入的約束機制,這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基本條
件.發展生產要素市場,建立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和市場供求關系的要素和資源價格形成機制,逐步取消壟斷行業產品的行政定價機制,相應建立與完善價格調整聽證
制度.建立落後產能的退出機制,加快淘汰高耗能行業落後產能.著力推進建築節能、高效照明產品推廣等十大重點節能工程,增強節能能力.開發和推廣節約、替
代、循環利用資源和治理污染的先進適用技術,提高科技進步對節能減排的貢獻.繼續做好"三河三湖"和松花江等重點流域污染防治工作,實施渤海環境保護總體
規劃和太湖流域水環境綜合治理方案.扎實推進節能減排報告、審計和能效標識工作,加強環境監管能力建設,完善能源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獎懲機制.發展清潔能
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新能源在能源供應中的比重.建立節能減排市場化運作機制,按照補償治理成本的原則,提高污水處理收費標准,實現治污成本內部化.

五、深化財稅、金融體制改革,提供製度與政策環境.優化財稅等政策設計與制度安排,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優良的政策環境.建立有利於科學發展的財稅制
度,加快建立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完善省以下財政管理體制,積極推行"省直管縣"和"鄉財縣管"等財政管理改革,完善地方稅制,逐步
建立財力向基層傾斜的機制,增強基層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引導地方政府由過於重視發展工業項目向重視生態環境和基礎設施方面轉變.繼續運用出口退稅和
關稅政策限制"兩高一資"和相關資源性產品出口,推進資源稅、燃油稅改革,加快擴大增值稅轉型試點,研究制定在全國范圍內實施的方案,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提供良好稅收環境.繼續深化銀行業改革,加快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按照市場經濟原則,完善銀行內部法人治理結構,使其真正成為企業化運作的商業銀行,切實
提高銀行自身經營效率,促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㈨ 中國經濟政策

在2006「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的主題發言 「中國社會經濟政策的主調」
實現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諧，以及為此而進行體制改革和制度建設，是中國當前乃至整個現代化建設時期社會經濟政策的主調。這次論壇的主題——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對於中國是有重要意義的。
中國２０多年來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取得重大進展，目前保持著良好的發展勢頭，這是公認的。與此同時，人們也越來越多地注意到，在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潮流中，有許多令人眼花繚亂的矛盾：
第一，資源和環境制約。一方面，現在經濟發展的物質技術基礎比過去雄厚得多，能源和原材料的生產量，交通運輸能力的增長，是過去所不能想像的；另一方面，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張，能源、水、土地和其他重要資源的需求急劇增長，資源約束和環境壓力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強烈。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是中國面臨的挑戰。
第二，發展不平衡。一方面，縱向比較，全國各地區經濟都有很大發展，城鄉收入都有明顯增長；另一方面，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日益突出，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明顯擴大。能否實現協調發展，是中國面臨的挑戰。
第三，社會發展滯後。一方面，就業持續擴大，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人均壽命在延長，各項社會事業在發展；另一方面，社會保障、公共衛生和醫療、教育事業的發展明顯滯後，失業率甚至在上升。能否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實現社會全面進步，是中國面臨的挑戰。
第四，社會矛盾比較突出。一方面，中國在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革中保持著社會穩定，這是繼續推進發展和改革的重要條件；另一方面，社會階層分化，收入差距持續擴大，有許多深刻而復雜的矛盾。能否協調利益關系，化解社會矛盾，繼續在穩定的社會環境中推進現代化建設，也是中國面臨的挑戰。
中國面臨的矛盾和問題，有一些和認識上的片面性、具體政策的偏差、實際工作措施不夠有力有關。但是，從根本上說，這是在經濟體制轉軌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過程中，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推進過程中，在從城鄉二元結構向現代社會結構轉型過程中，與之俱來的，帶有中國發展階段的明顯特徵。如果說，在前幾年，人們對於中國已經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感受還不那麼深切，那麼，現在人們對於這一點的認識就深刻得多了。在中國這樣的發展階段，放在任何國家，都是矛盾比較尖銳的時期。中國是有十多億人口、具有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發展很不平衡的發展中大國，這種涉及廣泛領域的根本性社會變革，必然是矛盾重重的。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所遭遇的，是「成長中的煩惱」。
為了解決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中國提出兩個大的戰略思想：一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一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是發展理念的進步，也標志著政策調整的方向。不是說，過去完全沒有注意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諧；而是說，現在確實到了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了。最近幾年，已經採取了若乾重大的政策措施。日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集中體現了這種政策導向。
促進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諧的政策導向，將會顯示出以下五種趨勢：
第一，更加註重可持續發展。未來５年，經濟增長的預期目標，是年均７．５％，明顯低於過去５年實際達到的年均９．５％的速度；同時要求單位ＧＤＰ（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降低２０％，扭轉過去５年能耗大幅攀升的局面。這是對經濟增長速度適度回落的預期，也表明注重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政策導向。中國將長期面臨經濟增長同資源和環境承載能力之間的矛盾，現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推進，基礎設施和城鄉建設大規模開展，正是資源消耗高峰階段，矛盾更為突出。根本出路，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中國已經把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確定為基本國策，在這方面需要採取更有力的措施，包括推動技術進步，優化產業結構，完善立法和政策，以及進行關於可持續發展的全民教育。這些方面的潛力是很大的。
第二，更加註重支持落後地區和農村的發展。要繼續發揮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在增強國家經濟實力方面的優勢，發揮工業化和城市化在帶動農村發展和促進農民向非農產業轉移方面的重要作用。國家在西部開發和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方面採取的政策措施開始見到成效，支持中部地區發展的規劃和政策正在制定中。２０００年以來，東、中、西部差距擴大的速度有所減緩，原因是經濟落後地區國家投入增加，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增長速度加快，以及對農村經濟發展支持力度加大。國家確定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採取了全部免除農業稅，並且把義務教育全部納入公共財政保障的重大政策。對農村公共衛生、醫療和社會救助的投入在增加，對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的重點也要逐步轉向農村。地區之間和城鄉之間的差距短期內還難以縮小，新農村建設更是長期的歷史性任務，但實行注重支持落後地區和農村的政策，將有助於抑制差距持續擴大的趨勢，在發展不平衡中形成比較協調的發展格局。
第三，更加註重社會發展。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重要原因，也為解決社會問題提供了物質基礎，這一點不能動搖。但是，經濟發展並不意味著會自動地帶來社會的全面進步。過去５年，經濟增長指標都達到甚至遠遠超過規劃的預期，而環境保護和其他一些社會發展指標卻沒有達到規劃的要求，在社會保障、公共衛生和醫療方面甚至沒有提出數量化的要求。社會發展滯後於經濟發展是目前社會矛盾比較突出的重要原因。注重社會發展，首先是注重解決群眾最關心的問題，包括擴大就業、社會保障、公共衛生和醫療，以及義務教育。「十一五」規劃把經濟增長指標從過去的約束性改成了預期性，而在社會發展方面規定了帶約束性的指標，反映了更加關注民生、注重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政策導向。因為在爭取經濟快速增長和解決社會問題之間存在許多兩難選擇，真正落實新的政策並不容易。
第四，更加註重社會公平。社會各階層人民都能享受到發展和改革的成果，是實現社會和諧的基礎。注重社會公平是一個重要的政策出發點。基本方針是：保護合法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堵塞灰色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幫助低收入階層，在這幾個方面都有不小的政策空間。現在面臨著極其復雜的體制環境：有市場經濟體制不健全帶來的問題，也有市場經濟體制所產生的問題；有計劃經濟體制弊端沒有消除帶來的問題，也有計劃經濟條件下取得的積極社會成果在體制轉軌過程中流失所產生的問題。加之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平均主義分配走向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差距擴大，公眾對不公平問題特別敏感，更增加了政策選擇和把握的難度。
社會公平是具體的和歷史的，不是抽象的和超歷史的，每個特定的發展階段只能提出經過努力能夠解決的任務。把市場經濟在提高效率方面的優越性，和社會主義追求公平的本質屬性有機結合起來，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衷。也許永遠達不到至善至美的境界，但不斷努力可以趨近這個目標。現在，經濟體制和調節機制在完善，國家經濟實力壯大增強了幫助低收入者的力量，工作做得好，很多問題可以比過去解決得更好。
第五，更加註重製度建設。為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諧提供體制保障，是下一步改革的著力點。２０多年來的實踐證明：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正確的選擇。深化改革和解決社會問題要在這個大方向下進行。要繼續推進政府職能轉變，改善對經濟的管理，實行有利於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諧的經濟政策，加強公共服務，健全公共財政，並且完善相關的制度。過去的不足之處，是對體制轉軌中政府特別需要加強公共服務重視不夠，公共財政投入和實際工作安排相對薄弱，這是社會事業發展滯後的重要原因。社會管理體制改革要疏通社會流動渠道，推動社會有序變動，既增強社會活力，又維護社會安定。企業改革要建立對企業各階層都既有激勵又有約束的治理結構，並且提倡企業的社會責任。各類所有制企業都應該實現「勞資兩利」，政府要實行「勞資兩利」的政策，建立「勞動者——投資者——政府」三方協調機制。
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諧是發展理念和政策目標，也是不斷實踐的過程。不同的發展階段應該有不同的要求。目前講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諧，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是一致的。用２１世紀頭２０年的時間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現在剛剛過去５年。即使在２０２０年實現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預期目標，也還要繼續走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諧的道路。這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需要長期堅持不懈的努力，現在所取得的進展還是很初步的。我們不可能在一個早晨把所有事情辦好，但是，認真按照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諧的要求去做，可以克服困難，減少風險，比較順利地走向現代化。
中國發展是世界發展的一部分。中國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實施互利共贏的對外開放戰略，在同其他國家的互利共贏中謀求自身的發展，經濟貿易交往中的摩擦和爭端，可以在ＷＴＯ（世界貿易組織）框架內，通過平等協商和談判得到解決。中國實現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諧，符合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實現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諧的中國，將會對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這就是全世界輿論對中國這種新的發展理念與政策普遍持歡迎態度的原因。我相信，這次論壇會對中國實現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諧提出有益的建議，也會增進世界對中國的了解。

㈩ 我要寫一篇論文是關於公共資源管理與地方經濟發展的，有沒有人可以幫幫我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興起的新一輪改革大潮中，以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的特區開發思想為指引，一大批各級各類的開發區在我國如雨後春筍般涌現出來，成為經濟增長的「領頭羊」和動力源。中新蘇州工業園區（以下簡稱園區）就是其中一個光彩奪目的亮點。由鄧小平同志首倡，1994年2月26日，中國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在北京簽署《中新兩國政府合作開發建設蘇州工業園區的協議》，創造了兩國政府之間合作進行土地成片開發的案例，並由於協議中對借鑒新加坡公共管理經驗的規定而使這次合作具有了非同尋常的重大意義。如今，八年過去了，園區不僅按照預定的設想運轉正常，經濟社會發展取得輝煌成就，而且由於其在尋求公共管理創新與經濟發展良性互動方面所積累的實踐經驗及其理論價值而受到政府、經濟界和社科界的廣泛關注。我們認為，園區建設成功的不可或缺的一環是在借鑒新加坡公共管理經驗基礎上的創新。這種創新從內到外表現為三個層次，即理念創新——體制創新——行為創新——經濟發展。

一、政府理念創新的三個緯度

理念創新是公共管理體制創新的內在動因，園區借鑒新加坡經驗首先體現為政府公共管理理念上的創新。它包括以下三個層面。

1．從管制思維到親商思維（服務思維）

在全球化趨勢日愈凸顯的大背景下，政府應轉變傳統管制思維，樹立權利本位、親商思維、服務理念。在親商思維的指引下，政府行為由服務型方式取代命令型方式。所謂親商思維是指園區行政部門以為客商服務為最高宗旨，把親商思維消化在招商引資、日常管理服務的態度和價值觀中，幫助客商獲得滿意回報率，同時使園區獲得相應收益從而形成雙贏格局。親商思維是新加坡公共管理經驗的核心，它認為政府並非真正的財富創造者；只有當政府成功地提供了一個適於工商業發展的環境，並使這些企業取得比在其他國家和地區更高的投資回報率，才能吸引更多的優質投資，國家經濟才能得到快速提高。親商思維把政府——工商業——人民利益三者統一於工商業的發展，通過發展工商業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國家競爭能力，促進國家經濟的持續快速的發展。

園區管委會將親商思維溶入到公共管理實踐中，具體體現為親商觀念的培育，園區各部門依靠高效的招商網路，建立了無微不至的客戶服務體系，充分尊重客戶的意願，為客商提供快捷、簡便的一站式服務體系。同時採用敲門法的「國際招商網路」，即有的放矢地主動招取優質投資項目；建立綜合性的競爭優勢，即園區管委會給予客商確定、清楚、快速的答復，一旦承諾，務必兌現；提供有吸引力的特殊政策；確立為我而用的招商標准。園區依靠新加坡經發局的國際招商網路，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體，由淺入深地逐步形成點一線一面一化的園區發展高新技術的招商策略。親商思維改善了園區政府形象，提升了政府信譽，促進了園區經濟發展，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世界產業巨頭落戶園區，從而形成了高科技。高稅收、高就業的園區發展格局。

2．從人治思維到法治思維

國際貿易中的公正觀念。互惠觀念、談判協商觀念本質上都與規則觀念緊密聯系。全球化時代下的公共管理就是要按規則辦事，公正、公平、互利。通過協商談判的途徑解決糾紛和難題。政府應制定與世貿組織的原則相一致的游戲規則，完善市場經濟體系，逐步地把政府行為納入法治化的軌道，使政府管理模式從個人權威轉向規則權威，使政府理念由從人治思維到法治思維。新加坡是一個法治國，它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之內人人自由，法律之外沒有民主，法律之上沒有權威。堅持依法治理。嚴格執法是新加坡經濟發展的重要經驗。

園區通過對新加坡法治經驗的引進一一借鑒——運用，以法治思維探索建立了依法治園的法規體系和執法機制，形成工業園區完善的法制環境。其內涵表現為：

首先轉變政府職能，建立專家治園的規劃管理體制。園區的規劃管理體制推行專家治園，公開公布政府的園區規劃，然後授權規劃師分級管理，行政首長只處理違規申請和上訴案例。同時實行一套嚴格的監督機制以杜絕腐敗。

其次，完善和明晰園區法規。結合中國國情和園區實際需要，園區管委會共編制了18項管理辦法，如城市規劃建設管理辦法、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辦法才十商投資項目管理辦法、外商投資企業行政性收費目錄搏動管理辦法、公積金管理辦法、國家公務員實施細則、預算外資金管理辦法等等，將園區公共管理納入法治化。公開化、透明化的軌道。

最後，執法透明化。園區制定的《蘇州工業園區規劃管理辦法》明確規劃管理的內容。程序和工作時限，執法人員嚴格依法辦事，一視同仁，努力營造公平、公正、公開的園區投資環境，使客商清楚地了解園區管理依據、程序和方法，從而使執法主體與外商企業之間形成信息對稱。管委會依法治園的精簡、高效、廉潔的政府形象受到了普遍好評，增強了園區的綜合競爭力。

3．從以物為本到以人為本的思維

「人的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並不是現代化過程結束後的副產品，而是現代化制度與經濟賴以長期發展取得成功的先決條件」。公共管理既是對人的管理，也是為人的管理。公共管理的目標木單純是公共物品的生產，而且也包括如何促進人的發展。尊重人、依靠人、發展人、為了人是園區人力資源管理的關鍵內容。「人力資源是新加坡唯一的資源」是新加坡人在經濟發展中形成的共識。它將人的智慧和能力作為一種巨大的社會資源來開掘和利用，其內涵體現為：充分有效地發現城市內外、國內外人力，做到人盡其才；提供創造精神和物質財富的條件，知識更新和再培訓的條件；發展教育和智力投資。

園區通過對新加坡以人為本的人力資源管理體制的借鑒，改變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簡單粗糙的管理方式，把人視為經濟發展中的第一要素，形成了「人力資源是工業園區最重要資源」、「人力資源環境是工業園區最重要的投資環境」的理念。園區把以人為本的理念融入到人力資源市場化配置管理中，其基本特點體現為：寓簡明於透明之中，寓靈活於規范之中，寓親商於服務之中，寓動態於有序之中。這一管理方法在建立精幹高質量的公務員隊伍和復合型經營管理技術隊伍的引進等方面效果顯著，適應了園區開發建設、管理服務的需求，並使園區人力資源市場化配置從被動服務向主動服務轉變；從分散型服務向一條龍服務轉變；從低層次服務向高層次服務轉變。

二、體制創新是理論創新轉化為實踐的中介

政府體制改革動力來源於兩個方面，一是全球化的外力要求，一是由內向外地表現為政府發展區域經濟的動機。政府體制創新亦是一個過程，表現為：由改革之初的供給主導型制度變遷方式逐漸向中間擴散型制度變遷方式轉變，最終過渡到與市場經濟內在要求相一致的需求誘致型制度變遷方式，從而奠定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微觀主體地位。

體制創新是理論創新轉化實踐的中介，園區借鑒新加坡經驗進行體制創新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政府經濟管理體制的創新和政府社會管理體制的創新。

1．政府經濟管理體制的創新

1997年世界發展報告《變革世界中的政府》指出，「有效的政府——而不是小政府——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這已越來越成為人們的共識，政府的作用是補充市場，而不是替代市場」。加人世貿組織必將加快我國政企分開的步伐，使企業逐漸脫離政府的行政控制，保證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與外資企業在同一競爭平台上，並建立起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產權清晰、權責分明、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同時，隨著我國加入MO，政府經濟職能又被賦予了新的內蘊，這體現為：引導，政府應研究和分析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尋找發展經濟的最佳路徑。調控，政府應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以維持經濟的穩定和增長。扶持，在WTO制度規范的框架下積極尋求發展本國工業的途徑，在全球化浪潮維護國家的經濟主權。

園區政府經濟管理體制的借鑒和創新優化了園區投資環境，吸引大批跨國企業落戶園區，三資企業規模迅速擴大，已形成了適合國際經濟發展戰略的投資產業結構。

2．政府社會管理體制的創新

政府轉變職能應以社會本位為導向，應以社會利益和社會要求作為自身價值的參照體系，不斷依據社會變數決定自身的結構、許可權及其運行方式的轉變，把政府全方位控制社會的沖動減小到最低限度。政府主要是社會的服務者、協調者和一定范圍的干預者，社會才是主導者，因而評判政府職能的標准將不完全依仗效益和效率，而主要取決於服務對象的滿意程度。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政府管理逐漸趨向政府公共政策化、公共管理社會化從而形成小政府大社會的格局。「通過參與式民主給公民授權。」在這樣的政府中，公共管理的職能部分地甚至完全地轉移給非政府公共管理組織。政府從公共管理的具體事務中解脫出來，不僅自身可以達到消腫減肥的目標，而且可以以旁觀者的身份審視公共管理的質量和效果。

更小的政府——更好的服務是園區管委會政府社會管理體制創新的中軸。首先，更小的政府。園區管委會根據「精簡、統一、效能」和「小政府，大社會」的原則，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強化服務意識，僅設立七套常設機構共12個局和1個非常設機構，定編120人，卻承擔了相當於市一級黨政機構和近百個部門和職能，實現了對外（新加坡20多個政府機構）接軌，對內（蘇州市及省，國家）介面的要求。同時，園區借鑒新加坡經驗建立了高效的公務員管理體制，既有利於提高政府效能，又有利於實現公共管理的法治化、公開化、民主化。其次，更好的社會服務。園區管委會的社會職能就在於維護社會秩序，提供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障，營造有利於工商業發展的良好的園區生活環境。

三、公共管理體制創新與經濟發展的巨動

現代公共管理以社會需求為起點，以成本——效益分析工具，通過體制創新以滿足社會福利需求，推動區域經濟發展，最終形成公共管理體制創新與經濟發展形成互動關系。它表現為：經濟發展要求公共管理體制創新；公共管理體制創新促進經濟發展；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市場體制日益成熟，這又為公共管理在更高層次上的體制創新提供更佳的經濟制度環境。

1．經濟發展呼喚公共管理體制創新

全球化背景下，跨國公司用腳投票選擇投資領域。在全球化環境下，跨國公司根據區域投資環境可以隨時將生產轉移到法律透明度高、勞工法律松、市場機制完善的區域或國家。跨國公司這種用腳投票方式的微妙方式不僅僅要求而且迫使政府進行公共管理體制創新，改善投資環境，樹立親商理念、法治理念、從剛性行政轉向柔性行政。

園區學習和借鑒新加坡公共管理經驗和經濟管理經驗，正是希望通過對其借鑒、消化和吸收，在園區盡快形成一種全新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以制度創新來構造新的招商優勢，並為經濟的持續穩定的增長構造新的增長點。此外，園區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的實現也必須依靠體制創新為先導。園區要實現其戰略目標，即成為國際最具競爭力的開發區之－，以及成為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的超前試驗區，以「管理示範」和「產業輻射」有效帶動長江三角洲經濟發展，就必須「敢於試驗，大膽地試，大膽地闖」，以體制改革為先導，探索出一條以注重功能效益的體制供給來取代單純的優惠政策，進而形成新一輪經濟成長驅動機制的新路。

2．公共管理體制創新促進經濟發展

公共體制創新的目標是完善政府過程功能，從而使政府輸出功能符合社會生態環境並滿足經濟發展的需求。體制創新賦予了政府理念、體制、行為新的內涵。

首先，高瞻遠矚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規劃。園區依據產業發展戰略、人才資源戰略和區域協調戰略的研究，提出園區產業結構發展的原則是「先二後三到二三並重」，重點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適當發展高效益產業、高就業產業；提出園區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是立足蘇州，依託浦東，帶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開放開發。

其次，親商思維下更快捷的服務。園區建立上海——蘇州工業園區的海關綠色通道。在上海海關和園區海關之間建立電腦聯網，使園區的進出口實現直通與口岸式管理，從而極大提高通關速度，方便了客商；園區建立起由網路化職業介紹系統、社會化的社會保障系統、市場化的勞動力價格系統、法制化的管理系統等等。

3．經濟發展為更高層次上的體制創新提供更佳的制度環境

隨著經濟的發展，市場體制日益成熟，這又為公共管理在更高層次上體制創新提供更佳的經濟制度環境，從而形成體制創新——經濟發展——更高層次上的體制創新的良性循環。園區在借鑒新加坡經濟研究取得階段性成果，目前，一個規劃科學、布局合理、管理嚴格，借鑒新加坡裕廊鎮規劃模式建設的國際化、現代化的新城區已在金雞湖畔初現。

園區對新加坡經驗的大軟體和小軟體借鑒已基本完成，園區已經成為國內最具競爭力的園區之一。在此基礎上，園區又樹立了新的戰略目標；通過體制創新繼續努力把園區建設為與世界經濟接軌、符合國際慣例的最具國際競爭力的一流園區。而這一戰略目標的實現又要求通過更高層次上的體制借鑒和體制創新，從而形成制度供給以滿足生產力發展的需要，這樣就形成了體制創新與經濟發展之間否定之否定的良性循環。

四、園區借鑒新加坡經驗對外輻射的制約因素

園區八年來的實踐證明，有選擇地借鑒新加坡經驗，以制度的創新營造一流的投資環境，從而為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建立新的增長點，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全國開發區協會、山東省開發區協會、江蘇省對外經貿廳先後在蘇州舉辦了「蘇州工業園區借鑒新加坡經驗研討班」，對園區借鑒新加坡經驗的對外輻射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應該看到，這種輻射的力度是有限的。園區經驗的對外推廣有待於進一步探索。

當前，我國的改革開放正由經濟領域逐步向政治領域擴展，政府管理體制的改革更是方興未艾，加入WTO則構成加速這一改革進程的外部動因。在這種有利的宏觀條件之下，園區借鑒新加坡經驗的對外輻射作為一種制度創新的要求仍要受到種種現實情境的制約：

第一，從體制創新的內在動力來看，園區經驗的對外推廣存在著一個「路徑依賴」問題。體制創新是對現實社會關系的變革，而現實的社會關系恰恰就凝結在現行的體制框架當中，實際地調控著社會經濟生活的運行。它們曾經有過存在的充分理由，並以其巨大的歷史慣性作用於當下人們的活動。因此，地方政府及其官員自身對於體制轉變的緊迫性的認識，對於改革將要帶來的利益關系調整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更深層次的一定區域社會生產方式內部的矛盾運動狀況和該地區的社會歷史條件，成為制約體制創新的決定性因素。我國各地區之間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性將影響到園區經驗對外輻射的接受程度，同時意味著學習園區經驗同樣有一個如何從本地實際出發。因地制宜並有所創新的問題。

第二，從體制創新的外部條件來看，園區借鑒新加坡經驗的實踐探索是在一種特定的環境下進行的，能否爭取到有利的外部條件支撐構成園區經驗對外推廣的第二重製約因素。園區作為中外政府間的合作項目，一開始就獲得了強有力的組織支撐。從中新兩國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到雙邊三級聯合協調體系的建立以及被賦予的一系列「不特有特」、「特中有特」的功能性優惠政策，為園區的運作營造了優越的外部環境。園區作為一個新建的城市實體，是按照一種全新的模式來設計和運作的，它的資金的投入巨大而先天的負擔很小，使其得以高起點發展，高效能運轉：園區以150人的機構編制規模創造了130多億元的GDP。園區的實踐告訴我們，政府機構和管理體制的改革任重道遠。

第三，從體制創新的外部空間來看，我國目前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職權劃分方式影響著地方政府對於體制創新的能動作用及其形式空間。園區的成功探索為發展中外經濟技術互利合作積累了新的經驗，即這種互利合作也可以在兩國政府之間展開，通過共組的國家財團進行運作，從而拓展了國際經濟技術的形式空間。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新的思想解放和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由此推而廣之，對我國的對內開放和地區之間的互利合作也不無啟示。問題在於，由於我國實行的是單一制——集權型的政府管理體制，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缺乏明確的職權劃分①，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實行雙重的垂直領導，這勢必制約地方政府對於體制創新的能動性和這種創新的形式空間。園區經驗的對外輻射推廣有賴於地方政府積極發揮自身能動作用和中央政府的適當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