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教訓

① 發展中國家應該從這次和上次金融危機中吸取的教訓——面對金融危機，應如何著手改革有哪些方案

第一，金融監管的重要性。在這次美國次級債危機中，政府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房地產市場景氣時, 放貸機構極力擴大次級抵押貸款發放, 不僅降低對申請人的審核標准, 為吸引客戶, 推出了多種高風險次級抵押貸款產品,而政府對此卻疏於監管, 任其發展,導致危機最終爆發。除此之外, 政府對資產評級公司的行為也監管不到位, 導致資產評級公司對次級抵押貸款債券的評級嚴重錯位, 使許多大型投資機構捲入其中, 導致次貸危機迅速在金融市場放大, 對市場產生嚴重沖擊。因此,政府必須對我國住房抵押貸款市場的發展與住房按揭貸款資產證券化的過程加強監管, 控制風險。
第二，金融機構的審慎性。此次次貸危機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金融機構自身經營的不審慎。銀行為了逐利，不惜放低借貸標准；機構投資者，特別是保險基金、養老基金等本應履行謹慎義務的受託人，為了追求收益，不惜降低風險溢價，參與對沖基金等高風險投資，這些不審慎的行為導致了危機的形成，並加劇了由此造成的損失。這一點我國金融機構應引以為戒。在房地產市場整體上升的時期，住房抵押貸款對商業銀行而言是優質資產，貸款收益率相對較高、違約率較低、一旦出現違約還可以通過拍賣抵押房地產獲得補償。在這一過程中，極易出現追求利潤、忽視風險的非審慎的經營行為。然而一旦房地產市場價格普遍下降和抵押貸款利率上升的局面同時出現，購房者還款違約率將會大幅上升，拍賣後的房地產價值可能低於抵押貸款的本息總額甚至本金，這將導致商業銀行的壞賬比率顯著上升，對商業銀行的盈利性和資本充足率造成沖擊。
目前我國已進入加息周期，但樓市的一路單邊上揚仍在持續，不得不令貸款投資者警惕：如若市場信心一旦喪失，泡沫頃刻間破裂，房價迅速下跌，必將殃及整個金融資本市場。隨著中國房地產價格出人意料地上漲,中國住房抵押貸款的風險已經越來越大了；隨著央行多次提高存貸款的利率,借款人的償付壓力也增大了。另一方面,商業銀行對住房抵押貸款的風險准備可能是不足的,商業銀行一旦被暴露在住房抵押貸款違約風險面前時,其應對的能力可能會相當脆弱。而且由於我國的房地產業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佔有相當的比重,因此,一旦房地產抵押貸款風險暴露,這又會對房地產市場乃至整個宏觀經濟造成嚴重的沖擊。
第三，金融市場的風險性。藉助資產證券化，銀行能通過金融市場轉移風險，但市場的流動性模糊了風險承擔主體的界限，最終銀行仍然因為對沖基金而承擔了巨大的風險和損失。另外，由於金融市場投資者眾多，單個市場的風險可能迅速在各個市場傳遞，並引發風險的跨市場共振。當前，我國正在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其中的政策初衷就是通過金融市場分散風險，避免風險過度集中於銀行體系。在這一過程中，對可能出現的情況和風險，需要高度關註：一方面是銀行信貸資金通過各種違規途徑進入股市等高風險領域，可能引發市場風險向銀行體系的轉移和集中，另一方面是金融市場有其自身運行的規律，可能出現不同於傳統銀行體系的風險類型和風險傳導途徑，合理引導投資者預期，避免風險的跨市場傳遞以及最大限度地減輕市場沖擊造成的損失。

② 結合當前金融局勢，試述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經驗教訓

金融自由化 指的是一個國家的金融部門運行從主要由政府管制轉變為由市場力量決定的過渡。 金融自由化包括價格的自由化、業務經營自由化、資金流動自由化、利率自由化、銀行自由化、金融市場自由化等。
一、金融自由化進程不能揠苗助長。從歷史來看，金融危機有一定發展規律，過早推進金融自由化，放鬆必要監管，會對金融體系造成很大危害。正常融資可以通過銀行借貸和資本證券市場兩方面來滿足，但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金融自由化以來，銀行和資本市場之間的防火牆被拆除，整個金融風險在發起與分銷之間交叉傳遞，銀行和資本市場合在一起，一旦爆發危機，融資功能完全喪失，就會演變為全面風險。
二、制度創新要配套金融創新.金融創新是把雙刃劍，過去一段時間，美國過於強調產品創新，嚴重依賴數學模型，模型假設與現實嚴重脫節，部分產品價格沒有市場去衡量，缺乏對市場的理性判斷，金融體系的制度具有很大缺陷。另外，交易對手信用風險信息不對稱在最近二三十年越來越嚴重。金融產品的設計重點不在增加透明度，而在分散風險，導致買賣鏈條越來越長，沒有透明的機制保障也大大增加了風險。
三、監管體制需完善。金融危機暴發前國際商業銀行相互兼並收購成風，龐大的銀行內，既有商業銀行又有投資銀行，其經營理念和文化差異巨大，但要使用統一標准衡量業績，刺激了銀行越來越注重短期收益，而高層股權激勵，期權制獎金大行其道，使銀行從業人員對長遠風險根本不予考慮。

在金融自由化的趨勢中，市場不是萬能的，信息也不是完全對稱的，因此必須加強監管力度，是次貸危機給我們的經驗教訓。，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機構要保持清醒態度，堅持改革發展的大方向，時刻保持風險意識，改革不在於快慢，而在於穩健。

③ 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有哪些經驗教訓

過度開采資源，工業的過度擴張致使環境遭到破壞，出現空氣質量和水內質下降的情況。
政府之容手過度參與，致使市場資源出現錯配，為日後埋下隱患。
政府之手在應該參與時卻方向不明，力度不夠，致使市場資源在某一行業出現極其高度集中的情況，這種情況出現後，其他行業容易出現蕭條。

④ 二戰後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經驗和教訓是什麼

過度開采資源，工業的過度擴張致使環境遭到破壞，出現空氣質量和水質版下降的情況。
政府之權手過度參與，致使市場資源出現錯配，為日後埋下隱患。
政府之手在應該參與時卻方向不明，力度不夠，致使市場資源在某一行業出現極其高度集中的情況，這種情況出現後，其他行業容易出現蕭條。

⑤ 你認為中國入世談判有哪些經驗教訓值得汲取

經過13年的艱苦談判，中國終於實現了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入世」對中國而言，利弊同存，既帶來巨大的利益和無窮的商機，也將帶來巨大的壓力和嚴峻的挑戰。
形成「三贏」結局
中國「入世」，實際上可以看做是中國、美國和世界貿易組織「三贏」的結果。盡管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其經濟總量在全球排第7位，已成世界第十大貿易國。中國「入世」是WTO實現其普遍性的必需。對美國，實現了中美雙邊貿易發展的格局和利益關聯的需要，並可解決對華貿易巨額赤字問題。

中國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加入，意味著中國可以依法享受發展中國家的優惠安排，幼稚工業的保護、出口補貼、關稅制度的彈性規定。上述緩沖的機會只有發展中國家才有權利享受。在中美協議中沒有出現類似禁止中國引用WTO例外條款，客觀上承認了中國所具有的發展中國家的地位，意味著中國可以引用幼稚工業保護這樣的例外條款。在內地市場受到外來的強烈沖擊而招致損害時，可以採取臨時措施加以補償。
引改革開放深入
中國以一個有巨大潛力和龐大的經濟體系的發展中國家身份，加入WTO，可以在運作規則上發揮影響力，參與規則的制定，而不僅僅是被動地予以執行，從而可以提高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提高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討價還價中的分量，促其盡快融入世界經濟的主流，參加經濟的全球化進程和與世界經濟的互接互補。與此同時，有助於打破內地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壟斷，促進借鑒各成員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經驗，加速完善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及其法治建設。
助參與經濟全球化
20多年的實踐證明，越是改革開放較早的行業，發展就越快；改革開放是一條必由之路。經過2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處於十分關鍵的時刻：國企改革問題、市場疲軟問題、失業問題、社會保障問題等，中國經濟遇到的所有困難全部都涉及到社會政治經濟穩定的大局，處理不好這些關鍵問題，不進則退；加入WTO，從改革開放的邏輯上講，可以藉助外資和外在的推動力，促進改革進一步發展，突破改革進程中的瓶頸問題。中國成功「入世」，標志著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一個新階段。
千萬勞工飯碗難保

⑥ 14年前，韓國首爾的GDP比北京高出1380億美元，如今差距怎樣了

世界大戰爆發結束之後，世界歸於和平。大多數的國家急於發展經濟，提高自己的GDP，恢復被戰爭破壞過的國土，中國也是這樣，大力發展經濟，在摸索了無數條道路之後，終於探索得出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有了後面經濟騰飛和大都市的崛起。然而，2006年，韓國首爾的GDP比北京高出1380億美元，如今差距怎麼樣了呢？我們一起來看看。

終於在2017年，北京的GDP達到了4121億美元，遠超韓國首爾的GDP。不僅北京發展迅速，這些年來，深圳上海等大都市也發展越來越好了，遠超韓國首爾。直到2018年，北京機場旅遊的人數高達一億，能把旅遊業做到如此，已經相當厲害了。2020年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影響了全球很多國家的經濟，韓國也一樣受到了影響，而中國在較短的時間內扼住了疫情擴散的勢頭，減少了損失，現在經濟也逐漸恢復了。

雖然我國很多個城市的GDP都遠超韓國首爾，但韓國是一個發達國家，而我們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任重而道遠。需要汲取經驗和教訓，在穩定中求發展，大力地發展經濟，為人民謀取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未來我國的發展會遇到很多的機遇和挑戰，然而這些都是並存的，要把握機遇，迎接挑戰，相信中國的發展會越來越好的。

⑦ 當前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哪個重要

當前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哪個重要？
我認為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都挺重要的。兩者不矛盾的。
我們既要發展經經濟，同時還要將環境保護好，這樣有利於我們及子孫後代的生活及生活質量。

⑧ 發展中國家金融改革的經驗和教訓

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原有的金融體制是國有金融機構占絕對統治地位的政府主導型的體制。市場機制不完善，政府幹預成分過重，是其主要特徵。70年代以來，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紛紛進行金融體制改革。放寬金融管制，減少政府幹預，依靠市場機制優化資源的有效分配，是這場金融改革的主要內容和目標。

7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學界針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發展滯後問題提出的金融改革理論日益受到重視。許多發展中國家以此理論為指導，先後進行了金融制度的改革和深化。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金融改革雖然起步較晚，但由於各國採取了較為穩妥務實的方式，金融改革取得了較大的成效，表現出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互相促進的良好勢頭。本文將對亞洲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改革與發展過程作一簡要的分析。

一、亞洲發展中國家原有金融制度的特點

二戰以後，亞洲發展中國家先後將發展生產、實現工業化作為經濟發展戰略的首要任務。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如同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亞洲國家也遇到國內資金短缺、建設資金不足的問題。當時許多國家對外國金融機構仍然持有偏見，認為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銀行體系難以為本國經濟發展服務。另一些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則堅信市場機制的功能極其有限，不能為國家重點建設項目調配所需資金，只有依靠政府的作用，才能實現有限資金的有效分配。因此各國原有金融制度是一種以落後的生產力為基礎，並且國有金融機構占絕對統治地位的政府主導型金融制度。盡管各國的具體情形不盡相同，但一般說來，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點：

1．金融部門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無足輕重，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經濟中的貨幣化程度低。所謂經濟的貨幣化，是指一定時期內貨幣交易總額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重，它代表了一國貨幣體系的發達程度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長期以來，多數亞洲發展中國家的這種貨幣化程度一直處於較低水準。例如，在1970年，M z(現金十活期存款十准貨幣)對GNP的比率，馬來西來是33％，菲律賓是21．2％，泰國是30．6％，印尼是9．9％。第二，金融資產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比重不高。在80年代初，金融機構資產(中央銀行資產除外)對GDP的比率，印尼是o．3％(1982年)，泰國是o．48％(1980年)，印度是0．39％(1981年)。這種比率較發達國家要低得多。 『

2．金融工具種類單調，缺乏競爭機制。在許多亞洲發展中國家，中央銀行、商業銀行處於絕對的支配地位，非銀行性的金融機構處於附屬的地位，各種證券市場則處於剛剛起步或尚未發展的階段，外資金融機構難以進入本國市場。例如，1977年，在東盟幾個國家中，最大的4家商業銀行占國內全部儲蓄的比例，印尼為73。1％，馬來西亞為50．3％，菲律賓為39．8％，泰國為64．6％，新加坡為20．6％。在這情況下，金融機構無法在公平競爭的經濟環境中發揮動員國內儲蓄資金供經濟發展之需求的功能。

3．在金融體系的運作過程中，國家干預成份過大，表現在：第一，國家直接控制著大量的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所有權。70年代初，孟加拉國、印度、印尼、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等國的部分或全部的金融資產均為國家所有。第二，利率相匯率受到嚴格控制。各國金融當局硬性規定最高存貸款利率，致使利率不能真正反映資金的供求關系，實際利率(即名義利率減去通貨膨脹率)經常為負數。釘住世界主要貨幣的固定匯率制度是許多國家採取的貨幣政策，本國匯率的波動幅度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圍內。第三，銀行的貸款方向受到約束，銀行必須將貸款的一定比例投向國家指定的部門。在印度，政府規定的貸款項目通常佔到全部貸款金額的50％以上。

應該看到，亞洲發展中國家的這種政府主導型的金融體制在50、60年代各國經濟起步階段，在擴大本國資本積累，籌措有限資金投入國家重點產業方面，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這種國家金融機構占壟斷地位的金融體制的消極作用愈來愈明顯。它缺乏競爭和效率，使銀行的貸款行為受到國家政策和行政命令的影響和支配，不能有效地反映市場上的供求關系，造成價格扭曲現象，致使資源配置不合理、金融市場抑制等問題的出現。

二、金融抑制對宏觀經濟發展的影響

金融體系中市場機制不完善，國家干預成份過重，是造成亞洲發展中國家金融抑制的重要原因，它對一國宏觀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是明顯的。

首先，造成金融市場分化，加劇發展資金不足、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的惡化。亞洲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分化問題主要表現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實物資本或耐用消費品市場與金融資產市場的分化。由於金融體系不發達，國內金融中介欠缺，國內居民，尤其是農村地區的居民無法進行各種儲蓄形式的選擇。為了避免通貨膨脹可能造成的損失，或者為了保證能隨時取得消費物品，他們多以現金、黃金或其他消費的形式保存剩餘產品。二是正規的與非正規的金融市場並存，造成金融市場的二元化。由於以國營金融機構為主體的正規金融市場的實際利率經常為負值，導致貸款需求過盛。這樣，無法從這些正規金融市場獲得貸款的投資者只得從「黑市」上獲取貸款，從而助長了非正規市場的出現和擴大。三是農村金融市場和城市金融市場的分化。在亞洲發展中國家，正規的銀行多設於城市，而且商業銀行為其主要組成部分。由於商業銀行從本質上說對短期的商業投資較感興趣，而對農村地區的貸款，尤其是周期長的生產性貸款則很少問律。70年代期間，在印尼，銀行信貸主要集中在爪哇地區，馬來西亞主要集中在吉隆坡，菲律賓在大馬尼拉。印度也有類似的情況，孟買、加爾各答、新德里和馬德拉斯這四個最大城市的 』信貸資金占國內銀行信貸總量的85％。這種信貸流向加劇了農村地區的資金短缺，造成農村與城市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進一步拉大。四是短期金融貸款和長期金融貸款的分化。由於利率受到限制，存款利率低，存款者不願將手中的餘款作為長期存款，投資者只能從短期資本市場上籌得大部分所需資金。例如，70年代期間，泰國約有1／4的商業資金是從個人手中或非正規資本市場上的信貸合作者手中籌措的。

第二，造成資源配置不合理，投資效益低下。如前所述，50、60年代亞洲發展中國家的政府主導型的金融體制在控制通貨膨脹、穩定宏觀經濟增長、保證國家重點建設方面起過一定的作用。但這種政府幹預式的信貸分配製度也是造成資金分配失調，投資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在貸款利率受到限制。貸款收益很低的情況下，金融機構更多地傾向於只考慮借款人的信譽、政治背景等非經濟因素，而對投資項目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則考慮得甚少。許多銀行投資效益低下，一些國有金融機構更是困難重重，負債累累。80年代末，印度多數國有銀行無力償付的債務約佔全部資產的4％，尼泊爾、巴基斯坦的主要幾家國有銀行的虧損額超過其業務總額的30％以上。

最後，匯率管制影響經濟長期穩定和出口貿易的發展。多數亞洲發展中國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實行的是固定匯率制，各國相應地採取了多種嚴格的匯率管制措施，這同樣產生了許多問題。一是高估本國貨幣匯率，人為地扭曲了匯率的真實價值。當實際匯率和名義匯率相差甚遠時，將導致大量資金外逃、外匯短缺等問題的出現，最終迫使本國貨幣不斷地貶值。70年代後期，一些國家的經常項目均不同程度地出現赤字，其中印尼1978年經常項目赤字達14．13億美元，菲律賓1979年時達14。95億美元，南亞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在1980年時，經常項目赤字也分別達到1。78億19．2億和7．04億美元。為了促進出口，改善國際收支狀況。許多國家只得採取本國貨幣貶值的匯率政策。菲律賓1983—1985年兩次大幅度貨幣貶值，每次貶值超過20％。印尼在1976—1986年期間，共有三次貨幣貶值，平均每次貶值幅度達30％以上。二是穩定本國匯率代價太大，使國內經濟發展目標從屬於對外經濟目標。80年代以後，美國實行高利率政策，致使美元不斷升值。為了維持本國貨幣對美元的一定比價，許多國家的貨幣匯率也不同程度地隨之升值，使得出口競爭力大幅下降。1980年以後、東盟幾個主要國家的貿易項目均不同程度地出現赤字，其中1981新加坡外貿赤字61。23億美元，菲律賓22．24億美元，泰國20．29億美元。1985年時，馬來西亞、菲律賓國內經濟還出現了負增長。

三、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金融制度的改革及其成效

受嚴格管理的金融體系在60、70年代曾是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實施工業化政策的重要工具。但到了70年代後期，這一方法日益成為阻滯金融部門成長，妨礙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於是，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以及東盟國家首先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實行金融體制改革。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這股改革之風也波及到南亞以及越南、蒙古等幾個社會主義國家。這場金融改革的重點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將資金從非正規的金融市場吸納到正規的金融市場，健全金融機構；二是依靠市場機制，實現資金的有效分配。具體措施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

1．實行利率自由化，放寬匯率管制。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分別於70年代中期和後期解除了對存貸利率的管制；80年代初，印尼、菲律賓、斯里蘭卡也先後撤消了對利率的管制；我國台灣在整個80年代多次減少對各種存款利率的限制，並於1989年完全取消利率管制；韓國、泰國則通過調整利率、放寬利率上下波動的幅度，放鬆了對利率的管制。

利率自由化產生的經濟效果十分明顯。實際利率的提高，有利於抑制金融黑市的發展，增強居民的儲蓄意願，從而促進銀行經營范圍的擴大和籌措資本能力的提高，保障國內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1970一1989年，各國和地區的國內投資規模普遍擴大，平均每年的投資額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明顯提高，其中新加坡為43％，馬來西亞為30．7％，韓國為30．7％，分別高於60年代的22．3％，16．1％和19．2％。

80年代起，各國匯率安排日趨靈活，至80年代下半期，馬來西亞、泰國、緬甸、尼泊爾實行釘住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制度，新加坡、菲律賓、印尼、韓國和斯里蘭卡則採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匯率管制的放鬆，大大增添了外匯市場的活力，不但有利於進出口貿易的平衡發展，也有利於外資進入本國市場，促進整體經濟的成長。

2．培育資本市場，鼓勵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發展。60一70年代，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資『本市場的發展遠遠落後於經濟發展的需要，金融體系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約。80年代中期以後，各國和地區開始重視資本市場的發展，各種形式的金融機構不斷出現，資本市場日益壯大，其中證券市場的發展尤為迅速。

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迅速發展，大大提高了金融部門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促進了金融資產的多樣化和貨幣體系的現代化。到1990年，中國台灣、韓國的金融部門(包括不動產和交易業務)對GDP比重分別從1980年的6．1％和4％上升到1990年的10．8％和5％；同期印度、巴基斯坦的比重也分別從2．4％和2．1％上升到4．1％的3％。1990年，新加坡、馬來西亞兩國的M：(包括非銀行金融資產，尤其是公司債券和商業票據)與GDP的比率分別已從1970年的66．3％和38．7％上長到106．2％和128。6％。

3．開放國內金融市場，減少對外國經營的限制。70年代以來，銀行業的國際化趨勢不斷加強。亞洲發展中國家順應這一發展趨勢，逐步廢除金融管制，准許外資金融機構進入本國金融市場。1992年，香港、新加坡的外資銀行(不包括分支機構)分別達到162和84家，成為亞洲地區外資銀行的兩個重要據點。1992年台灣地區的外資銀行數也擴大到33家，韓國、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和印尼等國的銀行也達到了一定的規模。外國金融機構可參與證券市場、保險市場以及離岸金融等方面的業務。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既彌補了國內投資資金的不足，又帶來了西方國家先進的金融管理經驗和專業技術，成為促進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金融改革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總之，亞洲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改革已經取得一定成效。，只是各自的具體情況不同，有的發展速度較快，有的則剛剛起步。可以肯定，隨著這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的發展，這場金融改革的浪潮將會進一步加大。

四、改革的經驗與教訓

綜觀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金融改革過程，其間不乏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

第一，在金融改革的過程中，在強調減少政府對金融體系干預的同時。不能因此而忽視政府的調控作用，應隨著金融體制的不斷成熟和完善。進一步加強政府運用包括控制貨幣的發行量，調整信貸價格在內的貨幣政策來間接調節經濟運行節奏，確保經濟、金融秩序的穩定發展。在這方面，東盟幾個國家做得較好。1981—1986年期間，面對膨脹的壓力、除個別國家外，東盟各國運用貨幣政策，通過中央銀行對貨幣發行實行嚴格控制，有效地抑制了國內通貨膨脹率。馬來西亞正是由於實行了這種緊縮的貨幣政策，通脹率從1980年的6．7％下降到1985年的1％以內。在控制貸款利率方面，泰國較為成功。1980一1981年泰國面臨不斷惡化的國際收支問題，金融當局及時地調高了銀行利率，改變了國際收支進一步惡化的趨勢。1982年底、國內經濟穩定有所恢復。金融當局又於1982年第四季度到1983年第一季度，連續降低中央銀行貼現率，降幅達3％，從而使國內經濟迅速恢復高速增長的勢頭。

第二，金融體制改革是一項艱巨而長期的任務，必須採取循序漸進的方針，最大限度地減少改革可能引起的混亂。多數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進行金融改革的過程中，並末像某些拉美國家那樣、實行一步到位的做法，而是借鑒了西方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伴隨金融自由化而出現金融危機的教訓，為降低風險程度採取了較為穩妥的改革措施，從而保證了金融改革的順利實施。例如，在外匯管制方面，並非在較短的時間內全面實行浮動匯率制，而是經過不斷的調整、重復，最後才逐步進入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新加坡在1975年度止固定匯率，實行有管理的釘住一籃子貨幣的浮動匯率；1978年完全解除匯率管制，但仍採用靈活的調整匯率政策，不斷調節新元偽外匯匯串。在利率方面，1979年泰國政府廢除工業貸款利率上限，1983年又重新引入貸款利率限制，並設立雙軌貸款利率，對不同的部門實行不同的貸款利率。1992年6月，取消放款利率最高限；從而實現利率的完全自由化。台灣地區的利率放鬆過程在整個80年代也經歷了幾個不斷反復的階段，最後才在1989年全面取消利率管制。

第三，在放鬆金融管制的同時，應相應地建立和完善金融監管制度。在將銀行體系從嚴格的經濟管制中解放出來的過程中，如果缺少有效的金融管理和銀行監督，可能導致一些產業集團利用銀行的私有化和國際化而獲得對一些銀行的控股權，並利用它們向集團所在的企業發放過度的貸款，從而助長營私舞弊現象的發生，也有可能使一些金融機構因不適應金融秩序的變革而陷入困境。80年代上半期菲律賓的兩家主要政府銀行��菲律賓國家銀行和菲律賓發展銀行就因喪失清償能力而被迫向中央銀行求助，引起了金融界的一陣混亂。因此，在金融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利用法律和法規的手段，加強對金融業管理和監管顯得十分必要。

第四，金融體制的改革不是孤立地進行的一項改革，它是在整個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尤其是在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過程中進行的。盡管金融改革對經濟發展具有較大的推動作用，但並非金融改革走得越快，就一定能導致經濟增長越快。相反，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才是金融改革得以進行的前提條件。因此，要保證金融改革的成功，還必須在其他領域，包括財政體制、貿易體制和對外經濟政策方面作出相應的配套改革，以避免因單方面放鬆金融管制而可能產生的負面作用。總之，金融改革與宏觀經濟改革關系密切，兩者必須同步進行，否則金融部門發展過度，以致與貿易、生產領域的實際情況不相符，必然成為經濟和金融動盪的根源。這一點已為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金融改革實踐所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