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歡樂的經濟學經典語錄
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經典語錄
(有注釋啟迪)
「工人們在好的精神狀態中要比版在沮喪中工作得更回權好」(提醒我們要答關注員工的工作狀態,生產效率的提高不僅僅依靠於對工藝的改善或制度的嚴格約束,更重要的是讓員工能心情愉快地工作。)
「顧客是第一位的?不對,員工才是第一位的,在你沒有建設好正確的員工道德之前,是不可能逐漸向其灌輸好正確的顧客服務道德觀念的,只有對內負責,才能做到對外負責。」(提醒我們內部顧客的滿意度比外部顧客的滿意度更重要。)
「慷慨大方地給工人以獎勵會促使一般民眾更加勤勉:他們會更加活躍、更加勤奮,而且還會比工資低時工作得更加迅速。」(福特已經對這段話做了很好的實踐)
「當一個將其下屬置於某種環境任由其發揮才智時,並不都會導致失敗。相反,如果你對他們象對待牲畜一樣,則一切都會毀滅,因為,遲早他們都會用角頂你的。」(要善待員工和下屬)
⑵ 我們應如何進一步堅持開放發展,以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
一是創新發展。全會提出,堅持創新發展,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創新發展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創新驅動是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只有通過創新驅動,中國經濟才能實現由大到強。如果說,黨的十八大把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升為國家戰略。那麼五中全會則進一步強調了創新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和基點地位。內涵也大為拓展,由過去強調的科技創新,發展為理論、制度、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創新,涉及到促進創新的體制架構、培育發展新動力、拓展發展新空間、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構建發展新體制等諸多層面。
二是協調發展。全會提出,堅持協調發展,必須牢牢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正確處理發展中的重大關系,重點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促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在增強國家硬實力的同時注重提升國家軟實力。面對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新挑戰,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五個統籌是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包括城鄉協調發展、區域協調發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人與自 然協調發展、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協調發展等。五中全會堅持科學發展觀,提出協調發展理念,除了城鄉區域協調、經濟社會協調,還提出促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在增強國家硬實力的同時注重提升國家軟實力。從字面看,統籌指的是統一籌劃,與兼顧相連,有主次之分,兼顧部分處於無足輕重的地位,容易被忽視,而協調指的是正確處理好各種關系,各種關系處於同等重要地位,沒有主次之分。協調發展與五個統籌相比,范圍更廣,要求更高。
三是綠色發展。全會提出,堅持綠色發展,必須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堅持可持續發展,堅定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綠色發展是在傳統發展基礎上的一種模式創新,是建立在生態環境容量和資源承載力的約束條件下,將環境保護作為作實現可持續發展重要支柱的一種新型發展模式。包括將環境資源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內在要素;把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作為綠色發展的目標;把經濟活動過程和結果的綠色化、生態化作為綠色發展的主要內容和途徑。五中全會公報將生態環保放在了空前的高度,如首次把綠色發展作為五大發展理念之一,並成為基本國策,生態文明首次列入十大目標,美麗中國寫入五年規劃。
四是開放發展。全會提出,堅持開放發展,必須順應我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趨勢,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中國是現有的國際政治秩序、經濟秩序的參與者、建設者、維護者和貢獻者。五中全會第一次提出要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問題,制度性話語權,就是起草、參與制訂游戲規則。中國在上海合作組織、亞信峰會上邁出了制度性話語權第一步,最典型的例子是亞投行。亞投行是中國為世界作出的巨大貢獻,也是制度性話語權的最好嘗試。目前亞投行的簽署國已有53個。中國作為創始國和發起方,首任行長由中方委派,並享有規劃制訂的權力。制度性話語權的成果之一,就是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什麼是利益共同體?通俗地講,雙方簽協議,把各自利益捆綁到一起,互利共贏。中國率先提出「一帶一路」的大戰略。「一帶一路」是不帶硝煙味的合作共贏,是和平崛起的生動實踐。總體來看,「十三五」將呈現一個更加開放的中國,將為世界提供更多市場機會,開啟「制度性話語權」的新模式。
五是共享發展。全會提出,堅持共享發展,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增強發展動力,增進人民團結,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共享發展,這是黨的全會第一次提出,作為制定十三五規劃的原則。共享發展的本質是發展的均衡、公平與普惠。發展不僅僅是經濟增長,是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的全面進步。共享發展是為了進一步強調發展的公平性,讓人民分享改革發展成果,對於解決目前中國經濟增長中的種種問題,如經濟與社會失衡、城鄉失衡、東西部失衡、民生方面的問題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這是1995年以來中共歷次五中全會公報中首次提到共同富裕一詞,首次提出建設「健康中國」目標,這表明了中央在更大力度上推動社會公平的意志與決心。
⑶ 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是什麼意思用通俗簡單的話語,告訴我。
就是對國有企業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允許投資主體多元化,引入非公有資本進入國有企業參股。
⑷ 如何面對中國發展中的話語陷阱
1、必須防止重蹈過去的低水平重復建設的陷阱。從2008年至2010年推出的振興經濟計劃來看,國家投資4萬億元拉動內需,加上地方投資,估計突破了10萬億元。現在地方政府的投資熱情依然很高,都爭著上新的項目,其中就包括產業投資項目,以及不少短平快的項目。如果這些投資多了,勢必造成新一輪低水平重復建設,而沒有達到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前兩年,三峽明珠觀光塔在一片震耳欲聾的爆聲中被拆除,這是典型的重復建設的例子,值得我們深思。另外,鋼鐵、水泥等產業的重復建設,使得淘汰落後產能的計劃一次次落空。因此,在經濟發展中,應該要統籌規劃,在保增長的過程中實現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避免低水平重復建設;同時,要制定和實施嚴格的問責制,對不負責任的單位和個人要嚴肅處理。
2、必須防止重蹈過去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陷阱。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一是生產低附加值產品,二是出口初級產品。現在這種方式越來越不適應要求,因為它不僅給我國帶來了許多「二高一低」(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產業,也使經濟增長乏力。因此,面對後金融危機,我國在保增長過程中,千萬不能走老路,尤其是不能一碰到困境就又回到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的老路上去。我們應該下定決心,無論出現什麼問題(包括經濟增速減緩),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理念和決心不能動搖,必須實行集約化生產經營。投資項目,除了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之外,應該主要扶持企業加快技術創新,提高生產率和產品附加值,防止高污染和高能耗產業茲生。因此,今後經濟發展必須考慮主要面向投資集約化生產經營的項目,同時應該嚴格項目審查和監督。
3、必須面對國內國際兩個市場,防止單兵突進陷阱。現在經濟全球化席捲世界,中國已是「地球村」的一員,沒有例外。因此,中國的經濟振興要面向世界,面向未來,不要一提擴大內需,就縮手縮腳。如果脫離國際需要,單兵突進,就很容易招來國外尤其是發達國家的攻擊。比如,目前我國遭到國外反傾銷越來越多,還受到國際對中國「高儲蓄」的批評等等。這當然與我們不熟悉國際慣例有關,但是,其內在原因是中國的一舉一動,就像是下圍棋一樣,只顧下自己的,不太考慮別人的棋路,結果使自己很被動。接下來,我國在經濟發展的路途中,又會遭到國際上哪些摩擦並受其影響?恐怕政府還沒有準備好應對措施。早有預案,比倉促應戰總是要好得多!
4、必須防止我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個經濟體的人均收入達到世界中等水平(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階段)後,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發展戰略和發展方式轉變,導致新的增長動力特別是內生動力不足,經濟長期停滯不前;同時,快速發展中積聚的問題集中爆發,造成貧富分化加劇、產業升級艱難、城市化進程受阻、社會矛盾凸顯,經濟長期停滯等,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階段。像南美國家的阿根廷、亞洲的菲律賓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多年未擺脫這一困境。中國是否會落入這一陷阱還不好說,但是目前情況不太樂觀,近幾年,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和創新能力下降是令人擔憂的問題,只有提高競爭力和創新能力,才有可能擺脫這一困境。
⑸ 求一些 馬克思主義哲學 經典語句
馬克思經典語錄大全:
● 時間是人類發展的空間。
● 一切經濟最後都歸結為時間經濟。
● 時間就是能力等待發展的地盤。
● 一切節省,歸根到底都歸結為時間的節省。
● 任何節約歸根到底是時間的節約。
● 勞動創造世界。
● 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那麼,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而獻身;那時我們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於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默默地,但是永恆發揮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
● 較高級復雜的勞動,是這樣一種勞動力的表現,這種勞動力比較普通的勞動力需要較高的教育費用,它的生產需要花費較多的勞動時間。因此,具有較高的價值。
● 真誠的、十分理智的友誼是人生的無價之寶。你能否對你的朋友守信不渝,永遠做一個無愧於他的人,這就是你的靈魂、性格、心理以至於道德的最好的考驗。
● 友誼像清晨的霧一樣純潔,奉承並不能得到友誼,友誼只能用忠實去鞏固它。
● 友誼總需要用忠誠去播種,用熱情去灌溉,用原則去培養,用諒解去護理。
● 友誼之舟在生活的海洋中行駛是不可能一帆風順的,有時會碰到烏雲和風暴,在這種情況下,友誼應該受到這種或那種考驗,在這些烏雲和風暴後,那麼友誼就會更加鞏固,真正的友誼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放射出新的光芒。
● 人的生活離不開友誼,但要得到真正的友誼才是不容易;友誼總需要忠誠去播種,用熱情去灌溉,用原則去培養,用諒解去護理。
● 如果斗爭是在極順利的成功機會的條件下才著手進行,那麼創造世界歷史未免就太容易了。
● 書是我的奴隸,應該服從我的意志,供我使用。 ——馬克思名言
● 不學無術,在任何時候,對任何人,都無所幫助,也不會帶來利益。
● 任何時候,我也不會滿足,越是多讀書,就越是深刻地感到不滿足,越感到自己知識貧乏。科學是奧妙無窮的。
● 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這里必須根絕一切猶豫;這里任何怯懦都無濟於事。
● 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艱險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
● 萬事開頭難,每門科學都是如此。 ——馬克思名言
● 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
● 人只有為自己同時代的人完善,為他們的幸福而工作,他才能達到自身的完善。
● 歷史把那些為了廣大的目標而工作,因而使自己變得高尚的人看作是偉大的人;經驗則把使最大多數人幸福的人稱贊為最幸福的人。
● 最好是把真理比做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厲害,發射出的光輝就越燦爛。
● ……奮斗!只有奮斗,才能治癒過去的創傷;只有奮斗,才是我們民族的希望和光明所在。
● 青春的光輝,理想的鑰匙,生命的意義,乃至人類的生存、發展……全包含在這兩個字之中……奮斗!只有奮斗,才能治癒過去的創傷;只有奮斗,才是我們民族的希望和光明所在。
● 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那麼,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而獻身;那時我們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於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默默地、但是永恆發揮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
● 那些為共同目標勞動因而使自己變得更加高尚的人,歷史承認他們是偉人;那些為最大多數人們帶來幸福的人,經驗贊揚他們為最幸福的人。
● 如果人僅僅為自己勞動,也許他能夠成為著名的學者,偉大的智者,卓越的詩人,但是他永遠也不能成為真正完善和真正偉大的人。
● 科學絕不是一種自私自利的享樂。有幸能夠致力於科學研究的人,首先應該拿自己的學識為人類服務。
● 在科學上面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的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以光輝的頂點。
● 科學絕不是一種自私自利的享受。有幸能夠致力於科學研究的人,首先應該拿自己的學識為人類服務。
● 思考一切。
● 在民主的國家裡,法律就是國王;在專制的國家裡,國王就是法律。
● 與其用華麗的外衣裝飾自己,不如用知識武裝自己。——馬克思名言
● 書......是我的奴隸,一定要服從我的意志。
● 體力勞動是防止一切社會病毒的偉大的消毒劑。
● 工人階級的團結就是工人勝利的首要前提。
● 我們現在必須完全保持黨的紀律,否則一切都會陷入淤泥中。
● 我們知道個人是微弱的,但是我們也知道整體就是力量。
● 人只有為自己同時代人的完善,為他們的幸福而工作,他才能達到自身的完善。
● 一個人應該:活潑而守紀律,天真而不幼稚,勇敢而魯莽,倔強而有原則,熱情而不沖動,樂觀而不盲目。
● 我們現在必須完全保持黨的紀律,否則一切都會陷入污泥中。
● 自暴自棄,這是一條永遠腐蝕和啃噬著心靈的毒蛇,它吸走心靈的新鮮血液,並在其中注入厭世和絕望的毒汁。
● 當我們得到理解的時候,智慧是不人地枯竭的;智慧同智慧相碰,就迸濺出無數的火花。
● 生產勞動和教育的早期結合是改造現代社會的最強有力的手段之一。
● 社會的進步就是人類對美的追求的結晶。
● 實際上,沒有一種社會形態能夠阻止社會所支配的勞動時間以這處或那種方式調整生產。
● 社會為生產小麥,家畜等等所需要的時間越少,它對其它生產,不論是物質的生產或精神的生產所獲得時間便越多。
● 良心是由人的知識和全部生活方式來決定的。
● 作家當然必須掙錢才能生活,寫作,但是他決不應該為了掙錢而生活,寫作。
● 科學決不是一種自私自利的享樂。有幸能夠致力於科學研究的人,首先應該拿自己的學識為人類服務。
⑹ 天人合一與自然的關系
天人合一
中國古典哲學的又一根本觀念是「天人合一」。與「天人之分」說相對立。所謂「天」並非指神靈主宰,而是「自然」的代表。「天人合一」有兩層意思:一是無人一致。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則是一個小天地。二是大人相應,或無人相通。是說人和自然在本質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應順乎自然規律,達到人與自然和諧。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即表明人與自然的一致與相通。先秦儒家亦主張「天人合一」,《禮記·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認為人只要發揚「誠」的德性,即可與天一致。漢儒董仲舒則明確提出:「天人之際,合而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號》)成為二千年來儒家思想的一個重要觀點。
中國人最基本的思維方式,具體表現在天與人的關繫上。它認為人與天不是處在一種主體與對象之關系,而是處在一種部分與整體、扭曲與原貌或為學之初與最高境界的關系之中。主要有道家、儒家、佛教三家觀點。
在儒家來看,天是道德觀念和原則的本原,人心中天賦地具有道德原則,這種天人合一乃是一種自然的,但不自覺的合一。但由於人類後天受到各種名利、慾望的蒙蔽,不能發現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則。人類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慾望的蒙蔽,「求其放心」,達到一種自覺地履行道德原則的境界,這就是孔子所說的「七十從心所欲而不逾矩」。
在禪宗來看,人性本來就是佛性,只緣迷於世俗的觀念、慾望而不自覺,一旦覺悟到這些觀念、慾望都不是真實的. 真如本性自然顯現,也就達到最後成佛的境界,因此,他們提出「煩惱即菩提,凡夫即佛」.真正達到覺悟後的境界是什麼呢?從某種秤諶看,仍有點象道家的一切順應自然之意。故禪宗語錄有言:「悟得來,擔柴挑水,皆是妙道。」「禪便如這老牛,渴來喝水,飢來吃草。」
在道家來看,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莊子說:「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人本是合一的。但由於人制定了各種典章制度、道德規范,使人喪失了原來的自然本性,變得與自然不協調。人類行的目的,便是「絕聖棄智」,打碎這些加於人身的藩籬,將人性解放出來,重新復歸於自然,達到一種「萬物與我為一」的精神境界。
⑺ 老子與孔子是什麼關系
老子和孔子沒有關系。
老子是道家學派創始人,孔子是儒家學派創始人。
1、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字伯陽,或曰謚伯陽。春秋末期人,生卒年不詳,大約出生於公元前571年春秋晚期陳(後入楚)國苦縣(古縣名)。中國古代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和史學家,道家學派創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
老子是世界文化名人,世界百位歷史名人之一,與莊子並稱老莊。在道教中,老子被尊為道教始祖,稱「太上老君」。在唐朝,老子被追認為李姓始祖。
老子思想對中國哲學發展具有深刻影響,其思想核心是樸素的辯證法。在政治上,老子主張無為而治、不言之教。在權術上,老子講究物極必反之理。
在修身方面,老子是道家性命雙修的始祖,講究虛心實腹、不與人爭的修持。老子傳世作品《道德經》(又稱《老子》),是全球文字出版發行量最大的著作之一。
(7)有關經濟發展的語錄擴展閱讀:
一、老子:
1、辯證思想
老子認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相比較而存在的。美醜、善惡、有無、難易、長短都是相互依存的,有此才有彼,有是才有非,有善才有惡。表面看來,正相反對的兩個方面是相互對立的,而實際上又是相互包含、相互滲透的。「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任何事物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變的。
2、社會理論
老子認為,道之本性即是自然無為,自然無為乃支配宇宙萬物的根本規律,也是人類應當信守的基本行為准則。從無為的原則出發,老子反對人之有為,因為有為破壞了人的原始的自然淳樸,造成了人格的分裂,帶來了虛偽、狡詐、貪欲、罪惡等種種社會丑惡現象。
3、美學思想
老子思想的核心是道,道的本性即是自然,出於對自然的推崇,老子也很推崇素樸和稚拙,認為「大巧若拙」,贊美嬰兒「含德之厚」,主張大丈夫「處其實,不居其華」。
古樸、稚拙作為一種美的形態,在中國古代一直受到人們普遍的贊頌,與此對立的華艷輕浮,歷來為人們所蔑視,這一傾向即受到老子思想的影響。
二、孔子:
1、政治學說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內容是「禮」與「仁」,在治國的方略上,他主張「為政以德」,用道德和禮教來治理國家是最高尚的治國之道。這種治國方略也叫「德治」或「禮治」。
這種方略把德、禮施之於民,嚴格了等級制,把貴族和庶民截然劃分治者與被治者。打破了貴族和庶民間原有的一條重要界限。
2、經濟學說
孔子的經濟思想最主要的是重義輕利、「見利思義」的義利觀與「富民」思想。這也是儒家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對後世有較大的影響。
3、教育思想
孔子在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賦素質相近,個性差異主要是因為後天教育與社會環境影響。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應該受教育。
孔子提倡「有教無類」,創辦私學,廣招學生,打破了奴隸主貴族對學校教育的壟斷,把受教育的范圍擴大到平民,順應了當時社會發展的趨勢。
主張「學而優則仕」,學習了還有餘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養從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須具有較高的道德品質修養,所以孔子強調學校教育必須將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
⑻ 關於溝通的名人名言
1、善長於溝通的管理者,也可能善長於掩飾真正的問題。——柯利斯·專阿格利斯《屬哈佛大學教授語錄》
2、在交談中,判斷比雄辯更重要。— 格拉西安 《未知》
3、與人交談一次,往往比多年閉門勞作更能啟發心智。思想必定是在與人交往中產生,而在孤獨中進行加工和表達。——列夫·托爾斯泰《語錄》
4、有許多隱藏在心中的秘密都是通過眼睛被泄露出來的,而不是通過嘴巴。 ——愛默生《善待命運》
5、現實生活中有些人之所以會出現交際的障礙,就是因為他們不懂得忘記一個重要的原則:讓他人感到自己重要。——戴爾·卡耐基《語錄》
6如果你是對的,就要試著溫和地、技巧地讓對方同意你;如果你錯了,就要迅速而熱誠地承認。這要比為自己爭辯有效和有趣得多。——卡耐基【美】《語錄》
7、推心置腹的談話就是心靈的展示。——溫·卡維林《語錄》
⑼ 堅持開放發展要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什麼
提高我國在抄全球經濟治襲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
⑽ 高分懸賞,世界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的大國策略制定
(一) 全球化的概念
所謂「全球化」,是指人類活動超越民族國家界限,在世界范圍內展現出的物質、能量、信息等全方位的聯系、溝通、交流、互動的客觀歷史趨勢。它是伴隨著人類交往的不斷擴大,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人類社會的全球化進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揭開了全球化進程的序幕,18世紀的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在西歐迅速發展,突破了農業經濟時代的地方狹隘性,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了世界性的了; 20世紀下半葉的信息技術革命,極大地突破了傳統的時空界限,加快了全球化進程。尤其是9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大潮,引起了人類社會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思想等各領域的深刻變革。
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挑戰
(一) 經濟全球化的一般性問題
所謂「全球問題」,是指在發生規模或程度上具有全球性質,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和可持續發展,涉及到世界上各民族、國家、地區的根本利益,並需要全人類的共同努力和國際社會的一致行動才能得到有效解決的那些問題。
全球問題是客觀存在的。對此,國內外大多數學者都是承認的,但他們對全球問題的理解卻並不一致。其主要分歧在於對哪些具體問題有資格進入全球問題的認定上以及如何區分各問題之間的主次關系,例如,前羅馬俱樂部主席A。佩切伊把全球問題歸結為人口增長、社會的差距和分工、社會的不公正等近30個問題構成的總問題;前蘇聯學者M"M"馬克西莫娃則認為全球問題包括核戰爭的威脅、飢餓、貧困。
哈貝馬斯較早地就開始關注全球問題了,他曾把資本主義社會分為「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和「有組織的資本主義」或「由國家調節的資本主義」兩個階段,他稱後者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對全球問題的關注是他對晚期資本主義分析的重點,在《合法化危機》一書中他對晚期資本主義增長的後果作了這樣的分析:「晚期資本主義的高速增長給國際社會帶來了許多問題。」「在這里我所說的是對生態平衡的破壞,對人格系統一貫要求的損害(異化),以及對國際關系所造成的巨大的壓力」。在他看來,造成晚期資本主義危機的原因在於「系統」侵入了「生活世界」,人們的交往被扭曲、異化了。他提出的解決方案就是重構理性,建構一種交往理性,也就是主體在平等自由的基礎上通過對話達到相互理解和一致,從而實現人們之間交的合理性,實現社會的合理化。
建構交往理性以拯救分崩離析的傳統理性是哈貝馬斯的理想,這也是他的交往行動理論的核心。這一理論一經提出就受到思想界、學術界的高度重視並引起了熱烈的討論。雖然有的學者認為他所提倡的通過「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話語倫理」規范的建立與貫徹來消除當今世界存在的弊病,實現一種「無暴力統治」的社會秩序的理想是一種空想,但是,哈貝馬斯幾十年一直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他的理論日益受到了世界各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這充分表明了他所倡導的交往理性是有著相當重要理論價值的。
(二)中國的問題
中國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時,就選擇了一條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的發展來維護世界和平的道路。這樣一條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也就是和平發展的道路。
20多年來,中國的這一歷史抉擇經受了考驗,和平崛起的進程已經開了一個好頭,但是還遠遠沒有完成。一個13億至15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和平崛起,決非易事。特別是在21世紀上半葉,我們既面臨「黃金發展期」,又面對「矛盾凸顯期」。說矛盾凸顯,就經濟和社會發展領域而言,帶根本性的就是三大挑戰:
第一個是資源特別是能源的挑戰。中國人均資源佔有量,在全世界排在後列;同時,由於發展速度快而科技和工藝總體水平低,中國製造業的單位和總量的資源消耗包括能耗,卻排在世界前列;再加上隨著世界製造業向中國大規模轉移,也帶來一定程度的「能耗轉移」。這就使得資源特別是能源的短缺,成為困擾中國和平崛起的一大難題。
第二個是生態環境的挑戰。中國在快速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所出現的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狀況惡化、資源耗費巨大回收率低而導致環境破壞等問題,已成為中國經濟保持可持續發展的瓶頸,同時,這也是中國領導層提出科學發展觀的一個重要背景。
第三個是在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過程中一系列兩難問題的挑戰。比如,既要使GDP持續快速增長,又要加快社會建設步伐;既要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又要擴大社會就業;既要保持東部地區的強勁發展勢頭,又要促使東中西部共同發展;既要推進城市化,又要從各方面反哺農村;既要注重公平、縮小差距,又要保持活力、提高效率;既要擴大吸引外資,又要優化引資結構;既要以市場換技術,又要增強科技自主創新;既要深化各項改革,又要保持社會穩定;既要推進市場競爭,又要關心困難群眾的生產生活問題,等等。解決這一系列兩難問題,都不能只顧一頭、不顧另一頭,而是要求有一系列的統籌兼顧,實現又快又好的發展。
另外,全球化的發展對於中國的進出口體制、貨幣體系、宏觀經濟調控體系、金融體系監管的透明度、控制方法都提出了向完全市場化的趨同要求。
因此經濟全球化無論從內在體繫上,還是外在環境上都需要中國政府的大國策略。
(三)中國的大國策略
中國是歷史上文化大國,也是現實中地緣政治大國,正致力於成為未來的綜合性大國。所有這些決定了她的戰略定位及其選擇不同於任何大國。作為國際地位日漸提高、實力不斷增長的發展中國家,主權、穩定、發展、平等、正義五個層次的利益需要,就構成了國家戰略利益的主要方面。各種需要之間彼此聯系,形成一個有機系統:從基本的生存權益需要到更高層次的需求,從而通過自助成為一個對國際社會有重要貢獻的大國。
第一,主權需要。它包括領土完整,內政不被干涉,這是一國存在的基本需要。主權需要與國家統一密切相聯,互為一體。隨著全球化進程加快,「主權過時論」在西方興盛一時,「新干涉主義」抬頭,在這種情況下,維護國家主權,反對霸權主義就成為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嚴峻考驗。
第二,穩定需要。與主權需要一樣,穩定需要同樣涵蓋了國家安全利益的一部分內涵。穩定分為內部社會穩定與周邊環境的穩定。前者需要強大政府並建立有力的政治、經濟秩序,是經濟繁榮社會進步的必要保障;後者是指建立在「主權需要」層面上的「防衛需要」,「防衛需要」也就是擁有影響和控制周邊危險事態能力的需要,從而才能保證外部環境的安全。
第三,發展需要。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流,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欠發達國家都在拚命迅跑,以在未來競爭中爭奪力量制高點。對中國來說,發展既必要又緊迫,因為惟有發展才能提高綜合國力,並使和平自主的對外政策具有堅實的物質基礎。穩定是發展的保障,反過來,社會不發展、經濟衰落,則內部社會震盪及民族問題會被激活,社會穩定及國家安全自然受危及。
第四,平等需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也不論國家制度及意識形態差異,在國際法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平等的需要,也是被尊重的需要。一個國家不被尊重或被侵犯,是主權不完整的表現。對平等需要的強調,是對強權政治及霸權行為的反對,它要求利益與機會均等,反對因文化歧視、貿易歧視而對某國作出的單方面限制。
第五,正義需要。中國的地緣政治及文化歷史背景使它具有不同於其他大國的使命,即維護地區和平與安全的使命感。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中國已為自己樹立了作為大國的必要道義形象。這種正義需要包括作為一個大國在聯合國扮演積極的更富有建設性的角色,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維護小國、弱國權益、反對霸權主義方面始終樹立自己的正義形象。一個國家惟有發展具備一定實力,才能為國際和平與安全作出更大貢獻,反過來,一個成為負責任的國家從而樹立起正義形象,也必然給它的發展帶來更多的機遇與支持。
簡言之,主權、穩定、發展、平等、正義五個層次的利益需求,是一個由基本層次向更高級層次的逐步遞升的過程,利益需要層次的拓展,也就為外交及戰略目標的進一步推進提供更深的內涵和意義。
三、 交往理性的指導性意義
(一)哈貝馬斯交往理性的內涵
.哈貝馬斯是通過分析語言和生活世界的互動來揭示交往理性內涵的,而這種分析主要體現在他所提出的交往行動理論中。這一理論通過對生活世界和以語言為媒介的主體間交往活動的語用學分析來發掘交往行為的理性內涵,並從語言的三大有效性要求,即真實性、正確性和真誠性之中,歸納出生活世界的理性結構和基本規范。因此分析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範式,可以從他關於語言和生活世界的理論論述中著手進行。
1、語言和交往行為理論
哈貝馬斯認為交往理性內蘊於以語言為媒介的相互理解的交往結構中。他對交往行為下了這樣的定義:「交往行為是以象徵符號為媒體的交互活動(interaction)。這種交互活動是按照必須遵守的社會規范進行的,而必須遵守的規范又是給相互期待的行為下定義的,並且至少必須被兩個行動著的主體理解和承認。」從他對交往行為所下的定義我們可以看出他所說的「交往行為」具有如下特點:第一,交往行為是至少兩個主體之間以達到共識為目標的行為:第二,交往行為是以語言(符號)為媒介,語言是交往行為的根本手段;第三、,交往主體必須遵守共同的社會規范;第四,交往的主要形式是對話,通過對話以求達到人們之間的相互「理解」與「一致」。
哈貝馬斯認為,交往行為本質上是一種言語行為,言語行為總是與三個有效性要求相關聯,即真實性,「言說者必須有提供一個真實陳述的意向,以便聽者能分享說者的知識」;正確性,「言說者必須選擇一種本身是正確的話語,以便聽者能夠接受,從而使言說者和聽者能在以公認的規范為背景的話語中達到認同」:真誠性,「言說者必須真誠地表達他的意向以便聽者能相信說者的話語」。
哈貝馬斯聯系言語的有效性要求,把世界劃分為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因為交往行為反思地同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相關聯,所以每個行為者都會明確或不明確地提出對應的言語有效性要求。在論及客觀世界時,陳述應是真實的,「客觀世界的意義可以解釋為是涉及事態存在的」;論及社會世界時,陳述應該是正確的,「社會世界的意義可以解釋為是涉及規范存在的」;論及主觀世界時,陳述應該是真誠的,主觀世界是「主觀經歷的總體」「可以通過真實表達的經歷原理來說明主觀的東西」。
他還特別指出,在語言行為中,語言的有效性要求總是同時浮現,即使一個語言表達只是主體性地使一個有效性要求凸顯出來,三個有效性要求在一個交往行為中仍然同時被要求。例如,當一個聽者接受一個論斷的真實性,但同時又懷疑言說者的真誠性或懷疑表達的正確性時,一致協議是不可能達成的。在現實交往中,三個有效性斷言能夠提出、接受或被反駁,這都是理性的言說過程。
哈貝馬斯認為,人際交往最基本、最核心的形式是語言。惟有通過語言交往,單獨的人才能組合為社會。語言原初地蘊含著「有效性要求」,即合理性的要求,這便是哈貝馬斯稱之為「交往理性」的基本內涵。
(二)哈貝馬斯對全球問題的設想
哈貝馬斯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問題的分析與全球問題有著密切的聯系。哈貝馬斯解決全球問題的設想可以概括為密切聯系的兩個方面:一個是他的商談倫理學說,一個是超越民族國家理論。這兩個方面其實是交往理性在現實中的應用。
哈貝馬斯認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不合理的社會,已經出現了合法性危機,他把合法性問題與規范有效性聯系起來,認為合法性問題本身應當是一個規范有效性問題。對於規范有效性問題,有與危機理論相關的兩個基本觀點,一是交往共同體,一個是普遍利益。哈貝馬斯認為,如果人們不能合乎情理地相信在某一規范上可以達成共識,就無法說明規范有效性問題。交往共同體成員之間通過商談、對話共同或一起來確定規范的有效性,這不僅是一種認知活動,更在於這是一種普遍利益的共識。規范有效性的實現要求普遍利益原則能夠得到貫徹,所謂利益的普遍化,哈貝馬斯指的是可以通過交往(溝通)而共有的需求。合法化危機意味著普遍利益受到壓制。
對於擺脫資本主義對普遍利益的壓制,哈貝馬斯寄希望於以語言作為交往中介而不是金錢和權力作為中介的相互理解,寄希望於以可普遍化原則作為先決條件的話語論辯的解放作用。也就是說,哈貝馬斯把「交往行為」的合理化作為社會變革的目標。讓溝通不受限制,使交往行為的交互主體生活在一個美好的、沒有任何外在或內在壓制的生活世界裡。哈貝馬斯在解決全球問題上同樣主張以語言為媒介,交往主體通過對話、溝通達成一致和相互理解,從而實現交往的合理化。
如果說,哈貝馬斯的商談倫理在解決全球問題上還有一定的空想性,那麼主張超越民族國家,則可以說是哈貝馬斯在20世紀90年代應對全球化所帶來的問題的具體措施。
哈貝馬斯清楚地認識到,飛速發展的資本主義工業化加劇了階級對立和由此而來的社會緊張,為了轉移國內矛盾,西方國家在19世紀與20世紀上半葉利用民族主義的推動力將社會沖突引向對外的帝國主義戰爭。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劇之後,民族主義的整合力已消耗殆盡,西方各國不得不在社會總產值中支配很大份額,實行有力的基礎設施建設、充分就業的政策和完善的社會福利政策,同時促進經濟的活力,保障社會一體化,化解了階級對立,穩定了資本主義。但是,在激烈競爭的全球化的經濟框架中,民族國家要保持其國際競爭力,就不可能再繼續福利國家的政策,而必然要「採取有害於社會團結一致,使社會的民主穩定性面臨嚴峻考驗的削減政策」在哈貝馬斯看來,經濟全球化破壞了一度得以實現的社會福利國家妥協的歷史局面。而社會福利國家妥協即使不是解決資本主義內在問題的理想方案,至少也能夠把它所造成的社會代價維持在可以容忍的限度。
問題還不僅如此。一旦放棄社會福利國家的政策,勢必要造成貧富差距擴大和社會分化;而社會分化又勢必破壞自由的政治文化,喪失民主的基礎。哈貝馬斯認為「只有把民族國家的社會福利國家職能轉讓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適應跨國經濟的政治共同體,才能在迄今的水平上履行這種職能」.再說經濟全球化也必然大大削弱民族國家的能力。也就是說,只有從民族國家過渡到一個超民族國家的政治共同體,才能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繼續原先由民族國家採取的社會福利措施,對抗資本無限擴張的邏輯,保障和進一步擴大民主。他認為只有堅持政治先於經濟,對在全球范圍內橫沖直撞的資本主義加以「政治馴化」,才能使現有的社會長治久安。
經濟全球化使得地球上的人們成為風險共擔的共同體,有著無法迴避的集體命運。一方面,市場的擴張遇到了地球幅員的限制,資源開發也遇到了自然界的限制。「日益變小的世界己不允許人們將行為後果外化:無須擔心制裁,而把代價和風險轉嫁給他人一如其他社會部門、其他地區、其他文化或子孫後代—的機會越來越少。這無論在重大技術的跨地區風險上,還是在富裕社會的工業所製造的危害整個地球的有害物質上,都表現得同樣明顯.」單個國家不再能靠自己的力量保護自己的公民免受全球風險。另一方面,生態環境問題、恐怖主義問題、毒品走私、跨國犯罪和軍火貿易,都不是哪一個國家可以單獨解決的;並且,解決這些問題必然也必須對民族國家的主權有所限制。面對上述人類共同的嚴重問題,「各個國家都必須在對內政策上鮮明地被納入一個負有世界義務的國家共同體的有約束力的合作過程」
他一再指出,經濟全球化造成大多數人,尤其是弱勢群體生活水平下降,收入差距日益擴大,而「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導致貧困者和無社會保障者增多,這方面的指數確鑿無疑,社會分化的趨勢同樣也是顯而易見的」「不管從哪個角度看,經濟全球化都破壞了一度得以實現的社會福利國家妥協的歷史局面。」
哈貝馬斯的設想,具體而言,就是把民族國家的社會福利國家職能轉讓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適應跨國經濟的共同體這種共同體之所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適應跨國經濟」,是由於地理的和經濟的基礎擴大而在全球競爭中獲得優勢,加強自己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地位。他還認為僅將原先民族國家的調控能力轉移給跨國性的政治共同體是不夠的,關鍵是要以政治來克服「橫沖直撞的資本主義」。具體做法是,「要引進世界范圍內的政治意志構成因素,並保證政治決策的約束力」也就是將國內的民主擴大到國際范圍,藉助各政治實體的市民社會和政治輿論,形成世界性的強制互助意識。只有當公民要求大力轉變對內政策形成觀念壓力,具有全球行動能力的行動者,包括民族國家在內的各種政治共同體的自我意識才會發生變化,才會日益把自己視為一個只能相互合作和相互兼顧利益的共同體的成員。
(三)哈貝馬斯的方式
1、 以交往理性約束工具理性
哈貝馬斯系統地分析了工具理性的泛濫給現代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嚴重問題,他認為要限制工具理性的擴張,必須確立交往理性。在現在看來,他的這一思想,對我們解決全球問題同樣是適用的。由於工具理性的擴張,使人們片面地認識和對待自然以及對科學的盲目崇拜,就產生了許多全球問題。
哈貝馬斯認為工具理性的實質是:在目標確定的情況下選擇達到這一目標最有效的手段,或在被給定的條件下現實地權衡和制定所要實現的目的。在他看來,工具理性完全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人在生活世界以及彼此間的交往中遵循著一種完全不同於技術規則的特殊規范。這種規范必須通過語言的共識來形成,並以語言的形式而存在。人之所以為人,並不僅僅在於能自覺地進行物質必需品的再生產或工具的使用,而在於能夠使用語言。人的自我意識的發展與語言的發展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對人的行為的分析最終必須落實到語言。以語言形式進行的交往活動主要應歸結為建立在特定觀念和原則的有效性共同理解之上的和諧共處。也就是說,要克服工具理性帶來的弊端,限制工具理性的擴張,必須在主體間建立一種以語言為媒介,通過對話形成共識的交往理性。
哈貝馬斯主張通過交往理性來限制工具理性,就是要求人們,不要只注重目的—手段的合理性。在現實中,就是要正確地認識科學技術的兩面性,人們不能一味追求「工具—目的理性」,不能以工具合理性作為評判一切的標准。雖然科學技術能大大發展生產力,能極大豐富我們的物質生活,但是,我們不能無限度的向自然索取。哈貝馬斯對科學技術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作用雖然作了過分極端的評價,認為科學技術執行意識形態的功能,但是他對濫用科學技術的後果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堅決反對科學主義、技術至上論。對於當前的全球環境和氣候問題,我們不能盲目樂觀,認為科學技術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自然問題說到底還是人的問題,是人如何看待人類自己和自然的關系問題。科學技術本身並沒有錯,關鍵問題是我們如何應用科學技術。我們在改造自然時,也有一個限度問題,不能無限度索取。人類和自然的關系也是相互影響、、相互依存的關系。哈貝馬斯提出用交往理性來約束工具理性,有其合理的一面。
2、 形成普遍的有效規范
針對目前的全球問題,各利益主體也達成了不少協議,但是到目前為止,有些國際公約的執行情況很不令人樂觀,甚至有的協議形同虛設、有的協議事與願違。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在於規范的制定出現了問題。哈貝馬斯在他的交往理性重建中對規范的作用做了闡述。
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強調以語言為核心的交往活動及其三大有效性要求在社會規范建立過程中起重要作用,將生活世界合理結構的整復定位於交往理性的重建,並將此提升到「話語倫理學」的高度,視其為社會倫理的根本原則,主張依此來約束人的行為、人與人的關系乃至整個社會實踐,使人際關系和社會交往中權力和暴力的使用成為非法,從而建立合理的社會秩序。實質上,「話語倫理學」是哈貝馬斯交往理性在實踐中的運用,即他的「實踐理性」。
哈貝馬斯認為交往關系是人類的基本關系,人們之間必然會發生交往關系和交往行為,於是,人們就必須相互理解,而人們之間要實現相互理解,就必須具有確定性和規范性的准則,這一方麵包括共同的語言背景和語言規則,另一方麵包括共同的價值准則。他由此得出建立普遍化的規范是對話倫理學的基本原則,但是他認為普遍化的規范的確立,必須排除強制的因素,也就是說對話倫理學的規范原則,必須是人們能夠自願接受的。
那麼,在不同的利益主體之間怎樣才能保證規范為一切人所接受?哈貝馬斯認為共識並不像利奧塔所說,必定會抹殺個性,取消話語的多元性,相反,是建築在對個性和多元性的承認之上的,但承認多元性和個性決不意味著異質多元的話語可以不遵守任何規則,可以超越語言交往的有效性要求。問題的實質在於,通過何種途徑來達到差異中的同一。真正的共識決不會否定差異,取消多元性,而是要在多元的價值領域內,對對話論證的形式規則達成主體間認識的合理的一致,並將這一前提引入語言交往。因此,它所依據的乃是建築在邏輯合理性之上的語言規則的統一,目的是使論證的有效性要求在形式和程序上獲得保證。
哈貝馬斯認為,建立普遍承認和遵守的規范是主體間順利展開對話,實現交往合理化的條件之一。規范的本質特徵在他看來就是普遍有效性,這是他的對話倫理的一個基本原則,那麼,如何確保規范的普遍有效性?這就涉及到另一個原則,即論證原則。他認為真理是由共識形成的,陳述的真理性條件是參與對話的主體的普遍同意,也就是說,一個規范是通過參與對話的主體共同論證的結果,所有具有理性、具有語言能力和行為能力的主體在參與討論的過程中都根據自由意志確定何者為普遍規范。在這一過程中,不是現存的普遍原則決定人們提出的倫理規范是否正確、是否具有普遍性,而是在主體的相互討論中,由共同認同產生普遍的規范。規范既然是各利益主體在平等自由的條件下,經過論證而形成的,那麼規范就體現著各主體的共同意志,他們必然會遵守規范。
四、結論與建議
(一)理論指導
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是從不同利益主體通過對話、商談並遵從一定的互相認同的規范而達到合作與協調、尋求共存、互利發展的心理趨向、認知構架與行動取向。哈貝馬斯認為運用著認知構架可以較好地分析顯示社會以及人類歷史上所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和重大變革。總的看來,交往理性概念揭示了在充滿矛盾和沖突的社會生活中人們是如何消除沖突、達成協調和尋求互利發展的。
交往理性的概念的重要之處在於真正突出了社會歷史共在主體的作用,它不再把社會共同主體看作先天地內在同一的普遍化整體,也不再把某一特殊社會群體提升為歷史的唯一主體,而把其他社會成員排斥在歷史主體之外,而是看到各個歷史行動的參與者的內在差異的同時找尋到了社會歷史共同主體的內在同一性的根據及現實途徑。
我們要解決全球問題,除了運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全球問題形成的根源之外,也要借鑒西方思想家特別是哈貝馬斯的理論,積極尋找全球問題的出路。
(二)實踐指導——以貨幣為例
在此基礎上,中國參與國際社會的具體操作層面上,還應採用合作博弈的基本理論,與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各類利益主體進行長期重復進行的合作博弈,在國際范圍內為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爭取能源、資源。
自1972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國際貨幣秩序陷於混亂。金融自由化浪潮又為國際資本流動開放了大門。新興發展中國家在獲得高經濟增長後,由於國內經濟體系內在扭曲,相繼受到國際資本的沖擊,幾十年的奮斗的成果被國際資本吞噬。拉美開始出現「美元化」現象,被認為是全球化消除貨幣民族特徵的一個標志。但從交往理性的角度,這明顯不是一個平等的合作。在亞洲范圍內需要一個實力與道德的信任感兼有的國家來承擔亞洲貨幣一體化的火車頭,目前還期待著中國經濟實力的進一步崛起,以及國際交往能力、制定協議能力的增強。
因為,現代國別貨幣(如美元、日元等) 是一種制度工具,它以本國的經濟實力為基礎, 又服務、支持並刺激本國經濟的發展。當一種國別貨幣成為國際貨幣時,這種工具不僅給該貨幣的發行國帶來直接的經濟利益,使發行國無償地、長期地佔有他國的部分商品和勞務,也有影響、為難甚至於左右他國經濟的功能,並影響他國的政治、社會生活以至於文化、意識形態等。國別貨幣的國際化,有著極為廣泛而深遠的國際社會權力效能。在一定意義上講,正是這樣的國際化,推動了經濟的全球化; 反過來,經濟的全球化又進一步強化了國別貨幣國際化的效能。
由此可見,國際范圍的合作博弈首先是一個利益聯系體,其次相互理解與信任是基礎,第三還需要維護機制運行的約束機制。
在貨幣合作方面,歐盟、歐元走在東亞的前面,啟動東亞的貨幣及經貿合作。可以成為建立中國、日本、韓國為領頭羊的亞洲貨幣機制良好借鑒。
(李謂文 原創)
六、參考文獻
[1]哈貝馬斯.交往行動理論【M】.洪佩郁,藺著譯.重慶:重慶出版,1994
[2]哈貝馬斯.合法化危機[M].劉北成,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哈貝馬斯.超越民族國家?[A]貝克等.全球化與政治【c】.王學東,柴方國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