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經濟發展緩慢的原因

③ 與浙江省相比,新疆地區經濟發展緩慢。導致這種情況的自然原因是什麼

路太遠,交通不便,運費高昂,水源少,冬季時間太長.但我不同意樓下的說法，新疆的治安狀況在全國都是數一數二的好，只是有民族問題，但平時很安全，女孩子半夜一個人走都沒有危險。

④ 浙江這幾年經濟增長不是很快，甚至在有些地方還是零增長！誰能說下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經濟發展速度一直居各省前列。據統計，1978-2001年，浙江GDP年均增長率高達13.3%，由124億元猛增至6700億元，經濟總量在全國的排序由原來的第12位迅速升至第4位，人均GDP則由全國第16位升至第4位。尤為可喜的是，1997年後，我國經濟增長率逐年走低，而浙江經濟雖也有回落，但仍然保持兩位數的高速增長（1998年較上年增長10.1%，1999年較上年增長10.0%），出口增長更高（1999年全年增長18.5%，今年1季度的增長率高達55%）。2001年浙江國內生產總值已達6700億元左右，2002年人均GDP預計可達2000美元，高出全國平均水平近一倍。經濟制約瓶勁
資源短缺阻礙浙江經濟發展
「正在建設的項目沒有錢、正在投資的項目沒有地、正在生產的項目沒有電。」這句話在浙江企業中廣為流傳。
據調查，浙江現在可用於工業用地的耕地不足400萬畝，按一年使用50萬畝的速度計算，8年後浙江的工業用地將告罄；同時，浙江面臨著水資源短缺、礦產資源短缺、勞動力資源短缺等一系列瓶頸。
瀕臨東海之濱的寧波市，甬江、奉化江和餘姚江三江貫穿市區，為名副其實的水鄉，但事實上，寧波全市人均水資源佔有量僅為1315立方米，是全國平均水平的62%，遠低於國際公認的人均1750立方米的用水緊張線。據有關部門預測，如今寧波、舟山地區年缺水總量約為6億立方米，即使到2020年周邊地區引水工程和10座水庫建成，但因經濟一直飛速發展，這一缺口仍將維持在6億立方米左右，情況相當嚴峻。
寧波市的缺水形勢可以說是整個浙江省的一個縮影。由於缺水，浙江不得不對地下水大量開采，直接導致地面下沉。到2003年底，寧波市的沉降區域總面積達175平方公里，寧波整個市區已成了一個巨大的碟形窪地。浙江省工商聯的一份議案中指出，2010年，浙江省水資源需求缺口將達55億立方米；2020年將上升到67億立方米。
不僅是水，電力也是如此。國家動能經濟研發中心總經濟師胡兆光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浙江省的電力短缺最為嚴重。據統計，從2003年上半年以來，浙江省電力供應短缺問題越來越嚴重。2004年夏季，全省實際最大電力供應缺口在700萬千瓦以上。2004年1月至8月，全省拉限電損失電量達56.6億千瓦時，佔全國的59%。
「不到一個月諸暨城區就湧出了12家自備發電機的經銷商，由於供不應求，公司倉庫里放了好幾年的存貨也一銷而空。」 諸暨市機電設備公司的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由於電力短缺，去年浙江幾乎每家企業，連理發店都自備發電機。在全國百強、浙江十強縣(市)的諸暨，全市共有自備發電機約11655台，發電容量26.05萬千瓦。
電力短缺等問題已經造成了大量浙江企業遷往外省。2005年初，國家統計局企調總隊和浙江企調隊對浙江596家企業的遷移問題作了調查。
根據調查，這次調查的浙江省596家企業中，已遷往省外的企業196家、有意向遷往省外的企業74家、省內遷移的企業128家、省內意向性遷移的企業48家、外省遷入浙江的企業150家。總體趨勢是向省外遷移。
浙江外遷企業最為關注的前三位遷移因素是：土地資源，認同率為55.6%；電力供應，認同率為45.4%；原材料及能源供應，認同率為42.9%。企業離開長三角的理由都很簡單：土地、勞動力成本高、電力、能源和原材料供應緊張。
「百姓經濟」抗風險能力不強
浙江，中小企業總數佔到全部工業企業的95%以上，大部分中小企業都屬於民營經濟，浙江經濟是典型的「百姓經濟」。民營經濟在浙江已經超過了「半壁江山」的作用。
「從歷次經濟增長周期和加強宏觀調控階段的表現看，浙江工業往往顯現出上得快下得也快的特點」。浙江經貿委的一份經濟運行報告認為，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現象與浙江以中小企業為絕對多數有關。
浙江的中小企業占絕大多數，而大企業和特大企業與其他省市相比不但數量較少，而且規模也不大。這導致浙江在國家宏觀調控中，企業的整體抗風險能力不強，一遇到宏觀調控等形勢，經濟發展速度就明顯下滑。
中小企業是浙江工業的命脈。2004年浙江實現工業總產值24461億元，其中中小企業實現總產值21601億元，占整個工業總產值的88%。中小企業在浙江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面臨土地緊缺、電力短缺、水資源短缺、資金短缺等方面的困難時，中小企業處境尤為艱難。
「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政府只可能優先保證大企業。」浙江溫州一位建材企業的老闆告訴記者，「盡管浙江省中小企業總數佔到全部工業企業的絕大多數，但仍然是並不被優先考慮的群體。」
浙江經濟模式急需轉型
「浙江民企以後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不是粗放型，而是靠新的技術，改進產品，提高技術含量來提高他們的競爭力。要找出新的推進工業化方式來形成新的競爭優勢。」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史晉川認為，不僅僅是企業要轉型，浙江的經濟模式也急需轉型。 事實上，浙江模式的經濟增長已經到了極限。以2003年為例，當年非典對浙江經濟的影響大約在0.3個百分點，而電力短缺、拉閘限電導致的GDP損失是0.6個百分點。浙江經濟模式的轉型已經是當務之急。 目前，浙江經濟發展受土地、能源、水資源瓶頸制約相當突出。受此影響，浙江企業成本上升很快，一些企業出口訂單無法完成，一些新增投資受阻，企業紛紛外遷，影響了浙江經濟社會的發展。隨著經濟發展階段、宏觀形勢、體制條件尤其是資源環境情況的變化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資源約束將會是未來浙江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長期因素。所以，要考慮如何保障資源供給、合理利用資源的問題，要選擇適合浙江資源供給狀況的發展戰略。通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促進技術進步，實現經濟向高級化發展。

⑤ 為什麼中國的經濟發展緩慢呢

中國經濟為什麼感覺比不過以前的韓國，日本？這個問題很簡單，因為中國有960萬平方公里的面積，有十四億的人口，使這么多人擺脫貧困就非常不容易了。第二中國知道1978年才改革開放，1992年才開放市場經濟，所以中國的實際增長應該是在90年代後，至少說中國才大范圍改革。第三，中國沒有外國支持，而且國際市場相對有限，日本在二戰後得到美國支持，韓國也是，中國沒有，當時連出國都很難。第四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排擠，因為中國是蘇聯解體後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美國害怕中國取代它成為世界霸主。第五，發達國家不願將先進技術轉讓給中國，中國不得不先抄後自主研發，非常困難。第六，市場經濟的局限性，拉大職業收入差距，城鄉差距。第七，中國發展不平衡，三線城市休閑旅遊設施，服務業發展不夠，很多地方沒有電影院，所以很多企業家看好三線城市建設，這將在未來是一個新增長點。第八農村發展，農村的人均收入只有城市三分之一左右，農村小農經濟局限性。第九，養老問題和醫改未解決。第十，腐敗問題，直接影響政府威信和經濟增長。第十一，中國人喜歡對外消費，在外國血拚，流失大量本國財富，人才等。其實中國現在gdp增速不如以前，但大多數經濟專家認可中國的發展道路，中國的潛力依然巨大，農村和三線城市亟待發展，西部地區和中部也有很大發展空間。今年有一項措施讓我期待，就是農村寬頻普及，這項措施相信能降低城鄉差異。農村什麼時候和城市差距小了就是真正的小康

⑥ 新疆和浙江經濟發展一樣緩慢的主要原因

路太遠,交通不便,運費高昂,水源少,冬季時間太長.但我不同意樓下的說法，新疆的治安狀況在全國都是數一數二的好，只是有民族問題，但平時很安全，女孩子半夜一個人走都沒有危險。

當前中國和新疆正處於一個巨大而深刻的歷史變革中，城鄉居民差距已3倍多，富人階層與窮人階層差別在50倍以上，西部與東部落差越來越引人注目，國民收入分配嚴重失衡，成為世界上基層系數同期增長最快的國家和地區之一；農民增收緩慢，「三農」問題成為全社會焦點，成為影響和制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最大瓶頸。究其原因，既有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上的缺憾，更有傳統制度設計上的動因，有些深層次的矛盾是機制、制度造成的。發展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硬道理。嚴重失衡的城鄉關系已成為擺在社會經濟發展中一道無法迴避非跨越不可的天塹，成為制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大瓶頸。解決不好這些問題，經濟社會的發展就會受到遏制甚至衰退，傾斜的天平就會引起強震帶，就會嚴重影響國家政局的穩定。因為城鄉關系問題不單單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十分尖銳的政治問題，是擺在我們面前非解決不可的大經濟大社會大政治問題，它關繫到對現存社會制度的正義性判斷。 本文的主要觀點是關鍵是要解決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協調發展的機制，而城鄉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改變二元經濟結構、縮小城鄉差別的最關鍵途徑，它直接關繫到新疆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一、當前新疆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和居民收入差距的現狀和矛盾

從宏觀角度觀察，盡管新疆農村社會經濟改革發展取得顯著成效，但當前新疆城鄉之間關系尚未理順，國家資金、政策、制度等綜合資源配置向城市傾斜的格局沒有根本改觀,即是說新疆總體改革發展的成果在城鄉之間的分配有失均衡。現就其主要矛盾和問題作些概略分析。

（一）新疆產業結構變動和就業結構變動不協調，城市化進程遲緩，大量勞動力滯留農村。

從國際經驗看，產業結構變化必然導致就業結構變化，而且二者變化的速率大致接近，這是社會經濟穩定協調發展的必要前提。改革開放以來，新疆產業結構的變化方向雖然符合結構不斷向高級化演進的國際趨勢，但一、二產業明顯落後於全國水平。2005年，三次產業比重演變為19.、46.、35；其中一產比全國水平高6.6個百分點，二產業比全國水平低1.3個百分點，新疆工業所佔GDP比重僅為30.5%，比全國低15個百分點，居全國第25位。特別是新疆製造業增加值僅佔全部工業增加值的46%，比全國低44個百分點，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3%左右，比全國低22個百分點，工業化滯後嚴重影響了新疆城鄉經濟的發展。三產業比全國水平低5.3個百分點，新疆服務業總量不足，結構不合理，發展層次低。傳統的批發零售貿易業和餐飲業、運輸倉儲和郵電業占第三產業增加值的43.9%，比全國高4.1個百分點；特別是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經費支出占第三產業增加值的1/3強，比全國高10個百分點。從國際比較看，新疆服務業比重低於中下收入國家或地區近14個百分點，低於高收入國家約30—40個百分點。第三產業是城市化最大的推動力，第三產業不發達，阻礙了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使生產和生活的各個方面都難以社會化，客觀上加劇了新疆「三農」問題。新疆就業結構的嚴重缺陷在於，第一產業就業比重過大，第三產業就業人數比重相對較小。2005年第一產業就業比重仍高達54.%，比全國高6個百分點，比相對發達國家高45個百分點，比發達國家高50多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就業比重雖逐年上升，但就業結構變化明顯滯後於產業結構變化。目前新疆第三產業從業人員還不到全部從業人員的1/3，而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就業比重大都在60%以上，可見，新疆第三產業的就業水平不但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也滯後於自身的經濟發展水平。加快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大課題，任重而道遠。

由於就業結構變化與產業結構不同步，由此導致新疆城市化進程滯後，城鄉關系不協調。與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國家和地區相比，新疆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總人口）較低的地區，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差距更大。2005年新疆城市化水平只有37.3%，與1990年相比僅提高了5.41個百分點，在全國的位次也後移了8位，成為全國城市化進程最慢的省區。低於全國平均水平5.8個百分點，低於世界平均水平16個百分點，低於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20個百分點，低於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46個百分點。從國際經驗看,工業化的進程都伴隨著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大量轉移,以此推動城市經濟和社會全面快速發展，城市化滯後制約了三次產業結構的升級進程。由於城市化落後於工業化，新疆農業勞動力每轉移一個去第二產業，只能帶動0.7人轉向第三產業，而在城市化與工業化同步發展的國家，這個指標是2人。根據世界160多個國家統計，城市化與人均GDP有如下對應關系(見表2)，新疆城市化水平比人均GDP相當國家或地區低6～15個百分點；與新疆非農產業就業比重相比，低了10.3個百分點，在城市化落後的情況下，新疆工業的發展未能形成推動第三產業發展的內在動力。目前新疆約有66%的人口滯留農村，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受工農分割、城鄉分割二元結構的影響,使相當嚴峻的「三農」問題雪上加霜。城市化進程滯後已成為制約新疆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主要矛盾，它在客觀上加劇了城鄉、地區、市場和社會發展的不平衡，阻礙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城鄉經濟良性循環，導致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呈繼續擴大之勢。

（二）宏觀收入分配失衡，新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偏大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自治區分配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一個基本政策取向是改變過去長期實行的「高積累、低消費」方針，不斷提高個人所得份額，這是一個正確的選擇，對於妥善處理積累和消費的關系，提高個人收入和生活水平，調動社會各方面發展經濟的積極性,發揮了重要作用。問題在於，在個人收入分配所得普遍提高的過程中，城鄉之間居民分配不均衡，收入懸殊過大。近年來，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長十分緩慢。來自二三產業的收入僅占純收入的16.7%，與全國相比，絕對數不到全國的1/3，比全國低30個百分點，居全國倒數第1位；農民增收渠道狹窄，過分依賴種植、養殖，56%的勞動力仍滯留在勞動生產率相對較低的農村和農業，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難，導致農民增收困難。1990—2002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幅比全國低2.6個百分點；1997—2001年，新疆農民人均收入僅從1504元提高到1710元，5年只增加了206元。2002—2005年由於糧食漲價因素，農民人均收入雖然有較快的增長，但與全國平均水平仍差773元。

在農民收入增幅下降的過程中，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處在一種不斷擴大的趨勢，與城鎮居民相比，農民整體上處於相對貧困狀態。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份全國性調查報告顯示，我國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由1998年5425.1元上升到2005年的10493元，農民人均收入1998年為2162.0元,2005年為3255元，已由1978年的2.57∶1擴大到2005年3.22∶1，前者為後者的3倍多，收入的絕對差距已從1978年的209.8元擴大到2005年的7238元。新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5年為8100元，農民人均收入2005年為2482元，收入差距擴大為3.26∶1，新疆城鄉居民收入的絕對差距達5618元，農民人均純收入僅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全疆85個縣市中有30個貧困縣、35個邊境縣，低收入人口達280多萬人。需要指出，由於口徑和范圍不一致，上述指標只反映了城鎮居民的貨幣收入與農村居民的全部收入，如果把城鎮居民享受的醫療、教育、失業保障、福利和實物收入等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而農民收入中又有相當一部分要作為下一年度的生產性投入，以及社會上的高收入群體的收入經常被低估而低收入群體（尤其是農民）的收入被高估的情況，事實上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更為突出,在4-6倍，世界上收入差距較大的國家一般在1∶1.5倍。據世界銀行發展報告顯示，我國基層系數已由1980年的0.33擴大至目前0.458，「當計入偷稅漏稅、官員腐敗、集團消費轉化、其他非法收入之後，居民收入實際基尼系數已經超過0.5」(7)，超過了國際公認的0.40的警戒線，比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要高，屬於世界上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較大和分配不公較為嚴重的國家，改革開放並非「人人都是贏家」(8)，盡管產生了一大批受益者，但也製造了人數規模巨大的利益受損者，這些承擔政治決策失誤和社會改革成本的弱勢群體愈來愈被邊緣化，「社會分配不公平是不穩定的終極根源」。(9)因此，遏制分配不公平、糾正社會不公正現象已經不僅僅是一個社會倫理問題，而且是危及社會穩定的社會問題以及國家政權合法性的政治問題。對一個由中國共產黨執政並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社會主義國家而言，經濟發展固然是硬道理，社會公正也是硬道理。已經到了非採取措施從根本上加以解決不可的地步。城鄉居民的消費差距比收入差距更為懸殊。由於農民收入水平低，農村消費市場呈萎縮趨勢。從消費市場來看，新疆城鄉居民消費水平之比為4∶1，是全國城鄉消費差距最大的五個西部省區之一；農民消費結構相當於城市居民80年代末的水平，滯後城市15年左右；66%的農村居民僅占消費品市場份額的18.9%，而1/3的城鎮居民卻占據全區80%以上的消費品市場，各種產品在狹窄的城鎮市場激烈拼殺，而有巨大潛力的農村市場卻始終沒有被激活。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農民多，收入少，購買力低，造成城鄉地區間的失衡，農村市場啟而難動，當新疆城鎮居民消費向攝像、電腦、汽車等高檔耐用消費品發展的時候，新疆農村居民的消費仍停留在以生存為主的消費水準。此外恩格爾系數下降，表明居民對非食品類（如住房、文化娛樂、交通通訊、醫療保健等）的相對需求增加，對食品類相對需求減少，也就意味著通過食品消費而轉化為農民的收入在減少，進一步降低了農民的收入水平。

由於宏觀收入分配失衡，農民收入低速增長，不論全國還是全疆城鄉之間的差距比改革開放初期還大，是世界上收入差距較高的國家和地區之一。從國際比較看，當前我國包括新疆居民的消費結構大體相當於發達國家戰後恢復時期，新疆與發達國家約有50年的差距。

農村居民收入低速增長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嚴重性在於：不利於農民生活的改善，不利於農村市場的開拓,不利於城鄉經濟的良性循環,直接阻礙了工農之間、城鄉之間通過商品交換和貨幣流通形成一個完整的經濟整體，阻礙了啟動龐大的農村消費市場。此外，農民收入增長緩慢，也不利於農民增加農業投入和農村社會穩定。因此，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有效控制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無疑應當成為下一步國家和自治區宏觀政策的一個重要目標。

(三)新疆城鄉之間社會發展諸方面存在的重大差距

新疆城鄉不僅經濟差距較大，在社會發展方面也嚴重失衡，就全區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大大落後於城市；就農村看，社會發展又大大落後於經濟發展。

一是新疆城鄉教育發展的差距。

城鄉居民受教育程度差別很大。全區縣級以下（包括縣本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6.23年，而城市為8.68年；城鎮每萬人擁有的大專及以上人口是農村的8.5倍，現在在校的大學生中，城鎮居民的子女約佔70%，農村子弟約佔30%。這同全區總人口中，農村佔70%、城市居民佔30%的格局正好倒置；農村教育水平低下，2005年小學學齡兒童入學率98.7%，居全國倒數第4位，農牧區仍有相當一部分兒童不能接受起碼的基礎教育；初中升學率僅為38.5%，即60%多的初中畢業生喪失了繼續受教育的機會，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程度低於全國水平。全區現有文盲人口104萬人，新疆15歲及以上人口文盲率為7.72%，農村文盲率比城市高3.72個百分點。這表明新疆尤其是南疆農村尚處於「教育貧困」狀態，相當多的農村兒童、青年和成年人因不能獲得改善其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教育機會，而與發展、現代化無緣。由於農牧民分散居住，基礎設施落後，生產生活環境差，目前，新疆1260萬農村居民還不能享受良好的教育、文化、影視等公共服務。還有8%左右的人口聽不到廣播、看不到電視，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等大大落後於城市。農民在經濟上被邊緣化的同時，在社會和文化上也被邊緣化，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而農民仍是「有飯吃，沒錢花；有勞動力,沒勞動；有需求,沒市場」的格局，很值得我們深思。

此外新疆在城鄉基礎教育投入上差別也很大。城市基礎教育的資金投入基本上是有保障的，列入城市財政預算。而農村基礎教育投入則主要列入縣鄉財政的支出和農村教育集資。這表明農民事實上成為農村基礎教育投入的一個重要承擔者。由於農村基礎教育的投入不足，當前面臨的突出問題是，新疆農村、特別是一些貧困邊遠地區中小學危房率較高。另一個問題是新疆農村教師收入遠遠低於城市。即使如此，相當一部分地區農村教師的工資不能按時發放，可以說，當前新疆教師工資拖欠問題主要發生在縣鄉基層。

二是新疆城鄉醫療衛生發展水平的差距。

城鎮居民基本上可以享受公費醫療或在醫療保險制度覆蓋范圍之內。而農村合作醫療保健制度大部分已經解體，有合作醫療的僅佔15%左右。廣大農民基本上處於一種「小病不看，大病看不起，看大病即意味著傾家盪產」的狀況。農民獲得醫療保健衛生服務的能力要遠遠弱於城鎮居民。目前，新疆公共衛生資源和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比較欠缺，特別是農村衛生和醫療保健十分落後，15%的農村基層村沒有醫療保健點；農村有40%以上的人口不能保證有及時的醫療服務；58%農村人口尚未飲用自來水，96%的農村家庭沒有洗浴設施，42%無廁所，貧困農村地區婦女患病率明顯高於全國平均水平，有近15%的農村嬰幼兒沒有享受免疫接種，傳染病發病率、嬰兒死亡率均高於全國，嬰兒死亡率達53.69‰，離初級小康標准(31‰)差距較大，比全國高23‰，比美日等國家高10倍。新疆城鄉人口健康狀況低於全國平均水平，人口預期壽命相對較低。

三是新疆城鄉社會保障的差距。

城市居民大多可以享受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盡管仍不十分完善），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還有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5年，全區有140.80萬城鎮職工參加了失業保險，181.88萬城鎮職工及離退休人員參加了基本養老保險，有211.85萬人參加了基本醫療保險，有62.87萬貧困城市居民得到最低生活保障，而占人口近70%的農民基本上被排斥在現代社會保障體系之外。

（四）新疆與東部城鄉社會經濟發展差距越來越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區域之間的總體發展差距呈擴大趨勢。由此決定，在不同區域，城鄉之間的差別也截然不同，其基本特徵是：在東部發達地區，城鄉差距相對較小；在中西部地區，城鄉差距相對較大，而且越往西越大。新疆不僅與全國及東部地區的絕對差距越拉越大，而且與原來條件與我區相近的西部某些省區相比，也出現了差距有所擴大的趨勢。

1.新疆城鄉經濟發展與東部的差距

一是人均收入差距。我國是世界上經濟和社會發展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表現為「一個中國、四個世界」。新疆整體上屬於中國的第三世界，但南疆三地州、邊遠農牧區仍屬於第四世界（人均GDP低於3578元）。2005年新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比全國水平低2393元和773元，特別是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980年的全國第10位跌到第25位，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及上海市的一半；1978年職工平均工資高於全國及東部地區，比上海市高45元，到2005年上海已是新疆的2.5倍，再加工資外收入，差距則更大，真可謂今非昔比。

二是經濟增長速度差距。1979—2005年，新疆GDP年均增長10.1%，比經濟增長最快的前五位廣東、浙江、福建、江蘇、山東分別低3.2、2.9、2.8、2.2和1.5個百分點。特別是實施西部大開發的1998—2002年，新疆GDP年均增速進一步降至7.8%，其中1998年居全國倒數第1，2001、2002年均為倒數第2。出現了西部大開發，新疆經濟發展反而減緩的奇怪現象，值得我們反思。

三是經濟實力差距。從經濟發展總量看，新疆GDP總量位居全國第25位，與廣東、江蘇、山東、浙江、上海等東部省市的差距分別擴大到7.3倍、6.7倍、6.6倍、4.8倍和3.4倍。從綜合競爭力看，新疆地區競爭力均居第25位，基礎設施競爭力位居第26位，生態環境競爭力位居第27位，表明新疆在全國不具有競爭優勢。2.新疆城鄉經濟發展落後於西部主要省區與西部省區相比，1979—1995年，新疆經濟發展速度在西部處於領先水平，特別是「八五」時期，GDP年均增長率分別比陝西、甘肅、內蒙古快2.1、1.8和1.9個百分點，與四川省持平；但「九五」以來，經濟增長速度明顯低於西部其他省區，經濟增長率在西部12個省區中居倒數第1位。

二、現行政策、制度是城鄉發展失調的原因和城鄉關系不合理的關鍵因素

（一）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和二元經濟結構

城鄉戶籍制度是決定城鄉居民身份和地位的一項根本性制度。我國自1958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管理條例》起，就將全國人口截然分成了市民和農民，在城鄉之間人為地掘出了一條「鴻溝」,築起了一道「壁壘」,使農村人口不能自由向城市遷移,將城鄉居民分割為兩個發展機會和社會地位嚴重不平等的社會集團。這種戶籍制度的建立和固化，使我國構成了典型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城鄉二元結構（10）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一種歷史現象。我國城鄉二元結構是指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長期以來形成的城鄉對立、城鄉分割、城鄉勞動力流動隔絕的經濟社會二元結構。具有城市戶籍的居民在就業、收入、養老、社會福利、子女上學等方面都享有優惠待遇，而具有農村戶籍的農民就被限制在土地上，即使現在能進城打工，也要受到一系列的限制和不同程度的歧視。建國以後,為了加快工業建設,我國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運用各種行政手段,從社會各方面特別是農村集中有限的資源,形成工業和城市建設資金的原始積累。這樣做,盡管在當時有其歷史的必要性,使我國用不太長的時間初步建成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但也付出了巨大代價，其中主要的一個負面結果就是強化了城鄉二元結構，工業化變成了城市的工業化,直接導致城市化嚴重滯後於工業化,拉大了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同時城鄉分割體制阻斷了農民進入城市工作的途徑,造成並維持了城鄉居民之間過大的收入消費差距。近年城市用工制度的松動,已使不少農民工可以臨時到城市工作,但他們的「根」 (戶口)仍在農村,起碼從現實政策上講,他們終歸還得回到農村去。這說明,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城鄉分割體制並未得到根本改變,多年形成的城鄉「鴻溝」和「壁壘」仍在起作用。長期以來，城市經濟與農村經濟隔離開來發展，在二元經濟格局下形成了城鄉分割、各自獨立發展、互不平等的經濟制度，導致了決策的城市傾向、就業的農村歧視和產業政策的「重城輕鄉」。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阻礙了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與優化配置，抑制了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將廣大農民限制在農村，強化了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農戶駕馭市場的能力低，抗風險能力弱，面對競爭激烈和瞬息萬變的市場無所適從。時至今日，歧視農民的二元社會結構仍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社會保障的對象應是低收入的社會群體，但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只對城市人口，失業保險、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和工傷保險等都與低收入水平的農民無緣，農民生老病死的開支只能靠自己。市民失業有救濟金，農民失業無人問津。還有一個重大的制度缺陷是對待農民進城子女的「就學歧視」。既損害了他們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也不利於城市的發展，因為不少農民工子女，將來就是城市的市民，因就學歧視造就的文盲，決不是城市發展所希望的。國家、自治區及烏魯木齊市已開始明文規定廢止對農民工子女入學的歧視，這當然是千千萬萬個農民工所期盼的，但城市高昂的學費，仍使相當多的農民工子女望洋興嘆。改革開放後,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新疆農村和城市經濟發展迅速，但由於長期受工農分割、城鄉分割二元結構體制的影響,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進程緩慢,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總體上呈擴大趨勢。長期積累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已成為新疆城鄉社會經濟發展嚴重失衡的制度壁壘和新階段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必須打破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和戶籍制度壁壘，加速二元經濟向現代經濟的轉換，為實現城鄉一體化掃清制度障礙。

（二）從宏觀經濟政策考察，城市和工業過度地汲取農業、農村剩餘是造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嚴重不協調的直接原因。

近年來，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農產品短缺問題解決之後，農業基礎地位受到挑戰，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壓力進一步加大，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潛在的農村市場難以成為現實的市場，其深層次的原因是扭曲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也就是分配政策的城市傾向和國有工業傾向，而這種傾向在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上都得到了反映。農村資金、價值流向城市有四條渠道:一是財政渠道,即國家財政對農村取多予少；二是金融渠道,即金融系統將農村存款的一部分轉貸到城市和工業；我國長期實行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援城市的金融政策，農村的金融機構承擔著從農村吸收資金為國家工業化服務的職能，為農村和農業提供的貸款服務微乎其微。改革開放27年來,這種狀況依然沒有根本性的改變，農村獲取信貸支持的能力嚴重不足。當前存在的突出問題是農村資金通過金融渠道大量流出，而且流出量不斷增多。農村存貸年均差額由「八五」時期的1071億元增加到「九五」時期的2566億元，1980-2004年農民資金經過信用社渠道凈流出累計14000多億元，加上郵政儲蓄渠道，這一期間農民資金凈流出合計18000多億元。問題在於農村金融資源外流，農民從正規金融機構（國家銀行和信用社）很難得到貸款，就不得不依靠民間借貸，承受更高的利息，最終影響農業和農村資金的發展。三是「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即通過城鄉產品的不平等交換,轉移走農村創造的一部分價值。據一些學者測算，建國後為實現工業化原始積累，推行的城鄉二元化戰略，主要通過糧食價格的「剪刀差」（11），城市從農民「積累」走至少12580億元人民幣。據測算，從1952年到1997年46年間,總共有32467億元資金、價值從農村流入城市。雖然將不同年份的資金、價值加總在一起是不合適的,但該數據還是比較直觀地反映了46年間有巨額資金、價值從農村流入城市,從而造成了城鄉居民收入、消費水平的巨大差距,也造成了城鄉發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四是農民土地的廉征貴賣。最近十多年間，城市大興土木、經濟開發區熱引發的一浪高過一浪的「現代圈地運動」，通過「廉價征地」這一把「金鉸剪」，城市從農村也就是從農民手裡蠶食走了2萬億元人民幣，全國現有各級各類開發區6015個，其中經國務院和省級政府批準的只有1818個，佔30.2%，其餘4197個均為省級以下開發區。1997年至今，開發區佔地從1.2萬平方公里擴張到3.6萬平方公里，六年激增2倍，已超過現有全國城鎮建設用地面積總和。「很多地方借『開發區』『大學城』『工業園』『城市擴建』之名亂占土地已經到了『荒誕』的程度。」

據測算，改革開放以來，通過低價徵用農民的土地，使農民蒙受了至少2萬億元的損失，這些資金足以建起農村居民社會保障體系的框架。土地資產數額巨大，具有價值增值功能，又屬於不可再生資源。按照市場供求規律，土地的供給稀缺性與需求的無限性，便成了經濟轉型時期權力尋租高額暴利的肥肉。

城市化和工業化速度愈快，失地失業的農民難題就愈突出。農民失去土地，意味著社會保障能力的喪失。一般每徵用一畝地，就伴隨著1.5個農民失業，這就意味著我國「失地農民群體」將從目前約3500萬人劇增至2030年的1.1億人。專家保守估計，這其中將有5000萬以上的農民處於既失地又失業的狀態，而從動態來看，這一數字最高可達8000萬人。這是我國社會穩定的巨大隱患和社會發展的重大難題。

⑦ 在浙江省,湖州的地理位置算是好的,為什麼經濟發展這么緩慢

偶是外地人,現在湖州上班,幾年的經歷可以看出
1.湖州這地方大部分人吃不了苦.太容易滿足,而且好玩,所以湖州大部分企業負責人都是外地人.
2.太容侍世易滿足,生活態度散漫(也不旅談跡排除少量有積極向上的人).
3.受地理環境拆並的影響,北偏西面和西面環山,到二環(算是二環吧,一環也就是個雛形)就發展不下去了.北靠太湖,不過由於太湖是浙北地區的飲水命脈,不可能全面開發.湖州所謂的南太湖開發中心也就那麼大一小塊,很少能吸引眾多大型跨國集團入駐.現在湖州只能往東南放發展了。。。
4.內外環境影響:湖州附近地區,如杭州蕭山、寧波、嘉興等地區崛起迅速，完全壓制湖州的影響力的釋放。長興、四安、廣德地價遠比湖州開發區便宜，企業也不是傻子！

⑧ 浙江經濟發展的優勢條件和制約瓶頸有哪些

優勢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經濟發展速度一直居各省前列。據統計，1978-2001年，浙江GDP年均增長率高達13.3%，由124億元猛增至6700億元，經濟總量在全國的排序由原來的第12位迅速升至第4位，人均GDP則由全國第16位升至第4位。尤為可喜的是，1997年後，我國經濟增長率逐年走低，而浙江經濟雖也有回落，但仍然保持兩位數的高速增長（1998年較上年增長10.1%，1999年較上年增長10.0%），出口增長更高（1999年全年增長18.5%，今年1季度的增長率高達55%）。2001年浙江國內生產總值已達6700億元左右，2002年人均GDP預計可達2000美元，高出全國平均水平近一倍。如今，浙江經濟表現出的旺盛活力，引起了各方面的廣泛關注。有人稱之"浙江現象"。以經濟學的觀點看，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領先於其他地區，必然是其較好地發揮了比較優勢的結果。本文即試圖從比較優勢分析的角度來探討"浙江現象"產生的原因。
經過大量的實證分析後，筆者認為，浙江與鄰近沿海發達省份及全國相比，在勞動力、環境、市場擴大、特色產業和企業經營機制等方面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具體分析如下：
一、浙江勞動力資源的比較優勢.
勞動力資源也稱人力資源，是國民經濟的根本要素，是構成社會經濟運動的基本前提。在現代社會，勞動力素質的提高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因此成為各地區比較優勢的一項重要指標。誠然，浙江的勞動力資源充沛，但在我國勞動力資源普遍充足的大環境中顯不出比較優勢。浙江在人力資源上的比較優勢主要體現在兩方面，即人口自然增長率較低、人口綜合素質較高。1989年浙江人口自然增長率為8.79‰，僅稍高於滬、京2個直轄市，是省區中最低的。1999年則為4.29‰，高於滬（已出現負增長）、京、津、遼、蘇，列全國倒數第6位，在省區中列倒數第3位。人口自然增長率較低減輕了人口負擔和就業壓力，對經濟發展有利。雖然浙江人均受教育程度低於全國平均水平，但浙江開發歷史早，文化積淀深厚，勞動力的綜合素質在全國居較高水平。相對於外省人而言，浙江人更具有崇學、敢闖、聰慧、勤奮、互助、務實等優秀素質。其優勢突出表現在浙江人對現實環境有很強的適應能力並勇於創新。江浙滬歷來為我國科技人才最密集的地區。國內40%以上的科學家均出於此。根據《中國科學家傳略辭典》按籍貫統計，每百萬人所涌現的著名科學家，上海為全國平均水平的4.22倍，浙江為4.15倍，江蘇為3.49倍。特別是寧波，不僅以出商界巨子聞名於世，還是名冠全國的"院士故鄉"。目前，寧波籍院士佔全國1/16，在全國所有城市中位居第一。僅一所效實中學就出了13位院士，在全國未聞其二。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肯動腦筋肯吃苦又富冒險精神的浙江人，邊干邊學，素質提高更多地倚仗於"來自課堂外的學習"。在改革的實踐中，涌現出滕增壽、馮根生、顏阿龍、魯冠球、宗慶後、南存輝、陳金義等一大批勇於創新，精明且善於把握機會的知名企業家。這些企業家的存在是浙江經濟騰飛極為重要的因素之一。
二、浙江環境的比較優勢
環境資源直接影響人們選擇定居點，企業選擇區位，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一般認為，區位、資源、經濟和生態環境是經濟發展的硬環境，社會、政|治、政策和法律環境為經濟發展的軟環境。以下僅對浙江的硬環境作簡要分析。（一）區位環境,浙江的區位優勢十分明顯。首先，濱海居中的地理位置，既利於對外交往，又利於向內擴展。而且，緊鄰上海這一全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商品、資金、技術、信息、人才"五流"及產業擴散方面自然是"近水樓台先得月"。加上北南兩邊鄰省江蘇和福建均為全國經濟增長領先省份，可充分發揮集聚效應，互相支持，共同發展。（二）資源環境<BR> 盡管就礦產資源和耕地資源而言，浙江是典型的"資源小省"，但浙江在港口、海洋和氣候資源等方面卻具有突出的比較優勢。 浙江地處祖國東南沿海的中部，港口眾多，腹地寬廣。改革開放後，港口建設速度加快，至1999年底，全省沿海港口已達58個，泊位600多個，其中萬噸級以上深水泊位39個，深水泊位數佔全國8 %。寧波已躍升為全國第二大港。今年截止11月8日，寧波港的吞吐量已達1億噸，成為國內僅次於上海的，吞吐量逾億噸的世界級大港。而且舟山、溫州、乍浦、海門等港規模日益擴大，且具有極大的發展潛力。<BR>浙江海洋漁業資源和海洋能源資源在全國居領先地位。浙江海域歷來是我國最大的漁場。1999年，浙江的海水產品產量為389.4萬噸，居全國第3位；浙江海洋捕撈漁獲量高達331.2萬噸，僅次於山東的332.5萬噸，居全國第2 位（表1）。緊靠浙江的東海陸架盆地是一個有著良好開發前景的油氣資源區，目前正在勘探開發之中。 表1：我國重點省份海水產品和海洋捕撈產量 單位：萬噸 地區 浙江福建 山東 廣東 遼寧 其他地區 <BR>海水產品產量 389.4 448.5 602.3 355.4 296.9 275.0 <BR>海洋捕撈產量 331.2 206.7 332.5 194.5 157.7 275.0 捕撈量佔全國% 22.1 13.8 22.2 13.0 10.5 18.4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0》，中國統計出版社<BR> 浙江雖然耕地面積少，農業卻一直領先於全國。除了浙江農民吃苦耐勞，素有精耕細作的傳統外，與這里農業氣候條件優越也是分不開的。浙江處於亞熱帶季風氣候區，水熱資源豐富，為農業發展多種經營提供了很好的基礎條件。 （三）經濟環境<BR> 浙江開發歷史悠久。隋唐時期即已成為全國居優勢的經濟區域，至今依然。特別高的經濟活動效率，使浙江發展的經濟基礎在全國處於高水平。由於浙江是全國市場經濟發育較早的省份，多年前經濟實力即已在全國處於領先地位，而且民間的投資意識很強，在市場競爭中已取得一定的先發優勢。<BR> 1999年，浙江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28元，僅次於滬、京、津3個直轄市，居全國第4位；浙江農村人均收入3948元，僅次於滬、京2個直轄市，高居全國第3位。浙江1997年即已成為全國第一個消滅貧困縣的省份，目前的人均居住面積居全國第一。<BR> 雖然由於資源和戰備方面的原因，解放後國家對浙江的投資極少，然而，浙江民間的投資意識很強。自1982年以來，非國有投資年均增長28.6%。1999年，全省民間投資額達1214億元，超過建國前40年浙江全社會投資的總和，佔全社會投資的比重達62.0%，高居全國第一（表2）。</P><P><BR>表2：部分沿海省份及全國民間投資情況表 地區 浙江 江蘇 山東 廣東 全國 <BR>民間投資額（億元） 1214.06 1389.10 1167.96 1710.45 13906.95 <BR>佔全社會投資比重（%） 62.0 56.9 52.6 58.2 46.6 <BR>資料來源：2000.11.29.《中國信息報》<BR> （四）生態環境<BR> 生態環境是一個地區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前提條件，浙江山青水秀，歷史上即享有"千岩競秀、萬壑爭流"的美名，杭州則被譽為"人間天堂"。解放後，由於幾次政策失誤，山林破壞嚴重，80年代以後工業污染又給浙江的生態環境蒙上陰影。但是90年代以來，政府下大力氣，增加投入，控制污染，加上具備環境再生能力較強的先天優勢，形勢明顯好轉。最新的國家森林資源清查結果表明：浙江現有森林面積8309萬畝，比10年前增長26.6%，森林覆蓋率高達59.4%，比10年前增加了16.8個百分點，名列全國前茅。如今，浙江已是全國著名的竹業大省、花木大省、旅遊大省。1999年，浙江的綠化觀賞苗木輸出量佔全國出省量的32%。在昆明世博會上，有一半的花木出自蕭山。至今，全省共建有11個國家級風景名勝區、16個國家級森林公園、40個省級森林公園。旅遊收入領先於全國。浙江在城市生態建設方面也不乏大手筆，如杭州市決定投資60億，建設"藍天碧水"工程。<BR> 由於浙江的生態環境好，氣候條件優越，因而宜居宜游，發展旅遊業在全國具有突出的比較優勢。<BR> <BR> 三、浙江市場擴大的比較優勢<BR> 貿易（包括國際貿易和地區間貿易）是地區經濟增長的基礎。貿易增長，也就是經濟增長在地區之間的擴散。有經濟學家認為，地區增長的必要條件是創造出口基礎。<BR> 西方經濟學家丹尼森認為：一個經濟體系的增長就意味著企業提供最終產品的市場規模的擴大。只要市場規模擴大，就有機會提高行業之間、企業之間的專業化程度，擴大企業規模。因此，隨著市場的擴大與生產和銷售規模的擴大，就有可能獲得遞增的報酬。<BR> 浙江是"資源小省"，產業結構的特點是"兩頭在外"（即資源和市場主要依靠省外）。浙江生產的產品有20%銷往國外，50%銷往省外，僅30%在省內銷售。從經濟學的觀點看，對商業的尊重是建立良好的商業環境最重要的因素。浙江人歷來有重視經商的傳統。改革開放初期，農民自發地辦起了工業品市場，通過市場調節促進生產要素的流動，使資源趨向合理配置，極大地促進了區域經濟的發展。可以說浙江經濟發展的一大特徵就是商品市場的領先發育，繼而引發了生產要素市場的發育。甚至可以說浙江走出了一條"市場大省"通向"經濟大省"的獨特發展道路。在闖市場的實踐中，浙江人堅持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即"引進來"（在本地大辦市場）和"走出去"（出外經商，或創辦外地市場），如今浙江省內市場和外地市場的成交額均遙遙領先於國內其他地區。<BR> 1978年以來，各類市場的迅速崛起，成為推動浙江經濟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經過多年的不懈努力，浙江早已成為全國著名的市場大省。1999年，浙江有商品交易市場4347個，總成交額3606億元，連續9年列全國第一。義烏的小商品、紹興的輕紡產品、海寧的皮革、嵊州的領帶等商品成交量連續多年穩居全國同類市場第一。義烏中國小商品城已擁有攤位24350個，成交額已連續8年居全國榜首，成為"中國第一市"；紹興中國輕紡城是亞洲最大的紡織面料交易中心；嵊州領帶、諸暨珍珠均佔全國交易量的80%。<BR> 到1999年底為止，浙江專業市場已在外地開辦分市場30個，在國外開辦市場3個。漂洋過海辦市場，成為浙江農民"賺洋錢"的又一條捷徑。至今，浙江在巴西、南非、阿聯酋、俄羅斯、匈牙利、喀麥隆、奈及利亞等10多個國家已創辦或即將創辦自己的市場。<BR> <BR> 四、浙江特色產業的比較優勢 <BR> 興旺的各類商品市場為浙江發展區域特色產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正是以貿帶工、以銷促產，市場優勢與產業優勢相互促進，相得益彰，才使浙江經濟如此充滿活力。浙江發展特色產業有的是在傳統優勢的基礎上推陳出新；有的是原來沒有絲毫基礎，但產品小而專，投資少、上馬快、資金回收快、憑借市場信息靈即可賺錢的輕小型產業。<BR> 服裝、絲綢、茶葉是最具浙江特色的傳統產業。在全國紡織業普遍不景氣的大環境中，浙江的服裝、紡織業可說是一支獨秀。如今浙江服裝出口佔全省出口總額近40%，浙江服裝企業在中國服裝雙百強企業中"四分天下有其一"。浙江服裝業三巨頭"茉織華"、"杉杉"、"雅戈爾"同樣也是全國服裝業三巨頭。一省有2個城市（寧波和溫州）都一年一度舉辦"國際服裝節"，爭創服裝名城，全國也唯有浙江。<BR> 溫州和台州地區是全省特色產業發展最有特色，也最成功的地區。溫州目前已建有30多個特色工業園區，如龍港的包裝印刷、平陽的皮鞋、溫州的服裝、樂清的低壓電器、甌海的眼鏡、永嘉的橋頭紐扣等，其產品在全國市場的佔有率均在30%以上。</P><P><BR> 五、浙江企業經營機制的比較優勢<BR> 歷史上，浙江企業具有"輕、小、集、加"的特點。即輕工業為主、小企業多、集體所有制企業和加工型企業多。改革開放以後，隨著多種所有製成分經濟的增加，特色產業的發展，浙江企業的特點越來越表現出"輕、小、民、特"的特點。<BR> 浙江第二產業的比重在全國居第二位，屬工業領先省份。浙江工業的特點首先表現為輕型工業為主，企業規模小，與市場聯系緊密。浙江是工業結構輕型化最典型的省份之一。1999年全部工業總產值中，輕工業佔62.8%，重工業只佔37.2%，而且相當部分重工業屬於輕小型的機電、金屬加工業和精細化工業。輕型工業對企業規模的要求較低，因此浙江小企業地位重要。目前全省工業小企業占企業數的99.8%，改革開放以來小企業對全省工業增長的貢獻率高達70%以上。<BR> 小企業機制靈活，適應現代社會消費需求個性化、多樣化的特點，更適合搞專業化分工協作，有利於提高競爭力。如今，浙江的小企業已經向"小而專"、"小而精"、"小而特"方向發展，加強了專業分工協作，許多產品的生產企業已成為全國最大的生產基地。<BR> 浙江工業的特點還突出表現在非國有工業和農村工業比重大，個私經濟發展基礎好。在1999年全部工業總產值中，非國有工業佔89%，其中個私工業佔45.6%（表3）。浙江個私企業的注冊資本總額、工業總產值、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均居各省、市、自治區首位。在全國最大私營企業500強中，浙江佔有數量也列第一。溫台地區的工業總產值中，民營經濟的比重甚至超過90%。民營經濟大多決策迅速、善於抓住市場機會，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為我省贏得了寶貴的發展時機，從而成為全省經濟的重要增長點。</P><P><BR>表3：浙江與全國工業不同經濟類型所佔比例比較（%） 地區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 城鄉集體工業 個體私營工業 其他經濟類型工業 <BR>浙江 10.2 31.9 45.6 12.3 <BR>全國 28.2 35.4 18.2 26.1 <BR>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0》，《浙江年鑒2000》 <BR> 1999年浙江第三產業增加值中，非國有經濟的比重高達54%；第三產業從業人員中，非國有經濟的比重更高達78.3%，比全國平均水平高9.8個百分點。<BR> 1979-1999年，全省工業總產值新增量的78%來自鄉鎮工業。1999年浙江農村工業佔全省工業的比重為76%。鄉鎮企業工業總產值、工業增加值、銷售產值、利潤總額、實繳稅金的絕對額和增幅均居各省、市、自治區首位。<BR> 近20年來，浙江經濟的快速增長主要來源於工業經濟的增長。而工業經濟的增長是市場帶動、農村工業的迅速發展、民營經濟的崛起、輕型工業的基礎較好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經濟制約瓶勁
資源短缺阻礙浙江經濟發展
「正在建設的項目沒有錢、正在投資的項目沒有地、正在生產的項目沒有電。」這句話在浙江企業中廣為流傳。
據調查，浙江現在可用於工業用地的耕地不足400萬畝，按一年使用50萬畝的速度計算，8年後浙江的工業用地將告罄；同時，浙江面臨著水資源短缺、礦產資源短缺、勞動力資源短缺等一系列瓶頸。
瀕臨東海之濱的寧波市，甬江、奉化江和餘姚江三江貫穿市區，為名副其實的水鄉，但事實上，寧波全市人均水資源佔有量僅為1315立方米，是全國平均水平的62%，遠低於國際公認的人均1750立方米的用水緊張線。據有關部門預測，如今寧波、舟山地區年缺水總量約為6億立方米，即使到2020年周邊地區引水工程和10座水庫建成，但因經濟一直飛速發展，這一缺口仍將維持在6億立方米左右，情況相當嚴峻。
寧波市的缺水形勢可以說是整個浙江省的一個縮影。由於缺水，浙江不得不對地下水大量開采，直接導致地面下沉。到2003年底，寧波市的沉降區域總面積達175平方公里，寧波整個市區已成了一個巨大的碟形窪地。浙江省工商聯的一份議案中指出，2010年，浙江省水資源需求缺口將達55億立方米；2020年將上升到67億立方米。
不僅是水，電力也是如此。國家動能經濟研發中心總經濟師胡兆光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浙江省的電力短缺最為嚴重。據統計，從2003年上半年以來，浙江省電力供應短缺問題越來越嚴重。2004年夏季，全省實際最大電力供應缺口在700萬千瓦以上。2004年1月至8月，全省拉限電損失電量達56.6億千瓦時，佔全國的59%。
「不到一個月諸暨城區就湧出了12家自備發電機的經銷商，由於供不應求，公司倉庫里放了好幾年的存貨也一銷而空。」 諸暨市機電設備公司的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由於電力短缺，去年浙江幾乎每家企業，連理發店都自備發電機。在全國百強、浙江十強縣(市)的諸暨，全市共有自備發電機約11655台，發電容量26.05萬千瓦。
電力短缺等問題已經造成了大量浙江企業遷往外省。2005年初，國家統計局企調總隊和浙江企調隊對浙江596家企業的遷移問題作了調查。
根據調查，這次調查的浙江省596家企業中，已遷往省外的企業196家、有意向遷往省外的企業74家、省內遷移的企業128家、省內意向性遷移的企業48家、外省遷入浙江的企業150家。總體趨勢是向省外遷移。
浙江外遷企業最為關注的前三位遷移因素是：土地資源，認同率為55.6%；電力供應，認同率為45.4%；原材料及能源供應，認同率為42.9%。企業離開長三角的理由都很簡單：土地、勞動力成本高、電力、能源和原材料供應緊張。
「百姓經濟」抗風險能力不強
浙江，中小企業總數佔到全部工業企業的95%以上，大部分中小企業都屬於民營經濟，浙江經濟是典型的「百姓經濟」。民營經濟在浙江已經超過了「半壁江山」的作用。
「從歷次經濟增長周期和加強宏觀調控階段的表現看，浙江工業往往顯現出上得快下得也快的特點」。浙江經貿委的一份經濟運行報告認為，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現象與浙江以中小企業為絕對多數有關。
浙江的中小企業占絕大多數，而大企業和特大企業與其他省市相比不但數量較少，而且規模也不大。這導致浙江在國家宏觀調控中，企業的整體抗風險能力不強，一遇到宏觀調控等形勢，經濟發展速度就明顯下滑。
中小企業是浙江工業的命脈。2004年浙江實現工業總產值24461億元，其中中小企業實現總產值21601億元，占整個工業總產值的88%。中小企業在浙江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面臨土地緊缺、電力短缺、水資源短缺、資金短缺等方面的困難時，中小企業處境尤為艱難。
「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政府只可能優先保證大企業。」浙江溫州一位建材企業的老闆告訴記者，「盡管浙江省中小企業總數佔到全部工業企業的絕大多數，但仍然是並不被優先考慮的群體。」
浙江經濟模式急需轉型
「浙江民企以後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不是粗放型，而是靠新的技術，改進產品，提高技術含量來提高他們的競爭力。要找出新的推進工業化方式來形成新的競爭優勢。」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史晉川認為，不僅僅是企業要轉型，浙江的經濟模式也急需轉型。

事實上，浙江模式的經濟增長已經到了極限。以2003年為例，當年非典對浙江經濟的影響大約在0.3個百分點，而電力短缺、拉閘限電導致的GDP損失是0.6個百分點。浙江經濟模式的轉型已經是當務之急。

目前，浙江經濟發展受土地、能源、水資源瓶頸制約相當突出。受此影響，浙江企業成本上升很快，一些企業出口訂單無法完成，一些新增投資受阻，企業紛紛外遷，影響了浙江經濟社會的發展。隨著經濟發展階段、宏觀形勢、體制條件尤其是資源環境情況的變化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資源約束將會是未來浙江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長期因素。所以，要考慮如何保障資源供給、合理利用資源的問題，要選擇適合浙江資源供給狀況的發展戰略。通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促進技術進步，實現經濟向高級化發展。

⑨ 浙江經濟為什麼比較發達

浙江經濟之所以發達，一是浙江地理位置比較好，濱海、沿江，水系發達，港內口優良、交通容便利，商賈雲集，自古錢塘繁華，歷來商業興旺；二是浙江人商業意識強。浙江的土地資源少、人口密集，不足以養活靠農耕為生的人口，也可以說「浙商」是被逼出來的。尤其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也是浙江企業家群體逐漸發展壯大的三十年。環顧九州，還真找不到能夠這樣生生不息地走創業、拼搏、掙扎、奮起道路的這樣的一個群體。三是浙江處於改革開放前沿，有政策方面的先發優勢。四是在新興產業方面走在前面。在浙江，八大產業中，規模以上信息經濟核心產業、健康、高端裝備產業、裝備製造、高新技術、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發展均為迅猛。

⑩ 同樣是浙江省，浙北浙南經濟水平有20年差距是什麼原因引起的

首先，浙江的地形輪廓有點像六邊形。

浙南即指浙江南部，包括溫州、台州、麗水三個地級市；

浙江是我國的經濟大省，2018年浙江GDP達到了56197億元，位居全國第四。雖然浙北與浙南發展水平存在差異，但相對全國大多數省份來說，浙江可以算是發展比較平衡的省份了。

總的來說，浙南與浙北存在差距，但絕不可能在20年以上，個人認為則在10年以內。但是的確有一些原因導致了差距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