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影響

A. 科技發展對經濟的影響

科技發展可大大推動經濟發展。
歷史已經不止一次地證明，每一次科學技術的巨大發展都會引發一場產業革命。從歷史上世界經濟中心的轉移來看，都是科技的巨大創新帶動了這一地區的經濟。
幾世紀以來，世界經濟中心從英國、法國，向德國，再向美國的轉移，將經濟發展史同科學技術史或者思想史結合起來，對比就可發現科技的發展對經濟的發展的推動作用。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科學上的新發現和技術上的新發明不斷涌現，而當這一進程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則會產生科學技術上的質的飛躍和重大突破，從而推動社會生產、經濟和生活領域發生深刻的變革，我們把人類社會的這一歷史現象稱為科技革命。

一般地說，從18世紀中葉以來，人類經歷了三次科技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以18世紀末蒸汽機的發明和應用為主要標志。這次科技革命使社會生產力發生了革命性的變革，以機器大工作代替工場手工業，使人類進入機器時代。第二次科技革命，是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發生的，以發電機和電動機的發明和應用為主要標志，它把社會的工業化提高到一個嶄新階段，使社會生產力進入電力時代。第三次科技革命發生於20世紀中期，以原子能、電子計算機和空間技術的發展為主要標志。人類面臨的這一新科技革命，將使世界發生前所未有的深刻變革。它以信息科學、生命科學、材料科學等為前沿，以計算機技術、生物工程技術、激光技術、空間技術、新能源技術和新材料技術的應用為特徵，把人類社會推進到信息時代。

1912年奧地利經濟史學家約·阿·能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中指出：「創新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體系，把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重新組合，以獲得潛在的利潤。」技術創新的要領既不同於科技革命，也不同於一般的技術發明，而是泛指社會經濟活動過程中的某種創新活動。如創造新產品、新工藝、採用新的生產方法，開拓新的市場或材料來源，以及實行新的企業組織形式等。技術創新的含義非常豐富，它是技術與經濟的某種聯系，並貫穿於科技、經濟、社會諸多領域的社會現象。一個國家的技術創新活動，與社會體制、產業結構、資源配置、科學研究、技術開發、金融、教育以及國際合作等都有密切聯系。加速技術創新，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是我國科技發展的重要戰略措施。技術創新能力是國家經濟活力和企業競爭力的決定性因素，從而成為當今國家發達程度的重要標志之一。

B. 會對中國經濟造成什麼影響

到目前為止，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主要有：
1.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依附性更強了，在全球化發展的過程中
，推動經濟發展的要素如資金、技術、人才大都為發達國家所佔有或支
配，發展中國家是以所謂的「比較優勢」加入全球經濟的分工體系的。
這種「比較優勢」說到底就是發展中國家的廉價資源，包括低廉的勞動
力資源和自然資源。利用這些資源開展生產和獲取硬通貨就只能處在國
際分工體系的最底層，而長期生產低附加值的產品雖然能使發展中國家
經濟有所增長，但由於產業發展空間趨於狹窄，加上過份依賴海外市場
，發展中國家內部產業嚴重失衡，對發達國家的依附程度也日漸加深。
2.全球金融市場風險加大。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國際金融
資本市場的規模日漸擴大，逐步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系統。在國際
外匯市場的交易中，大量「熱錢」用於炒匯投機謀利。據統計，90年代
中期國際外匯市場日均交易額超過一萬億美元，而其中用於國際貿易的
交易額不足2％。國際貨幣交換已與國際貿易中的物品交換相脫節， 規
模龐大的金融活動早已失去了相應的物質生產與產品的支撐。大規模投
機套利活動不僅直接打擊了新興工業國正常的經濟活動，而且也沒放過
像英國這樣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以索羅斯為代表的國際投機資本的金
融投機行為導致原來欣欣向榮的東南亞經濟在很短時期內灰飛煙滅，整
個亞洲經濟陷入了經濟危機的陰影之中。
國際投機資本的猖獗與經濟全球化的背景是分不開的。以美國為首
的發達國家在向發展中國家投資和轉移產業及技術時，逼迫發展中國家
實行自由市場經濟，開放金融市場。在所謂的自由市場經濟中，發達國
家資本投機財團所支配的財力遠大於一些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實力，自然
就能在金融市場上呼風喚雨，為所欲為。亞洲金融危機是這些投機資本
破壞全球經濟穩步發展的最明顯例證。
由國際投機資本引發的亞洲金融危機不僅危害了亞洲國家的經濟，
而且也危及到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一旦以「
信用」為基礎的國際金融市場出現大混亂，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也就在劫
難逃了。
3.貧富差距加大。許多人對於經濟全球化寄予了美好的願望，希望
通過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過上富裕的生活。事實上，經濟全球化對不
同的人有不同的結果。說得再准確一點就是，一部分人利用經濟全球化
謀利，而另一部分人被迫接受其後果。前不久，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表
了1999年度《人類發展報告》，呼籲人們重新認識經濟全球化，逐步縮
小當前世界上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
報告指出，佔全球1／5的人口生活在收入水平最高的國家，他們擁
有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86％，全球出口市場的82％，外國直接投資的68
％，全球電話總數的74％；而佔全球人口總數1／5的貧困人口在上述幾
項上的佔有率僅約1％。在平均收入方面，貧富國家之間相差74倍， 而
在1960年，這種差距還僅為30倍。此外，200 名最富有者的資產超過占
世界總人口41％的人的收入總和。在過去4年裡，這200名富翁的財產增
加了兩倍，達一萬億美元以上，相反，每日收入少於一美元的窮人仍維
持在13億左右。
通過1999年度《人類發展報告》提供的數字我們可以看到，經濟全
球化幾乎涉及到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但貧富國家並沒有能夠平等地分
離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好處，貧富差距有越來越大的趨勢。面對這種趨
勢，我們不禁要問，如果經濟全球化不是為提高各國人民的生活水平，
而僅僅是為了某些人牟取高額利潤，那麼這樣的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
家有意義嗎？

C. 對宏觀經濟影響有哪些

利率調整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是什麼
利息率，簡稱「利率」，是指一定時期內利息額同本金額的比率，是一個重要的宏觀經濟數據。市場利率是由可貸資金市場中的供求關系決定的，任何使供給曲線或需求曲線產生移動的因素都將改變均衡利率水平。物價水平調節著總需求的波動，因此，在物價上漲過快，預期通貨膨脹率上升時，利率水平有很強的上升趨勢；在預期通貨膨脹率下降時，利率水平也趨於下降。
利率是重要的經濟杠桿，它對宏觀經濟運行與微觀經濟運行都有著極其重要的調節作用。宏觀調節方面，利率通過積累資金，調節宏觀經濟，媒介貨幣向資本轉化以及分配收入等方面對宏觀經濟進行調節，由於市場經濟條件下資金閑置者與資金短缺者經濟利益的不一致性，對閑置資金的運用就不能無償取得而必須有償進行，這種有償的手段就是利率。
利率對經濟的制約關系相當強烈，利率調高，一方面是擁有閑置貨幣資金的所有者受利益誘導將其存入銀行等金融機構，是全社會的資金來源增加；另一方面，借款人因利率調高而須多付利息，成本也相應增加，而成本對於利潤總是一個抵消因素，由此而產生的利益約束將迫使那些經濟效益較差的借款人減少借款，使有限的資金流向效益高的行業、企業和產品，從而促使全社會的生產要素產生優化配置效應。國家運用利率杠桿，在通貨膨脹率比較高的情況下，可以進行有效地抑制。

D. 經濟對一個國家的影響

經濟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講，都是至關重要的，因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衡量任何一個國家的強大與否，它的經濟實力是很重要的，甚至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的，因為政治、軍事、教育文化等各方的發展都要依賴經濟的發展。如果沒有經濟的強大，這些東西就無從說起的。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不發達，那麼它肯定是個落後的國家。

(4)經濟影響擴展閱讀

對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大影響的部門、企業和資源。如大型工礦企業、鐵路、航運、郵電、銀行、對外貿易以及土地、森林、河流、礦藏等。在我國，國有經濟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先進的技術設備，積聚著我國最先進的生產力，控制著國民經濟的命脈。

法律規定對國有經濟占控制地位的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行業以及依法實行專營專賣的行業，國家對其經營者的合法經營活動進行保護。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經濟

E. 經濟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

對中國而言
——產業結構有所改善
——科學技術和教育水平有一定提高

——市場機制在經濟生活中作用增強
——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並存的局面形成
.
——對外開放日益擴大
——由全面短缺走向相對過剩
生產力有所發展,國力增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發展中存在眾多的困難與問題
總的看,在中國步入21世紀時,全國經濟已進入全面、快速工業化的階段；在取得巨大的成績的同時,也存在不少困難和問題,集中表現為明顯的、多側面的二元現象：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開始運行,但舊體制仍然在許多領域起作用,新舊體制雙軌運行並存,轉軌緩慢,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面臨巨大困灘；經濟高速增長與低效率、低質量並存,經濟仍然以粗放型增長為主,資源配置結構不合理,規模經濟效益差；在國內市場容量不斷擴大的情況下；相當部分的國產商品生產能力過剩,銷售困難與部分商品大量進口並存,國產名牌不斷消失,一些「民族工業」被外資打壓兼並,國家經濟安全受到威脅；出口高速增長與傳統的低附加值產品佔主導地位並存,高檔名牌產品和高新技術產業國際競爭力不強,國內市場佔有率日益下降：東南沿海地區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人民生活奔向富裕與中西部多數地區經濟發展緩慢、收入水平相對低下並存,經濟發展的地區差距日益拉大；隨著經濟規模擴大、就業人數不斷增加與全社會的失業率上升並存,農村剩餘勞動力流動速度加快與困難加大並存,這將使得潛在的社會不穩定因素有增加的趨勢；少數人暴富與相當部分的城鄉貧困人口並存,社會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工農業產品積壓,產銷率不高與相當一部分人民群眾（尤其是農村居民）的有效購買力不足並存；經濟規模迅速擴大與資源浪費、環境污染日益嚴重並存,能源和水資源短缺和生態失衡、環境惡化日益成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制約因素；對科學技術和人才的需求日益提高與大量低素質的剩餘勞動力並存.
這些問題都是短期內難以克服的,必須經過長期的艱苦努力和精心的操作才能逐步解決.這表明,我國的未來發展前景是美好的,但面臨的困難也是很大的.
21世紀上半葉（2000～2050年）中國經濟長期預測
對2000～2050年中國經濟的發展進行預測是超長期預測.未來50年不確定的因素很多,我們只能在一定的假定條件下（如不發生世界大戰,國內基本保持社會安定等）,採取定性分析和定量計算相結合的辦法進行預測.這里我們使用了系統動力學、投入產出、經濟計量三者相結合的模型,預測中國在2000～2050年間人口、經濟增長以及結構變化情況.
一、人口預測：總量不超過16億,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
二、經濟增長以及結構變化放緩,加大環境惡化
三、資源更加短缺

F. 中國經濟的發展對中國的影響

一方面，這對中國有利:

1、國民經濟的整體實力經歷了由弱到強、由小到大的歷史性轉變。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地位和影響力顯著提高。

2、人民的生活已經實現了從貧困到總體福祉的歷史性跨越，並且正在朝著總體福祉的目標前進。

3、經濟結構從低水平向高水平、從不平衡向相對平衡進行了大幅度調整。經濟發展的協調性顯著增強。

4、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由弱到強，跨越式發展，支撐經濟發展的能力明顯增強。

另一方面，對國家不利:

1、能源消耗嚴重，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問題日益突出(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實行粗放式經濟增長模式)。傳統的煤炭資源開發模式不僅浪費資源，而且造成環境污染，降低企業經濟效益，給社會經濟發展造成巨大損失)。

2、對國民經濟宏觀調控能力和法律法規的挑戰。(二)城市化進程中亂佔耕地現象嚴重，造成城市土地佔用過度擴張而造成的農田破壞和佔用；城市化、重建和拆遷過程中政府控制不力，導致許多城市發生違法建設，獲得國家補償極為普遍。

3、各種收入差距仍在擴大(社會矛盾正在加劇)。

4、中國產業結構不合理的問題依然突出(表現為農業基礎薄弱、製造業規模大而薄弱、服務業發展滯後)。主要由第二產業，特別是工業驅動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沒有根本變化)。

(6)經濟影響擴展閱讀：

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發展成就

一、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

中國的經濟奇跡是建立在中國耀眼的經濟發展成就基礎上的。從數量規模上看，1978年改革開放伊始，中國的經濟規模僅有3679億元人民幣；而到2017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名義）已經高達82.71萬億元人民幣，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整體提高

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中國近40年的經濟增長確實稱得上是一大奇跡。

從人均GDP水平的角度看，1978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381元人民幣，僅為同期印度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二，是當時世界上典型的低收入國家；而2017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高達59660元人民幣（近8800美元），已經躋身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

從社會生活水平的角度看，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使得中國在能源、交通運輸、郵電通信、科教文衛等基礎產業、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取得諸多輝煌成就。

三、綠色發展與可持續發展

以碳排放減少為例，據《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2017年度報告》，最近十年間，中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減少了將近41億噸二氧化碳的排放。顯然，中國的綠色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經濟轉型升級已經初顯成效。

G. 經濟對個人有什麼影響

在1999年出版的《中國發展報告：社會與發展—中國社會發展地區差距研究》第4章中，胡鞍鋼博士(1999a)使用回歸分析技術，根據我國30個省區市1979-1994年的有關數據（共16×30=480個樣本點），測算了發展的初始條件（即1978年的人均GDP）、區位條件、基礎設施、資本投入、人口增長、人口質量等因素對經濟增長（用人均GDP增長率表示）的影響。在4個多元回歸方程中，人口增長率作為自變數之一，其回歸系數均為負值，在-0.59至-0.36之間，於是得出結論：人口增長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可提高0.36～0.59個百分點，並進而推論：「人口自然增長率只要降低幾個千分點就會明顯促進人均GDP增長」（胡鞍鋼，1999b）。這個結論隨即被大量引用（如田雪原，國家計生委《西部大開發中的人口與發展問題研究報告》等）。

我們試用1998年的數據來檢驗上述結論。1998年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比1997年下降0.53個千分點（註：從1997年的10.06‰下降到1998年的9.53‰。），那麼，根據上述推論，1998年的人均GDP增長率應比1997年有所提高（1998年固定資產比1997年增長13.9%）。但實際情況是，按可比價格計算，1998年人均GDP增長率為6.7%，反而比1997年下降了1個百分點（註：1997年人均GDP增長率為7.7%。）！由此看來，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絕非如此簡捷明了，更不會「立竿見影」。胡鞍鋼博士的上述結論值得商榷。

2 經濟學理論的「矛盾」

作為一種強有力的定量分析手段，回歸分析應該以定性分析為先導，回歸分析的結果也應該用正確的理論來解釋。在發現人口增長率對經濟增長的回歸系數為負數後，由於胡鞍鋼博士沒有分析二者之間內在作用的因果關系，因而從經濟學的意義上看，所得出的結論缺乏說服力。

迄今為止，人們對人口與經濟關系之間的研究還很不充分，對人口增長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及作用幅度與方向）還沒有達成共識。關於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理論分析，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大類型，即馬爾薩斯派和反馬爾薩斯派。

馬爾薩斯派的主要觀點是，人口增長會導致勞動生產率降低，生態環境退化，社會總儲蓄減少（率下降），從而不利於經濟增長。盡管技術進步速經濟增長，但是，如果人口無限制地增長下去，那麼，技術進步的步伐將最終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從長期的觀點看，人口增長阻礙經濟的增長。

反馬爾薩斯派則認為，人口增長可能在短期內會不利於經濟增長，但從較長的時期看，人口增長將最終促進經濟增長。首先，人口增加將增加勞動力供應，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壓力的存在將激發技術創新，推動經濟發展。第二，「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較多的人口可能產生更多的知識與技能，科技進步正是經濟發展的動力來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資源優勢，較大的市場規模必將產生「規模效應」（註：前些時候，有的學者曾在某大報上著文，強調人口多對我國當前擴大內需的積極作用。）。

3 統計方法應用的「陷阱」

統計分析，尤其是基於不同時期不同地區數據（所謂時間序列橫截面數據）的分析充滿了「陷阱」。

在胡鞍鋼博士的回歸分析中，有一個潛在的基本假設條件：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單向的，人口增長本身不受經濟增長的影響（註：用計量經濟學的術語講，人口增長應該是一個外生變數．在以經濟增長為因變數，以人口增長（及其他變數）為解釋變數（或自變數進行回歸分析時，由於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的作用是相互的，得到的人口變數的回歸系數必然是有偏估計，不能反映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真實影響。）。很顯然，這個假定靠不住。人口與經濟的關系是雙向的，人口增長必然要受到經濟增長的影響，並最終取決於經濟增長（註：例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國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經濟發展嚴重受損，人口增長率因此急劇下降，甚至負增長。），人口自身的生產必須與物質資料的生產相適應。因此，把人口增長作為自變數，把經濟增長作為因變數，進而計算得到的回歸系數是不正確的，不能正確反映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作用的方向與強度。因此，胡鞍鋼博士的4個回歸方程並不必然支持「人口增長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可提高0.36-0.59個百分點」這個結論。

從統計學的意義上講，任何兩個變數在數量上的變化都可能呈現某種「相關」的關系，但如果不對這種「關系」的內在作用做認真科學的分析，很可能導致錯誤的結論。「規律性的現象」並不就是規律本身！「相關關系」不等於「因果關系」。試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改革開放以來，教師收入增長很快，環境污染也越來越嚴重。教師收入與環境污染這兩個變數之間並無必然聯系。但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進行回歸分析，那麼就會得到教師收入增長不利於環境保護的荒唐結論。

4 統計水分的「迷霧」

統計數據存在系統誤差，使分析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十分困難。

由於種種原因，特別是體制方面的原因，我國的人口統計數據和經濟統計數據與實際情況均存在較大誤差。據估計，計劃生育統計報表的水分約為30～40%。有人認為，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出生和人口增長數據可能還存在一定的漏統。

與人口統計數據相比，經濟統計數據的水分更大。據2000年2月3日的《中國經濟時報》，連續兩年獲湖北省「十強縣市」的丹江口市的經濟統計數據水分極大（見下表），GDP和鄉鎮產值高報幅度分別在100%和160%以上。毋庸諱言，這種虛報經濟增長指標的現象在全國非常普遍。

表1 湖北省丹江口市經濟數據統計水分

附圖{圖}

說明：「1998年統計水分」的計算中有一個假定，即：1999年有關經濟指標的實際值與1998年相同。如果1999年經濟有所增長，那麼，實際的統計水分將比以上計算值更大。

經濟統計數據高報、人口統計數據低報，勢必人為造成（或加劇）經濟增長與人口增長之間的負相關關系。目前，我們還很難計算經濟增長與人口增長的數量關系。換句話說，即使我們能夠確定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定性關系，在計算定量關系時也沒有太大的把握。

5 實證分析的「反例」

1992年11月，為迎接開羅「人發」大會的召開，聯合國秘書處經濟和社會事務司（註：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atariat.）在巴黎召開了專家組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法國學者Blanchet運用世界各國的歷史數據做過類似的分析。

其回歸結果表明，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口增長率與人均GDP增長率出現強烈的負相關，而在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顯著聯系。雖然這項研究結果得到許多其他研究的驗證，但是，Blanchet認為，這些分析並不必然表明80年代以後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具有明顯負作用。相反，他認為，回歸系數為負，意味著增加經濟活動人口（註：總人口與經濟活動人口高度相關。）將使社會總產出下降，這很難從理論上得到解釋。因為在較短時間內，大致可以認為資本總量、自然資源的數量和質量等其他因素基本不變，勞動力的邊際生產力不可能為負值。Blanchet還用實例說明，即使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內在作用機制不變，人口增長率的回歸系數的符號和數值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一定時期為正，在另一時期為負，在某一時期甚至接近於零。

6 結論

在我國（及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控制人口增長有利於經濟發展，這一點毋庸質疑。但是，現有的研究還不能完全揭示人口與經濟相互作用的內在機制，尚不能准確反映人口變動與經濟增長有關指標的數量關系。正如一些學者（註：如Srinvasan;Johnson and Lee。）所指出的，目前所完成的研究經常出現樣本有限、數據質量不佳、定性分析失當、定量分析欠妥等問題，對發展中國家及地區人口增長率下降的後果（如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的研究還很不夠。因此，從提高人均GDP的願望出發，提出人口增長的控制目標，是不合適的。

胡鞍鋼博士的這項研究是一次非常有意義的嘗試，我們願意與胡鞍鋼博士一道，繼續探討我國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相互關系。

後記：在本文剛剛完成後，我們看到了西部某地計生委的一個立項報告。該報告說明項目實施後，每年可使當地的人口增長率降低2個千分點。因為「人口增長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可提高0.36～0.59個百分點」，所以，控制人口增長可以使當地每年的GDP至少增加xx億元（這個GDP的增加值＝人口增長率下降幅度×0.36×總人口）。未來幾年，這個地區的人口增長率仍有下降的空間，但GDP是否能增加xx億元，我們期待著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