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春秋經濟政策影響

㈠ 春秋時代前期西周大篆的影響是什麼

春秋時代前期，各國的書法都經歷了一個或長或短的沿用西周大篆的階段，這回是西答周傳統書法進一步衰微，而新的書體正在醞釀產生的過渡階段。打破沉寂、予人全新感受的書體式樣首先在楚國出現，隨後這種新的書體蔚成風尚，在楚系廣闊的范圍內流行開來，並且由南向北影響到中原的晉系以及黃河中下游的齊系。

㈡ 相比於西周時期,春秋時期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發生了哪些變化

相對於西周時期春秋時期社會經濟政治制度發生了一些變化，所謂禮樂崩壞，不再以周天子為政治中心，諸侯各自為政，合縱連橫，各自鑄造錢幣，戰爭不斷，秦朝商鞅變法，周天子成為傀儡。

㈢ 分封制在西周和春秋時期各產生了什麼影響

周時期，分封制鞏固周朝統治，擴大周朝疆域，奴隸社會走向強盛。春秋時期，諸侯不再聽從周天子的命令，各諸侯國相互間爭奪和混戰，大國兼並小國，大國之間爭霸。

㈣ 西周春秋時期的國人與雅典的公民對國家的管理有什麼異同

同：國人和公民都屬於統治階層，都能夠廣泛參與公共事務管理，回對國家興衰有決定性作用答。
異：雅典公民分享政治權力的依據是城邦男性成年公民(「成年男性公民」是指父母祖籍均屬本城邦，擁有一定財產，能自備武裝服兵役的成年男子。沒有一定財產，不能自備武裝服兵役的雅典本地人成年男性仍不算公民。)，依據城邦制度參與政治活動；具有直接民主的特點。國人以血緣宗族成員的身份參與政治，不具備民主權利.「國人」干預政治的方式很多，或決定國君的廢立，或過問外交和戰，或參議國都遷徙

㈤ 從西周到春秋的問題

因為分封制的，所以諸侯割據，思想活躍，是個有些混亂卻真實的紛爭年代，影響了幾千年的中國，是個偉大的卻可能是個有些悲哀的時代

㈥ 西周、春秋、戰國時期的生產力發展情況和生產關系情況。

西周時期還是奴隸時期，生產工具使用的還是青銅工具，不耐用而且不容易製造。回人力耕種。生產關系是答奴隸主強迫奴隸和平民進行勞動。春秋時期發明了鐵農具和牛耕，大大增加生產力，空餘的空地被開發出來，但沒有推廣。奴隸社會慢慢瓦解，有了農民和地主的雛形。戰國時期各國變法，承認土地私有，削弱貴族權力和地位，開始出現封建社會的對立階級地主和農民，推廣了鐵農具和牛耕

㈦ 簡述西周、春秋、戰國時期音樂發展的特點,這一時期音樂文化有哪些成就

春秋時期——宮廷音樂家
據載，我國古代的宮廷音樂，素來以碩大的規模和和宏偉的氣魄著稱於世。春秋時期，王室獨占音樂文化的局面已經一去不返，各國樂師適應各諸侯國統治者的享樂需要，開拓出一個較之前代更大發展、范圍更加廣闊的音樂天地。
春秋時期的宮廷音樂家一般有兩個特點；其一是他們的名字前面都冠以「師」的稱呼，如師曠、師涓等為的是表明他們在當時較高的社會地位。其二，樂師們往往是雙目失明的瞎子。因為盲人有較強的音樂記憶能力。
1。師曠 晉國著名的音樂家（公元前572--532年）師曠善於用琴聲描繪飛鶴的翱翔、鳴叫，以及舒翼而舞的優美姿態，還能表現大自然中的風雨聲和雷電聲等震撼人心的種種音響。他演奏的琴曲名為「清商」、清"清角」他有非凡的音樂才能和高超的演奏技巧。
師曠的聽覺比晉國鑄鍾樂工要靈敏的多，他是一位重於藝術、敢於直諫的音樂家，他還彈的一手好琴，具有相當精湛的技藝。

典故：《史記·十過》中記載著 「師曠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昔者黃帝以大和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則敗。」平公不信，遂要聞之。師曠不得已奏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二奏之，大風致而雨隨之，飛廊檐，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
2.師涓 衛國樂師師涓（公元前534-492年）也以善彈琴而著稱，並善於搜集和彈奏民間樂曲。《史記·樂書》中記載了師涓隨衛靈公出訪晉國的事跡：「衛靈公將之晉，夜半時，聞鼓琴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招師涓命其為我聽之而寫之。師涓因端坐援琴，聽而寫之。異日後，師涓見晉平公，靈公便要聞新聲，平公既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一曲未終，師曠便按住琴不讓再彈，說這是亡國之音，聽不得。平公問何道理，師曠說此乃商紂王時樂師延所做的「靡靡之樂」。這故事說明衛國的商民族聚居之地其民間音樂的豐富和師涓的音樂悟性及對民間彈奏樂曲的廣泛搜集。
3·師文 鄭國一位傑出的大師曾從師與師襄，師襄誇獎他說師曠的《清角》，鄒衍的吹律都不及師文。《呂氏春秋·審分覽》載，師文二十五弦琴時，整天彈的如痴如醉，甚至拜倒在琴的面前喃喃自語：我效於子效於不窮也。」說明師文有極其豐富的音樂內心世界。他是鄭國宮廷音樂樂師的優秀代表人物。師文學習音樂的態度非常嚴肅，據說他學琴三年不成，老師誤認為他笨拙，讓他回家。師文去講了一段富有哲理的話，他說曲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這便亦是成語「得心應手」的由來，他成為我國古代音樂演奏的一項重要美學原則。
秋戰國時期是我國古典音樂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由於思想領域的大開放,這一時期的音樂思想呈現出絢爛多姿的景象,音樂理論空前活躍。音樂美學方面,儒家孔丘、荀卿、公孫尼重功利、重情理;道家老聘、莊周重藝術、重精神。他們的見解,對日後中國音樂的發展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當代對這一時期音樂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墨、道、儒三家的論爭方面,而美學思想又是這一論爭的焦點。

墨家主張「非樂」

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墨翟認為音樂既浪費錢財,又不能解除人民「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之「三患」,只能誤國誤民,因此應予以取締。墨翟認為音樂——「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能引起人的美感,使人快樂。但它的存在,上有害於國家的治理,下不中萬民之利。他認為「農夫」、「婦人」聽了音樂,一定會妨礙農事和紡織;「士」聽了音樂,一定會影響精力和才智;「王公大人」聽了音樂,一定不能「蚤(早)朝晏退,聽獄治政」,其結果必然「國家亂而社稷危」。在墨翟看來,音樂愈進步、愈發展,國家的治理就愈難,「樂逾繁者,其治逾寡」。他認為「樂,非所以治天下也」,就是說,音樂對治國平天下毫無用處。墨翟的見解,從其同情下層民眾、反對「王公大人」過分的音樂享受來說,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畢竟純屬空想,完全行不通。他單純強調政治和生產,完全否定音樂的社會功能,反對音樂的進步和發展,也不切實際。因此,在社會上並未產生很大影響,在秦統一六國以後,這個學派就銷聲匿跡了。

道家提倡「大音稀聲」

道家和墨家一樣,都反對音樂、否定音樂,道家以老莊為代表,他們提倡自然,否定一切人為音樂。道家的音樂美學思想在《老子》一書中得到了闡釋。《老子》全書共八十一章,涉及音樂的論述只有四處,分別是「音聲相和」、「五音令人耳聾」、「樂與餌,過客止」、「大音希聲」。其中「大音希聲」一語,可以看作是《老子》整個音樂美學思想的核心,直接影響了其後莊子等人音樂美學思想的形成,在中國古代音樂美學史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以《老子》道的哲學思想為基礎,對其音樂美學思想加以分析總結,可發現《老子》把音樂分為兩類:一類是道的音樂,即無為的自然的音樂;另一類是世俗的音樂,即人為的非自然的音樂。道的音樂符合道的特徵,它是一切人為音樂之本,無所不在,無所不容。它是最美的,又是無聲的,是音樂的最高境界。人為的音樂則是動聽的,因此它會令「過客止」,但這種有聲之樂的美是世俗的、暫時的,會「令人耳聾」,所以不宜提倡。對於聖人來說,治理人民時,要「為腹不為目」,所以,要取消耳目的享受,要廢除包括音樂在內的一切文化,如此才能天下大治,而達到《老子》所希求的「無為而無不為」的境界。道家的種種說法,表面看來似乎對音樂和美均持否定態度,實際恰恰相反,它比任何學派更重視音樂——作為藝術存在的音樂;更重視美——高於形式美的內在的、精神的美。換句話說,它強調的正是藝術創造的非認識性規律,即審美規律。而這一點恰好是其他學派所沒有注意到的。

儒家以「善」、「和」為美

儒家的音樂理論對音樂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給予充分的肯定。在音樂內容與藝術形式上,儒家的音樂理論把內容的"善"、"和"放在第一位,而藝術形式的美,則放在第二位。中國傳統的音樂審美以"和"為中心,對我國的音樂家發展有著極深遠的影響。作為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是中國音樂、文化史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音樂思想主要集中在《論語》中。孔子在政治上主張「以政以德」,提倡「禮治」,重禮、樂的政治作用,強調音樂從道德上能感化人。他曾說:「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關於禮」。孔子認為音樂的思想性和藝術是「善」和「美」。凡合於所謂仁德者為善,表現平和中庸者為美,形成了人類歷史上最早的音樂審美標准一。之後,孔子的弟子公孫尼繼承、發展了儒家音樂理論,他的見解被保存在經過漢代學者整理的音樂論著《樂記》里。公孫尼反對當時有些人把音樂單純作為奢侈品或消遣物的看法,也反對那種否認音樂存在的觀點。認為音樂是客觀世界的主觀反映,「樂」是人的心受了外界事物的影響,激動起來,便產生了一定的思想感情,然後用按一定規律組織成的聲音和舞蹈動作去把它形象地再現出來的。其次,作者還明確論述了音樂和生活、政治的關系,認為音樂必然表現社會的政治,為政治服務,就是說音樂與政治是相通的。所以太平時代的音樂一定充滿安樂,政治也修明、和美;禍亂頻仍時代的音樂一定充滿怨恨,政治也倒行逆施;國家將亡時代的音樂一定充滿悲哀,民生也困苦不堪。
公孫尼認為,音樂要充分發揮其教育功能,必須強調其政治、道德的標准,所謂「德成而上」,就是說有了合乎「禮」(封建的統治秩序與道德規范)的思想感情——「德」,才是上等作品。藝術標准在這種意義下是次要的,所謂「藝成而下」。但是,作者並不認為「藝」是無關緊要的,它指出音樂是「德」開出來的花朵,它要引人喜愛,總不能沒有艷容與芬芳。所以音樂必須要有藝術性;必須「治其飾」,就是說要用美的形式表現出來。要使曲調(「聲」)、歌詞(「文」)及各種美的形式和表現手法(「曲直、繁瘠、廉肉、節奏」)都符合內容的要求,能感動人們的向「善」之心。在《樂記》看來,凡是思想性和藝術性相統一的作品,才是應該提倡的「德音」、「和樂」,否則,就是應該反對的「溺音」、「淫樂」。由此可見,儒家強調的正是音樂與現實人生的聯系,是情與理的統一,是音樂為社會政治服務的實用功利,而這一點也是其他學派所沒有論及的。不過,「儒家一開始就把音樂看作「修心養性」的工具,沒有獨立藝術的觀念,一切都要道德化,這樣的音樂可以使聽者變成聖人,也可以使聽者變成禽獸,在儒家看來,對音樂的發展要加以控制就是情理之中的了。
縱觀春秋戰國時期音樂思想的這場論爭,儒家學派對音樂的見解最為積極。它否定了商周以來把音樂從屬於「神」的傳統觀念和種種否定音樂存在的見解,肯定了音樂與現實人生的聯系,奠定了我國音樂的現實主義傳統。但過分強調音樂的實用功利,往往會束縛藝術和審美的發展,使音樂失去美感和動人心魄的力量。這方面,道家「有無相生」的思想則成為它的對立和補充。它以超脫一切的力量(想像、情感、美,還有較晚出現的傳神、意境等等,都是這種思想的延伸與發展),給中國音樂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總之,春秋戰國儒、道兩家已經初步奠定了我國音樂美學的思想體系,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對我國音樂的發展產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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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春秋戰國和西周相比發生了哪些明顯的變化

1、社會經濟方面，鐵制農具的出現、牛耕的推廣、水利事業的發展、技術上的進步和產量上的提高等等，都大大增加了農民對私田的興趣，所以統治者不得不改變剝削的方式，開始向徵收實物稅過渡。

春秋戰國時期的經濟比西周時期有了更大的進步，農業勞動生產率有較大上升，進而推動了社會分工的發展和商品經濟的發達，私營工商業者積累了大量的財富。經濟的發展使各地區的聯系加強，不平衡性減少，相互依賴關系更為密切，實際上為統一奠定了基礎。

2、社會結構方面，生產力的不斷發展，推動了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原來以等級分封制為基礎的相對封閉的小型社會逐步演變成為大型的復雜社會，要求建立更加嚴密的管理體制。

同時，兼並戰爭也使得形勢更加嚴峻，要求改變卿大夫專權的局面，所以在這種背景下，想要在列強中立足，就要進行變法改革，不然就無法改變被淘汰的命運，這也為統一奠定了制度上的基礎。

3、文化知識方面，文化知識不再為貴族階層所壟斷而流向了民間，社會開始出現新興的士人階層，他們掌握了學術文化知識，其活躍的社會行為促進了文化學術領域的繁榮，最終出現了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局面，所以，這個時期還是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一個高峰。

(8)西周春秋經濟政策影響擴展閱讀：

春秋約300年的歷史，上承西周歷史的發展，下啟戰國大變動局面的先河，在政治、社會、文化各個領域出現了一系列引人矚目的新現象。

而戰國時代，最重要的歷史特徵，就是繼春秋時期諸侯割據爭霸以後，幾大強國之間進一步展開規模更大、更為激烈的兼並戰爭。經過長期混戰，西方的秦國成為最終的勝利者，建立起了統一的君主專制帝國，從而結束了春秋以來的分裂局面。

㈨ 夏商西周春秋的文化成就及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是什麼

中國文化起於何時?目前史學家尚無定論。《周易·系辭下傳》說：「古者包犧氏之王 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無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垂衣裳而天下治。」這是《周易大傳》作者的遠古文化起源論。司馬遷作《史記》，「自黃帝始」。漢代以後，關於「三皇五帝」的傳說很多。「五四」運動以後，20年代至30年代，國內出現了疑古思潮，對於傳說的三皇五帝一概持否定態度，認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都是神話人物，實際並無其人，甚至也否認了大禹治水的歷史真實性。由於甲骨文的發現，商代的歷史總算肯定下來了。夏代仍在懷疑之列。但是近幾十年的才古發現，證明中國確有很長的歷史，中華民族的歷史不是縮短了，而是伸長了。夏代的真實性已逐漸肯定下來。我認為伏羲、神農、黃帝雖然是傳說人物，也未必全無事實根據。伏羲指畜牧時代的代表人物，神農指農耕時代的代表人物，黃帝指發明了宮室衣裳的時代的代表人物。堯舜禹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墨、道、法諸家學者共同承認的，未必出於人們的臆造。近來中國古代神話的研究者認為堯舜本是神話人物，後來轉化而為歷史人物，是神的人化。我則認為，從先秦諸子的記述來看，堯舜禹本來是歷中人物，後來《山海經》等把舜禹轉化為神，無寧是人的神化。漢代緯書也曾經將孔子神化，幸而《論語》、《左傳》、《史記》都保存了關於孔子的記載，孔子還是被還原為人。我認為，在殷周以前，中華民族(當時稱為華夏族)已有長久的歷史，這是應該充分肯定的。

商代宗教和藝術已相當發展，保存至今的商代青銅器的精美，至今猶今人贊嘆。商代的甲骨文表明當時文字已很繁富。《尚書·周書·多士》記述周公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這表明商代已有典籍，但都失傳了。孔子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1)孔子已嘆夏商之 禮「文獻不足」，今日更難考其詳情了。甲骨文提供了商代史跡的一些證據，但仍然是不完備的。

《尚書》的《洪範》篇，傳本列在《周書》，《左傳》記述春秋時期士大夫的對話，其中引用《洪範》中的文句，卻稱為《商書》。20年代有人懷疑《洪範》是戰國的作品，但《左傳》中記述春秋時卿大夫已引用《洪範》的文句，足證在春秋時《洪範》已是公認的典籍，不是後人依託。(郭沫若先生認為《洪範》是孔子之孫子思所作，更是主觀 臆斷。)《洪範》是中國上古時代第一篇有系統的理論文章。《洪範》提出五行、五事 之說：「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五行是關於自然事物的類別；五事是關於人的認識的初步分析。

《周易》古經可能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周易·系辭下傳》說：「《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從《周易》引述了一些周初的故事而沒有引述其後的故事來推測，《周易》應是西周初年編成的。(有人認為《周易》出於戰國 ，也是無據之說。)《周易》提出了六十四卦的完整體系，含有對立統一的辯證觀點。Z Z 孔子贊美周代文化：「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2)從《尚書·周書》的記載來看，周公旦確是文化史上一個重要人物，他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對於以後儒家有深遠的影響。要之，殷周時代是中國傳統文化形成的時期。

西周末年，伯陽父提出「天地之氣」的觀念，史伯提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命題 (近人或謂仁陽父與史伯是一個人，但尚無確據)，表明西周末年哲學思想已達到一定的水平。

孔子是中國文經史上一個承前啟後的文化巨人。孔子生於紀元前551年，到現在已二千 五百多年。孔子以前的中國歷史也已有二千五百多年了。韓非說：「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3)表明春秋戰國以前，華夏族已經有二千多年的發展過程。孔子的偉 大貢獻是興辦民間教育，把「學在官府」的文化傳授給一般平民，從而促進了文化學術的發展。孔子總結了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成就而提出了自己的一貫之道，這一貫之道即是 「仁」，仁的主要含義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即自己要求立達，也協助別人立達，即肯定自己，也承認別人。孔子以此為道德的最高原則。孔子總結了自古以來的生活經驗，提出了最高的道德原則，而對自古以來的原始宗教不感興趣。他宣稱：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4)他不談死的問題，不談鬼神。這種「務 民義遠鬼神」的思想態度，對於爾後中國文化的發展發生了深遠的影響。

與孔子同時而年輩稍長的是老子。他寫出了中國第一部哲學著作《老子》。《老子》提出了中國第一個本體論學說。以往人們都認為天地是最根本的，《老子》認為天地不是最根本的，還有比天地更根本的，即是「道」。「道」是天地萬物的最高本原。所謂道就是自然世界的普遍規律。《呂氏春秋·當染》有「孔子學於老聃」的記載，《禮記· 曾子問》敘述了孔子問禮於老聃的故事。但《老子》書有批評禮的文句，因此後來有人提出了《老子》的作者是否老聃的疑問(這個疑問是北魏崔浩首先提出的)。30年代以來，許多史學家將《老子》一書列為戰國時期的著作。但是，《論語》中記述了孔子對於 「以德報怨」的批評，而「以德報怨」之說見於《老子》書中。從《老子》全文看，有少數文句確定是出於戰國(如「絕仁棄義」之類)，大多文句亦無必然出於戰國的明證。因此，近年多數史學家仍然肯定孔老同時的舊說。孔子與老子是春秋末期兩個思想家，雙峰並峙，開辟了中國哲學思想的洪流。孔子是中國倫理學說的最大宗師，老子是中國自然哲學的最大宗師。

㈩ 西周、春秋、戰國社會經濟

西周，經濟上實行井田制，一切土地歸國王所有，努力被迫在田上耕種；社會政治上專實行法制和分封屬制。宗法制的最大特點是嫡長子繼承製，宗法制在政治上的體現就是分封制，通過分封形成森嚴的統治等級。夏、商、周（西周）三代被稱為我國的「青銅時代」。春秋時，鐵農具開始出現；戰國時，鐵農具和牛耕得到推廣（鐵器時代的到來，標志我國社會生產力的顯著提高）。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先後變法，促使土地所有制有國有制向私有制轉變，如齊國的「相地而衰征」和魯國的「除稅畝」，以及後來魏國的李悝變法、楚國的吳起變法、秦國的商鞅變法。春秋時，楚相孫權傲修芍陂；戰國時秦國蜀太守李冰修都江堰，水工鄭國修鄭國堰。春秋戰國時，冶鑄業有劃時代的發展，創造了鑄鐵柔化處理技術；《考工記》是戰國的手工藝的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