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頭經濟對俄羅斯的影響

⑴ 為什麼俄羅斯的富豪要叫寡頭

寡頭這個詞一般用在經濟領域，特別是在俄羅斯，專門用來形容那些在蘇聯解體之後，乘機回將國家資產占答為己有，而後在資本主義市場上不斷侵吞其他同行，最後成為這個國家（俄羅斯）某個行業的絕對「統治者」。在俄羅斯，人們不用「壟斷」資本家這個詞，而是用「寡頭」，可能是由於歷史原因吧～
普京上台後，對國內的經濟「寡頭」們進行了大清洗。這就是為什麼原石油寡頭尤先科最後變得那麼慘，而阿布不得不離開俄羅斯，改行搞足球的根本原因。
「寡頭」這個詞有較強的貶義。畢竟這些人發跡靠的是為人不齒的勾當～
還有軍事寡頭、政治寡頭，與獨裁者就有些相似了

⑵ 俄羅斯政府 寡頭

本質為資本主義的國家對待資本家的手段不會是趕盡殺絕。作為普版京來講，一方面需權要整頓經濟，為百姓考慮，一方面也需要有資本後盾。這與國家利益密切相關，一個有大智慧的政治家都會如此選擇，畢竟這關繫到國家的穩定與長期發展。

⑶ 俄羅斯在清除寡頭政治後，為何經濟形勢仍沒有大的好轉

俄羅斯的寡頭政治，只是困擾俄羅斯經濟的一個因素。俄羅斯單單清除寡頭政治，不足以解決所有困擾俄羅斯經濟的所有因素。只是解決一個因素，是沒有辦法扭轉俄羅斯惡劣的經濟形勢的。制約俄羅斯經濟發展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三個是：1、計劃經濟體制；2、休克療法；3、外部勢力的打擊。

3、外部勢力的打擊——讓普京的經濟改革徒勞無功

俄羅斯的經濟先天不足再加上後天失調，已經是非常難挽救的了，不過呢，一線生機還是有的。通過長時間的慢慢恢復，俄羅斯的經濟也許最終能煥發生機。只可惜，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的打壓，斷絕了俄羅斯經濟恢復的最後希望。一個人也好，一個國家也好，一旦處於先天不足、後天失調，還有人不斷打擊的境況，想再次煥發生機，絕對是不可能的事情。俄羅斯現在之所以能撐下去，主要是因為他繼承前蘇聯的資產足夠多——廣闊的領土和強大的軍工。目前，這兩項，就是俄羅斯賴以生存的法寶。

⑷ 為什麼普京可以消滅寡頭，而韓國總統卻沒辦法打壓財閥

因為俄羅斯可以沒有寡頭但不能沒有普京，而韓國總統可以是任何人來當但是大財團不能倒下。

自蘇聯解體以來，許多寡頭繼承了蘇聯的軍工遺產，並藉助這些軍工產業控制了國家的經濟命脈，在普京上台之前，寡頭已經完全控制了俄羅斯的石油、銀行、新聞等重要行業並實現了壟斷，左右著俄羅斯的經濟發展。不僅如此，寡頭還憑借著強大的經濟實力干預政治，許多高官背後都有寡頭的扶持，寡頭對政治的影響甚至大到足以影響總統提名。

俄羅斯需要普京，韓國需要大財團，也正是因為俄羅斯寡頭與韓國財閥對國家經濟、政治影響力的不同，才各自有了兩種不同的結局。

⑸ 普京可以消滅寡頭，為何韓國總統卻沒有辦法打壓財閥

其實俄羅斯寡頭和韓國財閥都擁有巨大的經濟和政治實力，但是從根本根本上來說俄羅斯寡頭可以替代的，但是韓國就不一樣了，韓國的財閥一旦倒了，韓國的國家根基就不復存在。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普京可以消滅寡頭，為什麼韓國總統卻沒有辦法打壓財閥。

而韓國的企業財閥，他們已經深深地影響著韓國的經濟，韓國的那些政黨必須依靠韓國的這些財閥們的支持，這樣才會讓韓國的經濟發展更加的頹廢。所以說韓國的財閥已經深入了韓國的經濟，一旦打壓他們必然會導致韓國的經濟。頹廢。這樣的作為任何一屆政府都是不能接受的

⑹ 金雁：俄羅斯經濟轉軌為什麼這么難

俄羅斯與中歐經濟轉軌都已經走過了十幾年的歷程，由於各國國情不同，具體的路徑和措施異彩紛呈，因而各國的經濟轉軌的成效和存在的問題也不一樣，盡管轉軌進程仍在繼續，但是沒有人否認，兩者相比差距在逐漸拉大。究其原因除了我以前談過的「帝國後遺症」、科學主義、理性計劃的成份導致的「可逆性」較差等原因外，［1］還有以下其他一些因素。

一、「半專制的弱國家」

經驗證明，經濟轉軌的決心一旦下定，政治結構對轉軌成效的作用就至關重要。一般地說，政治學理論把現代國家按政體（權力的來源）分為民主與專制，按國家權力運作的有效性與治理的力度、提供秩序產品的能力又分為「強國家」與「弱國家」。由此二維度可以分出四類：民主的強國家、民主的弱國家、專制的強國家、專制的弱國家。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都是民主國家，但是都有一個強勢的高效政府。而在轉軌時期，一旦市場化的戰略已定，僅就效率而言，民主與專制的區別就相對不重要，但強政府與弱政府的作用是巨大的。就常規而言，專制鐵腕能有效地抑制各階層各利益集團的討價還價，降低制度變遷的交易成本，但強行配置交易權利造成的合法性缺失容易造成公正危機，並給長遠的發展留下隱患。相反，民主博弈會使轉軌中充滿討價還價的復雜談判，增加制度變遷的效益成本，但由此形成的產權（交易權利）配置具有合法性，於長遠發展有利。在公平方面，民主能有效遏制政務官的腐敗，但對事務官腐敗的制約則要視法治的好壞。而專制總的來講會增加腐敗，但一個「英明的」而有效的鐵腕機制對官員尤其是事務官也能起到一定的約束作用。
然而以上的優劣都要以政府的有效治理為前提，如果是治理效能低下的弱政府，那麼上述民主、專制的各自的長處都無法發揮：專制弱政府無法抑制討價還價，民主弱政府則無法保證交易權利配置的合法性，專制弱政府無法約束事務官，但民主的弱政府相對而言還是能對政務官形成約束的。因此，對轉軌的有效和公正而言，最有利的是民主的強政府，其次是專制的強政府，再次是民主的弱政府，最糟的是專制的弱政府。
當然，民主與專制、強與弱都是有相對性的。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如與斯大林時代乃至勃列日涅夫時代相比，甚至與劇變後一些中亞國家如土庫曼、烏茲別克相比，無疑是民主多了，但在東歐范圍內則無疑算是相當「不民主」的，與曾陷於無政府狀態的波黑、塔吉克相比，俄羅斯的政府算是強的，但在東歐內部，葉利欽政府的有效治理能力比維謝格拉德（指中歐的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四國）國家差多了。
按東歐的標准，民主國家基本特徵是：三權分立、反對黨的存在與競爭性選舉。俄羅斯基本上未形成三權分立，總統猶如「民選沙皇」，反對黨與競選倒是有了，但也不如「北四國」規范。然而，葉利欽時期一方面集權，另一方面在嚴重的財政危機下中央政府能力有限，地方諸侯強大，寡頭爭奪激烈，社會控制能力差，這也是「北四國」所沒有的。如果在東歐內部比較，則「北四國」相對地算是民主的強政府，保加利亞算是民主的弱政府，專制強政府東歐基本沒有，而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應當算是比較專制的弱政府之典型了。
「比較專制的弱政府」給俄羅斯轉軌造成的負面影響極大：由於民主欠缺，對政務官制約不利，俄羅斯轉軌中權力尋租盛行，寡頭坐大。而政府效能差，又導致俄羅斯長期無力整合統一的國內市場，經濟秩序混亂，交易成本增加。葉利欽雖在中央一級集權，但對地方影響有限，各州及聯邦主體單獨選舉，執政者有左有右，各搞一套，中央政令無論是激進「休克」，還是漸進改良，都難以有效貫徹。私有化原說要「分」，結果實際上賴了賬，改「分」為「賣」，又為寡頭操縱，名「賣」實送。可謂「分」沒分了，「賣」沒賣好，在效率與公平上都損失巨大。寡頭的崛起最能反映俄羅斯政治體制的缺陷：民主的不足使社會無力制約前蘇聯體制下形成的權力精英以權圈錢，做大後又要挾政府，政府的無效又使他們反過來以錢弄權，以與政府簽訂「君子協定」保證其利益。前蘇聯無寡頭，民主的東歐亦無寡頭，唯葉利欽的俄國有之。另一方面，葉利欽十年不倒，病夫治國，俄國從未發生波蘭、匈牙利式的左右輪流執政。但俄國政府政策的連續性卻比民主波蘭忽左忽右的政府還要差。相比之下，波蘭的瓦文薩與克瓦希涅夫斯基政治上勢不兩立，轉軌政策卻一直延續少變。葉利欽朝令夕改，諸侯們陽奉陰違，政府走馬燈，投資者無法作長期預期。到了普京時代情況有所改變，克里姆林宮逐漸演變為「半專制的強政府」，被俄媒體稱為「政府的克格勃化」，［2］一邊拿「寡頭」開刀，另外調整治國策略，加強國家干預。

二、俄羅斯與東歐經濟結構的差異

俄國的經濟結構與東歐相比也有相當突出的特點，首先，工業結構中重化工業的比重較大，其中軍事工業以及與軍事相關的產業比重十分突出，這一點在整個東歐是獨一無二的。在經互會國家中當然也有一些國家軍工產業龐大，最典型的就是斯洛伐克。斯洛伐克長期以來軍工企業比重一直較大，在轉軌後軍事工業轉型難度大也使斯洛伐克的轉軌遭到很大的阻力。但是斯洛伐克的軍事工業與俄國不同的是，它基本上是一種純粹的製造業，而且它的產品是可以用於實戰的常規武器，比如坦克、槍械、彈葯等等，這部分軍火工業雖然軍轉民比較困難、私有化也不容易，但找到海外市場或維持擴大再生產還是可能的，因為即使在目前，國際市場上常規軍火的需求量還是相當可觀的。俄羅斯的軍工業與斯洛伐克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從業人數龐大，俄國的軍事工業連同與軍事有關的相關產業，據保守估計佔俄國從業人口的40％，甚至有說達到60％。與此同時，俄羅斯的軍工業是一個生產與研究發展的統一體，就業人員與原料供應都混合在統一的研發體制中，這種體制在市場條件下是很難以生存的，它耗費資源但又沒有產出。還有，俄羅斯的軍事產品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高端產品，尤其是那部分難以進入國際市場、在國際上受制於反核擴散條約而無法出售的產品，如導彈、核武器等等。這些產品佔俄國軍工工業產值的相當部分，據統計要佔到一半以上，這部分產業是既不能私有化，又不能轉民同時也沒有外銷渠道、沒有海外市場。而且只要在武器限制的框架內，現有的市場也是急劇萎縮的。
這樣的經濟結構決定了俄國經濟有相當大的部分實際上是處在無出路的狀態。這使俄國經濟背上很大的包袱，也是其他東歐國家、前蘇聯國家所沒有面臨的情況。因為前蘇聯時期核武器、導彈處在大發展階段，可以向華約國家出口，國內也有很大的需求，還可以向一些第三世界國家輸出。
其次就是統一經濟空間的解體問題，眾所周知，前蘇聯在轉軌過程中不僅僅面臨的是一個體制轉軌問題，同時還有一個經濟空間重構問題。整個東歐范圍內原來存在的統一經濟空間被打破，原來在高度計劃經濟的體制下形成的統一的跨國產業鏈條突然斷裂，對整個經互會［3］國家的沖擊都是很大的。以前社會主義陣營時非常強調專業分工，一個國家的某一種產品比重都很大，而且它是面向整個經互會市場的，現在經互會一解體，實物交易的支付手段以及按盧布結算的方式都不存在了，市場也就隨之解體，相關的產業立即都陷入困境。這是所有的經互會國家都面臨的同樣問題，甚至那些參加經互會的非社會主義國家也因此受到很大沖擊。最典型的就是芬蘭，芬蘭根本就不存在向市場經濟轉軌問題、也不存在私有化問題，它本來就是一個市場國家，與蘇東劇變的體制轉軌毫不沾邊，但是僅僅由於連帶合作由於經互會解體，它的供貨渠道中斷、外銷市場打亂、對外貿易一時無法調整就使得芬蘭這個並沒有發生轉軌的國家在90年代前期國民生產下降了1／4以上，經受了一場沒有「療法」的「休克」，或者叫經歷了一場沒有經過轉軌的衰落。
對多數東歐國家來說，統一的經濟空間解體也就是經互會這一層，除捷克斯洛伐克以外，絕大多數國家都不存在國家瓦解問題，而捷克斯洛伐克的分家又處理得比較理性，雖然「分家」了，但產業分工的鏈條仍然保留，甚至連就業的鏈條也依舊存在，當時捷克和斯洛伐克一直有大量的跨國就業。這種現象在兩國分離以後還延續了很長時期。盡管如此，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分手仍然給該二國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從統計資料中可以看出，捷克的轉軌本來是很平穩的，轉軌的頭一年經濟下滑幅度也不大，只有7％，但是第二年本來已經停止下滑的經濟，由於聯邦的解體又下滑了11％（另一數據為14％），［4］可見這個打擊相當大。
與捷克相比，俄羅斯受到的沖擊就可想而知。第一，原來俄羅斯是經互會統一經濟空間的中樞。第二，俄羅斯又是前蘇聯統一經濟空間的核心部分，蘇聯瓦解加上經互會解體的雙重打擊對俄羅斯經濟帶來的破壞是前所未有的，有統計認為，俄羅斯頭幾年的經濟滑坡中由於統一經濟空間斷裂所造成的損失比制度轉軌還要大。這是大部分東歐國家沒有遇到的情況。能夠與俄羅斯相比的大概只有前南斯拉夫，但是前南由於沒有加入經互會組織，它所遇到的問題只是一國的經濟空間的解體。
另外的一個問題是：過去人們往往把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體制都理解為計劃經濟，其實他它們中間是有很大的區別。有一些國家搞的是不太強調計劃的命令經濟，比如中國就是一個典型，中國解放以來一直處在搞運動的狀態，不太講究計劃平衡，也不講究分工協作，到處搞五小工業、小而全，反對托拉斯化，反對綜合平衡。而東歐國家搞的是理性計劃經濟，是按照科學主義的計劃最優化原則來進行計劃安排的，這種計劃經濟的解構付出的代價要比計劃性不強的國家大得多，而且它在計劃消失以後還要經歷一段既無計劃又無市場的「無序」狀態。在這一類國家中，俄羅斯又是一個科學主義與理性計劃涉及面最廣的國家。當然，僅就理性計劃的深度而言俄羅斯並不是最深的，東德遠遠超過它。東德是搞全國托拉斯化，基本上每個行業都一體化，所有的行業都集中核算、統一領導，幾乎每個行業就是一個大企業，這樣的經濟一旦發生解構，對整個經濟的沖擊是致命的。但是德國有兩個特點不同於俄羅斯：1、兩德統一基本上是被西德接管了。因為西德強大的經濟實力，有效地減緩了東德的計劃經濟解體帶來的混亂。2、更重要的是東德畢竟是一個小國，它的分工協作的鏈條比較短，涉及面也相對比較小。
俄羅斯就不同了，它幅員廣大，國民經濟門類齊全，在這樣一個超級龐大處在高度理性計劃的經濟體系下，大部分產品的行業集中程度都是相當高的，它們對產業協作鏈條的依賴性也是非常強烈的，這種協作鏈條一旦中斷對經濟的打擊比東德及其他東歐國家要大多了。蘇聯解體前很多產品的生產都是非常集中的，比如說生產肥皂的企業，在全蘇聯范圍內只有兩家，生產冰箱的企業、生產照相機的企業都是高度集中的，這些企業一旦原材料進貨渠道、生產銷售出了問題，這個行業就斷送掉了。其他東歐國家很少面臨這樣的局面。

三、經濟轉軌中的策略失誤

任何一個國家在經濟轉軌長達十幾年的過程中發生一些失誤是不可避免的。操作過程中的失誤東歐發生過，俄羅斯也發生過。我們現在指責俄羅斯經濟失誤時都把火力集中在「休克療法」上，似乎「休克療法」是萬惡之源。這個說法如果在中國和東歐做比較時，還可以商榷的話，那麼在東歐和俄羅斯的比較中就不是一個有利的說詞。因為大家知道，中國與東歐的改革到底哪個更激進，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而東歐和俄羅斯都搞過「休克療法」，僅僅就激進程度而言，很難說是東歐更激進還是俄羅斯更激進。因此在俄羅斯和東歐的比較領域中，說俄羅斯不激進而東歐更激進是一點道理也沒有的。實際上東歐既有比俄羅斯更激進、也有比俄羅斯更漸進的地方。我們很難以漸進與激進，有無犯過錯誤來簡單地蓋棺定論。
由於俄羅斯在經濟政治結構上的特點，俄羅斯犯了一些重大的錯誤。這個重大錯誤並不僅僅指錯誤的性質，而是指由於它的結構性特點，即使同樣的錯誤導致的後果也比東歐更嚴重。具體而言，在俄國轉軌十幾年中有這么一些錯誤：首先，在財政緊縮、也就是狹義「休克療法」執行過程中，俄國政府由於黨派斗爭的需要不斷地出現一松一緊的戲劇化局面，使得通過緊縮消除通脹恢復正常經濟平衡這樣一種效果無法實現，實際上蓋達爾政府的財政緊縮只維持了半年，就在議會的壓力下被迫放棄，再次放鬆銀根。後來切爾諾梅爾金實行「沒有蓋達爾的蓋達爾政策」，接著又再度無疾而終，反反復復的結果使得俄國在經濟穩定這個問題上，實行得既不是漸進政策，也不是激進政策，而是高度缺乏一貫性地隨心所欲、虎頭蛇尾的一種政策。結果俄國如果一貫漸進也不至於如此，如果「休克療法」一竿子插到底也不至於如此，
最後我們看到的是最壞的結果，反反復復的經濟緊縮，又沒有一次貫徹到底，以至於使俄國的經濟平衡、經濟恢復經歷了非常漫長的過程。
其次，俄國在體制轉軌、尤其是在企業的微觀和資產更新機制的完成以前就全面開放對外國的消費品市場，進行幾乎無壁壘的自由貿易，這對俄羅斯的工業、尤其是消費品工業的殺傷力是巨大的，大量外來的消費品進入俄國市場一下子就把俄國幾十年來建立的消費體系沖垮了。輕工業本來是俄國的弱項，小心呵護培育，還要有一個成長過程。相反，俄國原來的重化工業、能源工業、軍事工業由於它的獨特的優勢本來就過於發達，通過改革轉變經濟結構應當「扶輕抑重」，但轉軌後反而比預期的結果更加惡化，也就是說，蘇聯原來經濟結構中的問題是，重工業太重，輕工業太輕，消費品工業長期不發達，國內市場短缺，重化工業長期畸形發達這種狀態本來應是在改革過程中逐步調整，但是由於商品市場對外開放過快，受到沖擊首當其中的就是消費品工業，因此使得消費品行業在改革初期受到極大的沖擊，與中國改革正好形成鮮明的對比。眾所周知，改革前期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就是消費品工業。這是一個很深刻的教訓，經濟的對外開放，包括經濟自由在國際貿易中逐步放開，的確是改革的方向，但在順序上有個輕重緩急，尤其不可過於超前於國內的投融資和企業微觀機制的轉換進程。
第三，俄羅斯在私有化問題上也經歷了這樣一些失誤：很多人指責「證券私有化」，「證券私有化」作為方案設計有很多不足大家已經指出。但是現在要說的是，如果「證券私有化」一搞到底或者乾脆不搞，都不會有後來那樣一種結果。在「證券私有化」實施的整個過程中，葉利欽都是在全力以赴對付議會的挑戰，1993年4月的全民公決、10月的炮打白宮，乃至年底的杜馬大選，整個都是以政治為中心的，實際上並沒用多少精力搞這樣一場本來需要全力部署、精心策劃的全方位的分配國有資產的過程，結果使得這個過程實際上成了一個大騙局。首先是由於各個企業不合作，大部分的企業，尤其是具有優質資產、效益不錯的企業，由於內部人控制的結果不願向社會開放股份，使得股票兌換市場始終是有求無供，雖然葉利欽三令五申一點也不起作用，大量私有化證券其實換不到有價值的股票，最後私有化證券中的五分之一沒有兌換就作廢了，等於持券人白白損失了，即使已經兌換的股票中也只換到一些垃圾股。
另外，在私有化的實行過程中的1993年，葉利欽由於接受烏拉爾幫的建議，為了解決當時政府面臨的財政危機，以通貨膨脹為理由大幅度提高原來核算的企業價值，打破了設計時的企業與證券票面價值的一致性，從而使原來按照轉軌以前票面價值設定的私有化證券面額兌換到的是大大提高了以後的企業價值，實際上把證券原來能兌換到的資產大大縮水，等於政府在私有化問題上耍賴了，沒有把原來許諾的資產分給大家，私有化根本就「沒有化了」，大量的證券要麼作廢，要麼只換到一些沒有投資價值的垃圾股。大量的實質資產、優質資產、有變現價值的資產都沒有按原定計劃進入私有化的交易程序，留下來後通過一些不明不白的抵押貸款制、銀行劃撥制流進有權勢的寡頭私囊中，從而造成了公平與效率的雙重損失。如果按照捷克模式認真地去搞證券私有化，認真地把國有資產分給國民，如果按照匈牙利式的「只賣不分」的模式認真地組織公平、公正、公開的拍賣，實行競價原則，都不會造成後來的局面。俄羅斯當局等於搞了一次流為騙局的私有化，原說要分，結果沒有分下去，而是不明不白、半賣半送的給了寡頭，這樣造成的結果比不管是賣還是分都要更糟糕。這種局面無論是面向「外資全賣光」的匈牙利，還是公平地分給全體國民的捷克都沒有出現的，甚至是主要採取民主的內部人私有化的波蘭也沒有的，可以說在私有化過程中，俄羅斯走的是一種最糟糕的道路。
還有，1998年的俄羅斯金融危機是由高度負債、盧布的比價不合理以及俄羅斯金融體系內部的大量不良債務造成。現在很難說如果俄羅斯採取別的什麼辦法就可以避免這場危機的發生。但是當時俄羅斯採取的一些措施加劇了這種危機的危害性、加速了金融危機的到來、加深了金融危機帶來的災難以及拖延了危機後的復甦過程。這些失誤主要表現為在金融危機期間，葉利欽在政治上採取的乖戾的舉措，不斷的更換政府、不斷地對政府進行嚴厲的指責，不斷的更換政府經濟部門的主管領導人，導致整個俄國政策缺乏連貫性，破壞了老百姓、投資者對經濟的心理預期。在經濟存在一定的虛擬化情況下，社會公眾的心理預期往往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公眾認為經濟一定能夠好轉，經濟就會有起色，如果公眾認為經濟會垮下去，它也就真得會一蹶不振。俄羅斯在1996年前後實際上出現第一次經濟回升的勢頭，由於當年全力以赴地搞大選，又由於1996年－1997年期間葉利欽換馬太勤，導致俄國的政治動盪，俄國人的心理預期發生轉變，使得俄國經濟好轉的勢頭轉瞬即逝再次陷入嚴重的危機之中，最後由於金融危機後以後葉利欽不問青紅皂白馬上換掉了基里延科，使得俄羅斯社會更加驚慌失措，擠兌、資本外逃、賴帳等一系列連鎖反應相繼發生。企業之間拖欠的三角債、債務鏈中斷、支付發生危機，整個俄國陷入一種不可收拾的狀態。這個危機會造成如此後果是和葉利欽舉措不當有很大關系。舉措不當在經濟轉軌的大盤中並不是佔主要因素，政治、經濟、結構上的原因是主要方面。

四、深層歷史文化方面的原因

文化因素的作用是一個漫長的因果鏈條，這個鏈條的每一個環節都是有選擇的。俄羅斯傳統文化的特點在轉軌期間的作用也是不能忽略的：1、俄羅斯民族性格中浪漫有餘，易大轟大嗡、一蹴而就，缺乏理性思維、缺乏妥協精神和持久耐力。它在搞市場經濟、計劃經濟時都容易極端化、激進化，容易一哄而上。與此同時，妥協、溫和、中庸的特徵為社會所不容，經常遭到左、右兩端的夾擊，陷入兩頭茫茫不到岸的境地。在經濟轉軌問題上仍在延續歷史上「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爭論。這二者之間的張力過大，兼顧二者的中間層面空間狹小。因此「俄國人很容易從一種完整的信仰轉向另一種完整的信仰」，他們總是力求「在這里、現在、立即就改變生活」，總是力求用快捷的方式解決問題。要麼全部，要麼全不！是俄羅斯人習慣的思維方式。1990年民意調查認為俄國屬於「西方文明」的人有70％，到了2001年這個比例就下降到13％。［5］這種烙煎餅式的大翻個心態，弱化了市場經濟的成長過程。
2、村社的平均意識、輕商抑商傳統和「不與私有化共謀」的民族理念。從東北羅斯延續下來的「俄羅斯集體主義價值觀」和民族認同中的「反西方傳統」，對市場經濟的植入有天然的抵觸。歷史文化中的「平均主義」和幾十年的社會主義保障體系使俄國人養成了依賴思想，因此缺乏競爭、缺乏建立市場機制的動力，雖說俄國已經轉軌了十幾年，市場意識一直很淡漠，計劃經濟的「無腦思維」和等待指令的思想仍十分普遍。目前俄國社會在很多方面仍相當保守，比如俄國對外資的開放程度一直是非常謹慎的，很多企業都不願讓外資參股，更不願讓外資控股，俄羅斯的外資主管部門對外資持一種排斥的態度。但是對外來商品又毫不設防，結果導致外資很難進入俄國，三資企業落地生根困難重重，外資帶來的資本更新和產品的技術進步的推廣緩慢。另外，外國的消費品又直接進入俄國的市場，對俄國的消費品企業造成極大的打擊，一方面面臨外國商品的打擊，另一方面又不能進行產品的更新換代。在殘酷的競爭面前紛紛垮台成了一個難以避免的選擇。
在農業、商業方面也是如此。俄羅斯率先進入零售業的不是「南方人」（泛指高加索諸民族），就是中國人、越南人、蒙古人、波蘭人等，俄羅斯人則以鄙視的態度看待經商者，認為那隻不過是「貪婪的猶太人的營生」。由於歷史上斯托雷平改革引起的動盪，政府在土地政策上長期舉棋不定，盡管很早杜馬中就討論要實行土地私有化，一直到普京時代的前不久才確立土地可以流轉。在這期間的整個過程中，俄國的農業配置一直處在一種說公不公，說私不私的狀態，有競爭力的農業長期無法建立。
3、獨特的民族訴求和強國訴求。歷史上俄國由於處在東西方文明的夾擊下，地緣政治決定了它的「民族身份辨認性」較為突出，強烈的終極關懷式的彌賽亞（救世性）精神支配著俄國人的信念。十月革命以後、尤其是二戰以後「兩大陣營」的劃分，形成了一種「俄國的普世主義」和「反西方資本主義」的民族意識形態，70多年的自主道路和獨立發展使「蘇聯」的概念在俄國人的潛意識中取得的慰藉要遠大於經濟上的。劇變以後本土價值觀的擴展受到挫折，嚴重地刺激了俄國人的自尊心，經濟轉軌又遲遲上不了軌道，所達到的結果和人們的預期出現了巨大的差距，於是整個社會彌漫著「民粹主義」和「強國主義」思潮。從今年10月底俄國首富、俄最大石油公司尤科斯公司老闆霍多爾科夫斯基被捕事件中普通民眾的反應就可見一斑。民眾普遍支持拿「寡頭」開刀，據統計有88％的人對政府的這一舉措持贊成態度，即便是「克格勃化」的新權力集團「西羅維基」乘虛而入也在所不惜。［6］俄國人認為，俄國和西方的文化傳統不同，西方大老闆、大銀行和證券交易所可以掌控經濟，主導國家的經濟生活，而在俄國的國家經濟中發揮巨大作用的只能是國家政權。這也是普京執政以後不得不調整國策，與西方的經濟發展道路保持一定距離的社會背景。俄羅斯國學大師利哈喬夫說得好，要知道「造成目前悲劇性局勢的真正原因隱藏在俄羅斯民族性格的哪些特點里？而哪些特點又給人以希望，使人能對俄羅斯的未來保持樂觀」［7］。也許，了解俄羅斯民族性的成長路徑，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經濟轉軌的復雜性。

⑺ 韓國的財閥們和當年的俄羅斯經濟寡頭，兩者之間到底有何區別

這中間的區別非常大，可謂天壤之別，韓國的財閥們只是控制了大量的國家財富，只能說富甲一方，但是俄羅斯的寡頭不僅大量瓜分了國家財富，還一直在和政壇上的人互相勾結， 進行貪污腐敗等活動。

但是俄羅斯寡頭就不一樣了，首先俄羅斯寡頭誕生於蘇聯解體之後，大批國家財產進行低價拍賣，這些寡頭們抓住機會，用最低的價格掌握了國家的財產，實質上就是在鑽國家的空子，將俄羅斯人民的財產轉變為自己的財產。對社會沒有一點貢獻；在蘇聯解體的時候，工業基礎非常殷實，但是如今的國際市場上並沒有任何一個俄羅斯的國際品牌。

⑻ 誰能推薦一些關於蘇聯解體時俄羅斯經濟改革以及寡頭產生的書

《大國悲劇》 《蘇聯解體前後》 《蘇聯解體內幕》 《戈爾巴喬夫回憶錄》 《莫斯科落》 都是比較有名氣的
有本小說《重生寡頭1991》也不錯

⑼ 韓國經濟比俄羅斯發達，為何感覺韓國人比較窮

韓國經濟發達是貿易發達，算匯率韓國俄國差不多，但是俄羅斯怎麼可能擁有跟韓國一專樣的財富總屬量？購買力平價才是生活質量的保證，這方面俄羅斯秒棒子幾條街！如果中國按匯率算達到人均GDP跟韓國一樣的水平，那中國也能秒韓國兩條街，當然比不上俄羅斯！畢竟坐在一堆金子上和坐在一堆鈔票上是不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