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因素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

① 影響我國人口分布的因素稱為自然因素是什麼社會經濟因素有是什麼

1、自然原因：

中國地勢西高東低，地形上東部以平原為主，有漫長的海岸版線，西部以山地為主，西部地區權大多為高原、荒漠，土地可墾殖率低，而且遠離沿海，在經濟的全球組織中處於邊緣腹地的地位，所以西部地區人口承載力比中東部地區低得多。

2、社會經濟原因：

歷史上，中國的經濟重心逐漸由西部向東部轉移，由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轉移，良好的自然環境推動了經濟發展。

近代以來，東部地區便利的交通為其發展與交流提供了極其便利的條件，為東部提供了良好的發展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東部良好的基礎使東部成為經濟發展的重心，經濟的發展帶來了人口的流動，西部地區盡管人口密度比中東部低很多，但西部地區人口對環境的相對壓力已經大於中東部地區。西部地區的人口生理密度已高於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的人口經濟密度不僅高於中部地區，而且高於東部地區，比東部地區高出的幅度達50%以上。

② 21世紀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時代，這種人口因素變化將對哪些企業有影響這些企業應如何面對變化

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
人口的老齡化意味著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下降，贍養比以及總的贍養費用的上升，老年人的社會保障支出增加等等，這一切都會對經濟的發展產生不良的影響。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人口老齡化會減少勞動力的供給。人口的老齡化必然會導致社會總的青壯年勞動力比例的下降，造成了經濟發展的勞動力匱乏和勞動力老齡化，勞動力要素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投入因素，直接影響到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二是人口老齡化增加了政府的財政負擔。人口的老齡化必然帶來大量的老年人隊伍，為了給老年人穩定的晚年生活，政府必須將大量的財政收入應用於養老、醫療衛生服務以及社會服務，嚴重的增加了國家的財政負擔，減少了國家對經濟建設的投入。從西方經濟的角度來看，一個國家的國民收入通過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最終形成消費基金和積累基金。積累金越多，國家就可以拿出更多的錢用於經濟建設投入，刺激經濟的發展。人口老齡化必然導致國家將大量的國民收入用於老年人社會保障支出，減少了國家對經濟建設的投入，不利於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的發展。三是人口老齡化不利於儲蓄和稅收的增加。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分為儲蓄和消費兩部分，這兩部分此消彼長。儲蓄是投資的基礎，只有儲蓄部分增加，居民才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於投資，刺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人口老齡不利於我國居民儲蓄率的增加。人口老齡化意味著老年人口增加，老年的勞動能力有限，可支配收入減少，用於儲蓄的資金會隨之減少；同時因為生理原因，老年的疾病增加、自理能力下降，甚至需要動用過去儲蓄的資金用於消費，進一步降低全社會的儲蓄率，不利於經濟的發展。另外，人口老齡化會導致政府的支出增加，但在生產勞動領域的納稅人的比例減少，為了增加稅收收入，政府只能提高稅收比例。這一方面會降低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另一方面還會增加企業的負擔，阻礙經濟的正常發展。
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發展的積極影響
人口老齡化是任何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不可避免的產物，再給經濟的持續發展帶來諸多不利因素的同時也給經濟的發展帶來一定的機遇，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老年人消費拉動經濟增長。隨著我國老齡化速度的加快，國家在老年人的社會保障以及相關消費方面的投入不斷增加，老年產業成為一個新興的「朝陽產業」，當前我國老年人消費市場規模已達1萬億元，充分利用好這部分市場可以有效的促進我國內需的增加，有效的拉動我國經濟的增長。二是老年人形成經驗豐富的勞動隊伍。老年人的精力和體力遠不如老年人，但老年人有年輕人所不具備的工作經驗以及熟練的工作技能；同時，老年人的經濟負擔比年輕人要小很多，大多說老年勞動者被退休返聘到工作崗位之後，更加專注於對單位和社會的貢獻，專心工作，創造出比年輕人更多的效益。三是老年人能讓年輕人更加專注於工作。當今的市場經濟時代，社會競爭激烈，科技和經濟迅猛發展，年輕人的工作壓力巨大，還要為撫養小孩以及家庭管理分散大量的精力。更多健康老年人的存在就可以解決這一難題，一方面老年人可以用豐富的人生閱歷教導年輕人專注於本職工作過，減輕社會競爭給年輕人帶來的壓力，另一方面老年人可以幫助年輕人撫養小孩和一部分家庭管理工作，減輕年輕人的負擔，增加年輕人的工作效率。

我國應對人口老齡化應該採取的有效對策
人口老齡化是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它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巨大壓力和沉重負擔的同時也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一定的機遇，只有解決困難、抓住機遇，才能有效地促進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一）合理保持人口增長速度，控制人口老齡化的速度
控制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是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的關鍵所在。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過快，各項老年人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建立，我國已經步入了「未富先老」的社會階段，給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帶來嚴重的困難。要控制人口的老齡化速度，必須保持合理的人口增長速度，改變過去過於簡單的計劃生育政策，制度科學合理的人口政策，保持一定的生育水平和人口基數，減緩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進程。
（二）加強老年人市場的開發
老年人口的增加給我國帶來了巨大的老年人消費市場，國家在增加老年人社會保障支出的同時要加強老年消費市場的開發，滿足老年人各方面的消費需求，通過老年人的消費來拉動我國的內需，創造出新的就業崗位，對國民經濟發展產生乘數效應，有效促進我國經濟的增長。
（三）加強老年人人力資源的開發
俗話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老年人的知識和經驗使我們社會的一筆寶貴的財富，發揮老年人的知識和經驗財富服務社會經濟的發展，不僅僅可以給老年人帶來一定的經濟收入，促進整體社會經濟的發展，還可以實現老年人的人生價值，滿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要想發揮老年人的經驗和知識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需要國家加強對老年人人力資源的開發，在充分保證老年人的權益的同時促使老年人繼續給社會作出貢獻。同時，還可以實行彈性退休制度，在老年人自願以及條件允許的情況之下，老年人可以自主選擇退休時間。
（四）健全我國老年社會保障制度
老年人為社會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老有所養、老有所樂」是社會對老年人應盡的責任。老年人社會保障制度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完善老年人社會保障制度可以有效的保證老年的權益，有利於維護社會穩定，是應對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發展產生不良影響的重要手段。當前我國農村地區的人口老齡化速度明顯要快於城鎮地區，但農村地區的養老保險比較缺失，需要國家進一步加快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體系建設。
（五）加快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
長期以來我國都是以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為主導產業，大量而又豐富的廉價勞動力是我國經濟的最主要競爭優勢，隨著人口老齡化速度的加快，我國勞動力市場上青壯年勞動力的比例不斷下降，勞動人員的工資報酬不斷增加，近幾年沿海製造業發達的地區不斷出現「用工荒」的問題，給我國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帶來巨大的困難。徹底解決這一難題，必須加快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減少勞動密集型產業占我國經濟的比重，加快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和資金密集型產業，減少人口老齡化對我國勞動力市場產生的沖擊，促進我國經濟健康穩定可持續的發展。

③ 影響人口狀況的社會因素有哪些

主要是經濟和文化
經濟因素
經濟因素對人口自然增長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它決定了人口的增殖條件和生存條件，通過改變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來影響人口的自然增率。一般情況下，當人口數量不能滿足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時，人口自身的再生產必將會刺激；當人口數量超越了經濟發展所能提供的消費總數後，人口自身的再生產必將受到遏制。在現代生產力水平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往往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經濟因素對人口機械增長也有重要影響。通常情況下，經濟發達或發展速度較快的地區，對人口具有一種吸引力和凝聚力，人口機械增長為正值；相反，經濟落後或經濟發展速度緩慢的地區，對人口會產生一種排斥力和離散力，人口機械增長一般為負值。
文化因素
這一因素更多地影響著人口的自然增長。隨著科學文學水平的提高，人口自然增長率趨於下降，現代社會里這一趨勢尤為明顯，其表現主要在三個方面：一是由於人們接受教育年限的延長，平均婚齡也會相應推延；二是科學文化水平愈發達，人們的生理知識、育兒知識、保健知識就愈豐富，促成嬰兒死亡率降低；三是人們的科學文化水平愈高，就愈加註意自身及其後代各項素質的提高，少生優育，把有限的收入用於將子女培養成具有更高科學文化素質的現代人。
醫療衛生因素
醫學的進步和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對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有著直接影響。首先，它使得因各種疾病致死的死亡率下降，從而降低人口死亡率，延長人口平均壽命；其次，它對控制生育和實行優生優育有著積極的作用。

④ 簡述人口因素對社會發展的影響

一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人口眾多、資源相對不足、環境承載能力較弱是中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短時間內難以改變。人口問題是中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長期面臨的問題，是關系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性因素。

統籌解決人口問題始終是中國實現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可持續發展面臨的重大而緊迫的戰略任務。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堅持不懈地在全國范圍推行計劃生育基本國策，鼓勵晚婚晚育，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孩子，依照法律法規合理安排生育第二個子女。經過30年的艱苦努力，中國在經濟還不發達的情況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過快增長，把生育水平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實現了人口再生產類型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歷史性轉變，成功地探索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綜合治理人口問題的道路，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社會的進步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對穩定世界人口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中國政府堅持人口與發展綜合決策。將人口發展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規劃，努力使人口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與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相適應。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每年召開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專題座談會，統籌考慮，協調部署，動員全社會力量，採取法律、倡導、經濟、行政等多種措施綜合治理和解決人口問題，把發展經濟、開展計劃生育、普及教育、提高健康水平、消除貧困、完善社會保障、提高婦女地位、建設文明幸福家庭等緊密結合起來。2003年，將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更名為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以加強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和綜合協調，更加科學地制定和實施人口發展規劃。2004年初，中國政府組織多學科的專家學者，正式啟動了「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對人口數量、素質、結構、分布等的變化趨勢及其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相互影響進行全面、深入、系統的研究。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已經提出了優先投資於人的全面發展，將人口大國轉變為人力資本強國的人口發展戰略思路，為科學制定國家中長期人口發展規劃和國民經濟總體規劃，實現人口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提供決策支持。

2006年2月9日，中國國務院發布《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提出未來十五年的人口目標是將人口數量控制在十五億以內。其在人口與健康領域確定的發展思路之一，即是控制人口出生數量，提高出生人口質量。重點發展生育監測、生殖健康等關鍵技術，開發系列生殖醫葯、器械和保健產品，為人口數量控制在十五億以內、出生缺陷率低於百分之三提供有效科技保障。

另三個發展思路包括：疾病防治重心前移，堅持預防為主、促進健康和防治疾病結合。研究預防和早期診斷關鍵技術，顯著提高重大疾病診斷和防治能力；加強中醫葯繼承和創新，推進中醫葯現代化和國際化。以中醫葯理論傳承和發展為基礎，通過技術創新與多學科融合，豐富和發展中醫葯理論，構建適合中醫葯特點的技術方法和標准規范體系，提高臨床療效，促進中醫葯產業的健康發展；研製重大新葯和先進醫療設備。攻克新葯、大型醫療器械、醫用材料和釋葯系統創制關鍵技術，加快建立並完善國家醫葯創制技術平台，推進重大新葯和醫療器械的自主創新。

綱要稱，穩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質，有效防治重大疾病，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和全民健康水平，迫切需要科技提供強有力支撐。為此，該綱要還將「安全避孕節育與出生缺陷防治」、「心腦血管病、腫瘤等重大非傳染疾病防治」、「城鄉社區常見多發病防治」、「中醫葯傳承與創新發展」、「先進醫療設備與生物醫用材料」等，確定為人口與健康領域科技發展的優先主題。

從數量、素質、結構、分布來看，中國人口的現狀如下：

一、人口數量

2005年年末全國總人口為130756萬人，比上年末增加768萬人。全年出生人口1617萬人，出生率為12.40‰；死亡人口849萬人，死亡率為6.51‰；自然增長率為5.89‰。

2005年人口主要構成情況

單位：萬人

龐大的人口數量一直是中國國情最顯著的特點之一。雖然中國已經進入了低生育率國家行列，但由於人口增長的慣性作用，當前和今後十幾年，中國人口仍將以年均800-1000萬的速度增長。按照目前總和生育率1.8預測，2010年和2020年，中國人口總量將分別達到13.7億和14.6億；人口總量高峰將出現在2033年前後，達15億左右。
受20世紀80年代-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的影響，在2005年-2020年期間，20歲-29歲生育旺盛期婦女數量將形成一個高峰。同時，由於獨生子女陸續進入生育年齡，按照現行生育政策，政策內生育水平將有所提高。上述兩個因素共同作用，導致中國將迎來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

二
通過對經濟轉型時期中國人價值取向的實證研究，認為改革開放後中國人有把經濟本身作為價值取向的傾向。這給由傳統向現代過渡的中國人帶來了深刻的影響。這里的影響包括，一方面，價值取向由傳統的比較一致性出現了分化的趨勢；另一方面，當佔主導性的價值取向消失後，價值分化會導致那些曾經占過主導性的價值取向同當今的經濟價值取向之間產生沖突和一致的可能性，需要進一步重視的問題是，無論價值上是沖突還是一致，都需要回到行為上來判斷，由於中國人在評價自己和他人時具有價值評價標准上的兩重性特徵，進而導致中國人在價值沖突時仍然可能保持行動上的一致性傾向和價值一致時表現出行動上的不一致傾向。
三
光環效應又稱暈輪效應，它是一種影響人際知覺的因素。這種愛屋及烏的強烈知覺的品質或特點，就像月暈的光環一樣，向周圍彌漫、擴散，所以人們就形象地稱這一心理效應為光環效應。和光環效應相反的是惡魔效應。即對人的某一品質，或對物品的某一特性有壞的印象，會使人對這個人的其他品質，或這一物品的其他特性的評價偏低。

⑤ 人口再生產的經濟社會因素有哪些

一、人類發展的內容和含義

西方的主流經濟學，幾乎把所有的智力努力都投入到如何提高以人均GDP衡量的經濟增長上面，相關的政策建議也都在尋找那些能夠提高資本積累的因素。即使經濟學家越來越強調人力資本的作用，但是，也是把諸如教育、培訓和健康這些提高人力資本的因素，以及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作為手段和工具研究和觀察，而忽視了人作為發展的目的。因而，即使經濟學越來越關注人力資本，卻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中因找不到有效提高人力資本存量的途徑，而在實踐中顯得蒼白。另一方面，單純的GDP增長並不能解決收入分配的公平問題，以及人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關系。不能妥善解決好這些問題，經濟增長最終也難以實現又好又快。

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從直接關注人與生產資料的關系，到人與資源、環境的協調，以至越來越關注人的全面發展，走出了一條特殊的經濟社會全面發展道路，成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一個重要方面。例如，最初黨中央每年召開的人口工作座談會，被提高到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層次，在科學發展觀形成中是一個重要的標志。由此中國人口政策和人口戰略開創了政府以人為本，以人口發展的可持續加快經濟社會發展進程的特有實踐。

從觀察人口發展對科學發展的作用的角度，人類發展指數是一個可供借鑒的重要指標。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於1990年出版首卷《人類發展報告》，顯示出該組織看到了以人為中心的經濟與社會全面發展的需要。該報告把收入水平(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以出生時預期壽命代表的健康水平和成人識字率和毛入學率構成的教育水平結合起來，構造的人類發展指數(HDI)，與傳統上單純使用GDP相比，在衡量人類發展成就方面要更為全面(圖1)。

從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中國在全國城鄉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其內容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從此，中國的生育率開始了大幅度下降，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了控制。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完成了向出生率和死亡率都較低的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與同等收入水平的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較早實現了人口轉變過程。主要表現是，人口數量得到有效的控制，總和生育率表現出持續的下降。1971年全國總和生育率為5.4，從那以後，這個指標大幅度下降到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以下，目前總和生育率為1.8左右，遠遠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相當於發達國家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水平。

這個成就不僅是控制了人口數量，更主要的是在上述諸種要素方面的改善，幫助促進了中國的發展。即無論是從預期壽命的提高、教育水平的提高，還是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幾個角度，都反映了人口發展的成就。圖2顯示了中國在過去30年人類發展指數的提高。此外，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世界排位始終優於人均GDP的排位，標志著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成就。下面，我們分別從人口發展對經濟增長、教育水平提高和健康水平提高等構成人類發展指數的要素的貢獻角度進行考察。

二、人口轉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在較早的人口學和經濟學文獻中，關於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主要著眼於人口總量或人口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之間，而關於人口轉變的討論，也僅僅停留在生育率、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總量的層面上。在這些討論中，人們把人口發展納入了經濟發展的視野，是對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發展實踐的一項重要貢獻，豐富了人類對於發展的認識。但是，這個認識還不是全部。在某種程度上，它忽略了經濟發展與人口結構之間的關系，以及人口轉變最重要的一個結果是人口結構的變化而帶來的勞動力供給特徵的變化。

隨著大多數發達國家和許多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相繼完成了人口轉變，人口學家開始觀察到這個轉變所導致的人口老齡化後果，從而人口結構變化首先被納入研究的視野。進而經濟學家又觀察到伴隨著人口轉變而發生的勞動年齡人口的變化，及其對經濟增長源泉的影響。

在整個改革開放期間，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在二元經濟條件下進行的。作為二元經濟結構主要特點的勞動力無限供給，通常與人口轉變有關。在人口再生產類型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長率」階段，經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長率」階段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階段轉變的過程中，由於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在時間上具有繼起性和時間差，相應形成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分別具有少年兒童撫養比高、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高和老年撫養比高的特徵(Williamson,
1997)。具體來說，在死亡率下降與出生率下降的時滯期間，人口的自然增長率處於上升期，需要撫養的少兒人口比例相應提高。隨著生育率下降，經過一個時間差即大約20年的時間，勞動年齡人口所佔比例開始上升。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導致人口增長率趨於降低，隨後逐漸開始人口老齡化。由此分別形成人口自然增長率和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先上升後下降兩條繼起的變化曲線。

經濟增長、社會發展與人口政策共同推動和加快了中國人口轉變過程。由於改革開放期間與人口轉變的特定階段相重合，勞動年齡人口(16～64歲人口)規模大且不斷增長。勞動年齡人口佔全部人口的比例高，一方面保證了經濟增長所需要的充足勞動力供給，另一方面意味著人口負擔輕、經濟剩餘多，從而有利於達到和維持較高的儲蓄率(圖3)。因此，更加具有生產性的人口結構為經濟增長提供了額外的源泉，即所謂的人口紅利。由此形成的這種人口紅利，通過資源配置機制的改革得以釋放，並且通過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而作為比較優勢得以實現，從而延緩了資本報酬遞減的過程，為經濟增長提供了額外的源泉。

根據我們的計量模型結果，如果用人口撫養比，即16歲以下和65歲以上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來表示這種人口結構因素的話，在改革開放期間，人口撫養比每下降1個百分點，可以提高人均GDP增長率0.115個百分點。
1982～2000年，總撫養比下降了20.1%，推動增長速度上升2.3個百分點，同期人均GDP增長速度在8.6%左右，其中撫養比下降的貢獻為
26.8%，即由於人口撫養比的下降，人口因素對改革開放期間人均GDP增長的貢獻率超過1/4(Cai Wang,
2005)。由此可以看到人口發展對人均收入水平和人民生活質量提高的直接貢獻。

三、人口素質：數量與質量的替代

人力資本是附著在勞動者身上的獲得性的技能。人力資本之所以被言之為「資本」，是因為要獲得這種資本同樣需要通過投資的形式進行積累，這是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共性；而人力資本之所以被冠之以「人力」是因為它和所投資的每一個人都不可分離，這是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差異所在。

人力資本的概念最先由舒爾茨(T.W.Shultz)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其後，一大批經濟學家對建立和完善人力資本的理論體系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經濟學家剛提出人力資本的時候，這一概念並不為人們所重視，甚至受到很大程度的抵觸。但隨著對人力資本在經濟發展中作用的闡述越來越清晰，人力資本的重要性也開始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和接受。人力資本投資對於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我們可以從圖4中看出其影響機制。人力資本對社會和經濟發展影響的多元性，既體現於人力資本投資形式的多樣性，也體現於它所影響的社會經濟活動類型的多樣性。

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僅僅有經濟增長尚不足以實現社會的發展，只有人的全面發展才是社會進步的最好的體現，而人力資本所包含的諸多內容恰恰體現了人的發展。近年來，人文發展更是受到越來越廣泛的認同與重視。在發展中國家以人力資本積累為目標和途徑的社會經濟發展方式，已經被認為是擺脫貧困的基本手段。在聯合國提出的八項千年發展目標當中，涉及人文發展的指標佔有5項。這充分說明，人力資本積累作為發展的目標已經得到了廣泛的認同。

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所取得的經濟發展成果為世界所矚目，這其中人力資本的積累也功不可沒。1982年，中國15歲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5.33年，比73個發展中國家的3.57年(1980年數字)高出1.76年；到2000年時，中國15歲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到7.85年，增長了約47.28%，與這73個發展中國家增加到5.13
年相比，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受教育年限比這些發展中國家高出2.72年。

對改革開放後20年經濟增長源泉進行的分析表明，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是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如圖5所示，通過人口教育素質的提高，所帶來的經濟增長份額為24%，與勞動數量投入的貢獻份額相當。近年來，隨著人力資本投資的不斷增加，勞動力的素質又有了明顯的提高，可以預期，未來人力資本的積累將是維持中國經濟持續增長越來越重要的動力。

四、健康老齡化的人口紅利

「健康老齡化的人口紅利」這個概念有兩個含義。第一，如果說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來自於與勞動年齡人口規模、比例和增長率，從而帶來的勞動力供給和儲蓄率變化，人口經濟學家所謂的第二種人口紅利，是伴隨著老齡化以及一個良好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而來的，是與人口老齡化以後的儲蓄動機和儲蓄水平相關的人口紅利。第二，由於出生時預期壽命和老年人口預期壽命的提高，是人口老齡化的重要原因，老齡然而身體健康，不啻為一種寶貴的人力資源和人力資本，因此，這里所能看到的是從勞動力供給和人力資本積累的角度來觀察的人口紅利。

我們觀察到的隨著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即老齡化而式微的增長源泉，實際上只是「第一次人口紅利」，主要表現為勞動力豐富、人口負擔輕從而儲蓄率高，對經濟增長做出額外的貢獻。但是，在這個優勢逐漸消失的同時，我們還有機會獲得「第二次人口紅利」(Lee
Mason,
2006)，即在人口結構趨於老齡化的情況下，個人和家庭的未雨綢繆可以產生一個新的儲蓄動機，形成一個新的儲蓄來源，其在國內、國際金融市場上的投資還可以獲得收益。並且，健康老年人口的經驗、技能等人力資本，也可以擴大人力資源的供給，延長人口紅利。

首先，取得這個人口紅利的關鍵在於設計一種好的制度，使得人們不再依靠家庭養老，也不再依靠現收現付制度，而是實現完全積累式的養老保障體制。按照這種思路形成養老保障體制，就等於啟動了積累第二次人口紅利並逐漸替代第一次人口紅利的機制。就第一次人口紅利來說，當人口結構不再年輕、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不再增高的時候就會消失，但是第二次人口紅利在接續了第一次人口紅利之後可以永遠持續，獲得新的經濟增長源泉。

其次，取得這個人口紅利要求有一個更加靈活、有效和安全的勞動力市場。在就業壓力還較大的年份，中國城市勞動力市場上的實際退休年齡為51歲左右實際退休年齡與法定退休年齡是不一樣的。如果由於勞動力市場不利於就業，一些尚未到達法定退休年齡的勞動者，就可能自願或被迫提前退出勞動力市場，導致實際退休年齡小於法定退休年齡的結果。，而美國、日本和歐盟等主要發達國家都在60歲以上。在中國，50~64歲年齡段的勞動年齡人口，佔全部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20%。也就是說，如果實際退休年齡只有51
歲的話，勞動力資源便被大大浪費了。過去我們看人口老齡化問題，更多地是從指標分母的角度觀察，而忽略了分子的特徵，即人口老齡化不僅是因為相對年輕人口的減少和比例下降，還由於預期壽命的提高，即老年人活得更長壽。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提高和人口轉變達到新階段的情況下，出生人口預期壽命大幅度提高(圖
6)，不僅顯著高於世界平均水平，而且高於中上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因此，考慮到預期壽命的提高，增加對人的投入，可以使老年人口變得更加具有生產性，而不是成為社會的負擔。

中國經過30年計劃生育，在控制人口數量、調整人口結構和提高人口素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績。與此同時，也為進一步提高人口健康水平、延長健康壽命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隨著大人口觀的形成和人口政策更加關注對人的投資，適當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健康老年人口完全可以創造出新的人口紅利，從而保持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

⑥ 影響人口遷移的因素中，社會經濟因素有哪些

本題考查：
人口遷移的因素。
影響人口遷移的主要因素有經濟因素、戰爭、宗教、社會變革、國家政策、生態環境變化、個人動機和需求等。礦產資源屬於自然生態因素。
政治變革和戰爭屬於政治因素。交通和通信屬於社會經濟因素。

⑦ 影響我國人口分布的因素稱為自然因素是什麼社會經濟因素有是什麼

（一）自然環境因素的影響
少數民族人口的分布，同其所處的自然地理環境密切相關。如藏族等世代生息的青藏高原，高寒的氣候，貧瘠的土壤等惡劣的自然環境，極大地影響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由於生產力低下，經濟發展遲緩，人口增殖也就緩慢，從而形成我國人口分布最稀疏的地區。面積廣大、尚未開發的藏北高原，更是地曠人稀甚至荒無人煙。西北地處乾旱內陸，草原面積廣大，農業以灌溉為主，水文條件在相當程度上制約著經濟特別是農業的發展，因而其人口的分布明顯與水資源分布相關。廣大荒漠地帶，人跡罕至，而河水流經地區及地下水豐富的地帶，則往往形成人口稠密區，如寧夏銀川平原及內蒙古河套平原，均得益於黃河水灌溉之利而農業發達，人口稠密，成為塞上明珠；又如新疆阿克蘇地區93%以上的人口集中在占總面積6% 的綠洲地帶，人口密度為175人／平方公里；吐魯番盆吐地中的綠洲上， 人口密度高達376人／平方公里，而綠洲以外不足一人或為無人區。 西南地區雖然大部分地方地形崎嶇，石山裸露，但由於氣候條件有利，在一些山間盆地和河谷地帶形成許多農業經濟發達、人口稠密的地區。
（二）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生產布局特點的影響
這是影響人口分布的決定性因素。自然環境對人口分布的影響歸根到底還要通過對社會經濟的影響而起作用。自然環境的地域差異，造成經濟 結構的地域差異以及由此引起的人口分布的地域差異。
（三）歷史、社會和政治因素
人口的地域分布都不同程度地顯示著歷史的繼承性，是歷史的產物。它隨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布局的改變處於不斷演變的過程中，其變化又表現出較大的惰性。
越是歷史悠久的地區，這種烙印就越深刻，在中原漢族地區，人口增殖的時間長，密度也較高；而少數民族聚居的大多數地區，因開發歷史較短，人口增殖時間短，遷移人口數量有限，人口分布一般較稀疏。

⑧ 人口因素如何影響21世紀中國經濟增長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長期經濟發展績效，不僅取決於一定時期的增長速度，更在於增長速度的可持續性和增長的質量。在通過改革開放連續27年實現了奇跡般的增長成績的同時，中國經濟增長中仍然存在著諸多制約因素，對可持續性提出了嚴峻的挑戰。特別是，當有利於高速增長的人口條件開始發生變化，在很長時期里作為經濟增長主要推動力的高儲蓄率，以及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優勢將逐漸弱化，意味著經濟增長源泉面臨轉換。突破經濟可持續增長面臨的各種制約，要求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二、為什麼中國能保持高速增長 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國家和地區創造的東亞奇跡，在非常顯著的程度上可以歸結於人口轉變。隨著人口轉變的深化，年齡結構進入高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階段，勞動力供給和儲蓄率都有利於經濟增長。在1970-1995年期間，東亞經濟實現了年平均6.1%的人均GDP增長率，高於其穩態增長率4.1個百分點。其間人口轉變的因素貢獻了1.5-2.0個百分點，貢獻比率為1/3-1/2。對歐美17個國家1870-1913年期間增長的分析，平均起來，新大陸的人均GDP增長率比舊大陸高0.47個百分點。這個增長率差別的90%-100%可以歸結為新大陸在人口結構方面的優勢，即主要通過具有年齡選擇特點的大規模人口遷移，相對提高了新大陸人口結構的生產性。 在計劃生育政策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雙重作用下，中國較早完成了發達國家經歷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轉變過程，目前已經進入到低出生、低死亡和低自然增長的人口再生產類型階段。在這個過程中，人口自然增長率在經歷了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的變化的同時，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在滯後大約20年後，也按照相似的變化軌跡經過了上升和下降的過程。目前中國正處在勞動年齡人口比重最高的時期，生產性較高的人口結構既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估計，也創造了形成高儲蓄率的條件。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的研究也表明，總撫養比每降低1個百分點，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提高0.115個百分點。1982-2000年期間，總撫養比下降推動人均GDP增長速度上升2.3個百分點，大約對同期人均GDP增長貢獻了1/4左右。 三、今後這些增長因素還存在嗎 隨著用較短的時間實現了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中國人口總量和年齡結構也相應發生變化，自然會影響到未來的人口動態，從而對享受人口紅利設定了較早的時限。據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預測，本世紀中葉之前的人口動態有三個轉折點：第一，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從2006年開始進入穩定期，而從2010年起趨於下降；第二，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數量從2011年即趨於穩定，2022年以後則大幅度減少；第三，總人口在2030年前後達到峰值，為14.39億，隨後絕對減少。這個預測表明，中國人口總量增長和結構的轉折點，比大多數人所預期的要來得更早。相應地，人口轉變形成人口年齡結構三個階段的交替也較早來臨，有利的人口結構將會提前發生變化。從人口結構變化趨勢看，勞動力供給高峰即將結束。 人口轉變發生在很短的時間內這一事實，同時導致少兒撫養比下降與老年撫養比上升之間的間隔很短，使得總體撫養比，即少兒人口（0-14歲）和老年人口（65歲及以上）占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的比例，只在相對短暫的時期內處於較低的水平上，即在本世紀只會再繼續一個較短的下降，最低點為2013年的38.8%，隨後將以老年撫養比提高為特徵大幅度回升。其結果是社會總體養老負擔迅速加重。到2017年，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超過10%，在少兒撫養比仍然高達26.4%的情況下，老年撫養比超過14%。 按照聯合國中方案人口預測，從2015年開始，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在達到10億之後，絕對數量就從提高的趨勢轉而逐年減少。而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的快速下降，則已經開始。今後20-30年期間，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速度將逐漸減慢，不僅低於發展中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於北美發達國家。勞動年齡人口內部的年齡構成也同時發生變化，即趨於老齡化。人口轉變的較早完成及其引起的人口結構變化，不僅意味著人口的日益老齡化，也意味著勞動年齡人口相對減少和絕對減少的相繼發生，以及勞動年齡人口的老齡化，從而勞動力的短缺或遲或早終究會成為現實。 長期以來，中國製造業在國際市場獲得的競爭力是以低工資取勝的。觀察2002年一些國家和地區的製造業相對工資水平，如果以美國為100的話，墨西哥為11.2，巴西為12.0，韓國42.9，台灣省25.4，香港特別行政區27.3，新加坡34.1。而同年中國正規部門的工資水平僅為美國的2.9%，非正規部門的工資則更低，僅僅為美國的1.9%左右。但是，中國製造業工資的增長速度卻異常迅速，無論是與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還是轉軌國家進行比較，都有更快的增長率。這表明，隨著勞動力短缺的出現，中國很難繼續保持低工資水平及其所帶來的國際競爭力。 四、未來持續增長靠什麼 由於在不同的增長階段上，經濟賴以增長的主要源泉是不一樣的，與之相適應的增長方式在一定的時期也具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只是當一種增長源泉逐漸耗竭時，為了開發新的增長源泉，增長方式的轉變才是必然的要求。有助於克服增長制約因素的可持續協調發展，是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基礎上，由增長的需要所誘致形成的。中國經濟已經發展到這樣的階段，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所誘導出的巨大增長沖動，已經最大限度地動員了已經具備的增長源泉，並使其發揮作用的餘地耗竭。如果不能把經濟增長從主要依靠投入擴張轉向主要依靠生產率提高，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就會減弱乃至枯竭。在未來，中國經濟要保持持續增長，依賴於很多方面。 （一）轉變增長方式，創造新增長源泉。人均資源缺乏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表現為能源、礦產等供給對於高速增長的支撐能力日益減弱。1998年中國GNP總量佔世界的2.1%，而二氧化碳排放總量佔世界的13.6%。雖然從人均來看，中國的排放水平並不高，但按照單位產值計算，中國明顯高於世界平均水平。中國大氣污染造成的損失已經佔到GDP的3%-7%。此外，中國能源和原材料的對外依存度持續提高，受到國際上能源爭奪戰和價格控制戰及其導致的價格上漲趨勢的嚴重製約。 面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各種制約和障礙，中國迫切需要建立與政績評價體系相容的政府行為激勵機制、環境治理中的激勵機制，以及建立資源保護和合理利用的激勵機制。資源可持續利用和環境保護是具有強烈外部性的領域，完全依靠市場機制是不夠的。特別是在資源的所屬和環境的責任無法界定清楚的情況下，經濟活動當事人往往追求個體或局部的短期經濟利益，而以整體和全局的長期經濟利益和社會效益為代價，造成資源和環境的不可持續性。因此，在這些領域，政府應該發揮積極的作用，利用法律、法規和產業政策等手段進行規制，利用直接或干預定價等方式加以抑制。 （二）充分利用和延長人口紅利。中國在改革時期出現的失業現象，更多的是由於市場發育不完善而產生的摩擦性和結構性等自然失業，具有持續時間長、解決難度大的特點。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嚴峻的就業形勢導致數千萬城鎮職工下崗，其中一些人或處於失業狀態，或退出了勞動力市場。這種情況意味著未能把現有的人口紅利加以充分利用。 通過樹立就業優先原則充分發掘人口紅利。符合比較優勢的經濟發展戰略的形成，除了依靠市場機制誘致之外，政府也有充分的作為空間，即在不妨礙市場功能發揮的前提下，利用各種政策手段推行這種發展戰略。政府行為要想到位而不越位，應該以促進稀缺資源的最大化節約，以及促進豐富資源的最大化利用為原則。鑒於中國勞動力豐富的資源稟賦，樹立就業優先原則，並不像西方國家那樣僅僅是為了政治的需要，而是為了最大化發揮資源比較優勢，推行正確的經濟發展戰略。在一切有利於就業的政策環境下，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符合比較優勢，就意味著有利於擴大就業，由此而形成的經濟增長方式——即通常所說的集約型增長方式，就能保證技術進步和效率改進的貢獻份額比較大，同樣的物質和人力投入可以獲得更大的產出。 同時，中國在經濟發展水平尚較低的情況下，實現了人口轉變過程，過早地迎來了人口老齡化，產生了其他國家未曾遇到的問題，構成特殊的養老挑戰。針對中國「未富先老」的特徵，要適當調整人口政策，延緩人口老齡化的速度，盡可能延長人口紅利。 （四）清除制度障礙，保持勞動力源泉。未來城市勞動力供給，已經不能滿足非農產業發展的需要，而完全依賴於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正是由於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存在，中國勞動力的供給尚未出現絕對意義上的危機。但是，如果城市化的速度不能加快，或者甚至減緩的話，勞動力短缺制約經濟增長的可能性就會加大。近年來農村向城市轉移的勞動力規模逐年擴大，就是對已經出現端倪的勞動力短缺的自然反應。然而，迄今為止，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仍然制約著勞動力的暢通流動，是限制城鄉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性障礙。這種排他性政策的繼續實施，嚴重地妨礙著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和配置勞動力資源功能的發揮。 更重要的是，這些制度性障礙限制城鄉勞動力流動，妨礙了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阻礙了經濟的增長。因此，一旦通過消除這些障礙使勞動力更充分、有效地流動起來，不僅有助於保證持續的勞動力供給，其產生的資源重新配置效應，還對中國經濟增長做出直接貢獻，經濟增長速度會更高。

⑨ 誰能簡述人口因素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人是社會經濟活動中最積極的因素。在任何一個社會的發展進程中，人口因素都扮演了雙重角色。

一方面，人是社會財富最主要的創造者；另一方面，人又是社會財富的主要消費者，也正是人們的消費構成了社會的最終需求。從世界范圍和歷史變遷的雙重視角觀察，關於人口與經濟發展的相互關系，有很多爭論，至今仍然莫衷一是。

梳理關於人口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理論脈絡，大致有這么幾個階段。

1、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對於人口在經濟發展中角色的認識基本上是消極的，人口增長「危害論」占據了主導地位，尤其強調所謂的「人口爆炸」對經濟發展可能造成很強的負面效果。

2、20世紀80年代初期，經濟學家開始對悲觀的「危害論」提出異議。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經濟發展理論開始更加強調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積累（而非物質資本）在經濟成長中的關鍵作用。人們也開始重新審視人口因素對經濟發展的中長期影響，因此產生了不同的結論。

3、15年之後的觀點已有明顯的差異。在題為《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政策問題》的研究報告中，美國科學院的人口學家和經濟學家們指出：一是人口增長和人口規模對經濟發展既有正面影響，也有負面影響；二是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之間既有直接聯系，也有間接聯系；

三是以前認為由人口所引發的問題，實際上主要應該歸因於其他因素；四是人口因素的作用在於有時會使一些基本問題惡化，使其症狀更早、更明顯地得到暴露。對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這種認識，實際上代表了人口增長「利弊論」的基本思想。

(9)人口因素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擴展閱讀

中國人口因素的變化和對經濟增長、結構和資本市場的影響：

一、中國的生育率和人口結構變化趨勢

中國人口老化和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下降等問題，都源自婦女的生育率下降。

目前，按學術界普遍認可的中國婦女生育率是平均一個婦女生1.6個小孩。差不多是城市生一個，農村生兩個，平均為1.6個左右。

人口學家研究的結論是，生育率保持在2.1才能保證一個國家的人口長期穩定。我們的生育率遠低於2.1。如果這個1.6的生育率保持不變，以後總人口必然就會下降，並出現人口加速老化。

二、人口因素對經濟增長、結構和改革的影響

一是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首先看人口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學者們做了許多研究，基本共識是人口老化會降低經濟增長的潛力。從1981年到2011年的30年時間內，中國的人口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正向的。

二是人口結構對經濟結構的影響。我們再看看人口結構變化對經濟結構的影響。我們用了一個可計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分兩種情景進行模擬。

基準情景是今後10年內人口結構不發生變化， 第二種情景是今後10年內人口結構按我們的預測發生變化。比較這兩種情景下的中國的消費、投資、出口和進口，就知道經濟結構是如何變化的。

三、勞動年齡人口下降對製造業的影響

勞動密集型行業會萎縮。前面講的是人口因素對經濟增長、經濟結構的影響，下面從比較量化的角度講講人口因素對一些主要行業的影響。

從勞動年齡人口分布來看， 如果從20歲到59歲之間的人群作為勞動人口的定義， 則2011年勞動人口已經見頂，今後38年內勞動年齡的人口估計將減少約兩億。由於勞動年齡人口的下降，勞動力供給相對不足，中國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將保持很高的工資增長率。

四、老齡化對消費的影響

我們對未來老齡化的預測顯示，今後38年中國的老齡人口總數會增長160%左右，差不多3個億的人。對行業分析師來說，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搞清楚未來中國的老人需要什麼、消費什麼。

日本的許多詳盡的數據可以幫助我們研究老人對各種產品的人均消費和普通人人均消費有什麼區別。首先，老人吃營養品的人均消費遠大於全國人均水平；

其次是修理服務，老人可能爬梯子爬不上去，需要請人來修理房子；還有老人吃魚和紫菜比普通人多等等，這些都是十分有意思的信息。人口老齡化過程中，上面提到的產品或產業會增長比較快。

⑩ 人口因素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對嗎

錯誤。

人口因素不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這是因為：人口因素不能決定社會制度回的性答質；人口生產受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制約；人口生產不能決定社會制度的更替；人口生產的社會形式受生產方式制約。

人口因素構成人類社會的有生命的個人的總和。包括人口數量、質量、人口的構成、人口的發展、人口分布和遷移等各種因素的綜合范疇。

人口因素也是社會生活的必要條件之一，對社會的發展起著影響和制約的作用，人口因素對社會發展不能起直接的決定作用。

(10)人口因素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擴展閱讀：

自然條件對人口遷移的影響總是通過人類的經濟活動實現的。因此，經濟因素對人口遷移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各國及各地區之間經濟發展不平衡構成人口遷移的主要原因。通常，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人口遷入率較高，經濟落後的地區遷出率高。

人口遷移還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交通運輸業的發展，人口遷移的距離和規模與交通工具的發展與布局有很大關系。

海洋使新舊大陸處於隔絕狀態，現代運輸工具的發展則使海洋成為交通運輸和聯系新舊大陸的通道，也導致人口遷移的距離和規模增大。新交通線的開辟，常常伴有規模較大的人口遷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