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企業獨資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㈠ 我國政府管理跨國公司轉移價格的措施有哪些

轉移定價，外資稅收零增長的「原罪」
2004年度中國納稅500強企業排行榜公布的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資企業納稅百強貢獻稅收為627.77億元，與2003年基本持平,稅收零增長的矛頭直指「外資稅收優惠」，一時間，取消「外資稅收優惠」的言論鋪天蓋地。
事實上，稅收零增長並不能完全歸罪於「外資稅收優惠」。中國財政協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財經經濟學院教授安體富接受采訪時說：「外資企業有一半虧損的現象是不正常的，他們通過價格的「高價進低價出」進行轉移定價是需要正視的問題。

轉移定價，業內不宣的秘密

有資料顯示，2004年度外資企業自報虧損額高達1200億元，60％在華外商直接投資企業自稱虧損。面對這一難以置信的「巨虧」事實，安體富教授道出了早已是行業內心照不宣的秘密——「轉移價格」。
安體富指出，市場競爭因素固然使企業利潤下降成為必然，但是虧損幅度如此之大，與合資企業中外資的利潤轉移不無關系。
所謂轉移價格，也即「轉移定價」，指跨國公司內部母公司與子公司、子公司與子公司之間進行商品、勞務或技術交易時所採用的內部價格，它不受國際市場供求關系的影響，只服從於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目標和跨國公司全球利益最大化目標。舉例來說，一家在華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從其國外的母公司購買原材料，加工成終極產品後返銷其母公司，這一交易過程中產生的價格就是轉移價格。在實踐中，相當多的外商投資企業通過「高進低出」、「低進高出」、甚至「主觀列支」，可以達到調節利潤、逃避稅收、享受優惠、優化資產配置、減少和避免各類風險，進而達到對公司進行戰略性總體調控的目的。
普華永道咨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總監、轉移價格專家狄書哲打了一個比方：假設一家美國企業來華投資設廠後，以10美元的價格從其母公司進口原材料，在中國又追加投資2美元，則其成本應為12美元。但是在華子公司以11.5美元的價格把產品返銷給其母公司，從賬面看這家美商在華投資企業就是虧損的，而其母公司很可能以14美元的價格把產品轉手銷售給其他消費者，這樣利潤就被截留在國外了。
一位在跨國公司北京總部擔任會計師的女士透露，外企通過轉移價格逃稅佔到避稅總金額的60%以上。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其他避稅的手法還有利用無形資產的特殊性，讓國內企業在需要使用跨國公司的技術、專利、商標時，支付巨額的特許使用費。同時，外資企業母公司拚命壓低其勞務成本，子公司則向其支付高額的勞務費用，利用利率來實現價格轉移，大面積地「製造虧損」。蘇州近一萬家外商投資企業中，虧損面竟達到70%。

預約定價反避稅最有效

從世界范圍來看，預約定價（APA）被認為是解決轉移定價反避稅的最有效方式。它目前已成為發達國家，如美國、經合組織國家、韓國、紐西蘭、墨西哥、香港等二十個國家普遍使用的反避稅調整方法。APA機制就是由納稅人與稅務機關就有關關聯交易的轉移定價方法事先簽訂的協議，用以解決和確定在未來年度關聯交易所涉及的稅收問題。最核心的原則就是企業通過與稅務機關進行協商討論，預先確定稅務機構和企業雙方同意的關聯交易定價原則，即將轉移定價的事後稅務審計變為事前約定。
作為國際通行的納稅方式，預約定價使得政府部門的漏征稅風險與審查成本減輕，跨國公司也可以減低被稽查後雙重征稅的成本。在事前約定和事後稽查的利益博弈中，跨國公司往往選擇前者，從而實現稅務機關和跨國公司的雙贏。
對於轉移定價問題，專家建議還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完善：一是提高合資、合作企業中中方的自我保護能力。在與外商成立合資、合作企業前，中方應通過結構上的優化組合，使自己掌握對外購銷，控制營運企業的運營。另外，引進專有技術、商標使用權的轉讓價值應經過中國權威部門鑒定；二是加強稅收徵收管理。稅收征管應建立納稅人申報、稅務代理和稅收稽查三位一體的模式，可以適當借鑒國外的規定，切實制定反轉移定價稅法；三是加強會計師事務所和海關的作用。中國會計制度要與國際慣例接軌，熟悉跨國企業的財務會計做賬方法，建立和健全嚴格的審計制度。加強海關對外企進出口貨物的監督管理。發現價格嚴重偏離正常交易價格時，可要求對進出口貨物重新估價和征稅。四是注意多方面的配合、掌握信息。國內各部門應進行有效配合。海關、稅務、外經貿、工商、審計等部門應注意相互通氣，相互間協調工作，積極收集國際市場價格的情報，形成一個反對跨國公司濫用轉移定價的網路。
據悉，財政部綜合司司長王保安近日宣布，各個稅改方案都在加快報批中，進行最後的定型，明年動的可能性最大。看來，稅改勢在必行，而與國際接軌的APA付諸現實的規劃也不會太遠了。

轉移價格的四種方式

全球第一大會計師事務所普華永道的一位會計師告訴記者，在普華永道的稅務及法律服務部門有一個專門的小組，職能就是為跨國公司提供專業的咨詢和服務，使其能夠證明其在自己關聯企業交易中的轉移價格處於合理的范圍之內。
稅務稽查人員向記者概括了跨國公司採用轉移定價的四種方式：
第一種是實物交易中的轉移定價。實物交易中的轉移定價具體包括產品、設備、原材料、零部件購銷、投入資產估價等業務中實行的轉移定價，這是目前轉移定價最重要、也是使用最頻繁的一種方式。其主要手段是採取「高進低出」或「低進高出」，藉此轉移利潤或逃避我國稅收。
第二種是貨幣、證券交易中的轉移定價。主要是指跨國公司關聯企業間貨幣、證券借貸業務中採用的轉移定價，通過自行提高或降低利率，在跨國公司內部重新分配利潤。例如，某中港合資企業向其香港關聯公司舉借年利率高達15%的高息貸款，超過同期香港市場商業銀行貸款利率一倍，貸款利息作為費用可免除所得稅，納稅時應予以扣除，藉此大量轉移利潤，還同時享受「開始獲利年度」的稅收時間優惠待遇，推遲納稅時間。
第三種是勞務、租賃中的轉移定價。勞務、租賃中的轉移定價存在於境內外關聯企業之間相互提供的勞務和租賃服務中，他們高報或少報、甚至不報服務費用。更有甚者，有的竟將境外企業發生的龐大管理費用攤銷到境內公司，以此轉移利潤，逃避稅收。
第四種是無形資產的轉移定價。主要指獲得專有技術、注冊商標、專利等無形資產過程中的轉移定價。跨國公司企業間通過簽訂許可證合同或技術援助、咨詢合同等，以提高約定的支付價格，轉移利潤。對關聯企業間的非專利技術和注冊商標使用權的轉讓，由於其價格的確定存在著極大的困難，我國沒有收費的明確規定，而且由於其專有性，無可比市場價格，其價格的確定更是難以掌握。

㈡ 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的消極影響

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明顯削弱了中國內資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力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某些內資企業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具有積極作用。其主要表現是：在外資進入、外企林立、國際競爭和國內競爭融為一體且顯著加強的態勢下，海爾、華為、奇瑞等一批內資企業「奮袂而起」，自主創新，打造出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並在國內外市場佔有一定份額的名牌產品。換言之，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某些內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產生的積極作用，是通過加劇競爭和這些內資企業正確有效地應對來間接地實現的。另一方面，在大規模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同時，我國許多內資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則明顯削弱。

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內資企業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具有利益上的矛盾。外商直接投資的根本目的是獲取長期穩定的高額利潤。為此，外商要最大限度地壟斷技術和市場，打敗競爭對手；而絕不是要培植競爭對手，增強我國內資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陷自身於不利或敗北的境地。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通過三條途徑削弱我國內資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第一，在技術、質量、規模相差懸殊的情況下，繞過關稅壁壘，在我國就地生產，低價競銷，打垮內資企業。柯達公司在較短時間內佔領了我國大部分彩色膠卷市場，即是一個佐證。第二，遏制合資企業開發新產品或新技術。在中外合資企業，由於引進並採用外方的產品技術，只有生產許可權而沒有產品設計確認權，因而無需也不能對外方的產品技術進行任何修改和創新。我國不少國有企業在與外商合資的過程中，原有的研發機構被分拆，技術力量大量流失。據對120家中外合資企業的調查，設立研發機構的企業僅佔51%.①第三，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特別是外商獨資或外商控股企業，以較為優厚的薪水和待遇「挖走」了我國許多優秀人才，直接為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特別是為大型跨國公司服務。有關統計表明，我國最優秀人才的40%、優秀人才中的45.7%都流向了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或大型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的研發機構，從而導致內資企業和國內相關單位自主研發力量的巨大損失。②

我國政府和有關研究機構提供的某些重要經濟數據也表明，近年來我國企業特別是內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總體來看明顯削弱：（1）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中，擁有研發機構的企業所佔的相對比重逐漸下降。這一比重2000年為28.5%，2002年為25.3%，2004年則降至23.4%.③（2）我國大中型企業的研究開發經費只佔銷售收入的0.39%，即使是高新技術企業的研究開發經費也只佔銷售收入的0.6%，這個比例尚不足發達國家的1/10.④根據國際經驗，企業研究開發經費占銷售收入的比例應達到3%以上，低於3%意味著該企業沒有競爭力，低於2%則意味著該企業將被淘汰；而高技術企業研究開發經費占銷售收入的比例則應達到10%以上。⑤（3）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技術引進經費支出與消化吸收經費支出的比例嚴重「倒掛」。我國這一比例2000年為1：0.074，2002年為1：0.069，2003年為1：0.067.⑥而日本和韓國在工業化成長時期，這一比例則為1：5～1：8.日本和韓國許多企業高度重視並以數倍的投入對引進技術進行消化吸收和創新，而我國許多企業則恰恰相反。日本和韓國許多企業走的是引進——創新之路，而我國許多企業則陷入了引進——落後——再引進——再落後的怪圈。（4）在高技術產業專利申請方面，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所佔的比重已超過國有企業。1995年，國有企業高技術產業專利申請為475件，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為50件，分別佔全國高技術產業專利申請總數的77.6%和8.29%；到2001年，國有企業高技術產業專利申請為575件，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為795件，分別佔全國高技術產業專利申請總數的17%和23.5%⑦。（5）我國對外技術依存度高達50%以上，產業發展的主導技術基本上依靠國外。據統計，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技術引進經費支出與購買國內技術費用支出的比例，2000年為1：0.108，2002年為1：0.115，2003年為1：0.134，2004年為1：0.190.⑧我國製造光纖、集成電路、石油化工、轎車、數控機床的裝備，依賴進口的比率分別達到100%、85%、80%、70%和70%.當然，我國內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總體上明顯削弱，也是多因一果。除了受外商直接投資的負面影響之外，我國較長時期在科技與企業發展戰略、科技投入以及相關體制、機制等方面存在的諸多問題和缺陷，也是造成這種狀況的重要原因。

2.對中國民族經濟形成強烈沖擊

外商直接投資長時期大規模地進入我國，必然加劇外資經濟與我國民族經濟的激烈競爭和反復較量。外商直接投資憑借其資金、技術、管理、品牌、規模等壟斷優勢，通過「綠地投資」和並購我國內資企業，控制了我國的某些行業和市場，大量「消滅」我國民族品牌產品，通過合法或不正當手段吞食我國內資企業特別是國有資產，已經對我國民族經濟發展產生了顯著的負面影響。

（1）控制了我國某些行業和市場。經過20多年的迅速擴張，外資直接投資企業在我國某些行業和市場中已佔絕對優勢。其中，有兩個特點值得高度關注。一是外商在我國幼稚產業搶先建立大企業。例如，在電子與通信設備製造業中的移動通訊、光通訊、衛星通訊等產品的生產和銷售上，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已佔到90%以上的份額。二是外商在我國某些盈利率高、市場前景廣闊的支柱產業和戰略產業實行壟斷。以汽車業為例，世界著名跨國公司都已搶灘我國，通過與我國汽車行業「領頭羊」合資或對之進行並購等方式，基本上控制了我國的汽車市場。目前，9家外商直接投資汽車企業在我國轎車市場所佔的份額已高達95%.再如高新技術產業。目前，外商投資企業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占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總額的比重逼近90%.可見，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目前已基本上被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所掌控。

（2）大量民族品牌產品相繼被擠出市場。外商利用其種種壟斷優勢，加之在我國實行本土化生產的勞動力低成本優勢，與我國內資企業進行激烈競爭，迫使我國大量民族品牌逐漸退出市場。外商在這方面主要採用三種方式：一是競爭式淘汰。外商憑借其品牌產品的質量和服務優勢，將我國一些民族品牌產品淘汰出局。二是「冷凍」式淘汰。外商在與中方企業合資時收購了中方原有的名牌商標，但並不使用，蓄意「冷凍」。合資企業的產品只使用外方的商標。最後，導致中方原有的名牌產品在市場上銷聲匿跡。三是「下滑」式淘汰。外商在與中方企業合資時，要求中方將名牌商標轉讓給合資企業。然後，利用中方原有的銷售渠道主要銷售外方商標的產品，少量銷售中方商標的產品。一旦外方商標的產品在市場上站穩腳跟，則立即停止生產和銷售中方商標的產品。

（3）導致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在外商直接投資過程中，通過種種合法或非法、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導致我國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一是高值低估。外商在與國有企業進行合資或對國有企業進行並購的過程中，由於對國有資產評估很不規范，往往低估國有資產，特別是漏估國有企業原有的品牌、商業信譽等無形資產，從而使國有資產蒙受巨大損失。二是偷稅、漏稅、逃稅、騙稅。許多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著偷、漏、逃、騙稅問題。特別是不少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通過在跨國公司內部高價進口、低價出口等轉移價格方式，「假虧損、真避稅」。據國家稅務總局有關人士估計，近年來，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通過轉移價格給我國每年造成的稅收損失就超過300億元。⑨三是某些地方政府的「非理性」饋贈。除中央政府對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統一規定的稅收優惠政策之外，不少省、市的地方政府為了追求招商引資的「政績」，竟擅自規定了有關土地無償使用和稅收減免等方面的一些「土政策」，從而使國家利益遭受嚴重損失。此外，在外商與內資企業特別是與國有企業進行合資的過程中，往往是對其精華部分進行合資，而將劣質資產、沉重債務、虧損業務、老弱病殘和冗員等統統推給老企業。這樣，不僅在增強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競爭力的同時削弱了內資企業的競爭力，而且也增加了地方政府在財政支出和安排就業等方面的壓力。

（4）加劇資源短缺，惡化生態環境。在我國外商直接投資企業中，有一部分是屬於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企業。盡管這些企業對我國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其給我國資源消耗和環境破壞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可低估。僅就高污染企業而言，根據1995年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提供的有關數據，外商投資於PIIS（指在生產過程中若不加以治理便會直接或間接產生大量污染物的產業）的企業有16998家，投資於MPIIS （指嚴重污染密集型產業）的企業有7487家，其工業產值分別為4153億元和1984億元，就業人數分別為295.5萬和118.6萬。外商在華設立這些高物耗、高能耗和高污染企業，實際上是將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某些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產業轉移到我國，不僅加劇了我國資源短缺狀況，惡化了我國的生態和社會環境，而且也嚴重危害企業職工和附近居民的身體健康，從而不利於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5）加劇了我國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具有明顯的非均衡特徵。從表4可以看出，截止2004年，我國東部地區累計批準的外商直接投資項目總和、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和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分別為全國的82.43%、86.78%和86.25%；中部地區分別為11.04%、7.69%和9.16%；西部地區分別為6.53%、5.53%和4.59%.這種非均衡格局的出現，既與我國在較長時間內實行的由東向西、由沿海到內地的梯度開放戰略有關，更與東部地區具有的人才、技術、基礎設施、產業聚集和區位等優勢有關。盡管我國政府近年來大力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利用優惠政策鼓勵外商更多地向中西部特別是向西部地區投資，但卻未見明顯成效。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與我國政府的政策導向具有明顯的矛盾，不僅加劇了我國地區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而且也進一步促使西部、中部地區的一些人才和資金向東部地區「倒流」。

3.對中國經濟安全和基本經濟制度構成較大威脅

近年來，在擴大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如何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問題愈益引起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然而，我國理論界和實際部門對國家經濟安全的內涵在認識上並不一致。其中，有兩種提法值得重視。一種提法認為，國家經濟安全是指一個國家的經濟競爭力，抵禦國內外各種干擾、威脅、侵襲的能力，以及國家經濟得以存在並不斷發展的國內、國際環境。⑩另一種提法則認為，國家經濟安全是指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能夠有效地消除和化解潛在風險，抗拒外來沖擊，以確保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確保國家經濟主權不受分割的一種經濟狀態。（11）吸收上述兩種提法的長處，筆者認為，國家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經濟基礎，具體表現為一個國傢具有較強的經濟競爭力和及時消除與化解潛在或現實的內部和外來經濟風險的能力，國民經濟長期保持較快和健康發展的態勢。國家經濟安全的核心內容是國家的經濟主權不受分割，經濟自主性得以實現，基本經濟利益得到保障。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05『中國外商投資報告》，第211頁。

按照上述對國家經濟安全概念的理解，前已述及的外商直接投資導致的負面效應，如我國內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總體弱化、許多關鍵技術和一些重要行業被外國跨國公司所控制、民族品牌大量消失、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等都已嚴重影響了我國的經濟安全。不僅如此。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全面開放，資金雄厚、管理先進、裝備精良、競爭力強的外資金融機構的大規模進入將對我國金融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它不僅將增加我國金融調控的難度，而且還將導致我國許多國有和非國有銀行面臨巨大的生存和發展危機。在我國全面入世之前（即我國加入WTO 後過渡期結束之前）外商直接投資已經給我國經濟安全帶來了嚴重影響；當我國全面入世之後，外商直接投資持續地大量增加，無疑使我國經濟安全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

與此同時，外商直接投資持續地大規模增加，在經濟全球化和國際投資自由化趨勢的大背景下，也對我國現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提出了尖銳的挑戰。我國現行《憲法》規定，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始終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條基本原則。然而近些年來，我國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均面臨著削弱和動搖的危險。

首先，從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來考察。如果排除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擁有的資源性資產，在我國目前的社會總資產（含經營性資產和行政事業性資產）中，公有制經濟即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的凈資產約佔2/3，非公有制經濟即外資經濟、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的凈資產約佔1/3.（12）如果從經營性凈資產的角度考察，兩者之間的差距會明顯縮小，但公有制經濟經營性凈資產在社會經營性凈資產中仍佔主體地位。然而必須看到，盡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公有資產的絕對量和公有制經濟的增加值都在顯著增加，但其在社會總資產和社會增加值中的相對比重卻在明顯下降。對比分析我國工業領域的相關數字，這種情況就會更加清楚（見表5和表6）。

資料來源：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2005）》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0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提供的相關數據計算整理。

從表5可以看出，1998～2004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資產總額增長了35.61%，而外商直接投資工業企業資產總額卻增長了125%，從而兩者資產總額的相對比例由1998年的3.51：1縮小為2004年的2.21：1；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負債率趨向下降，但仍高於外商直接投資工業企業的負債率。從表6可以看出：（1）2000～2005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增加值雖然有了顯著增長，但其在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中的相對比重已由2000年的54.25%降至2005年的39.24%；（2）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和集體工業企業增加值佔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的比重，已由2000年的66.35%降至2005年的43.12%；（3）外商直接投資工業企業和私營工業企業增加值在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中所佔的比重，已由2000年的29.2%升至2005年的46.34%，超過了2005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和集體工業企業增加值所佔的比重（43.12%）；（4）2000～2005年，外商直接投資工業企業增加值明顯超過私營工業企業增加值。盡管外商直接投資工業企業並非完全屬於外資經濟，國有控股工業企業也並非完全屬於國有經濟，但表5與表6所反映的現狀和趨勢對我國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其次，從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角度來考察。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即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黨的十五大報告提出：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一般認為，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1）國有經濟在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支配地位，支撐、引導和帶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在實現國家宏觀調控目標中發揮關鍵作用；（2）國有經濟應保持必要的數量，但更要注重在整體分布上的優化和經濟、技術、管理素質等方面質的提高和影響力的擴大；（3）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控制力的發揮，既要通過國有獨資企業的作用來實現，更應通過大力發展由國家控股或參股的混合所有制形式的企業來實現；（4）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在國家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在不同的產業和地區，可以有所差別。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進一步提出，國有經濟需要控制的行業和領域主要包括：（1）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2）自然壟斷的行業；（3）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4）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幹企業。從我國近年來的實際情況來看，國有經濟基本上能夠發揮對國民經濟的主導作用。但是，隨著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的進一步發展，近年來業已凸顯的外商「獨資化」、外資「控股化」趨勢可能會進一步強化，其並購我國重要行業國有大中型企業的規模也可能會持續擴大。從而，我國國有經濟無論在數量、素質、分布和控制力等方面都將面臨激烈競爭和嚴峻挑戰。

㈢ 了解我國醫院三資情況不比如我國醫療衛生行業按合資、獨資和合作方式歷年利用外資的金額等。

當前跨國公司投資已經成為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世界500強的跨國公司中已有約400家在華投資了2000多個項目。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國家先後發布施行了新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外商投資電信、民航、銀行、保險、以及外商參與國有企業改組改造、上市公司公司國有股、法人股向外商轉讓、QFII等多項法規，進一步增強了跨國公司來華投資的信心。 國際聞名跨國公司紛紛加快在中國的投資步伐，跨國公司新投資和增資項目大量增多，去年1-11月，經國家計委（或報經國務院）審批的大中型外商投資項目38個，總投資逾120億美元。一批由大型跨國公司投資的重化工、能源、汽車、電子等資金、技術密集型大項目相繼簽約和開工建設，銀行、保險、商業流通等服務貿易領域的投資日趨活躍，新來華投資的跨國公司不斷增加，我國吸引跨國公司投資呈現良性發展勢頭。一、新的趨勢和特點相比入世前後，跨國公司在華的投資出現一些新的趨勢和特點，主要集中以下三個方面：（一）投資結構進一步優化1、在外商投資最集中的加工製造業中，資金技術密集型項目明顯增加。如電子通信製造業，2001年實際利用外資金額為70.9億美元，佔全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達15.1%，比1997年提高了9.2個百分點，2002年1-10月，這一比重進一步上升到17.1%.該行業國際前10位的跨國公司中，已有8家在華投資設立了130多個合資或獨資企業，這些企業的產品已經在國際國內市場上占據了相當的份額。汽車行業中，上海大眾、南京依維柯在原有基礎上進行了增資，寶馬、現代設立了新的合資項目，豐田、日產分別與一汽、二汽簽署了全面的合資合作協議，本田計劃在廣州合資建立出口轎車基地。石油及石化行業中，西氣東輸、上海聯合異氰酸酯、福建煉油乙烯一體化等，均為聞名跨國公司投資的數十億美元的特大型項目。這些資金技術密集型的大項目彌補了我國產業鏈中的空白，並吸引了大量國內外企業為其配套，形成產業聚集的區域，極大地增加了我國製造業的技術水平、產品附加值和國際競爭能力。2、隨著入世後我國擴大服務貿易領域的對外開放，服務業利用外資發展迅速。2002年1-9月，我國服務業吸收外資合同額161億美元，同比增長36%；實際外資金額95億美元，同比增長49%，約占我國同期實際利用外資的1/4.部分地區外商投資服務業的勢頭更加強勁，上海1-10月服務業吸收外資合同金額增長了97%.表明入世後境外投資者，非凡是跨國公司對我國服務業的投資日益活躍，服務業吸收外商投資的巨大潛力初步顯現。2002年以來，金融、商業領域吸引跨國公司投資取得了積極進展，其中，商業分銷領域，新批外商投資商業企業17家，其中連鎖企業16家，原有外商投資商業企業新設分店7家；銀行領域，至9月底國內已設立外資銀行分行147家，其中45家獲准開展人民幣業務，最近美國新僑投資參股深發展銀行超過18%的股份；保險領域，繼去年11月英國標准人壽等3家外國保險公司獲准進入中國後，在華外資保險公司已達34家，設立的營業性機構約50家，近期匯豐集團出資6億美元參股平安保險10%的股份；證券領域，德國安聯公司己獲批准，率先在北京組建了合資證券治理公司。服務貿易領域一直是跨國公司投資的目標，一些跨國公司已預備多年，隨著服務貿易領域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將吸引更多的跨國公司進入該領域，也是今後跨國公司投資的熱點之一。跨國公司投資服務業，對我國服務業的發展起到積極促進作用，並可以為製造業的發展提供有力的支持。（二）跨國公司更加註重本地化經營經濟全球化和激烈的國際競爭，促進了國際產業轉移，跨國公司為提高全球競爭力和開拓中國市場，紛紛來華投資，而中國的綜合優勢使眾多跨國公司增強了「紮根」中國的信心，跨國公司開始在中國推行全面的本地化經營策略。他們不僅利用中國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在中國生產其產品，而且將全球經營網路中幾個核心部分都向中國進行轉移，在生產、研發、治理、采購、品牌各個方面都加強了本地化的進程。1、跨國公司將生產製造中心向中國轉移的速度加快。雖然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大幅降低了進口關稅，但是，從降低成本、增強國際競爭力和確保市場份額等長期戰略考慮，跨國公司仍紛紛將製造業的生產重心向我國轉移，將中國作為跨國公司重要的製造基地。如拜耳公司、巴斯夫公司、Bp公司等都已經開始實施幾十億美元的大規模投資計劃，在華建立一體化的生產基地。這也為中國由製造業大國向製造業強國轉變提供了難得的機遇。2、在轉移製造業的基礎上，跨國公司加快了研發本土化的戰略調整，在華設立研究開發中心。目前我國外商投資設立的研發中心已近400家。摩托羅拉公司在華已有18家研發中心，去年9月又公布，將在未來5年增加10億美元研發資金，並在北京建立全球研發基地。愛立信公司在已有6個研發中心基礎上，去年5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國研發總院。這些研發活動已經不僅僅局限於簡單的技術開發，而更關注於如何在中國特定的環境下面向全球進行最有優勢的生產活動，將進一步提升中國在跨國公司全球經營中的地位。3、隨著跨國公司投資規模的擴大和投資水平的提升，原先分散投資、分散治理的模式已不適應其發展戰略的需要，跨國公司客觀要求將運營治理中心轉移到中國。目前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的投資性公司已有約220家，大部分承擔著統籌治理在華業務的職能，其中世界500強公司設立的投資性公司已超過120家，有很多將逐步向中國甚至亞洲地區的總部過渡。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和上海兩地設立的跨國公司地區性總部已達28家，近期即將設立的還有4家。4、為了增強在全球范圍內的競爭力，降低采購成本，許多跨國公司開始在華設立全球采購中心。將中國質優價廉的商品和原材料、零部件同跨國公司強大的全球銷售網路相結合，既擴大了中國的出口，也為跨國公司實現全球配置資源，不斷發展壯大提供了動力。如沃爾瑪公司，以深圳為基地，開始在全國布點，2001年在中國直接和間接采購的金額達103億美元；GE公司明確表示，中國生產能力強的領域他們不預備投資建新廠，而將進行大規模的采購，2001年GE的醫療部門在華采購達3億美元，聯合利華也公布將在上海建立全球采購中心，未來5年內采購原材料和商品超過5億美元。

㈣ 關於外商在華獨資化的專業參考文獻(英文)哪裡找

News Analysis: Future of Chinese-Foreign Joint Ventures
As the top legislature of China began debates on an amendment to the law of Chinese-foreign equity joint ventures Friday, the future of China's numerous joint ventures has become a source of wide concern at home and abroad.

The proposed amendment is a major move on the part of China to prepare for its expected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after more than a decade of negotiations.

It also came at a time when more and more foreign investment projects in China are held or solely-owned by foreign business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Beijing Aviation Food Company, China's first joint venture in 1980, the country has seen the registration of 150,000 Chinese-foreign joint ventures.

Before 1998, over 70 percent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took the form of joint ventures.

The growth of Chinese-foreign joint ventures, however, has been slowing down in recent years.

In 2000, growth of wholly foreign-owned businesses exceeded that of Chinese-foreign joint ventures, for the first time.

According to figures from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MOFTEC), wholly foreign-owned enterprises accounted for 45 percent of total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in 2000.

Meanwhile, actualized foreign investment in joint ventures recorded the first ever negative growth, despite a 21 percent rise in the number of joint ventures last year.

More and more foreign partners have shown a strong interest to increase their stake in joint ventures.

Beijing Jeep, the first joint venture in China's automobile instry, announced not long ago that its foreign partner, DaimlerChrysler, will increase its equity share in the joint venture at a proper time, and that the new management will be headed by a foreigner.

Procter & Gamble (Guangzhou) Ltd., a Sino-U.S. joint venture, also reported drastic changes in the equity structure of many of its subsidiaries. In one of them, the stake of the Chinese side dropped from the original 50 to one percent.

Ma Yu, a senior researcher with the MOFTEC, attributed the change to new trends in China's economic environment.

With a sellers' market being replaced by a buyers' market in China, market competition has intensified, forcing joint ventures to expand their proction scale and upgrade their technologies.

In this situation, it is natural for the foreign side to seek a controlling stake to avoid potential conflicts with the Chinese partner, who may harbor a different business philogophy and have a different opeational style and a different goal, Ma said.

Analysts here points out that it is crucial for China to establish a modern corporate system in it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improve its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judicial system based on a market economy, if it is to reverse the situation of decreasing foreign investment in joint ventures.

China's draft outline of the 10th five-year plan has provided for giving national treatment to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unified and transparent market accession policies and the removal of equity structure restrictions in joint ventures, except for those that are related to national and economic security.

Analysts said this is surely a move in the right direction.

As the biggest potential market in the world,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is expected to trigger off a new round of foreign investment.

"As long as China is not obssessed with having controlling stakes, Chinese-foreign joint ventures will remain the most important form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and will continue to contribute to the upgrading of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its traditional instries," Ma said.

㈤ 外商控股上限的問題

供你參考

央行將"適度"解凍外資持股上限 但國家要絕對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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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本稿】 【進入論壇】 【推薦朋友】 【關閉窗口】 2006年10月31日 07:27

張明揚

被外資視為進軍中國金融業最大阻礙的持股上限解凍可期。央行昨天發布《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06)》表示，將積極穩妥地推進金融對外開放，適度放寬外資進入金融服務業的股權比例、業務范圍和投資來源地限制，但堅持國家絕對控股。

「松綁」外資持股上限

繼去年首發之後，央行昨天發布了第二份年度《中國金融穩定報告》。時值金融全面開放前夜，央行在報告中對全新的競爭格局表示了重點關注。央行認為，金融開放客觀上要求深化金融改革，必須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水平。

央行表示，將積極穩妥地推進金融業對外開放，適度放寬外資進入金融服務業的股權比例、業務范圍和投資來源地限制。

按現行的監管規定，單一外國投資者在中資銀行的持股比例不得超過20%，同一家中資銀行的外資持股比例總和不得超過25%。而正是受限於持股比例的上限，外資競購廣發行才一再懸念迭生，歷時1年多交易還未收官。

在給外資「松綁」的同時，央行也特別強調，要堅持國家絕對控股，加強對主要金融機構的控制力，確保國家金融安全。央行稱，要繼續推進股份制商業銀行改革，加快政策性銀行的職能調整和轉型，進一步完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運行機制。值得注意的是，央行也表示將推進農業銀行改革。

支持「協調監管」

央行在報告中指出，就金融業本身而言，結構性矛盾仍然很突出，「金融風險集中於銀行業，不利於銀行穩健經營和持續發展，不利於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央行認為，中國直接融資發展較慢且結構不合理，企業債發行規模太小。保險業規模過小和保險覆蓋面不寬也使金融結構性矛盾加劇。而針對此前各部委曾幾度吹風的「國家金融監管協調委員會」，央行昨天也首次公開對「協調監管」發表支持意見。央行指出，在金融業綜合經營趨勢日益明顯的形勢下，要進一步加強金融監管，完善監管協調機制。

外資可擁有中外合營廣告企業多數股權 控股上限：70％
2004年04月02日 11:00 中華工商時報

2004-4-2 4:40:05
【記者傅春榮1日北京報道】
記者今天從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得知，《外商投資廣告企業管理規定》已經由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和商務部審議通過，於即日頒布執行。
外商投資廣告企業符合《外商投資廣告企業管理規定》的條件，經批准可以經營設計、製作、發布、代理國內外各類廣告業務，其具體經營范圍，由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及其授權的省級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據《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資質標准及廣告經營范圍核定用語規范》予以核定。
據了解，自《外商投資廣告企業管理規定》施行之日起，允許外資擁有中外合營廣告企業多數股權，但股權比例最高不超過70％，直到2005年12月10日起，才允許設立外資廣告企業。
同時，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和商務部就香港和澳門投資者投資廣告業作出補充規定：自2004年1月1日起，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和澳門服務提供者在內地設立獨資廣告公司；香港服務提供者和澳門服務提供者應分別符合《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和《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中關於「服務提供者」定義及其相關規定的要求；香港服務提供者和澳門服務提供者應是經營(含非主營)廣告業務的企業法人。
據悉，此規定正式實施後，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印發的《關於設立外商投資廣告企業的若干規定》同時廢止，其他與該規定相抵觸的文件，同時失效。(2B4)

㈥ FDI出現「獨資化」趨勢的原因是什麼

1、制度因素分析

改革開放是循序漸進的過程，一些相關的政策措施的頒發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這也就規定了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必須遵循一定的演變歷程，從而也可以說明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獨資化趨勢的動因所在。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對外政策有所放開，但只是劃出一些特區，並且以法律的形式限制了外商控股比例，人為地為外商獨資和外商控股設置了障礙。因此，在改革開放初期，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獨資化趨勢不很明顯，也不可能很明顯，這是與當時的政治環境相吻合的。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在沿海地區也開始了全方位的對外開放。1995年4月，外經貿部發布了《關於外商投資舉辦投資性公司的暫時規定》，以鼓勵境外大公司開展其系列投資計劃。從此，以整體並購為主要形式的獨資化拉開了序幕。到1998年，外商獨資企業首次成為中國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因此，政策的放寬，加速了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獨資化進程。

2001年底，我國加入了世貿組織；2002年，我國頒布了新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進一步放寬了外商對華投資的股權比例限制，取消了對獨資企業的相關歧視政策。從此，外商獨資化又掀起了新的浪潮。2001年8月，天津漢高變成了外商獨資企業；2004年1月，UPS開始了在中國市場獨資運作的序幕。因此，隨著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進一步清晰化、明朗化，外商獨資化的趨勢也將更加明顯。

總之，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我國的FDI發展過程中，制度因素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中國政治、經濟制度的變革，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外商設立獨資或控股企業的障礙將會進一步消除，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獨資化趨勢也會越來越明顯。

2、交易成本因素分析

交易成本是圍繞著交易契約的達成所產生的成本，即科斯所認為的交易雙方在簽約時所面臨的偶然因素所帶來的損失。企業的本質，經濟學者們一般認為：企業作為生產的一種組織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市場的一種替代。因此，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獨資化趨勢的動因，無疑只是以外商獨資企業或外商控股企業的形式，來代替其它的組織形式，從而盡可能的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畢竟，企業作為一個整體的最終目的，便是追求利潤最大化。

改革開放之初，由於政治、經濟等環境的限制，外商控股企業或外商獨資企業的建立，不僅在審批程序上手續繁雜、限制較多，而且在稅收、換匯等優惠政策上也不如中外合資合作經營企業，甚至在業務范圍上也有諸多限制。因此，就當時的條件來說，外商獨資化的交易成本要遠遠大於其他組織形式。另外，由於當時是外資進入中國初期，中西方在文化上、價值觀上以及管理理念上，有許多不同。因此，對外資來說，在我國改革開放之初不以獨資形式進入，實為明智之舉。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目標便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故相應的法律法規便不斷地領布實施，這便在政策環境上為外商獨資企業的建立掃清了障礙。另外，在中國經濟上改革開放的同時，文化上也打開了開放大門，人民逐漸接受了西方商業上的價值觀、經營理念等，這又在文化上為外商獨資企業的建立掃清了障礙。而與此同時，中外合資經營與中外合作經營企業的一些潛在矛盾開始呈現出來，如在價值目標上，中方多注重社會效益，外商則往往看重企業利潤；在經營理念上，中方多注重於「情」，而外商則更注重於「理」。當這些潛在矛盾進一步發展成貨幣成本時，獨資化的交易成本反而又成為最小的了。因此，外國投資者作為一個理性的投資主體，在追求利潤最大化和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前提下，便必然會選擇獨資化的投資模式。

總之，從交易成本這一角度來看，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獨資化趨勢，是外國投資者作為一個理性的經濟人，追求利潤最大化和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必然趨勢。

3、壟斷優勢因素分析

美國學者斯蒂芬·海默在其博士論文《國內企業的國際經營：關於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提出了壟斷優勢理論，並在1976年由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的《國內公司和國際化經營：一次國際直接投資的研究》中，較系統地提出了美國公司國際直接投資的理論。

從此，獨立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開始形成。並且在解釋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獨資化趨勢方面，壟斷優勢理論中的技術優勢理論、資本籌集優勢理論、管理技能優勢理論、規模經濟優勢理論等也都具有很強的說服能力。

市場壟斷不利於市場競爭，不利於市場的健康發展，但卻給壟斷企業帶來豐厚的利潤。盡管世界各國普遍制定了反壟斷法律，但在目前的政治經濟條件下，仍不可避免地產生一定程度的壟斷勢力。由於壟斷優勢可以帶來高額回報，所以，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便傾向於獨資化，以便於保持其壟斷優勢，從而長期獲取高額回報。而對於中外合資或中外合作企業來說，則就不具有完全的壟斷優勢了，即其壟斷技術易擴散，從而普遍提高市場中的技術水平，並失去其壟斷優勢；其資本籌集優勢，會由於合資或合作而有所減弱；至於其管理技能優勢，則也會由於管理人員的流動而消失。

因此，從壟斷優勢的角度來分析，保持獨資化的趨勢，便是保持自身的壟斷優勢地位，從而獲取長期的高額壟斷利潤。

㈦ 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實證分析要控制什麼變數

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1.明顯削弱了中國內資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力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某些內資企業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具有積極作用。其主要表現是：在外資進入、外企林立、國際競爭和國內競爭融為一體且顯著加強的態勢下，海爾、華為、奇瑞等一批內資企業「奮袂而起」，自主創新，打造出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並在國內外市場佔有一定份額的名牌產品。換言之，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某些內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產生的積極作用，是通過加劇競爭和這些內資企業正確有效地應對來間接地實現的。另一方面，在大規模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同時，我國許多內資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則明顯削弱。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內資企業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具有利益上的矛盾。外商直接投資的根本目的是獲取長期穩定的高額利潤。為此，外商要最大限度地壟斷技術和市場，打敗競爭對手；而絕不是要培植競爭對手，增強我國內資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陷自身於不利或敗北的境地。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通過三條途徑削弱我國內資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第一，在技術、質量、規模相差懸殊的情況下，繞過關稅壁壘，在我國就地生產，低價競銷，打垮內資企業。柯達公司在較短時間內佔領了我國大部分彩色膠卷市場，即是一個佐證。第二，遏制合資企業開發新產品或新技術。在中外合資企業，由於引進並採用外方的產品技術，只有生產許可權而沒有產品設計確認權，因而無需也不能對外方的產品技術進行任何修改和創新。我國不少國有企業在與外商合資的過程中，原有的研發機構被分拆，技術力量大量流失。據對120家中外合資企業的調查，設立研發機構的企業僅佔51%.①第三，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特別是外商獨資或外商控股企業，以較為優厚的薪水和待遇「挖走」了我國許多優秀人才，直接為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特別是為大型跨國公司服務。有關統計表明，我國最優秀人才的40%、優秀人才中的45.7%都流向了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或大型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的研發機構，從而導致內資企業和國內相關單位自主研發力量的巨大損失。②我國政府和有關研究機構提供的某些重要經濟數據也表明，近年來我國企業特別是內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總體來看明顯削弱：（1）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中，擁有研發機構的企業所佔的相對比重逐漸下降。這一比重2000年為28.5%，2002年為25.3%，2004年則降至23.4%.③（2）我國大中型企業的研究開發經費只佔銷售收入的0.39%，即使是高新技術企業的研究開發經費也只佔銷售收入的0.6%，這個比例尚不足發達國家的1/10.④根據國際經驗，企業研究開發經費占銷售收入的比例應達到3%以上，低於3%意味著該企業沒有競爭力，低於2%則意味著該企業將被淘汰；而高技術企業研究開發經費占銷售收入的比例則應達到10%以上。⑤（3）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技術引進經費支出與消化吸收經費支出的比例嚴重「倒掛」。我國這一比例2000年為1：0.074，2002年為1：0.069，2003年為1：0.067.⑥而日本和韓國在工業化成長時期，這一比例則為1：5～1：8.日本和韓國許多企業高度重視並以數倍的投入對引進技術進行消化吸收和創新，而我國許多企業則恰恰相反。日本和韓國許多企業走的是引進——創新之路，而我國許多企業則陷入了引進——落後——再引進——再落後的怪圈。（4）在高技術產業專利申請方面，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所佔的比重已超過國有企業。1995年，國有企業高技術產業專利申請為475件，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為50件，分別佔全國高技術產業專利申請總數的77.6%和8.29%；到2001年，國有企業高技術產業專利申請為575件，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為795件，分別佔全國高技術產業專利申請總數的17%和23.5%⑦。（5）我國對外技術依存度高達50%以上，產業發展的主導技術基本上依靠國外。據統計，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技術引進經費支出與購買國內技術費用支出的比例，2000年為1：0.108，2002年為1：0.115，2003年為1：0.134，2004年為1：0.190.⑧我國製造光纖、集成電路、石油化工、轎車、數控機床的裝備，依賴進口的比率分別達到100%、85%、80%、70%和70%.當然，我國內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總體上明顯削弱，也是多因一果。除了受外商直接投資的負面影響之外，我國較長時期在科技與企業發展戰略、科技投入以及相關體制、機制等方面存在的諸多問題和缺陷，也是造成這種狀況的重要原因。2.對中國民族經濟形成強烈沖擊外商直接投資長時期大規模地進入我國，必然加劇外資經濟與我國民族經濟的激烈競爭和反復較量。外商直接投資憑借其資金、技術、管理、品牌、規模等壟斷優勢，通過「綠地投資」和並購我國內資企業，控制了我國的某些行業和市場，大量「消滅」我國民族品牌產品，通過合法或不正當手段吞食我國內資企業特別是國有資產，已經對我國民族經濟發展產生了顯著的負面影響。（1）控制了我國某些行業和市場。經過20多年的迅速擴張，外資直接投資企業在我國某些行業和市場中已佔絕對優勢。其中，有兩個特點值得高度關注。一是外商在我國幼稚產業搶先建立大企業。例如，在電子與通信設備製造業中的移動通訊、光通訊、衛星通訊等產品的生產和銷售上，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已佔到90%以上的份額。二是外商在我國某些盈利率高、市場前景廣闊的支柱產業和戰略產業實行壟斷。以汽車業為例，世界著名跨國公司都已搶灘我國，通過與我國汽車行業「領頭羊」合資或對之進行並購等方式，基本上控制了我國的汽車市場。目前，9家外商直接投資汽車企業在我國轎車市場所佔的份額已高達95%.再如高新技術產業。目前，外商投資企業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占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總額的比重逼近90%.可見，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目前已基本上被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所掌控。（2）大量民族品牌產品相繼被擠出市場。外商利用其種種壟斷優勢，加之在我國實行本土化生產的勞動力低成本優勢，與我國內資企業進行激烈競爭，迫使我國大量民族品牌逐漸退出市場。外商在這方面主要採用三種方式：一是競爭式淘汰。外商憑借其品牌產品的質量和服務優勢，將我國一些民族品牌產品淘汰出局。二是「冷凍」式淘汰。外商在與中方企業合資時收購了中方原有的名牌商標，但並不使用，蓄意「冷凍」。合資企業的產品只使用外方的商標。最後，導致中方原有的名牌產品在市場上銷聲匿跡。三是「下滑」式淘汰。外商在與中方企業合資時，要求中方將名牌商標轉讓給合資企業。然後，利用中方原有的銷售渠道主要銷售外方商標的產品，少量銷售中方商標的產品。一旦外方商標的產品在市場上站穩腳跟，則立即停止生產和銷售中方商標的產品。（3）導致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在外商直接投資過程中，通過種種合法或非法、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導致我國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一是高值低估。外商在與國有企業進行合資或對國有企業進行並購的過程中，由於對國有資產評估很不規范，往往低估國有資產，特別是漏估國有企業原有的品牌、商業信譽等無形資產，從而使國有資產蒙受巨大損失。二是偷稅、漏稅、逃稅、騙稅。許多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著偷、漏、逃、騙稅問題。特別是不少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通過在跨國公司內部高價進口、低價出口等轉移價格方式，「假虧損、真避稅」。據國家稅務總局有關人士估計，近年來，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通過轉移價格給我國每年造成的稅收損失就超過300億元。⑨三是某些地方政府的「非理性」饋贈。除中央政府對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統一規定的稅收優惠政策之外，不少省、市的地方政府為了追求招商引資的「政績」，竟擅自規定了有關土地無償使用和稅收減免等方面的一些「土政策」，從而使國家利益遭受嚴重損失。此外，在外商與內資企業特別是與國有企業進行合資的過程中，往往是對其精華部分進行合資，而將劣質資產、沉重債務、虧損業務、老弱病殘和冗員等統統推給老企業。這樣，不僅在增強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競爭力的同時削弱了內資企業的競爭力，而且也增加了地方政府在財政支出和安排就業等方面的壓力。（4）加劇資源短缺，惡化生態環境。在我國外商直接投資企業中，有一部分是屬於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企業。盡管這些企業對我國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其給我國資源消耗和環境破壞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可低估。僅就高污染企業而言，根據1995年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提供的有關數據，外商投資於PIIS（指在生產過程中若不加以治理便會直接或間接產生大量污染物的產業）的企業有16998家，投資於MPIIS（指嚴重污染密集型產業）的企業有7487家，其工業產值分別為4153億元和1984億元，就業人數分別為295.5萬和118.6萬。外商在華設立這些高物耗、高能耗和高污染企業，實際上是將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某些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產業轉移到我國，不僅加劇了我國資源短缺狀況，惡化了我國的生態和社會環境，而且也嚴重危害企業職工和附近居民的身體健康，從而不利於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5）加劇了我國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具有明顯的非均衡特徵。從表4可以看出，截止2004年，我國東部地區累計批準的外商直接投資項目總和、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和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分別為全國的82.43%、86.78%和86.25%；中部地區分別為11.04%、7.69%和9.16%；西部地區分別為6.53%、5.53%和4.59%.這種非均衡格局的出現，既與我國在較長時間內實行的由東向西、由沿海到內地的梯度開放戰略有關，更與東部地區具有的人才、技術、基礎設施、產業聚集和區位等優勢有關。盡管我國政府近年來大力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利用優惠政策鼓勵外商地向中西部特別是向西部地區投資，但卻未見明顯成效。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與我國政府的政策導向具有明顯的矛盾，不僅加劇了我國地區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而且也進一步促使西部、中部地區的一些人才和資金向東部地區「倒流」。3.對中國經濟安全和基本經濟制度構成較大威脅近年來，在擴大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如何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問題愈益引起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然而，我國理論界和實際部門對國家經濟安全的內涵在認識上並不一致。其中，有兩種提法值得重視。一種提法認為，國家經濟安全是指一個國家的經濟競爭力，抵禦國內外各種干擾、威脅、侵襲的能力，以及國家經濟得以存在並不斷發展的國內、國際環境。⑩另一種提法則認為，國家經濟安全是指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能夠有效地消除和化解潛在風險，抗拒外來沖擊，以確保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確保國家經濟主權不受分割的一種經濟狀態。（11）吸收上述兩種提法的長處，筆者認為，國家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經濟基礎，具體表現為一個國傢具有較強的經濟競爭力和及時消除與化解潛在或現實的內部和外來經濟風險的能力，國民經濟長期保持較快和健康發展的態勢。國家經濟安全的核心內容是國家的經濟主權不受分割，經濟自主性得以實現，基本經濟利益得到保障。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05『中國外商投資報告》，第211頁。按照上述對國家經濟安全概念的理解，前已述及的外商直接投資導致的負面效應，如我國內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總體弱化、許多關鍵技術和一些重要行業被外國跨國公司所控制、民族品牌大量消失、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等都已嚴重影響了我國的經濟安全。不僅如此。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全面開放，資金雄厚、管理先進、裝備精良、競爭力強的外資金融機構的大規模進入將對我國金融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它不僅將增加我國金融調控的難度，而且還將導致我國許多國有和非國有銀行面臨巨大的生存和發展危機。在我國全面入世之前（即我國加入WTO後過渡期結束之前）外商直接投資已經給我國經濟安全帶來了嚴重影響；當我國全面入世之後，外商直接投資持續地大量增加，無疑使我國經濟安全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與此同時，外商直接投資持續地大規模增加，在經濟全球化和國際投資自由化趨勢的大背景下，也對我國現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提出了尖銳的挑戰。我國現行《憲法》規定，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始終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條基本原則。然而近些年來，我國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均面臨著削弱和動搖的危險。首先，從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來考察。如果排除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擁有的資源性資產，在我國目前的社會總資產（含經營性資產和行政事業性資產）中，公有制經濟即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的凈資產約佔2/3，非公有制經濟即外資經濟、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的凈資產約佔1/3.（12）如果從經營性凈資產的角度考察，兩者之間的差距會明顯縮小，但公有制經濟經營性凈資產在社會經營性凈資產中仍佔主體地位。然而必須看到，盡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公有資產的絕對量和公有制經濟的增加值都在顯著增加，但其在社會總資產和社會增加值中的相對比重卻在明顯下降。對比分析我國工業領域的相關數字，這種情況就會更加清楚（見表5和表6）。資料來源：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2005）》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0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提供的相關數據計算整理。從表5可以看出，1998～2004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資產總額增長了35.61%，而外商直接投資工業企業資產總額卻增長了125%，從而兩者資產總額的相對比例由1998年的3.51：1縮小為2004年的2.21：1；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負債率趨向下降，但仍高於外商直接投資工業企業的負債率。從表6可以看出：（1）2000～2005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增加值雖然有了顯著增長，但其在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中的相對比重已由2000年的54.25%降至2005年的39.24%；（2）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和集體工業企業增加值佔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的比重，已由2000年的66.35%降至2005年的43.12%；（3）外商直接投資工業企業和私營工業企業增加值在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中所佔的比重，已由2000年的29.2%升至2005年的46.34%，超過了2005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和集體工業企業增加值所佔的比重（43.12%）；（4）2000～2005年，外商直接投資工業企業增加值明顯超過私營工業企業增加值。盡管外商直接投資工業企業並非完全屬於外資經濟，國有控股工業企業也並非完全屬於國有經濟，但表5與表6所反映的現狀和趨勢對我國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其次，從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角度來考察。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即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黨的十五大報告提出：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一般認為，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1）國有經濟在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支配地位，支撐、引導和帶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在實現國家宏觀調控目標中發揮關鍵作用；（2）國有經濟應保持必要的數量，但更要注重在整體分布上的優化和經濟、技術、管理素質等方面質的提高和影響力的擴大；（3）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控制力的發揮，既要通過國有獨資企業的作用來實現，更應通過大力發展由國家控股或參股的混合所有制形式的企業來實現；（4）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在國家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在不同的產業和地區，可以有所差別。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進一步提出，國有經濟需要控制的行業和領域主要包括：（1）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2）自然壟斷的行業；（3）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4）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幹企業。從我國近年來的實際情況來看，國有經濟基本上能夠發揮對國民經濟的主導作用。但是，隨著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的進一步發展，近年來業已凸顯的外商「獨資化」、外資「控股化」趨勢可能會進一步強化，其並購我國重要行業國有大中型企業的規模也可能會持續擴大。從而，我國國有經濟無論在數量、素質、分布和控制力等方面都將面臨激烈競爭和嚴峻挑戰。

㈧ 我國外商投資企業獨資化傾向的原因

一、外商對華投資的獨資化趨勢

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有中外合資、中外合作和外商獨資，即「三資企業」的組織形式。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外商直接投資呈現出新特點與發展趨勢。從外商投資的股權結構變換來看，這三種方式所佔的比重出現了重大變化：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上半期，建立合資企業一直是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但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出現明顯的「獨資化」趨勢，外商獨資企業逐步替代合資企業，日益成為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新設獨資企業增加

新批外商直接投資企業中，外商獨資企業的比例有著顯著提高，成為主要的外資利用方式。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中獨資企業新設的數量和投資額所佔的比重一直呈上升趨勢。1997年，中國新批準的外資項目的獨資企業的數量開始超過合資企業的數量；1998年，合同外資金額中外商獨資經營企業所佔的比例(41.8%)首次超過了中外合資企業(33.2%)，成為我國主要利用外資方式。此後，外商獨資企業所佔的比例一直急劇增長,從1998年的41.8%上升到2004年的76.4%，大大超過中外合資企業和中外合作企業所佔的份額，成為中國利用外資的主要方式。2004年，新設獨資企業數量是合資企業數量的2.7倍，外商合同投資額是合資的4.2倍。實際使用金額更是達到了2.5倍。不僅如此，2005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外商獨資所佔比例是67.33%，大大超過中外合資的比例22.90%。

（二）原有合資企業的股權擴張

在新批獨資企業數量和外資金額超過合資企業的同時，原有合資企業也加快重組步伐，逐漸向獨資企業轉變。最初，跨國公司通過增資擴股方式成為合資企業的大股東，2001年以後隨著政策的調整放開，不少跨國公司開始採用收購合資企業中方股份的方式把合資企業變為獨資企業。

2001年10月23日，阿爾卡特通過收購中方股份，擁有股份達50%+1股，獲得上海貝爾的控制權。2004年8月，在通信行業赫赫有名的北京國際交換系統有限公司（BISC）宣布更名為北京西門子通信網路有限公司(SCNB)，西門子持股比例從40%上升到67%，企業性質也由合資公司變為外商控股企業。2005年1月12日，柯尼卡美能達宣布在中國成立100%的獨資投資性管理公司，並在無錫成立獨資的製造基地。

（三）並購國內企業

中國加入WTO後出現的一個新的動向，就是跨國公司通過收購和兼並的方式進入中國市場，如美國愛默生公司斥資7.5億美元收購華為公司下屬企業安聖電器；美國AB啤酒公司收購青啤；法國達能公司控股樂百氏和娃哈哈，這在過去並不多見。通過並購進入中國市場，成立控股或獨資企業，可以縮短投資周期，減少風險。

以上事實說明，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的發展已呈現出「獨資化」的趨勢，獨資企業將成為今後一段時間內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外資企業咄咄逼人的發展態勢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警覺與重視，需要我們冷靜地思考和分析。

那麼，外商投資方式的轉變特別是獨資化的原因是什麼呢？一直以來，關於外商在華投資獨資化的原因，眾說紛紜，但筆者認為，這都可以歸納到經濟學中的交易成本范疇，交易成本的減少是外商在華投資獨資化傾向的主要原因。

二、交易成本理論概述

交易成本又稱交易費用，是產權經濟學的核心，「一種以交易為基本分析單位，研究經濟組織的比較制度理論」①。1937年，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教授科斯（COASE）在其《企業的性質》一文中，指出「建立企業有利可圖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價格機制是有成本的。通過價格機制『組織』產生的最明顯的成本就是所有發現相關價格的工作隨著出賣這類信息的專門人員的出現，這種成本有可能減少，但不可能消除。在市場上發生的一筆交易的談判和簽約的費用也必須考慮在內」。科斯只是提出「交易成本」的思想，並沒有直接地提到過這個概念。

自科斯以後，威廉姆森（Williamson）對交易成本理論做了較系統的完善。威廉姆森認為：交易費用就是「經濟系統運轉所需要付出的代價或者費用」②。並把交易成本分成合同簽訂前的成本和合同簽訂後的成本：合同簽訂前的交易成本是指「草擬合同、就合同內容進行談判以及確保合同得以履行所付出的成本」；合同簽訂後的交易成本有以下幾種：（1）不適應成本；（2）討價還價成本；（3）建立及運轉成本；（4）保證成本。威廉姆森認為應從合同關系研究企業行為。他指出「任何問題都可以直接或間接地作為合同問題來看待，這對於了解能否節約交易成本很有用處。」威廉姆森從節約交易成本的角度解釋了縱向一體化，在他的分析框架中有兩個重要假設和三個交易維度。兩個重要假設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三個交易維度是資產專用性、不確定性和交易率。三個交易維度決定了交易成本的大小，從而決定了企業是否選擇縱向一體化。

三、基於交易成本的理論分析外商獨資的原因

（一）技術或者資產的專用性

對於獨資化的解釋，交易費用經濟學提出了資產專用性這一概念。根據威廉姆森的定義，所謂的資產專用性是對已經投入生產過程中的資產進行再配置的難易程度，資產專用性實際上是測量某一資產對市場的依賴程度。資產專用性越強，進行市場交易的費用越高，即交易費用是一條隨著資產專用性增強而較快上升的一條曲線。一方面，合作的一方可能利用另一方的信任而出現逃避、搭便車或者技術濫用的問題。另一方面，有的技術是國外企業的核心技術、獨有技術或者銷售訣竅等，這些技術是企業獲得長期競爭力的核心能力，外方不想別人一起分享他們的訣竅或技術。為了保護資產的專用性，企業傾向於選擇高度控制的治理結構，而獨資是最好的選擇。這樣不僅降低了為保護自己獨有技術的交易成本，而且降低被盜用或者濫用的風險。所以，當通過合資方式取得的收益不足以彌補企業的監督控制其專利濫用的風險成本的時候，企業寧願選擇具有較高控製程度的形式③。

（二）中西方文化差異

中外合資企業是在雙方互惠與相互信任的基礎上，以合作為目的的契約安排，由於有限理性和交易雙方的不確定性，雙方達成的契約往往具有不確定性。在雙方專用性資產投資關系的情況下，契約的一方當事人就存在著利用契約的漏洞或者不完善，通過事前隱瞞信息的逆選擇和事後隱藏行動的道德風險，謀取他方應佔取的准租金。事前的逆選擇和事後的機會主義行為往往成為雙方關系沖突和合資企業內部不穩定的重要因素。

很多跨國合資企業在管理中最突出的一個問題就是合資雙方在企業管理和文化上的沖突④。管理的本質是一種文化，由於文化背景的差異決定了東西方完全不同的管理觀。來自不同的國家的企業管理者在工作方式、文化、思維方式上均有著很大的差異。西方文化追求卓越，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人與人之間形成了平等基礎上的契約，在管理方式上表現為規范管理、制度管理和條例管理，嚴格按規則辦事，追求制度效率，從而實現管理的有序化和有效化。而東方文化講究「情與理」，人與人之間形成宗法倫理，等級關系。在管理模式上，經營理念突然融合在一塊，使得中方和外商在交易過程中很難達成一致協議，甚至產生沖突，這種日益增加的文化沖突就會表現在公司的內部管理和外部經營中。在內部管理中，人們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生活目標和行為規范必然導致管理費用的增加，增加組織協調的難度，甚至造成組織機構低效率運轉。在外部經營中，由於文化沖突的存在，使合資企業不能以積極和高效的組織形象去迎接市場競爭，往往在競爭中處於被動地位，甚至喪失許多了大好的市場機會。這無形增加了外商的交易成本。因此，當企業的外部協調成本小於企業的內部管理成本的時候，企業往往會選擇獨資。

（三）東道國制度

外商選擇進入國際市場的戰略要與東道國的制度相適應。制度可以分為正式制度，如法律、法規、政府控制、管理經濟和社會的行為、知識產權的保護等；還有非正式的制度，如社會風俗、文化、行為標准、對正式制度運行的態度等。制度規制了「游戲規則」，並可以降低交易費用，制度的影響會使得投資具有較高的不確定性和增加交易成本。

外資進入初期，由於開放程度很低，國內許多行業不允許外商獨資，合資是外商進入的最佳選擇。因為，合資經營可以利用當地人或當地企業在中國企業擁有「關系」、「政策」等優勢，大大降低企業經營的外部風險，獲得較高的企業外部收益。但隨著投資環境的不斷改善，政策更加透明，法律法規的不斷完善以及市場游戲規則日益與國際接軌後，合資企業的外部優勢逐漸減弱。自1992年開始，我國出台了一系列減少對外商投資限制的法律法規措施，一方面規范了外商投資者的行為，使他們的合法權益受到保護，同時也放寬了外商投資股權的某些規定。2002年，我國又頒布了新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進一步放寬了外商投資企業的股權比例限制，取消了獨資企業與合資企業在稅收、匯率等方面的差別政策，對獨資企業的經營領域的限制也進一步放寬。對外商直接投資管理政策的松動迎合了跨國公司對華投資獨資化的要求，當中國的外部正式制度環境趨於完善，外商對中國的非正式制度環境的熟悉程度加強，說明辦獨資企業的外部風險已趨於合資企業一致時，考慮各種利益，外商必然選擇獨資，以加強對企業的控制和方便靈活地實施全球戰略。

四、結論

交易成本理論這一新的切入點為分析外商在華投資的獨資化傾向開辟了一個嶄新的視角。無論是哪種形式的獨資化，其目的都是為了節省交易費用，提高企業經濟效益，獲取更大的利潤。可以說交易成本是解釋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獨資化趨勢的重要原因。但外商獨資化給國內企業帶來的沖擊也是顯而易見的。這不僅削弱了當地企業的競爭力，而且逐步形成了對該行業的壟斷，擠佔了國內企業的市場份額，特別是民族品牌受到很大的沖擊，這對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形成較大的威脅。因此，我國政府應該盡快制定相應的對策，進一步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水平，努力避免外商利用獨資的機會實現對我國市場的壟斷和經濟體系的操縱。同時我國企業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依靠技術創新來加強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建設，加強品牌的保護，盡可能削弱「獨資化」帶來的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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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 外商獨資化的產生原因

在外商在華投資不斷增長的同時．外商投資方式也由過去的以合資、合作為主向獨資或控股的投資方式轉變。這種趨勢的出現．有其深刻的國際國內背景．也是外商與東道國所擁有的相關要素相整合的結果。
1997年始於泰國的東亞金融危機的陰霾還沒完全散去．2001年又發生了「9．11」事件．緊接著就是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爆發，國際匯率市場的波動、石油價格的居高不下等一系列的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世界政治經濟形勢出現了動盪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安全因素成為外商投資者考慮的重點。而此時．中國穩定的政治環境。經濟的持續增長為外商投資者提供了較好的機會。
中國國內經濟形勢的穩定和投資環境的改善增強了外商的投資信心．使外商獨資企業的優勢得到充分的發揮。跨國公司剛進入中國時。由於對市場不熟悉，缺乏對各項政策的了解．所以一般會採取合資或合作的方式。隨著中國人世和中國對外的承諾．清除或修改與世貿組織的規則相抵觸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完善外資准入審批程序．逐步取消了各項外商投資限制。政策透明度的增加使外商直接投資的預期風險降低。加上幾十年的合資合作，外商逐步了解並熟悉了中國的法規、中國市場，積累了在中國投資經營和競爭的經驗．這就大大降低了外商在華投資的成本．所以外商轉向投資報酬率更高的獨資企業也就可想而知了。
根據壟斷優勢理論。跨國公司在華獨資化傾向之所以越來越強烈．主要是憑借自己的壟斷優勢以獲取壟斷利潤。資本的本性就是獲取最大限度的利潤。以合資企業為例。合資初期，其面臨的風險是很大的．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也沒有穩定的收入。這樣，中方佔有較大的股份其實承擔著更大的風險。隨著合資企業競爭力的不斷增強。銷售網路的建立。生產的頤利進行。外方為了獲得更多的利潤．千方百計尋求增加股份或獨資化經營，以分到更多的利潤。由於種種原因．中方不得不讓出更多的股份以滿足外商的要求。此外，中方在追求利潤時還要考慮國家的經濟安全、社會穩定等．而外商惟一的目標就是追求最大的利潤和佔領更多的市場．這種多元目標和一元目標的差異也是外商出現分離的重要原因。
海默的國際投資壟斷優勢理論認為，跨國公司進行直接投資就是為了維持企業的壟斷優勢。而對中方企業而言，隨著中國各項政策透明度增強、各項法律法規的健全、政府的辦事效率提高，外商具有很大的自主權．可以自主地進行國際貿易和建立自己的銷售網路．不再需要依託中方作為辦事的向導。由於文化上的差異，中外合資的企業在經營理念、管理原則和發展戰略等方面存在較大的分歧。這也影響企業的政策制定和增加決策成本。
跨國公司所具有的先進技術、管理水平和雄厚的資本等壟斷優勢隨著中國投資環境的改善越顯得明顯．其獨資化的願望就越強烈。跨國公司通過獨資的形式掌握企業的控制權．一方面可以確保其投資的安全性．把投資與企業的經營管理以及最後的利潤聯系起來．獲取全部利潤：另一方面可以把自己的壟斷優勢在拓展海外市場中得以發揮．尤其是那些知識產權比較突出的直接投資，如建立自己的R&D中心、銷售網路、品牌優勢等．採用獨資形式更易於加強母公司對自己的知識產權的控制．避免先進技術的外溢。隨著跨國公司的大規模進入和先進技術引進的增加．跨國公司投資行為中的技術壟斷和市場壟斷傾向上升．而實現這種壟斷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獨資經營。
全球戰略是指跨國公司從全球角度出發。合理安排有限資源，抓住全球性機遇。進行全球性選擇和部署，確定全球性戰略目標，取得最佳的長期總體效益。由於獨資企業是跨國公司全部擁有股權的企業。受其完全控制，可以大膽的投入尖端的技術和先進的設備．無需擔心這些高精尖技術落入當地的企業手中．跨國公司可以拋棄傳統的研究開發方式．在全球范圍內建立起自己的全球R&D網路。跨國公司獨資化是其全球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其順應全球化的浪潮，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的產物。在母公司一體化的體制下。獨資企業可以全面貫徹母公司的經營戰略．獨資企業憑借母公司在人員、技術和銷售網路等方面的優勢。擊敗競爭對手，佔領當地市場，實現母公司的全球戰略。

㈩ 全球化對世界以及人的好處

經濟全球化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難得發展機遇。二戰以後許多發展中國家努力發展國經濟。試圖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但是，由於歷史原因和其他一些因素，成功的發展中國家卻只有極少數，大多數國家依然貧窮落後。如何擺脫落後的面貌，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日益拉大的經濟差距，依然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難以解決的難題。經濟全球化為發展中國家盡快擺脫落後的經濟狀況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發展契機。2000年聯合國發布的《千年報告》指出：「全球化的好處和機會仍然高度集中於少數民國家。在這些國家內的分配也不平衡。全球化對許多人已經意味著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無法預測的力量傷害，這些力量同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造成經濟不穩和社會失調。」有的國家發展速度較快，而有的則遠遠落在了後面。

首先經濟全球化盡管促進了全球的經濟發展，但對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並沒有受到公平待遇。西方發達國家憑借其技術和資本優勢，以跨國公司為工具，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實施資源在全球范圍的不公平分配，使得南北差距繼續拉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同樣也在拉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總裁康德蘇曾評論說「貧困是當今世界最嚴重的問題，而解決這一問題的速度是不能容緩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已成為爆炸性問題，從根本上影響著社會的安定和人民的和平生活。

其次，它擴大了發展中國家內部社會成員之間的不平等，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以及加劇了地區間發展的不平衡。在發展中國家，受過教育或擁有資源或壟斷權力成員，可以在發達國家之間自由流動或獲得超額壟斷利潤。受較少教育和社會地位低下的社會成員卻與此相反。隨著跨國公司的進入，一個高薪收入階層會涌現，由此會造成收入嚴重集中化使貧富差距拉大，而貧困人口低下的生活條件損害著他們勤奮工作的意願和能力並可能陷入惡性循環之中。

因此，在經濟全球化這把「雙刃劍」面前，發展中國家要積極應對，未雨綢繆，扎住機遇，迎接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