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影響戶籍遷移制度

⑴ 戶籍制對中國人口遷移的影響

80年代以來，從不同學科研究中國人口遷移和城市化①的成果迅速涌現。作為經濟和社會雙重轉型條件下的重大現實問題，中國近年來的快速城市化以及農村人口大規模向城市的遷移和流動，對經濟發展和社會整合等多方面正在並將繼續產生深遠影響，由此也決定了當代中國人口遷移和城市化問題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口和發展研究方面最具活力的領域之一。

中國人口遷移和城市化研究在最近20年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進展，但在理論建構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帶有不成熟的色彩。在經過早期以數量型為主的迅速發展後，現在是對人口遷移和城市化研究本身進行回顧與總結的時候了。本文將對1978至1998年中國（大陸）中文學術期刊上發表的專題研究當代中國人口遷移和城市化問題的資料進行回顧和總結，資料來源主要依據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人口學》專題②，根據標題中的關鍵詞進行檢索，另外也補充了一些《人口學》專題中沒有收錄的論文，由於遷移研究、特別是城市化研究散布於眾多學科，以及檢索手段的不完備，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歡迎指正。

一、關於人口遷移研究的簡要回顧

從7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人口科學進入一個蓬勃發展的黃金時期。由宏觀背景和政策需要等因素所決定，早期人口研究的重點集中在人口再生產方面，有關人口遷移和流動的研究很少見，只有一些介紹國外人口遷移狀況和政策的資料零星散布於各類期刊。

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人口遷移特別是非農產業部門的勞動力遷移調配納入了國家計劃之中，從根本上否定了人口自由流動在生產要素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有關人口遷移和勞動力流動的研究幾乎是空白。改革開放以後，隨著農村以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的改革的推進，農村剩餘勞動力的顯化及其轉移問題開始成為一個研究熱點，並逐步向相關問題和學科擴展，形成跨經濟學、地理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研究的格局。城市流動人口的劇增強化了政府部門和科研機構對人口流動問題的關注，從80年代中期起，我國東中部若干特大城市都相繼開展了流動人口調查。1990年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首次全面調查了中國人口遷移的狀況，為遷移研究提供了強有力的資料支持。進入90年代以來，政策研究部門和學術研究機構繼續對80年代後期開始對社會形成強烈沖擊的「民工潮」展開了較為深入的調查和研究，其研究方法和主要成果帶有濃厚的經濟學和社會學特色。

仇為之（1981）發表的「對建國以來人口遷移的初步研究」，是可檢索到首篇對當代中國人口遷移問題進行專題研究的論文。從1981到1983年，檢索到的遷移和流動研究論文僅有5項。從1984年開始，遷移和流動研究開始迅速發展：1984年檢索到11篇論文，1985年為22篇，1988年成為遷移和流動研究的一個高潮，有41篇論文。1995年形成一個新高潮，論文達到65篇。由此大致形成三個階段：1981至1987年為起步階段，這一階段遷移和流動方面的資料極其缺乏，研究理論和方法也很薄弱，因此，論文主要是一般性分析或小規模的調查，但這一階段為後期的大發展奠定了基礎。在專著方面，田方等（1986）主編的《中國人口遷移》較系統地總結了建國後至80年代中期的主要遷移活動，包括邊疆地區的開發型移民、水庫移民、自流人口問題等。胡煥庸等（1984）編著的《中國人口地理》和孫敬之（1987）主編的《中國人口》叢書，都有專門章節討論人口遷移，為之後的人口遷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和資料基礎。李德濱（1987）的《黑龍江移民概要》總結和分析了解放後至80年代初自發或組織遷入黑龍江的移民，也具有重要價值。1988到1995年為人口遷移研究大發展階段，研究成果迅速涌現，初步確定人口遷移和流動研究的框架地位。這一階段的大發展，除了學科發展的自身要求外，還有幾方面的有利因素：一方面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人口的流動性大大加強，要求學術界對此問題開展專門研究；另一方面資料條件得到明顯改善，主要如《中國人口》叢書，戶籍遷移統計資料的整理和發布，中國社科院人口所主持的「74城鎮遷移調查」，若干特大城市「流動人口調查」，以及1987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資料，都為遷移研究打下良好基礎（庄亞兒1995）。綜合利用相關資料進行的研究如李夢白等（1991）對大城市流動人口狀況進行了較全面的總結和分析；楊雲彥（1994）主要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資料抽樣數據對人口遷移狀況作了較詳實的分析；彭勛等（1992）從理論上探討了人口遷移的學科體系。1996年以來是人口遷移研究開始走向深入的階段，研究成果在數量上的擴張已經明顯緩慢，而在研究方法的創新、國外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跨學科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進展。

從研究內容上看，其覆蓋的內容廣泛。其中，主要可分為三大組成部分：第一部分為對遷移進行綜合性研究的論文，約占總數的37%，包括全國或地區性人口遷移的狀況、過程、流向及其結構特徵，遷移的一般理論與方法等內容；第二部分為對人口流動、暫住人口、「民工潮」等課題進行研究的成果，這一部分數量最多，約占總數的47%，其中相當部分是對流動人口管理、包括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提出的設想和建議等；第三部分為專題研究，包括環境移民、開發移民、水庫移民、婚姻遷移、跨國遷移和流動等，這一部分約佔16%.

二、遷移研究的主要進展

經過近20年的研究和探討，我們基本上弄清了建國以來人口遷移和流動的過程、基本特徵以及主要的機制等。對遷移所產生的復雜的社會經濟效應開始較深入的探討，在引入並改進國外研究理論和分析方法方面有初步的嘗試。對遷移和流動的管理和戰略進行了較廣泛的探討，其主要進展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分析。

1.人口遷移和流動的基本狀況：作為一種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人口遷移對經濟發展、人口分布起著重要影響。但長期以來，我們對中國人口遷移的狀況一直缺乏清晰的認識。由於缺乏直接的資料，對一些情況只能根據間接的推算來判斷，特別在早期的研究中更是如此。仇為之（1981）根據各省、區1949至1979年人口增長速度和比重的變化，考察了建國以來至70年代末的遷移狀況，總結了省際遷移的兩種方式，即組織移民和自發遷移，認為主要的遷出區有3個，即黃河、長江下游地區、四川與湖南。文中還首次繪出遷移流向（示意）圖。在當時資料極其缺乏的情況下，該文較准確地刻劃了中國人口遷移的狀況，殊屬不易。魏津生（1984）、張慶五（1988）對中國人口遷移的概念界定等基礎性問題進行了分析，討論了「遷移」和「流動」的定義問題。魏津生將遷移定義為「發生在國內不同省區或縣（市、市轄區）之間的各類改變戶口登記常住地的人口移動以及發生在各經濟類型地區之間的和各自然類型地區之間的具有人口學意義的改變戶口登記常住地的人口移動」。這種劃分在其後我國遷移與流動的統計、調查及研究中被較普遍採用。馬俠（1987）利用戶籍遷移統計資料，首次通過數據反映了1954至1984年的遷移狀況，是總量研究方面的一個重大進展，但該文所用1966至1968年的數據是不完整的（楊雲彥1994）。楊雲彥（1992）利用1987年1%人口抽樣資料和1990年普查資料推算了改革開放以來遷移規模的變化，認為改革開放後遷移流向、機制及類型都發生了重大逆轉。

但時至今日，關於人口遷移和流動的研究，仍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混亂，這種混亂首先反映在人口遷移流動的概念界定和統計口徑上，如把人口遷移僅僅局限於完成了戶口遷移的那一部分人，而將沒有完成戶口遷移手續的所有移動人口全部稱之為「流動人口」；把城鎮功能性的短期駐留或過境人口與就業型、定居性的常住人口也統稱為「流動人口」等等。由於界定上的混亂，導致調查和統計工作的困難，一方面取得了有關人口和勞動力流動的深入細致的資料，另一方面卻連最基本的總量指標至今都無法確定。雖然有關部門發布了一些資料，但這些資料的質量不高、口徑不一，往往不具備可比性，無法由其整理出連續資料。公安部門公布的有關人口遷移的資料，不僅存在統計質量上的問題，而且其覆蓋面有限，它所包括的只是有戶口遷移的那部分人口，其占總人口的比重甚至呈下降趨勢，這和80年代以來我國人口流動性大大提高的現實是不相符的（於蜀等1998）。關於暫住人口，公安部門公布的城鎮暫住人口數字統計口徑過寬，而且漏報現象比較嚴重。各次普查和全國性的抽樣調查得到的多是存量指標，口徑也多有變化，影響到資料的可比性。

2.流動人口與「民工潮」：一般來說，流動人口特指那些臨時性的人口移動，而在目前情況下，通常使用的「流動

人口「概念包括了所有沒有辦理」戶口遷移「手續的人口移動，無論這種移動是短暫的或長期的。資料表明，目前急劇增加的人口流動實際上包含著兩種主要的類型：一種是伴隨經濟發展而增加的城市功能型流動人口，他們在城市滯留的時間一般較短，這類流動人口的流向由城市功能、城市輻射范圍所決定，時間和空間分布相對平衡；另一類就是進入城市尋找工作機會的勞動力，這類」流動人口「規模大，在城市滯留時間長，且流向相對集中，因而產生的社會震盪也更大。後者通常依其戶口登記狀況被稱之為」暫住人口「或」外來人口「，由於這一特殊群體符合人口學研究中人口遷移的基本特徵，於是他們也被看作一種特殊形式的遷移，即相對於」計劃遷移「而言的」非正式遷移「，其與計劃內遷移的不同主要通過戶口登記狀況的差異反映出來。由於戶口至今仍然在城市社會經濟生活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非正式遷移「人口無法享受和城鎮」正式「居民同等取得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機會和權力，於是形成不同戶口狀況的移民在就業機會、行業和職業流向、福利與社會保障等多方面迥然各異的移民群體（楊雲彥1996）。

「非正式遷移」在計劃經濟時期就已存在。李德濱（1983）探討了計劃經濟時期向黑龍江的自流人口問題。陳郁（1984）首次利用第三次人口普查資料對「人戶分離」①的狀況進行了研究，鄭桂珍（1985）首次對上海市1984年時點流動人口進行了全面調查並估計流動人口規模為70萬。之後有關城鎮流動人口的調查分析和文章急速涌現，李夢白等（1991）對此有全面的總結，陳賢壽等（1996）指出近年來流動人口「移民化」、「家庭化」的趨勢。

進入90年代以來，有關農村勞動力跨區域流動——即「民工潮」問題，成為研究的熱點。這些研究主要有兩個方向：一是從農村勞動力向城鎮流動角度出發，研究剩餘勞動力轉移和城鎮「暫住人口」問題；一是從跨區域流動角度出發，研究「外來勞動力」或「民工潮」問題（中央政研室1994）。這方面的研究，已從早期關注的流向、年齡、性別、文化程度、行業分布、職業狀況、婚姻、家庭等一些靜態的人口學特徵，逐步深入到流動的過程、在流入地的收入與消費狀況、行為方式的變化、社會沖突與整合等社會經濟動態特性（韓曉耘1995），以及勞動力外流對流出地的資金、信息、技術回饋，乃至對流出地的社會經濟影響（秦德文1994）。

3.遷移選擇性、遷移模式與機制：移民和非移民之間一般存在規律性或普遍性的結構差異，這種差異可以認為是遷

移對移民進行「選擇」的結果，也就是遷移的選擇性。境外曾有學者對中國計劃經濟環境下的遷移是否存在選擇性提出置疑。事實上，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選擇性可能更加突出，但選擇機制會有所不同。由於中國長期堅持控制城鎮人口增長和控制非農業人口增長的政策，國家對遷入農村、包括城鎮郊區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員，在政策上基本不予限制，因而比較容易落戶並完成戶口遷移手續。對遷入城鎮的人口實行嚴格的選擇，將遷移權優先給與城市經濟發展急需的專門人才和技術人員。在遷移途徑上，主要是計劃內的幹部調配，高等院校招生和分配。因此，計劃遷移政策在遷移人口的來源、結構和去向上都表現出明顯的選擇性，計劃內遷移的主要是高文化程度的專門人才和國家幹部，流入國家行政事業單位、大中型國營工業企業和高層次的服務業，主要從事腦力勞動或技術性職業等。在所有的遷移選擇性中，在年齡上存在最為普遍的選擇性。在一般情況下，青年人有著明顯的遷移傾向，遷移人口明顯集中於15～35歲年齡區間內。早在80年代初，有關調查即證實了這一現象。吉平（1983）調查發現遷入北京市的人口中有74%是在勞動年齡段內遷入北京的，其中絕大部分在30歲以下。李豫等（1984）發現1980～1982年間北京市遷出人口中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高達93.2%.遷移對性別的選擇性是隨遷移的性質而變化，某些類型的遷移對性別的選擇性很明顯，如婚姻遷移受歷史、傳統等多方面影響，婚姻遷移以女性占絕大多數。根據1987年全國1%抽樣調查的情況，在婚姻遷移中女性佔93.3%，性別比低至7.2，基本是女性一統天下。正是這類遷移在性別構成上的高度選擇性，使不平衡的婚姻遷移有可能對遷入、遷出地產生深遠影響（楊雲彥，1994）。移民文化程度與遷移的關系，也是遷移選擇性中的重要方面。從中國的情況來看，移民平均文化程度一般高於全國平均水平。這與中國高等院校的招生、分配，幹部調配等計劃遷移密切相關，但在農村勞動力流動中發現相反的情況（趙耀輝1997）。

王桂新（1993）、劉啟明（1992）、丁金宏（1994）等對省際遷移的空間模式進行了探討，其中特別討論了距離在遷移流向中的重要作用；嚴善平（1998）用地區間遷移模型檢驗了省際遷移中遷移存量、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等因素的影響；還有一些研究運用西方經濟學分析方法對勞動力流動的機制進行了有意義的探討（蔡方1997）。

4.關於遷移效應：人口移動以其所具有的空間上的不平衡性和結構上的選擇性對遷入、遷出地產生多方面的影響。首先，人口移動直接改變了遷入地和遷出地的人口總量，並通過轉移生育間接影響兩地的人口數量對比；其次，人口移動所可能引起的生育行為變化將改變兩地的人口再生產模式；由此，人口的分布狀況以及發展模式都將發生變化；另外，人口移動將改變兩地的人口結構。人口移動導致的人口空間結構變化有兩種情況：集聚性的遷移將會強化人口分布的不均衡狀況，而擴散性遷移則使人口分布趨於平均。人口和勞動力的區域流動還可對地區差距產生影響（蔡方1998）。

人口移動對生態環境也將產生直接的影響。在生態脆弱地區，人口的入遷可能會加劇生態環境的惡化，特別是在農業移民中對環境資源的不合理利用已經產生了嚴重的後果，但也有少量因人口入遷後對生態環境加以科學治理而使其得到改善的情況。

人口移動的社會效應是一個受到特別關注的課題。人口移動在實現均衡的過程中不斷地打破舊有的平衡，從而引發了多層面的摩擦。這一社會整合過程從長遠看有利於增強社會的活力，從短期看則有可能帶來社會問題，如文化沖突、犯罪等。移民行為調整是人口移動社會效應微觀方面的重要內容。從一種文化背景和特定社區流入另一種行為方式和文化氛圍中的移民，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的差異迫使移民在沖突中進行著調整，同時他們的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念也可能影響遷入地的土著居民。移民通過多種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形成富有生機的移民文化，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則可能導致社會沖突。一般來看，處於少數地位或帶有落後的文化背景的移民更有可能採取調整自身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念的途徑主動或被動地適應遷入區的生活方式而被同化。在移民佔多數地位的情況下，可能會將自己的文化強加給遷入區。在遷入地，土著居民對具有相對先進文化背景的移民可能採取較為友好或是傾慕的態度，而對由落後文化區遷入的移民多採取歧視甚至敵視的態度。在這方面較受關注的是對女性婚育行為變化的研究（林富德等1998），這些研究若能結合與遷出地的對比將更有價值。

當前，「外來人口」對流入地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既是一個復雜的學術問題，又是一個重要的現實問題。由於擔心「外來人口」影響本地就業，一些地區特別是特大城市紛紛出台了干預外來人口就業的政策法規。丁金宏（1995）、趙敏（1995）等分析了外來人口就業及其對城市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其結論認為外來勞動力對本地就業的影響是有限的。陳浩（1996）探討了勞動力外流對農村發展的正面與負面影響。

5.關於政策與評價：《人口研究》編輯部組織了專題討論外來人口問題（該刊1997）。從整體上看，學術界和社會

對流動人口的態度，已經由比較排斥走向比較寬容。對外來人口的管理問題，劉世定（1995）對政府行為進行了詳細的實證分析。對與遷移相關的政策評價，主要集中在移民、戶籍管理制度與城鎮化政策方面。

在開發性移民與環境移民方面，建國後中國進行了大規模的開發移民、環境移民及水庫移民。向邊遠地區移民的主張一直佔主流地位。如仇為之（1981）文中即提出應繼續向西部移民，王勛（1984）更提出具體規模。但向西北移民的主張受到來自人口地理學界的批評（原華榮1985），其中關於水資源約束的證據是最有說服力的。有關評價西北組織移民也間接支持了這些批評（陳伯敏等1988）。80年代後期，有關向西北移民的關注被環境移民所取代（解書森等1988；張善餘1995；張志良1995）。水庫移民作為一類重要的組織移民，也一直為有關研究所重視（張思平1983）。尤其是三峽工程移民更是倍受關注（朱農1995）。1998年長江中下游流域的特大洪水，對移民安置提出了新的課題。

關於所謂「外來人口」的地位和作用問題：這方面需要在理論和實證研究上取得進一步的突破，如外來人口的法律地位問題。勞動者的平等勞動權力是受憲法保護的基本權力，而對所謂「外來勞動力」的歧視性政策無疑侵犯了這種平等權力。「外來勞動力」字面本身就含有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甚至是歧視性的。我們限制非本地戶口勞動力的勞動和就業，其法理依據和理論解釋是什麼？目前對所謂「外來勞動力」的歧視性待遇既無足夠的法律依據，也不符合市場經濟基本原則。其次，我們對勞動力市場的了解十分有限，外來勞動力對本地勞動力供給狀況、工資、整體經濟運行及新就業機會的創造，影響相當復雜。目前在歧視性的政策環境中，「外來勞動力」大多隻能在城鎮艱苦的條件下從事低收入和重體力的職業，其有限工資的一部分被作為補償由政府收取後返回用於城市職工的補貼①，城市（本地）勞動力則利用其有利的制度性地位「尋租」②。在這種制度安排中，即使「外來人口」幹得再好也無望融入城市社區中。長期對城市的傾斜和保護政策，限制了農村人口分享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改善福利的機會。戶口制度作為計劃經濟的「最後堡壘」，與經濟社會發展的不適應性已經十分強烈和明顯。

三、中國城市化進程及其研究

相對於人口遷移問題，城市化問題更早受到關注。這主要是因為在人口科學被打入冷宮時，城市科學仍在艱難地生存，從而為改革開放以來城市科學的迅速發展積累了基礎。但是，對城市化問題的研究與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一樣，仍然歷經曲折。

新中國城市化走過的40餘年歷程，大致可分為五個階段（魏津1985）：1949到1957年是城市化迅速、健康發展的一個時期。在這一時期，城鄉之間和工農業之間的比例關系較為協調，城鎮人口由5765萬人增加為9949萬人，年均增長率達7.1%，大大超過了這一時期總人口的增長速度，使其在總人口中的比重由10.6%上升到15.4%，從而顯著縮短了中國同發展中國家乃至世界先進國家之間在城鎮化水平上的差距。在這一階段中，中國城市增長的主要因素是農村人口的遷入，盡管當時城鎮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平均高達3%，超過農村人口，但在城鎮人口增長中只佔44%，仍有56%的增長是由遷移取得的。

1958至1960年是城鎮化超速發展階段。由於經濟建設上的急於求成和主觀臆斷，使中國工業和城鎮化在脫離經濟發展水平的基礎上超高速發展，城鎮人口在總人口中所佔比重上升到19.7%.1961到1965年，是建國以來的第一次逆城市化階段。隨著國民經濟的大調整，城鎮人口被大批精減，前後共動員了約3000萬人返回農村。到1965年底城鎮人口已接近於1957年的水平，但隨著總人口的增長，城鎮人口比重反而降低了。這種逆城市化是對前一時期超速發展所作的糾正。

1966至1977年，是城鄉人口大對流的階段。一方面，這一時期由於「文化大革命」的開始，出現了以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和幹部下放為特徵的逆城市化運動，前後累計約有3000萬城市知識青年、職工及其家屬、政治上有「問題」的人被強制性地遷往農村。另一方面，城鎮企事業單位又大量從農村招收職工，而且由於管理上的混亂，使得很多農村人口通過各種各樣的渠道，變成了城市人口，其總數累計亦達2000餘萬人。進出相抵後，城鎮人口凈遷出約500餘萬人。在工業建設方面，出於備戰目的的「三線」建設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生產力的宏觀布局，但基建投資沒有形成城鎮對非農產業的吸收能力。這期間中國城鎮人口增長極為緩慢，城市化水平甚至下降。

總的來看，中國城市化水平不僅低於發達國家在同一工業化水平時的城市化水平，也低於目前在同一發展水平上的發展中國家。也就是說，與一般城市化水平相比，中國表現為「城市化不足」。

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劇烈波動，與我們在城市化上認識的波動密切相關。關於城市化在現代化過程中的作用這一問題，歷來存在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城市化是現代化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而相反的觀點則認為城市化是發展帶來的「病症」。長期以來，反城市化思想在中國有著深遠的影響，但中國的反城市化思想同西方又有不同的地方，其特殊性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辜勝阻，1991）：

第一，消滅「三大差別」的思想。這一思想寄消滅城鄉、工農和腦體勞動之間的差別的希望於抑制城市發展、實現所謂城鄉一體化上，形成反城市化的主要依據。

第二，自然經濟思想。由於對物質資料生產的狹隘理解，城市第三產業的職能被大大弱化，城市化無法促進。

第三，城市化階級性的思想。有觀點認為「工業化導致城市化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有規律」，社會主義國家實現工業化不必走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老路，中國應進行沒有城市化的工業化。

陳金永（1990）從經濟發展戰略來分析中國城市化的道路。他認為，在建國以來的相當一段時期內，中國城市化進程都較為緩慢。從整個城市化進程上看，中國城市人口增長速度明顯低於工業增長速度，在城市產業結構中突出發展了重工業，總的城市體系也明顯表現為向大中城市的傾斜。這種城市化模式是與社會主義工業化模式相對應的，是社會主義城市化前期的一大特點。城市化速度的放慢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蘇聯城市人口增長在50年代較高，1950～1955年曾達到3.9%的水平，之後趨於下降；東歐國家也有類似情況，這些國家的增長率甚至還低於前蘇聯。

從一般發展規律來看，工業部門的擴大會造成城市人口的上升，這種情況在工業化的早期更為明顯，因為工業的成長要靠增加勞動力來完成。而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由於城鄉之間生活水平上的差異，農村人口遷往城市的動機是很強烈的。因此，一國的工業化將對該國人口城市化產生導向作用和重要影響。社會主義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同樣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但由於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經濟基礎的戰略不同，使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口城市化具有自身的特點。

首先，可以看一下社會主義國家的工業化策略。歸納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特點，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1.高積累率及高增長率。由於可用的外部資金有限，高積累率只有通過大力壓縮國內消費來實現。

2.以重工業為主。

3.犧牲農業。工業投資主要依靠農業部門的積累來支持並通過犧牲農業來達到降低工業產品成本和維持工業高速增長的目的。

為了保證工業的迅速發展，社會主義國家城市化進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因為城市化會使國家總的消費水平提高，這主要表現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城市「最低可行」的生活水平都較農村要高。降低城市化速度與「成本」的主要措施如：

1.限制城市消費的增長，壓縮服務性行業的發展，以集中發展工業。

2.嚴格控制城市人口增長，主要表現為控制人口流入城市。

3.鼓勵農村工業化，這樣既可達到工業化的目的，又可避免城市化。

實施上述發展模式的結果的影響是顯著的。從城市勞動力就業結構上看，普遍存在著隨城市發展工業人口比重上升，服務人口比重不變甚至減少，不在業人口比重大幅度下降的傾向。在城市勞動力的產業結構上表現為農業和第三產業薄弱、工業突出的「鼓形」結構。

城市化水平的波動主要通過人口遷移和自然增長速度的差異來實現。關於中國城鎮人口中由農村人口遷入的部分，沒有確切的統計資料可資使用，只能通過間接資料估算。這種間接估算是相當復雜的，因為其中受到大量行政區劃變動以及統計口徑變化所產生的影響。國內外不少學者在這方面進行了大量工作，這里我們將總結幾種有代表性的資料。

馬俠（1987）根據1986年中國74城鎮人口遷移調查的結果，首先匡算出1949至1986年由農村遷入城鎮的凈遷入量累計達7300萬人，佔全部增量的39.5%；關於新建擴建城鎮而劃入的人口數，通過從市鎮新增人口總量中，減去市鎮自然增長數、凈遷入數及間接遷移量三項，得到因新建擴建而增加的人口數為5008萬人，佔27.0%；關於間接遷移人口，他用歷年累計遷入城鎮人口數與相應年份的城鎮人口自然增長率相乘，從而得出歷年遷入人

⑵ 農村戶口與城市戶口的區別

區別：

1、非農戶口相比農業戶口有一個最大的區別就是城市有一個勞動再就業的政策，且政府對於農村的投入在就業方面和城市在就業方面的投入相比會少很多。

2、基本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大學畢業的人會有一個感觸就是如果你是農業戶口單位給你繳納三險一金，如果是城鎮戶口則給你繳納五險一金，其他基本都是一體化了。

3、在一些失業保險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別。

4、農村戶口會分有土地，不過城市沒有。

5、在參軍、退役、退役後自謀職業等方面城市戶口的人員會比農業戶口的人員獲得的補貼更多。

現在應當屬於農村戶口，住房公積金農村戶口可以提取，每年只能提取一次,每年公積金提取時間在上半年6月和下半年12月。

(2)計劃經濟影響戶籍遷移制度擴展閱讀：

戶口是住戶和人口的總稱，計家為戶，計人為口。戶口的載體為戶籍（戶口簿），是由公安機關戶政管理機構所製作的，用以記載和留存住戶人口的基本信息的法律文書。

中國的戶籍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當時諸國征戰，人口成為最重要的資源，沒有之一。賦稅、夫役、兵丁，皆出於人口。

人類進入信息時代後，人們自由活動的范圍更加廣泛、相互交往更加頻繁，戶口管理所提供的住戶人口基本信息也就日益成為人們生產生活、社會服務管理、國家行政司法都不可或缺的信息基礎。

戶口管理也就成為近現代社會最主要的公共信息管理系統，其限制甚至鎮壓職能將完全褪去，而協調、服務職能不斷增強。

因此，戶口管理在未來社會不僅不會也不能被削弱，更不可能被「取消」，而只能依法科學地得到穩步強化，以便為公眾生活、群體生產、社會服務、政府行政和國家其他行為提供更方便快捷的服務，發揮其應有的更廣泛、多樣、持續的巨大作用。

參考資料:

戶口-網路

⑶ 軍人為什麼要注銷戶口

這是過去戶籍管理比較嚴格時留下的傳統做法。便於流動人口的管理和約束。過去計劃經濟時代，人口遷移時是需要帶著糧油關系和生活物品票證的走的。人到了部隊，當地的糧油關系就減少了一個供應配額，否則國家就要多發一份，這樣幾百萬軍隊就要多發很多。

戶口的取消，也就意味著糧油關系隨著戶口的轉移。市場經濟後，我國人口不再有糧食配給制，糧食和食用油隨便購買。但部隊的體制依舊沒有改變，依舊是計劃經濟時的國家供給制。所以，戶口注銷制度也沒有更改。

再有就是軍人在部隊了，戶口如果還在家鄉，會有很多不便管理的事情。會造成重復性的事件發生。例如：利用以不在家的軍人戶口名額要生育指標、宅基地指標、住房指標等。

(3)計劃經濟影響戶籍遷移制度擴展閱讀：

注銷戶口的情況：

第一條參軍入伍：憑《居民戶口簿》、《公民應征入伍通知書》辦理。被徵集服現役的公民（含考入軍事院校學生），在入伍前憑入伍通知書或縣（市、區）人武部提供的《參軍人員花名冊》辦理到戶口所在地派出所注銷戶口，不發《遷移證》。

個別沒申報注銷的，派出所經調查核實確已參軍的，必須注銷其常住戶口。

按公治[2006]246號的精神，對已經領取居民身份證的公民，在入伍辦理注銷戶口手續時，公安機關不再收回其居民身份證。

對應征入伍服義務兵役的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以下簡稱入伍高校畢業生）被確定為預征對象的普通高等學校應屆畢業生在入學時已將戶口由原籍遷至就讀高校的預征對象，要將戶口遷回原籍，被部隊應征後應在原籍注銷戶口。

第二條公民出國或前往香港、澳門、台灣定居的，憑出入境部門開具的《注銷戶口的通知書》辦理，已辦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的，應予以收繳。全戶遷出的，應收繳其戶口簿。

臨時出國、出境和公派或自費出國留學的，只辦理出國出境手續，不注銷戶口。戶籍內勤民警在辦理登記手續時，應收集相關資料存檔。

第三條死亡：憑《居民戶口簿》、《居民身份證》、《死亡醫學證明書》或《死亡鑒定書》辦理，收繳《居民身份證》，按閩公綜[2008]654號辦理。

死亡登記和注銷戶口注意事項：

驗核醫院出具的《死亡醫學證明書》或《死亡鑒定書》或《屍體火化證明書》、死者居民身份證、居民戶口簿辦理。公民正常死亡的提供《死亡醫學證明》、《戶口簿》和《居民身份證》注銷戶口。

公民在家死亡的，須由社區或村委會出具證明，提供死亡人《戶口簿》和《居民身份證》，由直系親屬申報戶口注銷。

非正常死亡的公民，根據公民直系親屬的申報，提供公安部門出具死亡證明、死亡人《戶口簿》和《居民身份證》注銷戶口。社區民警應及時掌握情況，督促社區內常住人口為死亡親屬注銷戶口。

公民因被害、自殺、意外事故等非正常原因死亡或死因不明的，派出所應根據死者家屬或發現人的申報和《法醫鑒定書》或死亡地公安機關其他有關證明，經過核實，辦理死亡登記手續。

⑷ 農村居民戶口屬於農村戶口嗎

一、居民家庭戶口是農業戶口嗎
在這裡面，居民」是統稱，戶口性質分為城鎮居民版和農村居民，前權者是非農業戶口，而後者是農業戶口。
二、什麼是戶口
戶口是住戶和人口的總稱，計家為戶，計人為口。戶口的載體為戶籍(戶口簿)，是由公安機關戶政管理機構所製作的，用以記載和留存住戶人口的基本信息的法律文書。
中國的戶籍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當時諸國征戰，人口成為最重要的資源，沒有之一。賦稅、夫役、兵丁，皆出於人口。人類進入信息時代後，人們自由活動的范圍更加廣泛、相互交往更加頻繁，戶口管理所提供的住戶人口基本信息也就日益成為人們生產生活、社會服務管理、國家行政司法都不可或缺的信息基礎，戶口管理也就成為近現代社會最主要的公共信息管理系統，其限制甚至鎮壓職能將完全褪去，而協調、服務職能不斷增強。因此，戶口管理在未來社會不僅不會也不能被削弱，更不可能被「取消」，而只能依法科學地得到穩步強化，以便為公眾生活、群體生產、社會服務、政府行政和國家其他行為提供更方便快捷的服務，發揮其應有的更廣泛、多樣、持續的巨大作用。

⑸ 戶籍問題

你的戶口可能學校負責人已經遷出，《戶口遷移證》現在不知道在哪個環節上，最好是由校方聯系有關部門，看看現在遷移證在哪。如果實在找不到，也可以到成都的派出所查詢戶口的遷入地址，重慶的派出所也應當出具未落戶證明（或學校出具有關證明）。然後到成都的公安派出所補辦戶口遷移證或者復印原遷移證存根加蓋公章，然後到重慶公安派出所落戶。
我想事情總是有辦法解決 的

戶籍管理是國家行政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重要基礎性工作，也是國家行政管理的一項基本制度。

公安部有關負責人認為，戶籍管理制度在社會管理中作用是明顯的，它一方面可以通過公民身份登記，從而證明身份並確立民事權利和行為能力，另一方面可以為政府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勞動力合理配置等提供基礎數據和資料。此外，戶籍管理是治安管理的基礎和重點，在維護治安、打擊犯罪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

有專家指出，戶籍管理是世界各國最根本的社會管理制度，實行戶籍管理制度的國家其實並不少，並不是只有中國才有戶籍管理制度。外國的戶籍管理多叫「民事登記」或「生命登記」、「人事登記」。雖然叫法不一，但基本上與我國的戶籍管理相似，只是在管理的手段上有所不同。中國戶籍制度的問題是由於在戶籍制度上附加了各種各樣過多的行政的、經濟的、福利的管理行為，人為地製造了各種差異和不公平。

中國現行戶籍管理制度是新中國成立後逐步建立起來的，大致經歷了1958年前的自由遷徙期、1958年至1978年的嚴格控制期和1978年以後的半開放期3個階段。這一制度在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保障公民合法權益以及維護社會秩序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劃分「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實行城鄉分割的戶籍管理二元結構，阻礙了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地區間的合理流動，不利於城市化建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不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

路在何方

針對當前戶籍管理制度中存在的問題，近年來政府及有關部門本著積極穩妥的原則，不斷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來自公安部的消息，中國全面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將從嚴格戶口登記、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積極調整戶口遷移政策、加快戶籍管理立法、加快人口信息計算機管理系統建設等5個方面著手。

據權威部門預測，到2005年，中國流動人口將達到1.3億人。戶籍理論問題研究專家劉宏斌說，問題不在於人口流動，而在於外圍條件和制度如何適應人口流動的現狀。戶籍制度的改革不是形式上的一種創新，它的最終目的是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

鄭州的實踐已經證明，戶籍改革不僅僅是公安機關一個部門或幾個部門的事，也不僅僅是將戶口由「農業戶口」變成「城市戶口」，這是涉及到許多部門的事情，教育、就業、城市建設等方面都應有相應的准備。

劃分城市、鄉村戶口並將其作為短缺經濟、計劃經濟條件下社會管理的基礎，使社會眾多矛盾集中於戶口遷移制度，公眾看到「戶口」限制了自己的方方面面，卻忘了「戶口」背後的諸多決定因素和關鍵部門。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治安系專家王太元撰文指出，廣東戶籍改革能否切實推行，主要問題不在戶籍制度、戶口遷移制度，不在公安機關，關鍵要看相關制度、相關部門是否能配套改革。只有就業、教育、住房、社會保障等各方面真正一視同仁，不分地區、不分戶口性質，才能真正打破城鄉二元經濟格局。相關方面順應形勢及時改革，戶籍管理制度改革才具有實際意義。

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打破城鄉二元經濟格局，這不是一個單純的戶口遷移問題，而是一個涉及各方面的社會管理體制問題。如果不從背後的這些制度逐個改起，卻希望通過戶口管理制度改革來解決所有問題，是一個無法實現的幻想。

我國現行戶籍制度的五大弊端：

1、中國現行的戶籍制度不利於現代國家公民權利的實現。遷徙自由是現代國家公民權利的重要內容。「國際人權兩公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是落實《世界人權宣言》的兩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公約。其中《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第12條第1款規定「合法處在一國領土內的每一個人在該領土內有權享受遷徙自由和選擇住所的自由。」

2、中國現行的戶籍制度造成了人民在事實上的不平等。如求職與求學的不平等：農業戶口和城鎮戶口享有不平等的權利，其根本原因是戶籍制度承載了太多的附加功能。在這種情況下，戶口簿不僅是一種身份的體現，而且是一種資源享有權的確認。最突出的就是在就業和受教育兩方面，如有的城市規定：某些行業和工種必須持有所在城市的戶口才能被錄用；教育方面也是如此，許多持農業戶口者在城市裡工作多年，有穩定收入，但因為子女沒有所在城市的戶口，不得不交納一定的借讀費，平等受教育的權利由於「戶籍制度」而失去。

3、戶籍制度不能適應現實社會生活的發展。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戶籍管理制度，戶口遷移政策統得過死，由國家統一分配戶口遷移計劃指標的做法，難以適應不同地區需要。如受指令性政策限制，農村婦女嫁到城市，其戶口難以遷入城市，今後子女隨父落戶也不容易；到城市城鎮務工、經商的農民，投資辦廠、購房人員以及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引進人才都不能落戶，其身份、地位得不到確認，給生產經營和生活帶來了許多不便，也給政府部門的行政管理工作帶來很大困難。

4、中國現行的戶籍制度阻礙了城市化進程，制約了農業和農村的發展。一是因為城市偏向，削弱了農業自身積累能力和再生產能力。據統計，1959—1978年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一項就「掠奪性」地轉移農業積累4075億元，占同期財政收入的21.3%。改革開放以來，農業繼續為工業輸血……

5、中國現行的戶籍制度也產生了一些腐敗現象。為獲得城市戶籍而拉關系、向官員行賄就不用說了，據稱一些城市為了彌補財政問題，還公開實行了戶口買賣，明碼標價！

在你戶籍所在的派出所開。到戶籍室找戶警辦理，
你需要攜帶身份證或戶口簿．就可以了．
一般不需要的照片，戶籍證明是派出所開據的本人是哪地方的人的一個證明文件，由戶警合實你的身份後，直接會給你列印出的．加派出所公章就可了．

提一次戶籍證明如果全國統一的話是3元。

辦理集體戶可以自己去辦 需要單位證明

⑹ 戶口本上怎樣查看戶口是城鎮戶口還是農村戶口

1、戶口簿首頁的左上角，戶別一欄內，註明是農村戶口或者非農業戶口（城鎮）。

2、如果位於實行了戶籍改革的省份，從戶口簿上就看不出來了，因此在戶口性質上註明的是居民戶口，只能到派出所登記的底簿上查到。

2014年7月30日國務院正式印發《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意見中的最大亮點，莫過於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

這意味著以「農業」和「非農業」區分戶口性質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將成為歷史，由此衍生的藍印戶口等戶口類型也將作古，今後每一位中國公民的戶口均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體現戶籍制度的人口登記管理功能。

(6)計劃經濟影響戶籍遷移制度擴展閱讀：

城市戶口一般是指城鎮戶口，是指在城市和設有公安派出所的集鎮注冊登記的戶口。城鎮戶口又叫城鎮戶籍，是指過去計劃經濟年代、我國實行二元體制時，擁有城鎮戶口、享有糧油肉等配給、招工等權利的居民，即城鎮定量戶口的居民，也簡稱「市民」。

若在工礦企業工作，則被稱為「城鎮職工」。以上「市民」或「城鎮職工」所擁有的戶籍稱為城鎮居民戶口。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門對戶口的分類，只有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種，沒有「城鎮戶口」這個類別。

實際上，非農業戶口就是「城鎮戶口」或「城市戶口」。現泛指不享受農村土地分配權的人所擁有的戶口，跟居住地域已經沒有掛鉤。

常住戶口是我國根據戶籍制度所確定的一種稱呼，原則上人員應當在戶籍所在地進行生活，如果離開應當進行戶口遷移，其目的是方便統計人口和管理，在法律上也作為訴訟管轄的依據。但隨著現在人口流動性的增強，人戶分離的現象比較普遍，例如你就屬於這種情況。

如果你在其他地方長期居住滿一年以上的，居住地則作為你的住所地。 在法律上講，你的戶口登記地就是你的常住戶口所在地（也就是戶籍地），如果你是人戶分離，因此，但一旦涉及你的身份證明、戶籍遷移等與戶口有關的問題，還是以你的戶籍地為準的。

⑺ 戶籍制度改革的影響

戶籍制度的優點：
戶籍制度改革是當前備受關注的話題之一。戶口，或許是烙在每人身上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最深印痕。改革戶籍制度無疑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適應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促進人才資源配置市場化，確保中國經濟長期保持穩定發展等都具有重大意義。當前，全國各地正結合本地實際，加快戶籍管理制度改革步伐。
戶籍制度的弊端：
1、中國現行的戶籍制度不利於現代國家公民權利的實現。遷徙自由是現代國家公民權利的重要內容。「國際人權兩公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是落實《世界人權宣言》的兩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公約。其中《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第12條第1款規定「合法處在一國領土內的每一個人在該領土內有權享受遷徙自由和選擇住所的自由。
2、中國現行的戶籍制度造成了人民在事實上的不平等。如求職與求學的不平等：農業戶口和城鎮戶口享有不平等的權利，其根本原因是戶籍制度承載了太多的附加功能。在這種情況下，戶口簿不僅是一種身份的體現，而且是一種資源享有權的確認。最突出的就是在就業和受教育兩方面，如有的城市規定：某些行業和工種必須持有所在城市的戶口才能被錄用；教育方面也是如此，許多持農業戶口者在城市裡工作多年，有穩定收入，但因為子女沒有所在城市的戶口，不得不交納一定的借讀費，平等受教育的權利由於「戶籍制度」而失去。
3、戶籍制度不能適應現實社會生活的發展。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戶籍管理制度，戶口遷移政策統得過死，由國家統一分配戶口遷移計劃指標的做法，難以適應不同地區需要。如受指令性政策限制，農村婦女嫁到城市，其戶口難以遷入城市，今後子女隨父落戶也不容易；到城市城鎮務工、經商的農民，投資辦廠、購房人員以及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引進人才都不能落戶，其身份、地位得不到確認，給生產經營和生活帶來了許多不便，也給政府部門的行政管理工作帶來很大困難。
4、中國現行的戶籍制度阻礙了城市化進程，制約了農業和農村的發展。一是因為城市偏向，削弱了農業自身積累能力和再生產能力。據統計，1959—1978年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一項就「掠奪性」地轉移農業積累4075億元，占同期財政收入的21.3%。改革開放以來，農業繼續為工業輸血……
5、中國現行的戶籍制度也產生了一些腐敗現象。為獲得城市戶籍而拉關系、向官員行賄就不用說了，據稱一些城市為了彌補財政問題，還公開實行了戶口買賣，明碼標價！

⑻ 為什麼戶口在中國非常重要

戶口是住戶和人口的總稱，計家為戶，計人為口。戶口的載體為戶籍（戶口簿），是由公安機關戶政管理機構所製作的，用以記載和留存住戶人口的基本信息的法律文書。
中國的戶籍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當時諸國征戰，人口成為最重要的資源，沒有之一。賦稅、夫役、兵丁，皆出於人口。人類進入信息時代後，人們自由活動的范圍更加廣泛、相互交往更加頻繁，戶口管理所提供的住戶人口基本信息也就日益成為人們生產生活、社會服務管理、國家行政司法都不可或缺的信息基礎，戶口管理也就成為近現代社會最主要的公共信息管理系統，其限制甚至鎮壓職能將完全褪去，而協調、服務職能不斷增強。因此，戶口管理在未來社會不僅不會也不能被削弱，更不可能被「取消」，而只能依法科學地得到穩步強化，以便為公眾生活、群體生產、社會服務、政府行政和國家其他行為提供更方便快捷的服務，發揮其應有的更廣泛、多樣、持續的巨大作用。

戶籍制度的建立有助於從一定程度上對人口進行管理、控制。
在目前制度下，戶籍本身是確立公民部分權利的重要依據之一。
直接法律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開篇即是「第一條 為了維持社會秩序，保護公民的權利和利益，服務於社會主義建設，制定本條例。」
主要是醫療、就學、基本保障等有區別，但是農村戶口也有其自身的優勢，如承包用地、拆遷保障等等。
落戶即戶口登記，「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都應當依照本條例的規定履行戶口登記。」

⑼ 中國從計劃經濟轉移到市場經濟 具體開始於什麼時候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發，鄧小平和陳雲在1979年首次提到了計專劃經濟和市場屬經濟並不矛盾的概念。
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確立了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勾畫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
1995年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實現奮斗目標的關鍵之一是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
自此，「計劃經濟體制」逐漸淡出歷史舞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漸深入人心，國家用宏觀調控的手段對市場經濟進行調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