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請各位歷史高手詳細告訴我20世紀60至70年代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狀況
這題目有點大，足夠寫兩本書的了。而且你現在得到的歷史一定是失實的歷史，再過若干年才可能有越來越多的真相讓你知道
2. 同時期,世界和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對比
一、文化與經濟、政治的關系
任何社會都是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有機結合，文化歷來是社會生活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三者的區別主要表現在：文化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特指精神財富，如文學、藝術、教育、科學等；經濟是物質生活及生產的過程和活動；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是階級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相互斗爭，其核心是國家政權問題。
三者又緊密相連，相互作用。第一，經濟是政治的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文化由一定的經濟、政治決定，又是對它們的反映並反作用於經濟、政治。先進的、健康的文化會促進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第二，文化在與經濟的相互交融中體現著越來越突出的文化生產力的作用，具體表現在科學技術與教育事業培養高素質勞動者、各種文化產業的迅速崛起以及文化消費的日益豐富方面。第三，文化在與政治的相互交融中體現著兩個方面的作用。一方面，為了更好地參與政治生活，人們需要不斷地提高自身的文化素養；另一方面，隨著世界多極化的發展，西方大國藉助文化滲透的方式，推銷其價值觀念，企圖削弱甚至取代別國的民族文化。因此，世界范圍內反對文化霸權主義的斗爭就成為當代國際政治斗爭的重要內容。
二、文化競爭力：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
這個問題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把握。
第一，任何國家的綜合國力都離不開文化發展的底蘊和烘托。在當今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綜合國力的競爭尤其如此。我國要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就必須重視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發展先進文化與發展先進生產力一樣是我們實現現代化的偉大戰略任務。因此，我們必須不斷提高文化競爭力，發揮文化作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靈魂的巨大作用，為經濟建設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以及正確的方向保證。
第二，在發展民族文化的問題上，我們要堅持自己獨特的文化模式。文化模式是指某一價值系統中具有支配力的主流部分。文化模式又可以被視為是特定社會成員群體共同樹立的標准行為方式。人類文化模式具有多樣性，是由不同民族適應不同的經濟、社會條件和歷史發展水平造成的。特別是隨著高科技向綜合國力領域的滲透，更使文化因素同經濟、政治生活緊密交織，功能進一步強化。這就要求我們不能滿足於僅從外部引進、片面接受外國經驗，而必須同我們自己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活方式協調一致，建設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第三，必須反對文化霸權主義。二戰後，發達國家文化特別是美國文化，憑借其政治、經濟、軍事、科技上的優勢向各國大肆擴張，推行文化霸權主義，這是我國在文化發展上必須堅決反對的。我們在發展中必須真正倡導有本國特色的文化價值，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強調文化發展的自主性和內生性，把增強綜合國力同文化的除舊布新以及向世界的全方位開放正確、合理地統一起來。
3. 中國幾年的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
60年前，清遠和全國一樣，滿目戰爭瘡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勤勞勇敢的清遠人民披荊斬棘、發奮圖強，譜寫出自強不息的壯麗詩篇，經過60年的艱苦奮斗，經濟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尤其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1988年建市以來，清遠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堅持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開拓創新，奮勇前進，創造了令人矚目的輝煌成就。徹底改變了「天下之窮處」和廣東發展「寒極」的貧困落後面貌。
一、經濟發展大跨越
解放初期，由於連年的戰爭浩劫，地處粵北的清遠，經濟凋零，民不聊生。1949年全市生產總值（GDP）僅有0.92億元，人均生產總值61元。建國後，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經濟得到迅速的恢復和發展。1978年，全市生產總值發展到7.23億元，剔除物價因素比1949年增長了3.4倍，年均增長5.3%；人均生產總值發展到255元，剔除物價因素比1949年增長了1.3倍，年均增長3.0%。改革開放後，清遠經濟迎來了發展的春天，尤其是黨的十六大之後，市委、市政府更新思想觀念、創新發展方式，提出了以招商引資為突破口，以工業化為核心的「三化一園」發展戰略，經濟發展突飛猛進，初步形成了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第三產業蓬勃發展的國民經濟體系。2004至2008年，清遠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達到25.7%，多項主要經濟指標增幅連續五年位居全省第一，取得了「五連冠」的輝煌成績。改革開放30年來，全市生產總值增長了32.9倍，年均增長12.5%；人均生產總值增長了24.7倍，年均增長11.4%。2008年，全市實現生產總值746.6億元，剔除物價因素比1949年增長149倍，年均增長8.9%；人均生產總值達到20205元，剔除物價因素比1949年增長59.2倍，年均增長7.2%。2007年9月，國家統計局在《2006年我國地級及以上城市綜合實力比較研究》公布的百強城市名單中，清遠市名列95位，首次進入全國百強城市行列。2008年全市財政總收入達到89.1億元，比1950年增長656倍。截止2008年底，在全省21個地級及以上城市中，清遠的生產總值、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均居全省第12位，固定資產投資和規模工業增加值分別位居第5位和第9位，綜合經濟實力已由全省下游躍升中游水平。
二、經濟結構深刻變化
1949年全市工業總產值只有962萬元，農林牧漁業總產值為9715萬元，糧食產量只有36萬噸。三次產業結構為76：15：9，農業雖然占絕對主導地位，但生產水平十分低下，工商業更為落後。解放後，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工業、農業和第三產業均得到迅速發展。農業經濟已從傳統耕種發展到基地化、產業化、標准化生產，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大幅提高。2008年，全市農林牧漁業總產值達到154.1億元，糧食產量達到75.5萬噸，分別比1949年增長16.2倍和1.1倍。水果產量36.3萬噸，水產品產量8.4萬噸，分別比1952年增長259倍和32.6倍。交通、旅遊、房地產、金融保險等現代服務業蓬勃發展。在「後花園」戰略思想指導下，不斷探索旅遊業發展的新路子,充分利用豐富旅遊資源大力發展旅遊業，先後榮獲「中國優秀旅遊城市」、「中國溫泉之鄉」、「中國漂流之鄉」、「歐洲人最喜愛的中國景區」等一大批旅遊品牌和稱號。2008年接待國內遊客達1440.11萬人次，國內旅遊收入52.2億元，入境旅遊人數47.89萬人次，旅遊外匯收入5915萬美元。2008年末全市金融機構本幣存款余額645.1億元，比1978年增長613倍。各類保險公司保費收入達到12.1億元。
經過60年的發展，清遠不僅在經濟總量上發生了巨大變化，在結構上也發生深刻變化。首先是從農業經濟社會跨越到工業化社會，2008年，全市三次產業構成為13.3：57.5 ：29.2，工業經濟在國民經濟中佔53%的主導地位。再之，在經濟體制上，也發生了深刻的變革。1978年，全市工業經濟中，全民所有制產值佔72%，集體經濟產值佔28%。公有經濟一統天下。改革開放後，各種經濟成份競相發展，2008年， 工業經濟中，公有經濟產值僅佔5.9%，三資企業產值佔48%，股份制經濟佔39.7%，其他經濟佔6.3%。
三、工業生產突飛猛進
清遠工業發展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弱到強、從相對封閉到改革開放、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走過了一條曲折而波瀾壯闊的道路。1949年工業產值僅有0.11億元，工業基礎十分薄弱。解放後，工業經濟得到較快發展。1978年，全市工業總產值發展到5.2億元，剔除價格因素比1949年增長49倍。改革開放後，尤其是黨的十六之後，市委、市政府把握發達地區產業轉移的歷史契機，大力推動招商引資，先後引進了安徽海螺集團、雲南銅業等大批國內外知名品牌企業，工業集群化、園區化程度不斷提高，建成了中國（清遠）再生資源示範基地、清遠陶瓷工業城等一批特色鮮明的工業園區。目前，初步形成了以建材、電力、機械裝備、金屬製品、紡織服裝、製鞋皮革、電子家電、農副產品加工、化學醫葯、廢舊金屬材料回收等十大工業體系。2007年，全市工業總產值首次突破1000億元大關，達到1172.6億元，位居全省第十位，進入了全省十大工業市行列。2008年，全市工業總產值達到1692億元，剔除價格因素比1949年增長8211.5倍。
四、基礎建設成績斐然
解放初期，清遠基礎建設一窮二白。經過60年投入和建設，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條件得到明顯改善。1950年至2008年，全市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完成2603.5億元，年均增長23.8%，其中1962年至2008年基本建設投資累計完成843億元，年均增長16.9% 建成了清連高速公路、廣清高速公路、京珠高速公路清遠段、鳳城大橋、北江大橋姐妹橋，106、107國道，清遠港等重大交通項目。在全省山區市中率先實現縣(市)到鎮通等級公路。2008年公路通車里程17485公里，比1949年增長156倍，其中高速公路達到306公里。先後建成了飛來峽水利工程、粵連電廠、陽山火電廠以及一大批小水電，發電量由1949年的11萬千瓦時增加到50.55億千瓦時。建成一批千伏以上輸變電工程以及農城網工程，電網規模已達全省中游水平。郵電通訊也得到迅速發展。2008年末全市移動用戶達到202.1萬戶，比1996年增加了200萬戶；固定電話用戶67.4萬戶，比1957年增加67.3萬戶。目前全市已實現電話交換程式控制化、長途傳輸數字化。
五、城鄉面貌日新月異
建國60年以來，尤其是建市以來，城鄉面貌發生了深刻變化，城市框架不斷拉大，基礎設施基本完備，城市功能相對完善，一個區域性經濟文化中心，現代化城市的清遠形象已展現在人們面前。市區和各縣城主要道路黑底化改造基本完成。城市美化、綠化、亮化水平進一步提升，綠化覆蓋率達36.95%，綠地率達33.78%。城市排污、生活垃圾處理設施從無到有，日處理能力顯著增強，城市功能更加完善。至2009年7月，房地產開發投資額累計投入357億元，建成面積1102 萬平方米。城鄉私人建房累計投入262億元。大型樓盤雨後春筍般涌現，北江兩岸聳立著幾十座二、三十層的高樓，成為北江河畔一道靚麗的風景線。藍天白雲、青山綠水、交通便利，被中國城市國際協會評為「中國宜居城市」，成為市民安居樂業和海內外商客投資置業的樂園。2008年底，城鎮人均住房使用面積達到30平方米。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步伐不斷加快，農村公路四通八達，加快推進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工作，農村住房樓房化程度不斷提高，農村人均住房使用面積達到27.5平方米。
六、國內貿易繁榮昌盛
建國60年來，我市傳統商貿業快速發展，在「大市場、大流通、大商貿」的思路指引下，2008年全市共完成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50.62億元，比1957年的0.96億元增長了260倍，年均增長11.5%。連鎖超市、專營店、專賣店等各種新型的零售業態應運而生。國美電器、新一佳、華潤萬家、益華百貨、麥當勞、肯德基等大批現代連鎖企業入駐我市，星級酒店達43家。大部分鄉鎮建立了綜合性的農貿市場，個體工商業活躍於城鄉市場，促進了城鄉市場的繁榮。2008年全市城鎮完成社會消費品零售額171.9億元，比1975年增長了155.3倍；農村完成社會消費品零售額78.7億元，比1975年增長了55.2倍。
七、對外經濟發展迅速
建國初期，由於外國政府對我國實施經濟封鎖，我市對外經濟幾乎是一片空白。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對外經貿活動迅速發展。1988年至2008年簽訂利用外資項目累計達3502個，合同投資金額62.75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金額32.66億美元，前來投資項目已經滲透到國民經濟各大行業，截止2009年上半年，全市共注冊「三資」企業1000家， 注冊資金達 35億美元以上。2008年，全市進出口總額29.68億美元，其中，出口總額由1988年的0.07億美元擴大到13.77億美元。除一般貿易方式外，加工貿易已成為對外貿易的主要方式。實際利用外資金額不斷擴大，2008年全市實際使用外資金額達5.15億美元，比1988年增長81倍，尤其是2004年至2006年，實際利用外資增幅連續三年在全省排名第一。
八、社會各項事業全面進步
教育規模不斷擴大，在校生人數大幅增加。2008年，普通中等學校在校生32.42萬人，比建國初期的1952年增加了32.02萬人。建成國家級示範性高中10所，省、市一級學校117所。創辦了清遠職業技術學院，引進了南華工商學院等高等院校。2008年普通高等學校在校生0.85萬人，實現了從無到有的突破。清遠市技工學校被評為國家級重點高級技工學校。目前各類職業學校在校生近4萬人。全面實施城鄉免費義務教育，2008年九年義務免費教育在校生54.7萬人，義務教育完成率達97.8%。
科技事業蓬勃發展。2008年科技活動機構數發展到18個，從事科技活動的人員有2627人,專利申請量180件,專利授權量149件。自主創新能力不斷增強,建成了「省電力線纜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和「國家級農業科技創新中心」。共有17家企業分別擁有中國名牌產品、國家免檢產品或廣東名牌產品稱號。經國家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11家，省級民營科技企業39家。
文化衛生事業健康發展。2008年全市共有文化館8個，公共圖書館10個，博物館9個。圖書館藏書量達80.5萬冊。報紙出版份數1382.2萬份。電視覆蓋率97%。鋪設光纖長度6375.8公里。各類衛生機構發展到654個。衛生機構床位數7969張，比1952年增長了22倍，衛生機構技術人員1.06萬人，比1952年增加了0.98萬人。每萬人口擁有床位數21.57張，擁有醫生數28.64人，比1952年分別增長了9.3倍和4.5倍。
社會保障全面推進。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入進行,與之配套的社會保障體制改革也全面提速，社會保險各項改革穩步推進。2008年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人數達到了46.73萬人，參加基本醫療保險人數31.37萬人，城鎮最低生活保障人數1.14萬人。
九、人民生活明顯提高
建國60年來，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居民收入快速增長，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不斷提高。2008年，全市在崗職工年均工資25772元，比1998年增長2.7倍。市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006元，比2005年增長了39.5%。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4887元，比1978年增長了近47倍。居民家庭主要耐用消費品擁有量不斷增加，檔次不斷升級。冰箱、空調、洗衣機、行動電話、電腦、小轎車等高檔消費品漸漸進入普通百姓家庭。飲食由原來的溫飽型逐漸向營養型、新鮮型、簡便型轉變。消費層次不斷升級，消費結構更趨合理。
60年的滄桑，60年的巨變。清遠人民已把一個粵北小城鎮建設成為全國綜合實力百強市,昔日的「寒極」成為今天的投資「熱土」。 2005年10月25日,人民日報以《廣東醞釀發展模式之變》介紹了後發地區跨越發展的「清遠現象」經驗。面對過去的成績，清遠人民並不自滿。今後，將以「四個化」戰略為指引，沿著「綠色經濟強市、嶺南宜居名城、華南休閑之都」的宏偉目標努力奮斗！
4. 二戰後中國經濟發展及其文化原因
二戰後中國經歷解放戰爭。國民黨當局濫發紙幣，通貨膨脹。新中國建立後，在蘇聯幫助下，版中國開始進行一五計劃權。農業手工業實行合作社，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公私合營（利用國家權利）。一五計劃建立了我國工業的基礎，建立了長春一汽，第一飛機製造廠等。1956年周總理在全國文藝工作會議上提出：百家爭鳴的學術方針，促進文化事業蓬勃發展。1978改革開放中國國經濟在資源的支持下迅速發展。
卻是以中國資源大量浪費為代價的！！！
5. 近代民族工業的興起對近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①從經濟上看，民族工業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經濟結構的變化。
②從政治上看，民族工業的發展一方面推動民族資產階級登上中國的政治舞台，為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准備了階級基礎，推動了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民主化的進程；另一方面培育了無產階級隊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到來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准備了階級條件。
③從文化上看，為西方資本主義的近代文化和科技的傳入提供了社會基礎，從而不斷沖擊以至最終動搖了封建思想的統治地位。
衍生知識點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曲折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及形成原因
1.洋務運動到清朝末年出現民族工業的萌芽。
原因：第一個階段的原因是洋務運動刺激了民族工業產生、甲午戰爭後出現「實業救國」浪潮初步推動了民族工業的發展；
2.一戰期間的民族工業「黃金時代」。
原因：第二個階段的原因是內因是辛亥革命沖擊了封建制度，外因是一戰期間，歐洲列強暫時放鬆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
3.一戰後至新中國建立前民族工業的凋謝、萎縮。
原因：一戰後，帝國主義經濟卷土重來、20世紀30到40年代，日本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抗日戰爭結束後，國民黨發動內戰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導致的。
6. 中國古代經濟發展與文化興盛的關系
商品經濟對中國古來代文化自的影響，突出的是在元與明靖兩個時期。兩個時期又有所不同。
1、宋元時期，商品經濟對中國古代文化的影響以對文學藝術的影響為主，表現：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中的市民階層的隊伍不斷的發展壯大。他們的生產生活的需要成為社會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力量。商品經濟的發展也必然帶來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瓦子的出現，酒樓、茶館的增加、宋詞的繁榮，世俗文學、風俗畫的興起，《竇娥冤》等作品的出現等。
2、明清時期，商品經濟對中國古代文化的影響以對思想的影響為最明顯(體現商品經濟對古代文化影響的不斷深入)。表現：商品經濟的發展，尤其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芽的產生與緩慢發展，出現了反封建的民主思想。這些思想家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對封建制度進行批判。李贄側重對封建制度理論依據的批判，指責儒家經典，否定孔子是「天生聖人」，揭露道學家的虛偽，是反封建思想的先驅。黃宗羲側重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進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對「人治」，反對重農抑商，提倡「工商皆本」。顧炎武側重對封建迂腐學風的批判，提出「經世致用」，重視書本知識和實地調查結合。王夫之側重從哲學上批判，並從發展的角度提出「趨時更新」。
7. 從古至今，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演變是什麼樣的
我認為從古至今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都是朝著南方不斷的發展的，在南宋以前中國的經濟文化政治中心都在北方，而在南宋中國的經濟文化政治都已經遷移到了南方。
8. 中國經濟發展與中華文化有什麼關系
以下內容供你參考：
中國經濟發展和文化復興
演講人：林毅夫時間：11月4日地點：北京大學·北京論壇
像中國這樣經濟基礎比較低的國家，技術創新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自己發明；另外一種是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以引進來取得創新。
中國文化能否復興取決於三個問題。第一，儒家文化以「仁」為核心的倫理價值是否能支撐起經濟基礎，即器物層次的不斷地發展、創新，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第二，在以「仁」為核心的價值下形成的組織層次能不能與經濟基礎的發展相適應不斷演進？第三，以「仁」為核心的價值在經濟基礎不斷提升以及政治、經濟、社會組織不斷演化的過程中能否保存，並形成一個完整的器物、組織、倫理三個層次自洽的文化體系？
首先，從經濟基礎來看，中國繼續快速發展的潛力巨大。中國完全有可能繼續保持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快速增長。這是因為生產力水平或是經濟基礎的提高，從長遠來看最重要的是技術的不斷創新。以西方為例，Maddison的研究認為，在18世紀以前的一兩千年裡面，平均每年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僅為0.05%，要一千四百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18世紀以後，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第一個一百年平均每年是1%，每七十年人均收入翻一番；以後這一百多年，平均每年是2%，每三十五年人均收入翻一番。
18世紀前後巨變的關鍵是在18世紀中葉發生工業革命以後，技術發明創新的速度加快了，而且，還在不斷地加快。中國在19世紀之前領先於西方，以後迅速滑落，其原因在於工業革命以前技術發明以經驗為主，中國人多，工人農民的數量多，生產經驗多，技術發明的速度也就快；但因未能從經驗為主的技術發明轉型為以科學實驗為主的技術發明方式。所以，在西方科技的發明創新速度加快以後，中國的經濟地位就日益落後。
中國現在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要持續快速發展，最重要的還是技術的不斷創新。技術創新的方式對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是不一樣的。西方發達國家的技術已經處於世界的最前沿，其創新只能靠自己發明創造。而像中國這樣經濟基礎比較低的國家，技術創新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自己發明；另外一種是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以引進來取得創新。哪一種方式比較好？根據定義，在生產過程中使用比原來效率高的技術就是創新，不見得需要是最新、最前沿的發明。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好壞的標準是成本孰低、效益孰高。新技術的發明一般投入大、風險高、成功的概率小；相對而言引進技術則成本小、風險低、成功的概率高。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出現了日本的奇跡，亞洲四條小龍的奇跡，這些奇跡背後的實質秘密就在於這些國家和地區，能夠比較好地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來引進技術，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術創新。技術創新的速度快，整個經濟基礎發展就快了，所以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也就隨之縮小。中國在1978年改革前後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在1978年之前，中國自力更生，自己發明技術，在最尖端的技術上同發達國家競爭，但是經濟發展的績效卻不高；1978年以後，中國開始像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一樣，以引進技術為主來獲取技術創新，以後的30年，中國取得了每年經濟增長9.9%的成績，成為同期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這些經驗的對比印證：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以引進技術來取得技術創新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追趕發達國家最好的途徑。
延續著引進技術這一條道路，中國在未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里，能不能保持經濟快速增長？對於這一點關鍵在於中國和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到底有多大。2008年時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中國的人均收入為美國的21%，說明中國和發達的工業化國家間的技術差距還很大，在這個差距縮小前，中國還可以繼續利用後發優勢來加速經濟發展。根據麥迪遜的估計，中國在2008年和美國的人均收入差距相當於日本1951年、台灣地區1975年、韓國1977年的水平。日本在1951-1971年間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為9.2%，台灣地區在1975-1995年間的年均增長率為8.3%，韓國在1977-1997年間年均增長速度則為7.6%。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所遵循的經濟發展戰略和日本、台灣地區、韓國相同，據此中國應當還有維持20年年均增長8%的潛力。日本、台灣地區和韓國在1971、1975和1977年時，人均收入分別提升為美國的65.6%，54.2%和50.2%，到2030年時中國的人均收入有可能達到美國的50%，中國的總體經濟規模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可能達到美國的兩倍，按市場匯率計算的經濟規模有可能至少和美國相當。中國有可能再次成為世界上最大、最強的國家。當然要把這些潛在的技術可能性轉化成經濟的現實增長率，要靠改革開放來克服當前經濟中存在的問題，要靠保持政治穩定、社會和諧，要靠提高教育、產業水平，要靠不斷吸收外來的技術、管理，並逐漸加強自主研發。只有做到這些，前述的預期才能夠實現。
第二個問題，在以「仁」為核心的價值下形成的組織層次能不能與經濟基礎的發展相適應不斷演進？經濟組織方面，現在的發達國家實行的都是市場經濟，多數學者也認為和現代經濟相適應的經濟組織是市場經濟。從理論上來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確實比較有利於調動生產者的積極性、資源的有效配置和技術的不斷創新。中國的文化體系能否和市場經濟兼容？這一點應該毫無疑問，因為當西方還是封建農奴社會的時候，中國就已是一個市場經濟體系的社會。就土地而言，中國早在戰國時期就已經開始推行土地私有，允許土地自由買賣；歐洲在整個中世紀的封建社會時期，土地屬於貴族，不存在土地市場。就勞動力而言，中國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就已經有相當活躍的勞動力市場。例如，春秋時期就有許多像孔子、孟子、蘇秦、張儀之類的士人周遊列國，相當於今天的高級白領人員出國尋找就業機會。幫助齊桓公稱霸的管仲在其《管子牧民篇》寫到「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其意為「一個國家如果富裕，就會吸引遠方的外國百姓來定居；改善基礎設施，提高土地生產力，老百姓就會留下來耕作、生活。」這表明當時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流動的原則與現在勞動力的流動完全一致。而在歐洲中世紀，農民是半農奴依附於土地，只有極少數取得自由農身份的勞動力才能自由流動。
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不僅要素市場極為活躍，商品市場就更是如此，並且已經有了投機行為，而且投機的原則與今天毫無二致，最著名的就是范蠡的例子。在吳越之爭時，范蠡幫助越王勾踐打敗吳王夫差後，了解到「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殫，獵犬烹」的道理，功成身退，棄官從商，並在很短的時間內三聚千金之財三散之於貧窮的親戚朋友。短時間內賺取巨大財富的捷徑是投機。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里記載了范蠡投機之道是「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說明當時價格是由市場上的供求關系決定。「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說明生產者根據價格信號來決定生產，價格高時多生產，導致供大於求，價格下跌；價格低時少生產，導致求大於供，價格上漲。最後一句「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就是投機的原則，當商品價格昂貴時要像清理糞土一樣趕快拋賣，當商品價格便宜時要像珠寶一樣買進積存越多越好。可見二十一世紀的投機原理在2300年前的范蠡時代就已經總結出來了。
如前所述，明朝時我國就已經出現資本主義萌芽。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既已萌芽為何未能茁壯成資本主義？同樣這並不是因為以「仁」為核心的價值體系所致，而是因為技術變遷的方式未能從以經驗為基礎轉變為以科學、實驗為基礎，技術變遷的速度非常慢，資本難於深化，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也就不能深入發展。上述種種說明中國以「仁」為核心的倫理價值跟市場經濟體系是共容的。
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眾的參政意識會越來越強。與西方文化比較起來，中國文化自古以來強調「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與西方君權神授的思想不同，人民的利益是政治的目標，群眾的意見是政治決策過程的依據，有這種政治理念包含在中國儒家文化內，作為組織層次的文化應該有能力隨著經濟基礎的不斷提升，進行必要的調整。
第三個問題是以「仁」為核心的價值在經濟基礎不斷提升，政治組織、經濟組織不斷變化的過程中，能否保持其精神實質，並根據經濟基礎和組織層次的需要以相應的形式形成一個完整的內部自洽的文化體系？很多學者認為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保守落後的，是妨礙中國發展的？因為孔子自稱「述而不作」。但這種理解並不全面，孟子稱孔子是「聖之時者」，也就是孔子所以是聖人，是因為在各種不同的情況、環境下，他的行為總是能夠因地制宜，做到恰到好處。孔子主張「仁」，在《論語》中談到「仁」的地方有20多處，但是，說法各有不同，就是因為對象、情況不同，所以，要求或是表現的形式也就不一樣。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選擇的，把過去的典章制度按照所處時代的需要給予了創新性的整理、詮釋。他的內涵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在不斷變動，不斷與時代相適應。
孔子強調「仁」，孟子強調「義」。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子的「仁」是「視人如己」的道德關懷。孟子的「義」是「義者宜也」，「義者人之正路也」，也就是人所應該遵循的行為准則。但是，義的判斷的標准還在於自己的內心，所以，孟子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說法。和孔子相比，孟子的「義」更強調的是人對社會的積極責任，他的學說反映的是戰國末期社會紛亂的現實。
孟子之後儒家文化又繼續發展，到了宋明時期，社會經濟基礎改變的同時又受到印度佛學沖擊。在佛學的沖擊中出現了理學，強調心性。理學家堅持的行為標准同樣是儒家的「仁」。中國儒家文化在吸收了佛學的同時，也把佛學融合成為中國文化體系的一部分。佛學在印度、泰國，重視的是小乘，小乘追求自我的解脫，到中國以後發展的是大乘佛教，講的是普度眾生，和儒家的「仁」有異曲同工之妙。「仁者愛人」，希望每個人都好，把儒家的核心價值移植到佛學裡面去了，變成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
時至明朝，社會分工進一步完善，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王陽明的「心學」和「知行合一」的學說應運而生。「心學」和「理學」的差異，可以從王陽明和朱熹對《大學》一書中對「親民」和「格物致知」的理解的不同反映出來。朱熹認為「親民」當作為「新民」（教化百姓使其自新），「格物致知」則是「即物窮理」，也就是從各個事物上去認識做人做事的道理，以最終明了人心之全體大用。王陽明則認為「親民」是「親親仁民」（即仁的意思），「格物致知」則是「致良知」，也就是去除蒙蔽每個人良知的物慾以恢復每個人與生具有的良知。
從上述脈絡來看，作為上層建築的儒家文化是有能力隨著時代、環境的不同，而不斷調整、創新，以適應新的經濟基礎的需要，而不是頑固、保守、一成不變，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障礙。實際上，這一點也可以從亞洲四條小龍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礎上實現現代化得到證明。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一個文化的核心倫理價值會不會消失？如果儒家以「仁」為核心的價值消失了，我們就會像今天的埃及、兩河流域、希臘羅馬文明一樣，即使有一個經濟實體在相同的土地，但是已經是不同的文化了。這個問題從理論上來說不容易出現，但是並非不可能。一個人的倫理價值取向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在很小的時候學會，一代一代傳承下來的。中國有一句古話「三歲看大，七歲看老」。一個人三歲時，其行為、價值取向就已經固定，到七歲時，基本上已內化了。一個民族文化的核心倫理價值就是靠從小跟父母和周遭的人互動中，以他所接觸到的人的行為為學習的榜樣，而一代一代傳承下來。然而，不容易變並不代表不能變，否則也就不會有埃及文明、兩河文明、希臘羅馬文明的消失。在我國當前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有些人為名為利昧著良心而干傷風敗俗的事時有發生。並且，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透過傳播、接觸，人們也容易不自覺地受到外來文化倫理取向的影響。如果，這樣的事發生多了影響到下一代的成長，傳統文化的核心倫理價值也可能會逐漸消失。所以，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各界有志於民族文化復興的人士，尤其是屬於社會精英的知識分子，不僅要有責任與義務推動社會的物質進步，獻身於經濟社會政治的現代化，同時也必須要有「死而後已」的任重道遠之責任心，以「仁」為己任，用適合於時代特質的形式，身體力行地實踐給社會做出楷模。政府和輿論界也應該通過教育與媒體的報道有意識地倡導適合時代的、以「仁」為核心的倫理價值。只有這樣才能在經濟水平提高、實現社會經濟政治體制現代化的過程中保持中國文化的核心倫理價值，實現中國文化的復興。
希望能幫到你。
9. 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時期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發展處於一個什麼樣的水平
政治上處於軍閥割據狀態，經濟在世界上的佔比其實與現在差不多，文化上百專家爭鳴屬，比現在要發達，很多優秀的文學家。社會比較動盪。
軍事上軍事割據，擁兵自重，軍事裝備比較落後，與當時的軍事大國比不可同日而語，簽署了一些不平等條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