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跨國公司對國際關系的影響
第四講 作為自主行為體的跨國公司
一、跨國公司：性質和起源
1、跨國公司的性質
跨國公司是里恩索爾1960年4月在卡內基工業大學工業經濟學院創立10周年紀念會上第一次提出的。隨後，在西方國家的報刊上經常出現「多國公司」、「國際公司」、「宇宙公司」之類的名稱。直到1974年，由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做出決議，統一使用「跨國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TNCS）這一名稱。名稱盡管統一起來，但對跨國公司定義和性質的解釋卻眾說紛紜。因為多數人注重不同的特徵來區別跨國公司和國內公司。這些差別反映出不同的分析目的或學術理念。
1）結構是確認跨國公司最普遍的標准。最常用的結構變數是在多國的工商業活動。1983年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發表了題為《世界發展中的跨國公司第三次調查》，據此，跨國公司的標準是：第一，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建有經營實體，不管它們採取何種法律形式和在哪個領域從事經營；第二，這種企業在一個中央決策體系下進行經營決策，並制定有共同的政策，這些政策可能反映出跨國企業的共同戰略目標；第三，這種實體通過股權或其他方式形成聯系，使其中的一個或幾個實體可能對別的實體施加重大影響，並同其他實體分享資源、信息，同時承擔責任。
另一個更嚴格的結構標准強調跨國公司在國外經營的地域和規模，即一個國家的公司必須至少在國外建立，經營著6個或6個以上的工商業子公司，銷售額方面必須超過1億美元，對外國子公司控股不得低於25%等等。
還有其他結構標准，如有人認為是所有權結構而不是經營結構起決定作用，只要公司的所有權被許多不同國籍的人擁有，那麼該公司就是跨國公司，或者，只要公司最高管理人員來自許多國家，而不是主要來自母國，那麼該公司就是跨國公司。
2)第二個確認標準是業務。據此標准，如果一個國家的公司絕大部分或相當大部分資源，或其所有業務都用於國外經營，也就是說，其國外經營對公司有決定性作用，那麼該公司就是跨國公司。一般而言，其國外業務至少須佔有25％以上的比重，這包括海外投資占總投資額的比重，海外雇員占總雇員數目的比重，國外業務的產值、總銷售額、總利潤額占總銷售額、總利潤額的比重等方面的情況。
3）另有研究人員也使用行為標准。據此標准，如果公司從全球角度來計劃和活動，強調全球利潤而不是國內利潤，那麼就可以認為它是跨國公司。
從國際政治學的視角看，綜合上述三個標准，跨國公司可以理解為：直接擁有或控制著雖然沒有完全受控於母公司的決策但必須對之回應的海外子公司的大型工商企業，母公司決策的影響范圍並不與國界吻合。
2、跨國公司的產生和發展
跨國公司的出現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但現代意義上的跨國公司的勃興，應該說是在20世紀50、60年代發展起來的。
最初的跨國公司是與早期工業化國家的工業化進程相伴而來，但是英國的「家庭資本主義」（family capitalism）卻難以為跨國公司的出現提供相應的組織資源。
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興起，在美國產生了「管理資本主義」（managerial capitalism），由此職業管理人員取代家庭成員成為掌管公司運作決策權的經理層，行政結構取代了血緣關系結構。管理資本主義的興起使組織創新突破了家庭管理的局限，為工業公司發展成跨國界的大公司提供了可能性。正是由於組織創新、科學技術和管理技術的發展，使得社會財富迅速增加，由此而產生的巨額過剩資本，產生了向外擴張的需要，使資本國際化的主流從國際流通過程深化到國際生產過程。但是，限於當時世界整體工業化水平和外國直接投資能力，跨國公司雖已初具規模，卻仍處於形成發展階段。
二戰後，特別是50、60年代可謂跨國公司發展的一個高潮。戰後，英國和歐洲大陸工業公司展開了一場頗具聲勢的「管理革命」，廣泛採用美國公司的先進組織結構和管理技術，從而促進了跨國公司的空前迅速發展。從戰後到80年代前，跨國公司的發展一直是歐美兩強並存的格局，伴隨70年代以後日本的迅速崛起，到80年代形成美國、日本和歐共體（歐盟）三足鼎立的局面。這些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具有如下特點：
首先，其跨國公司的發展與政府行為有著至為密切的關系。
其次，對跨國公司而言，其跨國經營的基本動因還是以經營取向為主旨，目的在於追求利潤。
二戰後跨國公司發展的另一個重要跡象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興起和發展，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始於上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後期進入迅猛增長時期，從而打破了長期以來一直為發達國家壟斷國際投資領域和跨國經營的局面。目前，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大多集中於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
相對於西方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跨國經營大多規模小、實力弱，僅有少數國家躋身於巨型公司之列。而且多系利用地緣、血緣關系，實施地區性經營戰略，帶有明顯的地方性、局限性特徵。
進入90年代，跨國公司的發展又形成一個新的高峰期，成為國際經濟活動的核心組織者。跨國公司日益呈現出生產國際化、經營多元化、交易內部化和決策全球化的特點。今天，跨國公司所影響的已不僅僅是世界經濟格局，在相當大程度上還有可能影響世界政治格局，由此而出現國際性的「權力再分配」趨向。
二、經濟全球化中的跨國公司
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的同時，跨國公司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作為國際直接資本流動的載體，跨國公司的崛起是經濟全球化的表現，同時又擴大了全球化的內容與范圍。政府簽訂推進全球化的協議，背後的推動力量是跨國公司。
1、經濟全球化造就一代跨國公司
1）全球化進程推動了跨國公司的發展。
2）全球化突出了跨國公司的優勢。因為跨國公司可以在更大范圍內利用各種有形與無形資源，可以更加有效地移植自身的優勢，並與一些不可移動的特定區域的區位資源結合起來。全球化削減了各國對商品、資本和服務的壁壘，同時先進的通訊技術使得跨國公司對子公司的管理更為方便，是跨國公司的成本大為降低，令跨國公司的優勢大大突出。大大促進了跨國公司的產生。發展中國家隨著全球化的到來，也開始歡迎跨國公司的到來。
3）全球化引起跨國公司經營戰略的調整。其主體思路是利用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強化各子公司之間的產品與工業環節的分工。過去彼此間相對獨立的格局正在演化成為一體化的國際生產體系。
2、跨國公司改變經濟全球化的方向
1）改變了各國經濟聯系的內容，使國際分工進一步深化。國際分工是價值鏈的分工，跨過公司掌握某些關鍵環節從而控制整個價值鏈，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佔了全球貿易額的三分之一，大量的技術流動是在跨國公司內部流動，跨國公司在世界生產領域的份額不斷擴大。
2）跨國公司的發展使全球市場的范圍不僅包括傳統的產品與技術市場，而且擴大到服務領域。
3）全球范圍內資源配置途徑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一國范圍內的資源配置是國內市場實現的，跨國公司的作用越發重要。跨國公司的崛起，使得國家很難管理跨國公司，而成為國家重要的談判對手。由於跨國公司內部物流價格不是由市場決定的，所以各國政府的效率大大被削弱。
三、跨國公司與民族國家
跨國公司有著復雜的性質。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正在成為「國籍不明」的或「超國家」的跨國公司，深刻地改變了、至少是正在改變著人們對主權民族國家的看法。
跨國公司所奉行的是「全球市場新邏輯」。跨國公司所關注的，只是不同國家和地區在資源和要素收益率上的差異，以及不同經濟和政府制度對資源流動的影響，以保證企業利益的最大化。顯然，跨國公司淡化了國界，模糊了國家利益概念。
跨國公司與民族國家一直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摩擦和沖突。作為工業發展模式的傳播者，跨國公司常常為了利潤和市場等目標的實現，影響東道國和母國（主要是東道國）的產業和經濟政策的正常執行，甚至將觸角伸及經濟活動以外的諸如文化、社會和政治領域，從而被看作是對民族國家主權的一種挑戰。
這種挑戰通常有以下幾種表現形式：
第一、限制和削弱政府能力
這主要是指：
－ 限制和削弱政府調節經濟發展的能力。
－ 限制和削弱政府對本國經濟競爭力的保護能力，兼並優秀的民族企業。
－ 限制和削弱政府對本國外貿的管理和保護能力。
第二、激化東道國與母國間矛盾
跨國公司以阻礙資金及技術的流入為要挾，迫使東道國政府為其在當地的活動創造便利，有時也藉助母國政府的支持，抵制或對抗東道國對其活動的干預和限制。看上去，國家與國家間的經濟對抗似乎已由國家與跨國公司間的對抗所取代。
另一方面，東道國與跨國公司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也往往會激化東道國與母國間為謀求本國企業利益而發生的對抗。這種對抗不僅在發達母國和發展中東道國之間屢見不鮮，並且在發達國家之間也同樣存在。
第三、跨國公司所進行的政治活動更是對主權國家的侵蝕。
如今，跨國公司收買或脅迫政府官員的事件較少披露，但旨在獲取投資便利的院外活動卻愈演愈烈，其主要途徑有：
－跨國公司與本行業的特殊利益集團的合作。
－跨國公司與政府間正式或非正式的聯合。
－在科技、經濟、金融及法律等專業領域，與雙邊或多邊的團體的聯合。
通過上述途徑，跨國公司直接或間接地扮演著國家政策的決策者或影響者的角色。
既然跨國公司的權力擴張對民族國家形成了沖擊和挑戰，那麼民族國家對於跨國公司及其活動就不能不做出對等的反應，其中主要是對跨國公司及其對外直接投資的政策變化。
由於發達國家既是投資母國，也是接受投資的國家。一般情況下發達國家對跨國公司均採取積極開放的姿態。在促進國內資本的輸出方面，發達國家不僅在財政、稅收和金融政策上對跨國公司正面鼓勵，而且通過與東道國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的訂立，維護國內跨國公司在國外投資准入、享受國民待遇、利潤匯回等方面的權益。在管理外國直接投資方面，則通過間接的政策來管理和協調跨國公司的活動。
發展中國家與跨國公司的關系在總體上還是若即若離，因為作為東道國，發展中國家一方面需要跨國公司帶來的技術、資金和管理經驗，另一方面也強烈地感受到跨國公司對其國內經濟及社會生活方面的副作用。抵制和約束這些負面效應成為一些發展中東道國對待跨國公司政策的基礎。與發達國家不同，許多發展中國家目前仍採取直接的針對跨國公司限制或規制手段。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政策更類似於發達國家。
正是因為類似政策的普及，近20多年來，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更多出現合資經營及非股權的方式。這在一方面固然體現了跨國公司對東道國主權的某種讓步，但在另一方面，這種讓步也導致了對東道國經濟的一些消極後果。
跨國公司與東道國主權之間的矛盾是當今時代的一個顯著特徵，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跨國公司強大權力將替代民族國家主權乃至各國主權的喪失，而是促使國家在更高的層次上，更負責任地處理自己的內部事務，讓國家主權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超越原來的國界，成為各國自覺自願、協調與合作地處理經濟事務的權力。
這里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如何看待和理解國家主權。現在，國家主權的含義也在漸漸發生變化。其實，國家主權應是一把雙刃劍，跨國公司對國家主權的影響同樣也應是一把雙刃劍。
從現實的國際形勢的發展態勢看，目前世界上所有深刻變化幾乎都涉及到國家主權概念的變化。國家主權所以受到如此嚴峻的挑戰，主要是由以下原因所致：
1）各國之間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
2）國際分工與合作的潛在收益日趨增大；
3）世界性的對某些價值觀念的重新詮釋；
4）冷戰後，「一超多強」格局的出現以及諸如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組織功能的加強。
當然，以上原因對民族國家主權的挑戰還只能說是「相對的」、「彈性的」，並不可能使國家主權在未來的數十年內變得無足輕重，並進而使國家的作用日漸式微。相反，隨著國家間相互依存度的提高，民族國家主權將以更為靈活和更具彈性的方式得以維護和加強。因此，跨國公司將在一個高度限制性的國際政治環境和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運行。
跨國公司在未來的國際商務活動中要受到各種各樣的制約，這可以從跨國公司所處外部環境和自身運行兩個方面分析。
從跨國公司所置身的國際環境看，各國只有在為了實現本國利益至少是長遠利益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讓渡部分權利給某些國際組織，以避免國家主權受到某種可能的侵害。而且，國家主權意識往往只有在與他國的交往過程中才能得以顯現，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度愈高，其國家主權意識及為此採取的措施的意願愈強烈。從現在以及可預見的未來看，還不可能出現一個讓民族國家消亡的世界政府。
從跨國公司自身的運行看，它所面對的是一個資源和市場均為有限的國際空間，為了謀求乃至爭奪更大份額的資源、投資市場和商品市場，必須要通過激烈的競爭才能獲取。跨國公司在國際商務活動中只能在種種制約條件下進行，而不可能為所欲為，更多的情況下，只能在東道國主權約束的框架下運行。
如果僅從經驗上推斷，將跨國公司視為削弱乃至摧毀民族國家主權的重要力量可能是正確的。因為它要掃除所有阻礙其全球經營謀求利潤最大化的壁壘，尤其是國家邊界。但在實際上，幾乎沒有一個跨國公司是真正無國籍的。現時國家的和民族的因素仍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壟斷力量是跨國公司賴以成功的主要條件之一。盡管在相當多的情況下，跨國公司的利益與民族國家的政策目標往往是沖突的，但也不能否認二者之間還存在互補性，尤其對母國更是如此。
可見，民族國家的作用在未來可以預見的相當長時期內，仍將對跨國公司的活動產生重大影響。而跨國公司的影響也是好壞參半。
結論：只要民族國家的概念尚未消失，它就不可能完全放任外國資本對本國市場的主宰，它為國家主權而與無視國界的跨國公司的沖突與矛盾仍將存在。但是，正如作為競爭對手的企業基於一體化戰略的考慮結成戰略聯盟那樣，在一體化的前提下，國家與跨國公司共有利益的存在又使解決這一矛盾和沖突成為可能。
轉載請聲明
② 人民幣升值對國際關系的影響
關於人民幣升值壓力的幾點分析
人民幣升值問題，是世界上爭議最多的一個問題。從2003年起，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言論就不絕於耳，國內理論界對於是否要調整我國現階段的匯率形成機制以及如何調整的討論也是熱鬧非凡。近幾年來，日本、美國等到外界紛紛提出人民幣要升值，甚至重提類似1985年的「廣場協議」，使人民幣面臨升值的壓力。經過我們小組的討論，我們一致認為，雖人民幣有一定升值壓力，但未必像外界所認為的那樣嚴重，在短期仍要保持穩定的匯率。
一、 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1、來自國際環境的壓力
從國際方面看，自伊拉克戰爭爆發以來，美國實行美元對歐元、日元匯率大幅貶值的匯率政策，給各貿易夥伴國帶來較明顯的經濟損失，引起各貿易夥伴國的強烈反對。目前，我國實行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制度，因此，美元的貶值帶動人民幣的變相貶值，也同樣地引起貿易夥伴國的新一輪要求人民幣升值的非議。
美國財政部長斯諾稱美國將鼓勵中國採取向靈活匯率制度過渡的舉措。2002年末以來，日本官方及公眾媒體又提出一種「中國威脅論」的新說法，指責中國「輸出通貨緊縮」，要求人民幣升值。
為了自身以貿易利益為主體的趨利動機，美國、日本、韓國等國家紛紛提出「中國輸出通貨緊縮」、「人民幣被嚴重低估」、「人民幣匯率應盡快升值」等觀點，甚至以日本為先在2002年2月召開的西方七國財長會議上向其他6國提交類似於《廣場協議》的強制人民幣升值的議案，試圖利用強大的國際壓力迫使人民幣升值。但最終該項提案被否決。
「重估派」認為，中國通過人為地將人民幣維持在弱勢水平上，從而增強其出口競爭力，使美國經常項目逆差日益加大，並引起世界其他國家出現通貨緊縮。他們主張對人民幣的價值進行一次大幅調整，然後在新的匯率水平上，將人民幣與美元掛鉤。
其實，大量經濟數據表明，中國並沒有人為地增加出口競爭力，也沒有向全球輸出通貨緊縮，中國更不是造成美國經常項目巨額赤字的重要因素。
中國目前的出口表現的確非常強勁。其原因要歸結於實施了十餘年的貿易改革，富有活力的私人企業的逐漸興盛、豐富的勞動力市場，以及跨國公司的大舉進入。因此，認為人民幣需要被重估的人，實際是誤解了中國出口競爭力強勁的原因，及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
2、日美等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真實意圖
在一般情況下，影響匯率的因素主要包括外匯的供求關系、不同幣種的利差、市場對該國經濟發展及該貨幣購買力的預期、以及進出口的平衡關系等。但以日本、美國等為代表的新一輪「人民幣升值派」不提這些短期因素，而是基於1985年的日本產業發展水平和結構狀況而誕生的《廣場協議》。
目前的日本輿論顯然誇大了中國目前的產業基礎及國際競爭力。以鋼鐵為例,2002年中國的鋼鐵業面臨的現實形勢是，為了應對美國「201條款」和外部傾銷不得不對進口產品加征「反傾銷特別關稅」。顯然，中國鋼鐵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地位與日本在二十世紀70年代初期相比還相差甚遠。再以汽車為例，雖然2002年中國汽車產業的產量和銷量都實現了36%的年增長速度，但總規模也才不過310萬輛左右，同年美國在不景氣狀態下的汽車銷量仍達1100萬量，而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六倍。目前全世界的汽車產量約為5400萬輛，中國產量所佔比重不過5.74%。事實表明，目前中國的產業基礎與日本相比，遠達不到1985年「廣場協議」時的水平，甚至連日元第一次升值時的水平也遠未實現。
事實上，日本正在受惠於中日間的貿易發展。根據日本財務省的統計數字，2002年日本對中國貿易順差高達2.75萬億日元。日本人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意圖其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並非僅僅是針對中國目前家電等產業的出口態勢而發的。其真正目的是企圖阻止中國提高自己重要基礎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努力，例如鋼鐵業和汽車業。人民幣升值，日本在鋼鐵業高端產品上的競爭力就將增強，中國鋼鐵工業升級的進程就將嚴重受阻。
二、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成因
目前的人民幣匯率面臨升值壓力，不僅是由於供求關系造成的，也有內在結構的壓力。自94年外匯制度改革之後，國內市場總體上處於通貨緊縮的狀態，物價水平長期低於國際市場。由於中國經濟的中長期前景看好以及目前的通縮趨勢，匯率預期呈上升趨勢是必然的。 分析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深層原因，需要反思20年以來的對外經濟政策。在外貿政策上是鼓勵出口，限制進口；投資政策是鼓勵外資進入，限制資本流出；外匯兌換則是鼓勵買匯，限制賣匯。2006年底我國外匯儲備達到10663億美金，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世界外匯儲備第一，屬於超常規模。因此，過去是行之有效的政策如鼓勵企業創匯、大規模外匯儲備等，今後可能成為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存在著一些認識的誤區。如把升值壓力看成是美歐日聯手打壓中國；或者認為人民幣匯率不能浮動，浮動的後果是經濟失去穩定性；也有人認為人民幣升值總比貶值好。這些觀點都有片面、簡單化的傾向。
從總體上判斷，人民幣價值是被低估的。根據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今後5到10年人民幣走向升值是客觀規律。在承認升值的客觀必然性的前提下，進行宏觀調整和加強管理，採取適度的、漸進的方式，實現人民幣升值是可行的。
三、人民幣升值的利弊分析
1、 短期利弊分析
人民幣升值，在短期內可以使人民幣的地位提高，中國經濟的國際地位進一步提升，老百姓手中的財產更富有國際價值，同時可以減低中國進口的成本，也使外債壓力相應減輕。
但在短期內，人民幣升值後的利弊面臨著國內外兩方面不確定因素的挑戰。
國內金融體系較為脆弱，其一，大規模不良資產仍然存在；其二，國有銀行資本金不充足，2001年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最低要求資本充足率平均在10%以上，但我國的銀行體系與之相差很遠；其三，金融機構盈利水平較低，我國金融機構由於不良貸款比例高、信貸資金周轉慢和利息回收率低而造成效益低下和經營困難；其四，資本市場還不完善就目前情況來看，我國資本市場的制度性缺陷仍然相當明顯，具體表現在資本市場產生的制度環境、資本市場中的政府行為、資本市場功能扭曲、資本市場基石不牢、資本市場監管不力等方面；其五，金融監管手段落後；我國目前的金融監管水平還不能完全滿足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穩健運行和持續發展的要求，總體上看，金融監管基礎較差、手段落後、成本較高、效果不盡如人意。
國際方面，世界經濟形勢存在諸多變數。國際金融市場形勢嚴峻，2002年以來，在世界經濟恢復乏力、地區政治危機、美國經濟恢復不穩定、公司利潤萎縮、大公司丑聞頻頻曝光等因素影響下，國際金融市場繼續動盪多變，市場風險加大並出現市場信心危機。美元匯率不斷下降，歐元匯率不斷攀升，各主要經濟體在經濟出現復甦跡象之前紛紛採取降息舉措，表明經濟蕭條以來的降息趨勢有望在本年內繼續大范圍延續。而在目前的外匯市場上，息差已經成為決定各主要貨幣匯率走勢的最關鍵因素之一，這在某種程度上增加了國際外匯市場匯率走勢的變數。
但從短期看，對匯率的變動與否要有客觀的評價。如果實行完全浮動匯率制度，本國貨幣無論具有升值或貶值的趨勢，其市場匯率都會在均衡匯率水平上下波動。實行管理浮動或固定匯率制，政府有可能在短期內使匯率高估或低估，但匯價過高過低都會利弊互見，政策效果沒有絕對優劣之分。例如，高匯率有可能增加旅遊外匯收入，有助於抑制通貨膨脹；但它不利於擴大出口，往往會加大商品進出口不平衡。低匯價則有大體相反的兩面效果。
2、 長期利弊分析
人民幣升值有可能給中國經濟帶來壓力，剛剛成長的中國製造業將遭遇阻力，吸引外資的優勢也會受損，而中國經濟的震盪在遠期更會對亞洲經濟的穩定產生影響。
從長期看，對於一個高增長、經濟實力和競爭力提升較快的國家，其貨幣匯率會呈現上升趨勢。這時，匯率上升或本幣增值是好事，不僅在於它使得本國國民擁有的給定數量的收入和財富在國際市場上具有較大的購買力，更根本的意義在於它反應了國民經濟健康成長的成就。但即便在這類情況下，貨幣升值僅僅是經濟持續發展的自然結果，而不是刻意追求高匯率政策的產物。另一方面，高通漲或增長乏力的國家其匯率則難免下降。貨幣貶值也許是令人不快的，但它是經濟基本面情況的客觀反應，因而是必要的；反過來說，如果通過政策手段人為地勉強維持高估的匯率，反而會造成更大的經濟問題，損害經濟發展的根本目標。
四、人民幣匯率政策建議
1.、我國匯率走勢回顧
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後，人民幣匯率體制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9-1988年9 月27 日，人民幣匯率只有官方牌價一軌。第二階段是1988 年第四季度-1993 年底，人民幣匯率出現了官方匯率和調劑市場匯率雙軌。調劑市場匯率是市場供求力量和政府共同作用的結果，但政府幹預不多。第三階段是1994 年匯率並軌至今，94 年元旦，人民幣官方牌價從5.8 飈升至8.7， 而後匯率變動不大。
2、我國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思路
「購買力平價理論」是匯率決定理論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是，匯率的決定是與一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相關聯的，不能指望單純地從商品貿易的層面尋找答案。
人民幣終將走向自由浮動，而且早比晚好。在人民幣存在升值壓力的情況下放開匯率管制，勢必增加外匯市場對人民幣的儲備需求，這將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上表現為資本項目輸出，而資本項目輸出有賴於經常項目赤字，但中國的經常項目又是盈餘的，這樣外匯市場人民幣的強勢就會得以保持。如果幣值一旦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勢頭，將會最終對實體經濟造成傷害，出現經濟蕭條和大面積失業。
3、一些對策建議
（1）緩解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壓力
匯率升值的壓力來自於多個方面，而出口的快速增長、資本流入、外匯儲備迅速增加，都是重要影響因素。但是，當前中國經濟增長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很高，從對外貿易入手，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較為不易。不過，在中國的對外貿易夥伴中，對美順差最大，來自於美國的壓力也最大，因此，我們可以通過調整對外貿易地理結構來減輕對美國市場的依賴。針對資本流入所帶來的壓力，在繼續鼓勵外資流入的同時，我們的企業可以適度考慮以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進入他國市場。針對外匯儲備迅速增長所帶來的壓力，我們可以採取措施適當控制其增長速度。另外，也可以考慮推行QDII制度。通過這些措施，可以一定程度上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為漸進式調整人民幣匯率水平打下基礎。
（2）在全球化背景下權衡人民幣升值問題，適時調整匯率水平與匯率制度
從國際經驗來看，既然經濟大國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面臨匯率升值的內部壓力與外部壓力是不可避免的，而人民幣升值是大勢所趨，在人民幣未來的升值過程中，避免出現類似「廣場協議」那樣的大幅度匯率調整極為重要。為此，要讓匯率始終能夠反映經濟基本面。我們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未來一段時期內，對人民幣匯率適時做出適當的調整，使匯率水平既能真實反映中國的經濟狀況，又能避免未來人民幣快速升值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3）要綜合處理匯率升值影響物價水平所產生的問題
我們不能單從本幣的升值來看對物價和對整體經濟的影響，不能因為眼前出現的通貨膨脹趨勢而寄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來抑制短期通脹壓力。在短期內，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具有重要意義。畢竟，通過人民幣對外升值來抑制通脹的短期作用也是有限的，但匯率升值對宏觀經濟所造成的影響是整體的，且宏觀經濟政策對物價的影響也會抵消本幣升值對通脹的抑製作用。所以說，要認真研究綜合處理匯率升值通過影響物價，進而影響經濟系統的問題，為未來人民幣升值後減輕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做好准備。
（4）其他減輕人民幣升值負面影響的對策
針對人民幣升值對出口貿易的不利影響，我們可以適時調整我們的貿易戰略，減少經濟增長對外需的依賴程度。作為出口企業來說，要努力增加出口產品的附加值，逐步改變原來低勞動力成本、低價格進入國際市場的做法。針對出現人民幣升值對物價水平下調的壓力，以及對總需求的負面影響，我們可以通過西部大開發的措施，擴大內需來解決。針對人民幣升值所帶來的儲備風險，我們要深入研究未來世界主要貨幣的變動趨勢，根據我們進口規模，適時調整中國的外匯儲備幣種結構和總量規模。針對人民幣升值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我們可以大力發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場，增加投資、融資渠道。
③ 德國經濟崛起對國際關系影響
德國的崛起,打破了歐洲大陸勢力均衡的局面,引起英國不滿,加劇了德國和英國的矛盾,同時和法國的世仇加劇,德國作為一戰戰敗國,對那些戰勝國的矛盾加深,為二戰埋下伏筆
④ 國際關系怎麼影響一個國家的經濟
首先是國際貿易，如果兩國交好，又同時加入同一國際組織，比如世貿組織，那麼他的關稅版就很低；還有最權惠國待遇等，都會使兩國的雙邊貿易取得優勢。其次是民間經濟發展，兩國關系交好，可以引進外資，會有優惠的，對於雙方國家都有好處。另外還有旅遊呀、勞務輸出呀，國家關系好的話，都有好處的。最好的例子就是我國，我國加入WTO，出口商品到他國就只需要交很少的關稅，同時只要是WTO成員國，我國都可以享受低關稅，這就為貿易發展提供了優勢，變以往的貿易逆差為貿易順差，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如果不是國家關系處理的好，何來這些機遇。還有亞太經合組織、歐盟不都是國際關系的產物，因為合作，所以結盟。最終目的都是為了發展。
⑤ 經濟因素對國際關系得制約體現在哪些方面
經濟因素和文化因素對世界政治的影響⑴經濟因素對世界政治的影響。冷戰時期，在國際關系中軍事因素佔有突出地位，而現在，經濟技術因素在國際關系中起著顯著的作用，經濟因素對世界政治影響日益加大。這首先是因為人們從冷戰中吸取教訓，同時，也與當今時代特徵密切相連。⑵文化因素對世界政治的影響。經濟因素對世界政治的影響增大，並不排除其他因素的影響。在一定時期，文化因素也會影響國際政治的發展。當今，各國文化的交流在廣度和深度上都超越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各國文化的相互補充和相互吸取無疑是世界文化的發展趨勢，但這並不意味著價值觀念差異的消失。就世界文化因素對國際政治發展的影響而言，我們既不能認為各國文化交流促成的是惟一的世界價值體系，也不能像有些西方學者那樣，過分強調不同文化的沖突方面。當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現象日趨嚴重。這是值得高度關注的。經典練習：（一）以下是有關文化因素對世界政治及社會發展的影響的材料材料1：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曾經說過：「不同文明之間的接觸在過去常被證明是人類進步的里程碑。」材料2：（2005年）10月17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3次全體會議以151票贊成（共有成員191個）審議並通過了保護和發揚各國傳統文化的「文化多樣性」公約。公約規定，各國有權制定政策恰當地保護和促進本國傳統的文化表現形式。——日本《每日新聞》晚版2005年10月18日報道材料3：文化多樣性有什麼不好？在美國看來，「文化多樣性」構成了威脅，擬議中的公約不僅賦予各國政府控制文化的權力，而且授權它們採取保護主義措施。這些措施可能會限制美國的音像製品（尤其是好萊塢電影和電視節目）出口，其價值每年高達數百億美元。然而，世界其他國家並不認為如此。有25個成員國的歐盟認為，公約不會對藝術自由或言論自由構成威脅。——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2005年10月12日巴黎報道請回答：1．指出美國對「文化多樣性」公約所持態度及其實質。2．結合材料說明應當如何認識和處理不同文明的關系。3．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有關原理說明為什麼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不同文明的關系。【答案要點】1．美國從在全球推行其文化和價值觀的目標出發，同時為了商業利益，違背多數國家的意願，反對「文化多樣性」公約，其實質是文化霸權主義。2．文明多樣性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徵，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動力。各種文明有歷史長短之分，無高低優劣之別。在和平與發展成為主題的時代，各種文明之間應該相互學習和借鑒，求同存異，共同發展。3、世界文明發展是統一性與多樣性的辯證作用過程。一方面，文明是多樣性的，各種文明形態都是歷史發展的結果，都應該得到普遍的尊重和保護。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各種文明之間又內在地具有統一性。正是這種又多樣又統一的內在矛盾推動著文明的進步。（二）如何認識「文明沖突論」？【答案要點】1．文明沖突論認為文明沖突是21世紀沖突的主要形式，並以此來解釋當今世界的某些沖突，包括某些恐怖主義事件。這種理論認為各種不同的文明有著不可調和的對立性，西方文明是世界文明體系中最優秀的，解決文明沖突的出路在於西方文明的全球化。顯然，這種觀點的實質是西方文明中心論。2．世界文明是多樣的，由於各種經濟、文化、生活習慣和政治背景的不同，必然會產生不同的文明。不同文明之間會有種種差異。但是，按照唯物辯證法的觀點，對立總是包含著統一性的對立。在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今時代主題的背景下，在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推動下，相互差異甚至有時發生某種沖突的文明之間也不可能僅僅是對抗和矛盾，必定會有許多共通性，它們可以通過差異產生互補，從而相互促進，互相借鑒對方有利的因素發展自己。3．世界文明發展是統一性與多樣性的辯證作用過程。一方面，文明是多樣性的，各種文明形態都是歷史發展的結果，都應該得到普遍的尊重和保護。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各種文明之間又內在地具有統一性。正是這種又多樣又統一的內在矛盾推動著文明的進步。4．以「文明沖突」解釋恐怖主義，本質上是唯心史觀，不恰當地誇大了文明的作用，其實際效果是以「文明沖突」掩蓋了恐怖主義產生的真正根源，如造成恐怖主義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舊秩序和貧困問題等。「文明沖突」也是「中國威脅論」的理論依據之一。享廷頓認為「穆斯林文明與儒家文明結盟」，將構成對西方文明的主要挑戰，鼓吹文明問題上的「中國威脅論」。
⑥ 1929—1933經濟大危機對國際關系產生的影響
1929-1933年經濟危機特點，前面的三個特點都不用說了，關鍵是第四個：深刻影響國際關系，為什麼說是深刻影響國際關系呢？原因是這：經濟危機使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關稅戰、傾銷戰和貨幣戰導致資本主義世界的不斷分化，出現了各種貨幣集團和經濟集團。1933年6月，66個國家在倫敦召開世界經濟會議，試圖穩定貨幣，實行關稅休戰，結果不但沒有成功，反而使各集團之間的對立越來越尖銳。在資源戰日益激化的情況下，資源自給率較低、金融力量相對薄弱的德、日、意逐漸相互靠攏，形成了法西斯集團；而壟斷了國際市場、資源相對雄厚的英、美、法面臨著法西斯國家的爭奪，逐漸捐棄前嫌，於1936年秋分別簽證了《三國貨幣穩定協定》和《三國黃金協定》，一定程度上調節了三國之間的經濟矛盾。兩種不同類型的帝國主義國家在經濟上的分化對立和重新組合，為以後兩大政治軍事集團的形成鋪墊了道路。
所以說1929-1933年經濟危機深刻影響國際關系。 主要影響有以下幾點：1、沉重的打擊了資本主義世界，他們的經濟下降40%以上，對外貿易萎縮60％以上。
2、使德、日帝國主義國家受到慘重的打擊，資產階級政府走上法西斯道路，逐漸形成歐亞戰爭策源地，走上擴軍備戰侵略擴張之路。與此同時，美法和其他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法西斯運動猖獗，各國人民和民主進步力量與法西斯主義斗爭。大危機加速了新的世界大戰的到來。
3、美國的羅斯福新政，挽救了行將就木的資本主義制度。
4、大危機期間蘇聯勝利的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經濟飛速增長，顯示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偉大力量和優越性。為蘇聯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勝利奠定了基礎
影響：
1 史無前例的經濟危機導致了嚴重的政治危機，即資本主義各國的社會危機和世界 局勢的緊張；
2 史無前例的經濟危機導致了資本主義傳統經濟政策的變化，即由自由資本主義的 經濟政策轉變為國家全面干預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政策；進而開創了資本主 義國家對企業干涉的先河；
3 史無前例的經濟危機導致了德國法西斯專政的建立和世界性大戰歐洲策源地形成
⑦ 全球經濟一體化對國際關系有什麼影響
經濟全球化本質上是一種新的國家經濟體制，它反映了國際經濟關系領域的一場深刻的變革，這一變革也給當前國際關系帶來全面深刻的影響。
1.促進國家間特別是大國間的協調與合作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一個統一的全球經濟系統正在逐步形成。各國之間、地區之間的經濟利益錯綜交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賴程度不斷加深。同時各國對世界市場的爭奪也日趨激烈，爭端和摩擦接連不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傳統經濟體制下的零和、輸贏規則已為經濟全球化環境下的非零和及雙輸、雙贏規則取代，要麼一損俱損。因此，任何一個國家，無論其經濟實力多麼強大，都不能我行我素。各國，尤其是各大國，在處理相互關系和國際關系時客觀要求相互溝通。協調與合作正在成為大國關系的主旋律。
近年來，中美關系的改善和發展，就與經濟全球化這一因素密不可分。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美國是最大的發達國家。冷戰結束之後兩國關系麻煩不斷，一度曾面臨嚴重危機。但是，由於兩國經濟上的互補性很強，中國擁有廣大的市場和發展潛力，美國大量的資金和技術急需開拓國外市場，因而，中美間的經貿關系仍迅速發展。美國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中國是美國的第四大貿易夥伴。對中國的直接出口為美國提供了30多萬個就業崗位，雙邊貿易至少為美國工業和服務業提供了上百萬個工作崗位。經濟上的互惠互利推動著兩國間的接觸、對話不斷發展，雙方擱置分歧，增進了解，加強協調，擴大合作。兩國建立了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系。兩國元首頻繁互訪，並設立首腦熱線，及時就全球問題交換看法和意見。中美兩國還在資源、能源、環保、安全等全球性問題上進一步加強合作。
2.對南北關系產生雙重影響
南北關系的實質是發展中國家擺脫發達國家經濟和政治上的剝削與控制，謀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經濟全球化對南北關系產生了雙重的影響。從積極的方面來看，首先南北關系長期以來的緊張態勢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過去南方對北方的單向依賴已變成雙方的相互依賴和相互競爭，南北經濟交往的規模和密切程度空前增強。彼此都認識到，只有保持南北雙方和諧發展，世界經濟才能得以健康地運行。雙方都在處理南北關系時表現出務實性和靈活性，放棄了一些過高的、不切實際的要求。其次，一些發展中國家抓住新的發展機遇，縮短了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南方的國際地位有所提高。南方國家之間要求加強經濟和科技合作的呼聲很高。
從消極方面看：（1）沖擊了發展中國家的主權，便利了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嫁危機。經濟全球化本質上是無國界經濟逐漸發展的過程，它要求國家減少干預，甚至出讓部分經濟決策權，由全球協調和仲裁機構去實行。從理論上看，主權讓渡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來說都是對等的，而且都可以共享。但是，實際上，發達國家往往憑借強大的經濟實力、先進的科技手段和制定國際規則的便利，單方面沖擊發展中國家的主權，在發生危機時又向發展中國家轉嫁危機，增大了發展中國家承擔風險的概率。東亞金融危機就是由於發達國家的投機資本鑽了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和解除金融管制的空子而引發的，這本身就是出讓主權的結果。而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的緊急援助貸款，又是以發展中國家出讓主權，放棄亞洲發展模式為條件的。有的東南亞國家把這一模式稱為「新殖民主義」。所以，南北關系的實質依然是控制與反控制、干涉與反干涉的斗爭。
（2）擴大了南北兩級分化和貧富差距。市場經濟就是實力經濟，其成果按實力分享。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國家，由於經濟實力不同而所得相差十分懸殊。因此，隨著社會財富的大量增加，財富的集中程度也越來越高。1997年9月在香港舉行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會的資料顯示，1965年，世界上7個最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是7個最貧窮國家人均收入的19倍，而到1995年這一差距擴大到38倍。目前，主要發達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超過2萬美元，而發展中國家還有13億人的年均國民生產總值不到500美元，全球還有1億人每天在挨餓，15億人上不起學。
（3）使南南合作面臨挑戰。七八十年代，在77國集團和石油輸出國組織等南方國家組織的主導下，南南合作曾取得過巨大的成就，一度被視為南方國家擺脫北方的經濟控制，走上自主發展之路的根本途徑。但是，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由於南方國家間經濟實力有限，經濟結構趨同而缺乏互補性，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也在擴大，南南合作的進一步發展受到限制。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經濟全球化為經濟上存在互補性的南方國家和北方國家的合作提供了客觀條件，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強烈要求平等參與國際經濟新秩序、金融新秩序的新的「游戲規則」的制訂。這又要求首先加強南南合作。
3.推動區域內國家聯合
經濟全球化帶來世界市場的激烈競爭，各個國家，特別是弱國、小國，都希望增強自身的競爭力，但是一個國家又往往力不從心，於是有著地理、文化等若干共同因素的國家就通過區域內國家的聯合，通過地區經濟一體化來加強爭奪市場份額的能力。近年來，地區經濟一體化組織不斷增多，60年代只有9個，70年代發展到28個，80年代有32個，到1997年達107個，共有150多個國家和地區參與，有的還參與了多個地區經濟一體化組織。
地區經濟一體化又進一步對國際關系產生深遠的影響：
一是促進地區范圍內的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地區化的經濟組織是以承認成員國主權平等為前提的，發達國家不能對發展中國家頤指氣使，為所欲為，而比較注意尊重發展中國家的權益。而且，各種經濟一體化組織都有程度不同的合作形式和規范，這就為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提供了制度保證，有利於促進南方國家的發展。
二是維護地區安全和穩定。地區經濟一體化組織為了給本地區經濟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或者為了增強區域集團的實力地位，往往還注重加強其他方面的合作，從而維護了地區安全和穩定。美洲國家組織1998年10月就成功地調解了厄瓜多和秘魯長達50多年的邊界爭端，兩國議會都表示無條件地接受保證國提出的解決有爭議領土的方案，這是在地區一體化框架內和平解決爭端的成功範例。西非經濟共同體也成功地化解了長達9年的賴比瑞亞內戰。
三是有助於世界多極化趨勢的發展。地區經濟一體化程度的加深，必然要求用制度來鞏固其成果，這就導致地區經濟一體化逐步向政治一體化發展。地區政治一體化則極大地改變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對比，促進了世界多極化的進程，例如：建立於1967年的歐洲共同體，從最初的6個成員國不斷擴大，並向縱深發展。1995年擴大為15國的歐洲聯盟，盟內生產總值達到7.5萬億美元，占該年全球生產總值23萬億美元的1/3，首次超過美國該年的國內生產總值6.26萬億美元。歐盟成為與獨霸世界的美國抗衡的一大力量。政治上，1991年12月，共同體各國首腦會議通過了《歐洲政治聯盟和經貿聯盟條約》（簡稱馬約），向建立全面超國家一體化的歐洲聯邦邁出了重要的一步。1997年10月歐盟15國簽署的《阿姆斯特丹條約》，進一步促進了歐盟的政治一體化進程；1999年1月1日，歐盟中的11個成員國建立經濟貨幣聯盟，統一使用歐洲單一貨幣——歐元。這標志著一個新歐洲由理想初步變成了現實，它將大大增強歐盟的經濟和政治實力，並進一步沖擊美國經濟和它的世界霸權，對世界政治和國際關系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亞洲東盟、拉美南方共同市場、非洲的東南非共同市場等發展中國家集團也在成為影響經濟政治的重要力量，這些力量的發展有助於打破超級大國對世界的主宰，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7]。展望世界未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不可阻擋，它對國際關系還將產生深刻的影響。為此，我們應在經濟全球化這一大背景下，把握當前國際關系的種種特點，趨利避害，抓住機遇，促進我國的振興與發展。
⑧ 經濟全球化對國際關系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抄使各國經濟緊密聯襲系在一起，相互依賴，經濟因素對各國政治的影響力超過了國家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力，世冒組織的建立和發展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它被稱為經濟聯合國，全球絕大部分經濟體都加入了，發揮的實際作用可能比聯合國還大。我們通常說各國的利益對國際關系起決定性作用，而經濟利益又是國家利益中最主要的。各國為了在經濟全球化中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會積極和各國建立和加強經濟上的聯系（比如中國），進而影響其它關系。當然，經濟全球化主要使發達國家受益，進一步拉大南北差距，南北雙方的矛盾加劇。但總的說來，經濟全球化為各國提供了發展經濟的正當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戰爭等非文明手段，從而使整個國際關系趨於緩和。
⑨ 1871年俄國經濟的發展對近代史國際關系產生了哪些影響
為向國際社會輸出革命打好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