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產業結構發展歷程

⑴ 中國產業結構現狀

進入21 世紀以來,我國產業結構持續優化。就增長速度來說，第一產業增長相對緩慢,第二產業增長快速,第三產業則突破以商貿、餐飲為主的單一發展格局,加速了金融、保險、研發、咨詢等行業的發展。

1、就業比重來說，第一產業就業比重明顯下降,第二產業就業比重增長緩慢,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增長速度高於第二產業的增長速度。

2、總體上看來我國產業結構在保持二、三、一型基礎上，根據實際情況，不斷地進行調整優化。但是我國現階段的產業結構仍然存在許多問題。

3、比如,到2007年底,從我國三次產業結構的產值來看,第一產業增加28910億元,佔GDP比重為11.7%;第二產業增加121381億元,佔GDP比重為49.2%;第三產業增加96328億元,佔GDP比重為39.1%。

(1)中國產業結構發展歷程擴展閱讀：

中國產業結構現狀衡量標准：

產業結構高度化表現為一國經濟發展不同時期最適當的產業結構，其主要衡量標準是：

（1）收入彈性原則（所得彈性標准），即每增加一個單位收入與增加對某商品需求量之比。如果由於收入擴大而增加的需求能轉化為收入彈性高的商品，出口增長率則可隨之提高，對整體經濟增長則較為理想。

（2）生產率上升率原則（生產率上升原則）。為了使收入彈性高的商品能夠出口，必須具備充分的國際競爭能力，因而最佳選擇是把生產上升率高的產業或技術發展可能性大的產業作為重點。

（3）技術、安全、群體原則，即從長遠觀點看，經濟發展的動力是技術革新，從而對於能成為將來技術革新核心部門的產業，目前雖然處於比較劣勢地位，也不能輕易放棄。

⑵ 中國產業結構的結構發展

在1978年以前，最終消費和資本形成總額的比重一直有一定的波動，但總體還是呈現此消彼長的態勢，而貨物和服務凈出口所佔比重變化不大。改革開放的前26年(即1952至1977年)，最終消費、資本形成總額、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在支出法GDP中的平均比重變為69.2:30.5:0.3。
1978年以後，投資率和消費率雖然出現了幾次波動，但前者基本上是呈上升趨勢，後者呈下降的趨勢；凈出口率在1995年以前一直波動較大，但從1996年開始基本上保持平穩。2005年，投資率為42.6%，比1978年上升了4.4個百分點，為改革開放以來的次高水平；消費率為51.9%，比1978年下降了10.2個百分點，創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水平；凈出口率為5.5%，比1978年上升了5.8個百分點。1978至2005年，最終消費、資本形成總額、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在支出法GDP中的比重平均為58.5：38.9：2.6。從整個時期(1952至2005年)看，三者的比重平均為58.8：38.7：2.5。
我國還處在工業化進程的中期階段，同時又要推進城市化，自然對投資有更多的依賴。另外，中國的經濟總量很大，但人均GDP只有1700多美元，按國際標准，屬於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過渡時期，投資率上升、消費率下降，符合世界多數國家的一般發展軌跡。

⑶ 中國產業結構的現狀是什麼

建國後，尤其是改革開放20多年以來，中國的產業發展實現了由少到多，由弱到較強的轉變，產業結構的變化也基本符合世界產業結構演進的一般規律。在我國產業結構的變化過程中，產業結構政策績效如何，在新的開放經濟條件下產業結構政策作用的空間有多大，其未來走向是什麼，都是急待解決的重大理論和實踐課題。本文在對中國過去產業結構政策績效進行實證分析的基礎上，探討了在WTO背景下未來中國產業結構政策的走向。
一、中國產業結構政策績效分析
中國產業結構政策始於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當時中國基本上遵循了蘇聯模式，選擇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產業發展戰略。政府利用嚴格的價格管制、強制命令等行政手段優先將稀缺資源配置到重工業部門，使得重工業迅速建立和發展起來。這在當時嚴酷的國際政治經濟背景下是符合歷史和邏輯的必然選擇，也為我國在短期內建立起完備的工業體系奠定了經濟技術基礎。但是，重工業的超前發展也造成了產業結構的嚴重失衡，制約了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速度和質量。
到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時，產業結構失衡問題已經十分嚴重。為了矯正畸形的產業結構，協調各產業部分的發展，政府在進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先後出台了輕紡工業優先發展政策、促進「短線」的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發展的政策和限制「長線」的加工工業發展的政策。從這些政策實施的結果看，促進農業和輕紡工業發展的政策效果顯著。到1982年，我國糧食和工業消費品長期供應緊張的狀況已有根本改變；促進「短線」產業和抑制「長線」發展的政策效果就十分有限了。在整個80年代，盡管國家鼓勵向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投資並在資金、物資、能源、交通等方面進行扶植，但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的發展卻始終滯後於國民經濟的發展，其「瓶頸」狀況並沒有得到根本扭轉；相反，國家限制發展的生產能力過剩的加工工業卻不斷以驚人的速度增長
在產業結構失衡狀況有了一定程度的緩解之後，國家在繼續堅持執行「促短限長」的結構調整政策的同時，開始重視產業結構升級問題。在第七個五年計劃中，政府明確提出了「有重點地開發知識密集和技術密集產品，努力開拓新的生產領域，有計劃地促進新興產業的形成和發展」及「運用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從「七五」計劃執行的結果看，結構失衡問題依然嚴重，新興產業的建立和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的進展十分緩慢，產業政策目標基本沒有達到，以至於「八五」產業發展規劃與「七五」極為相似。90年代初期，受鄧小平南巡講話的鼓舞，全國掀起了新一輪的投資熱潮，加工工業因其經濟技術特性成為主要的投資領域，規模小、技術含量低的中小加工企業迅速大量涌現，「八五」產業發展規劃不僅沒有得到執行，而且加重了業已存在的產業結構失衡、產業低度化和分散化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被迫運用行政手段對經濟進行全面調整，以實現國民經濟「軟著陸」。
「九五」期間，我國在成功實現國家經濟「軟著陸」的同時，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突出表現為一般加工工業在製造業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而技術相對密集產業的比重有所上升，尤其是技術密集度高和具有高新技術產業特徵的醫葯製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製造業、電子及通訊設備製造業的比重明顯上升。1999年電子及通訊設備製造業在製造業的比重已高達8%。2000年電子及通訊設備製造業的銷售收入比上年增長了33.7%。在國家積極財政政策的推動下，基礎設施、通訊設施和交通運輸狀況也得到了明顯改善；家用電器已經成長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行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取得的上述進展，主要不是政府產業結構政策推動的結果，而是經濟運行態勢的變化和市場改革取向的深化提高了市場機制的調節功能。一方面，「九五」期間我國經濟的基本態勢由需求不足轉向了需求過剩，商品的普遍過剩迫使企業調整生產結構和進行技術升級。另一方面，經濟體制市場化改革的全面系統推進，增強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市場機制不僅能夠對產業結構進行增量調節，而且能夠通過破產、兼並、合並等方式進行存量調節，從而能夠實現產業結構的重大調整和較快調整。
盡管「九五」期間過剩經濟的運行態勢為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創造了一個有利的環境，但是，由於受到體制性和政策性因素的約束，三次產業的結構性偏差沒有得到有效調整，第三產業因受到政策性進入的限制發展仍然相對滯後；1994年國家指定的主導產業（機械電子、汽車、化工和建 築）在「九五」期間雖然得到了巨額財政資金和大量優惠政策的扶持，卻未能成長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也沒有能在國民經濟中起到應有的主導作用，其主要原因也在於政府的過度保護政策（包括關稅、進入限制和高價格）使它們處於壟斷地位，缺乏競爭的壓力和由競爭引起的提高產業集中度的動力。此外，產業發展與科技發展的體制性分離、科技開發與運用的制度性問題，也制約著產業結構的快速升級。
從上述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產業結構政策績效的實證分析中可以看出，除了在市場機制尚在形成中的改革開放初期，產業結構政策（主要是調整農、輕、重結構的政策）效果比較顯著外，在以後的全部時期里產業結構政策推動結構調整和升級的作用十分有限。產業結構政策推行20多年來，長期困擾我國的三次產業結構失衡問題未能得到根本解決，加強「短線」產業和抑制「長線」的政策目標沒有能實現，政府重點和著力扶持的主導產業仍然沒有擺脫「幼稚」狀態，企業規模小、產業集中度低、技術升級慢等問題依然大量存在。相反，沒有能得到政府的扶持和強力保護、較早和較徹底地擺脫了行政計劃干預、引入市場機制的產業，卻往往能夠快速發展，穩步地提高了產業集中度和國際競爭力。家電行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事實上，產業結構政策的有效性問題，不僅在國內存在爭議，在國際上也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在以產業政策創造經濟「奇跡」著稱的日本，對產業政策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問題仍然存在著不同的觀點，日本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曾經在完成一項有關日本產業政策研究課題後鄭重聲明：「參加本項目的全體人員都認為，除了戰後初期有限的短時期外，高速增長基本上是通過建立在競爭基礎上的價格機制和旺盛的企業家精神的作用取得的。……，甚至也許可以說戰後主要時期產業政策的歷史，是民間企業的首創精神和活力，不斷地否定政府控制性直接干預意圖的過程。」（註：小宮隆太郎等編：《日本的產業政策》，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版，第535頁。）顯而易見，日本經濟學家這種結論與我國產業結構政策實踐的結果也是基本吻合的。
有專家對中國產業結構政策失效的原因作了具有開創性的分析，認為政府不具備推動結構調整、升級的動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往往從自身利益出發制定和執行政策）和能力（政府不能判斷所選擇的產業結構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地實施產業結構政策是造成產業結構政策失效的深層原因。因此，在市場機制已經形成並比較完善的條件下，由市場機製取代政府產業結構政策配置資源，調整產業結構，是產業結構有效調整的基本途徑。
二、WTO背景下中國產業結構政策取向
盡管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經濟經歷了不斷開放的過程，但中國的產業結構政策整體上仍然是在封閉或准封閉的環境下推行的。如果說主要通過市場機制調整產業結構是中國市場化取向改革的內在要求和必然結果，那麼，「入世」作為外在的強制因素，不僅進一步強化了市場機制調整產業結構的功能，而且直接影響我國產業結構的構成和資源在不同產業間的配置。
1.入世對中國產業結構政策空間的影響。一國實施產業結構政策的工具主要有兩種：一是管理貿易，包括採用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方式限制同類商品的進口和用財政補貼、政府出口信貸等方式鼓勵出口；二是優惠措施包括政府投資、優惠貸款、優先滿足政府扶持的產業引進技術、進口原材料對外匯的需要等。在相對封閉的經濟條件下或者在能夠得到發達國家包容的開放經濟條件下，（註：對日本、韓國、新加坡、台灣等國家和地區實施的政府主導下的產業發展戰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出於冷戰的需要，基本上採取了容忍和包容的態度。中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對西方開放，西方國家也出於同樣的考慮放縱中國。冷戰結束後，西方國家開始大肆指責這些國家和地區搞不公平競爭，並以種種借口進行經濟制裁。）一國能夠運用這兩種政策工具調整產業結構並取得一定的效果。在發達國家不再包容並轉向關注經濟競爭和要求嚴格執行世貿組織規則的今天，管理貿易和優惠措施等產業政策工具的運用都將受到極大的限制。從管理貿易看，WTO的一系列規定基本上取消了各成員國獨立的貿易政策權。在WTO的非歧視貿易原則框架下，中國已不可能用高關稅壁壘保護國內市場和主導產業、重點產業。各種非關稅保護也受到了嚴格限制。在失去管理貿易政策工具的情況下，以發展主導產業、重點產業為基本內容的產業結構政策相當程度上也就無法實行。同樣，在WTO的框架下，各種旨在扶植主導產業和重點產業的優惠措施也在相當程度上失去了施行的空間。因為WTO的國民待遇原則，要求各國政府對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如果政府選定產業內的所有內外資企業為扶植對象， 不僅超出了政府財政等資源的承受能力，而且也失去了扶植的意義。如果選定部分內資企業為扶植對象，則又違反了WTO的國民待遇原則。可見，入世極大地限制了產業結構政策施行的空間，導致產業結構政策效應大大弱化，具有歧視性和傾斜性的產業結構政策將趨於無效。入世對產業結構政策作用的弱化，意味著市場機制調整產業結構功能的增強和市場配置資源主導地位的確立。政府應盡快適應這一變化，及時把政府的產業政策功能由直接培育產業轉向為產業的合理布局創造有效、公平、透明的市場競爭環境上，通過充分的市場競爭和反映生產要素相對稀缺性的市場價格的作用，增強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2.入世後的中國產業結構變化趨勢。
(1)產業結構調整的速度將加快。當前發達國家已經進入後工業化社會，它們在致力於發展高科技含量的信息產業、第三產業的同時，逐漸將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技術相對滯後的技術密集型產業向海外轉移。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在完成工業化之後，也開始了產業結構的轉型和升級，它們在承接發達國家轉移過來的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同時，將一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本密集型產業向其它發展中國家轉移。當前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產業結構的大規模調整，勢必有力地促進中國的產業重組。一方面，中國日益完善的基礎設施、大量廉價且素質較高的勞動力和廣闊的市場，使得中國日益成為外國投資和產業轉移的理想場所；另一方面，入世後中國政府要履行對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依據世貿組織的規則和章程，進一步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完善法律和制度環境，逐步取消對外資企業在融資、銷售市場和經營領域等方面的各種限制，使外資企業享受到國民待遇。外資企業經營環境和經營條件的改善，將有力推動外商投資規模的擴大，加速外國產業向中國的轉移，從而引起中國產業結構的大規模調整。
(2)產業結構的布局將發生重大變化。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分工模式已經由單純的國家間的產業分工轉化為產業間分工和產業內分工並存。中國加入WTO，標志著中國主動融入全球化經濟，這就使得中國不僅能夠根據本國的資源優勢，參預國際產業分工，而且能夠深入到國際（主要是跨國公司）產業內部組織生產，參預在整體上處於劣勢而在產業鏈條上仍具有比較優勢的某一產業的生產和競爭。因此，國際產業分工的這種變化必然導致我國在產業結構布局上具有明顯的層次性，不同技術水平的產業將在一個較長時期內並存。同時，參預國際較高層次產業內部的分工，也為我國產業結構的高度化演進奠定了技術和管理基礎。
(3)入世將使中國產業由均衡發展轉向非均衡發展。入世後，中國在贏得更加開放的國際市場的同時，也要向世界其它國家開放市場，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將融為一體，國內競爭力也直接表現為國際競爭力。在這種情況下，均衡發展各產業部門，構建獨立完整的產業體系，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因為在激烈的全球化市場競爭中，資源劣勢產業因缺乏競爭優勢很難具有自生能力。如果盲目發展這些產業，勢必造成資源的浪費，延緩經濟增長速度。相反，集中稀缺資源發展優勢產業，參預國際市場競爭，則可以分享到更多的國際分工利益，創造更多的社會剩餘，積累更多的資本，為產業結構升級創造條件。因此，加入世貿組織，不僅加快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過程，而且客觀上規定了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中國各產業國際競爭力的現狀和資源優勢所在，共同決定了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一定技能型勞動密集型產業目前在產業結構中的主體地位。
有的學者在強調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同時，主張運用關稅、配額、出口補貼等貿易政策手段和信貸、補貼、稅收優惠等產業政策手段保護和促進幼稚產業的發展。認為如果沒有國家的保護和扶持，「即使將來資本積累到一定的程度，進一步提升產業結構所要求的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產業面對國際寡頭壟斷市場也將很難發展起來。但這種觀點也存在以下不足之處。(1)誇大了產業結構政策施行的空間和政府執行產業政策的能力。如前所述，在相對封閉的經濟時期，政府施行產業結構政策的空間較大，但產業結構政策績效卻微乎其微。加入WTO後，在政府推行產業結構政策的能力受到了WTO規則極大的限制、獨立的產業結構政策難以在一國范圍內施行的情況下，再由政府主導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更不可能取得成功。(2)對資本積累重要性的認 識存在偏差。資本積累固然不能自動導致產業結構升級，但是，不建立起能夠最有效、更快積累資本的產業結構，需要大量資本支撐的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型產業更不可能建立和發展起來。如果把稀缺的資本資源用來發展不具有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的幼稚產業，不僅幼稚產業因缺乏盈利能力影響資本的積累，而且優勢產業也會因可用資本被擠占而得不到應有的發展，進而不能提供更多的剩餘，產業結構的升級也就會因資本積累不足而受阻。(3)對比較優勢產業戰略作用的認識存在偏差。在目前我國資源狀況的約束下，突出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不僅能夠為產業結構升級提供資本支持，而且能夠提供技術和管理支持。因為比較優勢既存在於產業間，也存在於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內部的產業鏈上。依據比較優勢原則布局產業結構，也能形成技術水平不同的、多層次的產業結構。產業結構不會因技術斷層升級受阻。也就是說，比較優勢戰略內生的具有促進產業升級的積累和轉換機制，隨著資本、技術和管理經驗的不斷累積，比較優勢不斷變化，原有的競爭優勢產業或產業環節將被新的、更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或產業環節所取代，產業結構也就逐步地向高度化方向演進。
基於上述原因，我們認為，比較優勢戰略具備提高產業競爭力和實現產業結構升級的雙重功能，政府的產業政策的作用主要是根據經濟增長過程中必然出現各種資源比較優勢變遷，促進產業結構的漸進升級。今後，除了為數極少的關繫到國防安全的產業和「市場失效」的公共產品、自然壟斷產業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干預外，其它產業都應該推向市場。對於幼稚產業，國家也不宜在加入WTO的緩沖期內，再度大規模地動員稀缺的國內資本予以扶持，而是引進充分競爭的市場結構，促使幼稚產業在激烈的國內市場競爭中提高其自生能力。如果有些產業在關稅保護期結束之後仍未能成長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就應該進行產業轉換，由它們自己在市場中尋找和轉入具有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部門中去。

參考資料也有一些！

⑷ 中國產業結構未來發展趨勢

電信，我認為會不斷的加大投入，而且這涉及到國家安全問題，國家不會完全放開，會一直加大投入

⑸ 新中國產業結構演變有哪些規律和特點

產業結構調整取得的成就，主要有3個因素發揮著主要作用。
第一，經濟體制改革是關鍵。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諾斯認為，制度是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以家庭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釋放了被傳統體制壓抑的生產力，將農村剩餘勞動力解放出來，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不僅加快了農業同現代科技的結合，而且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鄉村工業，開辟了一條中國工業化的新路徑。在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在兩個方面促進了經濟發展：一是允許個體和私營經濟發展，允許集體經濟自主經營和分配；二是改善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通過實行「責任制」和「放權讓利」，調動了國有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
第二，強大的市場需求是前提條件。由於改革開放前的高積累、低消費政策以及「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因素影響，經濟長期處於「短缺狀態」，生活消費品嚴重不足，人民生活長期沒有改善。這種嚴重的短缺為改革開放後產業經濟發展提供了龐大、廣闊的賣方市場，特別是投資少、見效快、技術含量低的輕工業產品，銷路十分旺盛，是產業結構調整的強大市場需求基礎。
第三，對外開放是巨大推動力。開放條件下的新經濟增長理論認為，從外部條件看，是開放創造了或決定了「中國奇跡」。跨國技術擴散通過外溢效應和規模經濟效應，可以沖減邊際資本報酬的遞減，提高產業生產率和經濟穩態增長率，成為促進產業轉型的源泉。通過對外開放，可以充分發揮我國數量型人口紅利的「比較優勢」，為產業經濟發展提供人力資源保障。同時，積極利用國內和國外兩種資金，開拓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大大緩解了產業經濟發展中資金、技術瓶頸。

⑹ 中國的產業結構正在發生怎樣的演變

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產業進行洗牌；對那些高科技含量的行業，果斷出手，到國際上去大膽收購；對於資源能源性行業，放眼未來，進行戰略投資；還有對內的擴大內需政策里要加緊基礎設施的建設，改善民生。產業結構已經從以前的粗曠性的簡單追求GDP發展到現在重視社會效益的變化，從製造慢慢轉向創造。

⑺ 中國的產業結構

目前，我國三次產業結構變化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第一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正常下降，農業投資穩步回升，有利於我國產業結構的高級化
1996年與1991年比較，我國第一產業從業人員占從業人員總數的比重下降了9 .2個百分點，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下降了4.3個百分點。 從世界產業結構的變化規律看，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一產比重逐步下降是正常的，而且，同世界一些人均GDP水平大體與我國相同的國家比較， 目前我國的一產比重是屬於偏高的。另外，在一產比重下降的同時，我國農產品的供給仍然滿足了人民生活和工業發展的需要，說明農業的效率在提高。近年來，我國農業發展受到了國家的高度重視，對農業的投資在1994年達到谷底後逐漸回升，1997年1～8月第一產業基建投資佔全國基建投資總額的比重已達到4％，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3個百分點，農業基礎設施的改善和農業的穩定發展將對我國形成合理的產業結構產生積極作用，並為我國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創造一定的條件。
2.工業化進程明顯加快
1991年，我國第二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42.1％，1996年提高到 49％，5年提高了6.9個百分點，而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比重則分別下降了4.3和2. 6個百分點，與八十年代第二產業比重下降，第一、 第三產業比重穩步提高的情況比較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年第二產業比重的上升並不是以犧牲一、三產業的發展為代價的，而是在一、三產業發展質量不斷提高和二產內部結構逐步改善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充分表明進入九十年代後我國的工業化進程明顯加快。
3.我國尚處於工業化中期，第三產業尚不處於主導地位
1996年，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不足三分之一，低於發達國家三產所佔比例的50％左右，這說明我國經濟的發展階段還處於工業化中期，第三產業的發展還需要有較強的第二產業作為支撐。我國第三產業在總量不足的同時，其內部結構也不盡合理，金融、保險、通訊、房地產業等新興第三產業的發展還處於起步階段，其快速發展還需要經濟總體環境的改善和有序的競爭機制的形成。
與我國三次產業結構和農業內部結構、第三產業內部結構的問題相比，在工業化進程加快過程中現階段我國工業內部的結構矛盾更為突出，下面將主要對當前我國工業結構的變動情況及其原因進行初步的分析。

⑻ 中國的產業結構研究什麼時候開始的

中國產業結構變遷演進進程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產業結構經歷了三個發展版階段：第一階段是從2O世紀5O年代初權到7O年代末，中國迅速改變了半殖民地經濟的特點，初步奠定了工業化的基礎。第二階段從1979年開始到2O世紀9O年代初，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不斷調整產業結構，使中國進入了工業化的中期階段。第三階段從上20世紀9O年代初中國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後，至2020年左右，中國將在實現工業化的同時，完成初步信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