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日本從文化產業比較

① 日本的文化和中國的文化,有什麼區別和相似之處

不少人都沾沾自喜於日本人學習了中國，因此，推論日本的發展是學中國的。但從制度的角度看，日本在明治以前絕不是同中國相似，而是更相似於西方的貴族政治，這是日本西化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影響中國極大的科舉制未到日本，就是極明顯的例證。但是，從文化的角度看，日本又同中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日本不同於中國，其思想具有雜拌性，而缺乏邏輯上的一致性，日本沒有坐標軸式的思想核心，相比之下，歐美的基督教、中東的伊斯蘭教、中國的儒學都在相應國家占據著思想核心的位置。日本的思想，包括了國學、神道、本土化的佛學和儒學，以及被改造了的歐美思想。佛學和儒學，都成了輔翼「皇運」的得力助手。中國儒學中華夷之辨的民族情緒、等級禮教的專制觀念，都成為日本的武器。

明治時的伊藤博文，在引進君主立憲制時，確定以天皇為國家權力中心，視為「現人神」，並以此為「國體」建立日本的思想核心，為儒學服務於天皇打下了基礎。明治以後，儒學和軍人結合，武士道成了全體國民的理想。《軍人敕諭》的發起人山縣有朋和起草人西周，都具有深厚的儒學思想（西周甚至被譽為「日本近代哲學之夫」）。《軍人敕諭》滲透了儒學的觀念，其內容在「我國軍隊世世代代為天皇所統率」、「朕賴爾等為股肱，爾等仰朕為頭首」的前提下，提出軍人精神的五條標准，即忠節、禮儀、武勇、信義、質朴。對忠節的闡釋如「軍人以盡忠報國為本分，義重於山嶽，死輕於鴻毛」；對禮儀的闡釋如「須知下級奉上級之命，實為直接奉朕命之義。為不暇者，其長官所命，縱有不合情理之處，亦不得有失恭敬奉戴之節」；等等。敕諭稱五條標準是「天地之公道，人倫之常經」。歸結為一點，就是誠心，「心誠則無不成」。與《軍人敕諭》類似，天皇侍講元田永孚1879年起草的《教學大旨》強調：「教育之要，在於明仁義禮孝」；「徒以洋風是競，恐將招致不明君臣父子之大義亦不可測」；「是故自今以往，應基於祖宗訓典，專一於闡明仁義忠孝，道德之學以孔子為主，使人人崇尚誠實品行」。1890年天皇頒布的《教育敕語》，將儒學融入「國體精華」，同時又強調全民武士化，「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輔翼天壤無窮之皇運」。1880年成立的斯文學會以及1918年在斯文學會基礎上重組的斯文會，均把儒學與軍國主義結合起來。斯文會會則第一條就是：「本會的目的是以儒道為主闡明東亞學術、翼贊明治天皇教育敕語之趣旨，發揚我國體之精華。」「兼及宣揚興亞理念以扶翼八□糹肱一宇之皇謨」。而儒學中原有的自由、民本思想則被拋棄，甚至孟子都被排斥。中國儒學的「以孝為本」演變成日本儒學的「以忠為本」。研究儒學在日本的傳播和流變，能使我們從另一個角度認識中國儒學。

明治時期，日本走上學習西方的道路，以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為代表，但入歐恰恰體現了它的亞洲性，以亞洲為本使它又走上了「大東亞共榮圈」的侵略之路。與中國不同的是，明治以後的日本，極推崇軍人。1899年，梁啟超在東京上野，恰逢日本軍營新兵入伍和老兵退役，「滿街紅白之標幟相接」。「大率每一兵多者十餘標，少者亦四五標。其本人服兵服，昂然行於道，標則先後之，親友宗族從之者率數十人。其為榮耀，則與我中國入學、中舉、簪花時不是過也。」「日本國俗與中國國俗有大相異者一端，曰尚武與右文是也」。「朝廷以此為榮途，民間以此為習慣」（《飲冰室自由書．祈戰死》）。1904年秋瑾在橫濱，也看到了與梁啟超類似且更為狂烈的鏡頭。其後到二戰時期，無不是舉國若狂，同梁啟超看到的日本「征清」、秋瑾看到的日本「征露」（露西亞，俄羅斯的日譯）無任何差異。在陷入中國泥沼、對華戰爭已倍感疲倦的日本國民那裡，又因為對英美開展而精神振奮，熱血沸騰，包括左派也支持戰爭。戰後又因為保留了天皇制度而沒有（也不能）反思戰爭責任。日本政府在70年代以來所做的謝罪和反省，都是出於「為了和他國交往而不得不道歉」（日本學人語）的動機不純態度，在迴避之中，日本人保持了和平態度但完全繼承了以前的帝國性。而帝國性的存在是十分危險的，90年代，日本開始放棄和平主義，軍國主義由泥沼下的冬眠變為驚蟄後的蛙鳴——日本的軍國主義從來就沒有死亡，所以也就無所謂復活。一本「日本人是去參戰，還是逃避戰爭？」的漫畫，在年輕人中銷售幾十萬冊。從文化上剖析，有助於把握日本軍國主義的本質及其民族性。

另外，日本人具有極大的兩面性，其文化文雅而暴躁，賞花落淚而殺人不眨眼。這也是研究日本問題必須注意的。

② 中國文化與日本文化最明顯表現在

不少人都沾沾自喜於日本人學習了中國，因此，推論日本的發展是學中國的。但從制度的角度看，日本在明治以前絕不是同中國相似，而是更相似於西方的貴族政治，這是日本西化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影響中國極大的科舉制未到日本，就是極明顯的例證。但是，從文化的角度看，日本又同中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日本不同於中國，其思想具有雜拌性，而缺乏邏輯上的一致性，日本沒有坐標軸式的思想核心，相比之下，歐美的基督教、中東的伊斯蘭教、中國的儒學都在相應國家占據著思想核心的位置。日本的思想，包括了國學、神道、本土化的佛學和儒學，以及被改造了的歐美思想。佛學和儒學，都成了輔翼「皇運」的得力助手。中國儒學中華夷之辨的民族情緒、等級禮教的專制觀念，都成為日本的武器。

明治時的伊藤博文，在引進君主立憲制時，確定以天皇為國家權力中心，視為「現人神」，並以此為「國體」建立日本的思想核心，為儒學服務於天皇打下了基礎。明治以後，儒學和軍人結合，武士道成了全體國民的理想。《軍人敕諭》的發起人山縣有朋和起草人西周，都具有深厚的儒學思想（西周甚至被譽為「日本近代哲學之夫」）。《軍人敕諭》滲透了儒學的觀念，其內容在「我國軍隊世世代代為天皇所統率」、「朕賴爾等為股肱，爾等仰朕為頭首」的前提下，提出軍人精神的五條標准，即忠節、禮儀、武勇、信義、質朴。對忠節的闡釋如「軍人以盡忠報國為本分，義重於山嶽，死輕於鴻毛」；對禮儀的闡釋如「須知下級奉上級之命，實為直接奉朕命之義。為不暇者，其長官所命，縱有不合情理之處，亦不得有失恭敬奉戴之節」；等等。敕諭稱五條標準是「天地之公道，人倫之常經」。歸結為一點，就是誠心，「心誠則無不成」。與《軍人敕諭》類似，天皇侍講元田永孚1879年起草的《教學大旨》強調：「教育之要，在於明仁義禮孝」；「徒以洋風是競，恐將招致不明君臣父子之大義亦不可測」；「是故自今以往，應基於祖宗訓典，專一於闡明仁義忠孝，道德之學以孔子為主，使人人崇尚誠實品行」。1890年天皇頒布的《教育敕語》，將儒學融入「國體精華」，同時又強調全民武士化，「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輔翼天壤無窮之皇運」。1880年成立的斯文學會以及1918年在斯文學會基礎上重組的斯文會，均把儒學與軍國主義結合起來。斯文會會則第一條就是：「本會的目的是以儒道為主闡明東亞學術、翼贊明治天皇教育敕語之趣旨，發揚我國體之精華。」「兼及宣揚興亞理念以扶翼八□糹肱一宇之皇謨」。而儒學中原有的自由、民本思想則被拋棄，甚至孟子都被排斥。中國儒學的「以孝為本」演變成日本儒學的「以忠為本」。研究儒學在日本的傳播和流變，能使我們從另一個角度認識中國儒學。

明治時期，日本走上學習西方的道路，以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為代表，但入歐恰恰體現了它的亞洲性，以亞洲為本使它又走上了「大東亞共榮圈」的侵略之路。與中國不同的是，明治以後的日本，極推崇軍人。1899年，梁啟超在東京上野，恰逢日本軍營新兵入伍和老兵退役，「滿街紅白之標幟相接」。「大率每一兵多者十餘標，少者亦四五標。其本人服兵服，昂然行於道，標則先後之，親友宗族從之者率數十人。其為榮耀，則與我中國入學、中舉、簪花時不是過也。」「日本國俗與中國國俗有大相異者一端，曰尚武與右文是也」。「朝廷以此為榮途，民間以此為習慣」（《飲冰室自由書．祈戰死》）。1904年秋瑾在橫濱，也看到了與梁啟超類似且更為狂烈的鏡頭。其後到二戰時期，無不是舉國若狂，同梁啟超看到的日本「征清」、秋瑾看到的日本「征露」（露西亞，俄羅斯的日譯）無任何差異。在陷入中國泥沼、對華戰爭已倍感疲倦的日本國民那裡，又因為對英美開展而精神振奮，熱血沸騰，包括左派也支持戰爭。戰後又因為保留了天皇制度而沒有（也不能）反思戰爭責任。日本政府在70年代以來所做的謝罪和反省，都是出於「為了和他國交往而不得不道歉」（日本學人語）的動機不純態度，在迴避之中，日本人保持了和平態度但完全繼承了以前的帝國性。而帝國性的存在是十分危險的，90年代，日本開始放棄和平主義，軍國主義由泥沼下的冬眠變為驚蟄後的蛙鳴——日本的軍國主義從來就沒有死亡，所以也就無所謂復活。一本「日本人是去參戰，還是逃避戰爭？」的漫畫，在年輕人中銷售幾十萬冊。從文化上剖析，有助於把握日本軍國主義的本質及其民族性。

另外，日本人具有極大的兩面性，其文化文雅而暴躁，賞花落淚而殺人不眨眼。這也是研究日本問題必須注意的。（上面我是轉載別人的，但在我所了解的，日本和服還有家居裝飾，最先都是由中國古代流傳過去的（應該是明清那時的吧不然就是唐朝的時候了），他們的飲食習慣跟我們有所不同。我時間有限你還是上網具體了解一下吧。

③ 中國和日本的文化差異

日本文化就是華夏－漢族文化的分支。但還有很大區別，主要原因是：
1，日本的文化主要是六朝、唐朝、宋朝、明朝時期從傳播過去的，再經過他們自己消化吸收，自然有所變動。
2，中國在宋朝、明朝滅亡的時候，受到異族統治，文化遭受重大毀滅（尤其是滿洲清國的文字獄），喪失了大部分文化，因此，現在的中國，沒有保留多少傳統文化。而中國人長期當亡國奴，因此，人的本性也改變了，稱為了一盤散沙。
3，中國的地理位置非常好，自然資源非常豐富，因此有絕對的優勢。而日本則地理位置不好，資源貧乏，因此有絕對的劣勢。注意，我用的是絕對，而非相對。因此，多數日本人有強烈的危機意識，做事認真；而多數中國人沒有危機意識，做事得過且過

中日文化在於本質上中國文化是包容卻有脈絡和原則的，而這個原則是理性和道義的；日本文化只是善於模仿卻有另一種狹隘的固執情節在裡面，他們首先是神道文化的根底和中國文化儒學昌明天道自然佛家大智慧的平等清凈是截然不同的．中國文化是人為本敬天愛地自立立人的文化是，日本的文化是有一定固執和偏見情緒的文化，缺乏包容，有表象而無精神實質的傳承，喜歡走捷徑有大貪心嗔恨心，所以造就一定文化思想上的痴．比如禪宗在日本被搞的不倫不類，他們還自己覺得傻不錯呢？可以騙騙外行，打扳子獅子吼什麼的表象容易，提到具體實質就完全背道了．日本文化的根脈在他們的神道文化上，學習中國文化是形似而非究竟理地．至於這位先生的奇異觀點，好象是說中國文化善於同化，所以亡國也沒什麼被日本佔了也未必不好，此言甚是淺見．一個惡劣的學生是不可能學到老師精華的思想和行動的．元朝沒有清朝也是一半，他們運氣好遇到康熙雍正乾隆這樣重視文化善於運用文化思想作政治手段的皇帝罷了，文化衰落國家的興盛是假向經不得實際歷練的；一二百年的盛衰彈指一瞬算什麼，大家要仔細研究中國文化目光的長遠和發心立地的不同處．中國文化的衰落就在宋明清這三代上，朱熹是有很大過失的，真正的儒學基本上毀在他手下。

19世紀中葉以前的日本，在西方觀察家的眼中如同當時的中國一樣，是一個與世隔絕的沉睡國家，這是因為日本早在公元六、七世紀就拜中國為師，派出不少「譴隋使」和「譴唐使」全面學習中華文化，以至於幾乎全部傳承了中國的文化，英國人盧瑟夫·阿爾科克評價說：「日本實在是一個充滿反常與逆說的國家」,這與當時西方人對中國的評價幾乎是大同小異。繼1840年的鴉片戰爭，英國人用武力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後，1853年，美國人的「黑船」（軍艦）也敲開了日本幕府封閉達218年的國門，日本也同樣緊隨中國面臨著被西方列強宰割的命運。此時，雖然中、日兩國的國門被打開，但西方列強自身也面臨著不少困難，他們對東亞國家的侵略和瓜分尚未准備妥當，也就是說中國的「洋務運動」和日本的「明治維新」開始的時候，就其外部環境來說，中、日兩國都有成為東亞強國的機會。然而， 中國保守的落後文化觀念左右了中國的發展方向，「洋務運動」並沒有觸及到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而日本的維新派則及時抓住機遇，選擇了決定性的「倒幕」，使日本「沖出了最危險的關口」（井上清《日本近代史》）。

在1868年日本的「明治維新」過程中，明治天皇率領文武百官向神明宣誓的《五條誓文》中，有一條為「求知識於世界」，學習外國一切先進的科學文化成了日本的綱領性國策。著名學者黃仁宇說：「日本民族注重自然，不沉湎於抽象觀念，日本人經常在技術工作中體現出精研獨到的能力，以及人與人之間易於協調的特點。」一個事例很能說明這一問題，1543年，一艘葡萄牙的商船在日本的一個島上失事，船上的船員以上千兩黃金的價格賣給當地首領一支火槍，葡萄牙人欣喜若狂。但是，日本人很快學會了製造火槍並且加以了改進，到17世紀初，火槍的價格已經降到了每支1.2兩黃金。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在研究日本人性格特徵的著作《菊與刀》中，形容日本人的個性是一種菊花般的雅緻、內斂和刀劍般的剛烈、堅韌的矛盾性格，這種性格以及「大和民族」本身多民族的構成體系，使日本傳承了中華文化的精髓，但是，卻更能清晰地把握文化的走向。

大和民族歷來是一個善於學習的民族，不僅在科技領域，而且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宗教等諸多領域，也都以善於學習先進民族的長處而著稱與世。著名經濟歷史學家G·C·阿倫說：「日本不是突然（1868年後）獲得如此影響西方世界的能量與無休止的野心，從它的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來看，日本人有迅速吸收消化新觀點與新方法的才能，更重要的是有訓練有素並不斷大膽實踐的組織能力。」此時，正值世界工業革命的黃金時期，一種工業經濟時代的新文化正在逐漸形成，而在日本人眼中一直被視為東亞龐然大物的中華帝國，竟然被勞師遠征的小股英軍輕而易舉地擊敗，這使日本人受到了極大的刺激。然而，直接促使日本開始「明治維新」，並將目標轉向了新的學習對象，宣布「脫亞入歐」的真正原因，是日本人對中國文化已經有了清醒的認識，即「華而不實，缺乏雄心壯志，注重虛名，漠視實效。」 以至於在北洋海軍即將全軍覆沒之際，日本海軍司令伊東佑亨在給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的勸降信中說：「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諳通變之所致也。」

當時，慈禧皇太後一天的生活費用是4萬兩白銀，實際價值可以購買吉野級巡洋艦一艘，兩月的費用可以購買一艘超級主力艦艇。當年擊沉中國「致遠」號的日本「吉野」號軍艦，就是清政府在德國漢諾威船廠訂購的，因為後續的海軍軍費被挪用，無錢支付，才被日本買走。所以，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失敗的原因，並不是我們被人家打垮的，而是我們自己首先就已經垮掉了，因為一個貪圖自己享樂的小朝廷是不會顧忌國家的利益與民眾的疾苦的。驚醒過來的日本在「明治維新」中提出了「富國強兵」、「殖產興業」和」文明開化」的三大國策，開始了追趕西方的急行軍。日本驚人的學習和復制能力此時充分地表現出來了，「明治維新」後僅8年即1876年，日本的「黑船」就撬開了朝鮮市場；1894年的中日戰爭中，日本又在中國得到了大筆賠款；10年後，日本又打敗了強大的俄國。而中國人則一直固守著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認為中國的根本體制和文化是最優秀的，只要把西方的科學技術學過來就行。所以，對西方社會的一切變化視而不見，因而一敗再敗，最終成為西方列強任意宰割的對象。

中國遭受西方列強侵略的境遇雖然讓人感到同情和憤怒，但是，這樣一個東方大國竟然毫無還手之力也著實讓人感到困惑。馬克思就在《鴉片貿易史》一文中對中國表示出一種不解：「一個人口幾乎佔世界1/3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註定最後要在一場殊死的決斗中被打垮的。」其實，中國的悲哀早在南宋抗金民族英雄岳飛被以「莫須有」的罪名謀害以後就已經開始了，而元朝初期血腥的屠戮政策更是註定了中國民族精神的徹底消亡。「數字化之父」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一種文化的自身力量越強（無論是國家的、制度的、代際的還是其他類型的文化），它就越不可能孵化出創新精神。習以為常並根深蒂固的觀念、廣為流傳的規范以及各種行為標准都是產生新想法的敵人。任何以和諧以及均衡為驕傲的社會，幾乎不可能誘發另類思想。」一個體系的和諧是自然達成的，而創新與協調的基礎才是和諧中最重要的內容，這就是創新的價值之所在啊。

從1298年馬可·波羅在獄中撰寫《馬可·波羅行記》開始，到1687年柏應理、殷鐸澤等四位神父編譯的《孔夫子：中國哲學家》在西方的出版之前，西方人對中國文化是無比崇拜和嚮往的。但是，當伏爾泰等啟蒙主義者將中國奉為一種浪漫理想並達到極端的時候，很快一種否定力量開始強大起來。1736年，尼古拉·布朗傑在其《東方專制制度的起源》一書中就已經指出，中國人固步自封，將自己與世界隔絕開來，施行的是一種古老、僵化、衰落、殘暴的專制制度，隨後，西方人用他們特有的審視眼光和標准，對中國的經濟和文化進行了嚴肅的剖析。所以，西方人對中國的入侵在很大緣由上，是基於對中國文化本質的認識和對中國專制制度弊病的了解。

但是，日本在近代發展中的表現卻與中國的表現恰恰相反，他們提倡「中學為用、西學為體」，虛心學習西方的文化結構和科學教育體系，然後再充分地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和聰明才智進行改造。可以說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除了對中國亦步亦趨以外，幾乎是與世隔絕的，而日本的發展模式也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不同，但是，從日本所採取的戰略來看無疑是成功的。[u]研究近代日本發展的規律，我們發現日本一直是把歐美作為合作夥伴，把中國視為競爭對手，把世界作為自己的市場；而中國長期以來則一直是以大國心態自居，始終是把歐美作為競爭對手，把日本作為合作夥伴（從來沒有把日本作為競爭對手），把自己的市場當成世界來開發。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發展戰略，最終的結果表現明顯不同，中國一直在發展中國家長期徘徊，日本則早已跨入發達國家的行列。[/u]當然，日本人的這種創新從本質上來說，並非全是源於自己的創新，而是說它採納和仿效他人的創新更加快速有效，這種區別來源於對商業文明本質的理解與核心體系的建立。

中、日之間的這種發展變化，究其原因是因為中國人一直將中國的文化引以為榮，要迫使中國人接受西方的文化實在是一件極其丟「面子」的事情，甚至至今希望振興所謂的「國學」的觀點仍然大有市場，因而，有人始終不能單純理解西方文化的廣度與深度。然而，正是日本這樣驚人的變化徹底動搖了中國人的自信，終於迫使中國人認識到變革的重要性，這個社會再不變革真是不行了，於是，中國社會近代變革的歷史終於拉開了帷幕。從日本的發展歷程來看，最大的特點就是「以變求變」，擁有快速變化的發展能力，而日本之所以在近代取得經濟奇跡的關鍵，就是因為私營企業很好地把握了「以變求變」的精髓，所以呈現出非常卓越的表現。尤其是在強大的競爭對手面前，日本企業不但能迅速地汲取歐美企業的管理精華，而且，更能結合自身的特點加以發揮創造，所以，日本製造的產品反而比歐美更具有獨特的優勢。日本戰略之所以成功的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經濟發展十分迅速，從一個封建國家一躍成為了一個「後工業化國家」，可以說日本是東方文明向西方文明學習的成功典範，但是，由於種種歷史的原因和中日兩國之間歷史的糾葛，我們一直沒有真正研究和承認日本的這種範例。

中日兩國之間的差別還體現在教育制度上：中國人的戰略失誤和落後意識集中體現為至今沒有建立起與世界同步發展的、先進的教育制度上。19世紀末的史密斯曾評價當時中國的教育說：「中國的教育根本無法使接受教育者在能夠理解和能夠運用的意義上掌握一門學科。」，事實也的確說明至今中國的教育仍然沒有更大的長進，因為100多年過去了，從1901年第一個諾貝爾獎頒發截止到2004年，在672位獲獎者中至今中國學者仍然是一個零的記錄。美國著名的日本研究專家賴肖爾總結說：「事實上對日本社會影響最大、使日本獲得成長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它的教育制度。」早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的教育就與當時最先進的西方國家相差無幾，此後，更是把教育放在首要位置，僅明治時期的第一個年代，就從23個國家請來了2400多個外國人教授西方的組織管理與生產方法。

④ 中國和日本文化的不同

中日文化的主要差異

1、思想觀念

從中國的發展歷程中不難看出，中國經歷了幾千年的封建統治，儒家思想已經根深蒂固，處於思想的統治地位，強調的是「以孝為先」「尊老愛幼」，講究的是仁愛、和諧、誠信、中庸，以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而後又融入了道家「清靜無為，反對斗爭」思想和法家「以法制為核心」思想，讓中國人形成了較強的家族觀念和道德觀念，強調的是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相處。同時，家族色彩較為濃厚，認為所有的人際關系中血緣第一，血緣關系會讓人們緊密聯系在一起，隨後才是地域關系，在一個地域內的建立聯系，增強凝聚力。

而日本人雖然也有很強的家族觀念，但日本的家族活動是以生產為主，但有歷來以集團的原則行事，除了本家族的成員外，其他非血緣關系的人們也可以作為家族的一份子。所以，如果沒有血緣關系的人對家族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其與本家的關系要比旁系親屬更加緊密。

此外，中國自古以來地大物博，物產豐富，國民有著由內而外的滿足感，講求「以和為貴」。而日本受地域限制，本身資源相對缺失，急需從他國索取所需，這就使日本人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侵略的思想。

2、行為模式

眾所周知，中國與日本都講究「和文化」。對中國這一大陸型國家而言，良好的自然和農耕條件奠定了中國農業大國的地位，「日出而坐，日落而息」自給自足的傳統作業模式成為了中國人的主要生存方式。

人民不必過於為溫飽和物質短缺擔憂，而生活的其他所需又可通過交換而得，這種生活的滿足感使中國人逐漸形成了以和為貴的相處原則和溫和圓滑的處事方式。而以大和民族自居的日本作為海洋型國家，地域狹小、物產匱乏，使國人自古以來便具有較強的征服欲。

為了自己營造更多的生存資源，他們需要用較強的匠人精神和意志品質贏得認同和信賴，所以日本人普遍能夠用嚴謹認真的態度積極完成自己的工作，執行命令一絲不苟，注重工作細節，遵守規則，有很強的時間觀念。

而雖然誠信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但人們時間觀念較弱，日常活動較為隨意，有時候會更改雙方見面的時間，經常出現遲到的行為。所以，中日文化的行為模式中，如果不全面了解，很容易發生沖突或矛盾。

3、表達方式

語言表達是文化中差異最明顯的一項。首先，日本文字的是在唐代時中國漢字演變而成，有些字會直接照搬漢字，但經過了長時間的發展，卻與漢字的字面意思有著天壤之別。如「先生」，在日本，「先生」只能用於教師、醫生等。

如「大丈夫」在日語中是「沒關系」的意思，「皮肉」是「諷刺、挖苦」的意思，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其次，日本語常用曖昧的表達方式。日本人與他人溝通時想要表達否定、推測、暗示、拒絕的意思，說話就會較為圓滑，不會直接表達自己的意思，盡量減少對他人的傷害。

比如：在拒絕別人的出行邀請時，中國人的場合可能會說「對不起，我家裡有事去不了」。而在日本人的立場上以這種委婉的表達，先感謝對方的好意，然後說明原因，避免與對方產生摩擦。另外，日本人雖處事謹慎標准又高，但卻很少直接的否定對方的行為。

(4)中國與日本從文化產業比較擴展閱讀：

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的淵源

文化上，日本進入封建社會時中國正是盛唐時期。故日本在思想、藝術、建築等方面受盛唐影響極其深遠。平安時代佛教從中國流傳入日本，影響最大的是禪宗中的臨濟宗和曹洞宗(當時有在日本也是"臨天下,曹一角")。進入鐮倉時代後佛學逐漸興盛，日本也經過改良產生了獨特的宗派如凈土宗等，在農民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鐮倉末期宋代的朱子學傳入日本，當時後醍醐天皇希望恢復天皇的權威，朱子學所提倡的忠君愛國的儒家教條思想正好符合當時的國情。利用朱子學在武士階級中所產生的影響，鐮倉幕府被徹底推翻。朱子學也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起源之一，在江戶時期由於科技的進步，在人群中產生了一種反對朱熹提倡王陽明的思潮，可以說是日本啟蒙思想的開端。

日本的文字也是發端於漢字，但在不同的發展過程中與現代漢語產生了較大的歧義。可以說現在日本的漢字還保留著許多中國古代漢字的原意。中日間文化交往在唐宋兩代達到頂峰，之後的元明兩代逐漸減少，到明中期由於明代奉行的閉關鎖國政策而基本完全廢止了。

清軍入關後日本當時的室町幕府曾有聯合鄭成功反對清廷的計劃，但因九州太宰府出現變故而止。但民間仍有以此為藍本的小說：國姓爺戰記，講述鄭成功向日本借兵最終反清復明的故事。

中日兩國交往在元代中斷的原因和文永-弘安之役有關，忽必烈曾多次要求日本稱臣，但卻遭到當時鐮倉幕府的執政北條時宗的斷然拒絕。時宗怒斬來使並加強九州海防嚴陣以待。

但由於日本此時還未形成集團作戰的概念，交戰時往往是兩軍士兵互通姓名後進行單挑，因此對元軍集團式作戰感到非常不適應。在元軍總攻的前夜突然狂風大作，元軍戰艦全數沉沒，不得不狼狽退兵。數年後忽必烈再次進攻，卻再次不幸的在總攻前夜因大風而全軍覆沒，最終放棄了入侵的打算。

中日兩國在明早期也有軍事合作，室町幕府早期中國沿海與九州沿岸海盜盛行，明廷派出使臣前往日本交涉合作剿滅事宜。歷史上的倭寇實際上並不都是日本人，有些明人也混跡其中大肆劫掠，室町幕府則派九州大宰府出兵征剿。日本主要對抗的是朝鮮沿岸與九州沿岸的海盜。

⑤ 談談中國文化與日本文化的異同，800字

不少人都沾沾自喜於日本人學習了中國，因此，推論日本的發展是學中國的。但從制度的角度看，日本在明治以前絕不是同中國相似，而是更相似於西方的貴族政治，這是日本西化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影響中國極大的科舉制未到日本，就是極明顯的例證。但是，從文化的角度看，日本又同中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日本不同於中國，其思想具有雜拌性，而缺乏邏輯上的一致性，日本沒有坐標軸式的思想核心，相比之下，歐美的基督教、中東的伊斯蘭教、中國的儒學都在相應國家占據著思想核心的位置。日本的思想，包括了國學、神道、本土化的佛學和儒學，以及被改造了的歐美思想。佛學和儒學，都成了輔翼「皇運」的得力助手。中國儒學中華夷之辨的民族情緒、等級禮教的專制觀念，都成為日本的武器。 明治時的伊藤博文，在引進君主立憲制時，確定以天皇為國家權力中心，視為「現人神」，並以此為「國體」建立日本的思想核心，為儒學服務於天皇打下了基礎。明治以後，儒學和軍人結合，武士道成了全體國民的理想。《軍人敕諭》的發起人山縣有朋和起草人西周，都具有深厚的儒學思想（西周甚至被譽為「日本近代哲學之夫」）。《軍人敕諭》滲透了儒學的觀念，其內容在「我國軍隊世世代代為天皇所統率」、「朕賴爾等為股肱，爾等仰朕為頭首」的前提下，提出軍人精神的五條標准，即忠節、禮儀、武勇、信義、質朴。對忠節的闡釋如「軍人以盡忠報國為本分，義重於山嶽，死輕於鴻毛」；對禮儀的闡釋如「須知下級奉上級之命，實為直接奉朕命之義。為不暇者，其長官所命，縱有不合情理之處，亦不得有失恭敬奉戴之節」；等等。敕諭稱五條標準是「天地之公道，人倫之常經」。歸結為一點，就是誠心，「心誠則無不成」。與《軍人敕諭》類似，天皇侍講元田永孚1879年起草的《教學大旨》強調：「教育之要，在於明仁義禮孝」；「徒以洋風是競，恐將招致不明君臣父子之大義亦不可測」；「是故自今以往，應基於祖宗訓典，專一於闡明仁義忠孝，道德之學以孔子為主，使人人崇尚誠實品行」。1890年天皇頒布的《教育敕語》，將儒學融入「國體精華」，同時又強調全民武士化，「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輔翼天壤無窮之皇運」。1880年成立的斯文學會以及1918年在斯文學會基礎上重組的斯文會，均把儒學與軍國主義結合起來。斯文會會則第一條就是：「本會的目的是以儒道為主闡明東亞學術、翼贊明治天皇教育敕語之趣旨，發揚我國體之精華。」「兼及宣揚興亞理念以扶翼八□糹肱一宇之皇謨」。而儒學中原有的自由、民本思想則被拋棄，甚至孟子都被排斥。中國儒學的「以孝為本」演變成日本儒學的「以忠為本」。研究儒學在日本的傳播和流變，能使我們從另一個角度認識中國儒學。 明治時期，日本走上學習西方的道路，以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為代表，但入歐恰恰體現了它的亞洲性，以亞洲為本使它又走上了「大東亞共榮圈」的侵略之路。與中國不同的是，明治以後的日本，極推崇軍人。1899年，梁啟超在東京上野，恰逢日本軍營新兵入伍和老兵退役，「滿街紅白之標幟相接」。「大率每一兵多者十餘標，少者亦四五標。其本人服兵服，昂然行於道，標則先後之，親友宗族從之者率數十人。其為榮耀，則與我中國入學、中舉、簪花時不是過也。」「日本國俗與中國國俗有大相異者一端，曰尚武與右文是也」。「朝廷以此為榮途，民間以此為習慣」（《飲冰室自由書．祈戰死》）。1904年秋瑾在橫濱，也看到了與梁啟超類似且更為狂烈的鏡頭。其後到二戰時期，無不是舉國若狂，同梁啟超看到的日本「征清」、秋瑾看到的日本「征露」（露西亞，俄羅斯的日譯）無任何差異。在陷入中國泥沼、對華戰爭已倍感疲倦的日本國民那裡，又因為對英美開展而精神振奮，熱血沸騰，包括左派也支持戰爭。戰後又因為保留了天皇制度而沒有（也不能）反思戰爭責任。日本政府在70年代以來所做的謝罪和反省，都是出於「為了和他國交往而不得不道歉」（日本學人語）的動機不純態度，在迴避之中，日本人保持了和平態度但完全繼承了以前的帝國性。而帝國性的存在是十分危險的，90年代，日本開始放棄和平主義，軍國主義由泥沼下的冬眠變為驚蟄後的蛙鳴——日本的軍國主義從來就沒有死亡，所以也就無所謂復活。一本「日本人是去參戰，還是逃避戰爭？」的漫畫，在年輕人中銷售幾十萬冊。從文化上剖析，有助於把握日本軍國主義的本質及其民族性。 另外，日本人具有極大的兩面性，其文化文雅而暴躁，賞花落淚而殺人不眨眼。這也是研究日本問題必須注意的。

⑥ 中國文化和日本文化的顯著對比

分幾項來向樓主解惑吧。

1. 經濟方面。日本的經濟相較於中國，其實是具有局部優勢的。日本的汽車業、電子產業、文化產業這些方面的優勢可以說是完全壓倒中國。SONY電子、尼桑汽車、豐田汽車、影視產業非常發達，這幾點上來說，中國沒有辦法與日本相提並論。

   但，雖然日本具有局部優勢，但出口量與中國也無法相提並論。日本的技術產業非常發達，但中國的出口量位居世界前幾名。在國外許多國家，包括西方發達國家，也隨處可見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的標識。日本優勢在於局部，中國優勢在於整體，總的來說，這兩個國家，中國對世界的影響會更大一些。

2. 文化。在過去，可以說從5世紀-19世紀，日本的文化幾乎80%來源於中國。從宗教、文化、政。治體系、制度、書籍、建築等方面來說，幾乎完全是從中國學過去的。日本在1868年明治維新運動之前，是一個很弱小的國家。而這時的中國，在亞洲而言，影響力非常之大，所以日本現在的文化，幾乎都是從中國傳承過去的。

   但令國人汗顏的是，日本模仿、學習中國的文化，反而成了日前亞洲第一文化大國，而被日本模仿的中國，在如今的文化影響力卻遠遠不及日本。到目前為止，許多日本人都異常熱愛中國文化，如論語等古籍、古文化，比中國人還要更專精、更熱愛。

   中國文化已經漸漸沒落，日本成為了亞洲第一文化大國。在文化方面，日本占據優勢。

3. 國力。這一點和經濟方面很相似——日本具有局部優勢，中國具有整體優勢。日本的海軍、空軍等技術都要領先於中國，中國在軍事技術方面是差於日本的。這一點從二戰時期就能明顯看出，日本在20世紀初就在海戰中擊敗了強大的俄國，與英美聯軍的戰斗中也取得了早期優勢，這是中國無法做到的，所以說中國的技術層面要落後日本幾個層次。

   但同樣，日本的技術較為先進，但迫於和平憲法與國家財政實力，自衛隊的規模始終不大。而中國的資源豐富，疆域遼闊，雖然技術遜於日本，但整體規模遠遠超出日本。日本的軍事軟實力是值得中國學習的——日本自衛隊目前已經基本做到了作戰系統信息化，作戰信息化系統也是美國軍隊的絕對優勢之一，在信息化方面，中國還需繼續努力。

   而近幾年的日本，財政異常窘迫，軍事預算一年不比一年，呈現下滑；中國的軍事預算則是一年多於一年，處於上升。

   所以可能在以後的日子裡，中國的國力會對日本產生壓倒性的優勢。但目前只能說處在同一水平線。

4. 國民。在國民方面，日本與中國完全是兩個極端——日本軍國主義正漸漸復甦，日本也試著篡改歷史將這樣的思想傳播給下一代，但是這一代了解過去歷史的日本國民，是十分反對戰爭的，厭戰情緒非常之高，甚至對於中日戰爭並不看好，不信任日本的軍事實力；而中國則是恰恰相反，中國國民大多狂熱的支持對日戰爭，反日情緒一波高過一波，對國家實力非常自信。

   就目前來講，日本執政黨還沒有得到大部分民眾的支持，對於日本目前的方針，大多民眾持反對態度。這一點上，中國是優於日本的。

5. 最後總結一下。

   國力：不相上下。

   經濟：中國略微優勢。

   軍事技術：日本優勢。

   國民意識：中國優勢。

   文化影響：日本優勢。

   資源產業：中國優勢。

   總的來說，日本VS中國，水平相當，差距不大。

⑦ 日本有三大文化產業世界領先，中國什麼時候能趕上

中國先慢慢來，現在文化軟實力不如日本，以後慢慢進步，先把電影拍好還有電視劇和動漫。

⑧ 日本的ACG文化產業比中國先進太多

主要原因是，日本對此類產業的知識產權保護比美國還嚴格，絕大多數消費者也願意花錢去購買。因此，盜版在日本雖然也有個別的，但沒有形成規模化的產業。這樣，製作方及創意人員有收入，也可以持續創作下去。還有，在日本也賣空白的CD、DVD碟片，私人可以購買並復制原版的碟片，只要不用於商業販賣即可。空白碟片的銷售利潤還是會分給ACG一部分的。

⑨ 中國與日本動漫產業的比較

動漫產業，日本已經發展了40年了，而國內則尚屬起步階段。

我認為這個課題很難做，日本的動漫產業在全球也很有名，特別是動畫片，不要說對亞洲人的影響了，就連歐美也十分推崇。整個產業已經很健全了，而且完全是依靠市場經濟的規律運行。無論是漫畫家，還是動畫片製作商，都已經頗具規模，而且已經是十分的專業。特別是最近5年以來，日本在動畫片製作中運用的電腦科技已經是遙遙領先於其他國家。這個產業發展至今，幾乎沒有衰退過，動畫產業的源泉是漫畫作品，而在日本，本身日本人無論男女老幼都有看漫畫的習慣，這一點上，市場上的巨大需求就決定了這個行業的重要性。

而中國，我實在是認為動漫根本難以稱得上產業。到今天，除了我們小時候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看過的幾部動畫片，算得上印象深刻以外，那還是因為當時中國沒有引進日本的動畫，加上網路也不發達，電腦都不普及，沒有什麼競爭也沒得選擇所致。而在現在來說，中國的動畫片基本上還是以科普教育目的為主，製作手段相當的落後，還是幾十年前的方法來拍動畫。畫面粗糙與否其實不重要，關鍵在於情節，和人物。但是，中國拍的動畫裡面，最近20年來，幾乎沒有創造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物。而內容更是看著想吐的感覺。。。我印象中除了葫蘆娃我印象最為深刻以外，對其他國產動畫幾乎沒什麼感覺。

此外更不要說，動漫產業所必然帶來的一些相關的周邊產品，比如公仔，模型等等，甚至一個書包，一支筆都可以和某個動畫或漫畫聯系起來，但是這一點上，國產漫畫/動畫創造出來的品牌，消費面窄的可憐，除了一些小學生，還是3年級以下的，幾乎不會有更大年齡的人選購。。。

所以，中國動漫產業與日本動漫之間差距太大了，可以說是無法相提並論，比較的意義是0。
倒不如拿日本動漫比較美國動漫還有些價值，兩者風格絕然不同，而且也都發展時間較長遠。美國的漫畫發展時間似乎更久，而且經典的漫畫也早日本多年就搬上熒幕，比如我們熟悉的超人，蜘蛛俠，綠巨人等等。而日本動畫在15年前就已經打入歐美市場，因為無論是畫風到內容模式，思維方式都極大的不同，所以在動漫領域，也算是兩種文化的碰撞，比較有說頭。。中國動漫產業根本沒幾個人在搞，到今天也不清楚風格是什麼，很少聽說過中國有誰畫漫畫比較有名的。更可悲的是，我們的很多好的故事題材，比如花木蘭，三國，水滸，封神榜等等，都要給日本美國，才能拍成寫成能讓人看的動畫漫畫。。。。

另外我感覺，大陸的漫畫還不如香港的漫畫產業發達呢，雖然我極其討厭香港這種漫畫（多為武俠為題材）的畫風，但是人家至少還有市場，年輕人至少每個人也都買回來看上幾本，而且各大報攤就有出售的。。。

⑩ 為何日本的文化產業如此發達

日本傳統文化的發展主要在於環境上，他們對於文化的教育和培養下的力度都非常大，在甲午中日戰爭以後，我們賠款日本的那麼多的白銀，結果全部用在教育上。教育的發達導致日本現在文化產業的發達，經常說的一句話叫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不是短視的，我國現在的教育卻很短視。主要是在文化課街上的比拼，實際上這是沒有意義的，學生學了十幾年以後，對學習這個事情失去興趣，那麼，這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因為他以後還有五六十年，他一點都不願意學習，提到學習就頭疼，這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兒。

其次就是國家的提倡，國家在文化教育上的投入和提倡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因為這個就像是舉國體制。國家每年舉辦文化活動，給予資金和宣傳上的支持，更多的是氛圍的營造上，導致了很多的日本人熱衷於文化的學習和精力上的投入！讓很多人沒有後顧之憂，沒有精神上的壓力，所以，很多人覺得掙錢不是最主要的目的，更多的是心靈上的碰撞！所以，日本的文化才會如此的繁盛，尤其是漫畫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