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化產業市場

⑥ 中外城市文化產業的差距

中外城市文化產業的幾點比較

上述表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文化產業已經取得了相當程度的發展，但是，與一些發達國家城市相比較，仍然存在著一定的差距。

第一，與西方發達國家城市相比較，作為聯系城市文化產業和城市居民文化消費橋梁與紐帶的中國城市文化市場，發育還不夠完善。歷史表明，西方城市市場(包括文化市場)的發展，乃是一個哈耶克所說的「擴展的自然秩序」的過程。按照哈耶克的觀點，沒有人能從某種基本原則出發精心設計出一種理性的秩序。擴展的市場自然秩序是在長期的競爭和交換過程中形成的，而且只有在市場秩序的出現過程中才能說明市場秩序。擴展的市場秩序之所以能夠產生高效率，其重要原因即在於它包含著一套讓人們去自由選擇的制度，它既是人們自主創新的產物，同時又為人們的自主創新活動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有了這種擴展的自然秩序，不僅大大小小的比爾·蓋茨們能夠愛財且取之有道，而且成千上萬的平民百姓都可以尋找到自己的謀利之徑。另一方面，擴展的市場自然秩序的形成，必然是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西方發達國家城市市場(包括文化市場)的發展史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經過幾百年的自然演化過程(擴展的秩序)，一個包括文化市場在內的城市市場已經在西方發育成熟。在當代西方發達國家城市中，不僅文化產品市場、文化服務市場十分發達，而且文化要素市場如文化資金市場、文化藝術設施市場、文化藝術人才和勞務市場、文化中介市場、文化產權市場、版權市場等也已十分發達。與此相比較，中國城市文化市場的孕育和發展還只有20餘年的歷史。正因如此，雖然如上所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文化市場發展十分迅猛，但中國目前的城市文化市場必然是不成熟、不完善的，與西方發達國家城市相比必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作為文化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文化要素市場（如文化中介市場、文化資金市場、文化產權市場）雖然已在中國部分城市(如上海、北京、廣州等)開始逐漸地孕育和生長，但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仍然顯得十分滯後。這種狀況無疑阻礙了文化市場的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和流通，限制了中國城市文化市場、文化產業的進一步發展。雖然，一般來說，市場的發育具有階段性，商品市場的發育和成熟要優先於要素市場，只有在商品市場初步形成之後，要素市場才能發展起來。但實際上，一個完整的、成熟的城市文化市場應當包括文化要素市場。比如，如果沒有允許資金橫向流動的資金市場，城市文化產業結構調整和文化資源優化配置就難以實現；如果沒有文化產權市場，那麼城市文化企業之間真正的產權交易、兼並和聯合就無從進行。因此，從現狀看，對中國城市文化市場的開發和培育，尤其是對文化資金市場、文化藝術設施市場、文化藝術人才和勞務市場、文化中介市場、文化產權市場、版權市場等要素市場的開發和培育，已變得刻不容緩。

第二，與西方發達國家城市相比較，中國城市的文化經濟體制還存在著與城市文化產業發展不相適應的方面。在西方，經過相對漫長的歷史過程，已經建立了一整套有利於城市文化產業發展的文化體制。如英國廣播公司(BBC)本身既是業務部門，又是管理機構，它的理事會是最高權力機構，由12位社會上有名望的、有代表性的人士組成。理事會有權決定廣播電視的方針，任命管理日常事務的總經理。1996年BBC實施了其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機構調整，以期解決機構臃腫、效率低下等問題。在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ission，FCC)由7名成員組成，其任務是「以適當收費向國民提供恰當的設施，使其能夠迅速而有效地利用國內外有線和無線通信及廣播業務」。它不僅具有監督權，還有規則制定權和裁決權，如頻帶確定、頻道分配、許可證授予以及廣播時間、電力、呼號分配等等。不僅如此，西方發達國家還制定了一系列有利於城市文化產業發展的、比較完善的文化經濟政策。如前所述，法國規定，所有的企業都要交18．6％的增值稅，而文化企業僅交7％的增值稅。在義大利，經濟企業(除食品部門之外)增值稅率均為19％，而文化企業的增值稅率僅有9％。英國對書報刊實行零增值稅，將其作為與食品和兒童用品並列的不多的免徵增值稅的商品之一。在法國，征繳電視台營業總額5％和電影錄像出版版權轉讓費2％的稅收，用於專項補貼電影生產。在義大利，雖然對於電視採取免稅政策，但規定收費電視台要撥出10％的收入用於電影拍攝，同時規定收費電視台投拍電影的金額不能低於影片費用的20％。

西方發達國家正是依靠不斷的文化體制改革以及一整套稅收政策、法律法規、優惠政策等，有力地促進了城市文化產業的發展。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雖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文化體制和文化政策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但仍然存在著一些較大的問題。如，目前社會上還沒有一套完整的城市文化產業支持和配合政策；還沒有建立與產業政策配套的保障體系；有關經營主體的市場准入、市場競爭、市場退出的規則尚未形成；文化稅收政策也不夠完善；文化市場管理往往由於受執法職權的限制，而不能及時有效地查處、制止已經發現的違法經營活動等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從計劃體制沿襲下來的諸如政企不分、政出多頭、各自為政等中國城市文化體制上的深層次問題，至今還沒有完全解決。毋庸置疑，這些都將成為中國城市文化產業進一步發展的巨大障礙。

第三，與西方發達國家城市相比較，中國城市文化產業的規模顯得十分弱小。正如前面所述，在西方的一些城市，文化產業已經成為城市的支柱產業，並且出現了一些全球性的文化企業集團。如當今世界全球性商業傳媒企業由9大傳媒巨頭把持，俗稱「第一板塊」(first tier)，其中最大的傳媒集團時代華納1年的銷售額為排名第50位傳媒公司的50倍。更重要的是，9大傳媒巨頭擁有全球性的分銷網路，比如，9大傳媒巨頭所控制的5家音樂公司佔有世界音樂市場80％的份額，主導好萊塢票房收入的所有製片商都與這些傳媒巨頭有關。與之相比，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市全市1998年文化產業的銷售額僅為100多億元人民幣，不僅與時代華納、迪斯尼、新聞集團、貝塔斯曼等巨型文化產業集團不可同日而語，甚至還不如好萊塢一部大片的票房收入(如《泰坦尼克號》的全球票房收入是20億美元)。再如，中西城市廣告業、圖書印刷業等規模上的差距也非常明顯。1998年美國廣告投入高達793億美元，而1998年中國廣告的營業額是537．84億元人民幣；德國的貝塔斯曼出版集團的資本總額為500多億美元，而中國當今最大的出版集團——世紀出版集團的注冊資金則僅為1億人民幣；早在80年代美國的城市印刷業營業額已經超過500億美元，而1995年中國城市印刷業的總銷售額僅為43．66億人民幣。中國和歐美城市文化產業發展水平的差異，由此可見一斑。

第四，與一些發達國家城市相比較，中國城市文化產業提供的文化產品還不能完全地滿足城市居民多樣化的文化消費需求。比如，在韓國，20世紀80年代每個城市居民看演出1．5場，隨著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城市化水平的提高，25％的人口集中在漢城，加上大力發展旅遊業，吸引海外遊客，1995年到1998年穩定在每年人均看演出2．6場。其主要的對策之一就是根據不同觀眾對流行音樂、西洋古典音樂、傳統戲劇、馬戲魔術、韓國民間音樂、韓國宮廷音樂舞蹈等的不同愛好，調整檔期、院線、票價和宣傳手法。比如韓國人喜愛的傳統舞蹈《四物游戲》，就是根據20世紀90年代觀眾的興趣，演化出不同的種類，有專門招待外國遊客觀看的古典型舞蹈，有適應青年人的現代型舞蹈，也有適應中老年人觀看的且歌且舞型節目，至今久演不衰。在歐美城市，廣播電視業、報刊業、圖書業等的一個重大發展趨勢，就是根據不同受眾的特點、興趣和需要，確定一種特定的對象，瞄準更加細分的受眾。正如Eric Zom所說，「由於目標縮小，廣告資本的投入會有效地發揮最大的作用……我們正在靠近所有廣播節目人不言自明的目標：創立一個電台。目標如此明確，以至於聽眾再也不需要被迫等待他希望聽到的歌曲。」在中國城市，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市民在階層、職業和收入上的差距逐漸拉開，文化趣味上的差異也日漸明顯，但是城市文化產業的市場細分還不能與之同步。據調查，北京市觀眾有31．8％表示基本同意、9．2％表示同意在北京電視台播出的節目中存在嚴重的節目內容和形式彼此重復和雷同的問題；30．1％和8．5％分別基本同意和同意北京電視台在節目編排上重點不夠突出；31．8％和14．8％分別基本同意和同意北京電視台的幾個頻道之間缺乏必要的分工，頻道特色不鮮明。另據上海市社會科學院的一項調查，越是收入在中等以上的家庭，越是對目前休閑娛樂生活的質量表示強烈的不滿意，認為家庭休閑活動的質量大大落後於物質消費、情感生活和性生活的質量，觀看演出和參加文化娛樂的機會也非常少，特別是消費比較前衛的都市白領群體，更覺得適合它們的演出太少。因此，如何適應都市不同市民的文化趣味，推出新的文化消費樣式，以吸引不同的文化消費群體，無疑是中國城市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面臨的一個難以迴避的重大問題。

⑦ 據聯合國統計，全球文化產業創造的財富已大大超過製造業，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美國文化產業占整

⑧ 如何看待全球化時代的文化產業的

文化全球化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包括經濟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觀念全球化，具有客觀必然性、歷史動態性和全面開發性的特徵。
文化民族化和文化全球化是一對矛盾，對於文化民族化，人們比較認同，但對於文化全球化，人們的歧見頗多，因此，有必要在此強調說明。
一、文化全球化的含義
文化全球化亦可簡稱 「全球化」，是指在全球經濟、政治、觀念的交流、交換、交往日益發展的情勢下，世界各國之間在經濟、政治、觀念等諸多領域內不斷加強合作，形成了相互依賴、相互影響、共同行動、共同發展的過程及其趨勢。全球化本質上是超越任何民族、地域、國家制度的限制，使人類活動越來越高度社會化的歷史過程。
二、文化全球化的內容
文化全球化的內容十分復雜，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基本方面：
（一）經濟全球化
經濟全球化是文化全球化的基礎、動力、主導方面和最主要的內容，它是指各種物質文化生產要素或資源在世界范圍內的自由流動以實現生產要素或資源的最佳配置，最終形成投資、生產、貿易、市場、金融全球化的過程。其具體內容包括：第一、生產全球化。從20世紀以來，由於科技革命和科技創新的推動，各種生產要素大規模、全方位地跨國界流動和配置，在全球化范圍內的國際分工進一步分化、細化和體系化，從而使全球的生產形成了一個有機整體，而各個國家、各個地區的生產活動，僅僅是構成全球生產整體的一部分。第二，金融全球化。「二戰」結束以後，受市場需求和投資利益的驅動，大量的貨幣在發行國之外廣泛流通，國際金融資本的巨量積累和高速流動促進了國際金融組織的形成與發展，國際貨幣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在國際金融合作與協調方面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國際金融市場形成並對各國金融形勢產生著愈來愈大的影響。第三，跨國公司在世界經濟活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所謂「跨國公司」，是指在本國設立總部，而在其他國家廣泛地設立分支機構，進行跨國越國界的生產經營活動的國際性特大企業。跨國公司是經濟全球化的產物，同時，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跨國公司日益成為國際經濟領域里的支配力量，從而進一步推動了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因此，美國著名學者索羅斯將經濟全球化定義為：資本的自由流動和全球金融市場及跨國公司對各國經濟日益加強的支配。第四，世界統一大市場的形成與發展，當代世界內市場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全球統一大市場，其重要特徵是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接軌，並日益融入國際統一市場之中，各國的國內市場已經成為世界統一大市場的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國際貿易組織的形成並在國際貿易活動中發揮組織者和領導者的作用。世界貿易的規模急劇擴大、市場規則的全球統一、市場組織的全球調節、市場結構的全球包容和市場交易的全球發展等等，這些都構成了世界統一大市場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內容。
（二）政治全球化
經濟全球化對國際政治力量的結構和國際政治關系的演變也產生著重大的影響。基於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引起各國政治交往的范圍的日益擴大和程度日益加深，出現了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相互滲透，國際組織和國際協調力量起著愈來愈大作用的趨勢。各國政治生活也隨之遇到了愈來愈多的相關性問題，比如政治民主化、法治化等，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凸現了各國政治生活的共同性。這就是所謂「政治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實質上是一個全球政治協作化的過程，首先表現為各國政治行為的全球協作。由於經濟全球化的加速，出現了諸如環境、資源、出口、國際犯罪、恐怖主義等全球性問題。各國政府所面臨和關注的共同問題日益增加，需要政府間協商對話、共同合作才能完成的項目更是急劇上升，這是政治全球化的重要內容，也是政治全球化的重要條件。其次是法律國際化和各國政策的全球協調。隨著世界統一大市場的形成和國際貿易活動的日益頻繁，人類不斷跨越空間障礙以及社會制度和觀念形態等方面的障礙。各國法律需要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充分的交流、溝通，彼此之間需要相互借簽和吸收優秀法律成果，在法律理念、法律價值觀、執法標准與原則乃至於法律監督等方面達成了更多的共識，被各國政府普遍承認的國際法內容日益豐富。從國內層面看，各國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出現了一股以市場為導向的法律改革浪潮，努力使國內立法與國際通行法規接軌，以保證資本的跨國界自由流動和世界范圍的貿易自由。在國際層面，以聯合國為主幹的全球性國際組織在國際立法和執法活動中發揮愈來愈重要的作用，世界貿易組織通過的以保障市場准入為核心的《服務貿易總協議》（GATS）、《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和《與貿易有關的投資協議》（TRIMS）可以說是法律全球化的典型例證。同時，各國的政治行為和經濟政策也必須符合國際條約、協定和規范，從而出現了各國政策全球協調的趨勢。第三是政治文化的兼容性日益增強，具體表現為各國在政治心理、政治觀念、政治態度上的相互認識、相互理解、相互滲透、相互認同的程度逐步加深，其政治文化的共同性因素日益增多。
（三）觀念全球化
所謂觀念全球化，即精神文化全球化，相對於經濟、政治全球化而言，也可以稱為狹義的文化全球化。觀念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的反映，表現為各國之間，各民族之間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相互傳播、相互交流、相互碰撞、相互吸收、相互認同、相互融合的過程和趨勢。經濟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極大地促進了精神文化全球化的形成和發展，尤其是經濟全球化對精神文化全球化的推動作用更為明顯。隨著生產要素的全球配置、國際資本的全球流動，統一世界大市場的形成以及信息網路技術的發展，加上現代大眾傳播媒體的大力推動，不同國家和民族文化之間必然在全球范圍內發生交流、碰撞、吸收、融合，各個民族優秀文化得以在全世界范圍內交流與共享，從而形成並加速了精神文化全球化的趨勢。精神文化全球化的實質是全球觀念文化整合化。所謂觀念文化整合化是指不同類型文化之間的互補共處與和諧協同，作為文化全球化重要內容的精神文化整合是一種全方位的整合。從地域上說，包括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整合；從民族屬性上說，包括本民族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的整合，從主體層次上說，包括個體文化與群體文化以及人類文化的整合；從文化性質上說，包括自然科學文化與哲學社會科學文化的整合；從文化內在結構上說，包括各國和各民族在價值觀、思維方式、知識結構諸方面的整合等等，所有這些文化整合，構成了精神文化全球化的基本內容。
總之，文化全球化是由經濟全球化、政治全球化、觀念全球化三個基本方面構成的有機整體，其中，經濟全球化是文化全球化的基礎，政治全球化是文化全球化的保障，觀念全球化是文化全球化的靈魂，三者互為條件，辯證統一，不可分割。
三、文化全球化的特徵
文化全球化具有客觀必然性、歷史動態性、全面開放性等基本特徵。
（一）文化全球化具有客觀必然性
文化全球化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趨勢和時代潮流。從根本上講，文化主體之間的聯系是生產實踐發展的必然要求和客觀趨勢，作為文化全球化基礎的經濟全球化則是物質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發展的必然結果。物質生產力的發展逐步造成了社會分工的普遍化，同時也造成了社會交往的普遍化。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方式第一次沖破了民族國家之間的壁壘，使社會分工和社會交往出現了國際化趨勢，由於先進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越來越高度社會化的大工業完全依賴於世界市場、國際交換、國際分工與協作。隨著經濟領域交往的普遍化，必然帶來政治領域和精神文化領域交往的普遍化。有的學者從歷史和現實的全球化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並獲利這一表象出發，否定文化全球化的客觀必然性，這是不科學的，事實上，社會發展客觀必然性的實現正是通過人（包括民族、國家及其政府）的自覺活動而開辟道路的；但決不能因為人的自覺活動而否定社會發展的客觀必然性。
（二）文化全球化具有歷史動態性
文化全球化是一個漫長的逐步推進的動態的歷史過程，到目前為止，它已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從17世紀到19世紀60年代，這是全球化的初始階段或萌芽時期。由於美洲的發現、繞過非洲的航行、世界市場的開辟以及以蒸氣機為中心的第一次技術革命的興起，生產力的質變與擴張，便開始出現了「生產與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經濟全球化趨勢。這一時期的世界經濟的主要特點是國際貿易、商業資本的全球化。當時，「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物質的生產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這一時期，文化全球化處於萌芽狀態。第二階段，從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40年代，這是全球化的正式形成和緩慢發展階段。由於以電力、汽車、飛機為主要標志的第二次技術革命的出現，推動了世界經濟、政治不平衡發展，新興的資本大國同老牌的資本大國重新分割世界殖民地市場，使殖民地經濟「變成了世界金融資本活動的中心環節」。文化全球化的趨勢十分明顯地表現出來了，這一時期，出現了借貨資本全球化，資本主義國家對外經濟關系的顯著特點是以商品輸出為主，發展是以資本輸出為主，這是文化全球化正式形成的主要標志。第三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即20世紀40年代中期以來，是文化全球化加速發展的階段，在這一時期，原有的殖民地體系瓦解了，以西方國家為主導建立了若干全球性的經濟組織，諸如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稅和貿易總協定（後改為「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同時，西方發達國家的眾多跨國公司開拓了全球性的消費市場，產業資本也全球化，以跨國公司為中心，把生產搬到國外，利用當地的原材料和勞動力為世界市場提供商品。由於以電子計算機、互聯網等為主要標志的第三次技術革命的發生和發展，形成了生產經營跨國化、信息傳播全球化、科技與產業轉移全球化以及商品、資本、外匯市場全球運行為主要內容的經濟全球化的新趨勢。現代經濟全球化已經成為商業資本、借貸資本和產業資本這三種資本形態完備的全球化。然而，經濟全球化不可能只是一種純粹的經濟活動，必然影響到政治、法律和倫理、宗教、文藝、教育和科學及哲學等意識形態領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政治全球化和精神文化全球化的趨勢。目前，文化全球化呈現出向深度和廣度加速發展的趨勢。
（三）文化全球化具有全面開放性
隨著人類社會不斷跨越空間障礙和社會障礙，逐漸向全球范圍輻射擴展，世界文化發展的主要特點呈現出從傳統封閉型向現代開放型演變。在以農為本的時代，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把人類社會分割成各個狹隘民族區域，閉塞是各國、各民族文化歷史的特徵。資本主義大工業的發展從根本上打破了這種封閉狀態，西方工業世界憑借對農本經濟國家的明顯優勢，向世界各個地區展開猛烈的擴張，打開了一個又一個閉關自守的農本國家的門戶，促使傳統的自然經濟和專制制度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所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動的、被強加的。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才主動地走出自我封閉和孤立狀態，主動地打開國門對外開放，實施外向型發展戰略，參與全球化進程。不僅在經濟領域對外開放，而且出現了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全面開放的新景觀

⑨  如何看待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文化產業佔世界文化市場份額中國僅有3%。美國佔有一半。

無所謂了。
1、佔多大比例，這個沒有多大關系。
2、這些統計的方法、方式都不一樣。只能參考，不一定值 得學習。
什麼產業，都要均衡發展，不能出現一支獨大的現象。美國的製造業空心化，就不是一個好現象。

⑩ 美國文化產業的發展狀況 急需!!!!!!!!!!!!!!!!!!!

在冷戰時代結束之後，美國作為一個文化產業大國的地位冉冉升起，人們驚呼——難道世界文化已經「美國化」了嗎？這究竟是一種文化「全球化」，還是一種「文化帝國主義」？如果是文化「全球化」，那是否就是一種「美國製造」的全球化？如果是「文化帝國主義」，那麼，美國文化究竟能否代表一種文化「普世主義」？進而帶來的思考是，為什麼美國這個只有幾百年文化史的國家可以利用全球的文化資本，而中國這個千年的文明古國卻用不上？這裡面的深層原因在哪裡？
從「他者」地位對這種文化同質化的憂慮，恰恰證明了美國文化已佔定了全球文化輸出的高地，文化產業已經取得了全世界的霸權地位。這不僅是由於全球政治格局的深刻變革（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不僅是由於經濟全球化的充分擴張（美國領導著全球經濟浪潮），而且更有其文化自身的意義。尤其是近些年來，美國文化產業的經營總額高達幾千億美元，其中，好萊塢的巨制電影、三大電視網的娛樂節目、時代華納的流行音樂更是侵佔了營業額的大頭。在每年美國商品的出口項目當中，文化產業視聽產品的出口額（緊隨航空業和食品業之後）總是名列前茅，它同時為美國國內提供了1700多萬個就業崗位。就拿紐約市來說，唯一能與華爾街的經濟效益抗衡的恐怕只有文化產業了，每年就約有上百億美元的資金在文化市場中流通。由此可見，在美國文化產業所需的成本中，無論是資本的投入和產出，還是技術信息抑或人力資源，都在全世界獨居榜首。

那麼，人們不禁要問，美國文化產業何以雄霸全球呢？從各自的領域出發，經濟學家、政治學者和文化學者或許都會提出自己的答案。但他們都不會否認，這種產業霸權地位的取得是由商業、外交、政策、技術和文化等各種因素雜糅在一起而共同成就的。

（一）自由經濟與跨國資本互動

文化產業，首先就是一種產業化的商業形式，它必然受到整個美國經濟的統領和牽制。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尤其是柯林頓政府上台後，美國特別倡導一種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這就為文化產業的擴張提供了經濟基礎和政策支持。或許可以這樣說，自由主義經濟就是支撐美國文化產業的構架。與此同時，文化產業所產出的是一種文化，因而，「資本主義，從消費文化的視角看，就不僅僅是個經濟系統，而且是一種幾乎使每種事物都服從於消費的文化」。[①] 可見，文化產業所遵循的是一種「文化經濟學」原則。

20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在美國執政者看來，經濟全球化已經成為一種大勢所趨，而美國更應該在其中成為領銜者。歐美執政的新保守主義政黨、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人們，都竭力為這種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搖旗吶喊。跨國公司的經營者、發達資本主義的政治領袖，他們異口同聲地為這種資本的全球贏利而喝彩。他們都認定，經濟全球化會促進整個人類的福利的巨大發展，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均會從中收益，它不僅會實現經濟上的「雙贏」，而且還會帶來政治和文化上的「互惠」。在這些倡導者的聲音背後，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式是主導性的。在2000年召開的達沃斯國際會議上，美國總統柯林頓堅定地認為，全球化對每一個參與夥伴都是福音，全球化打破了國家間的壁壘，使經濟運作方式發生了革命性的變革。他的論據是，過去幾十年中，只有推崇國際貿易「自由化」的國家才真正獲得了成功，才能踏上富裕之路，「開發市場」和「自由貿易」是促使全球繁榮的最好方式。[②] 這是對美國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最佳表達，它暗含的意義是：要想全球化就要經濟自由化，經濟自由就要順應市場規則來行事，而美國則自然能以其強勢經濟而在所謂的「自由競爭」中占據主導。

就在同一會議上，形成尖銳對峙的是，印度尼西亞總統卻激進地表示「發展中國家正面臨著全球化的陷阱」。會議的東道國瑞士聯邦主席奧吉也清醒地旁觀道，許多人對經濟全球化抵觸，是因為它造成了貧富差距的越來越大。這些批評全球化的人士認為，全球化進程帶來的好處過多地流向了發達國家，而且制定的游戲規則的是那些富裕國家。本來全球化應該是世界大同，但現實卻是金融市場對一個個經濟體的蹂躪，外國競爭對手擠垮本國企業，以及發達國家所做的決定把一個個社會搞得翻天地覆。這些異議的聲音，主要來自那些人口佔多數、經濟落後的發展中國家，他們迥異的立場與歐美諸國形成爭吵之勢。他們的論證邏輯就是：全球化，究其實質是一種美國的全球化，經濟全球化就是美國的經濟侵略。

文化問題也如出一轍，但卻有其特殊的地方。有趣的是，對美國文化全球化意見頗大的，反倒不是那些第三世界國家，而是那些歐洲盟友和美洲鄰居，它們倒具有更高的文化自覺。1998年6月，在加拿大的渥太華召開了一次由19個國家聯合參加的會議，會議的參與者既包括英國這樣的歐洲文化大國，又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和巴西這些近鄰國家，議題就是討論美國文化入侵的問題。從策略上來說，該次會議的主要探討了——如何減少由降低貿易壁壘而帶來的外國文化入侵。在此次會議不久之前的斯德哥爾摩，聯合國也曾召開了一次主題相近的會議，該次會議迫切希望在「多邊貿易協議」中增加關於文化產品的特殊條款，甚至將文化產品從這一全球貿易協議中刪除掉。這就形成了美國一家與其他國家相互對峙的觀點，在美國的眼光看來，對文化這種特殊的資源需要設置壁壘嗎？答案是否定的。但實質上，如今的文化資源在早已成為了一種特殊的經濟資本，在處於下風的諸國看來，至少對文化產業實施貿易限制是必需的。好像惟獨在文化問題上，山姆大叔失去它所有的經濟聯盟和政治盟友，而幾乎成為孤家寡人。這又是為什麼呢？顯而易見。美國要求將自由經濟的策略在文化產業領域照常適用，認為自由貿易是民族國家間協同的最基本原則，文化當然不能逃離在外。而在反對國家名單中，既有那些支持經濟自由的「高生產—高消費」國家，例如法國首倡著名的「文化例外」原則，從而試圖將文化排除在貿易自由之外；又有那些對自由貿易持保留態度的低消費的國家，它們更多是訴諸於一種政治的呼籲。恰恰是這些文化上的反美呼聲，折射出美國文化產業在全球取得的文化霸權是多麼的強大！

然而，美國文化產業的神話就是美國經濟「自造」的嗎？商業事實恰恰提供了相反的答案，美國文化產業的投資者，無論是好萊塢的電影製片廠還是流行音樂的唱片公司，其實都是以外來跨國資本為主的。這就涉及到美國文化產業的政治經濟學問題。德國著名社會哲學家哈貝馬斯曾在1997年做過一份報告，他認為全球化是「世界經濟制度的結構性轉變」，主要依據於國際貿易、金融市場、跨國公司、高技術產業等層面的不同指標來運行。[③] 依據於此，我們來勘查美國文化產業之所以雄霸全球的主要經濟原由。

首先，在對外貿易方面，美國文化產業依賴於國際貿易的全球互動的趨成，這是美國文化產業最具優勢的方面。

只要一想到經濟全球化，人們自然就會想到商品「賣」的方面。的確，美國文化產業給人最初的印象就是美國文化商品的四處泛濫，好萊塢的大製作電影、FOX的電視新聞、MTV頻道的流行音樂、《時代》雜志封面、ESPN的體育直播、廣告形象和包裝形式、牛仔褲風格......都被打上了「美國製造」的商標。而且，這種文化商品的傳播又跨越了地域時空的限制，在地球衛星的覆蓋之下，可以說五大洲的每個角落美國文化都能達及，難怪根據1994年的報道美國CNN電視網已經在南大西洋上的聖核勒拿島（或許是世界上最後的一個偏僻的角落）上著陸了。但是，由此就得出結論說，這是美國文化產業單向輸出的結果，恐怕還為時過早。因為，國家貿易本身是個雙向的過程，在經濟全球化時代貿易的互動方面體現得尤為明顯。哈貝馬斯說得好，「市場全球化」的第一項指標就是「國際貿易，尤其是工業產品貿易在不同區域市場上的地理擴展和相互影響的加強，促使各國國民經濟日益依賴於世界經濟。同時，貿易的內涵發生變化：新的信息通訊技術的應用使勞務貿易國際化，使遠距離的生產、倉儲和消費成為現實」。同理可見，美國文化產業的全球化首先就是指文化貿易在世界范圍內造成的文化相通與流動，這是一個不平衡的過程，主要是美國以其文化產業優勢向那些文化低勢國家傾銷。與此同時，美國仍是一個較大的文化進口國，比如美國每年要向國外購買20億美元的西班牙歌曲，美國西班牙語電視節目的市場空間也頗為巨大。而且，由於語言和風俗的民族差異，並不是所有的美國文化商品都能在其它國家取得市場成功，這里還有一個本土化過程中文化強化與弱化的問題。但美國文化產業在全球貿易中的確是最大的贏家，它的霸權地位至今在世界上無可匹敵，這種霸權所依賴的首要就是全球化的貿易。在美國文化產業的製造方面，整個文化產業也並非是完全「國產」的，而是特別依賴於「勞務貿易國際化」。近年來，由於美國本土的製作成本日益升高，因此很多文化產業都在本土創作的同時，將錄像製品拷貝之類的工業遷至那些低成本的國家去完成。這就使得美國文化產業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是全球貿易輸出，以供全世界的更多消費大眾去消費；另一方面則是全球文化生產，以使美國文化產業投入再生產。最近的例證是，美國電影業已經開始把生產製作移至本土之外，以降低電影製作的巨大成本，同時利用第二市場試圖通過隨機價格來增加收入，這便是一種全球生產與銷售一體化的商業策略。

其次，在資本支持方面，美國文化產業依賴於金融市場的全球緊密流動，這種依賴是在一定程度上實現的。

所謂經濟全球化，主要是指世界各國和各地區的經濟相互關聯、相互促動、相互融通，從而趨成世界化之經濟整體的過程。具體來說，經濟全球化就是經濟活動在全球范圍內的相通與互動，是世界市場和國際分工的全面形成以及資本、商品和人員等自由流動的跨國化。其中，全球化的金融市場佔有至關重要的地位，它的全球化的程度最深。美國文化產業便是其中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如若沒有大量資金的投入，整個文化產業的運作便無從談起。哈貝馬斯指出，「市場全球化」的第二項指標就是「金融市場的全球網路化推動了短期投資，加速了資本流動，致使流動性成為增強的資本更容易擺脫各國稅務部門的監控；各國政府本身則遇到國際貿易的壓力，後者能對利率和預算作出反應。」只有在金融全球化時代，美國文化產業才能獲得了更大的資本來源，從而在國際市場上繼續立於不敗之地。事實證明，近些年來美國好萊塢影片的製作成本越來越高，那些更重人文內涵的小製作影片則受到排擠，大製作影片的投資達到了天文級的數字。那麼，這些膨脹的資金必定被製片商轉嫁給市場的資本融合，依靠強有力的金融市場來支撐美國電影產業。只有在這個時期，才能出現象《泰坦尼克》這樣的超億美元的大手筆，當然，面對全球票房的18億美元的總收入，這一投資又是小巫見大巫了。而這種大收益，較之普通商業盈利更為巨大和迅速，這更加劇了投資者對美國文化產業的信心，大投資的持續使得文化產業在美國經濟總產值中的地位居高不下。而且，「國際金融在80年代成為一項有巨大創造性的業務，有許多新的、常是大膽的發明設施和一些新市場的創造。在此工作不僅需要技術設備的良好狀況，需要新型的經驗，還需要非常專業的跨國的亞文化。在這些亞文化中，這些發明可以傳播，被人們接受、獲得成功，直至被購買」[④] 美國文化產業不僅受益於各種發明設施和市場創造（如科幻電影《侏羅紀公園》對電腦特技的利用），而且依賴於全球亞文化群體的共同支持（好萊塢網羅了世界各地的IT人才），這些都與金融全球化密切相關。

再次，在運作機制方面，美國文化產業依賴於跨國公司的增多及其外來投資的增長，這是最為關鍵的一個方面。

在很大程度上，如今的美國文化產業更多是由跨國公司來運作的，而這些跨國公司的大部分又都不以美國為主體。這似乎是一種悖謬：美國文化產業既然背靠跨國公司從全世界獲利，但最終控股的公司卻掌握在其它國家商人的手中，雖然對國家而言美國仍是最大的收益者。在好萊塢最具實力的電影製片廠之中，哥倫比亞三星（Columbia Tristar）的老闆是日本的sony公司，福克斯（Fox）的老闆則是澳大利亞的新聞集團（New Corporation）。在流行音樂產業部門更是如此，除了美國的WEA公司之外，更多在美國市場上賺取鈔票的是日本的Sony、荷蘭隊Polygram、德國的BMG、英國的Thorn -EMI公司等等。難怪哈貝馬斯認定「市場全球化」的第三項指標就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歸因於跨國公司的增多。這類公司在作決策時日益不依賴於所在國，因為它們能夠採用新的撤資辦法（並以此相要挾）。」顯然，在現代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的推動下，各種生產要素以越來越大的規模、越來越快的頻率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和重新配置，各國和各地區越來越被納入到不斷擴大的、日漸統一的世界市場經濟之內。美國文化產業得此風氣之先，它的電影與音樂等產業部門對外來資本的依賴尤甚。在外國某些學者如黑默林看來，「文化同步化的過程與資本主義的擴散，兩者自有關聯。......跨國公司是主要的玩家：『當代文化同步化的主要代理人，主要是大多數來自美國的跨國公司，它們設計了模擬全球的投資計劃與營銷策略。」[⑤] 但他們並沒有看到文化產業中的跨國公司很大部分都是非美國籍的，但這些跨國公司又都是受美國所馴化和支配的。美國文化產業的商業神話，背靠的不僅是國內資金的集中，而且更有賴於外來投資的激活和推進。

此外，在人力資源和物力資源方面，美國文化產業還依賴於文化人才與高新科技的輸入。這種勞動崗位出口和大眾傳媒的互動，在以下部分中將得到論述，這里恕不贅言。但毋庸置疑的是，美國文化產業霸權的獲得，主要依靠的是對外貿易的全球化、資本支持的全球化和跨國公司的商業運作，經濟因素對文化產業而言是首要的和基礎性的，這是一種全球化的「文化經濟學」。

（二）開放戰略與政治權利運作

雖然，美國文化產業以一種「文化經濟學」為基石，但它同時又相關於一種「文化政治學」。因而，對美國文化產業進行一番「政治文化」的考量亦是重要的，特別是解析美國獨倡的文化戰略更具有一種特殊的意義。所謂「政治文化就是指政治對文化的影響和文化對政治的影響。更專業地說，政治文化包括在社會的政治秩序中扮演角色的價值、信仰、觀念和實踐。」[⑥]

眾所周知，絕大部分的國家都設有專門統管文化事業的政府部門，那些政治一統型國家自不待言，即使是按經濟自由軌跡運行的國家如英法也是如此。反而，象美國這樣的政府職能完善的文化產出大國，卻單單沒有所謂的文化部。 「雖然各種（包括國家和亞國家）政府是文化政策形成的基本場所，但私人提倡也可能非常重要，在一些國家（例如美國）可能是最為重要。此外，獨立的組織，即非政府組織藝術家協會等，在政策形成過程中也可能具有影響力。近年來許多國家中經濟活動向私人方面的轉移，表明在文化政策的形成過程中，需要在政府、公司和社區外加入新成員，因為過去純粹以國家為基礎來制定文化政策的方法，已被更廣泛的跨地區和多層次的方法所代替。」[⑦] 更辯證來看，文化的「自律」發展仍需政策法規之類的「他律」來規約，只有在一定引導和限制的基礎上，文化才能獲得更健康的發展。但是，文化問題確實更具有全球性，文化政策的制定在某種程度上還要超出單純國家的限定，尤其在全球化的時代更是這樣。美國則是以一種極端的形式出現的，在政府職能上闋失文化之維，在文化政策上看似「無為而治」。

這在美國看來，自有其一套貫徹到底的邏輯：他們聲明之所以不設文化管理部門，甚至不制定文化政策，就是為了保護言論自由和產業自由。其實，以美國高仰著的眼光，是根本看不到那些邊緣化國家中文化問題之凸顯的，他們還感受不到那種民族文化受傾軋的危機，因此美國自身無需文化保護的策略。這就是中心與邊緣的不同的文化感知。然而，這種表面上沒有策略本身不就是一種文化戰略嗎？這種「無策略的戰略」不就是一種更有效的「無法之法」嗎？的確，美國這種開放的文化策略隱匿了更深層的意識形態性。這一國度盤踞著全球文化的制高點，本身就是全球文化游戲規則的操縱者。它即使無需任何一種文化政策，任憑文化產業隨著市場規則來獨自運轉，也會在全球市場中獨占鰲頭。實質上，這是一種更深層、更有效的文化霸權戰略。美國由於在文化產業上具有經濟主導性，因而，他們反倒無需文化上的特權，而只需其它國家和地區不設置文化保護之類的障礙即可。他們深知，自身不設文化監管部門也是一種表率，假若其它國家的政府也如法炮製，那美國將無疑是更大的受益者。由美國自身文化霸權所決定，在同樣多方位開放的文化市場之間，美國的巨大壓強必定使其文化向其它國家滲透和轉移，而根本不必擔心自身受欺的問題。這種驅除了文化限制的自由市場訴求，會為美國文化產業大開方便之門，其實就是要求文化服從於市場。這樣，美國的貌似空白的文化策略也就轉化為一種市場策略了，它是一種高度的「開放戰略」。

在全球化的時代，健康的文化策略就應當在政府與非政府之間取得平衡。除了傳統的政府間的文化交流之外，各種跨國運動和國際組織、亞社會和種族團體、跨社會的准團體、跨國公司和其它產業之間的夥伴關系，在文化政策中佔有愈來愈主要的位置。在當今美國，例如傳播者協會、文化組織者協會，藝術家協會這樣的專業群體和組織，它們的活動由於以籌款（而非贊助）形式進行從而獲得了獨立。但完全規避掉政府的治理，就會徹頭徹尾地遵循市場規則來運行，勢必會造成市場對文化的操縱，美國文化及其產業就是最明顯的例證。對其它國家而言，全球化的開放文化市場是一把雙刃劍，它或許可以產生創造性的積極影響，亦可能帶來相反的社會文化效果。這就要看，接受者對美國文化是消極的認同，還是真正的掌握了。但有一點是無可非議的，那就是要對美國文化產業（及其對地區文化的影響）採取辯證態度，趨利避害，以便制定相應的文化政策來保證文化生長和經濟繁榮。

美國政府雖然沒有文化部門，但卻對文化產業給予了鼎力的扶持，否則美國文化產業也不會具有如此龐大的規模。然而，這種支持是並非是（來自政府）自上而下實現的，而是自下而上來完成的，政府只是提供了寬松的外部環境和嚴格的法律保障。在這種自由和安全氛圍的促進下，美國對文化產業採取的是多方投資和多種經營的方式，鼓勵非文化部門和外來資金的投入，難怪美國文化產業在世界上最依賴於境外的投資了，這凸現在美國文化產業經營的跨國化上。而且，只有這樣的投資環境才能吸引更大的投資，才能使流動的資本繼續集中在文化產業中尋覓商機。其實，美國政府仍沒有忽略對文化的政策性支持，他們用於資助文化事業的經費亦有嚴格的審批程序，先由政府核定，再由議會審查批准。如果政府和議會就某一文化議題產生爭議，那麼，法院將出面對沖突予以裁決。顯然，「三權分立」原則在文化領域亦貫徹到底了。在1999年，紐約市政府就曾為500個藝術團體撥款1400萬美元，以資助它們為市民的公共生活提供服務。美國政府更注重的是文化及其產業是否合乎法律的規范，凡是違法的政府有權給予取締，而對侵犯知識產權（如盜版）的行為更是嚴懲不怠。當然，美國這個法治國度對文化也有道德的監督，比如電影的等級制和MTV的監察制等等，在影視中對性和暴力的描寫到底要佔多大比重，一直是美國社會樂此不疲的爭論焦點。

在經濟支撐之外，美國文化產業帶有不可避免的政治因素，人們因此將其帶來的文化後果命名為一種「文化帝國主義」。顧名思義，「文化帝國主義」是文化話語與政治話語的結合，它強調的是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大國藉助文化產業來輸出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這一話語的言說具有多種途徑，根據湯林森的分析，文化帝國主義既是「媒介帝國主義」的一種話語，又是一種「民族國家」的話語，既是批判全球資本主義的一種話語，又是對現代性的一種批判話語。[⑧] 可見，無論是大眾傳媒還是全球經濟的視角，無論是民族性還是現代性視野，這些話語形式都是力圖站在（或本已站在）文化霸權主義之外，對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的文化強權採取了一致的批判態度，盡管出發點各不相同、內外有別。在根本意義上，我們所說的「文化帝國主義」是相對於早期帝國主義而言的，它不同於列寧意義上帝國主義時代的武力征服和政治干涉，而更加註重資本主義文化模式的入侵。簡言之，文化帝國主義就是以文化取代武力、政治手段的帝國主義，它是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畸形發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發現，僅僅動用武力來貫徹自身意志往往只能短期收效，而通過推行文化戰略來控制對方的文化才是長久之計。特別是文化產業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大量傾銷，已經成為美國最重要的文化滲透的手段，它在鶯歌燕舞中來實施文化侵略。這類文化滲透具有潛移默化性，它不強求外在的同一，而是通過使人們「心嚮往之」的方式對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道德信仰主動認同。從文化輸出來看，這種「主動」其實是一種「被動」，亦即對資本主義文化價值觀的被動服從，心甘情願地成為文化產業的順民。這樣，推行文化帝國主義的國家不僅在全球范圍內賺取了金錢，而且通過文化輸出鞏固了自身制度的統治。

在英國這個日不落帝國退居次席後，美國成為在世界上領導文化帝國主義的超級大國，它不僅倡導的聲音最響而且從中收益最大。美國當選政府很早就意識到了文化在其全球戰略中的份量，文化產業既是商業的搖錢樹又是政治的傳聲筒。早在1964年，就出版了這樣一份美國的外交事務委員會的報告——《贏得冷戰：美國的意識形態攻勢》，其重點是指出：「在外交事務中，有些目標通過直接和外國的人民接觸能夠比和它們的政府接觸更好地達到，在今天，通過通訊技術和工具的中介，有可能接觸到其他國家人口中重要而富有影響力的那部分人，從而給他們傳達消息，左右他們的態度，甚至能成功地促使他們採取某些果斷的行動。然後，這些團體就有能力對他們的政府施加相當大的影響。」雖然冷戰時代已經基本結束，但精明的美國執政者仍然看到了文化侵略在全球范圍內的功用，文化霸權從政治強權中脫胎出來。正如後來的一位美國政府的高參亨廷頓所見，也就是1993年發表的聞名遐邇的《文明的沖突》一文所表述的，冷戰後國際沖突的起因可以定格為一種「文明的沖突」，它將在歐美文明與儒教文明、伊斯蘭文明之間凸現出來。[⑨] 雖然，冷戰思維在這位哈佛大學教授腦中仍在繼續，但它的確看到了美國霸權在新時代的轉型。可以說，美國的全球戰略在從「強權性的霸權」向一種軟性的「滲透性的霸權」轉換。這不僅是美國自身權衡利弊的政治抉擇，而且也是冷戰後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動造成的。

實質上，美國倡導的文化帝國主義具有復雜的「縱橫結構」。一方面，就美國與以第三世界為代表的國家群體關系而言，美國文化帝國主義與這些國家形成「縱向」的等差關系。美國文化試圖控制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的文化生活系統，從而重塑受動群體的價值觀念、行為准則甚至社會身份，這是一種巨大的不對稱性。但另一方面，美國這種文化帝國主義還與那些發達國家形成「橫向」關聯，在冷戰之後這種關聯更加趨於一種互惠和雙贏。也就是說，不同於傳統霸權那種此消彼長、惟我獨尊式的爭奪，美國的文化霸權在同路者之間形成了一種文化向心力。面對美國的自由主義策略，那些與之差距不大的次等強國更自願地接受美國的文化領導，從而形成一種較為透明的權力制衡機制。但在20世紀九十年代後，美國與這些協同國之間的文化矛盾也日益加深，法國和加拿大政府公開聲明對美國文化產品（好萊塢大片、搖滾音樂等）採取抵制。盡管這種表態只是文化保護的一種姿態，絕非與美國文化的決裂，但全球文化帝國主義系統的確處在一種變動的格局之中。這樣，美國就受到了縱向和橫向兩類文化的反擊，美國文化產業在全球竟然有一種孤軍奮戰的性質。

從權力的視角看，美國的文化霸權是一種意識形態統治的工具，是美國輸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手段。根據伊格爾頓將「權力」概念加入「意識形態」概念中的新解說，所謂「意識形態是由權力迫切之需而產生的或被扭曲的一種思想形式......意識形態是各種話語的策略，它對統治權力會感到難堪的現實予以移置、重鑄、抑或欺騙性的解說，它竭力使統治權力得以自我合法化。」[⑩] 可見，意識形態與權力壓抑是緊密相連的，這種福柯意義上的「權力」在文化控制中形成一種四面擴張、無所不在關系網路，從而自下而上地支配著被控制者。美國文化產業就是如此，它在全球實施文化控制到哪裡，就同時將權力網撒播到哪裡。這種支配性的文化滲透甚至是無意識的，比如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的崇洋心態往往就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相比較而言，美國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化控制更為深入和強化，而在與之協作的次等強國中實現的則是一種文化的驅趕，亦即通過商業力量用自身文化占據對方的市場。但無論怎樣，美國文化霸權中的權力控制卻始終是無所不在的，它表現出一種文化政治與文化經濟學相結合的雙重問題。

最後，援引詹姆斯·彼得拉斯在《二十世紀末的文化帝國主義》開篇所說的一段話，來作為這種政治經濟學分析的結束語：「美國文化帝國主義有兩個主要目標，一個是經濟的，一個是政治的。經濟上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