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優勢與地區戰略產業發展

㈠ 比較優勢理論與中國對外貿易發展戰略有什麼不同

比較優勢理論是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基礎，它主要是指比較成本論與要素稟賦學說。根據該理論，各國要素稟賦的差異導致了要素價格的不同，而且各國產品的要素使用比例也不同，所以各國產品成本不同，由此國際貿易產生。比較優勢的貿易格局一般表現為，發達國家應出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而發展中國家應出口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品。80年代美國的波特教授提出了競爭優勢理論，即波特菱形理論。該理論要回答的問題是為什麼一國能在某個特定產業獲得長久的國際競爭力中國應當採取的對外貿易戰略中國既不應當採取片面追求擴大出口的對外貿易戰略,更不應當為了換取出口的擴大而過度開放進口。對國內市場和產業的保護必不可少,問題只是應當保護哪些產業,開放哪些產業的國內市場。
關於保護幼稚產業的理論分析指出,最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貿易政策是保護它們目前生產率相對較低、但是提高生產率的潛力又很大的產業,這些產業可以將本國產業的技術密集程度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在根據這種考慮來選擇貿易保護的對象時,中國有一個很好的參照系,那就是現在已有的產業結構。
在轉向改革開放政策之前,中國為了不受美國和蘇聯等超級大國支配,曾經致力於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工業系統,從而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它包括了幾乎任何一種工業部門。以現在甚至當時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來衡量,這樣建立起來的許多工業部門必定是產品性能和質量差、成本高從而缺乏國際競爭力的,生產要求的技術含量越高的部門情況越是如此。這在航空工業等部門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在實施改革和開放政策之後,這種部門的企業大都陷入了虧損的困境,成了經濟上的包袱。
從經濟發展要求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的角度看,這些現在還沒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技術產品生產正是中國今後幾十年的產業升級中應當大力發展的生產部門。一個產業的成長需要時間和經驗,決不是有了資金能夠買進設備就可以一下子辦成的。
台灣９０年代初期的經濟已經足夠發達,但是當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業時卻沒有任何基礎可作支持。當時台灣為了發展自己的飛機製造業,曾經想買下美國的麥道飛機公司,只是由於美國政府的干預而沒有成功。這個例子說明一個經濟體現有的工業基礎是多麼重要,它本身就是社會的一筆最為寶貴的財富。
如果我們採取適當的措施保護和扶植這些現在還沒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技術產品的生產,保存並發展其技術力量,將會大大加快整個國家技術能力提高的速度,並且為國家將來達到發達水平時的經濟准備好支柱性的產業部門。如果聽任這些現在還沒有競爭能力的部門在市場競爭中消亡,國家也還是要解決這些部門的那些往往是高技術的員工的就業和生活救濟問題,還是要背上沉重的經濟包袱。得失相權,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僅不放棄、反而要進一步扶植和發展這些部門的生產。而扶植這些已有的高技術產品生產的主要方法,除了國家通過各種渠道給予補貼之外,就是在對外貿易上保護這些部門的國內市場。
經濟發展上的一般規律是,一國新生產的一種產品通常都是先佔領本國市場,然後才發展到對外出口
。對於中國這樣的人口如此眾多的國家來說,只要人均收入能夠很快提高,任何高技術產品在國內都可以有極其廣闊的市場。就是對客運飛機這種最高技術水平的產品,中國也已經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國之一。問題只是要以適當的貿易政策保護好自己的國內市場。
從中國目前的生產和貿易模式看,中國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已經達到了這樣一種水平:中國的技術含量相當於造船和家用電器生產的部門已具有了國際競爭力,因為中國已經開始大量出口技術檔次低的家用電器和船舶。這種情況下,中國應當全面放棄對技術含量低於這些產品生產的部門的貿易保護措施,將有限的關稅和非關稅貿易保護的可能性集中用於技術含量高於這些產品生產的部門。那些原則上放棄保護的技術含量較低的生產部門從紡織品和服裝生產部門一直到鋼鐵生產部門。在這些部門的國內生產中,只有個別的技術含量比較高的產品品種生產需要保護。因此,限制這些部門產品進口的貿易保護措施應當集中在它們的那些技術含量比較高的品種上,如某些特殊的紡織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鋼或鋼材等等。在這些技術含量比較低的生產部門中,只有一個部門應當是例外,那就是農業部門。盡管農業部門產品生產的技術含量一般比較低,但中國還是應當對農產品實行高度的貿易保護措施,以盡可能地保護本國的農業生產。這不僅是為了保證中國的農業和食品安全,更是為了保護仍然佔中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的利益。
根據這樣一種對外貿易戰略,目前中國需要重點保護的國內工業部門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機器設備製造、汽車製造、飛機製造和計算機產業中的高技術組成部分的生產(如集成電路的生產和軟體開發)。國家應當動用可能使用的一切關稅和非關稅貿易保護措施,將這些部門的國內生產保護好。為此必須對目前的關稅和其它各種對外貿易政策作重大調整。目前中國的關稅和對外貿易政策是鼓勵企業使用外國產的設備而不使用國產設備,鼓勵企業使用進口飛機而不使用國產飛機,這種狀況不應當再持續下去了。
目前機器設備的進口佔中國進口的一個很大部分。轉向重點保護技術含量高的產業可能導致中國的進口增長以致整個對外貿易的增長放慢,甚至導致對外貿易佔中國ＧＤＰ的比例下降。在經濟進一步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統計上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對目前的中國來說,只要這種下降是逐漸的而非急劇的,在對外貿易對ＧＤＰ的比重下降到２０%以前,不需要大驚小怪。
中國未來真正的經濟問題在於中國的人均資源遠遠低於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國要變成一個經濟上的發達國家,就必須成為一個以技術含量高的產品的生產、包括機器設備的生產為支柱產業的國家,在國際分工的體系中側重於生產機器設備和其它技術含量高的產品。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一個向這一地位邁進的過程,而為了完成這一發展,中國必須在對外貿易中全力保護和發展這樣的產業。如果能夠完成向這種經濟結構轉變的過程,中國的進口將以資源和初級產品、特別是原油為主;向這種經濟結構的轉變同時就是進口結構向以原油等初級產品為主的轉變。中國現在就必須准備並著手開始這一轉變,為此必須對整個對外貿易戰略作大調整,整個國家的經濟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須作大調整。
對外貿易戰略上的最大調整,就是轉向全力以赴地以關稅和非關稅手段保護本國的裝備和機器製造業、高科技產業。這一方面會加快中國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國長遠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又將出口所得的外匯收入節約下來進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這一點的前提下,中國應當學習美國的戰略,減少對本國領土上的石油資源的開采,將本國的石油資源儲存起來作為應付重大國際危機的戰略儲備。在對外經濟關繫上,中國還應當盡可能加入俄羅斯和中亞的石油開發,與這些當事國達成投資開發後換取石油和天然氣供應協議。這樣可以使中國未來的原油進口來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應上的風險,更重要的是使中國能夠頂住未來可能出現的西方的禁運和封鎖。與這些對外戰略相適用,中國應當結合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在企業自主開發先進技術、取得自主的知識產權的過程中,在使用和開發技術上將應用節約能源的技術、特別是節油技術作為重點,並且將發展新式的特別是無污染的能源(風能和太陽能)作為自主的科技發展的重點之一,爭取獲得突破

㈡ 比較優勢論和要素稟賦論對中國經濟發展戰略選擇的啟示

一、50年代初期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初步建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黨和政府就著手於對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制度進行根本性的改造和變革，要創建一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經濟體制。經過三年恢復和第一個五年計劃，到1957年，新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和形成。
新中國的經濟體制是在有步驟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化中形成的，大體上分三步走：
第一步，沒收官僚資本，完成土地改革，統一財政經濟。沒收官僚資本，使國家掌握經濟命脈，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完成土地改革，變地主所有制為農民所有制，恢復和發展了農業生產。統一財政經濟，包括控制主要商品，加強市場、物價和金融的管理，以及進一步統一財政收支、統一物資調度、統一貨幣發行，到1952年實現了財經狀況的根本好轉。這為形成新的經濟體制、開展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奠定了一個基本條件。
第二步，基本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三大改革在1956年基本完成，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占絕對優勢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這是整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基礎。
第三步，進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建立集中統一的經濟體制。1953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對重點建設實行統一管理。後來，對糧食實行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對工業、物資、交通運輸等部門的國營企業和部分公私合營企業主要實行直接計劃和實物調撥，並對財政、信貸和勞動工資等也實行統收統支、統存統放和統分統配。於是，形成了以計劃體制為中心的、集中統一的經濟體制。
對於這種體制的形成，《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建國初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國面臨著實現全國財政經濟統一、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開展有計劃的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繁重任務，逐步建立起全國集中統一的經濟體制。那個時候，在許多方面還沒有統得很死，而且在社會主義改造的方法和步驟上堅持了從中國實際出發，有很大的創造。

二、1958－1966年初步探索經濟體制改革

「大躍進」時期，「左」的思想佔了上風，經濟決策出現了一系列的重大錯誤，服從於實現「大躍進」的目標，經濟體制也有很多突然變化。
第一，在所有制上，急於追求「一大二公」，搞「升級」、「過渡」，企圖盡快實現單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國有經濟和國家經營。農村掀起人民公社化的運動，把小社並成大社，基本上取消自留地，實行政社合一。城市改造「殘存的私有制」，基本上取消個體經濟和個體經營，限制集體經濟和集體經營，有的轉為或並入國營企業，並使經營方式、購銷形式和分配力、法歸干一律。這都脫離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導致了「共產風」、「浮誇風」和瞎指揮。
第二，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繫上，不加分析地下放管理權，實際上是「大撒手」。針對過去權力過於集中的問題，下放管理權有必要，但當時不加分析，一放就過了頭。
第三，在國家和企業的關繫上，擴大企業許可權也是必要的，但在整個經濟混亂的情況下，這無助於增強企業活力。當時規定減少指令性指標，實行全額利潤分成制度，企業有權調整機構和配置人員，自行處理固定資產。由於缺乏正確的領導，層層抬高指標，企業失去正常管理，經濟效益大大下降。
第四，在分配製度上，無論農村還是城市，都搞「一平二調」，使平均主義進一步發展，極大地挫傷了農民、職工的積極性，在表面上轟轟烈烈的掩蓋下，勞動生產率不斷下降。
針對「大躍進」造成的國民經濟嚴重困難，中央決定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八字方針的中心是調整。這個方針，到1962年召開「七千人大會」時得到了全面貫徹。貫徹這個方針，在縮小投資規模、放慢發展速度、恢復工農業生產並抑制通貨膨脹、保證人民最低生活標準的同時，在經濟體制上也有相應的對策。
首先，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管理，搞好綜合平衡。為了克服無政府主義和分散主義，經濟管理上加強集中統一。
其次，開始注意運用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為了糾正否定價值規律的錯誤，注意了運用經濟杠桿來調節經濟運行。
再次，制定各種管理條例，加強經濟監督。為了制止幾年中造成的各經濟領域的混亂現象，除制定了《農業六十條》外，還先後制定了《工業七十條》、《商業四十條》、《手工業三十五條》和《高等教育六十條》、《科學研究四十條》以及計劃、財政等各項工作條例。
在調整過程中，還對體制改革進行了若幹探索。例如：試辦托拉斯，用經濟組織管理經濟，在工業、交通部門按照專業化協調的原則辦了一些全國性的、地區性的和地方性的公司；改革企業管理體制，按照《工業七十條》，要求國家對企業實行「五定」、企業對國家實行「五保」，並建立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等等；改進物資管理，要求對生產資料參照商業部門的做法，合理安排流轉環節，按照經濟區設供應網點；試行兩種勞動制度和兩種教育制度，即固定工與合同工、臨時工、亦工亦農並存，全日制學校與半工半讀、半農半讀並存；適當擴大地方管理許可權，在繼續加強集中統一的前提下，逐步把一些該由地方管理的事情下放給地方管理，包括計劃留有機動和提高財政預備費的比例、給予調劑物資分配的許可權等。調整時期的體制演變，針對以調整為主的任務，強調集中統一，取得了很大成績，克服了困難，經濟很快恢復，效益逐步提高，出現了以前少有的好形勢。

三、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制改革的巨大成就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手段為主的計劃經濟體制已基本「瓦解」，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已大大加強，新體制的基本構架已大體確立，對外開放的格局基本形成，綜合國力大大增強，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其主要表現是：

第一，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建立起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社會生產力得到了解放和發展。

農村改革成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起點。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跨出了大的步伐：普遍推行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廢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取消了農業生產指令性計劃，實行合同定購制；放開了絕大部分農產品的價格，國家對關系國計民生的糧、棉等主要衣產品實行保護價；鼓勵農村各種所有制經濟和非農業的發展，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發展迅速；推進了貿、工、農一體化和產、供、銷「一條龍」建設，農業產業化方興未艾，因地制宜、適度規模和集約化經營也有一定發展，小城鎮迅速崛起。可以說，經過改革，農村作為傳統經濟中自然經濟色彩最濃、經濟發展水平最薄弱的環節，其運行機制基本上已率先進入了市場經濟的軌道。農村新經濟體制的實行和政策的不斷開放，使全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普遍高漲，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創造了人間奇跡，對其他方面改革開放起到了極大的示範和帶動效應。

第二，市場經濟對資源配置的基礎地位得到確定並發揮了巨大作用。

過去指令性計劃無處不在、無所不包，覆蓋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經過改革，已全部取消了農產品生產的指令性計劃，國家只對9種主要農產品生產實行指導性計劃管理。
在工業總產值中，由國家計劃安排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70%以上降為目前的4.6%；實行指令性計劃管理的工業品只有12種，而且只限於其中的部分產量，僅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4.1%，與改革前相比減少了90%。95%以上工業消費品的生產及其價格由生產者根據市場供求狀況自主決定。在商品零售總額中，國家管理的價格占商品總價值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95%以上降為7.2%左右。全國統一的商品市場已基本形成。要素市場尤其是資本市場發展已具規模。截至1998年12月底，在上海、深圳上市的證券品種總數已達999個，上市公司達851家，市場總值達21420億元，開戶投資者達3989萬戶。

第三，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目標的企業管理制度正在形成和發展。

盡管目前不少國有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步履艱難，但與改革前相比，其管理體制和經營機制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抓大放小」戰略和「三改一加強」的舉措得到有效實施，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正在積極進行。公司制、兼並、聯合、租賃、承包、股份合作制和破產、出售等改組、改制的具體形式靈活多樣。國有資本正從一些低效領域和不宜進入的領域向基礎性、戰略性、關鍵性產業領域轉移，從而大大提高了國有經濟的素質和質量。這不僅有利於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而且有利於多種所有制經濟發展。不少國有企業正在從工廠制向公司制轉變；產品經營正在向資本經營轉變；單一投資主體正在向多元化投資主體轉變；分散化、小型化的企業開始轉向聯合化、集團化。但是，國有企業冗員、債務和社會負擔等歷史遺留問題尚未根本解決，其競爭條件和競爭環境有待進一步改善。國有經濟與市場結合、國有企業成為市場主體的改革正處在關鍵時刻。

第四，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新體制為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增添了新內容。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的經濟成分基本上是單一的公有制經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提出了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和共同發展的方針，積極探索公有制的實現形式，鼓勵發展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使所有制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徹底打破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單一的公有制格局。國有經濟的結構有很大的調整，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大大增強。例如：1978年國有企業固定資產原值為4488.2億元，固定資產凈值為3201.4億元；1997年國有企業固定資產原值和凈值分別達到54620.8億元和38878.5億元，比1978年分別增加10.2倍和近10倍。公有經濟佔主體、國有經濟佔主導的地位基本實現。國有、集體、個體、私營、外商等不同經濟成分在市場競爭中共同發展的局面初步形成。所有制的這種格局，不僅適應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要求，有利於經濟發展，而且有利於形成多家競爭、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市場機制。

第五，運用經濟法律手段調控經濟的機制和手段正日趨成熟和完善。

我國在改革過去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手段時，並沒有對市場放任自流，而是穩步加強宏觀調控體系建設。首先，財政體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從1980年財政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體制，到1994年建立中央與地方分事基礎上的分稅制，基本上確立了適應市場要求的新的財稅體制框架，並保證了國家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其次，金融體制改革走出了決定性步伐。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和監控體系初步建立，調控方式有較大改進。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相分離、地方股份制合作銀行和外資銀行等多種金融機構並存的金融組織體系已經初步形成。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可兌換制度。統一開放、有序競爭、嚴格監管的金融市場體系得到了穩步發展。此外，投融資體制改革取得了實質性發展，開辟了多種融資渠道，重視了產業政策、地區政策對社會投資的引導。總之，新的宏觀調控體系的框架已大體確立，國家越來越多地利用經濟手段來調節社會的經濟活動。
由於有效的宏觀調控體系的形成，在保持較快發展速度的同時，經濟穩定性不斷增強。1978－1997年，經濟增長率的級差，即年度最高增長率與最低增長率之間相差11.4個百分點；而改革開放前的26年，經濟增長率的極差高達48.6個百分點。特別是目前國民經濟呈現出「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態勢，標志著我國成功地擺脫了歷史上多次出現的大起大落和通貨膨脹的困擾，開始走上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軌道。

第六，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製度及社會保障體系正在建立和實施。

過去，我們實行高度集中的平均主義的分配管理體制，嚴重壓抑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的改革是從取消平均主義「大鍋飯」開始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堅決貫徹執行鄧小平提出的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的政策，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政策，允許生產要素參加分配，把個人的有效貢獻與經濟利益掛起鉤來，有效地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己基本被多勞多得的分配方式所取代；單一的分配格局已被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格局所取代。為了解決收入差距過分懸殊，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在逐步理順初次分配關系的同時，注重建立以稅收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體系。傳統的福利住房分配製度正在從實物分配向貨幣化分配轉變，停止了福利性分房，建立了住房公積金制度和經濟適用住房供應體系。

第七，市場經濟法規和新的經濟秩序逐步形成。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越是發展，法制建設越需要全面加強。改革開放以來，全國人大十分重視立法工作，加快了依法行政、依法改革的力度。據統計，1979－1997年底，全國人大及人大常委會共審議通過328件法律和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國務院發布和批准發布了791件行政法規、多項地方性法規，國務院有關部門、地區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約有17000件，在規范市場經濟主體行為、維護市場秩序、加強宏觀調控、增強法制意識、擴大對外開放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為了適應市場經濟的國際化需要，加強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我國先後簽署了一系列國際公約，這也為我國早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提供了法律基礎。

第八，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中國經濟正走向世界經濟的大舞台。

在改革開放前期，建立了4個經濟特區，開放了14個沿海港口城市，以後又建立了海南特區和浦東開發新區，建立了一系列沿邊開放口岸、內地開放城市和開發區，基本形成多層次、多形式、多領域、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格局，適應國際慣例的對外經濟運行機制已初步建立。外貿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從1994年底始，國家取消了外匯收支計劃，進出口總額由1978年的206億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3251億美元，增長近15倍。我國在世界貿易中的位次由第32位上升到第10位。政府積極支持有條件的國內企業進入國際金融市場直接融資，到1997年底已有41家國家大中型企業成功地在海外上市，共籌措資金95.6億美元。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和利用外資取得突破性進展。改革開放以來累計實際利用外資3700多億美元，其中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總額近2300億美元；已累計批准外商投資項目30多萬個，從業人員達1750萬人。1993年以來，我國已連續5年成為世界上吸收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境外投資也邁出了可喜的步伐，到1997年底在境外設立的企業共有5000多家，遍及世界139個國家和地區。在充分利用外資的同時，又注意有效避免外債風險。

總之，改革開放使我國經濟運行機制發生了歷史性變化，行政指令性、計劃縱向分配資源的方式已基本上向多家競爭、市場橫向配置資源的方式轉變；實現了由憑票供應、商品匱乏的賣方市場向品種繁多、產品豐富的買方市場轉變；實現了由封閉半封閉的經濟向多層次、全方位開放的經濟轉變；經濟運行由以「短缺」為基本特徵的供給約束型向以市場需求約束為主並與資源約束相結合的類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正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變；國民經濟由大起大落轉向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改革開放有力地推動了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使我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與實踐》)

㈢ 比較優勢戰略的爭論焦點

一個國家應當發展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生產那些成本比較低的產品，這看起來是天經地義的。在目前關於比較優勢戰略的激烈爭論中，很少有針對比較優勢戰略本身的，人們爭論的焦點，多數集中在對比較優勢的具體判斷上，即：什麼才是人們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或者說，比較優勢戰略是否等同於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主流的觀點是，中國的優勢在於勞動力資源極為豐富，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使中國在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方面具有比較優勢，無論是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如服裝、鞋靴，還是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勞動密集型環節，如機電產品的組裝，中國都具有成本低的優勢，因此，應當鼓勵和支持這些產業的發展，不僅在國內市場站穩腳跟，還應當積極開拓國際市場，成為這些產品的主要生產國，甚至成為世界工場。這一觀點是林毅夫較早提出來的，並且得到了樊綱、胡鞍鋼等學者的進一步發展。
但也有一些學者對此表示反對。寧向東認為，實施勞動密集型戰略必須要具備兩個前提：一是勞動力成本在總成本中所佔的比重較大，另一個是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生產者的供給能力並非過剩。隨著產品科技含量的不斷提高，勞動力成本在總生產成本中的比重不斷下降，很多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已經不具備第一個前提條件。就第二個前提條件而言，大量發展中國家投身於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結果，造成這些產業的過度競爭，獲利空間減少，因此這個前提條件也不存在了。洪銀興認為，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不僅產品可以在國與國之間流動，資源、生產要素也可以流動，而且，通過人力投資，勞動力技能和素質的提高可以克服勞動力數量不足的劣勢。因此，勞動力豐富的優勢並不能轉化為實際的競爭優勢。
通過以上爭論人們可以看出，雙方爭論的焦點並不在比較優勢本身，而在於具體的比較優勢的判斷上。前者認為勞動力豐富構成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進而構成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競爭優勢，後者認為勞動力豐富並不必然造成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更不代表在勞動密集型產品方面必然具有優勢。那麼，應當如何看待這種爭論呢？人們認為：
第一，勞動力豐富導致勞動力價格便宜，勞動力價格便宜造成產品生產成本比較低，因而在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上具有優勢，這一基本鏈條是成立的。據預測，今後20年是中國勞動力資源最為豐富的時期，每年勞動力資源供給總量超過8億，每年新增勞動力超過1000萬，強大的就業壓力使勞動者工資處於一個非常低的水平。即便考慮到素質差異，一個美國工人的生產效率是中國工人的10倍，但兩國的工資差異在30—40倍之間，因此在勞動力成本方面仍然具有優勢。因此，在今後一段時期內，發揮比較優勢就等同於支持和鼓勵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這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第二，從實踐的情況來看，中國在國際競爭中表現比較好、處於優勢地位的產業仍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從中國經濟發展比較好的地區來看，如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區，都是以勞動密集型產業著稱的，無論是中山、順德的家用電器產業，還是溫州的皮鞋、服裝產業，都屬於這一范疇。從出口結構來看，比較大宗的出口商品，除了勞動密集型產品，就是資本密集型產品的組裝環節。中國對於資本密集型產品的生產並非不關注，但效果並不明顯，增長速度遠遠不及勞動密集型產業。因此，實踐的情況也說明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是切實存在的。

㈣ 什麼是比較優勢發展戰略

比較優勢發展戰略

林毅夫教授從對比發展中國家所走過的不同發展道路及其發展績效開始構造自己的經濟發展理論。對比表明，二戰後長期實行"趕超"戰略或"進口替代"戰略的國家無一例外最終都沒能實現最初的發展目標，而那些沒有選擇或較少採取"趕超"戰略或"進口替代"戰略的國家中卻有一些國家（或地區）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東亞四小龍--韓國、新加坡和我國的香港、台灣地區--就是這些國家（或地區）的典型代表。

對於這種結果，理論界存在多種解釋。林毅夫教授在研究了各種解釋後認為在其之前的各種解釋都沒有能夠真正解釋造成"趕超"戰略或"進口替代"戰略失敗的原因和東亞四小龍成功的原因。他認為，真正的原因是，前者所實行的"趕超"戰略或"進口替代"戰略由於與自己的資源稟賦結構不相符合從而違背了自己的比較優勢，後者則在經濟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執行了與自己的比較優勢相符合的經濟發展戰略。

簡單地說，"趕超"戰略或"進口替代"戰略就是使用國家力量來推動資本相對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和資本相對密集型技術的採用以期早日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國家的富強。但是，欠發達國家的要素稟賦特色是勞動相對豐富、資本相對稀缺。自生能力的概念告訴我們，在這樣的經濟中大力推動資本相對密集型產業的發展並在生產過程中超前地使用資本相對密集的生產技術必然造成一大批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為了保證國家戰略目標的實現，實行"趕超"戰略或"進口替代"戰略的國家必須從各個方面來保護和扶持這些沒有自生能力的戰略性企業。如果"趕超"或"進口替代"的力度不大，國家還可以使用降低稅收或給予補貼的方式來保護這些產業。如果"趕超"或"進口替代"的力度比較大，國家就只好使用扭曲價格機制的方式來扶持戰略性產業。這樣，"趕超"戰略或進口替代戰略的實行就造成一系列不良後果：

首先，由於"趕超"戰略或"進口替代"戰略的實施和經濟中大批失去自生能力的企業的出現，國家的資本積累能力被削弱了。這就減慢了國家資本積累的速度。但是，國家經濟結構的升級最終決定於其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這樣，由於資本積累速度減慢，"趕超"國家的經濟結構升級速度進而經濟增長速度就會減慢。

其次，由於沒有自生能力，那些作為"趕超"戰略具體實施者的戰略性企業往往處於虧損狀態。林毅夫教授稱這種企業背負了"戰略性"政策性負擔。另一方面，由於價格機制被扭曲，經濟中信息不對稱的程度增大，國家無法判斷企業的虧損是因為"戰略性"政策性負擔造成的還是由於企業經理人員缺乏努力造成的。這就使企業經理人員有借口要求國家不斷進行扶持。結果，經濟中會充滿尋租行為。尋租行為的大量蔓延將導致企業經營績效的進一步下降。

與那些實行"趕超"戰略或"進口替代"戰略的國家相反，東亞四小龍成功的原因則在於他們在其經濟發展的每一個階段上都自覺地推行了與其要素稟賦結構相符合的經濟發展戰略。由於企業的產業和技術選擇都符合自己的要素稟賦結構，企業就具有自生能力。進一步講，由於多數企業都具有自生能力，經濟的資本積累能力比較強，因而能夠快速推動要素稟賦結構從而產業結構的升級，加快經濟發展速度。

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林毅夫教授提出了作為其經濟發展理論體系核心的"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簡單地說，所謂比較優勢發展戰略就是要在經濟發展的每一個階段上都選擇符合自己要素稟賦結構的產業結構和生產技術。林毅夫教授詳細分析了國家實行"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的優點：

第一，由於一個經濟的產業和技術結構內生地決定於其要素稟賦結構，那麼，欠發達國家要想"真正"趕上發達國家首先就必須使其要素稟賦結構升級，即通過快速的資本積累早日結束資本相對稀缺的局面。上文的分析已經告訴我們，"比較優勢發展戰略"是唯一能夠保證國家快速地積累資本的經濟發展戰略。

第二，如果一個經濟實行的是"比較優勢發展戰略"，它就不需要引進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生產技術--因為這些最先進的技術也是資本最密集的技術，它與欠發達國家的資源稟賦結構並不適合。為了進行技術升級，欠發達國家只需要引進一些比自己現有技術略微先進但在發達國家又不處在前沿的技術。這就使欠發達國家能夠比較容易地、低成本地獲得新的技術。與之相反，那些推行"趕超"戰略的經濟則可能需要引進更加先進的技術。這就增加了技術引進的難度，提高了技術引進的成本。許多時候，推行"趕超"戰略的欠發達國家甚至需要重新發明發達國家已經發明的技術。由於R&D往往是非常資本密集的活動，資本相對稀缺的國家難以承擔其成本。

第三，前文已經指出，"趕超"戰略的推行必然在經濟中造成一大批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這就成為國家宏觀經濟不穩定的根源。由於企業缺乏自生能力，它們不僅不能成為國家稅收的來源反而需要國家財政的大力扶持，這就有可能造成財政的空虛；在財政空虛的情況下，銀行不得不負擔起支持戰略性企業的重任，這就有可能造成銀行貸款的損失和不良貸款的累積；最後，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更難以在國際競爭中取得優勢。不僅如此，為了建立和維持這些企業，國家還需要不斷拿出稀缺的外匯資源來進口昂貴的機器設備和先進技術。這就有可能造成國家經常項目的赤字。財政赤字、銀行不良貸款的累積和經常項目赤字三個方面加在一起成為國家宏觀經濟穩定的最大威脅。與之相反，那些實行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的國家則有可能有效的避免上述宏觀經濟不平衡的出現。

最後，"趕超"戰略的推行有可能加劇居民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現象，而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的實行則有助於保持收入分配上的平等。"趕超"戰略以集中資源發展資本密集產業為目標，而使用同樣的資本在資本密集型產業所能夠創造的就業機會大大少於勞動密集型產業。這樣，"趕超"戰略的實行就有可能惡化國家的就業問題。如果一個國家失業現象嚴重，那麼這個國家的收入分配就不可能是平等的。與之相反，在比較優勢發展戰略下，欠發達國家的勞動密集行業能夠得到足夠的資金支持，從而能夠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減輕國家的失業問題。這必然有助於維護收入分配的平等。

㈤ 我國傳統的比較優勢發展戰略有哪些遭遇了什麼樣的困境詳細點

西部大開發 老東北振興 等林毅夫教授從對比發展中國家所走過的不同發展道路及其發展績效開始構造自己的經濟發展理論。對比表明，二戰後長期實行"趕超"戰略或"進口替代"戰略的國家無一例外最終都沒能實現最初的發展目標，而那些沒有選擇或較少採取"趕超"戰略或"進口替代"戰略的國家中卻有一些國家（或地區）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東亞四小龍--韓國、新加坡和我國的香港、台灣地區--就是這些國家（或地區）的典型代表。

對於這種結果，理論界存在多種解釋。林毅夫教授在研究了各種解釋後認為在其之前的各種解釋都沒有能夠真正解釋造成"趕超"戰略或"進口替代"戰略失敗的原因和東亞四小龍成功的原因。他認為，真正的原因是，前者所實行的"趕超"戰略或"進口替代"戰略由於與自己的資源稟賦結構不相符合從而違背了自己的比較優勢，後者則在經濟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執行了與自己的比較優勢相符合的經濟發展戰略。

簡單地說，"趕超"戰略或"進口替代"戰略就是使用國家力量來推動資本相對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和資本相對密集型技術的採用以期早日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國家的富強。但是，欠發達國家的要素稟賦特色是勞動相對豐富、資本相對稀缺。自生能力的概念告訴我們，在這樣的經濟中大力推動資本相對密集型產業的發展並在生產過程中超前地使用資本相對密集的生產技術必然造成一大批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為了保證國家戰略目標的實現，實行"趕超"戰略或"進口替代"戰略的國家必須從各個方面來保護和扶持這些沒有自生能力的戰略性企業。如果"趕超"或"進口替代"的力度不大，國家還可以使用降低稅收或給予補貼的方式來保護這些產業。如果"趕超"或"進口替代"的力度比較大，國家就只好使用扭曲價格機制的方式來扶持戰略性產業。這樣，"趕超"戰略或進口替代戰略的實行就造成一系列不良後果：

首先，由於"趕超"戰略或"進口替代"戰略的實施和經濟中大批失去自生能力的企業的出現，國家的資本積累能力被削弱了。這就減慢了國家資本積累的速度。但是，國家經濟結構的升級最終決定於其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這樣，由於資本積累速度減慢，"趕超"國家的經濟結構升級速度進而經濟增長速度就會減慢。

其次，由於沒有自生能力，那些作為"趕超"戰略具體實施者的戰略性企業往往處於虧損狀態。林毅夫教授稱這種企業背負了"戰略性"政策性負擔。另一方面，由於價格機制被扭曲，經濟中信息不對稱的程度增大，國家無法判斷企業的虧損是因為"戰略性"政策性負擔造成的還是由於企業經理人員缺乏努力造成的。這就使企業經理人員有借口要求國家不斷進行扶持。結果，經濟中會充滿尋租行為。尋租行為的大量蔓延將導致企業經營績效的進一步下降。

與那些實行"趕超"戰略或"進口替代"戰略的國家相反，東亞四小龍成功的原因則在於他們在其經濟發展的每一個階段上都自覺地推行了與其要素稟賦結構相符合的經濟發展戰略。由於企業的產業和技術選擇都符合自己的要素稟賦結構，企業就具有自生能力。進一步講，由於多數企業都具有自生能力，經濟的資本積累能力比較強，因而能夠快速推動要素稟賦結構從而產業結構的升級，加快經濟發展速度。

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林毅夫教授提出了作為其經濟發展理論體系核心的"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簡單地說，所謂比較優勢發展戰略就是要在經濟發展的每一個階段上都選擇符合自己要素稟賦結構的產業結構和生產技術。林毅夫教授詳細分析了國家實行"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的優點：

第一，由於一個經濟的產業和技術結構內生地決定於其要素稟賦結構，那麼，欠發達國家要想"真正"趕上發達國家首先就必須使其要素稟賦結構升級，即通過快速的資本積累早日結束資本相對稀缺的局面。上文的分析已經告訴我們，"比較優勢發展戰略"是唯一能夠保證國家快速地積累資本的經濟發展戰略。

第二，如果一個經濟實行的是"比較優勢發展戰略"，它就不需要引進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生產技術--因為這些最先進的技術也是資本最密集的技術，它與欠發達國家的資源稟賦結構並不適合。為了進行技術升級，欠發達國家只需要引進一些比自己現有技術略微先進但在發達國家又不處在前沿的技術。這就使欠發達國家能夠比較容易地、低成本地獲得新的技術。與之相反，那些推行"趕超"戰略的經濟則可能需要引進更加先進的技術。這就增加了技術引進的難度，提高了技術引進的成本。許多時候，推行"趕超"戰略的欠發達國家甚至需要重新發明發達國家已經發明的技術。由於R&D往往是非常資本密集的活動，資本相對稀缺的國家難以承擔其成本。

第三，前文已經指出，"趕超"戰略的推行必然在經濟中造成一大批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這就成為國家宏觀經濟不穩定的根源。由於企業缺乏自生能力，它們不僅不能成為國家稅收的來源反而需要國家財政的大力扶持，這就有可能造成財政的空虛；在財政空虛的情況下，銀行不得不負擔起支持戰略性企業的重任，這就有可能造成銀行貸款的損失和不良貸款的累積；最後，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更難以在國際競爭中取得優勢。不僅如此，為了建立和維持這些企業，國家還需要不斷拿出稀缺的外匯資源來進口昂貴的機器設備和先進技術。這就有可能造成國家經常項目的赤字。財政赤字、銀行不良貸款的累積和經常項目赤字三個方面加在一起成為國家宏觀經濟穩定的最大威脅。與之相反，那些實行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的國家則有可能有效的避免上述宏觀經濟不平衡的出現。

最後，"趕超"戰略的推行有可能加劇居民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現象，而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的實行則有助於保持收入分配上的平等。"趕超"戰略以集中資源發展資本密集產業為目標，而使用同樣的資本在資本密集型產業所能夠創造的就業機會大大少於勞動密集型產業。這樣，"趕超"戰略的實行就有可能惡化國家的就業問題。如果一個國家失業現象嚴重，那麼這個國家的收入分配就不可能是平等的。與之相反，在比較優勢發展戰略下，欠發達國家的勞動密集行業能夠得到足夠的資金支持，從而能夠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減輕國家的失業問題。這必然有助於維護收入分配的平等。

㈥ 如何理解趕超戰略與比較優勢結合

比較優勢發展戰略

林毅夫教授從對比發展中國家所走過的不同發展道路及其發展績效開始構造自己的經濟發展理論。對比表明，二戰後長期實行"趕超"戰略或"進口替代"戰略的國家無一例外最終都沒能實現最初的發展目標，而那些沒有選擇或較少採取"趕超"戰略或"進口替代"戰略的國家中卻有一些國家（或地區）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東亞四小龍--韓國、新加坡和我國的香港、台灣地區--就是這些國家（或地區）的典型代表。

對於這種結果，理論界存在多種解釋。林毅夫教授在研究了各種解釋後認為在其之前的各種解釋都沒有能夠真正解釋造成"趕超"戰略或"進口替代"戰略失敗的原因和東亞四小龍成功的原因。他認為，真正的原因是，前者所實行的"趕超"戰略或"進口替代"戰略由於與自己的資源稟賦結構不相符合從而違背了自己的比較優勢，後者則在經濟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執行了與自己的比較優勢相符合的經濟發展戰略。

簡單地說，"趕超"戰略或"進口替代"戰略就是使用國家力量來推動資本相對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和資本相對密集型技術的採用以期早日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國家的富強。但是，欠發達國家的要素稟賦特色是勞動相對豐富、資本相對稀缺。自生能力的概念告訴我們，在這樣的經濟中大力推動資本相對密集型產業的發展並在生產過程中超前地使用資本相對密集的生產技術必然造成一大批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為了保證國家戰略目標的實現，實行"趕超"戰略或"進口替代"戰略的國家必須從各個方面來保護和扶持這些沒有自生能力的戰略性企業。如果"趕超"或"進口替代"的力度不大，國家還可以使用降低稅收或給予補貼的方式來保護這些產業。如果"趕超"或"進口替代"的力度比較大，國家就只好使用扭曲價格機制的方式來扶持戰略性產業。這樣，"趕超"戰略或進口替代戰略的實行就造成一系列不良後果：

首先，由於"趕超"戰略或"進口替代"戰略的實施和經濟中大批失去自生能力的企業的出現，國家的資本積累能力被削弱了。這就減慢了國家資本積累的速度。但是，國家經濟結構的升級最終決定於其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這樣，由於資本積累速度減慢，"趕超"國家的經濟結構升級速度進而經濟增長速度就會減慢。

其次，由於沒有自生能力，那些作為"趕超"戰略具體實施者的戰略性企業往往處於虧損狀態。林毅夫教授稱這種企業背負了"戰略性"政策性負擔。另一方面，由於價格機制被扭曲，經濟中信息不對稱的程度增大，國家無法判斷企業的虧損是因為"戰略性"政策性負擔造成的還是由於企業經理人員缺乏努力造成的。這就使企業經理人員有借口要求國家不斷進行扶持。結果，經濟中會充滿尋租行為。尋租行為的大量蔓延將導致企業經營績效的進一步下降。

與那些實行"趕超"戰略或"進口替代"戰略的國家相反，東亞四小龍成功的原因則在於他們在其經濟發展的每一個階段上都自覺地推行了與其要素稟賦結構相符合的經濟發展戰略。由於企業的產業和技術選擇都符合自己的要素稟賦結構，企業就具有自生能力。進一步講，由於多數企業都具有自生能力，經濟的資本積累能力比較強，因而能夠快速推動要素稟賦結構從而產業結構的升級，加快經濟發展速度。

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林毅夫教授提出了作為其經濟發展理論體系核心的"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簡單地說，所謂比較優勢發展戰略就是要在經濟發展的每一個階段上都選擇符合自己要素稟賦結構的產業結構和生產技術。林毅夫教授詳細分析了國家實行"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的優點：

第一，由於一個經濟的產業和技術結構內生地決定於其要素稟賦結構，那麼，欠發達國家要想"真正"趕上發達國家首先就必須使其要素稟賦結構升級，即通過快速的資本積累早日結束資本相對稀缺的局面。上文的分析已經告訴我們，"比較優勢發展戰略"是唯一能夠保證國家快速地積累資本的經濟發展戰略。

第二，如果一個經濟實行的是"比較優勢發展戰略"，它就不需要引進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生產技術--因為這些最先進的技術也是資本最密集的技術，它與欠發達國家的資源稟賦結構並不適合。為了進行技術升級，欠發達國家只需要引進一些比自己現有技術略微先進但在發達國家又不處在前沿的技術。這就使欠發達國家能夠比較容易地、低成本地獲得新的技術。與之相反，那些推行"趕超"戰略的經濟則可能需要引進更加先進的技術。這就增加了技術引進的難度，提高了技術引進的成本。許多時候，推行"趕超"戰略的欠發達國家甚至需要重新發明發達國家已經發明的技術。由於R&D往往是非常資本密集的活動，資本相對稀缺的國家難以承擔其成本。

第三，前文已經指出，"趕超"戰略的推行必然在經濟中造成一大批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這就成為國家宏觀經濟不穩定的根源。由於企業缺乏自生能力，它們不僅不能成為國家稅收的來源反而需要國家財政的大力扶持，這就有可能造成財政的空虛；在財政空虛的情況下，銀行不得不負擔起支持戰略性企業的重任，這就有可能造成銀行貸款的損失和不良貸款的累積；最後，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更難以在國際競爭中取得優勢。不僅如此，為了建立和維持這些企業，國家還需要不斷拿出稀缺的外匯資源來進口昂貴的機器設備和先進技術。這就有可能造成國家經常項目的赤字。財政赤字、銀行不良貸款的累積和經常項目赤字三個方面加在一起成為國家宏觀經濟穩定的最大威脅。與之相反，那些實行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的國家則有可能有效的避免上述宏觀經濟不平衡的出現。

最後，"趕超"戰略的推行有可能加劇居民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現象，而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的實行則有助於保持收入分配上的平等。"趕超"戰略以集中資源發展資本密集產業為目標，而使用同樣的資本在資本密集型產業所能夠創造的就業機會大大少於勞動密集型產業。這樣，"趕超"戰略的實行就有可能惡化國家的就業問題。如果一個國家失業現象嚴重，那麼這個國家的收入分配就不可能是平等的。與之相反，在比較優勢發展戰略下，欠發達國家的勞動密集行業能夠得到足夠的資金支持，從而能夠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減輕國家的失業問題。這必然有助於維護收入分配的平等。

三、比較優勢發展戰略與政府的作用

按照詞彙的直接涵義，經濟發展戰略屬於政府政策的范疇。所以，研究政府在實行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的經濟中應該發揮什麼作用是一個重要問題。需要注意的是，理解政府在一個實行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的經濟中的作用可能要比理解政府在一個違背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的經濟中的作用困難一些。按照傳統的經濟理論，在一個完全競爭的經濟中，價格機制的作用自然會引導資源向符合國家比較優勢的產業流動。這樣，一旦政府決定實行違背國家比較優勢的經濟發展戰略，對經濟運行機制的干預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既然價格機制的作用自然會將資源引導到符合國家比較優勢的產業中去，那麼，政府在實行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的經濟中又能發揮什麼作用呢？

實際上，問題的答案已經部分地隱藏在問題本身之中。既然市場機制的作用具有引導資源向符合國家比較優勢的產業中流動的趨勢，那麼，"當欠發達國家的政府選擇了遵循比較優勢的戰略時，它的基本政策應該是為自由、開放和競爭的產品和要素市場的運轉消除各種可能存在的障礙"c 。這就是說，政府在實行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的經濟中的第一個作用--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建立並維護一個競爭的市場機制。

政府的這一作用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欠發達國家往往是市場機制非常不完善的國家。事實上，欠發達國家市場機制的不完善很可能正是長期實行某種違背自己比較優勢的經濟發展戰略的結果。違背比較優勢的經濟發展戰略的長期實行還使得欠發達國家經濟中存在許多扭曲現象。這些扭曲的存在往往成為政府建立市場機制的最大障礙。為了清除這些扭曲的積淀，保證市場機制的順利運行，欠發達國家的政府將面臨艱巨的經濟改革任務。

除了改革舊的經濟體制並建立市場經濟機制，國家的另一個作用與市場的失效有關。在這方面，政府的作用將表現在：（1）通過國家的努力來促進信息的收集、加工和分享；（2）在產業升級過程中發揮重要的協調作用；（3）補償那些因首先響應政府產業政策而失敗的企業。

1、信息生產：經濟發展過程同時也是產業結構不斷升級的過程。為了投資新的產業，企業必須對該產業具備充分的了解。這就需要收集和處理有關該產業的信息。信息是一種公共產品，因此由每個企業分別進行信息收集是無效率的。政府的介入則可以降低信息生產的社會成本。

2、協調：成功的產業結構升級需要個人選擇、企業選擇和社會選擇之間相互協調。協調的失敗必然增加產業升級的社會成本。國家的介入則可能會減少經濟不平衡發生的概率，促使產業升級過程順利進行。

3、補償：國家的產業政策目標未必總是正確的。如果國家產業政策發生失誤，首先響應國家產業政策的企業就可能發生一些損失。這一損失的信息通常對後來企業的選擇是有利的。因此，國家需要對發生損失的企業給予必要的補償。

應該指出，在那些實行背離國家比較優勢的經濟發展戰略的國家，政府也可能會發揮這三個作用。所以，評價政府的作用關鍵還要看它所確定的經濟發展戰略的性質。

㈦ 中國的比較優勢在哪裡什麼是比較優勢陷阱中國應如何避免陷入比較優勢陷阱

談到中國的比較優勢，很多人會提到的是人口優勢，勞動力成本雲雲，但是，那種包容並蓄的文化可能才是我們最大的優勢。 攻城為下，攻心為上，這是諸葛亮在出征南夷之前定下的策略，七擒七縱孟獲，最終使西南成為了蜀國持久而堅固的後方。 在我們五千年的歷史中，兵戈並起，四分五裂的狀態很常見，但是最終仍然凝聚在一起，這就是文化的力量。 所謂「比較優勢陷阱」是指一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完全按照比較優勢，生產並出口初級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則在與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品出口為主的經濟發達國家的國際貿易中，雖然能獲得利益，但貿易結構不穩定，總是處於不利地位，從而落人「比較利益陷阱」。 中國必須要調整自己的貿易發展戰略，突破比較優勢戰略的束縛，實行競爭優勢戰略。 所謂競爭優勢戰略就是指以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為動力，以產業結構升級為特徵，全面提高本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以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參與國際競爭，分享國際貿易利益的一種強調貿易動態利益的貿易發展戰略。它強調貿易利益的動態性和長期性，為了獲得穩定的、長期的貿易利益，甚至可以犧牲一些中短期的比較優勢。競爭優勢戰略注重產業內部的交換關系和產業的生產率以及產業替代的因果關系，能適應當前國際貿易中產業內貿易不斷上升的趨勢，它所關心的是如何將一國的潛在優勢轉變成現實的競爭優勢。競爭優勢戰略是發展中國家(也包括我國)改變在國際貿易中不利地位，充分發揮對外貿易作用的一個必然選擇。

㈧ 達州經濟情況

達州市經濟的區域定位與發展戰略研究報告

二十一世紀初葉，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宏觀環境正在發生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變化。我國加入WTO與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使區域經濟可以而且必須在參與全球區域產業分工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強化經濟競爭能力；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西部地區加快工業化進程注入強勁動力，也提出了重大而艱巨的發展使命；近年來全省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新一輪增長周期的到來，既使全省經濟呈現欣欣向榮的發展態勢，也使區域經濟的發展競爭更加激烈；黨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堅持科學的發展觀，使我國的經濟發展思路正在發生根本性轉變。
面對我國、我省和達州市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形勢，達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對發展戰略研究十分重視。就在本課題研究過程中，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經過深入調查研究，提出了加快跨越式發展的基本思路，並經過市委常委會討論通過，即：「融入成渝，聯動秦巴，強工重農，興城活商，追趕跨越，富民強市」。「深化改革，加快發展，大力實施『工業強市』戰略；優化結構，抓好龍頭，加快農民致富奔小康步伐；培育航母，打造船隊，構建秦巴地區的商貿中心；科學規劃，強化建管，實現經營城市新突破；優化環境，大力招商，以大開放促進大跨越；放手放權，激勵加壓，強力推進縣區經濟跨越式發展。」我們認為，這一戰略思路完全符合達州市的客觀實際。為進一步貫徹落實市委、市政府這一總體戰略思路，經認真研究，提出本報告，供市委、市政府參考。應當指出，本報告只是針對達州市的區域定位與發展戰略，關於社會發展、環境保護等領域和城市規劃、空間布局等內容應該另行研究，與之配套。
一、達州市經濟區位的變化和趨勢
對區域經濟區位的正確判斷，是制定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前提。達州市地處目前所指的川東北地區（包括達州、廣安、巴中、南充、遂寧、廣元6市）。川東北地區屬盆地丘陵和盆周山地區域，面積佔全省14.3%；是我省人口的主要聚居區之一，2002年人口佔全省33.2%；是我省經濟發展相對較落後的區域，2002年GDP佔全省20.3%。長期以來，我們對川東北地區的區位認識存在著一定偏差，一是發展的思路偏重於盆地丘陵和盆周山區農業這一難解的命題；二是對區域交通運輸條件改善的作用認識不足；三是對其與重慶市和接壤省區的互動關系重視不夠。顯然，面對經濟的發展和環境的變化，需要對川東北地區的經濟地理區位及其在全省經濟的地位作用重新認識。而達州市面積占川東北地區6市的23.91%，人口占川東北地區22.20%，GDP占川東北地區24.23%，在川東北地區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從這種意義上講，對川東北地區經濟區位的認識，重點在對達州市經濟區位的認識。
1、工業化進程中對達州市經濟區位的再認識
四川是全國農業大省，川東北地區是全省農業主產區之一。2002年全省GDP中第一產業的比重為21.1%，比全國高6.6個百分點，而川東北地區GDP中第一產業的比重達34.3%，比全省高13.2個百分點，達州市GDP中第一產業的比重為35.1%（2003年達州市第一產業的比重為33.7%），比川東北地區高0.8個百分點。這一方面說明農業經濟在區域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另方面更說明工業經濟薄弱是區域經濟發展落後、工業對農業反哺能力較弱的主要原因。
因此，認識達州市的經濟區位，必須要跳出傳統農業經濟的思維方式，在高度重視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同時，著眼於推進區域工業化進程的歷史使命，更多地用現代工業經濟的思維方式，來重新認識達州市的經濟區位，全面構建和整合有利於工業經濟發展的區位條件和比較優勢，把達州市作為我省新興的重點工業布局區域，充分發揮達州市的資源優勢，合理利用市場半徑的效應，加快以能源、冶金、建材和特色農畜產品加工、現代中成葯等為特色的工業基地建設。
2、交通地理條件改變對達州市經濟區位的影響
就川東北地區而言，其在相當長一段時期是我省交通相對不便的區域，一方面遠離省會中心城市，一方面內外交通不暢，形成對工業經濟和區域發展的制約。然而對於達州市而言，其交通運輸條件在川東北地區具有明顯比較優勢，其中又以鐵路最為顯著，七十年代建成的襄渝和近年來建成的達萬、達成三條鐵路在境內交匯，各縣均通火車，鐵路車站達34個之多，在川東北地區乃至全省均十分突出。
然而，在看到優勢的同時，也應看到隨著經濟發展和公路建設的加快，尤其是川東北地區成南等高速公路的建成，鐵路作為適宜於遠程運輸的交通方式，其重要性正在部分為公路、尤其是高速公路所取代，如近年來鐵路運輸客貨運量的增長明顯低於公路運輸客貨運量的增長。相對而言，達州市在這方面還不具有比較優勢。可喜的是，近年來，達州市大力加強公路和機場建設，達渝高速和河市機場即將建成，交通地理條件正在重新向著有利於達州市經濟發展的有利方向轉變。
3、行政地理區位對達州市經濟區位的作用
達州市地處我省東部，在行政地理區位上屬川、渝、陝、鄂四省市的接壤地區。自古以來，達州市就是這一區域的商貿流通中心和物資集散地。盡管在我國目前按行政區劃管理經濟的體制下，行政區劃所造成的區域經濟分割仍難以根除，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特殊的地理位置將使達州市經濟發展具有廣闊的輻射區域和市場空間。
綜觀川、渝、陝、鄂四省市結合部的區域經濟發展，其目前仍屬於發展相對落後的地區。達州市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區域內其他地區在總體上基本相當，其工業化進程與區域內其他地區屬同一階段，但在某些方面也略高於其他地區。因此，未來達州市一方面可以向這些地區形成輻射和吸引，拓展和擴大產品市場，構建區域經濟中心；另方面也必然在一些重要方面形成競爭，尤其是在爭取欠發達地區稀缺的資金、技術等經濟資源方面。
4、成渝經濟帶的擴展與達州市經濟區位的變化
長江上游經濟帶是西部大開發確定的三大重點區域之一，成渝經濟帶是長江上游經濟帶的核心部分，是我國西部經濟最發達的區域之一。長期以來，我們對成渝經濟帶的界定存在著一定的誤區，一般認為只是成都—內江—重慶沿線。事實上，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川東北地區與重慶市的經濟技術聯系日益增多，成渝經濟帶的區域概念已由原來的一線型發展為啞鈴型。川東北地區作為成渝經濟帶的重要組成部分，已得到國務院西部開發辦的認同。目前，國家正在准備開展成渝經濟區規劃的編制工作。
達州是巴文化的發祥地之一，社會風俗與文化傳統與重慶一脈相傳，歷來就是重慶市重要的經濟輻射區域。由於行政區劃的隔離和統一市場需逐步完善，達州與重慶的經濟技術聯系曾一度削弱，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深化，這種聯系正在不斷加強，並呈加速之勢。以目前全市公路客貨周轉量為例，往重慶方向佔了50%以上，而川內和陝西等方向合占不到50%。未來達州必然與重慶在經濟貿易往來、資金技術輻射、產業分工協作等方面形成更加緊密的聯系。
二、達州市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
區域比較優勢是區域產業分工的基礎，對區域經濟比較優勢的正確認識，是研究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基本前提。區域比較優勢是相對的，認識區域比較優勢，有一個參照系的問題。達州市地處川東北地區，主要參照系無疑是川東北地區。但在全國統一市場逐步形成和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中，更需要用更廣闊的視野，既立足於地處西部內陸且相對落後的客觀實際，又著眼於參與全國乃至國際產業分工的發展要求，充分發揮達州市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綜合分析達州市的比較優勢，主要有以下幾點：
1、位於西部開發重點區域和四省市結合部、鄰近特大中心城市的經濟區位優勢
達州市地處川渝陝鄂四省市結合部，北與陝西接界，南與重慶相依，東與三峽庫區及鄂西地區相通，使達州市經濟發展具有較廣闊的區域市場空間；同時，達州市位於成都、重慶、西安、武漢四大都市交匯輻射的中心地帶，尤其是距重慶市相對較近，使達州市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經濟輻射源；達州市還處於長江上游經濟帶的核心成渝經濟帶，作為實施西部大開發的重點區域，達州市經濟發展將受到國家和省的進一步重視和支持。
回顧達州市經濟區位的變化，其優勢經歷了由相對弱化再相對強化的過程。1997年重慶分設為直轄市後，由於當時全國統一市場仍處於形成之中，行政區劃改變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與重慶的經濟技術聯系。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對內對外開放的擴大，達州與重慶以及陝西、湖北的經濟技術聯系不斷擴大。尤其是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達州市成為成渝經濟帶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重慶中心城市輻射帶動區域的地位加強，經濟區位得到進一步提升。
2、豐富的優質煤炭、天然氣等礦產和特色農產品、中葯材等自然資源優勢
達州市自然資源豐富，其中尤以優質煤炭、天然氣和特色農產品、中葯材等具有顯著的比較優勢。達州是我省三大煤田之一，且煤質較優，煤炭總儲量達5.3億噸，其中工業儲量2.7億噸，是我國南方煤炭資源較為富集的區域；四川是我國、達州是我省天然氣資源富集的區域，據中石油西南分公司資料，以達州為主的川東北氣田天然氣資源量達4700億立方米，其中探明儲量1200億立方米；據中石化西南分公司資料，區域內還有計算資源量3700億立方米，合計資源量佔四川盆地5.5萬億立方米資源總量約五分之一；達州市氣候溫和，陽光充足，雨量充沛，共有耕地29.08萬公頃，已建成6個國家級和省級商品糧基地縣、5個生豬基地縣、7個肉（奶）牛基地縣、3個水禽基地縣、3個茶葉基地縣、2個薴麻基地縣等，特色農產品和中葯材資源十分豐富。
當前，達州市優勢資源的開發利用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大好時機。從煤炭資源看，近兩年我國能源電力需求迅速增加，盡管我省發展電力以水電為主，但必須要火電與之配套，達州作為我省的富煤區域，其煤炭開發和火電發展正當其時；從天然氣資源看，達州天然氣資源豐富，但含硫量較高，近年來隨著天然氣脫硫經濟技術難關的解決，達州市天然氣大規模開發的黃金時期已經到來；從農產品和中葯材看，隨著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特色、天然、綠色食品、油料、纖維和中葯材市場需求不斷擴大，發展農產品加工、麻紡織和中醫葯產業前景廣闊。
3、以襄渝、達成、達萬鐵路，318國道、210國道和河市機場為骨乾的交通優勢
達州是川東北地區、四省市結合部乃至四川省重要的交通樞紐和物流中心。初步形成了以鐵路為干、公路為網、機場為點、水路為補，綜合配套，相互連接的立體運輸體系。2002年末，達州市境內鐵路總長346.5公里，鐵路密度達1.39公里/百平方公里，位居全省第6位；達州市公路通車里程7848公里，公路密度47.33公里/百平方公里，均位居川東北地區第1位，並分別位居全省第4、5位；公路客、貨運量均位居川東北地區第1位，並分別位居全省第7和第2位。但也存在公路等級較低，等級公路比重僅為60.89%，居川東北地區末位，河市機場至今未能復航等問題。
今後一段時期，是達州市交通優勢得到進一步加強的重要時期，將為達州市經濟發展創造重要的有利條件。從鐵路看，達萬鐵路客貨運輸的全面開通和逐步繁榮，將與長江航運構成鐵路水路聯運網，形成新的出川達海的直接通道；從公路看，達州至重慶的高速公路即將全面建成，將顯著縮短與重慶的相對空間距離，有力促進達州與重慶的經濟技術聯系；從航空看，河市機場即將建成復航，將大大便利達州與國內外的聯系和交往，加快達州的對內對外開放步伐。
4、以冶金建材、能源電力、食品紡織、機械電器等為特色的工業經濟優勢
盡管達州市工業發展滯後，但相對於川東北地區各市和川渝陝鄂四省市結合部其他地區，達州市工業具有相對較好的基礎。2003年全市工業增加值66.25億元，在川東北地區位居第1位。其中又以冶金建材、能源電力、機械電器等重工業較為突出，2003年全市鋼材產量56萬噸，發電量30.3億千瓦時，水泥產量197.2萬噸，均位居川東北地區首位。2002年全市規模以上重工業增加值42.7億元，占川東北地區35.3%，佔全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71%。但達州市以農產品為原料的輕工業發展相對落後，2002年規模以上輕工業增加值僅為南充、遂寧的約一半。
今後一段時期，達州市工業發展既面臨重大機遇，也面臨嚴峻挑戰。新一輪經濟增長期的到來，使鋼材、水泥、煤炭、電力等的需求大幅上揚，但也導致相應的生產能力快速擴張，市場競爭日趨激烈；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綠色食品、麻紡織品、中成葯等的市場需求廣闊，但達州市在這方面產業規模較小，工藝技術落後，對提高產品市場競爭力和佔有率制約較大。
三、達州市經濟存在的比較劣勢
對區域經濟比較劣勢的正確認識，也是制定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基本前提。從某種意義上講，客觀認識經濟發展的比較劣勢甚至比認識比較優勢更重要。認識區域比較劣勢，也有一個參照系問題。當然也離不開在川東北地區的比較，但更重要的是用開放的視野和廣闊的胸襟，瞄準國內發達地區和國際先進水平，尋找自身的差距和不足，以便取長補短，揚長避短。綜合分析達州市的比較劣勢，主要有以下幾點：
1、思想觀念較為封閉，改革開放相對滯後
達州市地處大巴山南麓，山地佔總面積71%，丘陵占總面積28%，平壩僅占總面積1%左右。由於地處內陸，且以山地為主，經濟社會的開放度不高，思想觀念較為陳舊。近年來，達州市大力解放思想，轉變觀念，成效顯著，但由於以農耕文化為主的傳統觀念和思維方式根深蒂固，與沿海和省內發達地區相比仍有較大差距。
從改革看，由於多方面原因，達州市以產權制度為核心的國有企業改革步伐明顯滯後，至今大部分國有企業仍在傳統機制中運行，大量的國有資產處於沉澱狀態，職工的積極性未能得到充分發揮，企業的生存能力和競爭能力較為薄弱；從開放看，由於地處內陸山區，其招商引資存在較大難度，兼之其他主觀原因，至今招商引資尚未有大的突破，以招商引資為重點的對外開放成效有待提高。
2、財政實力較為薄弱，建設資金嚴重短缺
達州市經濟與全省類似，具有典型的投資拉動型特徵。然而，達州市又是典型的吃飯財政，某些方面甚至入不敷出。2002年全市人均財政收入僅101.1元，在川東北地區位居第5位，僅高於巴中市，在全省排名僅19位。由於財政實力薄弱、建設資金短缺，對各方面均造成重大影響。
如固定資產投資，2002年全市投資率僅為28.1%（2003年投資率為33.76%），在川東北地區位居第5位，僅高於巴中市，在全省排名15位；又如教育事業發展，2002年全市教育事業費增長率僅為13.46%，在川東北地區位居末位，在全省僅排第17位。尤其是由於建設資金短缺，包括機場改建在內的一批重點項目工期一拖再拖，對經濟社會發展造成很大影響。
3、城市化水平較低，投資環境尚不如人意
城市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增長極和輻射源。城市化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達州市城市化進程明顯滯後於經濟發展。其城市化水平不僅低於國內和省內較發達地區，也低於川東北和省內其他一些經濟欠發達市。2002年達州市城市化水平為15.7%，在全省排第15位，在川東北地區居第4位，不僅低於人均GDP高於達州的遂寧市，也低於人均GDP低於達州的南充和廣元市。
城市化水平的落後，不僅導致經濟的集聚、輻射和帶動效應降低，也是投資環境尚不如人意的重要方面。因為對於欠發達地區，吸引外商投資主要在城市，改善投資環境也主要在城市。這是達州市投資環境的重要差距，如至今市工業開發區尚未形成企業入駐的基本條件，對招商引資和經濟發展形成制約。
4、產業結構尚不合理，產業關聯有待加強
達州市產業結構具有明顯的傳統工業化初期的結構特徵。與沿海和省內較發達的區域的差別尚且不論，在川東北地區6市比較，一方面2002年其工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為29.7%（2003年為26%），在川東北地區居第1位，比其他市高5～9個百分點；另方面其第三產業佔GDP的比重僅為27.8%（2003年為31.9%），在川東北地區最低，且比其他市低達7～10個百分點。
如此大的差異，即便考慮某些不可比因素，也說明達州市產業結構存在不合理，尤其是第三產業發展亟待加強。同時，達州市產業的關聯互動亦較弱，全市有豐富的農產品資源，但農產品加工業發展不足；全市原煤年產量達730餘萬噸，但就地轉化為電能僅佔15.1%；全市薴麻年產量3.6萬噸，但薴麻加工嚴重滯後；全市天然氣大開發正在展開，但天然氣如何轉化亟待認真研究。
5、生產技術和管理粗放，經濟效益較為低下
達州市工業企業生產技術水平和經營管理水平具有明顯的粗放型特徵。盡管工業增加值在川東北地區6市中列第1位，但其經濟效益卻有待提高。工業經濟效益不僅與沿海和省內發達地區相比有較大差距，與川東北地區其他市相比，也有明顯差距。
以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統計，2002年達州市每百元工業增加值實現利潤僅1.1元，位於川東北地區末位，每百元工業增加值實現利稅僅17.0元，也位於川東北地區末位；每百元工業銷售收入實現利潤僅0.5元，位於川東北地區末位，每百元工業銷售收入實現利稅僅7.6元，只略高於南充市；每百元工業固定資產原值實現利潤僅0.45元，位於川東北地區末位，每百元工業固定資產原值實現利稅僅6.9元，同樣位於川東北地區末位。盡管同樣有不可比因素，但其顯然是工業未能對全市經濟形成應有的強力拉動的重要原因。
四、達州市經濟發展的區域定位
根據以上分析，從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加快工業化進程、擴大區域產業分工、強化區域經濟特色、加快區域經濟發展的要求出發，我們認為，今後一段時期，達州市經濟發展的區域定位可以是：四省市接壤地區的以能源重化工業、特色農產品加工和現代商貿物流業為重點的大型區域性中心城市。
1.四省市接壤地區的區域性中心城市
達州地處川渝鄂陝四省市接壤地區，周邊市（區）雖分屬四省（市），但同為秦巴山區，自然地理相似，文化習俗相近，經濟聯系密切。長期以來，這一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至今尚未形成突出的區域性中心城市。隨著這一區域的經濟發展，構建區域性中心城市已成為客觀需要。達州市是區域內傳統的商貿中心和物資集散地，且經濟社會發展和工業化、城市化水平在這一區域居於前列，產業基礎較好，交通運輸便利，作為區域性中心城市的集聚、輻射、帶動功能基本形成，2002年通川區和達縣非農人口已達38.9萬人，未來應向5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規模發展，把達州建成四省市接壤地區的區域中心城市，其不僅將有力增強達州的區域積聚和輻射能力，而且將有力促進四省市接壤地區的區域經濟發展。
建設四省市接壤地區的區域中心城市，關鍵是要加快達州的工業化進程和城市化進程。要以結構調整為主線，強化資源開發利用，加強企業技術改造，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做強做大支柱產業，加快工業發展步伐，努力推進新型工業化；要實行工業化與城市化並舉，大力推進城市化進程，以達州城區為重點，加強城市規劃和建設，進一步完善城市基礎設施，增強城市的積聚和輻射功能；要利用地理區位和交通運輸之便，著力培養大型專業市場和批發市場，加快商貿流通、物流配送、中介服務等較高層次第三產業的發展。
2.川東北地區的能源重化工業基地
四川省是我國重要的能源重化工業基地之一。從全省看，我省能源重化工業基地不在川東北地區。但能源、冶金、建材工業的基本產品如煤炭、水泥、鋼材等，由於單位產品的重量較大，因而都有相對合理的產品市場半徑，其市場具有明顯的區域性特徵。達州市能源、冶金、建材工業在川東北地區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從資源條件看，具有豐富的煤炭、天然氣、石灰石等資源，資源豐度在川東北地區名列前茅，尤其天然氣的開發前景十分巨大；從產業基礎看，已經形成達鋼、達竹煤電、恆成能源等企業為骨乾的冶金、能源、建材、機械等支柱工業，重工業規模和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均位居川東北地區首位；從產品市場看，達州市的建築鋼材、煤炭、水泥等產品已在周邊市場佔有較大的市場份額，電力、天然氣的市場更供不應求。
要把充分利用和發揮資源優勢、加快能源重化工業發展作為達州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內容，積極爭取國家和省的扶持，加快實施一批重點建設和技改項目，快速壯大工業經濟實力。包括加強煤炭資源的就地轉化，加快大型火電的建設步伐；加快天然氣資源的開發利用，盡快形成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加強對達鋼等優勢企業的改組改造，培育和壯大重點優勢企業，逐步形成和壯大作為川東北地區乃至四省市結合部的能源重化工業基地。
3.四川省的特色農產品加工基地之一
如前所述，四川是我國、川東北地區是四川、達州是川東北地區的農業主產區之一。較為雄厚的農業基礎，為達州市加快農產品加工業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質條件。盡管從全省看，達州在這方面並不具有明顯的優勢，尤其是加工業發展仍較為薄弱，但其市場容量較大，發展前景廣闊，而且關系廣大農民的致富奔小康，關系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關系全市城鄉統籌和協調發展，必須予以大力推進。
建設特色農產品加工基地，必須緊緊抓住加工這個龍頭，強化市場觀念和競爭意識。我省各市（州）大多有豐富的農產品資源，關鍵是看誰的農產品加工業發展更快，誰的農產品加工質量檔次更高，誰農產品加工的產品更適應市場需求；必須突出優勢和特色，力爭在關鍵環節取得突破。要圍繞達州具有比較優勢的肉牛、薴麻、油橄欖、富硒茶、地道葯材等特色農產品的生產和加工，調整農業產業結構，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壯大龍頭企業，提高加工深度；必須堅持市場導向，強化市場營銷。要有重點地針對不同的目標市場，開發適銷對路產品，爭創名優品牌，擴大市場份額。
4.重慶中心城市的重要輻射帶動區域
就大的經濟區域而言，達州市是成渝經濟帶的重要組成部分。成都和重慶是成渝經濟帶兩個特大中心城市，達州的經濟發展離不開這兩個經濟中心的輻射帶動。但從經濟社會的歷史傳承、發展現狀和未來趨勢看，達州市與重慶市的經濟技術聯系更為密切，也更為重要。達州是重慶傳統的輻射帶動區域，其社會風俗與文化傳統相似，經濟社會聯系歷史悠久；達州與重慶比鄰而居，通往重慶的交通條件更為便利，而且是重慶北上的必經通道；達州與重慶產業結構互補性較強，既為重慶提供配套服務，又承接重慶的產業轉移；達州與重慶互為市場，達州市場上重慶的產品佔有很大份額，達州的產品也有很大部分銷往重慶市場。吸引爭取重慶特大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以重慶市作為達州產品的主要目標市場，是達州經濟發展的合理選擇和必然趨勢。
加強與重慶的經濟技術合作，首先是要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擺正位置，甘當配角。要突破行政區劃的界限和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擾，充分利用和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積極跟蹤重慶經濟的發展動向和市場需求，在產業結構調整中注重與重慶優勢互補，在產品開發中注重重慶的市場需求，在招商引資中加強對重慶的針對性。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因素，拓寬合作領域，擴大合作規模，提高合作實效，使達州成為川渝經濟相融和產業互動的走廊。
5.四省市結合部的商貿物流中心
商業職能是城市的初始職能，區域中心城市首先應成為區域內商貿物資流通的中心。達州作為進出川的重要門戶，自古就是商賈雲集之地，被譽為經商貿易的「金三角」，是川東北傳統的商貿物資集散地。達州批發零售業、餐飲娛樂業、交通運輸業較為發達，商品貿易輻射力強。全市2002年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82億元，2003年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94億元，居周邊各市前列。2002年全市客運總量9509萬人，貨運總量3300萬噸，在川渝地區僅次於成都和重慶。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發展基礎，達州是省規劃的五大二級物流樞紐之一。
加快商貿物流中心的建設，重點要培育大型專業市場和批發市場。在此基礎上，積極運用現代經營方式和技術手段，加快傳統物流業向現代物流業的轉變步伐。繼續加大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力度，完善物流運輸平台。加快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和企業信息化建設，促進物流與信息流相結合，完善物流信息平台。積極為第三方物流的發展創造條件，大力促進連鎖經營、電子商務的發展。
五、達州市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
根據以上對達州市比較優勢和比較劣勢、經濟區位和區域定位的認識，按照達州市委、市政府總體發展戰略思路的要求，我們認為：如何加快推進工業化進程和城市化進程是達州市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環節。為此，建議全市在戰略重點上突出以下幾個方面：
1.以民營經濟為主體，加強經濟結構調整
——加大所有制結構調整力度。調整優化所有制結構，是加強區域經濟自身增長機制的必要手段。要充分認識民營經濟在全市工業化進程和城市化進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為民營經濟發展創造更加寬松的環境條件。積極推進「三個轉變」，加快民間資金向民間資本的轉變，激活民間資本投資。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鼓勵民間資本參與國企改組，通過民營經濟的大發展，逐步確立民營經濟的主體地位，增強區域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
——加大產業結構的調整力度。

㈨ 比較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和李斯特的幼稚工業保護理論，聯系實際，你認為該如何構建中國外貿發展戰略

比較優勢理論建立在嚴格的理論前提下：
1、兩個國家，兩種產品或一種要素（勞動要回素）；
2、國家之家存在某答種特徵差異；
3、各國的比較利益的靜態不變的，不存在規模經濟；
4、自由貿易是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下進行的，以物物交換為形式；
5、生產要素在一國國內可以自由流動，在兩國間則不能流動；
6、不存在技術進步，資本積累和經濟發展。
在進入對幼稚產業保護的更深一步探討之前，我們有必要對幼稚產業的內涵有一個清晰的界定。這里指的幼稚產業必須具備以下3個特點：
1. 這種產業是該國尚未發展成熟的新興產業。它暫時還沒有能力同國外較發達的同類產業競爭。且該產業具有發展潛力。
2. 該產業具有較大的產業關聯度。即該產業和國內很多相關產業的發展息息相關，對這些產業的發展有正的外部效應。這一特徵為幼稚產業的保護提供了必要性。
3．該產業在現階段缺乏推動其發展的資金實力。
在此還需要特別說明，對幼稚產業的保護是指通過一系列政策制定使其免於國外同類產業的激烈競爭，同時為其發展提供各種優惠條件，為其營造良好的國際國內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