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過文化產業發展很快

① 試結合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現實,闡述我國當前大力推進文化產業發展的意義

轉變政府職能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製度保障來源：求是魏禮群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我國經濟和社會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關系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具有現實的緊迫性和長期的戰略意義。從根本上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不僅要靠思想教育和輿論引導，更要靠深化改革和制度創新來推動。而加快政府自身改革，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則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強大動力和制度保障。一、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負有重大責任我國在制定「九五」規劃時就明確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問題，黨的十七大又進一步提出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任務。多年來，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不斷有所進展，但從總體上看，問題仍比較突出。集中表現為：一是發展結構不合理，主要是產業層次低，城鄉、地區發展不協調，社會事業發展滯後，投資消費關系失衡；二是經營方式粗放，投入多、消耗高、效益低，付出的資源和環境代價過大。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存在的問題，既同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有關，也同我國經濟發展內外部環境的變化有關，更同政府職能轉變滯後有關。政府的職能和行為決定著政府管理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形式，政府作為公共權力行使者、政策措施制定者、經濟活動管理者、國有資產所有者、改革創新組織者所具有的特殊地位，決定了政府對經濟發展方式具有廣泛的、重要的影響和作用。要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就必須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從國際發展經驗來看，經濟發展方式既受特定發展階段以及資源稟賦條件等客觀因素決定，也受發展觀與發展戰略導向、管理體制和政策安排等因素影響。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既可以是自發的漸進的歷史過程，也可以是政府自覺推動的戰略性轉變過程。對於不同的國家來說，需要根據自己的國情採取合適的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形式。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大多屬於市場推動的過程，但政府也實施了一定的干預，通過制定發展戰略和政策，完善各種法律和制度，規范市場進入標准和市場主體行為，保證市場競爭的有序進行；政府大力投資於科技、教育、衛生和其他公共領域以改善勞動者的素質，加速人力資本的積累；通過稅收、財政轉移支付等經濟手段調節社會分配。對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過程中的作用和經驗，我們還需要深入研究和分析，借鑒其有益之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體現了社會主義國家決策高效、組織有力、能夠集中力量大事的優勢，我們要發揮這個比較優勢來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隨著經濟發展規模的擴大和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在逐漸變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部分任務將逐步由市場自行解決。當前，我國市場經濟仍處在發育和完善的階段。在這樣的情況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包括調整產業結構，協調內需與外需關系、投資與消費關系、城鄉關系、區域關系，協調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還需要發揮政府宏觀調控和管理的重要作用。從我國現階段的實際情況來看，需要自覺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比較優勢的功效，來加快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形成有利於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完善有利於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制度安排，需要把政府職能轉變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國際金融危機以後，我國經濟發展一度陷入嚴重困難，實際上是經濟發展方式受到了沖擊。當前，經濟發展中許多粗放經營、結構失衡等深層的矛盾和問題都同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密切相關，迫切需要加快突破一些影響和制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環節和制度。經濟社會生活中潛在的風險也要求強化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因此，只有進一步轉變和正確履行政府職能，才能有力地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二、加快轉變政府職能，著力形成有利於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制度和環境從根本上來說，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就是要合理界定和健全政府職責體系，正確行使政府職能。具體來說，就是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宏觀調控與市場監管，從制度上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就是更加註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維護良好社會秩序。當前，應著力抓好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從制度上保障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要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和制度，著力提高宏觀調控和管理水平，為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營造良好的環境。在當前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加快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情況下，尤其要加強宏觀調控和政策引導，包括發揮國家規劃、計劃、產業政策和信息服務的導向作用，完善市場准入制度和標准規范，糾正片面追求增長速度而忽視結構、質量和效益的現象，淘汰落後產能和防止產能過剩，促進自主創新和技術進步，鼓勵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促進城鄉、地區協調發展。要增強宏觀調控的前瞻性、科學性、針對性，健全宏觀調控制度。宏觀管理還要體現出中央的決策權威，確保中央政令暢通和宏觀調控決策有效。同時，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以利於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和效益。創造一個有效率的市場環境更具有基礎意義，要完善市場體制和競爭機制。企業是市場的主體，是優化結構、節約資源、提高效益的基礎，必須使企業充分行使生產經營自主權。目前的問題是：政府及有關部門仍然管了不少不該管也管不好的事，行政審核事項還過多，有些地方政府仍然代替企業招商引資，決定建設項目，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不計生產成本，不講經濟效益。因此，必須切實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讓企業真正做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促進和保護公平競爭，發揮好市場機制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有力的推動作用。這是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的關鍵所在。第二，加快財政稅收和價格體制改革，著力形成有利於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財稅制度和價格機制。財政、稅收、價格手段是促進科學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最直接最有效的經濟手段。要實行有利於發展方式轉變、科技進步和資源能源節約的財稅制度，加快建立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環境補償機制，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和環保收費改革，加快建立能夠充分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環境損害成本的資源要素價格形成機制。建立公共財政體制，重點是要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創新公共服務供給機制，使財政資金地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創新，支持社會建設和改善民生，地向節能減排、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教育、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領域傾斜，並建立長效機制和制度保障。第三，健全優化經濟結構的政策體系，鼓勵依靠自主創新促進發展。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政策，促進經濟增長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調帶動，靠科技進步和智力開發支撐推動。特別是要推進生產要素組合方式和生產結構調整，逐步實現從低成本擴張模式轉向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擴張模式，從高消耗、高污染增長模式轉向低碳化、綠色化清潔生產、可持續增長模式。調整產業政策，大力推動工業結構調整和技術升級，加快改造傳統產業，淘汰污染嚴重的產業，發展現代農業和第三產業，尤其是要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選准和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戰略調整。建立統籌城鄉發展的制度體系，有序推進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統籌城鄉發展，為城鎮化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互相促進、協調發展創造條件。這不僅是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內在要求，更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長期戰略選擇。有序推進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是擴大內需的持久動力，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載體。為此，要建立和完善統籌城鄉的土地利用和建設規劃制度、產業布局和產業協調制度、基礎設施建設管理和公共服務制度、人力資源開發和勞動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和社會管理制度、資源開發和環境保護制度等，為實現城鄉發展一體化創造條件。第四，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強化政府的再分配職能。當前，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已引起社會的強烈關注。因此，強化政府的再分配職能，加大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力度，是當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環節。既需要通過發展經濟做大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又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把「蛋糕」分好，讓全體人民合理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這是政府的重要職責，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舉措。總的方向和原則是，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應更加註重公平。要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變企業「利潤侵蝕工資現象」，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維護勞動者權益。深化壟斷行業的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完善對壟斷行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的雙重調控政策。要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提高社會保障的統籌層次，重點解決低收入階層的失業、醫療、養老等問題。創造條件讓的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倡導健康的財富理念，積極推動社會慈善事業發展。要通過擴大轉移支付、強化稅收調節、整頓分配秩序，努力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第五，完善政績考核評價機制，建立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激勵約束制度。推動科學發展，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和科學的政績評價導向具有關鍵意義。政績考核評價既要看經濟增長的速度，更要注重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注重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還要注重社會進步和公共服務水平提高。要堅決改變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和經濟總量擴張的考核評價制度，切實把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環境、推動社會全面進步，促進社會公正、公平和改善民生，加強就業、社會保障、教育、衛生和公共服務建設，作為重要標准納入考核評價指標體系中，並實行政府績效評價和行政問責制。這樣，才能引導各級政府把的精力和資源投入經濟結構調整、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形成有利於一、二、三產業協調發展、城鄉和區域協調發展的機制，形成有利於改善民生、加強社會建設和公共服務的機制。三、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需要處理好的幾個關系政府要有效行使職能，做到「既不越位，也不缺位」，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有更大作為，必須處理好以下四個關系。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既要重視發揮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的作用，又要發揮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兩手都要用，都要硬，都要發揮應有的作用。關鍵是在實際工作中要把兩者結合好，還需要結合具體發展階段和發展領域有所側重。當前，產業結構調整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如何淘汰落後過剩產能和促進產品升級換代。為此，政府既要重視運用經濟手段引導資源配置，又要輔之以必要的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消除各種制約和影響資源優化配置和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體制機制，健全統一、公平、公開競爭和優勝劣汰的機制，從而為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政府科學管理和市場公平競爭的制度保障。要處理好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的關系。近年來，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造成的外需嚴重下滑，政府增加投資以擴大國內需求，這是完全必要的，實踐效果也是好的。在經濟企穩向好之後，政府投資力度可以作適當調整，要地考慮促進民間投資，以激發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和活力。最近，國務院制定了鼓勵和促進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政策措施，各地各部門應認真貫徹落實。要進一步明確界定政府投資范圍，進一步解決民間投資准入難的問題。要拓寬民間投資的領域和范圍，深化傳統壟斷行業和領域改革開放，鼓勵和引導民營企業通過參股、控股、資產收購等多種方式參與國有企業改制重組，支持有條件的民營企業通過聯合重組等方式壯大實力。建立健全民間投資服務體系，為民間投資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和社會環境。要處理好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正確發揮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兩個積極性，需要合理和清晰劃分中央與地方的職能和事務，健全財力和事權相匹配的體制。各級政府要按照加快職能轉變的要求，結合實際，突出管理和服務重點。中央政府要加強經濟社會事務的宏觀調控、引導和管理，進一步減少和下放具體管理事項，把的精力轉到制定戰略規劃、政策法規和標准體繫上，維護國家法制統一、政令統一和市場統一。地方政府要確保中央方針政策和國家法律法規的有效實施，加強對本地區經濟社會事務的統籌協調，強化執行和執法監管職責，維護市場秩序和社會安定，促進經濟社會事業協調發展。要加快省直管縣體制改革，探索地方政府層級改革的路徑。進一步改革和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把保持中央財政調控能力與擴大地方財力結合起來。加快投資體制改革，適當簡化和下放投資項目審批權，中央政府集中力量解決涉及國家全局和長遠發展的重大問題，強化投資活動監管。要完善引導全社會投資活動的體制與機制，推進政府投資項目管理方式的創新。要處理好經濟發展與改善民生的關系。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發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發展的強大動力；既是拉動消費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和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大舉措。要更加註重改善民生、加強社會建設，堅持把公共資源配置地向民生領域傾斜，擴大公共服務，加快社會事業發展，讓經濟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切實增強經濟社會發展的協調性。當前，特別要圍繞促進就業考慮經濟和社會發展，確定政府投資和引導社會投資方向。同時，要下更大決心集中財力建立與我國現階段國情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和制度。（作者：國家行政學院黨委書記、常務副院長）（責任編輯：孫丹）（供參考）

② 中國的發展速度，近年來中國在什麼領域，什麼技術，什麼經濟發展速度特別快

基礎科學方面不太懂，我所知道都是跟經濟相關的一些。
1、中國的光伏產業十幾年來發版展很快，國家扶持力度很權大，所以歐盟等很多國家都對中國的光伏產品實行反傾銷。
2、鐵路橋梁等跟高鐵相關技術很打法，在青藏高原的高寒凍土上修鐵路的技術是中國獨有的，穿山打洞，長距離架橋中國都是世界領先。
3、上天下海的技術也是非常牛的，深潛，水下勘探技術國家投入很大，發展也很快，應該是目前世界領先的，具體沒有權威數據。還有中國的航天和衛星技術，眾所周知不說了。
4、農業技術，中國7%耕地養活22%人口。當然這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歸功於雜交水稻，其實雜交水稻就是轉基因，轉基因方面中國也有很大的成績了，只是受困於輿論沒辦法推廣，中國這些農業老學究們只知道埋頭做研究，不懂怎麼作秀怎麼推廣，被一些人佔了先機牽著鼻子玩，很多科研成果白白浪費在那裡等著被超越。目前中國的農業很危險，ABCD四大糧商已進駐中國開始全面接管農業的上下游，很多作物的種植已經被控制。

經濟方面，發展最快的無疑是互聯網，現在「互聯網+」和「大數據」的概念鋪天蓋地。。。。 不想打字了 好睏。

③ 對於發展我國文化產業，你有何好的建議

一、適應宏觀經濟形勢發展的要求，發揮文化產業對於轉變增長方式，調整經濟結構，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和諧社會發展的戰略樞紐作用「十五」期間，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受到宏觀經濟形勢的影響，發展速度並沒有提高，這種情況在「十一五」期間有望扭轉。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預測，我國經濟發展速度可能大大提前，2015年提前實現小康，到2020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我國人均消費到2020年將可能實現年均10.8%的增長，新的消費高峰就要來臨，文化消費將真正成為拉動消費結構升級的主力軍。這兩年來已經出現了以住房和汽車消費為代表的消費升級,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已由投資拉動轉變為消費拉動，下一輪消費升級的帶動性項目將是教育、醫療、旅遊、電信、信息和家庭娛樂商品等。此外，「十一五」期間，國家將加強對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制約居民消費支出的因素將進一步得到解除，消費升級的速度將會更快。宏觀經濟形勢的發展動向充分說明，以文化產業的發展滿足人民群眾日益提高的精神文化消費需求，對於促進增長方式的轉變、調整經濟結構、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和諧社會發展，將起到越來越重要的樞紐性作用。我們應該加快改革步伐，以體制創新、機制創新、政策創新的重大舉措盡早地啟動新一輪文化產業發展的高增長周期。建議抓住這一歷史機遇，制訂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中長期發展戰略，為未來五到十年的發展描繪出藍圖。二、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形成新的產業格局和市場格局2006年是文化體制改革在全國推開的第一年，體制改革的效應將開始全面釋放，為文化產業發展提供新的動力。2003年以來，試點地區積極推進政府職能轉變，「黨委領導、政府管理、行業自律、企事業單位依法運營」的文化體制改革目標模式已經基本清晰。可以預見，存量領域國有文化資產之間兼並、重組、整合的速度將加快，迅速產生一批跨行業、跨媒體、具有品牌競爭力和戰略投資力的產業集團，大大提高我國文化市場的集中度，使「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浮出水面。新型的文化產業格局將有利於政府對文化產業實施基於市場的內容監管，推動「民族文化為主體、吸收外來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場格局」的形成。我國文化管理體制將融入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統一框架，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將全面融入國民經濟的統一市場。文化體制改革是解放文化生產力，推動我國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和諧發展，走向現代國家的一場革命。建議吸取經濟體制改革和文化體制改革試點的成功經驗，組成多部門參與的文化體制改革指導機構，開展全面調研，制定文化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積極穩妥地加以推進。三、統一和規范市場，推動文化產業全面發展經過「十五」期間文化產業的發展，目前文化產品和服務比較豐富，人民群眾自主消費文化產品的權利基本得到落實，但是自主生產文化產品的權利還沒有得到充分落實。具體表現為：產品市場已經形成，要素市場還沒有統一（投融資體制改革還在破題階段）；不同所有制之間，增量領域和存量領域之間還存在壁壘。隨著「十一五」規劃對於形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的明確，國有文化資產監管體系正在積極推進，國有文化企業中現代企業制度正在逐漸建立，股份化過程將逐步實現，投融資市場將形成，統一規范的文化產業要素市場將真正建立起來。國有和民營文化資本在統一市場體系中並軌是不可避免的趨勢，這有利於我國文化產業的健康發展，可能成為下一階段的重要特點。在國有文化機構不能迅速松綁的情況下，民間資本挾技術與資金雙重優勢異軍突起是不可避免的。從經濟體制改革的經驗看，「增量改革」在體制轉型的特定階段必不可免。就目前而言，開放市場、鼓勵非公經濟發展已經成為在文化領域建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產業格局的重點，具有明顯的促進改革的積極作用。活躍民間投資將提高體制內閑置資源要素的價值，並提高延遲改革的「機會成本」，使得國有文化單位改革產生「內生動力」，並使加快改革以「盤活存量資源」更為容易。「十五」以來我們一直實行以文化產業發展推動文化市場開放的戰略，「十一五」期間應該轉變為以全面開放和構建文化市場推動產業發展的新階段。四、關注技術進步，在文化產業結構重組中實現體制和機制創新2006年文化產業的結構變化將可能由技術和資本唱主角。由於技術進步，寬頻和移動通訊技術的歷史性結合已經實現，廣電和電信統一的技術平台和商業平台正在出現，商業模式趨於成熟，資本市場再度活躍，新興文化產業將出現爆發式增長局面，打破廣電和電信分業經營的格局，推動文化產業的產業結構和鏈條發生歷史性的重組，對文化體制改革產生巨大壓力。在這個意義上說，十六屆五中全會在「十一五」規劃建議中提出的「加強寬頻通信網、數字電視網和下一代互聯網等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推進『三網融合』」的建議具有重大意義。新興文化產業領域歷史包袱較少，將成為新型的傳媒監管體制的試驗場所，從而與體制內文化體制改革遙相呼應。我們應該抓住文化體制改革全面展開的歷史性契機，最大限度地放開市場准入，統一體制性環境和政策性環境，將發展壓力轉化為發展動力。建議有關部門抓住數字電視、網路電視、以及下一代互聯網的發展的歷史機遇，革除束縛國有文化資本發展壯大的體制性障礙，主導終端消費市場的整合，抓住這一契機，走向新的發展階段。五、加強區域協調，尋求產業發展新機遇為了適應新的發展形勢，國家將區域協調發展列為「十一五」規劃的重點。2005年以來，各地都在積極制訂「十一五」文化產業發展規劃，發展文化產業已經成為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因素。我國的經濟、社會現代化呈現一種從東到西、從城市到農村逐步展開的分梯度非均衡發展態勢。處在經濟、文化發展歷史邏輯的不同階段上的各個地區，應該在差別競爭的基礎上，加強整合與合作。沿海發達地區，特別是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發展程度較高，已經處在與全球化最前沿領域「接軌」狀態，可以制定「外向型發展戰略」，著眼於盡快成為全球性文化產業競爭的「一極」，並帶動中西部文化產業走向國際市場；如果進一步對近年來兩岸四地文化產業的發展與互動的新態勢在戰略和政策層面予以關注和鼓勵，將有效推動中華文化在東亞以至於全球文化產業競爭中佔領先機。中西部地區發展程度較低，應該在政府主導下加強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和文化市場建設，整理文化資源，找造文化品牌，開發特色文化產業。從全局著眼，我國文化產業東部實力強大而西部資源豐富，因此，產業發展的龍頭在東部，但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在西部。無論在東部還是中西部，文化產業都將成為下一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重心。東部發達地區已經到了積極發展文化產業以替代傳統產業的階段，中西部地區也應該將文化產業發展納入經濟結構調整的整體戰略，作為「新興工業化道路」的一種重要選擇。中西部地區是我國文化資源的富集地區，文化產業符合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特點，如果成功替代傳統產業，將改寫中西部地區現代化的發展邏輯和路徑。六、加強農村文化建設，構建和諧社會發展新局面「十一五」期間將成為我國農村文化建設的轉折時期。200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村文化建設的意見》，對加強農村文化建設進行了全面闡述。我們應該認識到，現階段我國廣大農民群眾的文化消費極不平衡，既有所發展又極為不足；廣大農村文化市場的發育極不平衡，既有多層次多方面的文化消費需求不能滿足的問題，又有基本文化權益不能保障的問題。對此，我們既需要加大政府投入，加強文化基礎設施建設，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以克服市場失靈，實現和保障農民群眾的基本文化權益；又需要積極培育市場機制，發展文化產業，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力量參與農村文化建設，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產品和服務。從根本上說，就是要改革體制，轉換機制，將文化建設轉移到新的體制基礎上來。

④ 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現狀分析

（一）我國文化產業低水平供求關系與非對稱結構性矛盾

我國的文化市場已有"長足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方面，經濟社會生活各方面條件迅速改善，人民群眾的文化娛樂需求正在被迅速釋放；另一方面，各種新型文化產業門類不斷產生，文化產業結構性變化頻繁。但是現有統計數字顯示，我國文化產業還處在一種低水平供求平衡和非對稱結構性矛盾的狀況之中。

從絕對值來看，我國居民的文化消費需要與文化產業部門的供給之間並沒有很大的出入。

從需求方面說，2000年，我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了849美元，反映城鄉居民生活水準的恩格爾系數也降至50%以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6280元，人均消費性支出是4998元，其中被列入統計的，與文化相關的旅遊、娛樂和耐用消費品、教育、文化服務、通訊等項消費總計949元，佔到可支配收入約19%。按照我國目前大約有4億城鎮人口計算，我國目前城鎮居民文化消費需求大約有3796億元。農村居民人均收入達到2253元，人均消費支出中通訊和文教娛樂類支出280元，總計達到2520億元。這樣算下來，我國與文化相關的消費需求應該在6000至6500億之間（6314億元）。

從供給方面看，根據有關統計數據匯總，我們的文化產業各行業近年來（1998或1999年）進入統計的產值大約是6000多億（1998年6240億），其中教育、文化藝術及廣播電影電視業1812.9億元（1998年），國內旅遊收入2831.92億，圖書報刊355億元，郵電通訊是1235.1億元（1998年），音像製品12.7億。（廣告業等尚未計入。

以上兩個大致相符的數字不過是分別從供需兩個方面描繪了我國文化市場的規模，卻還無法得出我國的文化產業發展狀況可以令人滿意的結論。略做分析就可以看出，文化市場的現狀只是一種低水平的供需平衡，更何況，由於還存在著各種體制性問題，所以它還只是一個存在結構性矛盾的、非對稱性的平衡。

根據國際上的研究，在人均GDP跨越1000美元時，消費支出中吃穿用類比重大大下降，住房類基本不變，而文化精神消費類支出開始大大上升；第三產業應該佔到GDP總量的40%左右，其中文化類產品的產值所佔比例也大大增加。我國目前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但是第三產業的比例（33.2%）低於這個標准達6個百分點，其總量大約是5000億人民幣。盡管我們可以去除由於消費習慣和體制因素而出現的誤差，並去除可能用於非文化類消費的支出（如醫療等），餘量也應該有3000至4000億人民幣。

對於這3000至4000億人民幣的市場空缺應該做如何理解？

一種解釋是，我國居民文化消費能力被大大壓抑了，因此制約了文化產業的成長。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這一點。比如說，根據我國文化產業部門各種散見的數字，我國的電影業、電視業存在大量的經營不善和虧損，許多作品出版後無人問津，庫存積壓嚴重；而一些作品卻不明原因地驟然獲利。有統計表明，電影的生產近年來在走下坡路。1992年我國共生產了170部故事片，為近10年來之最，此後1995年是146部，1996年是110部，1997年是88部，1998年只剩下82部。我們本應不斷增加的觀眾都上哪裡去了呢？近年來，火爆一時的傳統文化娛樂業如歌廳舞廳等經濟效益迅速下滑，成為虧損行業。這些現象說明，我國文化產業部門所提供的產品，有相當一部分不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和不斷變化著的文化消費需要。

還可以做另一種解釋，即我國居民事實上已經實現的文化消費有相當一個部分沒有被列入統計。目前音像界有一個被公認的市場容量計算方法，即根據居民的消費類視聽技術設備的擁有量估算音像製品的市場容量。根據這種方法，我國居民目前大概擁有：電視3.5億台、CD機1000多萬台、VCD機3000多萬台、LD影碟機500多萬台、多媒體電腦1500多萬台，等等。如果按照每個硬體每年均需要10件（套）新的音像製品統計，據信每年音像產品的總銷售額應有超過1000億元的規模，但根據有關部門1996年的統計，我國的音像製品只有不足20億元的正版收入，占總量的2-3%；根據1999年的統計，正版收入約有50億元 ，即使由於政府加大"掃黃打非"的力度，正版率有所提高，據信實際市場規模也應該在1500億至2000億左右。這方面的事實說明，有相當大部分居民的文化消費需求正在流失。我們的文化市場供需之間存在巨大的結構性缺口應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文化市場巨大的供求差別已經成為國家文化和經濟安全問題的隱憂。目前我國居民個人金融資產已經達到9萬億元左右，銀行存款約7萬億元，隨著我國在住房、養老、醫療和教育等方面各項改革措施的逐步推出，人們對文化、教育和娛樂的消費需求將得到進一步釋放。這是一個巨大的市場空間，甚至已經形成了一個目前我國文化產業無法填補的真空。加入WTO後，國外文化產業集團將可能以技術與內容的多重優勢大舉進入，迅速佔領我國的文化市場，文化市場"有限開放"的政策在市場規律的作用下可能會在不長的時間里遭遇嚴峻挑戰。

近年來，人們頻繁地看到這樣的數字：英國文化產業的年產值將近600億英鎊，從業人員約佔全國總就業人數的5%；日本娛樂業的年產值早在1993年就超過汽車工業的年產值；美國的文化產業更加發達，其視聽產品出口額已經成為第一大出口產品，並在國際市場上占據了40%以上的份額。根據媒體的報道，我國政府已經開始考慮允許一些國際知名傳媒集團進入我國媒體市場。這是一個重大的信號，說明文化產業國際化的進程可能出人意料地加速，我國文化市場已經暴露在國際文化資本的強大壓力之下，我國改革開放20多年積累的經濟和文化之果已經成為國際文化資本垂涎的目標。

（二）我國文化產業經營單位眾多但產業組織集約化程度不高

面對巨量的市場需求，以及國際傳媒文化集團大兵壓境，我國的文化產業在總體上缺乏競爭力，難以滿足人們群眾不斷增長的文化需要，這一點足令我們憂慮。我國的傳統文化產業誕生於計劃體制之下，長期以來既被行政體制分割又被各種政策保護。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的總體格局，表現出經營單位眾多，產業集約化程度不高，資源極度分散和不講經濟效益的突出特點。在文化市場迅速成型的今天，這些特點全部轉化為弱點。

從人員規模看，僅以文化部所屬文化產業機構為例。截至1999年，我國文化部下屬的企事業機構共33.07萬個，這里包括了藝術演出團體、影劇院、圖書館、群藝館和文物保護單位，從業人員共166.15萬人；當年國內演出場次是42.3萬場；國內觀眾達4.69億人次。文化娛樂業有機構17.47萬個，90.3萬人；文化市場其他經營機構9.7萬個，23萬人 。這些單位的特點是大多機構較小，如文化部下屬每單位平均才有5人左右。

從經營規模看，音像業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國音像製品的生產、復制單位近600家，每年生產正版音像製品（盒帶、VCD、CD和DVD）兩萬種約2億件（盤），平均每家企業年生產34萬件，月生產不足3萬；而銷售單位約有7萬個，每年全部正版音像製品銷售2億件，平均每個銷售點一年不過賣3000來件，日平均竟不足10件。圖書批發零售業是另一個例子。1999年文化部所屬圖書批發零售機構有13056個，2.3萬人，營業收入只有5.45億元，人均2萬3千元左右，每天營業額為60來元。

資源分散和集約化程度低的問題在新聞出版和廣播影視業中表現得極充分。我國新聞出版體制與傳統工業經濟管理體制有共同特點：新聞出版單位必須是以一定級別的行政機構為"上級單位"，並且建立在其財政撥款的基礎上。這些新聞出版單位一旦形成就被固化，既不能淘汰也不能重組；新的需求一般產生於新的行政機構，通過新的撥款來建立，同樣先天不足。長此以往，新聞出版機構就隨著行政機構的膨脹而膨脹起來。這些新聞出版機構大都規模狹小、重復建設、效益低下，既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要，又造成了資源的閑置和浪費。近20年來，特別是近10年來，各有關方面一直在嘗試對文化管理體制進行多方面的改革實驗，但是基本狀況並沒有根本性改變。

據1999年的統計，我國報紙有2038種、期刊8178種、出版社500餘家，電台電視台3000餘座。這是一筆經數十年積累形成的巨大而寶貴的文化資源。在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基本形成的今天，如果我們自己不迅速對其加以整合、優化，轉變其經營模式，增強其競爭實力，必然成為國際性傳媒巨頭的獵取對象。

（三）我國文化產業的傳統的資源配置機制與市場化要求之間正在形成尖銳矛盾。

近年來，我國文化產業的體制改革開始進入"快車道"。 1998年，我國政府職能部門不再直接辦刊辦報，退出出版經營領域，切斷了新聞出版單位與各個政府機構的傳統依附關系；2000餘家報紙和8000餘家刊物被"逼"上產業化運行的軌道。1999年，開始了傳媒集團和多傳媒文化產業集團的組建；2000年，"傳媒概念"走紅股市，開始嘗試傳媒集團與資本市場的結合。文化產業的體制改革後浪推前浪，從分行業的、局部的改革，逐步進入整體性改革的階段。

但是，資源配置機制混亂，條塊分割和行業壁壘與市場化要求之間的矛盾仍然困擾著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

文化產業的基礎是市場，現代市場經濟要求公開、公正和公平的競爭，反對各種形式的地方保護和壟斷；我國傳統的文化事業單位是按"條塊"（地方和行業一縱一橫）分割的方式設立的，目前盡管已經在不同程度上開始與行政主管部門脫鉤，實行"專業歸口管理"，但是，離真正的市場競爭還有相當的距離。甚至還有一些企業利用與行政機構的傳統聯系，利用企業特殊的社會公益性質和意識形態功能，壟斷資源，操縱市場，謀取暴利；而另一些文化企業在做大以後，要做跨行業跨地區的資產重組甚至兼並，卻往往遇到阻力。在加入WTO的形勢下，在國際性"傳媒匯流"趨勢的影響下，一些廣電、報刊、出版企業在地方政府的協調下成立了集團公司，實現了"強強聯合"和"資產重組"甚至在當地從事了一些跨行業、跨媒體經營。這當然是一種進步。但我們也注意到，"媒體匯流"在西方是一種市場趨勢，在中國則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手段，如何將結構調整與體制轉型結合起來，仍然是個問題。

這樣，文化產業的發展就與深層次改革問題相遇了：文化產業是一個特殊的產業，既具有一般的行業屬性，又具有社會公益性質。其中的核心產業門類如傳媒產業，既具有大眾傳媒的特點，又是黨和國家的宣傳渠道。如何基於這些特點做出制度性的安排，既按照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康發展，又保證先進文化的主導作用，這是一個全新的問題，需要我們以創新的精神大膽開拓。

但是，保證廣大人民群眾的文化權利是一個更為根本性的問題，也是我黨和國家確保對社會主義文化事業領導權的基礎。應該看到，在加入WTO和深化改革的形勢下，在數字化信息技術的沖擊下，傳統傳媒制度的經濟基礎和技術基礎已經發生了變化，人民群眾的文化權利的實現方式也已經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從以國家行政機制為中介的非自主方式，轉向以市場為中介的自主選擇方式。這就要求我們積極探索在市場競爭條件下發揮傳統政治優勢的新辦法。因此，我們應特別注意研究調控文化市場發展的新體制、引導精神產品流通的新機制，以及活躍文化生產的新組織形式。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促進文化的發展。

當然，我們也看到，在出現了全球性的"傳媒匯流"和"放鬆管制"之後，由於文化內容產業發展的不平衡，甚至是西方發達國家也在重新考慮如何以新的產業政策、新的制度性安排對待文化內容產業的問題。保護民族文化遺產，弘揚民族文化傳統，確保民族文化安全，已經成為世界各國面對全球化的共同戰略主題，將會出現許多值得我們借鑒的經驗。我們的政策制訂人員需要做的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

（四）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先進性要求與文化原創能力不足之間形成戰略矛盾，資源潛力不能轉化為產業實力

發展我國的文化產業還是有一些得天獨厚的條件。首先是中國文化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世界上使用華語的人口為世界之最，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除在中國境內，還在東南亞、北美及歐洲的華人區具有廣泛的影響。這應該說是中國的文化企業進行市場開拓的最有利條件，因為語言和文化的差異一直被認為是經濟全球化和國際交往中的最大消極因素。在經濟學的壟斷競爭理論中，保持產品差異被認為是維持產品在市場上的壟斷力量的關鍵。文化產品的差異首先是來自價值觀及表達手段的獨特性的；文化差異也是我們在國際競爭中和在趕超發達國家時可以依賴的比較優勢。

從生產要素的角度看，中國的文化資源異常豐富，舉世公認。幾千年乃至更長時間的文明發展，幅員遼闊的國土上還留存著許許多多的歷史文化遺址、遺跡，還有各種類型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景觀；圖書館、博物館里保藏著數以百萬計的藝術珍品、典籍和文物；中國人的言談舉止、風情習俗、節日慶典中保留著大量有形無形的文化符號；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對傳統文化進行了不間斷的研究和播傳。凡此種種，都為中國文化產品乃至其他可以負載文化符號的耐用消費品的設計、生產、創新提供了不竭的靈感源泉。

但是僅僅滿足於此顯然落後於時代。當今世界，文化已經具有原生形態、經濟形態和技術形態，新興文化產業得益於資本市場和信息技術兩駕馬車拉動，才有了前所未見的高速度，才將大批文化資源轉化為產業和財富。我國正是在上述兩個方面都顯得被動和遲鈍。

比如，文化旅遊是將民族文化資源潛力化為產業實力的重要方式，旅遊業在我國文化產業各門類中還是產業化程度最高的部門，但是，在該領域將文化遺產轉化為產業的成功案例至今還極為鮮見。從多年前全國各地災難性的"人造景觀熱"，到近年來有關部門關於文化遺產所有權和管理權能否分離，市場機制如何引入問題上的多次爭論，許多問題還沒有進行徹底討論，並轉化為合理的政策法規。事實已經證明，憑空建造的主題公園永遠不會有信譽，而文物的粗放利用則無異於破壞，正確的道路顯然應該在這二者之間。但是，在如何將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有機結合，做到既保護了文化遺產，又推動了文化旅遊，我們還未能有一個較為明確的方針，因此而貽誤了諸多發展的機遇。

文化遺產數字化是將民族文化資源轉化為新興產業基礎的一個關鍵環節。目前，"文化內容革命"正在世界范圍內展開。世界各國為迎接信息時代的到來，正大規模地將文化遺產轉換成數字化形態。199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開始推動"世界的記憶"項目，該項目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圍內推動文化遺產數字化，以便永久性地保存，以及最大限度地使公眾公平地享有。1999年，在芬蘭倡議下，歐盟國家開始啟動一項多國框架性合作項目，名為"內容創作啟動計劃"，文化遺產數字化被確定為基礎性內容。我國的文化資源數字化進程因國家數字圖書館工程的啟動（1996年）可以說動手並不晚，但直至目前，還沒有形成國家發展戰略，還沒有將其上升為國家文化產業建設的基礎性工程，這不能不說是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一個深層危機。

向數字媒體轉移是將傳統文化資源開發為經濟資源的必要步驟，實質上是為空前規模的產業整合準備條件，具有巨大的經濟意義。國際性信息技術集團和文化傳媒集團早已開始著手整合世界各國的數字文化資源，為開發新的世界市場做好准備；中國文化資源關繫到對中國文化產品市場的佔有，這塊市場也為他們覷覦已久。1999年，美國大片《木蘭》已經向我們敲響了警鍾：中國的文化資源已經經國際傳媒資本之手轉化為文化產品，成為中國文化產業界的強大競爭對手；2000年五一節，我國經歷了第一個"假日經濟"高峰，敦煌洞窟壁畫在大量遊人參觀的壓力下"不堪重負"，美國的基金會開始與我商談"數字化虛擬洞窟"計劃；同年，日本信息技術企業加速了與我國故宮博物院關於建立數字化多媒體網上故宮博物院的談判進程。這兩件事說明，發達國家已經藉助經濟與技術雙重優勢，開始謀求對我國文化資源的新一輪開發，這一動向值得我們關注。

（五）WTO規制與現行中國文化產業政策支持系統之間的矛盾

WTO是一種法律體系和政策系統。WTO所形成的諸多協定、協議廣泛涉及到文化產業的各個領域，有關文化產業的規章條例主要包括在WTO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保護的基本規則，即《服務貿易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之中。因此其基本原則也就自然地成為各成員政府制定和執行國內文化貿易政策的文本基礎，這就必然地要給這個國家的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產業政策支持系統帶來制度、法律和政策性影響。

我國自80年代以來開始進行文化體制改革，90年代開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至今已經初步建立起了由一系列行政法規和規章構築起來的文化產業政策系統，以及由這個系統建立起來的文化管理機制，包括：《文化娛樂場所管理條例》、《演出市場管理條例》、《電影管理條例》、《出版管理條例》、《廣播電視管理條例》、《音像製品管理條例》等，基本上涵蓋了現行文化產業領域。

然而問題是，現有的文化產業政策文本系統，基本上都是在兩種體制轉型過程中制定和形成的，並不是為加入WTO、或根據WTO原則而制定的游戲規則，因此，很大程度上帶有計劃體制的痕跡，這就出現了現存政策的目的性與WTO對中國文化產業政策的要求之間的矛盾。同時，由於我國不同領域里的現行文化管理與文化產業政策主要是由政府的不同行政主管部門制定並以政府的名義發布的，因此，行業和部門的利益保護色彩比較濃重。這樣一來，在整個政策的價值規定、功能及政府對社會文化資源的權威性分配中，應有的公共性、公正性和公平性就比較差。而所有這些都是與WTO貿易自由化原則、透明度原則、市場准入原則等存在著明顯的不一致和內在的規則沖突。

我國政府正在逐步加大文化管理體制改革的力度，《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的修訂頒布已經在國內法與國際法的規制對接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然而，由於這些措施並未從根本上解決我國文化產業發展在體制和制度上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如行政壟斷、市場准入、投資主體多元化、文化企業產權關系改革等，因此，舊有的矛盾不僅沒有消除，還進一步激起了新的沖突。同時，由於原有的文化政策系統並未因機構的改革和文化行政主管部門的合並而失去政策效能，還出現了新機構執行舊政策，"新瓶裝陳酒"的現象。在有的地方和領域，文化行政權力在資源重組和優化配置的名義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這種權力的高度集中，使得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制定的文化產業政策不僅沒有失去原有的制度基礎，反而獲得了新的支持。

我國文化產業管理部門已經提出"大文化管理"的思路，但是由於缺乏政策系統的創新支持，預期的改革效果並未出現，於是政府也就難以實現從"辦文化"向"管文化"的戰略轉變。對中國來說，順利進入WTO的關鍵是實現制度創新和政策系統創新的有機聯動，倘若在制度和政策的層面上不能實現整體性創新，我國文化產業在21世紀的發展前景也就可能並不是那麼樂觀的。

文化產業是一個特殊的產業，而且目前還處在發展和轉型過程中，因此，存在的根本性問題還是體制性的。任何國家的產業政策的基點都是兩個，即以市場為基礎，以政策為導向，更何況我國的文化產業是生存和成長於一個更為特殊的環境中的。在一定意義上，我們今天對文化市場和文化產業的認識，以及依此制定的文化產業政策的合理性，將影響著今後相當長一個時期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並還會進一步影響我國整個經濟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發展文化產業已經成為共識，但是一個真正合理的產業政策的制定過程才開始，目前我

⑤ 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必須大力發展文化產業。近年來，我國文化產業發展很快，但同發達國家相比差距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