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二戰後至八十年代初 波蘭經濟社會背景
1. 經濟水平雖屬中上，但產業結構較落後。波蘭雖然早已完成工業化，但直至20世紀80年代，仍有近30%左右的勞動力務農，農業中有役畜（馬）100萬匹，是一個傳統農業大國。波蘭農業的優勢主要是「進口飼料出口肉」的畜牧業。第二產業中，采礦－冶金業所佔比重很大，是傳統重工業時代波蘭的驕傲。但在「後工業」、「信息化」和新技術革命時代，它卻成了「夕陽產業」的代表。夕陽產業比重大是波蘭轉軌中面臨的一大難題。著名的西里西亞工業區是與德國的魯爾、英國的中英格蘭—南威爾士齊名的歐洲三大礦冶工業與重工業城市密集帶，也是東歐最大的采礦－冶金綜合型傳統重化工業區。波蘭是世界第四大產煤國，與煤有關的冶金、電力、化工、礦冶機械等產業具有突出的地位。而這些產業均為大型國有托拉斯，集中程度高，轉軌困難，再加上市場有限、污染嚴重、高新技術含量低，屬於「夕陽產業」。因此，波蘭除體制轉軌外，還面臨著嚴重的技術改造與產業重組等結構性問題。
2. 在東歐國家中，波蘭與捷克屬於「前共產黨時代」就具有民主傳統與左派傳統的國家。與捷克不同的是，波蘭在中世紀就實行「貴族民主」性質的自由選王制，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復國以來，波蘭一直實行共和制，除了19世紀亡國期間受俄德奧三個宗主國王朝的專制統治外，自由民主的歷史傳統比捷克更悠久。在文化傳統上，法國對波蘭的影響甚至大於俄德奧三個宗主國，無論宗教還是民主理念，波蘭均類似法國，二戰前一直有「斯拉夫人的法蘭西」之稱。
在兩次大戰期間，捷克的民主憲政發達，而波蘭卻出現了相當專制的「薩納奇政體」。兩國的「左派傳統」也很不相同：波蘭社會黨是薩納奇體制的建立者，而捷克社會民主派一直奉行民主憲政。不過，雖然薩納奇政體在「自由傳統」悠久的波蘭人看來已是很專制的，在更大范圍看其實還算溫和。當時流亡的波蘭共產黨人受到斯大林「大肅反」的鎮壓，全體政治局委員幾乎都在前蘇聯死於非命，只有在波蘭國內薩納奇體制下坐牢的蘭普一人活了下來。事實上，劇變前的波蘭舊體制也比其它東歐國家溫和，斯大林去世前波黨雖也搞內部清洗，但沒有像其它東歐國家那樣大批殺人。斯大林去世後東歐出現「非斯大林化」。這一潮流在匈牙利、捷克、東德都被鎮壓，只有波蘭的哥穆爾卡成功了，並開始了「波蘭特色的社會主義」。
換言之，波蘭歷史上實行民主的時間更長，即便是非民主時期的專制，也較為溫和。在轉軌中這樣的傳統使「經濟民主」比其它轉軌國家更為活躍。不僅在公共資產處理過程即「私有化」過程中，公眾參與程度高，而且在已經私有化的企業中，工會、雇員持股、社會保障責任等「歐洲式的」社會民主色彩也相當濃郁。這自然給轉軌過程帶來許多特色。
3. 由於前述原因，劇變前前蘇聯允許波蘭的經濟政策有一定的靈活性。因此，波蘭是東歐最早開始實踐所謂「市場社會主義」的兩國（另一國是南斯拉夫）之一。波蘭的經濟學界一直是東歐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的大本營。二戰前，波蘭左派思想界就在世界上首先提出了「市場社會主義」的設想。當時旅美的波蘭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卡列茨基等都以此成名，並在20世紀20－30年代西方的「社會主義論戰」中卓有建樹。戰後社會主義時期，蘭格等人回國，又培養了W？布魯斯等一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學家，主張實行模擬市場、有限計劃等經濟改革政策。雖然在斯大林模式下這種「離經叛道」的理論時而受到壓制，但自哥穆爾卡的「波蘭特色社會主義」搞起來後，總的來說，仍是東歐國家（南斯拉夫除外）中對「市場社會主義」寬容度最大的。80年代體制內改革氣候形成後，「市場社會主義」更逐漸成為波蘭劇變前經濟思想的主流，並對波蘭經濟產生實際的影響。
在這種條件下，波蘭在1956年後就中止了集體化以後一直沒有再搞公有制農業，與南斯拉夫並列成為僅有的兩個保留了「小農」（家庭農場）制度的東歐國家。波蘭的工業經濟也很早就在奧斯卡？蘭格、卡列茨基和布魯斯等人倡導下進行放權讓利的試驗。波蘭經濟的外向程度也相當高，尤其是在20世紀70年代的蓋萊克統治時代，波蘭實行大舉借債、大進（口）大出（口），追求高速度、高積累、高福利的路線，使整個經濟體系不僅參與「社會主義國際分工」，而且與西方經濟的聯系也相當密切。
但是，波蘭體制內「市場社會主義」的效果並不好。由於市場機制與計劃機制的內在沖突，這種沖突又因波蘭經濟的高重化工結構而顯得特別嚴重，也由於前蘇聯的干預和國內政治的不穩定，波蘭體制內經濟改革並未取得過像南斯拉夫、匈牙利那種一定歷史時期內顯現的所謂「奇跡」。劇變前的波蘭經濟處於市場秩序與計劃秩序都較為鬆弛與紊亂的狀態。其中，計劃秩序的相對鬆弛對於後來的轉軌是一個有利條件，但是體制內市場化改革的不成功，又給後來的市場化轉軌留下了陰影。
4. 劇變前的波蘭經濟雖然長期不景氣，但為了求得穩定，尤其為了在外來「強加」的體制下增加其統治合法性，民眾的社會福利水平卻相對較高，特別是在農業領域。一方面，劇變前的波蘭實行家庭農場制度，農業受到舊體制的束縛較實行集體化的其它東歐國家為輕；另一方面，基於意識形態的考慮和國家整體經濟實力的允許，政府在70年代就為農民建立了發達的社會保障。1972年全國農民實行公費醫療，1978年全國農民實行退休制，同時還建立了國家財政支持的農業產前產後服務系統（即所謂「農業圈」制度）。為了爭奪對農民的影響力，教會方面也與政府展開「支農競爭」。1983年教會建立了20億美元的農民援助基金，向農民提供各種生產、生活保障。
一般而言，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是一個兩種意義上的「自由化」過程，即一方面擺脫了舊體制的束縛，而取得自由，另一方面也失去了舊體制提供的保護，而「遭受」自由。前者是機會，後者是代價。對於束縛功能強大，而保護功能弱小的體制而言，擺脫它的過程是一個純粹獲益，而很少支付代價的過程（我國的農村改革即為典型）。而在束縛功能與保護功能同樣強大的體制中，擺脫束縛得到的發展機會和失去保護而付出的代價———風險和不確定性，都同樣明顯，如多數東歐國家的工業體制改革。而在那些束縛少保護多的體制中，脫離它的過程則少有擺脫束縛之利，失去保護的代價卻很明顯。波蘭農民正處於這種狀態。在這一點上，波蘭農民與中國農民對改革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國的農民是推動中國改革、創造「中國奇跡」的主力軍，而波蘭農民在轉軌過程中則表現得比城裡人更保守。波蘭恰恰又是農民力量比較強大的國家，農民人口占總人數的1/4左右，而且組織程度高。劇變時，波蘭農民黨脫離舊體制下的統一戰線與團結工會結盟，加速了政治劇變的過程。但在此後的經濟轉軌中，農民黨卻成了最為「保守」的力量。它不僅轉而與左派結盟，反對實行激進改革的團派政府，甚至比左派（「前共產黨人」組成的社會民主黨）在經濟問題上更為「守舊」，特別傾向於經濟保護主義。
5. 波蘭劇變的主力是獨立工會運動。團結工會所代表的產業工人組織程度高，作為工會運動又天然具有強大的工聯主義傾向。劇變前，工會自治是顛覆舊體制的主要力量，但到了經濟轉軌時期，工會力量的強大卻使得轉軌中的博弈過程變得極為復雜。「工會嚇跑投資者」是波蘭轉型期的突出現象。波蘭許多大企業的私有化方案往往反復多次，都不為工會所接受，使產權改革過程極為艱難。劇變後的五屆團派政府在理論上奉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但由於其政治基礎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工會的支持，至少是認可，因而活動能力有限。由於工會勢力的強大，波蘭在企業產權改革中不能不顧及企業內部職工的利益，捷克式的「全民分配」與匈牙利式的「面向外資的大拍賣」均難以實現。可以說，在「工會掌權」的條件下走向培育「資產階級」的市場經濟，是波蘭轉軌的最突出的特點，也是一系列的「轉軌悖論」在波蘭表現得特別突出的根本原因
巴爾采羅維奇綱領及其效果
1990年1月1日，波蘭開始全面實施以財政部長巴爾采羅維奇命名的一攬子激進改革綱領。在此後的四年間，波蘭政局動盪，團派政府四次更迭，但巴爾采羅維奇在四屆政府中連任財政部長或其它經濟主管職務，對這一時期的經濟轉軌負有責任。當然波蘭此時採取激進轉軌戰略也並不是哪一個人個性因素作用的結果，而在很大程度上與當時的經濟形勢和社會情緒有關。
1988—1989年間，波蘭經濟已經發生紊亂，商品極度匱乏，通貨膨脹劇烈，國內總產值下降，外債高達490億美元，[4]國家幾乎喪失支付能力。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以財政貨幣雙緊縮來治理通貨膨脹是穩定經濟的第一項措施。就常規而言，通貨膨脹時實行財政緊縮，通貨緊縮時實行財政擴張，這是一種正常的技術反應，在一般條件下也難有別的選擇。但是東歐的轉型期通貨膨脹與常規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過熱型通貨膨脹的生成機制大異，緊縮政策的實施重點也有所不同。財政緊縮的結果導致投資下降，企業資金短缺，需求萎縮，整個經濟出現滑坡。1990—1991年波蘭經濟分別負增長11.6%和11.7%，[5]私人消費分別下降15.3%和9%，固定資產投資分別下降10.6%和4.4%.在放開物價之後，1990年的物價猛烈上漲585.8%，第二年回落為70.3%，波蘭經濟處於「休克」狀態。
波蘭的這種「休克療法」無論近期還是遠期效果都具有多面性，而且充滿了禍福相依的戲劇性場景，出乎意料的樂觀與始料不及的悲觀交替出現，殊堪玩味。
首先出乎意料，便是「休克」不久便出現的迅速而短暫的「舒適」，然而「舒適」不久，便陷入一個相當長的「虛脫」狀態。前者為「休克」的反對者始料不及，後者卻給「休克」的贊成者潑了一瓢冷水。
1990年新年伊始，巴爾采羅維奇「穩定綱領」出台，社會雖然經過一陣「陣痛」，但幾乎是從「綱領」實行的那一刻起就感到了「療效」：通貨膨脹率逐月大幅度下降，從上一年的月平均167%很快下降到當年8月的不足2%，以至報刊上開始歡呼通貨膨脹這個惡魔已被「一舉消滅」。的確，如果這一趨勢持續下去，那麼「休克療法」要達到的頭號目的就可以說達到了。
與此同時，經濟平衡的其它指標也迅速改善。企業產量雖降但效益上升，財政狀況大為好轉。國家財政從1989年高達政府支出近1/5的巨額赤字，一變而為「休克」後半年內盈餘達到了國內生產總值的約3%！另一方面，盡管經濟總量縮減，出口卻大為增長。尤其是，可換取硬通貨的出口在「休克」後頭一年裡驟增至35%.在進口消費品充斥市場的情況下，外貿收支居然從上年的逆差一變而為創紀錄的40億美元順差。外匯儲備也從幾乎枯竭變為有了可觀的40億美元。與此同時，信譽掃地的茲羅提一下堅挺起來，成了東歐有史以來第一種「百分之百自由兌換」貨幣，外匯黑市自動消失，百姓從搶購美元一變而為拋售美元換取茲羅提。僅頭7個月內，社會上的25億美元游資回歸國庫。商品短缺、排隊與票證完全消失，自戰後以來波蘭首次出現了買方市場……凡此種種，都引起了一陣陣歡呼，似乎「休克」時期很快就要過去了。
然而這種「舒適」倏忽而逝。當年秋季，宏觀經濟開始再度失衡。通貨膨脹從9月起又趨上升，使全年平均月通脹率又達到兩位數；國家財政再度告急，1990年上半年的盈餘到年底便基本耗盡，1991年又出現了31萬億茲羅提的赤字，到1992年更升為69.3萬億茲羅提；外貿也從1990年的順差40億美元惡化為1991年的逆差13億美元；茲羅提匯價在穩定了一年半後又不斷貶值；人們又開始拋售茲羅提……然而，在短暫「舒適」時作為代價付出的生產下降、失業增加等等，並沒有逆變回去的跡象。波蘭的輿論又充滿了沮喪的氣氛，直到1992年下半年才見好轉。
類似情況並非波蘭特有，在中東歐其它幾個實行緊縮的國家也有不同程度的發生。在俄羅斯，1992年1月蓋達爾方案實施後，一度出現了物價「一步到位」後穩定下來的趨勢。2月間，甚至在全俄1/3的地區出現價格「緩慢下降」的局面，同時國家財政在幾個月內實現了無赤字預算，而劇烈貶值中的盧布也一度堅挺起來，甚至在2—3月間大幅度升值，從230盧布兌換1美元最高曾升到70盧布~85盧布就可兌換1美元，輿論稱之為俄羅斯經濟生活中「最出乎人們意料的重大事件」。一時，似乎俄國經濟從「休克」中蘇醒有望了。然而好景不長，到下半年情況急劇惡化，物價再度暴漲，通貨膨脹率扶搖直上，到1993年1月終於達到月率50%以上的「惡性」程度。盧布匯率也從1992年6月下旬起再度下跌，而且呈加速趨勢。
前南斯拉夫的「馬爾科維奇方案」的命運也很典型。1990年初這個「休克」方案實施後不久就被一些人稱為「奇跡」：三個月之內原先高達四位數年率的惡性通貨膨脹就幾乎被完全消除。第納爾一度在國內可以自由兌換，而且匯率穩定。公民與企業的外匯資金流入國庫，出口增加，國家財政與外貿收支改善，外債也一度下降。但是，不久情況便再度逆轉，加上國內政治危機，終於使該方案在實施半年之後便難以為繼。南斯拉夫聯邦也在「馬爾科維奇方案」失敗的同時分崩離析了。
保加利亞1991年2月起開始「休克」，4—6月通貨膨脹率開始降低，1992年通脹率由上年的450%下降到80%.外匯儲備由0.5億美元增至12億美元，列弗的匯價也趨穩定。但是國家財政未能改善，1992年赤字比上年更高，1993年通貨膨脹再度回升。
「休克療法」在穩定（不是發展，也不是改造）經濟方面幾乎產生了立竿見影的「療效」，體現了經濟邏輯的力量。但是這些「療效」的不能持久表明，只有「休克」是不夠的。事實表明，除了消滅短缺之外，「休克療法」的其它療效都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逆轉，而如果長期僅以緊縮造成的需求萎縮（按東歐流行的術語叫「需求屏障」）為基礎，「短缺的消滅」本身也會逐漸成為一種需要治療的病症———這就是我們深知其味的「疲軟」症。
為什麼呢？道理很簡單。如上所述，從操作意義上說「休克療法」本身無所謂姓「資」姓「社」。它只是以嚴厲的緊縮來糾正經濟中的破壞性失衡，以求穩定經濟。由於它是針對以前造成失衡的邏輯原因對症下葯的，因此它的「療效」具有邏輯保證（就是說，只要實行，必有療效。當然，如果只是想要實行而卻不能落實，或遇到副作用便淺嘗輒止，那就不能保證療效了）。但同樣具有邏輯的是，「休克療法」可以創造平衡（就是說它可以一次性的糾正失衡），卻不能維持平衡。要把平衡維持下去，就得有「手」———或者是「看得見的手」（行政性的計劃機制），或者是「看不見的手」（市場機制）。如果兩「手」皆無，平衡即使建立起來也難維持。俄羅斯、中東歐各國的上述療效逆轉現象———有人稱之為「第二度陣痛」，雖然各有其具體原因（波蘭1991年的困境很大程度上與經互會解體這一外部因素有關，而俄羅斯經濟失衡加劇則部分地應歸因於「休克」措施未完全落實），但從根本上說，共同原因就在於「休克療法」作為一種緊縮政策只能穩定經濟而不能改造經濟，因此它本身不能維持平衡。從這點上來說，東歐既不同於80年代的拉美諸國，也不同於1990年前後的中國。前者原有市場機制，「休克」創造的平衡可以用「看不見的手」維持之；後者原有計劃機制，「休克」（中國稱之為「緊縮」）創造的平衡可以用「看得見的手」維持之，而東歐就有點「兩處茫茫皆不見」的味道了。
更有甚者，「穩定」與「改造」、放開物價與私有化，雖然從長遠來說是互為條件、相輔相成的，但在短期內，某些「穩定」措施以及這些措施實行的次序卻對「改造」不利。例如有人指出，波蘭團結工會政府本應一上台就緊縮銀根，不要等到數月之後「穩定綱領」出台時才與物價改革一起上。但他們沒有這樣做。結果在新政府上台後企業仍然得到大筆低利貸款，並以低於市場的官價購入大量進口原材料及半成品，致使1989年（「休克」前一年）國營企業在生產下降2.5%的同時，原材料及半成品庫存卻猛增20.9%.「休克」開始後，這些低價投入轉化為價格開放後的高價產出品，使國營企業在「休克」之初利潤率猛增，盡管銷售額與生產力利用率均下降，「效益」卻大為提高。這種虛假的「效益」使企業感受不到壓力，沒有利用「舒適」期趕快改革，結果加大了改造的代價，使「二度陣痛」時間拖長，烈度增加。
然而弱小的「非國營」部門卻因資金薄弱又不能享受官價，沒有這種囤積居奇的能力，在緊縮時期直接受到高利率、高稅收與市場疲軟的壓力，處境困難。尤其是個體農民，在「外援」食品湧入和國內需求疲軟的雙重影響下叫苦不迭，以至於在1991年發生了呼籲外援的示威。
總之，從理論上說，宏觀緊縮對所有經濟成分都構成同樣的壓力。但由於種種原因，實際上至少在初期，非國有經濟受到的壓力往往比國有經濟更大。於是我們又看到一個不可思議的現象：在「非共產黨政府」上台後的波蘭，國有企業反而「舒適」起來，而私營者卻在苦苦掙扎！這種狀況的近期影響自然是私有化受阻，而中期影響則是私營經濟在壓力下增強了適應性，國營企業則在「舒適」中得過且過，以至到「二度陣痛」來臨時措手不及，跌入劇烈衰退的深淵。中短期影響的綜合結果，便是拉開了從緊縮到私有化的時間差，使「逆序演變」更為典型。
總而言之，由於種種原因，原先設想為穩定與改造並行的東歐經濟變革，在實行中大都變成了先穩定、後改造的兩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