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葯產業發展史

Ⅰ 1、中葯發展史各階段有何著作貢獻和及其創新之處。

早在幾千年前的遠古時代，我們的祖先在日常飲食勞作和與大自然的抗爭中就積累了一些用葯知識。人們發現食用了某些動、植物後具有減輕或消除病痛的功效，這就是認識中葯的起源。隨著人類的進化，開始有目的地尋找防治疾病的葯物和方法，所謂「神農嘗百草」和「葯食同源」就是當時的真實寫照。
人們在烘火取暖時發現用獸皮、樹皮包上燒熱的石塊或沙土作局部取暖可消除某些病痛，逐漸形成了熱熨法和灸法；在使用石器勞作時發現身體某一部位受到刺傷後反能解除其他部位的病痛，從而創造了運用砭石、骨針治療的方法，並在此基礎上逐漸發展為針刺療法，進而形成了經絡學說，初步形成了原始醫學。
春秋戰國時期，扁鵲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望、聞、問、切」四診合參的方法，扁鵲精於內、外、婦、兒、五官等科，應用砭刺、針灸、按摩、湯液、熱熨等法治療疾病，奠定了中醫臨床診斷和治療的理論基礎，扁鵲是中國傳統醫學的鼻祖，中醫理論的奠基人，被後人譽為「醫祖」。
我國現存最早的中醫典籍《黃帝內經》於兩千多年前的秦漢時期問世。全面系統闡述了人體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治療的原則與方法，提出了「治未病」的預防醫學理觀念，確立了中醫學的思維模式，標志著中醫從單純的臨床經驗積累發展到系統理論總結階段，形成了中醫葯理論體系框架。
秦漢後期，隨著交通日漸發達，少數民族地區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龍眼、荔枝核等漸為內地醫家所採用，東南亞等地的葯材也不斷進入中國。
《神農本草經》就是當時流傳下來的現存最早的葯物學專著，它總結了漢以前人們的葯物知識，載葯365種，並記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氣五味等葯物學理論，對於合理處方、安全用葯、提高療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長期臨床實踐和現代科學研究證明該書所載葯效大多是正確的，如麻黃治喘，黃連治痢，海藻治癭等。
東漢時期，張仲景所著《傷寒雜病論》提出了外感熱病（包括瘟疫等傳染病）的診治原則和方法，論述了內傷雜病的病因、病證、診法、治療、預防等辨證規律和原則，確立了辨證論治的理論和方法體系，被中醫界稱為「醫聖」。
後世又將該書分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書實收劑269首，基本上概括了臨床各科的常用方劑，被譽為「方書之祖」。東漢末年，「外科鼻祖」華佗創制了麻醉劑「麻沸散」，開創了麻醉葯用於外科手術的先河，較西醫的麻醉葯提早了1600多年。
唐代醫家孫思邈集畢生之精力，著成《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其中，《千金要方》分為30卷，合方論5300首；《千金翼方》亦30卷，載方2571首，兩冊典籍對臨床各科、針灸、食療、預防、養生等均有論述，可謂集唐以前方書之大成。孫思邈還提出「大醫精誠」，體現了中醫對醫道精微、心懷至誠、言行誠謹的追求，是中華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卓越的文明智慧在中醫葯中的集中體現，是中醫葯文化的核心價值理念。
宋代是中醫葯發展的鼎盛時期。政府對中醫教育比較重視，專設「太醫局」作為培養中醫人材的最高機構。教學方法也有很大改進，如針灸醫官王惟一曾設計鑄造銅人兩具，精細刻制了十二經脈和354個穴位作為針灸教學和考試醫師之用，作為最早的教學模型具有直觀具體、形象逼真的展示效果，是中國醫學教育發展史上的一大創舉。
宋朝政府專設「校正醫書局」，有計劃地對歷代重要醫籍進行了搜集、整理、考證和校勘，歷時十餘年。目前所能讀到的《素問》、《傷寒論》、《金匱要略》、《針灸甲乙經》、《諸病源候論》、《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等中醫典籍都是當時校訂和刊行後流傳下來的。
明清時期，中醫葯也得到了較快發展，突出代表是醫家李時珍歷時27年之久寫成的《本草綱目》，收載葯物1892種，附方10000多個，對中國和世界葯物學的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這部史作自1593年起先後被翻譯成日、法、英、德、俄等多國文字，在世界廣泛傳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李時珍也被譽為「東方達爾文」。
公元十一世紀中醫即開始應用「人痘接種法」預防天花，成為世界醫學免疫學的先驅。在細菌學尚未出現的十七世紀中葉，這無疑是一偉大創舉。到了清代中醫在治療溫病（包括傳染性和非傳染性發熱性疾病）方面成就的代表著作有葉桂的《溫熱論》、《濕熱條辨》、《溫病條辨》及《溫熱經緯》等。清代醫家王清任根據屍體解剖和臨床經驗寫成《醫林改錯》，改正了古代醫書在人體解剖方面的的一些錯誤，強調了解剖知識對醫生的重要性，並發展了瘀血致病理論與治療方法。
明清時期中醫葯的發展也帶動了中葯堂、中葯鋪的興起。廣譽遠創始於明嘉靖年間1541年，是中醫葯史上現存最悠久的中華老字型大小企業；陳李濟創建於1600年，是現存最古老的中葯堂，取名陳李濟，寓意「陳李結緣，同心濟世」。之後又陸續出現了同仁堂、雷允上、九芝堂等中葯堂，這些距今三、五百年的老字型大小，雖歷經朝代更迭、戰亂洗禮，至今依然生機勃勃，堅守著以傳統制葯的製作技藝為基礎，造福百姓的信念，也成為家喻戶曉的知名品牌，在中醫葯漫長的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Ⅱ 我國中醫葯發展史上的傑出人物及其成就

中醫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遠古時代,我們的祖先在與大自然作斗爭中就創造了原始醫學。人們在尋找食物的過程中,發現某些食物能減輕或消除某些病症,這就是發現和應用中葯的起源;在烘火取暖的基礎上,發現用獸皮、樹皮包上燒熱的石塊或沙土作局部取暖可消除某些病痛,通過反復實踐和改進,逐漸產生了熱熨法和灸法;在使用石器作為生產工具的過程中,發現人體某一部位受到刺傷後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從而創造了運用砭石、骨針治療的方法,並在此基礎上,逐漸發展為針刺療法,進而形成了經絡學說。
1。基本理論萌時期
中醫理論主要來源於對實踐的總結,並在實踐中不斷得到充實和發展。早在兩千多年前,中國現存最早的中醫理論專著《黃帝內經》問世。該書系統總結了在此之前的治療經驗和醫學理論,結合當時的其他自然科學成就,運用樸素的唯物論和辨證法思想,對人體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診斷、治療與預防,做了比較全面的闡述,初步奠定了中醫學的理論基礎。《難經》是一部與《黃帝內經》相媲美的古典醫籍,成書於漢之前,相傳系秦越人所著。其內容亦包括生理、病理、診斷、治療等各方面,補充了《黃帝內經》之不足。
2。發展成熟時期
秦漢以來,內外交通日漸發達,少數民族地區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龍眼、荔枝核等,漸為內地醫家所採用。東南亞等地的葯材也不斷進入中國,從而豐富人們的葯材知識。《神農本草經》就是當時流傳下來的、中國現存最早的葯物學專著。它總結了漢以前人們的葯物知識,載葯365種,並記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氣五味等葯物學理論。長期臨床實踐和現代科學研究證明：該書所載葯效大多是正確的，如麻黃治喘，黃連治痢，海藻治癭等。

公元三世紀，東漢著名醫家張仲景在深入鑽研《素問》、《針經》、《難經》等古典醫籍的基礎上，廣泛採集眾人的有效葯方，並結合自己的臨床經驗，著成《傷寒雜病論》。該書以六經辨傷寒，以臟腑辨雜病，確立了中醫學辨證施治的理論體系與治療原則，為臨床醫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後世又將該書分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其中，《傷寒論》載方113首（實為112首，因其中的禹余糧丸有方無葯），《金匱要略》載方262首，除去重復，兩書實收劑269首，基本上概括了臨床各科的常用方劑，被譽為「方書之祖」。

西晉醫家皇甫謐（公元215～282）將《素問》、《針經》、《明堂孔穴針灸治要》三書的基本內容，進行重新歸類編排，撰成《針灸甲乙經》12卷，128篇。該書為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針灸專書，其內容包括臟腑、經絡、腧穴、病機、診斷、針刺手法、刺禁、腧穴主治等。書中經過考查確定了當時的腧穴總數和穴位349個（包括單穴49個，雙穴300個），論述了各部穴位的適應證與禁忌，總結了操作手法等，對世界針灸醫學影響很大。公元701年日本政府制定醫葯職令時規定，本書為醫學士必修書。

公元610年,巢元方等人集體編寫的《諸病源候論》,是中國現存最早的病因證候學專著。全書共50卷，分67門，載列證候1，700餘條，分別論述了內、外、婦、兒、五官等各疾病的病因病理和症狀。其中對一些疾病的病因及發病原理已描述得比較詳盡而科學。例如：對某些寄生蟲的感染，已明確指出與飲食有關；認為絛蟲病系吃不熟的肉類所致。書中還記載了腸吻合術、人工流產、拔牙等手術，說明當時的外科手術已達到較高水平。

隋唐時期，由於政治統一，經濟文化繁榮，內外交通發達，外來葯物日益增多，用葯經驗不斷豐富，對葯物學成就進一步總結已成為當時的客觀需要。公元657年唐政府組織蘇敬等二十餘人集體編修本草,於公元659年完稿,名為《唐·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這是中國古代由政府頒行的第一部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國家葯典。它比歐州紐倫堡政府公元1542年頒行的《紐倫堡葯典》早883年。該書共54卷，包括本草、葯圖、圖經三部分，載葯850種，在國外影響較大。公元713年，日本官方就以此書的傳抄本規定為學醫的必讀課本。
唐代醫家孫思邈（公元581～682）集畢生之精力，著成《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其中，《千金要方》分為30卷，合方論5，300首；《千金翼方》亦30卷，載方2，571首。二書還對臨床各科、針灸、食療、預防、養生等均有論述。尤其在營養缺乏性疾病防治方面，成就突出。如認為癭病（指甲狀腺腫類疾病）是因人們久居山區，長期飲用一種不好的水所致，勸告人們不要久居這些地方；對夜盲病人，採用動物肝臟治療等。公元752年，王燾著成《外台秘要》，全書共40卷，1，104門（據今核實為1，048門），載方6，000餘首，可謂集唐以前方書之大成。
3。輝煌時期
宋代，政府對中醫教育比較重視。宋政府設立「太醫局」，作為培養中醫人材的最高機構。學生所學課程包括《素問》、《難經》、《傷寒論》和《諸病源候論》等。教學方法也有很大改進，如針灸醫官王惟一曾設計鑄造銅人兩具（公元1026年），精細刻制了十二經脈和354個穴位，作為針灸教學和考試醫師之用。考試時，試官將銅人穴位注水，外用蠟封。受試者如取穴正確，可針進水出。是這中國醫學教育事業的創舉。公元1057年，宋政府專設「校正醫書局」，有計劃地對歷代重要醫籍進行了搜集、整理、考證和校勘，歷時十餘年，約在1068～1077年陸續進行。目前我們所能讀到的《素問》、《傷寒論》、《金匱要略》、《針灸甲乙經》、《諸病源候論》、《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等，都是經過此次校訂、刊行後流傳下來的。

公元十二至十四世紀的金元時代，中醫學出現了許多各具特色的醫學流派。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四大家、即：劉完素（公元1120～1200），認為傷寒（泛指發熱性疾病）的各處症狀多與「火熱」有關，因而在治療上多用寒涼葯物，被後世稱之為「寒涼派」：張從正（約公元1156～1228），認為病由外邪侵入人體所生，一經致病，就應祛邪，故治療多用汗、吐、下三法以攻邪，被後世稱之為「攻下派」；李東垣（公元1180～1251），提出「內傷脾胃，百病由生」，治療時重在溫補脾胃，因脾在五行學說中屬「土」故被後世稱之為「補土派」，朱震亨（公元1281～1358），認為人體「陽常有餘，陰常不足」（即認為人體常常陽氣過盛，陰氣不足），治療疾病應以養陰降火為主，被後世稱之為「養陰派」。

明代醫葯學家李時珍（公元1518～1593）親自上山采葯，廣泛地到各地調查，搞清了許多葯用植物的生長形態，並對某些動物葯進行解剖或追蹤觀察，對葯用礦物進行比較和煉制，參考文獻800餘種，歷時27年之久，寫成了《本草綱目》，收載葯物1，892種，附方10，000多個，對中國和世界葯物學的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大約在公元十一世紀，中醫即開始應用「人痘接種法」預防天花，成為世界醫學免疫學的先驅。公元十七至十九世紀，由於傳染病的不斷流行，人們在同傳染病作斗爭的過程中，形成並發展了溫病學派。如明代吳有性認為傳染病的發生，「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他稱之為「戾氣」。他指出「戾氣」的傳染途徑是自口鼻而入，無論體質強弱，觸之皆病。這就突破了中醫學歷來認為的病邪是由體表進入人體的傳統理論，在細菌學尚未出現的十七世紀中葉，這無疑是一偉大創舉。到了清代，中醫在治療溫病(包括傳染性和非傳染性發熱性疾病)方面成就的代表著作有葉桂的《溫熱論》、薛雪的《濕熱條辨》、吳瑭的《溫病條辨》及王士雄的《溫熱經緯》等。

清代醫家王清任(1968～1831)根據屍體解剖和臨床經驗寫成《醫林改錯》,改正了古代醫書在人體解剖方面的的一些錯誤,強調了解剖知識對醫生的重要性,並發展了瘀血致病理論與治療方法。

近百年來，隨著西醫在中國廣泛地傳播，形成中醫、西醫、中西醫結合並存的局面。一些醫家逐漸認識到中西醫各有所長，因此試圖把兩種學術加以匯通，逐漸形成了中西醫匯通學派。其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是：唐宗海（1862-1918）之《中西匯通醫書五種》；朱沛文約19世紀中葉）之《華洋臟腑圖像合纂》；張錫純（1860-1933）之《醫學衷中參西錄》等。

中醫葯學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幾千年來為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並以顯著的療效、濃郁的民族特色、獨特的診療方法、系統的理論體系、浩瀚的文獻史料,屹立於世界醫學之林,成為人類醫學寶庫的共同財富。中醫葯學歷數千年而不衰,顯示了自身強大的生命力,它與現代醫葯共同構成了我國衛生事業,是中國醫葯衛生事業所具有的特色和優勢。

Ⅲ 中醫的發展史

先秦到漢代，中醫學術體系形成時期；近晉代到唐代，發展時期；宋元時期，總結與探索時期；明清時期，成熟與創新；近代，中西醫碰撞與交匯。

Ⅳ 綜合史實,概述中國封建制時代中醫葯學成就

一．獨特的理論體系
中醫中葯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對我國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世界醫學的發展都作過巨大的貢獻。早在公元前二百年的春秋戰國時代，《內經》、《難經》等經典著作的成書，就確立了中國醫學獨特的理論體系，並一直有效地指導著中醫葯的診療實踐。中醫葯學體系是以中國古代盛行的陰陽五行學說，來說明人體的生理現象和病理變化，闡明其間的關系，並將生理、病理、診斷、用葯、治療、預防等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整體的觀念和獨特的理論，作為醫葯學的基礎。其內容包括以臟腑、經絡、氣血、津液為基礎的生理、病理學；以望、聞、問、切「四診」進行診斷，以陰陽、表裡、虛實、寒熱「八綱」進行歸納治療的一整套臨床診斷和辨證施治的治療學；以寒、熱、溫、涼「四氣」和酸、甘、苦、辛、咸「五味」來概括葯物性能的葯物學；以「君臣佐使」、「七情和合」進行葯物配伍的方劑學；以經絡、腧穴學說為主要內容的針灸治療學；此外還有推拿、氣功、導引等獨特的治療方法。經歷代不斷發展和完善，成為中國文化史上一份極其寶貴的遺產。
二．中醫的基礎
子桓經收集整理總結的《黃帝內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重要醫學文獻，它總結了秦漢戰國及春秋以前許多醫家的經驗和醫學成就，體現了周秦時代的醫學特點，確立了中醫學獨特的理論體系，成為中醫發展的基礎。
《內經》系統地闡述了人體的生理、病理過程，以及疾病的診斷、治療和預防。內容包括藏象、經絡、病機、診法、辯證、治則及針灸和湯液治療等等。
《難經》是一部堪與《內經》相媲美的古典醫藉，成書於漢代之前，內容十分豐富，包括生理、病理、診斷、治療等，補充了《內經》中的不足，與《內經》一樣，成為後世指導臨床實踐的理論基礎。從世界醫葯學史的角度看，中醫葯學不但體系獨特，而且有著一系列卓越的貢獻。
三．醫學理論
在醫學理論方面，中醫葯學雖然以人體為對象，但是它把人體看作是自然界整體的一部分，不是孤立地研究人體，而是把人體放在自然界整體運動和廣闊的動態平衡之中來進行研究。因此，在其病理學說中，非常重視疾病與人體自身精神狀態、生活狀態以及外部環境，特別是氣候變化的關系。在臨床治療中，它反對單純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強調「治病必求於本」的原則，即把握住疾病的原因和本質，針對不同的情況進行辨證施治。同時，它又把人體本身看作一個有機的整體，不是簡單、孤立地研究疾病的癥候，而是把各臟腑、經絡、氣血、津液等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進行全面的考察。在用葯方面，它講究葯物配伍的原則，即根據每個病人虛、實、寒、熱的特性，因人施葯，並注意主治葯物和輔助性葯物的配伍問題。這些理論和原則，即使用現代科學觀點和方法來加以考察，亦是非常深刻和具有積極意義的。
四．診斷方法
脈診，是中醫葯學上一項獨特的診斷方法。據《史記》記載，戰國時的扁鵲已能通過脈診確定病人的病情，然後對症下葯，反映了當時已掌握了脈診的方法。從此，脈診成為中醫葯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脈診的應用表明，中國古代的醫生已掌握了脈象與身體各部分的關系的知識，亦即關於心臟、血液與血管的關系，血流速度與人體健康的關系，呼吸和脈搏頻率的關系等解剖生理學的知識。現代醫學表明，脈搏是循環機能的綜合表現，脈象因循環系統的情況改變而不同。而且，由於循環系統與身體各內臟都有關聯，組織代謝的任何變化，都會給血液循環以一定影響，機體的重要疾病變化，都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循環系統的功能。因此，盡管中國古代脈診是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但卻是有著科學依據的。中國的脈診很早就傳到國外，除鄰近的日本、朝鮮等國外，大約在十世紀時已傳至阿拉伯，十七世紀時傳至歐洲，對世界醫學的發展有著一定的影響。
五．治療方法
針灸是中國獨創性的一種治療方法，其特點是在病人身體的一定部位用針刺入，或用火的溫熱燒灼局部位置，以達到治病的目的。這一療法大約起源於新石器時代，古人就有了用砭石治病的經驗，以後發展為針炙。周代以後逐漸形成為一項專門的治療方法。針灸療法的理論基礎是經絡學說。在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周代古醫籍中，有《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等帛書，反映了當時經絡學說已基本確立。《內經》和《難經》中詳細記載了人身十二正經、奇經八脈和全身脈絡、腧穴以及它們的分布循行與針療、刺法、刺禁、炙法、炙禁等具體內容，並高度評價了經絡的「決死生，處百病，調虛實」的重要作用，對中國醫學和世界醫學的發展作出了獨特的貢獻。經過長期的實踐和豐富的經驗累積，到西晉時，由皇甫謐進行了第一次較全面的總結，寫出了我國現存最早有系統的針炙專書──《針炙甲乙經》，促進了我國針炙醫學的發展。由於針灸療法簡便易行，經濟實用，適應症廣，治療效果比較迅速和顯著，特別是具有良好的興奮身體機能，提高抗病能力和鎮靜、鎮痛等作用，沒有或極少副作用，又可協同其它療法進行綜合治療，因此深受人們的歡迎。針灸療法早在漢唐時就傳到日本、朝鮮等國，宋元後又相繼傳到阿拉伯和歐洲。近些年來，針刺麻醉的問世，更震撼了國際醫學界，並已傳至國外，影響了世界醫學的發展。故外國學者多稱譽中國為「針炙的祖國」。
六．外科學
在外科學方面，與西醫只重視局部和體表的醫治方法不同，中醫堅持了整體的觀念，既重視體表疾患的局部表現，更重視患者機體的內在變化；既重視手術、手法的治療，更重視機體抗病能力的增強。這一思想，在骨科治療中體現得更為突出。因此，在治療過程中不僅注意了局部的處理，而且強調適當的活動和功能鍛煉，同時配合活血化瘀和調理臟腑功能的葯物，收到了良好的療效。外科學方面的傑出成就，包括：
最早研究和描述人體的解剖結構：關於人體解剖，在古醫書《內經》中有過生動而豐富的敘述。如《靈樞·經水》說：「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剖而視之」。並對五臟六腑的形態、大小、重量，脈絡的長短、走向，血液的清濁和閉管循環等都有較詳細的記載，且與現代解剖學的觀察大致相符。北宋時的「歐希范五臟圖」對心、肝、腎等內臟及大網膜的描述基本正確；「存真圖」對胸腔內臟結構及消化、泌尿、生殖系統等，均有頗詳細的記述，且多為後世所採用。我國在十一世紀時，解剖學仍是比較先進的。但在西方醫學中，人體解剖學一般都發展得比較晚，歐洲在十六世紀以前多為對動物的解剖，很少有對人體解剖的研究，故我國的人體解剖學較國外至少要早十六個世紀。
對人體血液循環的最早認識：對人體封閉式血液循環及其與心、肺的密切關系，早在《內經》中已有較細致的描述。如談到血與心的關系時說：「諸血者，皆屬於心」。血在什麼地方流呢？《內經》明確指出「脈者，血之府」。敘述血脈與肺的關系時，《內經》說：「脈氣流經，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脈……毛脈合精」。這就是說，肺與全身血脈相通，肺將精華物質帶到人體各經脈，通過循環，最後又流歸肺內。古人認為血流是開放的，還是封閉的呢？《內經》的回答是封閉管道式的，並說「陰陽相貫，如環無端」，在這里是指動靜脈兩類血管互相貫通，循環全身，周而復始。《內經》還對動、靜脈血液的性質進行了鑒別：「血氣俱盛而陰氣多者，其血滑，刺之則射；陽氣蓄積，久留而不瀉者，其血黑以濁，故不能射。」這是根據血液流速、顏色和能否噴射等性狀來鑒別動、靜脈血的最早文字記載。總之，有關人體血液循環的這些精闢論述，較西方醫學對此的描述要早約兩千年。
最先使用麻醉葯物進行腹腔手術：麻醉葯物的發明，是中醫外科的又一重大成就。據《後漢書》記載，東漢名醫華佗，在世界上第一次使用麻醉劑──麻沸散，進行全身麻醉下的剖腹手術。麻沸散的葯物組成早已失傳，據現代研究，它可能與宋代竇材《扁鵲心書》、元代危亦林《世醫得效方》、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中所記載的睡聖散、草烏散、蒙汗葯相類似。這些方子的主要葯物成份是曼陀羅花，具有麻醉作用。即使不算華佗的麻沸散，宋、元、明三代所用的麻醉葯也是世界最早的發明。國外直至1805年，日本的華岡青州方使用以蔓陀羅花為主的麻醉劑，被譽為世界外科學麻醉史上的首創，實際上比中國要晚得多。手術後，縫合皮膚用的縫合線是魚鱗草，採用魚鱗草縫合皮膚得需要技巧，否則魚鱗草會斷，縫上魚鱗草後，針眼讓草脹死，草與皮肉不會產生粘連，傷口長好後，魚鱗草可以抽出來。後來縫合線又改成羊腸線。
七．免疫學
中國還是免疫學的發祥地，免疫思想很早就已萌發。公元四世紀初，葛洪所著的《肘後方》中記有「療猘犬咬人方」，即當人被狂犬咬傷後，把咬人的狂犬殺掉，取狂犬的腦子敷貼於傷口上，以防治狂犬病。十九世紀時法國著名醫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年）防治狂犬病的療法，也是基於利用狂犬的病毒以增強免疫力。隋代的巢元方在《諸病源候論》中又指出，服用「沙虱」（恙蟲幼蟲，形似小紅蜘蛛，可傳播恙蟲病）研成的細末，可治療恙蟲病。國外直至本世紀初，才在感染該病毒的鼠類中獲得病原，製成疫苗。中國古代在免疫學上最突出的貢獻，是關於天花的防治，發明了人痘接種法。種痘法發明於何時，現說法不一，有說是始於宋代的，有說是始於明代的，但至遲在十六世紀下半葉已經使用，則是無疑的。大約在十七世紀末，中國的人痘接種法傳到俄國，繼之又傳入歐洲，對保護兒童的健康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公元1796年英國醫生琴納（Edward Jenner，1749—1823年）發明牛痘接種法後，方逐漸代替了人痘接種法。
早在上古時期，人類就飽受天花危害。公元前一千多年，無情的天花就席捲了古埃及，尼羅河畔的居民難逃厄運，就連法老拉美西斯五世也不能倖免，在他的木乃伊面部，就有著點點天花瘢痕。
公元1世紀，天花傳到了中國。東晉的南陽戰役之後，因為首先是在俘虜中發現此痘，所以古人把它叫做「虜痘」。到了唐宋時期，特別是15世紀以後，由於交通發達，車來人往，天花在我國的流行也日益廣泛，不僅普通百姓深受其害，皇宮里也有傳染。清順治皇帝駕崩時年僅24歲，得的就是天花病。
18世紀的歐洲，天花大流行。學校停課，工廠停產，戲院關門……整個歐洲有6 000多萬人死於天花，麻子更是不計其數。人們驚恐、戰栗，畏痘如虎。英國史學家馬考萊稱天花是「死神的忠實幫凶」。
幾千年來人類受盡天花的折磨，難道就沒有什麼辦法來戰勝這「死神的忠實幫凶」嗎？人們一直在思考著，盼望著，世界各地的醫學家們也在努力研究著。而最早取得成功的，要算我們中國。
人們注意到：在天花流行過程中，凡患過天花而康復的人，就不會再得此病。天花在古時也被稱為「百歲痘」，就是因為人得過天花後便可以太平終身，甚至壽至百歲。所以有人便嘗試用「種痘」的方法來預防天花。方法是：取天花病人身上的膿沾在針尖上，然後再刺在沒得過天花的人的皮膚里，這人就會得一次輕微的天花，待其康復後就不會再被傳染。這就是祖國醫學傳統的「以毒攻毒」學說的實際應用。我國古代醫家就是據此創造了預防天花病的「人痘接種法」。明代董正山《種痘新書》記載：「自唐開元（712～756）年間，江南趙氏始傳鼻苗種痘之法」。這是預防天花的最早記載。據清代朱純口《痘疹定論》記載：相傳宋真宗（989～1022）的丞相王旦，原本兒女滿堂，可均死於天花。後來老丞相又得一子，取名王素，活潑可愛，天資聰穎，是丞相的命根子。丞相擔心他再遭厄運，染上天花，便請來峨嵋山神醫為其種痘。小王素種痘後7日發熱，痘出甚好，13日結痂。並且再未患天花，活了六七十年。
17世紀末，人痘接種法已推廣到全國，技術也逐漸完善。接種的方法也有很多，如痘漿法、痘衣法、旱苗法、水苗法等。明代隆慶年間，我國已經有了從人體上精選的毒性很小的「太平痘苗」。清代朱奕梁《種痘心法》也有了關於「熟苗」選種的記載：用生苗接種小兒後，挑選毒性小而出痘好的痂皮再接種另一小兒，如此挑選，接種7次，生苗就成熟苗了。熟苗的防病效果好，危險性也小。
這種人痘接種法也隨著國際交往而傳到了國外。17世紀末，先後傳到了俄國和土耳其。當時的英國駐土耳其大使夫人蒙塔古因患天花而留下麻臉，十分痛苦。她在君士坦丁堡看到當地孩子的種痘效果很好，就在1717年給自己的兒子也種了人痘，後來，她隨丈夫回到英國，便把這種中國的人痘接種法傳到了英國。英國國王知道這件事後，還特地表彰了蒙塔古夫人。
不久，中國的人痘接種法又由英國傳到了歐洲各國和印度，直到世界各地。1776年初，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美軍首領喬治·華盛頓在軍隊面臨天花威脅、兵源枯竭危及全軍之際，毅然決定對駐地費城天花流行區的大陸軍全部接種人痘苗，避免了大陸軍實際上的瓦解，從而使美國的獨立戰爭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華盛頓大規模接種人痘預防天花，取得了驚人的成功，也使人痘接種法在當時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但是接種人痘，實際上是人為地造成一次輕型天花感染，難免有一定危險。有的人會因此染病而導致死亡，這不能不說是人痘接種法的缺陷。但在當時而言，它確實起到了防止天花大規模危害的作用。它比英國的琴納（Jenner）醫生發明的牛痘接種法大約要早八個世紀。而且，人痘苗的應用，也為琴納發現牛痘苗提供了實踐基礎。
八．著作成就
1．世界上的第一部葯學專著
在古人大量醫學實踐的基礎上，我國於東漢時完成了第一部葯學著作──《神農本草經》。這本書現雖已失傳，但其豐富的內容仍被保留在以後歷代編修的本草書錄中，並被列為我國醫學四大經典著作之一。這部葯學經典，較歐洲可與之比美的葯學書至少要早十六個世紀。
2．世界上的第一部臨床醫學專書
《傷寒雜病論》是我國第一部臨床醫學專著。東漢張仲景在刻苦攻讀《內經》、《難經》等醫書的基礎上，結合當代人民與疾病對抗的豐富經驗，總結出我國醫學史上影響最大的一部著作──《傷寒雜病論》，後世將其分成兩部分。其中《傷寒論》十卷，是闡述外感熱病的辨證論治專書；另有《金匱要略》六卷，其內容以臟腑辯證論述內科雜病為主，包括瘧疾、中風、心痛、黃疸、吐血、反胃等病症。
《傷寒雜病論》不僅一直指導著我國醫學家的臨證治療，而且還流傳到國外，影響深遠，是世界上第一部經驗總結性的臨床醫學巨著。國外最早具有相當水平的專著是阿拉伯醫學家阿維森納所著的《醫典》，但它比《傷寒雜病論》的成書至少要晚數百年。
3．世界上最早的煉丹文獻
東漢魏伯陽總結了前人的經驗，著成《周易參同契》，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煉丹文獻，也是近代化學的前驅。世界上的科學家們也公認煉丹術起源於我國。
4．第一部脈象診斷學
脈診是我國醫學中望、聞、問、切四診之一，也是我國醫學中一種獨創的診斷方法。在《周禮》、《內經》中早有較多這方面的記載，歷代著名醫家，如扁鵲、倉公、仲景、華佗等，都精通脈學。西晉時，王叔和以其豐富的實踐經驗，總結了前人的有關經驗和資料，完成了十卷《脈經》專著，對我國脈象診斷學的發展作出巨大貢獻。其特點在於正確描述和區分各種脈象，肯定了寸口（相當於手前臂高骨處的橈動脈部位）診法的定位診斷，並將脈、證、治三者結合進行分析，故對世界醫學影響很大。早在公元五八二年，我國的脈診學就傳到朝鮮、日本等國，七百年後為阿拉伯醫學所吸收，並於公元十世紀被中東醫聖阿維森納在他的名著《醫典》中引述。
5．現存最早的外科專著
我國南齊醫家龔慶宣在前人實踐的基礎上，於公元四七五～五○二年間總結並著述了《劉涓子鬼遺方》。這本書共三卷，扼要總結治療金瘡、癰疽、瘡癤和其它皮膚病等方面的經驗，收列內、外治法處方約一百四十多個，並最早創造了用水銀外治皮膚病的方法。我國運用水銀軟膏較國外至少要早六個多世紀。
6．我國現存最早的傷科專著
唐代藺道人於公元八四一～八四六年間著述了《仙授理傷續斷秘方》。全書只一卷，重點敘述了關於骨折的處理步驟和治療方法，包括手技復位、牽引、擴創、固定等內容；提出了對一般骨折復位後用襯墊固定，並指出要注意關節活動；對開放性骨折，則主張快刀擴創，避免感染；對肩關節脫臼，已能採用「椅背復位法」，這也是世界整骨學的首創。半個世紀以後，元代危亦林使用懸吊復位法治療脊椎骨折也是世界上的創舉，英國達維氏直至一九二七年才提出此法，較危氏法晚六百年。
7．世界葯學史上的偉大著作
明朝李時珍總結我國千餘年來中葯學的經驗，於一五九六年刊行了《本草綱目》。此書載葯一千八百九十二種、葯方一萬一千餘條、插圖一千一百六十幅，在當時可說是集我國中葯的大成，不僅匯集了以往各葯學著作的精華，也對過去某些葯書記述錯誤及不真實的數據和結論作了一些糾正和批判。據知，十六世紀的歐洲，尚無能名之為植物學的著作，直至一六五七年波蘭用拉丁文譯出本書後，才推動了歐洲植物學的發展。在《本草綱目》成書後近兩百年，林納才達到相同的水平。由於《本草綱目》的輝煌成就，該書被稱譽為「東方醫學巨典」，先後被譯成多種外文出版，是研究植物學、動物學和礦物學的重要參考數據。李時珍亦被列為世界著名科學家之一。
8．世界上的第一部葯典
唐高宗時，李績等人對《本草經集注》詳加訂注，增葯一百一十四種，分為玉石、草、木、獸、禽、蟲、魚、果、菜、米穀及有名未用等十一類，凡二十卷，名為《新修本草》（後世稱為《唐本草》）。別又撰《葯圖》二十五卷、《圖經》七卷，一起於公元六五九年由唐皇頒布於世。這是我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國家編撰頒布的葯典。它比世界上有名的《紐倫堡葯典》要早八百八十三年。《新修本草》書成後八十七年，在日本始出現傳抄本。
9．世界上第一部系統的法醫學專著
宋代宋慈所著的《洗冤集錄》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統的法醫學專著，在法醫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除了以上所舉的一些事例外，在中國醫學還有諸如種痘、司法檢驗及營養療法等領域的創見和成就，也列居世界之顯位。故有人說：中國除了「四大發明」外，中醫葯應是對世界的第五大貢獻。從醫學發展史和現狀看，這種說法一點也不誇張。
九．著名醫家
扁鵲
扁鵲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有正式傳記的民間醫家，擅長內、外、婦科、兒科治療技術。其醫術特點為調節五臟六腑和以毒攻毒。扁鵲曾為太子治屍厥，實際上太子患的是羊毛疔。扁鵲擅長治療半身不遂、頭痛、癰、羊毛疔和瘀,在接骨和針刺上也有獨到之處，在火灸方面有自己的創造性，在學術上自成一派。扁鵲的醫術當時在列國中名列第一，無人能比，但他也很孤傲，個性極強，我行我素，經常出言不遜，得罪了不少人，讓人下不了台階，砸了許多御醫們的飯碗。御醫們對其恨之入骨，都有害他之心。後被秦國太醫李某派人騙到郊外用棍棒擊昏，再用車碾死。
扁鵲給百姓看病不要錢，他說愛給不給；可是對有的人給錢他也不想看。給有身份的人看病，他也盛氣凌人地說你愛看不看，非我誰也看不了。因而也得罪了有身份的人。扁鵲的醫術在當時就比後世的李時珍高出許多。只不過李時珍思想活躍，會收集民間驗方，會整理著書傳播四方，而扁鵲則死心眼，不善寫作，思想只局限在看病上，他的治療技術都是他個人的經驗。他說不給後世留下一點東西，讓後人自己去學習，去探索。他一生什麼著作也沒有寫。《難經》不是他寫的，是後世文人墨客強按在扁鵲身上的，那時的文人厚古薄今，總說古時好，這已經在人們的意識上形成一種定論，所以張冠李戴、篡改歷史事實的戲法層出不窮。
張仲景
張仲景，名機，據傳當過長沙太守，所以有張長沙之稱。南陽郡涅陽（今河南省南陽縣）人，約生於東漢和平元年（公元一五O年），卒於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活了七十歲左右。
他自小好學深思，「博通群書，潛樂道術。」當他十歲時，就已讀了許多書，特別是有關醫學的書。他的同鄉何顒賞識他的才智和特長，曾經對他說：「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後將為良醫」（《何顒別傳》）。後來，張仲景果真成了良醫，被人稱為「醫中之聖，方中之祖。」這固然和他「用思精」有關，但主要是他熱愛醫葯專業，善於「勤求古訓，博採眾方」的結果。
他是處在動亂的東漢末年，連年混戰，「民棄農業」，都市田莊多成荒野，人民顛沛流離，飢寒困頓。各地連續爆發瘟疫，尤其是洛陽、南陽，會稽（紹興）疫情嚴重。「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張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對這種悲痛的慘景，張仲景目擊心傷。「感往昔之論喪，傷橫夭之莫救」（《傷寒論》自序）。於是，他發憤研究醫學，立志做個能解脫人民疾苦的醫生。「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傷寒論》自序）。當時，在他的宗族中有個人叫張伯祖，是個極有聲望的醫生。張仲景為了學習醫學，就去拜他做老師。張伯祖見他聰明好學，又有刻苦鑽研的精神，就把自己的醫學知識和醫術，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他，而張仲景竟盡得其傳。何顒在《襄陽府志》一書中曾贊嘆說：「仲景之術，精於伯祖」。
張仲景提倡「勤求古訓」，認真學習和總結前人的理論經驗。
他曾仔細研讀過《素問》、《靈樞》、《難經》、《陰陽大論》、《胎臚葯錄》等古代醫書。其中《素問》對他的影響最大。《素問》說：「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又說「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張仲景根據自己的實踐對這個理論作了發展。他認為傷寒是一切熱病的總名稱，也就是一切因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傷寒」。他還對前人留下來的「辨證論治」的治病原則，認真地加以研究，從而提出了「六經論傷寒」的新見解。
他除了「勤求古訓」，還「博採眾方」，廣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葯，甚至民間驗方也盡力搜集。他對民間喜用針刺、灸烙、溫熨、葯摩、坐葯、洗浴、潤導、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葯，人工呼吸等多種具體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廣積資料。
為了更好地開闊眼界，「博採眾方」，和同行交流經驗，張仲景到了繁華的都城洛陽一帶行醫。當時文學史上號稱「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之一的王粲（字仲宣），是「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詩人。他和張仲景交往密切。在接觸中，張仲景憑自己多年的醫療經驗，漸漸發現這位僅有二十幾歲的作家隱藏著可怕的「癘疾」的病源。有一天，他對王粲說：「你已經患病了，應該及早治療。如若不然，到了四十歲，眉毛就會脫落。眉毛脫落後半年，就會死去現在服五石湯，還可挽救。」可是王粲聽了很不高興，自認文雅、高貴，身體又沒什麼不舒服，便不聽他的話，更不吃葯。過了幾天，張仲景又見到王粲，就問他：「吃葯沒有？」王粲騙他說：「已經吃了。」張仲景認真觀察一下他的神色，搖搖頭，嚴肅而又深情地對王粲說：「你並沒有吃葯，你的神色跟往時一般。你為什麼諱疾忌醫，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這樣輕呢？」王粲始終不信張仲景的話，二十年後眉毛果然慢慢地脫落，眉毛脫落後半年就死了。
張仲景熱愛醫葯專業，很重視臨床實踐，時時「平脈辨證」，認真總結自己的臨床經驗。相傳張仲景五十歲左右，曾在長沙做太守。當時，他還時刻不忘自己的臨床實踐，時刻不忘救治人民的疾苦。但他畢竟是個大官，在封建時代，做官的不能入民宅，又不能隨便接近普通老百姓。這怎麼辦呢？他想出一個辦法，擇定每月初一和十五兩天，大開衙門，不問政事，讓有病的群眾進來。他堂堂正正地坐在大堂之上，挨個地仔細給群眾治病。時間久了，形成慣例。每逢初一、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門前就聚集了許多來自各方的病人等候看病。為紀念張仲景，後來人們就把坐在葯鋪里給病人看病的醫生，通稱「坐堂」，那醫生就叫「坐堂醫生」。
那時，張仲景雖然當官，但並不熱衷於官位。不久，他「見朝政日非」，嘆息地對人說：「君疾可愈，國病難醫。」遂掛冠遁去陷於少室山（《得漢醫學叢書·叢桂偶記》），專門總結經驗，搞醫學著作。
經過幾十年的奮斗，張仲景收集了大量資料，包括他個人在臨床實踐中的經驗，寫出了《傷寒雜病論》十六卷（又名《傷寒卒病論》）。這部著作在公元二O五年左右寫成而「大行於世」。到了晉代，名醫王叔和加以整理。到了宋代，才漸分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二書。《金匱要略》就是該書的雜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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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新中醫的發展簡史

陰陽現代發展史簡表
play中醫
現代探索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後期有了革命性的進展、新意頗多。數學物理化，即「數理陰陽」成為現代陰陽的標志。將陰陽用世界三要素「物質、能量、信息」測度，用數學模型表述是現代化、科學化陰陽的特點。
1995年，李榮興，陰陽定義析疑，遼寧中醫葯雜志，1995，6期。陰陽定義偏向中醫臨證。
1997年，趙喜新，中醫陰陽學的數學模型，河南中醫，1997，5期。
1998年，鄧宇等，陰陽的科學本質及數理化建構，<<；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1998,2:59-61.
數理陰陽，數理醫葯學雜志，1999，1期。
1999年，鄧宇 等，中醫分形集，數理醫葯學雜志，1999，v12，3期.創建「陰陽分形集」等概念。陰陽的分形維數=1.
2003年，林劍鳴，中醫現代化與數學，數理醫葯學雜志，1999，1期。
2004年，齊鳳軍，論陰陽的數理權衡，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2004，7期。
2005年，趙致鏞，趙威，中醫陰陽理論的數學模型之建立及其微積分定量的研究，四川中醫，2005，11期。
2007年，孟凱韜，陰陽五行數學及其在中醫學中的應用，上海中醫葯大學學報，2007，6期。
1998年，陰陽的哲學和邏輯學現代定義
定義1：陰陽就是在同一個屬概念對立統一下的兩個種概念陰和陽之間的一種不相容關系.陰陽的內涵互相否定，一個概念陰肯定對象的陰的屬性，另一個概念陽則以否定陰概念所肯定的屬性，作為陽對象的屬性；陰陽的外延互相排斥，又相互互補，其總和等於它們最鄰近的屬概念（對立統一整體）的外延，即兩個種概念陰與陽外延的和或並.
陰陽的定量測量：用「狀態函數u」指標來描述，該性態或狀態可用『物質-能量-信息』整體描述，
u=EP。
E是運動學或動力學指標能量；P是系統混亂度（有序度）指標，與熵密切相關。

Ⅵ 中葯的來源發展

在遠古時代，中華民族的祖先發現了一些動植物可以解除病痛，積累了一些用葯知識。隨著人類的進化，開始有目的地尋找防治疾病的葯物和方法，所謂「神農嘗百草」「葯食同源」，就是當時的真實寫照。

夏代（約前2070—前1600）酒和商代（前1600—前1046）湯液的發明，為提高用葯效果提供了幫助。進入西周時期（前1046—前771），開始有了食醫、疾醫、瘍醫、獸醫的分工。

春秋戰國（前770—前221）時期，扁鵲總結前人經驗，提出「望、聞、問、切」四診合參的方法，奠定了中醫臨床診斷和治療的基礎。

東漢時期，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提出了外感熱病（包括溫疫等傳染病）的診治原則和方法，論述了內傷雜病的病因、病證、診法、治療、預防等辨證規律和原則，確立了辨證論治的理論和方法體系。

唐代（618—907），孫思邈提出的「大醫精誠」，體現了中醫對醫道精微、心懷至誠、言行誠謹的追求，是中華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卓越的文明智慧在中醫葯中的集中體現，是中醫葯文化的核心價值理念。

清代（1644—1911），葉天士的《溫熱論》，提出了溫病和時疫的防治原則及方法，形成了中醫葯防治溫疫（傳染病）的理論和實踐體系。

(6)中醫葯產業發展史擴展閱讀：

中葯在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

中國響應傳統醫學決議的要求，已將中醫葯學與現代醫學服務相結合共同納入衛生系統中，促進了傳統醫學服務的全民覆蓋。為了更好地向世界各國分享「傳統醫葯納入國家衛生系統」的中國經驗，推動中醫葯走出去。

2016年，世界衛生組織委託南京中醫葯大學承擔「傳統醫葯納入國家衛生系統的中國實踐及其法律政策保障」項目，通過江蘇、湖北、甘肅、黑龍江、廣東五地的調研，歷時兩年，基本釐清了中國在「傳統醫葯納入國家衛生系統」方面的成功經驗及其法規政策保障的原因。

Ⅶ 中醫的發展史，你都有哪些了解呢

中醫發展史是研究中醫學的起源、形成、發展過程和發展規律的一門科學。

中醫發展史是中醫學基礎理論學科之一，是中醫學與歷史學相結合的一門邊緣學科，又是與社會科學有著極為密切聯系的綜合性學科。它涉及到中醫學通史、斷代史、專科史、疾病史、學術發展史、學術思想史、各家學說、學術流派和中國哲學史、文化史、科學技術史、經濟史等基礎理論、相關學科及中醫臨床各個學科。

中醫發展史的主要任務是研究探討中醫學的起源，中醫理論體系的形成和發展過程，社會背景、人文因素、科學技術與文化、醫政、中醫教育、流行病、國外醫葯等對中醫學發展的影響，不同時期中醫各科的特點及突出成就，主要中醫學說及學術流派形成的源流、內涵、發展與完善及其對後世的影響等。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突出闡明中醫學的發展軌跡，中醫學的實踐和理論在發展過程中的辯證關系，著重於研究中醫學各個歷史時期發展的外部因素及其內在的發展規律。因此學習中醫發展史對於認識現實，預見未來，汲取歷史經驗與教訓，明確中醫學發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意義。

中醫發展史在吸取《中國醫學史》《中國醫學通史》《中國醫葯簡史》《中醫近代史》《中國針灸史》《針灸推拿史》《葯學發展簡史》《中醫骨傷科發展史》《中外醫學交流史》《中醫學術發展史》《中國針灸學術史大綱》《中醫葯文化學》《中國醫學文化史》《中醫各家學說》、《中醫臨床醫學流派》等教材及專著優點的基礎上，減少交叉重復，突出以史為鑒，著重於研究探討中醫學發展進程中發展較快的動力，停滯不前的原因；影響中醫學發展的因素（如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哲學、地域環境及外國醫學等）；主要中醫學說形成的源流、內涵及其對後世的影響等。

中醫學是我國人民在生產、生活以及同疾病作斗爭實踐中的經驗總結，具有獨特的理論體系，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中醫學的發展經歷了從遠古至春秋、戰國至秦漢、晉唐、宋金元、明清及20世紀6個時期。

遠古至春秋時期為原始的中醫葯起源和經驗積累階段，人們對疾病的認識極其膚淺。戰國至秦漢時期，諸子蜂起，百家爭鳴，《黃帝內經》《黃帝外經》《白氏內經》《白氏外經》《白氏旁篇》《扁鵲內經》《扁鵲外經》《五十二病方》《傷寒雜病論》相繼問世，尤其是《黃帝內經》及《傷寒雜病論》奠定了中醫學的理論與臨床基礎。

晉唐時期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用葯經驗，諸多方書保存並記載了大量的方劑與葯物，為金元時期的醫學創新奠定了基礎。

宋金元時期，戰爭連綿，尤其是宋金對峙，飢餓驚恐勞役，疫病流行；濫用《局方》，用葯多偏溫燥，墨守《傷寒論》成規，操古方治療今病，難以滿足臨床需要；加之統治者對人們的思想束縛相對較少，文仕通醫，文人從醫，使中醫學隊伍擴大，文化素質明顯提高，為基礎理論的創新，臨床醫學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因此劉完素、張元素、張從正、李杲、王好古、朱震亨等爭創新說，提條件。因此劉完素、張元素、張從正、李杲、王好古、朱震亨等爭創新說，提出「六氣皆能化火」，「臟腑辨證說」，「歸經學說」，「內傷脾胃，百病由生」，「病由邪生，攻邪已病」，「陰證論」，「相火論」，「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等，出現了「新學肇興」的大好局面，基礎理論和臨床各科都取得長足的發展與進步，諸多流派紛呈，故有「醫之門戶分於金元」之說。

明清時期處於封建社會的晚期，社會發展呈現錯綜復雜的局面，中醫學依靠「金元醫學」之慣性繼續向前發展。中醫學理論體系漸臻成熟，臨床各科診治水平明顯提高，溫補之法盛行，經典著作考釋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尤其是溫病學說的形成及《本草綱目》的問世，則反映了中醫學的新成就。大力推行人痘接種以預防天花，更是中國乃至世界醫學史上光輝燦爛的一頁。但是晚清閉關自守，濃厚的尊經風氣，以及西醫傳入，使中醫學停滯於既有的「完美」，對其以後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20世紀前半葉，社會文化背景十分復雜，中醫學的發展處在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不但得不到政府的重視和支持，還受到歧視和限制，因此中醫學在學術革新和抗爭運動相互交織的極其困難條件下緩慢地發展，「改良醫學」成為這一時期中醫學變遷的總基調。編纂刊行中醫學叢書、全書、工具書及醫案醫話，對保存、傳播、普及中醫學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民間中醫教育的迅速發展，許多中醫葯學術團體的成立，大量中醫葯報刊的出版等，為後半葉中醫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部分醫家從事溝通中西醫之間的工作，形成中西醫匯通思潮和學派。

20世紀後半葉政府極為重視中醫學的發展，積極建立中醫葯和針灸研究機構，大力發展中醫學教育，在全國興辦中醫醫院，成立中醫葯學術團體，大規模校勘整理出版中醫古籍，出版中醫葯報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中醫學進入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時期，並且逐步走向世界。

Ⅷ 中醫葯的歷史及現代貢獻

中醫葯文化傳承與弘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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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明達

一、中醫葯文化的先進性

中醫葯作為中國傳統醫葯學的統稱，距今已有3500年以上的發展歷史，是在充分汲取了我國漢族及藏族、蒙族、苗族、彝族、傣族、回族、鮮族等各少數民族傳統醫葯學理論及對疾病防治經驗系統總結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東方醫葯學體系，也是迄今為止世界傳統醫學理論最系統、內涵最豐富、應用最廣泛、保留最完整的突出代表。

經過幾千年的醫學實踐證明，中醫葯學不僅在歷史上曾為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過重大貢獻，而且在現代醫學和生命科學高度發展的今天，無論是從陰陽互動的平衡觀、臟腑經絡的整體觀、天人合一的生態觀、以人為本的生命觀、三因治宜的辯證觀對疾病的預防控制上，還是在人類生育、健康、衰老、疾病、死亡等生命現象全過程的科學認識方面，尤其是在提高人類生活質量、延長人類生存壽命，防治慢性病和老年病，對目前現代醫學病因不清、療效不佳的各種疑難雜症及高死亡疾病如心腦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腎病綜合症、慢性阻塞性肺病等疾病以及新型的高致病性傳染病，如非典型肺炎（SARS）、禽流感，甚至對21世紀有黑死病之稱的高致命性傳染病如艾滋病等，都顯示出了中醫葯獨特療效和顯著優勢。對於患有現代社會文明病及佔世界城市人口70%－80%的亞健康人群，傳統醫葯學及中醫養生學在非傳染性疾病的防治，尤其是在對於13億中國人民的衛生保健事業方面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及獨特優勢。

20世紀90年代以後，越來越多的西方發達國家對東方醫學最具代表性的中醫葯產生了濃厚而廣泛的興趣，並加大了經費及人員投入，希望能從古老的傳統中醫葯學中領悟其現代生命科學的真諦，尋求解決數量在不斷增加的人類疾病的最終方案。與現代西方醫學生命科學物質還原論研究相反的方向上，傳統中醫葯學對疾病辨證、動態的宏觀認識和對生命現象整體把握，在疾病防治尤其是適應WHO提出的生理―心理―社會及環境適應能力的社會醫學模式方面更具有鮮活的生命力和可行性。從疾病生物醫學到生命醫學，從生命醫學到生態健康醫學，中醫葯最具有實踐應用價值和科學發展價值，是人類醫學生命科學價值體系的完整體現和先進文化的突出代表。在未來後現代醫葯學發展時代，中醫葯不但不會消亡，將繼續為13億中國人民及人類的健康事業做出重要貢獻，而且中外醫學界有識之士尤其是從事邊緣科學研究的科學家們已基本達成共識，中醫葯所代表的先進的生命觀和科學的醫學方法論將引領世界未來醫學生命科學的發展方向並將對人類社會發展做出重大的貢獻。

二、全面繼承和弘揚中醫葯優秀文化

中醫和中葯是傳統醫葯優秀文化不可分割的兩大重要組成部分，要繼承和弘揚中醫葯就必須首先對中醫葯有一個正確、客觀、全面、系統的理解與認識。過去一段時間以來自上而下過度強調了現代中葯研究、中葯現代化和中葯科技產業化的發展問題，而嚴重忽略了對現代中醫研究，中醫對中葯研究的主體指導地位以及中醫產業化開發的問題，出現了「鬍子眉毛一把抓」和「一手硬、一手軟」的政策導向問題。沒有在中醫與中葯的研究及發展方面實現平行互動。由於中葯西制、中葯西用、廢醫存葯傾向，並以中西結合為名而實行以西代中為實的策略，導致了如馬兜鈴酸事件、龍膽泄肝丸事件、小柴胡湯事件等所謂「問題中葯」的社會爭議，接連不斷地在國內外引起廣泛的中葯信譽危機，這不僅對中葯產業經濟發展是一個信譽重創，而且在中國加入WTO後將為國外西葯大舉進入中國市場掃平了道路。因此，在弘揚中醫葯的口號下必須重新審視我們過去的政策導向及具體策略，必須以最大程度地滿足13億中國人民衛生保健的實際需求作為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必須站在為人類醫學生命科學做出更大貢獻的歷史高度。在促進中葯現代化研究與產業化發展的同時，一定要同時加強傳統中醫葯研究開發並推動中醫產業發展。

在發展中醫葯國際化之前首要目標應是中醫葯本土化發展的最大化。這不僅是因為中國本土是中醫葯文化的發源地，而且還因為中醫葯在中國最具廣泛的群眾基礎，也最具經濟可行性。中醫葯本土化發展應成為中醫葯國際戰略的重中之重，因為它是最大的經濟，也是最大的政治。

中醫葯現代化應在中醫葯研究與研究中醫葯兩個方面同時展開，相互促進，互為條件。中醫葯國際化不僅是技術標準的國際化更是民族文化的國際化。偏面追求唯技術論和唯成分論，只有加速中醫葯的消亡，我們這一代人將成為歷史的千古罪人。只有在傳統醫葯與現代醫葯之間實現東西方醫葯學雙向接軌，以文化輔軌，以理論接軌，以服務為基礎，以產品為載體，才能真正體現中醫葯的價值，才能真正實現中醫葯國際合作與發展戰略。

中葯現代研究方面應在中醫葯理論的指導下，應以復方中葯制劑的方劑學研究與開發為重點，創立具有中醫葯學科特色的現代中葯復方制劑質量控制及臨床療效兩大標准體系。中醫現代研究方面應在充分保留傳統中醫基礎理論內涵的同時，以中醫現代醫學生命科學表述研究為重點，創立具有中醫葯學科特色的現代中醫生命科學理論及其標准語言體系，尤其在經絡基礎研究及應用技術開發方面是中醫最具國際化發展機會的重大領域，應創立具有中國比較優勢的現代中醫經絡文化並以此為基礎大力開發具有巨大經濟與社會價值的全球經絡養生產業。

在繼承和弘揚中醫葯方面，除以往重視國家各大科研院所、大專院校的科技資源與技術力量之外，還應加強對民間中醫葯技術與人才資源的開發，尤其是對散落在全國各地的民間驗方與治療技術及各醫院門診的內部制劑和協定處方的研究開發給予高度重視，在技術、資金以及政策上給予大力支持。

中醫葯的靈魂在其獨特的先進文化，而中醫葯的活力在於其豐富的臨床醫學實踐經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療效是硬道理，尤其是中醫葯人體臨床應用的醫學實踐研究更具有科研開發的可行性和應用推廣的實用性。過去以往比較重視對中葯新資源、新成分、新機理、新標準的葯學、分子生物學研究和實驗動物葯理學研究，卻對在生命整體水平上的醫學實踐及臨床比較學研究重視不夠。而且目前所推崇的循證醫學研究又缺乏中醫葯學科特色及文化內涵，不能完整系統地體現中醫葯在疾病預防控制方面的技術優勢，需要在未來進一步開展具有中醫葯特色並充分體現中醫葯比較優勢的循證醫學研究方法論的研究工作，在此之前不宜將現代西方循證醫學研究方法生搬硬套地用於中醫葯研究，否則將丟失對中醫葯循證醫學研究的科學價值和實際意義。盡管循證醫學的初衷有利於包括中醫葯在內的一切傳統醫學、自然醫學療法及成果在疾病臨床治療規范方案中的應用推廣，但不要因為所採用和實施的具體方案有誤而影響到我們最終目標實現。

在繼承和弘揚中醫葯方面不僅要重視科技與產業化發展，而且更要努力並加快培養與未來中醫葯發展相適應的能夠真正領會中醫葯真諦，有堅實的中醫理論與實踐功底，又具有現代生命科學廣泛知識的新型人才。因此必須從加強中醫葯的傳統文化教育入手，不僅要繼續重視和加強中醫葯高等教育，而且還要努力發展傳統醫學文化的中等教育，甚至從小學開始就要將祖國醫學養生文化植入全民素質教育之中。因此，繼承和弘揚中醫葯不僅是中醫葯行業內的頭等大事，也是全民族發展的大事，應在社會及經濟發展的高度給予重新認識和政策定位。

Ⅸ 急.!歷史論文.有關中醫葯發展的.

中葯的發展歷史秦漢時期，國家統一，經濟發達，為匯集整理先秦時期大量蘊積的葯物開發利用經驗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南北朝時期，商品生產與交換的發展更為中葯資源的開發利用奠定了基礎，當時葯物專著已達110多種。其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傑作是東漢成書的《神農本草經》。《神農本草經》既是先秦時期中葯資源開發利用的經驗總結，又是後世本草和開發利用的楷范。全書記載葯物365種，其中植物葯252種、動物葯67種、礦物葯46種，並按中葯的養命、養性、治病等3種功效歸並為上、中、下三品。這些葯物至今仍有200餘種沿用不衰。到了魏晉時期，葯物品種增加到730種（《名醫別錄》新增365種），後又經《本草經集注》增補、完善，初步形成了一套獨特的理論體系。至此，我國中葯理論體系雛形已定，中葯資源的開發利用也得到進一步擴大和提高。

唐代，葯物已增加到1000餘種，葯物知識也已基本可以滿足一般臨床應用的需要。國家曾組織力量開展葯源調查，在此基礎上於顯慶年間（656--660年）編修了《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這是世界上第一部由政府編修並頒布實施的具葯典性質的葯學專著。在已有的本草學基礎上，精選民間新葯114種，使葯物種數達到850種，這本葯學專著以較多的葯物基原考證和較豐富臨床用葯經驗贏得了中外醫葯工作者的尊崇。70多年後，陳藏器又收集《唐本草》未載之葯692種，撰成《本草拾遺》。二者合計，唐代開發利用的中葯資源已達1500多種。

宋代，印刷技術的發展，為醫葯資料的整理、傳播提供了良好條件。北宋時期，國家再次大規模調查葯物資源，並成立醫葯編纂出版機構--校正醫書局，還設立了官辦的制葯廠（惠民制葯局）生產中成葯。百餘年中，三次修訂本草，大量校勘匯總，增補文獻和用葯經驗，形成歷史上官修本草高潮，官方代表作有《開寶本草》、《嘉佑本草》和《本草圖經》。宋代唐慎微集前人之大成，收集《開寶本草》、《嘉佑本草》篩選遺余葯物554種，又自增8種，輯成《經史證類備急本草》，簡稱《證類本草》。至此，我國古代開發利用的葯物資源已達1748種，極大地豐富了中醫葯寶庫。

金、元時期，中葯資源開發利用在穩定和鞏固品種的基礎上，重點轉向精煉葯效、歸納葯理，其主要貢獻是把醫葯理論與具體葯物密切結合，形成了多層次的中葯學理論體系，對後世影響極深。

明代是中國古代史上中葯資源開發利用和本草理論發展的鼎盛時期，特別是明代中葉，隨著生產水平的提高及國內外市場的開拓，商品經濟有很大發展，醫葯界人文薈萃，名著迭起。《本草品匯精要》收載葯物1815種，增補46種，尤以文字簡潔精要。彩色實物繪圖名聞於世。《滇南本草》收載葯材448種，是一部記載高原地區葯物（包括民族葯物）的珍貴著作。舉世聞名的《本草綱目》收載葯物1892種，把古代中葯資源開發利用 推向了頂峰，並以博大精深的內涵總結了明以前中葯資源開發利用的經驗，圖文井茂，提高了本草學的編纂技能和水平，開拓了後世中葯發展的新局面。

清代，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不僅中葯行、店林立，還形成了一些全國性的葯材集散市場。中葯材產量和運銷量隨之大增，中葯資源開發利用的范圍又進一步擴大和提高，著錄和存世的本草近400部，其中，學術價值較高的著作有《本草綱目拾遺》、《植物名 實圖考》。前者收載《本草綱目》未收載的葯物716種；後者收載植物1714種，雖名為《植物名實圖考》，實際也是一部寶貴的葯物專著。與此同時，中國民族葯開發利用也得到了很大發展，如藏族著名葯學家帝瑪爾·丹增彭措編著了《晶珠本草》，共收載葯物2294種，具有濃厚的藏葯特色，是中國藏醫葯學史上的一部經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