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中國現代的經濟發展狀況
在回答你這一個就睡覺，經濟學上觀點：目前我們第一產業（農業）發展仍然緩慢，第二產業（工業）平穩較快發展，第三產業（服務業迅速發展
『貳』 中國各行業目前及未來的發展情況
我只能告訴你未來
保健產品類消失行業最有前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當然會想到健康保健啊
所以說你做這個會比較有前景啊
『叄』 中國第三產業發展的現狀存在的問題有哪些如何解決
建國以來，我國一直沿用的是東方核算體系MPS，該體系的核心是對物質產品進行核算的。但隨著經濟發展，非物質產品所佔比重越來越大，按照MPS體系核算,既不能全面反映國民經濟運行情況，也不利於國際對比。進入八十年代中期，，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逐步由東方的MPS向西方的SNA核算體系過渡，客觀上要求我國要建立和加強第三產業統計。
我國第三產業統計建立於1985年。1986年,國家統計局首次正式公布了1985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到1988年我國第三產業統計制度已基本形成。為了摸清第三產業的底數，為各級政府制定第三產業發展規劃和政策提供依據，1993年國務院組織開展了首次全國第三產業普查，並建立了周期性普查制度。同時為了實現向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全面轉軌，1993年國家統計局加大了對各專業統計制度方法的改革力度，推行了「7+1」套表,增加了財務統計的內容，建立了服務業、行政事業單位一套表統計制度，以滿足計算GDP的需要。但由於基層服務業、行政事業單位統計力量薄弱，難以保證數據質量，1997年國家取消了上述兩項制度，對這些行業的統計調查處於空白狀態。
在非普查年份，第三產業增加值依據相關專業的統計資料、普查年份的行業結構資料和有關部門的財務統計資料等來推算。
我區的第三產業統計工作與國家是同步開展的，並且我們在貫徹國家各項統計制度的基礎上，根據自治區政府的要求,於1998年在全區范圍內組織開展了第三產業快速調查，在快速調查的基礎上,於2000年建立了《服務業滾動統計調查制度》。其主要內容是將現行統計中沒有覆蓋的第三產業行業按四年一個調查周期，每年調查幾個行業，針對不同的行業，採用全面調查與抽樣調查相結合的方法,調查的指標是用於計算增加值的財務指標。該項制度的建立填補了我區第三產業部分行業統計的空白，為非普查年份計算第三產業增加值提供了基礎性的資料。
雖然我區第三產業統計工作在實踐中得到不斷發展和完善，並且經過全區各級統計人員的辛勤勞動，第三產業統計數據在為各級政府宏觀管理和決策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與自治區政府提出的加大對第三產業實施統計監控的要求還有一定的差距，影響統計數據質量的問題依然比較嚴重。目前在第三產業統計中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1、第三產業中部分行業的統計制度不完善。表現為一是核算方法不完善，特別是對部分行業中核算基礎差的服務活動，沒有一套科學統一的核算方法，這也是造成GDP數據在地區之間不銜接的重要原因；二是統計指標不健全，統計分類粗。受長期以來重生產、輕服務核算思想的影響，在我國的統計制度設計中，對物質生產部門的統計指標設置細而全，而對於非物質生產部門則比較粗。從第三產業內部看，也存在著不平衡的情況，如貿易餐飲業、房地產業的統計指標比較完整，其它行業僅對計算增加值的財務指標進行統計，而對於人員狀況、設備情況、提供的服務類別等都沒有反映，難以反映第三產業的全貌。三是調查時間不同步，交通業、批零貿易業、房地產業統計實行按月統計，其它行業則實行四年為一個調查周期的統計，且指標設計的粗細程度不同，口徑不一，很難進行加工匯總，不能按月、季提供完整的第三產業資料，影響了定期統計監測工作的開展。
2、第三產業單位財務核算基礎薄弱，嚴重影響了增加值的准確性。第三產業增加值的計算是以會計報表為基礎，由於第三產業涉及行業復雜，且新的行業不斷涌現，客觀上要求有相應的會計制度對其經營狀況進行管理、監督，由於其主辦單位的經濟成分各異，缺乏一個統一的管理部門，因而沒有建立起正常的財務收支制度。從我區的實際情況看，第三產業單位多為一些經營規模小、人員少的中小企業，財務收支帳目不健全、不規范的現象十分普遍，，為開展調查工作帶來很大的困難。
3、被調查對象的配合程度下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於第三產業調查對象經濟結構復雜,利益主體呈多元化格局,受各自利益的驅使，被調查對象的配合程度大大下降，特別表現在對個體戶的調查中，為了偷稅、漏稅，個體戶瞞報、漏報的現象十分嚴重；另外部分企業也存在著「兩本帳」的問題，加大了搞准統計數據的難度。
4、統計力量薄弱，經費不足，嚴重製約著第三產業統計工作的開展。第三產業調查單位數量眾多,遍布城鄉,沒有一支強有力的調查隊伍,難以收集到全面、准確的統計數據。而現實情況是從統計系統內部來說，從國家到地方各級均沒有獨立的第三產業統計機構，普查年份靠組建臨時機構，抽調各方面人員來完成；非普查年份，第三產業統計分散在各有關專業，沒有綜合協調機構,對第三產業統計工作缺乏總體設計,長遠規劃。從人員情況看，旗縣統計局處於調查工作的第一線，而我區各旗縣從事第三產業統計工作的人員平均僅有1-2人，且多兼職其他工作，面對如此眾多的被調查對象,統計人員力不從心,漏統、錯統現象很難避免。從外部來說，長期以來，部門統計在第三產業統計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推進，部門統計工作被削弱了，從第三產業各行業統計機構人員配備情況看，實行條管單位，如金融、保險、郵政系統等和政府各部門，一般都設置統計機構並配備專職統計人員，而第三產業的其它行業，則很難保證有機構和人員。另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統計調查經費不足，也嚴重困擾著統計工作的正常開展。
『肆』 中國產業結構的現狀是什麼
建國後，尤其是改革開放20多年以來，中國的產業發展實現了由少到多，由弱到較強的轉變，產業結構的變化也基本符合世界產業結構演進的一般規律。在我國產業結構的變化過程中，產業結構政策績效如何，在新的開放經濟條件下產業結構政策作用的空間有多大，其未來走向是什麼，都是急待解決的重大理論和實踐課題。本文在對中國過去產業結構政策績效進行實證分析的基礎上，探討了在WTO背景下未來中國產業結構政策的走向。
一、中國產業結構政策績效分析
中國產業結構政策始於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當時中國基本上遵循了蘇聯模式，選擇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產業發展戰略。政府利用嚴格的價格管制、強制命令等行政手段優先將稀缺資源配置到重工業部門，使得重工業迅速建立和發展起來。這在當時嚴酷的國際政治經濟背景下是符合歷史和邏輯的必然選擇，也為我國在短期內建立起完備的工業體系奠定了經濟技術基礎。但是，重工業的超前發展也造成了產業結構的嚴重失衡，制約了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速度和質量。
到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時，產業結構失衡問題已經十分嚴重。為了矯正畸形的產業結構，協調各產業部分的發展，政府在進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先後出台了輕紡工業優先發展政策、促進「短線」的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發展的政策和限制「長線」的加工工業發展的政策。從這些政策實施的結果看，促進農業和輕紡工業發展的政策效果顯著。到1982年，我國糧食和工業消費品長期供應緊張的狀況已有根本改變；促進「短線」產業和抑制「長線」發展的政策效果就十分有限了。在整個80年代，盡管國家鼓勵向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投資並在資金、物資、能源、交通等方面進行扶植，但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的發展卻始終滯後於國民經濟的發展，其「瓶頸」狀況並沒有得到根本扭轉；相反，國家限制發展的生產能力過剩的加工工業卻不斷以驚人的速度增長
在產業結構失衡狀況有了一定程度的緩解之後，國家在繼續堅持執行「促短限長」的結構調整政策的同時，開始重視產業結構升級問題。在第七個五年計劃中，政府明確提出了「有重點地開發知識密集和技術密集產品，努力開拓新的生產領域，有計劃地促進新興產業的形成和發展」及「運用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從「七五」計劃執行的結果看，結構失衡問題依然嚴重，新興產業的建立和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的進展十分緩慢，產業政策目標基本沒有達到，以至於「八五」產業發展規劃與「七五」極為相似。90年代初期，受鄧小平南巡講話的鼓舞，全國掀起了新一輪的投資熱潮，加工工業因其經濟技術特性成為主要的投資領域，規模小、技術含量低的中小加工企業迅速大量涌現，「八五」產業發展規劃不僅沒有得到執行，而且加重了業已存在的產業結構失衡、產業低度化和分散化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被迫運用行政手段對經濟進行全面調整，以實現國民經濟「軟著陸」。
「九五」期間，我國在成功實現國家經濟「軟著陸」的同時，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突出表現為一般加工工業在製造業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而技術相對密集產業的比重有所上升，尤其是技術密集度高和具有高新技術產業特徵的醫葯製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製造業、電子及通訊設備製造業的比重明顯上升。1999年電子及通訊設備製造業在製造業的比重已高達8%。2000年電子及通訊設備製造業的銷售收入比上年增長了33.7%。在國家積極財政政策的推動下，基礎設施、通訊設施和交通運輸狀況也得到了明顯改善；家用電器已經成長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行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取得的上述進展，主要不是政府產業結構政策推動的結果，而是經濟運行態勢的變化和市場改革取向的深化提高了市場機制的調節功能。一方面，「九五」期間我國經濟的基本態勢由需求不足轉向了需求過剩，商品的普遍過剩迫使企業調整生產結構和進行技術升級。另一方面，經濟體制市場化改革的全面系統推進，增強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市場機制不僅能夠對產業結構進行增量調節，而且能夠通過破產、兼並、合並等方式進行存量調節，從而能夠實現產業結構的重大調整和較快調整。
盡管「九五」期間過剩經濟的運行態勢為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創造了一個有利的環境，但是，由於受到體制性和政策性因素的約束，三次產業的結構性偏差沒有得到有效調整，第三產業因受到政策性進入的限制發展仍然相對滯後；1994年國家指定的主導產業（機械電子、汽車、化工和建 築）在「九五」期間雖然得到了巨額財政資金和大量優惠政策的扶持，卻未能成長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也沒有能在國民經濟中起到應有的主導作用，其主要原因也在於政府的過度保護政策（包括關稅、進入限制和高價格）使它們處於壟斷地位，缺乏競爭的壓力和由競爭引起的提高產業集中度的動力。此外，產業發展與科技發展的體制性分離、科技開發與運用的制度性問題，也制約著產業結構的快速升級。
從上述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產業結構政策績效的實證分析中可以看出，除了在市場機制尚在形成中的改革開放初期，產業結構政策（主要是調整農、輕、重結構的政策）效果比較顯著外，在以後的全部時期里產業結構政策推動結構調整和升級的作用十分有限。產業結構政策推行20多年來，長期困擾我國的三次產業結構失衡問題未能得到根本解決，加強「短線」產業和抑制「長線」的政策目標沒有能實現，政府重點和著力扶持的主導產業仍然沒有擺脫「幼稚」狀態，企業規模小、產業集中度低、技術升級慢等問題依然大量存在。相反，沒有能得到政府的扶持和強力保護、較早和較徹底地擺脫了行政計劃干預、引入市場機制的產業，卻往往能夠快速發展，穩步地提高了產業集中度和國際競爭力。家電行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事實上，產業結構政策的有效性問題，不僅在國內存在爭議，在國際上也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在以產業政策創造經濟「奇跡」著稱的日本，對產業政策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問題仍然存在著不同的觀點，日本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曾經在完成一項有關日本產業政策研究課題後鄭重聲明：「參加本項目的全體人員都認為，除了戰後初期有限的短時期外，高速增長基本上是通過建立在競爭基礎上的價格機制和旺盛的企業家精神的作用取得的。……，甚至也許可以說戰後主要時期產業政策的歷史，是民間企業的首創精神和活力，不斷地否定政府控制性直接干預意圖的過程。」（註：小宮隆太郎等編：《日本的產業政策》，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版，第535頁。）顯而易見，日本經濟學家這種結論與我國產業結構政策實踐的結果也是基本吻合的。
有專家對中國產業結構政策失效的原因作了具有開創性的分析，認為政府不具備推動結構調整、升級的動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往往從自身利益出發制定和執行政策）和能力（政府不能判斷所選擇的產業結構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地實施產業結構政策是造成產業結構政策失效的深層原因。因此，在市場機制已經形成並比較完善的條件下，由市場機製取代政府產業結構政策配置資源，調整產業結構，是產業結構有效調整的基本途徑。
二、WTO背景下中國產業結構政策取向
盡管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經濟經歷了不斷開放的過程，但中國的產業結構政策整體上仍然是在封閉或准封閉的環境下推行的。如果說主要通過市場機制調整產業結構是中國市場化取向改革的內在要求和必然結果，那麼，「入世」作為外在的強制因素，不僅進一步強化了市場機制調整產業結構的功能，而且直接影響我國產業結構的構成和資源在不同產業間的配置。
1.入世對中國產業結構政策空間的影響。一國實施產業結構政策的工具主要有兩種：一是管理貿易，包括採用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方式限制同類商品的進口和用財政補貼、政府出口信貸等方式鼓勵出口；二是優惠措施包括政府投資、優惠貸款、優先滿足政府扶持的產業引進技術、進口原材料對外匯的需要等。在相對封閉的經濟條件下或者在能夠得到發達國家包容的開放經濟條件下，（註：對日本、韓國、新加坡、台灣等國家和地區實施的政府主導下的產業發展戰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出於冷戰的需要，基本上採取了容忍和包容的態度。中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對西方開放，西方國家也出於同樣的考慮放縱中國。冷戰結束後，西方國家開始大肆指責這些國家和地區搞不公平競爭，並以種種借口進行經濟制裁。）一國能夠運用這兩種政策工具調整產業結構並取得一定的效果。在發達國家不再包容並轉向關注經濟競爭和要求嚴格執行世貿組織規則的今天，管理貿易和優惠措施等產業政策工具的運用都將受到極大的限制。從管理貿易看，WTO的一系列規定基本上取消了各成員國獨立的貿易政策權。在WTO的非歧視貿易原則框架下，中國已不可能用高關稅壁壘保護國內市場和主導產業、重點產業。各種非關稅保護也受到了嚴格限制。在失去管理貿易政策工具的情況下，以發展主導產業、重點產業為基本內容的產業結構政策相當程度上也就無法實行。同樣，在WTO的框架下，各種旨在扶植主導產業和重點產業的優惠措施也在相當程度上失去了施行的空間。因為WTO的國民待遇原則，要求各國政府對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如果政府選定產業內的所有內外資企業為扶植對象， 不僅超出了政府財政等資源的承受能力，而且也失去了扶植的意義。如果選定部分內資企業為扶植對象，則又違反了WTO的國民待遇原則。可見，入世極大地限制了產業結構政策施行的空間，導致產業結構政策效應大大弱化，具有歧視性和傾斜性的產業結構政策將趨於無效。入世對產業結構政策作用的弱化，意味著市場機制調整產業結構功能的增強和市場配置資源主導地位的確立。政府應盡快適應這一變化，及時把政府的產業政策功能由直接培育產業轉向為產業的合理布局創造有效、公平、透明的市場競爭環境上，通過充分的市場競爭和反映生產要素相對稀缺性的市場價格的作用，增強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2.入世後的中國產業結構變化趨勢。
(1)產業結構調整的速度將加快。當前發達國家已經進入後工業化社會，它們在致力於發展高科技含量的信息產業、第三產業的同時，逐漸將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技術相對滯後的技術密集型產業向海外轉移。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在完成工業化之後，也開始了產業結構的轉型和升級，它們在承接發達國家轉移過來的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同時，將一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本密集型產業向其它發展中國家轉移。當前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產業結構的大規模調整，勢必有力地促進中國的產業重組。一方面，中國日益完善的基礎設施、大量廉價且素質較高的勞動力和廣闊的市場，使得中國日益成為外國投資和產業轉移的理想場所；另一方面，入世後中國政府要履行對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依據世貿組織的規則和章程，進一步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完善法律和制度環境，逐步取消對外資企業在融資、銷售市場和經營領域等方面的各種限制，使外資企業享受到國民待遇。外資企業經營環境和經營條件的改善，將有力推動外商投資規模的擴大，加速外國產業向中國的轉移，從而引起中國產業結構的大規模調整。
(2)產業結構的布局將發生重大變化。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分工模式已經由單純的國家間的產業分工轉化為產業間分工和產業內分工並存。中國加入WTO，標志著中國主動融入全球化經濟，這就使得中國不僅能夠根據本國的資源優勢，參預國際產業分工，而且能夠深入到國際（主要是跨國公司）產業內部組織生產，參預在整體上處於劣勢而在產業鏈條上仍具有比較優勢的某一產業的生產和競爭。因此，國際產業分工的這種變化必然導致我國在產業結構布局上具有明顯的層次性，不同技術水平的產業將在一個較長時期內並存。同時，參預國際較高層次產業內部的分工，也為我國產業結構的高度化演進奠定了技術和管理基礎。
(3)入世將使中國產業由均衡發展轉向非均衡發展。入世後，中國在贏得更加開放的國際市場的同時，也要向世界其它國家開放市場，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將融為一體，國內競爭力也直接表現為國際競爭力。在這種情況下，均衡發展各產業部門，構建獨立完整的產業體系，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因為在激烈的全球化市場競爭中，資源劣勢產業因缺乏競爭優勢很難具有自生能力。如果盲目發展這些產業，勢必造成資源的浪費，延緩經濟增長速度。相反，集中稀缺資源發展優勢產業，參預國際市場競爭，則可以分享到更多的國際分工利益，創造更多的社會剩餘，積累更多的資本，為產業結構升級創造條件。因此，加入世貿組織，不僅加快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過程，而且客觀上規定了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中國各產業國際競爭力的現狀和資源優勢所在，共同決定了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一定技能型勞動密集型產業目前在產業結構中的主體地位。
有的學者在強調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同時，主張運用關稅、配額、出口補貼等貿易政策手段和信貸、補貼、稅收優惠等產業政策手段保護和促進幼稚產業的發展。認為如果沒有國家的保護和扶持，「即使將來資本積累到一定的程度，進一步提升產業結構所要求的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產業面對國際寡頭壟斷市場也將很難發展起來。但這種觀點也存在以下不足之處。(1)誇大了產業結構政策施行的空間和政府執行產業政策的能力。如前所述，在相對封閉的經濟時期，政府施行產業結構政策的空間較大，但產業結構政策績效卻微乎其微。加入WTO後，在政府推行產業結構政策的能力受到了WTO規則極大的限制、獨立的產業結構政策難以在一國范圍內施行的情況下，再由政府主導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更不可能取得成功。(2)對資本積累重要性的認 識存在偏差。資本積累固然不能自動導致產業結構升級，但是，不建立起能夠最有效、更快積累資本的產業結構，需要大量資本支撐的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型產業更不可能建立和發展起來。如果把稀缺的資本資源用來發展不具有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的幼稚產業，不僅幼稚產業因缺乏盈利能力影響資本的積累，而且優勢產業也會因可用資本被擠占而得不到應有的發展，進而不能提供更多的剩餘，產業結構的升級也就會因資本積累不足而受阻。(3)對比較優勢產業戰略作用的認識存在偏差。在目前我國資源狀況的約束下，突出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不僅能夠為產業結構升級提供資本支持，而且能夠提供技術和管理支持。因為比較優勢既存在於產業間，也存在於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內部的產業鏈上。依據比較優勢原則布局產業結構，也能形成技術水平不同的、多層次的產業結構。產業結構不會因技術斷層升級受阻。也就是說，比較優勢戰略內生的具有促進產業升級的積累和轉換機制，隨著資本、技術和管理經驗的不斷累積，比較優勢不斷變化，原有的競爭優勢產業或產業環節將被新的、更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或產業環節所取代，產業結構也就逐步地向高度化方向演進。
基於上述原因，我們認為，比較優勢戰略具備提高產業競爭力和實現產業結構升級的雙重功能，政府的產業政策的作用主要是根據經濟增長過程中必然出現各種資源比較優勢變遷，促進產業結構的漸進升級。今後，除了為數極少的關繫到國防安全的產業和「市場失效」的公共產品、自然壟斷產業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干預外，其它產業都應該推向市場。對於幼稚產業，國家也不宜在加入WTO的緩沖期內，再度大規模地動員稀缺的國內資本予以扶持，而是引進充分競爭的市場結構，促使幼稚產業在激烈的國內市場競爭中提高其自生能力。如果有些產業在關稅保護期結束之後仍未能成長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就應該進行產業轉換，由它們自己在市場中尋找和轉入具有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部門中去。
參考資料也有一些！
『伍』 國內農業產業發展是什麼樣的現狀
1、我國農業已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和農村生產力獲得了極大解放，農村經濟和農業生產取得了很大發展，農業產品極大豐富，告別了農產品短缺的時代，進入了結構性、階段性、區域性的過剩的發展階段。
2、國家高度重視農業產業的發展。黨和國家高度重視農業和農村問題，把農業放在國民經濟發展的首位。
3、發展現代化農業成為農業經濟發展和轉變的重點。新時期，我國已經具備了加快現代農業建設的基本條件和能力。
4、開發農業旅遊是農業產業化實現的有效途徑。農業旅遊是以鄉村空間環境為依託，以鄉村獨特的生產形態、農村自然環境、田園景觀、農林牧漁生產、民俗風情、生活形式、鄉村居所和鄉村文化等為對象，利用城鄉差異來規劃設計和組合產品，為遊客提供觀光、休閑、度假、體驗、娛樂、健身等多項需求的旅遊經營活動。
『陸』 中國工業發展的現狀
以我的理解，在進行經濟建設時，應該首先考慮經濟利益、其次是考版慮環保利益。我權國確實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把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人口控制和人口素質提高、社會進步等因素相結合、協調，反對「殺雞取卵」式的、不顧環境保護、引起環境惡化和生態污染的經濟增長方式和道路。
但是，必須同時看到，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並不是並駕齊驅的。經濟建設是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工作中心，是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與落後的社會生產的主要矛盾決定的，除非發生外族大局入侵，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決不動搖的！
再者，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是我們經濟的發展，「發展是硬道理」。只有經濟發展了，才能維護和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才能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才能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才能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榮歷史使命！ c
『柒』 中國創意產業的發展狀況
據了解，創意產業的概念最早出現於英美等發達國家，中國創意產業的發展模式與發達國家創意經濟的形成模式如出一轍。中國一些藝術家們為了潛心創作，將文化藝術機構搬到偏遠或荒廢的舊廠房內，而這些舊廠房因為融入了藝術家靈感，勾勒出了中國創意產業的雛形。
「中國誕生了一個新的階級，叫創意階級」。中國創意產業聯盟副秘書長傅晶對「創意」的評價已經超出了產業的范疇。
中國人民大學人文奧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金元浦教授指出，創意產業與新經濟密不可分，沒有創意產業，就沒有新經濟。沒有新經濟也沒有創意產業。他說，創意產業的發展已經與一個國的發展緊密相連，甚至是一個國家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因素。
創意產業基地蜂起
中國創意產業的萌芽出現在2002年，當時，經營不善的原杭州藍孔雀化纖廠停產並將舊廠房對外出租，低廉的房租和巨大的空間隨後吸引了一大批設計師和藝術家入駐。這個破舊廠房於是也有了一個時尚的新名字：LOFT49。LOFT原意是建築中的閣樓，現已逐步演變為利用工業舊廠房和舊倉庫開闊、寬敞的空間，來打造充滿個性、富有感染力的新型文化和創意型產業的聚集地。LOFT作為一種城市舊工業向新經濟轉變的新理念、新途徑，被西方各大都市紛紛採用，並成為現代都市創新經濟、創意產業的代名詞。
資料顯示，目前全世界以LOFT產業為代表的創意產業每天創造的產值高達220億美元，並以5%左右的速度遞增。在一些創意產業發達的國家，其增長速度更快，如美國達到14%，英國達到12%。早在2000年，創意產業就已經成為英國的第二大產業，佔GDP的7.9%，僅次於金融服務業。
在中國，創意產業正成為一項熱門行業。據上海市經委的最新統計，目前上海已初步形成18個各具特色的創意產業基地，這些創意產業基地大多建在上海的老工業建築內，僅上海第十二毛紡廠的舊廠房注冊的廣告公司就達122家，也有的建在石庫門民居內，如李先生所在的上海泰康路藝術街。
日前，北京市發改委有關負責人透露，北京將大力發展創意產業，打造全國「創意產業之都」。北京已經初步形成了幾大創意產業集聚區，如北京數字娛樂示範基地、中關村創業產業先導基地、國家新媒體產業基地、東城區文化產業園以及朝陽大山子藝術中心。
除了北京和上海，廣州、深圳、長沙、蘇州、杭州等等城市都熱情高漲，宣稱要打造各自的創意產業基地。對此，專家指出，創意產業的形成和發展取決於其所在城市的區位、能級、產業基礎，以及產業發展環境等，創意產業基地要有獨特的定位，不能一哄而上。
「夕陽廠區」托不起「朝陽產業」
為本已廢棄的老工業建築注入新的產業元素，不僅為老建築的開發和保護尋覓到了一條可以借鑒的新路，更為一個全新產業提供了發展的空間。但是，上海社科院部門經濟研究所所長厲無畏指出，改造幾個老廠房，吸引幾十、幾百家創意工作室入駐，並不意味著創意產業就此誕生。創意產業集聚區本身只是提供了一個概念，要真正形成集聚效應，個性定位很重要。
事實上，中國的創意產業並不如想像中的樂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由顧問波尼·阿斯科魯德曾說過「中國創造」面臨的症結：「有的時候，政府並沒有意識到創意產業作為整體的存在，因此不能夠正確做出政策和投資的決定，就無法切實地得到落實。」此外，中國的創意產業還面臨著經濟結構限制創意產業發展、整體職業結構存在缺陷、城市發展規劃思維定勢、知識產權缺乏有效保護、傳統教育無法提供創意土壤、創意產品消費需求不足等等問題。
從杭州LOFT49發展狀況看，中國的創意產業似乎離人們對其本身的預期相距甚遠。LOFT49內規模最大的朱仁民藝術沙龍會所，除了以藝術會友及少部分區域布置了個人作品外，絕大多數空間讓給了落魄甚至流浪的藝術創作者。這里要支付場地租金和招待費用，卻沒有經濟產出。不少入駐者經濟捉襟見肘，甚至靠借錢度日。人們不禁懷疑，賦予一些建築物「創意」的概念，就支撐得起一個產業嗎？中國的創意產業的「錢」途在哪？
「創意產業」如何「創富」
在大多數發達國家，包括科技、藝術設計、文化娛樂等創意行業的勞動力比例已經從1980年的12%上升到現在的30%～40%，在中國，傳媒人、策劃人、出版人、設計人、廣告人、經紀人等創意人群正進行自身的角色轉型，中國創意產業領域已經形成小企業與大公司各自占據文化創意和製造創意兩端的局面，但有了各種創意產業園的「殼」，如何吸引世界一流的「內容」來填充？
「從最根本上講，中國創意產業發展的瓶頸是創意人才的極端匱乏，大批創意人才的教育與培養是中國未來創意產業獲得大發展的前提。」金元浦教授分析指出，因為創意出自人，因此培養一流的創意人才，增強創意產業高端人才與團隊集聚，是培育創意產業的關鍵。據悉，2010年的上海世博會需要相當多的創意人才，尤其多媒體設計人才缺口高達8萬多名，而且在此方面的領軍人物更為稀少，這就嚴重阻礙了創意產業的發展。
上海創意產業中心秘書長何增強認為，創意自古就有，但是產業問題一直沒有明晰化，創意產業的核心是要構築其產業鏈和產業的延伸，而在產業鏈上流動的最值錢的就是知識產權。一部作品在被發表之前是沒有任何市場價值的，而發表後，這部作品就被賦予了版權價值，並得到保護。這一階段的版權價值還是比較低的。隨著產業鏈的流動，作品被製作成電影、電視片以及開發其它衍生品，其版權價值被多形式、多途徑的開發，得到釋放，才能實現了飛躍式的提升。這才是「創意」成為「創富」的關鍵。
什麼是創意產業
創意產業，又叫創意工業、創造性產業、創意經濟等。指那些從個人的創造力、技能和天分中獲取發展動力的企業，以及那些通過對知識產權的開發可創造潛在財富和就業機會的活動。它通常包括廣告、建築藝術、藝術和古董市場、手工藝品、時尚設計、電影與錄像、互動式互動軟體、音樂、表演藝術、出版業、軟體及計算機服務、電視和廣播等等。此外，還包括旅遊、博物館和美術館、遺產和體育等。
美國創意產業的特點
1.重視教育，積極提高國民創意性。
2.擁有豐富的人才。
3.通過法律法規和政策杠桿，鼓勵各州、各企業集團以及全社會支持文化藝術。
4.注重加大科技投入。
5.實行商業運作，按市場規律經營。
6.投資主體多樣化。
7.政府充分利用其國際政治經濟優勢，支持文化商品佔領國際市場。
8.注重知識產權保護。
日本創意產業的特點
1.將保護知識產權作為國策，作為發展的堅強後盾。
2.注重人才的培養和挖掘。
3.基礎比較扎實。
4.呈階梯型發展。
義大利創意產業的特點
1.義大利南部以傳統特色為主，是民間藝術品的集散地。
2.北部以時尚、設計為主。
3.會展成為時尚展示的主要形式。
4.在創意產業人才的培養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中國創意城市榜
北京：被北京市政府列為創意產業的影視、出版等6個中心，多是自發形成再由官方認可。
上海：上海已經宣布啟動18個創意產業集聚區。上海的目標是和倫敦、紐約、東京站在一起，成為「國際創意產業中心」。
廣州：廣州天河區是廣告、影視、媒體、IT等創意工作集聚區。廣州背靠「亞洲創意中心」香港。
深圳：深圳的創意產業主要包括印刷、動漫、建築、服裝等，深圳的目標是「創意設計之都」。
長沙：《超級女聲》證明了長沙對於電視節目的創意。另外，「藍貓」銷售著近3000多個品種的衍生產品，長沙卡通藝術節開幕、金鷹卡通頻道開播，長沙的創意城市特色有著獨特的地位。
昆明：昆大麗(昆明大理麗江)向來被視為生活方式的典範。這里是手工業創意人群的天堂。
蘇州：與其說蘇州的創意產業在覺醒，倒不如說是上海的創意工廠落戶在蘇州。
杭州：杭州創意產業的標志是該市最大的設計聯盟——LOFT49，這片運河邊近萬平方米的舊廠房匯聚了17家藝術機構。
三亞：世界小姐總決賽、新絲路中國模特大賽等諸多選美比賽都會在三亞這個城市落腳。
重慶：2005年1月5日，中國創意產業高峰論壇在渝開講。4月16日，2005中國(重慶)創意經濟與城市商業開發高峰論壇又在重慶舉辦。重慶的迫切態度可見一斑。
成都：任何一個網路游戲發展商都不會忽略成都。2004年，成都市就擁有近30萬互聯網用戶，是全國三大數字娛樂城市之一。
廈門：2005年12月28日，首屆廈門(閩商)品牌與城市創意論壇舉行。我們必須承認，如果閩商集體放棄廣告，那麼我們將看不到幾乎所有的休閑食品和運動服裝品牌廣告。
西安：曾經是世界中心的西安，具備著強大的文化競爭力，擁有全國數量第四的高校，人均教育指數也在全國位居前列。
『捌』 國內相關產業發展現狀和趨勢
給你分析下
『玖』 當今中國經濟發展現狀
中國經濟發展的猜想
近年來，中國四萬億促進內需、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蓬勃發展、薪資水平上升等等。在這些亂象中有人痛斥政府亂花錢，如果把花在高鐵、高速上的錢發給普通老百姓多好，這這才是實實在在的。然而本人從國家及未來的角度做出一些猜想，政府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是個正確的決定。首先從中國從放開商品房開始說起，房地產從此一枝獨秀，一飛沖天，飛漲的房價和穩如泰山的工資形成鮮明對比，老百姓卻怨聲載道，政府只能提高最低工資標准來提高百姓收入，可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用人成本的提升很快體現在物價上，物價也一路看漲。房價和物價的上漲又進一步刺激政府提高人民工資（這個提高當然是緩慢的），不斷反復，可是這僅僅是國內的情勢，從全球考慮，商品價格的提高使「中國製造」優勢削弱，出口疲軟。中國是個製造業大國、出口大國，GDP沒有了出口的拉動就會增長放緩，為了保GDP（其實是保製造業）政府開始大力促進內需，四萬億投資（稍後再說）、家電下鄉等等，家電下鄉確實讓老百姓掏出了更多的錢來購買商品，從而促進了內需、延緩了製造業的衰退，但是美國不會讓你這么安生，從中國房地產起飛以來就一直伴隨著美元的升值，在中國製造業開始衰退後更甚。內憂外患的中國製造業「飄搖欲墜」，政府採取的家電下鄉等努力與勞動力成本、原材料、匯率上漲相比顯得不夠「給力」，面對利潤不斷減少的企業家們唯有另謀出路——到勞動力更加低廉的其他國家開廠，中國企業的出走必然使國內失業率大大增加，同時也會使國外投資者對中國投資環境更加不看好，這樣一來中國經濟發展就會很困難。四萬億投資，加大基礎設施建設，這是政府為了留住國內企業、吸引外資所做出的努力，不是亂花錢。下面說個情況，有的企業家也到國外考察過辦廠的可能性，雖然當地勞動力成本很低廉，但是物流、交通、配套設施、產業鏈都相對缺乏，工作效率也不高，綜合考慮這些因素，還是在國內辦廠更加合適。從而可以看出，在勞動力成本沒有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改善交通狀況、提高辦廠環境也是留住企業、吸引外資的有效方式。看看現在的中國，高鐵、高速快速建設，可以說四通八達，交通的改善也迅速的提高了物流的速度與質量，再加上中國產業鏈比較齊全，不用到處尋找原材料，這些才是中國留住企業的優勢。返回開始的話題，中國加大基礎設施建設、道路建設雖然耗資巨大，但這是為了能夠留住製造業企業，而對於中國這個製造業大國，留住了製造業企業就相當於挽救了中國經濟。（補充：中國各項政策中的貪污腐敗現象不考慮在內）
希望採納
『拾』 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現狀分析
（一）我國文化產業低水平供求關系與非對稱結構性矛盾
我國的文化市場已有"長足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方面，經濟社會生活各方面條件迅速改善，人民群眾的文化娛樂需求正在被迅速釋放；另一方面，各種新型文化產業門類不斷產生，文化產業結構性變化頻繁。但是現有統計數字顯示，我國文化產業還處在一種低水平供求平衡和非對稱結構性矛盾的狀況之中。
從絕對值來看，我國居民的文化消費需要與文化產業部門的供給之間並沒有很大的出入。
從需求方面說，2000年，我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了849美元，反映城鄉居民生活水準的恩格爾系數也降至50%以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6280元，人均消費性支出是4998元，其中被列入統計的，與文化相關的旅遊、娛樂和耐用消費品、教育、文化服務、通訊等項消費總計949元，佔到可支配收入約19%。按照我國目前大約有4億城鎮人口計算，我國目前城鎮居民文化消費需求大約有3796億元。農村居民人均收入達到2253元，人均消費支出中通訊和文教娛樂類支出280元，總計達到2520億元。這樣算下來，我國與文化相關的消費需求應該在6000至6500億之間（6314億元）。
從供給方面看，根據有關統計數據匯總，我們的文化產業各行業近年來（1998或1999年）進入統計的產值大約是6000多億（1998年6240億），其中教育、文化藝術及廣播電影電視業1812.9億元（1998年），國內旅遊收入2831.92億，圖書報刊355億元，郵電通訊是1235.1億元（1998年），音像製品12.7億。（廣告業等尚未計入。
以上兩個大致相符的數字不過是分別從供需兩個方面描繪了我國文化市場的規模，卻還無法得出我國的文化產業發展狀況可以令人滿意的結論。略做分析就可以看出，文化市場的現狀只是一種低水平的供需平衡，更何況，由於還存在著各種體制性問題，所以它還只是一個存在結構性矛盾的、非對稱性的平衡。
根據國際上的研究，在人均GDP跨越1000美元時，消費支出中吃穿用類比重大大下降，住房類基本不變，而文化精神消費類支出開始大大上升；第三產業應該佔到GDP總量的40%左右，其中文化類產品的產值所佔比例也大大增加。我國目前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但是第三產業的比例（33.2%）低於這個標准達6個百分點，其總量大約是5000億人民幣。盡管我們可以去除由於消費習慣和體制因素而出現的誤差，並去除可能用於非文化類消費的支出（如醫療等），餘量也應該有3000至4000億人民幣。
對於這3000至4000億人民幣的市場空缺應該做如何理解？
一種解釋是，我國居民文化消費能力被大大壓抑了，因此制約了文化產業的成長。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這一點。比如說，根據我國文化產業部門各種散見的數字，我國的電影業、電視業存在大量的經營不善和虧損，許多作品出版後無人問津，庫存積壓嚴重；而一些作品卻不明原因地驟然獲利。有統計表明，電影的生產近年來在走下坡路。1992年我國共生產了170部故事片，為近10年來之最，此後1995年是146部，1996年是110部，1997年是88部，1998年只剩下82部。我們本應不斷增加的觀眾都上哪裡去了呢？近年來，火爆一時的傳統文化娛樂業如歌廳舞廳等經濟效益迅速下滑，成為虧損行業。這些現象說明，我國文化產業部門所提供的產品，有相當一部分不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和不斷變化著的文化消費需要。
還可以做另一種解釋，即我國居民事實上已經實現的文化消費有相當一個部分沒有被列入統計。目前音像界有一個被公認的市場容量計算方法，即根據居民的消費類視聽技術設備的擁有量估算音像製品的市場容量。根據這種方法，我國居民目前大概擁有：電視3.5億台、CD機1000多萬台、VCD機3000多萬台、LD影碟機500多萬台、多媒體電腦1500多萬台，等等。如果按照每個硬體每年均需要10件（套）新的音像製品統計，據信每年音像產品的總銷售額應有超過1000億元的規模，但根據有關部門1996年的統計，我國的音像製品只有不足20億元的正版收入，占總量的2-3%；根據1999年的統計，正版收入約有50億元 ，即使由於政府加大"掃黃打非"的力度，正版率有所提高，據信實際市場規模也應該在1500億至2000億左右。這方面的事實說明，有相當大部分居民的文化消費需求正在流失。我們的文化市場供需之間存在巨大的結構性缺口應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文化市場巨大的供求差別已經成為國家文化和經濟安全問題的隱憂。目前我國居民個人金融資產已經達到9萬億元左右，銀行存款約7萬億元，隨著我國在住房、養老、醫療和教育等方面各項改革措施的逐步推出，人們對文化、教育和娛樂的消費需求將得到進一步釋放。這是一個巨大的市場空間，甚至已經形成了一個目前我國文化產業無法填補的真空。加入WTO後，國外文化產業集團將可能以技術與內容的多重優勢大舉進入，迅速佔領我國的文化市場，文化市場"有限開放"的政策在市場規律的作用下可能會在不長的時間里遭遇嚴峻挑戰。
近年來，人們頻繁地看到這樣的數字：英國文化產業的年產值將近600億英鎊，從業人員約佔全國總就業人數的5%；日本娛樂業的年產值早在1993年就超過汽車工業的年產值；美國的文化產業更加發達，其視聽產品出口額已經成為第一大出口產品，並在國際市場上占據了40%以上的份額。根據媒體的報道，我國政府已經開始考慮允許一些國際知名傳媒集團進入我國媒體市場。這是一個重大的信號，說明文化產業國際化的進程可能出人意料地加速，我國文化市場已經暴露在國際文化資本的強大壓力之下，我國改革開放20多年積累的經濟和文化之果已經成為國際文化資本垂涎的目標。
（二）我國文化產業經營單位眾多但產業組織集約化程度不高
面對巨量的市場需求，以及國際傳媒文化集團大兵壓境，我國的文化產業在總體上缺乏競爭力，難以滿足人們群眾不斷增長的文化需要，這一點足令我們憂慮。我國的傳統文化產業誕生於計劃體制之下，長期以來既被行政體制分割又被各種政策保護。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的總體格局，表現出經營單位眾多，產業集約化程度不高，資源極度分散和不講經濟效益的突出特點。在文化市場迅速成型的今天，這些特點全部轉化為弱點。
從人員規模看，僅以文化部所屬文化產業機構為例。截至1999年，我國文化部下屬的企事業機構共33.07萬個，這里包括了藝術演出團體、影劇院、圖書館、群藝館和文物保護單位，從業人員共166.15萬人；當年國內演出場次是42.3萬場；國內觀眾達4.69億人次。文化娛樂業有機構17.47萬個，90.3萬人；文化市場其他經營機構9.7萬個，23萬人 。這些單位的特點是大多機構較小，如文化部下屬每單位平均才有5人左右。
從經營規模看，音像業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國音像製品的生產、復制單位近600家，每年生產正版音像製品（盒帶、VCD、CD和DVD）兩萬種約2億件（盤），平均每家企業年生產34萬件，月生產不足3萬；而銷售單位約有7萬個，每年全部正版音像製品銷售2億件，平均每個銷售點一年不過賣3000來件，日平均竟不足10件。圖書批發零售業是另一個例子。1999年文化部所屬圖書批發零售機構有13056個，2.3萬人，營業收入只有5.45億元，人均2萬3千元左右，每天營業額為60來元。
資源分散和集約化程度低的問題在新聞出版和廣播影視業中表現得極充分。我國新聞出版體制與傳統工業經濟管理體制有共同特點：新聞出版單位必須是以一定級別的行政機構為"上級單位"，並且建立在其財政撥款的基礎上。這些新聞出版單位一旦形成就被固化，既不能淘汰也不能重組；新的需求一般產生於新的行政機構，通過新的撥款來建立，同樣先天不足。長此以往，新聞出版機構就隨著行政機構的膨脹而膨脹起來。這些新聞出版機構大都規模狹小、重復建設、效益低下，既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要，又造成了資源的閑置和浪費。近20年來，特別是近10年來，各有關方面一直在嘗試對文化管理體制進行多方面的改革實驗，但是基本狀況並沒有根本性改變。
據1999年的統計，我國報紙有2038種、期刊8178種、出版社500餘家，電台電視台3000餘座。這是一筆經數十年積累形成的巨大而寶貴的文化資源。在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基本形成的今天，如果我們自己不迅速對其加以整合、優化，轉變其經營模式，增強其競爭實力，必然成為國際性傳媒巨頭的獵取對象。
（三）我國文化產業的傳統的資源配置機制與市場化要求之間正在形成尖銳矛盾。
近年來，我國文化產業的體制改革開始進入"快車道"。 1998年，我國政府職能部門不再直接辦刊辦報，退出出版經營領域，切斷了新聞出版單位與各個政府機構的傳統依附關系；2000餘家報紙和8000餘家刊物被"逼"上產業化運行的軌道。1999年，開始了傳媒集團和多傳媒文化產業集團的組建；2000年，"傳媒概念"走紅股市，開始嘗試傳媒集團與資本市場的結合。文化產業的體制改革後浪推前浪，從分行業的、局部的改革，逐步進入整體性改革的階段。
但是，資源配置機制混亂，條塊分割和行業壁壘與市場化要求之間的矛盾仍然困擾著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
文化產業的基礎是市場，現代市場經濟要求公開、公正和公平的競爭，反對各種形式的地方保護和壟斷；我國傳統的文化事業單位是按"條塊"（地方和行業一縱一橫）分割的方式設立的，目前盡管已經在不同程度上開始與行政主管部門脫鉤，實行"專業歸口管理"，但是，離真正的市場競爭還有相當的距離。甚至還有一些企業利用與行政機構的傳統聯系，利用企業特殊的社會公益性質和意識形態功能，壟斷資源，操縱市場，謀取暴利；而另一些文化企業在做大以後，要做跨行業跨地區的資產重組甚至兼並，卻往往遇到阻力。在加入WTO的形勢下，在國際性"傳媒匯流"趨勢的影響下，一些廣電、報刊、出版企業在地方政府的協調下成立了集團公司，實現了"強強聯合"和"資產重組"甚至在當地從事了一些跨行業、跨媒體經營。這當然是一種進步。但我們也注意到，"媒體匯流"在西方是一種市場趨勢，在中國則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手段，如何將結構調整與體制轉型結合起來，仍然是個問題。
這樣，文化產業的發展就與深層次改革問題相遇了：文化產業是一個特殊的產業，既具有一般的行業屬性，又具有社會公益性質。其中的核心產業門類如傳媒產業，既具有大眾傳媒的特點，又是黨和國家的宣傳渠道。如何基於這些特點做出制度性的安排，既按照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康發展，又保證先進文化的主導作用，這是一個全新的問題，需要我們以創新的精神大膽開拓。
但是，保證廣大人民群眾的文化權利是一個更為根本性的問題，也是我黨和國家確保對社會主義文化事業領導權的基礎。應該看到，在加入WTO和深化改革的形勢下，在數字化信息技術的沖擊下，傳統傳媒制度的經濟基礎和技術基礎已經發生了變化，人民群眾的文化權利的實現方式也已經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從以國家行政機制為中介的非自主方式，轉向以市場為中介的自主選擇方式。這就要求我們積極探索在市場競爭條件下發揮傳統政治優勢的新辦法。因此，我們應特別注意研究調控文化市場發展的新體制、引導精神產品流通的新機制，以及活躍文化生產的新組織形式。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促進文化的發展。
當然，我們也看到，在出現了全球性的"傳媒匯流"和"放鬆管制"之後，由於文化內容產業發展的不平衡，甚至是西方發達國家也在重新考慮如何以新的產業政策、新的制度性安排對待文化內容產業的問題。保護民族文化遺產，弘揚民族文化傳統，確保民族文化安全，已經成為世界各國面對全球化的共同戰略主題，將會出現許多值得我們借鑒的經驗。我們的政策制訂人員需要做的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
（四）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先進性要求與文化原創能力不足之間形成戰略矛盾，資源潛力不能轉化為產業實力
發展我國的文化產業還是有一些得天獨厚的條件。首先是中國文化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世界上使用華語的人口為世界之最，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除在中國境內，還在東南亞、北美及歐洲的華人區具有廣泛的影響。這應該說是中國的文化企業進行市場開拓的最有利條件，因為語言和文化的差異一直被認為是經濟全球化和國際交往中的最大消極因素。在經濟學的壟斷競爭理論中，保持產品差異被認為是維持產品在市場上的壟斷力量的關鍵。文化產品的差異首先是來自價值觀及表達手段的獨特性的；文化差異也是我們在國際競爭中和在趕超發達國家時可以依賴的比較優勢。
從生產要素的角度看，中國的文化資源異常豐富，舉世公認。幾千年乃至更長時間的文明發展，幅員遼闊的國土上還留存著許許多多的歷史文化遺址、遺跡，還有各種類型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景觀；圖書館、博物館里保藏著數以百萬計的藝術珍品、典籍和文物；中國人的言談舉止、風情習俗、節日慶典中保留著大量有形無形的文化符號；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對傳統文化進行了不間斷的研究和播傳。凡此種種，都為中國文化產品乃至其他可以負載文化符號的耐用消費品的設計、生產、創新提供了不竭的靈感源泉。
但是僅僅滿足於此顯然落後於時代。當今世界，文化已經具有原生形態、經濟形態和技術形態，新興文化產業得益於資本市場和信息技術兩駕馬車拉動，才有了前所未見的高速度，才將大批文化資源轉化為產業和財富。我國正是在上述兩個方面都顯得被動和遲鈍。
比如，文化旅遊是將民族文化資源潛力化為產業實力的重要方式，旅遊業在我國文化產業各門類中還是產業化程度最高的部門，但是，在該領域將文化遺產轉化為產業的成功案例至今還極為鮮見。從多年前全國各地災難性的"人造景觀熱"，到近年來有關部門關於文化遺產所有權和管理權能否分離，市場機制如何引入問題上的多次爭論，許多問題還沒有進行徹底討論，並轉化為合理的政策法規。事實已經證明，憑空建造的主題公園永遠不會有信譽，而文物的粗放利用則無異於破壞，正確的道路顯然應該在這二者之間。但是，在如何將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有機結合，做到既保護了文化遺產，又推動了文化旅遊，我們還未能有一個較為明確的方針，因此而貽誤了諸多發展的機遇。
文化遺產數字化是將民族文化資源轉化為新興產業基礎的一個關鍵環節。目前，"文化內容革命"正在世界范圍內展開。世界各國為迎接信息時代的到來，正大規模地將文化遺產轉換成數字化形態。199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開始推動"世界的記憶"項目，該項目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圍內推動文化遺產數字化，以便永久性地保存，以及最大限度地使公眾公平地享有。1999年，在芬蘭倡議下，歐盟國家開始啟動一項多國框架性合作項目，名為"內容創作啟動計劃"，文化遺產數字化被確定為基礎性內容。我國的文化資源數字化進程因國家數字圖書館工程的啟動（1996年）可以說動手並不晚，但直至目前，還沒有形成國家發展戰略，還沒有將其上升為國家文化產業建設的基礎性工程，這不能不說是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一個深層危機。
向數字媒體轉移是將傳統文化資源開發為經濟資源的必要步驟，實質上是為空前規模的產業整合準備條件，具有巨大的經濟意義。國際性信息技術集團和文化傳媒集團早已開始著手整合世界各國的數字文化資源，為開發新的世界市場做好准備；中國文化資源關繫到對中國文化產品市場的佔有，這塊市場也為他們覷覦已久。1999年，美國大片《木蘭》已經向我們敲響了警鍾：中國的文化資源已經經國際傳媒資本之手轉化為文化產品，成為中國文化產業界的強大競爭對手；2000年五一節，我國經歷了第一個"假日經濟"高峰，敦煌洞窟壁畫在大量遊人參觀的壓力下"不堪重負"，美國的基金會開始與我商談"數字化虛擬洞窟"計劃；同年，日本信息技術企業加速了與我國故宮博物院關於建立數字化多媒體網上故宮博物院的談判進程。這兩件事說明，發達國家已經藉助經濟與技術雙重優勢，開始謀求對我國文化資源的新一輪開發，這一動向值得我們關注。
（五）WTO規制與現行中國文化產業政策支持系統之間的矛盾
WTO是一種法律體系和政策系統。WTO所形成的諸多協定、協議廣泛涉及到文化產業的各個領域，有關文化產業的規章條例主要包括在WTO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保護的基本規則，即《服務貿易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之中。因此其基本原則也就自然地成為各成員政府制定和執行國內文化貿易政策的文本基礎，這就必然地要給這個國家的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產業政策支持系統帶來制度、法律和政策性影響。
我國自80年代以來開始進行文化體制改革，90年代開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至今已經初步建立起了由一系列行政法規和規章構築起來的文化產業政策系統，以及由這個系統建立起來的文化管理機制，包括：《文化娛樂場所管理條例》、《演出市場管理條例》、《電影管理條例》、《出版管理條例》、《廣播電視管理條例》、《音像製品管理條例》等，基本上涵蓋了現行文化產業領域。
然而問題是，現有的文化產業政策文本系統，基本上都是在兩種體制轉型過程中制定和形成的，並不是為加入WTO、或根據WTO原則而制定的游戲規則，因此，很大程度上帶有計劃體制的痕跡，這就出現了現存政策的目的性與WTO對中國文化產業政策的要求之間的矛盾。同時，由於我國不同領域里的現行文化管理與文化產業政策主要是由政府的不同行政主管部門制定並以政府的名義發布的，因此，行業和部門的利益保護色彩比較濃重。這樣一來，在整個政策的價值規定、功能及政府對社會文化資源的權威性分配中，應有的公共性、公正性和公平性就比較差。而所有這些都是與WTO貿易自由化原則、透明度原則、市場准入原則等存在著明顯的不一致和內在的規則沖突。
我國政府正在逐步加大文化管理體制改革的力度，《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的修訂頒布已經在國內法與國際法的規制對接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然而，由於這些措施並未從根本上解決我國文化產業發展在體制和制度上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如行政壟斷、市場准入、投資主體多元化、文化企業產權關系改革等，因此，舊有的矛盾不僅沒有消除，還進一步激起了新的沖突。同時，由於原有的文化政策系統並未因機構的改革和文化行政主管部門的合並而失去政策效能，還出現了新機構執行舊政策，"新瓶裝陳酒"的現象。在有的地方和領域，文化行政權力在資源重組和優化配置的名義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這種權力的高度集中，使得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制定的文化產業政策不僅沒有失去原有的制度基礎，反而獲得了新的支持。
我國文化產業管理部門已經提出"大文化管理"的思路，但是由於缺乏政策系統的創新支持，預期的改革效果並未出現，於是政府也就難以實現從"辦文化"向"管文化"的戰略轉變。對中國來說，順利進入WTO的關鍵是實現制度創新和政策系統創新的有機聯動，倘若在制度和政策的層面上不能實現整體性創新，我國文化產業在21世紀的發展前景也就可能並不是那麼樂觀的。
文化產業是一個特殊的產業，而且目前還處在發展和轉型過程中，因此，存在的根本性問題還是體制性的。任何國家的產業政策的基點都是兩個，即以市場為基礎，以政策為導向，更何況我國的文化產業是生存和成長於一個更為特殊的環境中的。在一定意義上，我們今天對文化市場和文化產業的認識，以及依此制定的文化產業政策的合理性，將影響著今後相當長一個時期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並還會進一步影響我國整個經濟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發展文化產業已經成為共識，但是一個真正合理的產業政策的制定過程才開始，目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