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為了促進長期經濟發展，財政政策可以採取哪些措施
我國中長期促進經濟發展的財政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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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財政政策是國家宏觀調控的必要手段，也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工具。本文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就我國中長期促進經濟發展的財政政策的若干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
本文第一部分側重從理論角度，在界定經濟發展內涵的基礎上，深入探討了財政政策與政府調控經濟的關系，論述了我國財政政策在促進經濟發展中的功能和作用。
第二部分主要從現實出發，揭示了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這主要包括：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將制約著我國的經濟發展；結構失衡的矛盾相當嚴重；經濟發展面臨日益增大的就業壓力；國有經濟的整體競爭力不強。
第三部分探討和提出了今後一個時期運用財政政策支持經濟發展的思路和建議，具體圍繞財政赤字和債務政策取向、財政支出結構調整的政策取向、稅制改革和稅收政策取向及就業和社會保障政策取向等問題提出看法。
經濟發展是一國政府宏觀調控的基本目標，是推進結構轉換、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現代化發展戰略的根本途徑，同時也是壯大國家財政實力、做大財政蛋糕的關鍵所在。因此，作為政府宏觀調控重要手段的財政政策，在任何時候都要把支持和促進經濟發展作為「重中之重」。本文主要是在一般理論和現實分析的基礎上，側重就今後中長期如何運用財政政策支持經濟發展，提出若干看法和建議。
針對當前的通貨膨脹壓力,國家可以採取以下的貨幣政策工具：
1.提高商業銀行存款准備金率；
2.提高銀行利率；
3.發行央行債券，回籠市場資金；
4.減少各期人行貨幣投放量；
5.提高貨幣國際化結算范圍和規模；
6.穩定本位幣與世界主要貨幣的兌換比例，讓人民幣能正常流出國門。
一、財政政策與經濟發展的理論分析
（一）正確界定經濟發展的內涵
關於經濟發展的概念內涵，學術界有不同的理解。根據現代發展經濟學理論，經濟發展是指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經濟結構的優化演進，體制轉換中的制度創新，以及經濟條件、社會條件的改善。顯然，經濟增長不能等同於經濟發展。
美國經濟學家S·庫茲涅茨運用不同國家的歷史數據對經濟增長進行了較早的、長期的研究，他將經濟增長定義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是指給居民提供種種日益繁多的經濟產品的能力長期上升，這種不斷增長的能力是建立在先進技術基礎上的。因此，通俗地說：經濟增長意味著生產能力的擴大，是通過技術進步相應調整而實現的，是一國產出水平、社會物質裝備及生活水平提高的源泉。但經濟發展內容廣泛，它包括經濟增長，要求產出的增加，同時包括經濟質量的提高、經濟結構調整以及制度創新等。許多國家的經驗證明，經濟增長並不一定帶來經濟發展，甚至在經濟增長速度很高的情況下，許多國家並沒有取得社會經濟的普遍進步，反而出現了「沒有發展的經濟增長」現象。因此，增長不等於發展，人均產值或收入的增長並不一定意味著發展，經濟高速增長也不一定意味著發展，發展不是一個短期或輕易能夠實現的目標。在這一點上是否認識清楚，對我國制定經濟發展目標和宏觀經濟政策取向，具有重要意義。
（二）在當今世界范圍內，財政政策日益成為政府調控經濟的重要工具
在現代社會，財政從來就是政府的財政，是政府行政的物質基礎，是為政府履行其職能服務的。所以，財政的職能取決於政府的職能，即一定時期、一定條件下國家財政要幹些什麼，取決於這一時期政府職能的定位，或者說政府的作用。中外理論界經常爭論的所謂「政府幹預經濟」與「政府不幹預經濟」、「最高綱領派政府」與「最低綱領派政府」以及「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等問題，討論的就是政府職能定位，實質上它們無不通過政府財政收支參數及其財政政策來反映。
西方工業國經濟發展歷史表明，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職能作用不斷擴大，同時，財政分配范圍也不斷拓展，財政政策在政府宏觀調控中的地位愈加重要。在早期資本主義階段，自由放任理論占其主導地位，經濟運行完全或主要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調節，政府財政政策作用十分有限，它主要是維持國家機器的運轉及興建一些公共工程。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後，傳統的自由放任理論或市場自動均衡學說遇到了嚴峻挑戰，嚴重的經濟危機現實迫使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尋找新的「葯方」。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自20世紀三十年代以來，西方國家政府普遍接受了凱恩斯主義的主張，運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作為政府幹預經濟的手段，改變了過去長期以來單純的消費財政的狹小領域，將財政作為反經濟周期的一個重要政策工具。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矛盾，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著名的美國羅斯福「新政」就是本世紀三十年代初運用財政手段啟動經濟的成功範例，其主要內容是興辦社會公共工程，增加社會需求，改善就業狀況。這說明自本世紀30年代開始，西方國家政府通過財政政策來干預經濟生活的力度顯著增強，並取得明顯成效。
二戰後西方國家的政府調控經濟職能和財政職能進一步擴大，據世界銀行的專題研究，這主要是來自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必須給那些遭受臨時收入損失或其他損失的人提供福利收益；二是實行適當的公私混合經濟，這種經濟往往意味著要將許多戰略性產業國有化；三是必須協調宏觀經濟政策，其原因是市場自身並不會帶來與個人目標一致的穩定的宏觀經濟結果。於是國家承擔了新的職能並將原有的職能加以擴展。從實際看，西方工業國在過去長時期的經濟發展中，特別是近一個世紀以來，政府調控范圍和財政職能大大拓寬，由此導致財政收支規模呈現出不斷增長的趨勢。據世界銀行1997年專題研究報告提供的資料，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各國政府財政規模大幅度擴大，工業國尤其明顯，如OECD國家政府總支出佔GDP的百分比，1870年約為8％，1913年為10％，1937年為20％左右，1960年為18％，1980年為43％，到1995年已上升為48％。另外，從西方工業國的財政支出結構看，並不是純粹的消費財政，經濟建設投資佔有相當的比重。以1986年為例，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建設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平均10％，其中美國為17％，英國為15％，法國為12％，加拿大為25％。進入90年代，一些西方國家的財政投資比重進一步提高。這標志著在現代經濟條件下，西方政府及其財政干預經濟的力度顯著增強。總之，現代西方財政理論和財政調控日趨完善，它已否定了傳統的「健全財政」、「消費財政」的理財方針，在強化政府作用的同時，強調財政在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經濟穩定這三個方面的基本職能。現在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實踐，正是遵循建立在上述財政職能基礎上的現代政府理財方針運作，以期達到實現政府調控經濟的目標。
發展中國家在20世紀後半葉，其政府職能和財政職能亦迅速擴大。世界銀行1997年發展報告分析了這方面的原因，指出它最初是來自於殖民主義崩潰之後的國家和民族建設，另外比這些因素更重要的，是在過去50年間關於政府作用的觀念發生了變化。從殖民主義統治時期獨立出來的亞洲、中東和北非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對於國家主導型經濟發展懷有強烈的信心，政府可以將資源和人民動員起來以實現快速的增長，並消除社會不公。因此，許多拉丁美洲、中東和非洲國家採用了國家主導的、進口替代型工業化的戰後發展模式。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戰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財政能力及其政府調控能力都有顯著增強。資料表明，所有發展中國家中央政府總支出佔GDP的百分點，1960－1964年約為17％，1970－1974年為20％，1980－1984年為28％，1990－1994年為27％。其中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發展中國家的這一比重同期大約分別為16％、18％、26％、27％；南亞地區發展中國家（包括有關地區）分別為17％、15％、25％、30％。特別需注意的是發展中國家伴隨著財政總規模的擴大，財政分配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一個明顯特徵是有相當部分的財政資金用於經濟建設，而且經濟建設支出比重大大高於西方發達國家。這是發展中國家強化財政干預經濟的一個顯著標志，也是一些發展中國家實行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戰略的必然結果。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結論，即不論是工業化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從長期歷史進程分析，財政宏觀調控職能不斷擴大，現代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決不是吃飯財政，它具有顯著的支持和調控經濟的特徵，而且發展中國家由於採納了政府主導型經濟模式，其財政的經濟性特徵更為明顯。因此，從當今世界范圍觀察，隨著現代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財政政策日益成為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一個重要手段。這對於正確界定我國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調控的基本職能作用是有啟發的。
（三）我國財政政策在促進經濟發展中的功能和作用
中國屬於發展中國家，而且正處於體制轉軌時期，政府面臨著推進市場化、工業化的艱巨任務。政府的職能和任務就是財政的職能和任務，「政府應做的，就是財政要乾的」，因此，未來中長期財政政策調控的目標就是依據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和遠景發展綱要，正確處理財政分配關系，為政府實施有效的宏觀經濟調控提供財力保障和政策支持。從理論上分析，我國經濟發展中財政政策調控的功能和作用可作如下界定：
1、優化資源配置，實現宏觀調控目標。
對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宏觀調控首要的目標是保持盡可能快的經濟增長，與此同時，實現經濟結構的轉換和升級。為此，如何把有限的資源進行最優的配置，就成為問題的關鍵。資源配置有兩個基本手段：一是市場機制配置，二是政府財政配置。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財政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資源配置機制，而不僅僅是跟在市場調節後面的「拾遺補缺」。對於社會共同需要的公共產品諸如國防、外交、文化、教育、衛生以及公共工程建設項目等，完全或主要由政府財政來提供，這也是財政最基本的職責所在。但在我國，財政配置資源的任務決不僅僅限於此。對我國整體產業布局的形成、宏觀產業結構的調節、國家主導產業及其支柱產業的選擇等，僅靠市場機制是不行的，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特別是通過政府財政的稅收、投資、補貼、貼息等財政手段加以扶持。也就是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財政客觀上具有經濟建設職能，需要參與經濟領域的調控，這是未來我國政府財政配置資源的一個重要政策取向，也是提高宏觀經濟效益、加速我國現代化建設進程的一個必要條件。
2、調節收入分配，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
收入公平分配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也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一般地講，當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一定程度之後，社會公平和經濟效率就變成一種反向關系，即分配不公平會妨礙經濟效率的提高。在當前我國的市場化改革中，分配不公主要有三種表現形式，一是收入差距過大；二是平均主義；三是缺乏有效的社會保障。這些問題不解決，經濟運行就缺乏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也大大降低了經濟效率。特別應看到，在我國今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隨著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以及養老人口增多和失業壓力的加大，收入公平分配問題將會更加突出。如何建立一個既充滿競爭、又充滿關懷的社會是政府收入分配製度調節面臨的一項緊迫任務。財政是國家的一種集中性分配，在收入公平分配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它通過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對低收入者的生活補助以及其它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可以從宏觀上調節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緩解社會分配不公的矛盾，從而促進社會分配的相對公平，為經濟社會的長期協調發展創造條件。
3、調節社會供需矛盾，實現社會經濟的穩定。
美國財政學家穆斯格雷夫認為，在市場經濟中，充分就業和物價穩定不能自動出現，而需要財政政策的指導。沒有財政政策的指導，經濟往往易於大幅度波動，或為長期的持續的失業與通貨膨脹所苦。這就表明，財政在實現社會經濟的穩定方面，即促進充分就業、物價穩定、抑制經濟波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那麼，財政政策調控如何發揮這一「穩定」功能呢？關鍵是調節社會供需矛盾，促進社會供需平衡。社會供需平衡是宏觀經濟運行的一個重大比例關系，如果社會總供求保持了平衡，物價水平總是基本穩定的，經濟增長率也是適度的，而充分就業也是不難實現的。所以，運用財政手段促進社會經濟的穩定，首要的是調節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平衡。通過財政來調節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就是通過有目的有計劃的集中性的財政收支分配，來矯正無數微觀經濟主體的分散的收支活動所形成的不利結果，或者說是一種著眼於宏觀經濟的收支活動來調節無數著眼於微觀經濟的收支活動。為此，就要求擺脫單純財政觀點，不是就財政平衡來搞平衡，而應著眼於全社會的總量平衡。當總需求超過總供給時，財政可以減少支出和增加稅收或二者同時並舉，通過減少政府需求和減少非政府部門需求來壓縮總需求。一旦出現總需求小於總供給的情況，財政可以增加支出和減少稅收或二者同時並舉，由此擴大總需求。在這個過程中，財政收支不平衡是可能的而且是允許的。針對不斷變化的經濟形勢而靈活地變動支出和稅收，被西方學者稱為「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應該說這是現代經濟條件下政府理財和實施財政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政策思想，對我們是有啟發的。以上分析表明，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平衡是促進社會經濟穩定的一個前提條件，而財政政策是維持社會供需總量平衡的重要手段。
二、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
正確認識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矛盾和問題，這是確立未來財政政策取向的重要前提。對此，我們作出如下分析和判斷：
（一）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將制約著我國的經濟發展
關於當前宏觀經濟形勢的走勢存在著較大的爭議，爭論的焦點在於內需不足的矛盾是否仍然存在，當前或未來經濟發展是否會出現過熱的趨勢。我們認為有效需求不足至少在未來一個時期仍是我們面臨的主要矛盾，當前出現的經濟過熱跡象只是在某些產業或某些地區局部出現的，而從總體上看，政府投資的拉動作用依然較強，民間投資並沒有真正跟上，而且消費需求的增長速度也較慢，有效需求的增長機制並沒有形成，經濟還沒有進入一種良性循環的態勢。所謂經濟的良性循環應該是不過分依賴政府的投資就能實現社會總需求和社會總供給的基本平衡，從而達到促進經濟增長的目的。而我們現在所面對的現實是：
1、投資需求快速增長的同時消費需求沒有同步增長。
2000－2002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分別為10.3%、13%和16.1%，而同期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分別只增長了9.7%、10.1%和8.8%，增長差距逐漸擴大（見圖表1）。2003年上半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高達31.3%，高於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的增長幅度23.1個百分點。與世界其它國家相比，我國的消費率也長期處於偏低狀態。1990－2002年期間我國平均消費率不足60%，而上世紀世界平均消費率約在80%左右。
圖表1：投資與消費的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2年
投資需求作為一種「既為當期需求又為下期供給」的中間需求，其投資所形成的新生產能力如果是無市場需求的供給，那麼較高的投資只能拉動短期的增長速度。也就是說投資如果不能與擴大最終消費相結合，就不能實現經濟的良性循環。而消費作為最終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更為直接和相對穩定，更能真實地反映經濟發展的態勢。當前雖然投資需求快速增長，但消費與投資的增長幅度之間差距越來越大，使國內有效需求的不足最明顯地反映在消費需求的相對不足。所以消費率偏低、消費與投資之間不能達到協調發展，也是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
② 中國政府的補貼體現在哪幾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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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加入wto必要性及長遠利益的判斷
世界經濟的相互依賴關系日益強烈，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獨立於世界發展體系之外而求得生存與發展。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外貿依存度已接近35％，把自己作為當代世界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勇敢地參加到世界經濟競爭與發展的體系中去，利用和創造自我發展的機會與條件，對於中國未來的改革、開放與發展顯得更加重要與迫切。世貿組織作為當代最大的多邊國際貿易組織，在全球貿易發展中有著愈來愈大的影響和支配作用。wto成員的貿易額目前已佔當前世界貿易總額90 ％以上。中國和wto各成員之間的貿易額亦占我國進出口總額的90％左右，這就迫切需要一個國際性經濟貿易組織來協調中國同世界各國的經濟貿易關系，以便建立互惠的和非歧視的多邊經濟貿易關系。
加入wto， 有助於爭取和維護中國在國際經濟舞台上的發言權和利益。目前全球性貿易保護主義愈演愈烈，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wto 成員的發展中國家更是深受其害。許多國家借口中國不是wto成員國， 對中國進行嚴重違反wto基本原則的大規模的貿易限制、 貿易報復或者貿易傾銷，不僅損害了中國的貿易利益和在國際經濟舞台上的發言權，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進程。因此，加入wto，有助於中國制止種種與wto規則相悖的歧視性貿易行為，維護中國正當的貿易利益，為中國進一步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和更快地推動經濟增長創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
加入wto 還可以成為中國國內經濟改革與發展的強大推動力和契機，促使中國按照國際經濟規范和貿易慣例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活動，加快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的接軌，可以推動國內經濟改革、加快對外開放步伐，從而進一步促進經濟增長、增強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從政治上看，加入wto 會增強中國在國際政治外交事務特別是國際經濟貿易事務方面的發言權與主動權，進一步發揮中國作為發展中的大國在各方面的作用。從國際貿易來看，一旦中國加入wto，可以享受wto其他成員國穩定的、多邊的和無條件的最惠國待遇，無疑有利於中國產品走向國際市場，並能在國際市場上獲得有利的競爭條件；中國還可以享受比最惠國待遇更為優惠的「普惠制」待遇，有助於工業製成品向發達國家的出口。同時還有利於中國依照wto有關解決貿易爭端的程序和法規，消除歧視性的貿易行為，求得貿易爭端在wto 這一世界性框架體系之中的公正解決。最為直接的好處恐怕還在於關稅減讓方面。盡管關稅減讓談判的結果是相互給予對方對等減讓，但是中國在具體談判中，可以要求對方減讓那些中國有發展前途的、有一定競爭力產品的關稅，以便中國打入對方市場。另一方面， 中國方面自己的關稅減讓可以根據wto協定對發展中國家的優惠規定，結合本國具體國情，有選擇、有步驟地減讓，在減讓的同時注意對本國工業和市場予以適度保護。
可見，wto為有效解決貿易摩擦提供了有力的「游戲規則」。 假如中國可以加以wto，中國可以有效地防範與wto規則不相符的任何貿易措施。中國因此不易於在雙邊貿易摩擦中受到對方的貿易制裁。
參加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有利於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利於改革對外貿易體制，有利於擴大中國的對外開放。加入wto不會給中國的經濟和對外貿易發展帶來什麼奇跡， 而只是中國向世界表明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堅定性和一貫性，以及維護世界貿易統一框架和避免對誰都沒有好處的貿易戰。
目前有28個國家和地區正申請加入世貿組織，其中中國和俄羅斯為最大國家，中國力爭早於台灣地區加入世貿主要從政治利益角度出發，但給了主要談判國一個討價還價的籌碼。
有專家認為，加入wto可作為啟動新一輪經濟增長的興奮點。 新一輪經濟周期自1996年9月啟動以來至今沒有大起色， 市物消費意願低沉，出口帶動勢頭減弱，因此，如果中國短期內能加入wto， 無疑會在政治與心態層面起相當大的刺激作用，藉助「加入世貿牌」，可成功推動中國的經濟立法，規范政府行為，同時還可以提高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舞台上的地位、形象與影響力。自由貿易、競爭和進一步與世界經濟的整合必將使中國日益強大。
wto崇尚貿易自由化，而降低關稅壁壘則是其主要措施，自1986 年以來，發達國家的工業產品平均關稅已降低3.8％， 國際貿易增幅已經達到世界平均gdp增幅的4倍。世界銀行因此估計，一旦中國加入wto，中國進口額和出口額將會直接增長55％和38％。中國加入wto 有利於推進經濟改革與體制創新，世貿組織為保證中國按國際慣例運作提供了最好的方式。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對美國貿易即可享受永久最惠國待遇，而不必再每年六月尋求美國國會同意給予這項待遇。因此可以減少中美貿易摩擦及其不確定性。兩國就可以在世貿組織規定的渠道下進入對方的市場。美國亦可能放寬對中國出口高技術產品的限制。同時還可以取得所有wto締約方同樣的、多邊的、無條件的、非歧視性的最惠國待遇， 取消對華單邊配額限制的要求，以擺脫美國的鉗制，從而可以藉此加速工業化進程，擴大對外貿易和保持經濟增長的強勁勢頭，而且有利於世界經濟的增長與多邊貿易體制的加強。
二、加入wto的要求
世貿組織六大原則是：非歧視性、關稅減讓、公平貿易、透明度、多邊解決爭議、對發展中國家特別優惠。其中非歧視原則強調成員國間無條件給予最惠國待遇；公平貿易原則要求減少貿易壁壘和行政干預，同時要求反傾銷、反補貼。一旦加入wto， 中國必然會被要求在出口補貼、退稅、進口配額、進口檢驗、貿易許可證等方面作出進一步讓步。
目前wto急於解決的問題包括：（1）農副產品及資訊科技貿易自由化，即要求大幅度削減對農業的津貼及電腦、半導體及軟體等的關稅。（2）為外來投資，競爭政策及「勞工標准」制定規則。（3）如何化解區域性經貿協定的影響。
美國對中國加入wto的要求與期望是：
——增大外貿法律方面的透明度；
——列出削減關稅的時間表；
——對國內外產品與服務採取「國民待遇」；
——取消國家定價行為；
——採取有效機制保證wto成員國不受中國產品傾銷的影響；
——取消影響美國出口的某些非關稅壁壘，如許可證、配額、登記要求等；
——有步驟地取消工業製成品財政補貼；
——擴大中國各種企業的外貿權，取消某些外貿公司對某些商品的壟斷經營權；
——證明中央政府有能力在所有地區、省份內部履行wto 義務和統一的外貿政策；
——保護外國知識產權；
——開放工業品、農副產品、金融、通訊等行業，並在關稅、外貿權、標准、環境、進口許可、海關評估、以及貿易投資措施方面作出承諾。
美國是當今世界惟一超級大國，在wto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美國正是希望利用wto王牌，趁機壓中國支付更高的「入關費」， 迫使中國全面開放市場，進而強迫中國走向政治上多元化、經濟上私有化、意識形態上資產階級自由化道路。
可見，美國的要求完全超出中國現階段經濟發展水平，如果「世貿組織」或者美國開出的市場開放條件不利於中國經濟發展或對產業造成損害，中國不應在這樣的條件下加入世貿。中國當然希望早一點加入wto，但並不急於求成，而是要耐心等待wto締約國能夠與中國找到一個平衡點。最為重要的是，一切都要服從於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局、中國長遠的根本利益以及參與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總體戰略。
三、不利影響的估計
中國市場封閉數十年，改革開放以來部分企業經營情況不錯，但一旦面對全面開放而帶來的外來激烈競爭未必有防禦抵制能力。絕大部分中小企業更未有充足的經驗對付外來產品的競爭。國外投資者以低廉價格買入國有資產和自然資源的情況亦會更加嚴重，國有資產流失令人擔憂。一些證券公司認為，即使中國可以申請若干年的過渡期來逐步削減關稅和配額，相當比例的國有企業會面臨破產命運。目前那些受到國家保護的行業和企業沖擊更大，而依賴於市場競爭的那部分企業受到的沖擊或許要輕些。即使是那些經營有方的特大型上市國有企業，目前主要是受到對進口商品的高關稅和配額的保護而占據相當大的市場份額，即使這些企業生產成本低、技術先進，一旦關稅降低，必將面臨國外著名品牌的強有力、毀滅性的競爭而陷入困境。中國幼稚的股票市場因此亦會受到打擊。
中國對某些幼稚工業或產品應採取適度保護措施，對那些在國際市場上富有競爭力的工業，如紡織、電子和家電等可先行實行貿易自由化。中國企業由於缺乏必要的資金、技術和專長，加入wto 後難以打入發達國家市場。貿易保護主義尤其是以保護環境為理由的「綠色環保運動」更令中國產品難以打入歐美市場。即使中國加入wto， 依然會遇到世界各地區域性自由貿易區與世界貿易組織的協作與沖突問題。事實上，一半左右的國際有形貿易是區域性貿易。歐美之間區域性貿易對發展中國家產品產生一種歧視作用，區域保護主義與世界貿易體系的沖突，將繼續存在，進而影響wto的作用和潛力。 進口關稅是中國政府財政一大筆收入，降低關稅勢必減少政府稅收來源，乃至於擴大財政赤字。
可以預見，中國加入wto， 企業將面對雙重挑戰：一是國內市場份額相對減少。二是中國企業一時難以大規模進入國際市場。雖然wto 締約國亦同時向中國企業開放其國內市場，但在現階段，由於我國企業在技術裝備水平、勞動力素質、產品質量和價格等方面和發達國家企業仍存在不少的差距，即使其他締約國向我國開放其國內市場，我國產品一時還難以大規模地打入國際市場。因此， 一部分專家認為， 中國加入wto將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企業的生存造成嚴重的損害。
然而，也有相當一部分政府官員、專家持不同意見，認為中國加入wto，有利於推動中國企業在參與國際競爭中發展。 眾多發展中國家加入wto的經驗表明，沒有一個國家因為加入wto而導致民族工業的衰落和破產，反而有助於它們加速經濟改革和產業結構調整，民族工業在國際市場上更富有競爭力。盡管中國企業與國外企業相比還有差距，但從整體上看，已具備了在更大程度、更高層次和更廣泛范圍內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的基本條件。事實上，面對加入wto的挑戰， 愈來愈多的中國企業已經開始樹立國際市場的觀念，努力根據國際市場的需求，按照國際市場的營銷戰略組織生產經營活動。加入wto 所產生的壓力和動力已對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特別是企業內部的改革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加入wto有助於中國藉助多邊組織和規則的力量， 遏制單邊貿易行動和貿易保護主義。當然，也應該看到，由於美國、歐盟等至今沒有放棄使用單邊貿易行動的權力，多邊貿易體制的權威並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因此，中國對wto這類多邊貿易體制不宜抱不切實際的幻想。況且，相當一部分wto協定的法律規范基本上是從發達國家的利益出發， 並沒有充分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 目前相當一部分wto締約國企圖在環境、勞工標准等問題大做文章，使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處於更不利的地位。還應該看到，歐美各國從本國利益出發，亦會不斷採取貿易保護主義。即使中國加入wto後， 亦不意味著可順利獲取各國、各區域性貿易組織的最惠國待遇。各國對削減關稅亦是逐步進行的。歐美表示在10年內逐步削減對來自中國的紡織品及服裝進口的配額限制，對一些敏感產品的配額和減稅一般十分輕微。因此，由於wto 成員國相互逐步開放市場，對促進中國對外貿易從長遠上來講有好處，但效益未必可以即時反映。出口機會也許得到增加了，但國有企業由於種種原因出口能力不夠、產品競爭力不夠，機會再好亦白搭。與此同時，外國產品會以其技術、資金及產品優勢拓展中國市場，其可能後果是：中國出口不力，「進口飢渴症」強烈，結果進口增長速度超過出口增長速度，最終導致由貿易逆差產生的國際收支失衡並惡化的局面。
更好地打入工業化國家市場是所有發展中國家加入gatt／wto 首要原因。然而，應當看到，中國目前主要出口商品是紡織品服裝、皮革、鞋類及旅行用品等。工業化國家對這些商品關稅的削減往往低於其他商品的削減程度。即使西方國家對中國主要出口商品大幅度削減關稅和減少貿易和非貿易壁壘，中國的得益程度最終還是靠其出口產品的競爭力以及滿足市場需求增加的供給能力。
農產品出口擴張是所有發展中國家關心的問題。加入wto 並把農產品進出口納入國際貿易體系，對那些農產品出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具有長遠的收益。農業領域創造工作機會要比工業領域來得容易，出口導向型農業生產還有助於改善農民生活水平、減少農民向城鎮遷移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中國是農產品進口大國，加入wto 後中國將面對不利的競爭局面，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削減對農副產品生產和出口補貼、進口關稅；另一方面，以現代化、機械化為特徵的西方農副產品會大規模地侵佔中國農副產品市場。如果放開農副產品市場，中國以家庭小農經濟為單位的農村經濟難以與社會化大生產為特徵的歐美農副產品競爭，擁有8 億農民的農村市場必將受到巨大威脅。
中國的貿易服務業比較落後，沒有形成完善的市場機制和競爭機制，向wto成員國開放貿易服務業，逐步走向貿易服務自由化之道路， 可以迅速開辟新的服務領域，盡快縮短我國服務業發展方面同國際水平的差距；加速形成服務業內部的競爭機制，促進服務業市場的進一步完善，推動我國服務業向優質高效方向邁進；開放中國國內服務市場，還可以換取其他締約國國內服務市場的相應開放，從而為我國服務業打入國際市場提供新的機會。但是，加入wto 對中國貿易服務業的沖擊也許是主要的。中國服務業尚處於「幼稚產業」階段而受到政府政策的全面保護。中國開放貿易服務業，實力雄厚、相當發達的西方服務業會大規模入侵，全面沖擊中國服務業的發展，最終使大部分國內服務業市場為西方服務業所壟斷和操縱，使國內服務業的發展更多地受國際服務業的影響和制約，不但可能加劇無形貿易逆差的擴大，而且會進一步導致服務業失業人口的增加，造成國內服務業市場的混亂局面。
中國基礎產業、基礎產品目前尚由國家壟斷，缺乏競爭機制。電力、交通、旅遊等基礎性行業的開放次序應是：打破國家壟斷，在特定行業引入競爭機制，只有當這些基礎行業具有足夠的實力、競爭力與國外公司抗衡時，才可考慮引入國外競爭者。英國、法國等國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實際上，中國在對外開放行動電話設備市場上已經過早、過快，日本公司認為日本花費幾十年才打開日本電訊通訊設備市場，中國在一夜間便讓美國摩托羅拉、瑞典愛立信等著名電訊製造商佔領了中國大部分電訊設備市場。在某些戰略性製造業方面（如汽車、化工、電子機械、金融、建築、通訊），中國尚採取色彩濃厚的保護主義。
目前絕大部分國有企業由於深層體制原因而日益困難，企業虧損額和虧損面日益擴大，下崗工人增加，大部分企業依賴於國家財政補貼或銀行貸款而勉強生存；況且，企業承包制等企業改革措施導致企業經營行為短期化，企業規模、技術改造和競爭力日趨下降，與現代化大生產趨勢背道而馳，除少數大型技術先進型企業外，真正富有競爭力的產業和產品微乎其微，大部分勞動密集型製造業企業已完全喪失市場競爭力，名存實亡。一旦這些企業由於中國加入wto 而被取消補貼和低息銀行貸款，加上實力強大的外國公司的競爭必然會破產，進而導致失業率上升、國際競爭力下降之惡果。目前城鎮失業率實際上遠遠高於官方公布的3％的水平，有人估計早已超過8％，若失業率進一步上升，中國的社會穩定性必將受到威脅。過早加入wto 不僅帶來高失業和社會不穩定的問題，亦會令中國市場完全受制於外國產品，中國最後可能成為外國產品的廉價加工基地和消費市場。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唐英年認為，中國國有企業目前一半以上經營不善、虧損嚴重。倘若再進一步開放市場，企業倒閉勢必更為嚴重。從社會問題著眼，中國人口超過12億，若一半以上的國有企業因開放市場倒閉，失業問題更為嚴重，會造成社會不穩定。
許多經濟學家認為，wto 成員資格並不一定直接有助於各國的經濟增長與出口。各國宜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不管是否為wto成員國， 均按照wto貿易規則不斷完善本身的貿易體制， 不斷融於國際經濟一體化之中，這應該是中國目前應採取的態度。
中國切不可放棄作為發展中國家加入wto這一根本原則， 中國亦需要相當長的過渡期來達到wto的所有義務與要求，否則， 一些幼稚的民族工業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勢必潰不成軍。中國加入wto， 不僅要從中短期利益出發，更應從長遠、戰略的角度來衡量其得失利弊。中國加入wto首當其沖的便是要削減關稅、開放內銷市場， 外國產品則會以其資金、名牌、技術、質量及價格等因素迅速壟斷中國消費市場，最終導致大量資金外流，而同時國貨由於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而不能夠擴大出口，結果必然是外貿逆差加大。因此，開放市場要有一個漸進過程。同時加強外國生產企業產品內銷的監管和反走私的力度，如實了解國外產品的市場佔領率。目前許多行業，如家電、膠卷、煙酒、洗滌劑、輪胎等產品行業，國外產品市場佔有率要遠遠高於官方公布的統計數字，絕大部分是「水貨」走私入口。其實，中國市場的開放程度已被遠遠低估了。中國政府應該更清楚、更確切地知會wto 主要成員國：中國要求加入wto並不意味著中國有求於人， 而是外國公司要急於打開中國這個擁有世界1／5人口的消費大國。實際上，中國經濟體系比不少現有的世貿成員國（如波蘭、古巴、日本、韓國）而言已相當開放了。既要看到中國需要wto，更要看到wto更需要中國。
專家估計，如果中國加入wto，其主要支柱產業，如汽車、化工、石油等會受到嚴重沖擊。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1997年3月決定對全國212家重點國有大型企業（例如上海石化、青島啤酒、東方航空公司、中國遠洋運輸總公司、聯想計算機公司、長城計算機公司等）給予政府扶持，其中包括給予優惠性貸款對這些企業進行技術改造，賦予更大的外貿經營權，以增強其整體競爭力。在此之前，中國政府已宣布重點搞好1000家國有大型企業，鼓勵大型企業進行兼並與結構調整，使之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支柱與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旗艦」。
四、有關專家對中國加入wto利弊得失的具體評估
香港許多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加入wto應該是利大於弊， 現在問題不在於該不該加入、何時加入問題，關鍵在於在什麼前提條件下加入？如何在談判中獲得一些比較優惠的條款和更長的過渡期。香港工商界對中國經貿部務實而靈活的原則與態度表示贊賞：「已經做了的，可以承諾繼續做下去；本來就准備做的，承諾盡快去做；將來可以做的，但一時還不能完全做到的，可以承諾一個時間表，逐步實現；不能接受的，無論外來壓力有多大，絕不會去做。」換言之，中國在透明度、國民待遇和統一實施外貿政策等會盡快去做，在外匯制度、取消非關稅措施、擴大市場准入等問題上，中國承諾了一個時間表，逐步去做。對於中國的發展中國家的地位，中國絕不可能同意其他締約國要求中國以發達國家的身份加入wto。無論在什麼壓力下， 中國政府絕對應該堅持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只有這樣，才能確保中國參加多邊貿易體制所承擔的義務與中國現階段經濟發展水平及國內承受能力相適應， 從而使中國加入wto後大會造成對中國產業的重大沖擊，確保改革有條不紊地進行， 確保經濟持續、穩定地發展。
j.p.摩根的專家認為，如果中國加入wto，代價亦將是巨大的。 中國將放寬進口管制，生產企業為了提高勞動生產率，必將大量進口外國機器設備，進而引起資金嚴重外流和外貿赤字。外國投資企業以其明顯優勢與國有企業及其他民族工業競爭，加上政府削減工業補貼，勢必引起大量企業倒閉破產和工人失業。中國主要通過其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的比較優勢維持其出口貿易的地位亦會受到挑戰。此外，東部沿海省市受到的沖擊或許要大於中西部地區。
香港嶺南學院社會科學院院長郭益耀教授認為中國不需要急於加入wto。國內某些部門如體改委、經貿委主張加入wto主要是基於由此可以加快國有企業、外貿體制改革，按照國際慣例參與競爭。外經貿部面對外面壓力亦要改革外貿體制，因為改革可以使國有企業提高效率、進一步走向國際市場。但問題在於國內主要工業行業，包括汽車、化工、醫葯等將面臨關稅減讓後的外國產品的激烈競爭乃至生存問題，進而涉及其他許多問題。如何權衡利弊很難作出一個准確的判斷和結論。但有一點很明顯：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十大貿易大國，被排擠在wto 這個多邊貿易體系之外，在國際形象上不妥當。中國也許要作出一些犧牲來換取國際形象和地位。
中國產業部門對加入wto的承受能力屬於「灰色地帶」。 許多部門承受不了， 但也有不少部門已經承受住了。 中國目前的工業體系比1978年前強得多，不能說完全沒有國際競爭力。目前中國平均關稅已降到23％，並承諾到2000年進一步降至15％。外國認為關稅削減還不夠，發展中國家平均關稅水平為13％，發達國家為3％～4％，美國等wto 締約國強求中國以發達國家身份加入wto。如果中國平均關稅削減到7％～8％，許多產業部門面對的壓力與沖擊是可想而知的。 除了部分產業部門承受不了沖擊外，中國外匯儲備亦會因為加入wto而急劇下降。 雖不一定完全承受不了，但若處理不當，貿易赤字會加劇，甚至五六年內難以扭轉。因此，中國應找到一個平衡點。
少數專家認為，墨西哥並沒有因為加入wto 和北美自由貿易組織而得益。中國不宜過早開放其金融市場，否則導致利潤外流。
華盛頓布魯金斯研究所中國經濟問題專家nicholao lardy教授認為，按照wto規則，中國政府必須停止補貼國有企業。 一旦喪失國家財政補貼，絕大多數國有企業將會被迫關門，大量工人由此被推入失業大軍隊伍。中國經貿合作部wto談判專家們很難將wto概念與條款向那些擁有上百萬工人和國有企業的工業部委推銷，中國短期內大概不會匆忙推出一系列過激改革措施。
日本大藏省研究報告認為，如果中國加入wto 的努力最終失敗必將危害中國經濟的信任程度和長遠發展。中國加入wto 對進一步實現其貿易自由化及擴大國際貿易極為重要，亦有助於把中國這一貿易大國納入wto這一共同的體系之中並為解決多邊貿易糾紛提供一個國際准則， 因此最終有助於把中國經濟進一步融合於國際經濟體系之中。繼續把中國拒於wto門外已經難以阻止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巨大作用， 反而會為多邊貿易體系帶來日益嚴重的負擔。 該研究報告建議中國在加入wto後的過渡期間對其承諾的義務必須嚴格堅持wto規則， 取消外國公司不允許經營外貿的限制，並在增加透明度的條件下為取消進口限制提交一個明確的時間表。中國政府還應在補貼、外資投資與貿易政策、產業政策、知識產權保護方面進一步努力。高關稅政策亦是wto 締約國關注的一大問題，中國在流通領域的種種限制對自由貿易無疑構成了嚴重阻礙。美國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對中國來說比加入wto更為重要。
新加坡發展證券有關專家認為，如果中國按照美國提出的苛刻條件加入wto，必將有損於中國的長遠利益。
香港著名經濟學家曾樹基教授認為，中國已經和90％的wto 締約國建立了廣泛的貿易與經濟關系，中國加入wto旨在和剩下的10 ％締約國建立或加強經貿關系。因此，能否加入wto其效果區別不大， 即使中國不能加入wto， 中國依然可以連續依賴已建立的雙邊貿易關系擴大經貿活動。因此，加入wto僅是中國加速經濟起飛的一個中期目標。當然，中國加入wto，將有助於中國吸引更多的外資以改善基礎設施。
wto主要締約國迫使中國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 尤其是放開金融銀行保險、零售批發、以及通訊、交通等基礎產業讓外國公司全面競爭。美國j.p.摩根證券公司專家認為，雖然加入wto會引起嚴重失業問題，但有助於國有企業改善經濟效率、提高勞動生產率、削減成本開支，從而進一步加強國際市場競爭力。
雖然多數學者專家認為中國過早加入wto 會導致眾多虧損國有企業破產倒閉並進而引起社會不安定，但亦有少數學者認為， 中國加入wto倒有助於改善國有企業運作，尤其是私有權改造、內部管理、技術改革、產品結構調整等難題。事實上，近50％的國有企業屬於微利的中小企業，早已面臨破產邊緣，這部分企業受加入wto的沖擊最大， 大部分盈利企業將會受益於更多的出口稅收優惠和wto成員身份。
世界銀行中國經濟研究項目顧問肖耿博士認為，中國是否或者能否加入wto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政治問題。 目前中國尚不是wto成員國，在國際上的政治地位無形中受到影響。 現在問題不在於是不是要加入wto，而在於以什麼條件加入，目前中國正在與wto主要成員國討價還價。國內目前有一部分人認為中國能否加入wto 對中國來說已經無所謂的看法是很危險的，是傲慢、自大和狹窄民族主義心理的反映。中國必須與世界融為一體，否則會孤立於世界之外，不利於中國的?/div>
③ 論政府政策短期是有效的，長期是無效的
薩繆爾森在談到經濟增長和宏觀經濟政策的關系時曾指出：「存在理性預期且工資與價格具有彈性的條件下，被人們預期到的政府政策無法影響實際的產出和就業 」。這一判斷被稱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無效性定理。
在我國近年來關於消費儲蓄比例關系調整的討論中，人們從各種角度提出了不少政策建議，希望籍此影響消費儲蓄比例的變動，提高消費率。那麼這些政策調整措施的有效性如何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從有關研究文獻中選擇出大多數研究者都比較重視的歷史和文化傳統、人口結構、經濟增長等重要解釋因素，分別考察其對消費儲蓄比例的作用方向、強度，同時分析政府政策調整對這些因素的影響程度，以求最後對「看得見的手」在消費儲蓄比例關系形成上的影響作一判斷。
1、歷史和文化傳統
許多人在指出我國消費率「偏低」、「過低」時，往往是以世界上發達國家或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平均經驗數據為參考系的。實際上，對消費儲蓄比例關系並沒有一個國際公認的標准模式，對消費儲蓄比例關系國際差異的解釋至今仍是宏觀經濟學的一個難解之謎。由於所涉及問題的極端復雜性，盡管各派經濟學家們進行了不懈的努力，至今還沒有一個理論框架能夠從計量角度完滿地說明不同經濟體間的消費儲蓄比例關系的顯著差異。在人民大學近年引進得一本國際上流行的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中，作者雖然對儲蓄率的國際差異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分析，但最後還是承認，「以上這些因素並不能用來圓滿地解釋各國儲蓄率的差異。一些經濟學家最後乾脆認為這種差異僅僅是因為各國對待儲蓄的態度不同，但大多數經濟學家希望對這些態度能夠提供解釋。」
其實，在這一研究領域，人們早已觀察到相對於西方民族而言，東方民族往往具有更高的儲蓄傾向，並將文化因素，特別是儒家文化的影響歸結為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因素 。換句話說，對消費儲蓄比例關系的國際差異之所以至今不能從經濟學的角度得到令人滿意的解釋，由歷史和文化因素決定的對儲蓄的態度可能是最重要的內在變數之一。美國人的生活哲學信條之一是「明天的生活將更美好」，因此所謂 「現在」一代選擇更高的現在消費水平和更低的儲蓄水平以「及時行樂」。相比之下，中國人崇尚簡朴，信奉「居安思危」，更將「前人栽樹、後人乘涼」譽為美德，這自然導致較高的儲蓄傾向和較低的消費傾向。劉遵義教授在分析影響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儲蓄狀況時曾開門見山地提出「儲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以前的歷史經歷和文化因素」，然後才進一步分析宏觀經濟穩定、利率水平和物價水平等因素的影響 。賀菊煌曾運用經濟計量模型測算中美居民儲蓄率差異的形成原因，其結論是，「約42％來源於兩國居民收入增長率的差異，剩餘的58％來源於兩國文化傳統和有關制度的差異。」 1997年我在美國進行訪問研究時，丹佛大學的一位美國經濟學家曾向我指出，美籍華人普遍具有較強的儲蓄傳統，即使是幾代移民之後依然沒有改變。他談到，丹佛大學原來對困難學生的補助是根據家庭收入水平決定的。後來發現許多華人學生家庭的收入水平雖然不高，但由於儲蓄水平高，其家庭資產往往比一些收入水平高、但儲蓄水平低的白人家庭高得多，這一狀況一度使得學校當局對究竟應依什麼標准向學生提供困難補助產生疑惑。由此案例可見我國歷史文化傳統對消費儲蓄關系的影響之深。如果從消費儲蓄比例的長期基本態勢考察，我國的消費率之所以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或者說儲蓄率之所以遠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這一因素的影響可以說是第一位的。毫無疑問，對這樣一個對我國的儲蓄水平長期一般態勢有著極重要影響的因素，「看得見的手」的調控是很難產生什麼實質性的影響的。
2、人口結構
在討論消費儲蓄比例的決定因素時,經濟學家們對人口結構的影響有相當共識。
對二者的關系，人們一般主要是從總負擔系數，即被撫養人口與工作人口的比例 變動的角度展開討論。根據生命周期理論，被撫養人口由未成年人和退休人員組成。由於被撫養人口中的青少年沒有任何收入，其消費支出完全由撫養者支持；同時，退休者的消費源自其工作期的儲蓄，因此，一個社會的被撫養人口的比例，即總負擔系數的變化趨勢將對消費儲蓄比例變動產生影響。其一般規律是，當被撫養人口比例上升時，由於在消費的壓力加大的同時，提供儲蓄的人口，即工作人口比例相對下降，因此對全社會的消費傾向將產生向上的壓力，對儲蓄將產生向下的壓力。反之，總負擔系數的下降將向上推動全社會儲蓄，對消費則產生向下的壓力。
我國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表明，我國的勞動力人口比例自六十年代以來一直呈現緩步上升態勢（參見下表），即總負擔系數一直穩步下降。依據上邊的分析，這種人口結構變化應是構成我國長期以來儲蓄率持續上升的重要解釋因素之一。如人民銀行1999年在世界銀行的援助下完成了一份關於我國儲蓄問題的研究報告，認為我國的高儲蓄率主要是「受經濟增長率和居民撫養系數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這種態勢還將延續一段時間，因而將繼續從推動儲蓄率上升的方向產生影響。
在國內，人民銀行1999年的研究報告將經濟增長率作為解釋我國高儲蓄率，從而低消費率的首要因素，武劍的研究結果則是居民收入增長（其背後是經濟增長）對儲蓄率的提高有較強的解釋力，作為一個解釋因素其貢獻率達16％，僅低於預期不穩定性 。
在經濟增長態勢對消費儲蓄比例的這種作用特點下，如果企圖在短期內同時以促進經濟增長和提高消費率為調控目標考慮經濟政策取向，在某種程度上就會陷入「困境」：是持續、快速、健康的經濟增長，還是提高消費率？魚與熊掌二者不可得兼!由於對提高消費率是否能使經濟更好地更快地增長我們還沒有得到理論上或實證上的充分證明，但卻能從理論上解釋當經濟更好更快地增長時會使消費率產生向下運動的趨勢，也能從經驗研究中得到支持，因此似乎很難同時提出這樣兩個調控目標。如果是二者必居其一，任何明智的決策者都會把促進經濟增長放在第一位。因此，就人們所關心的事關提高消費率的因素而言，中短期內的經濟快速增長實際上是一塊「絆腳石」。
4、利率水平
與其它許多因素相比，利率水平是看得見的手可以施加極大影響的因素。如果利率水平對居民的消費儲蓄決定有重要影響，則政府手中就有了一個影響消費儲蓄比例的有力工具。在經濟學說史上，古典學派認為利率水平是影響消費儲蓄決定的最重要的因素，但這一判斷為凱恩斯主義所拒絕。凱恩斯主義理論把著重點從利率水平轉移到收入水平，認為利率水平只有較小的影響。自上一世紀三十年代起，實際利率變動對消費儲蓄決定的影響已為經濟學界討論多年，但至今在理論研究方面仍讓沒有被廣泛接受的量化的定論。在實證研究上，很多研究人員都考察了這一問題，也還沒有取得統一認識。多恩布希和費希爾強調「消費率及儲蓄率從理論上講應受到利率的影響，然而絕大部分證據都表明利率對儲蓄幾乎沒有影響 ，有關研究的結果通常表明，這種影響比較小而且的確難以發現 。斯蒂格利茨的看法與多恩布希和費希爾大致相當，他認為實際利息率的增加一方面產生收入效應，其結果是消費率提高，儲蓄率下降，但另一方面又會產生替代相應，使得儲蓄更具有吸引力。「因此，凈效應是不確定的，盡管在實際中看，似乎實際利息率的增加對儲蓄有輕微的正效應。 」從實證的角度看，曾被美國《商業周刊》選為2002年預測最准確的經濟分析師，同時也是美國聯邦快遞公司首席經濟學家的Gene Huang最近在談到美國經濟中的結構性問題時指出:「不管利率多高，美國的消費者還是繼續消費。 」其判斷與理論家們的判斷是一致的。
在我國，研究者們的意見也不一致。如袁志剛等認為「利率調節並不能在第一時間解決資本市場供大於求的矛盾」 ，而蔡繼明等提出「有關大部分國家歷史數據的研究表明，在絕大部分時間內實際利率預期的提高可以增加總的儲蓄 」，武劍也認為「中國居民儲蓄規模對實際利率相當敏感，兩者呈顯著正相關。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實證材料似乎對上述論點不完全支持。如我國1994年由於嚴重的通貨膨脹，實際利率水平盡管有存款保值補貼仍為負值，可這一年的居民儲蓄增長率竟高達41.5％。在這一儲蓄高增長的背後固然有因通貨膨脹引致的名義收入高增長，但同時也說明利率水平情況對儲蓄的影響並不那麼顯著。又如自1996年開始，人民銀行連續八次大幅度降息，期間還對利息徵收高達20％的利息稅，但城鄉居民儲蓄存款的增長勢頭依然不減。再如人民銀行2003年的一份全國城鎮儲戶問卷調查結果表明，盡管認為存款利率適度的儲戶佔全部儲戶的比例僅為28.2％，而認為利率低的儲戶佔比高達70％，但仍有34.7％的儲戶認為在當前物價和利率水平下「更多儲蓄」最合算，較上年同期上升3.4個百分點，創歷史新高。該調查結果還表明，利率與居民儲蓄意願之間的相關性較弱，這表現在認為存款利率低的儲戶沒有降低儲蓄、提高消費的願望，而認為存款利率高的儲戶，也沒有提高其儲蓄，降低其消費的願望 。
值得注意的是，就我國當前情況來看，由於我國當前的名義存款利率水平已經降到了20多年來的最低點，同時還要加征20％的利息稅，決策部門利用這一杠桿去調整消費儲蓄比例的空間已經是相當有限了。因此，即使是利率變動對儲蓄變動有一定影響，對通過進一步降低利率水平來促進消費也不能寄予多大的希望。
應當指出的是，以上的分析實際上僅是從短期的角度考察的。如果如弗里德曼和莫迪里亞尼那樣從長期的角度考察消費者儲蓄行為的決定因素，利率水平影響的有限性就更加明顯了。
5、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
由於市場的內在缺陷，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是政府的基本任務之一。在討論我國當前的低消費率形成原因時，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往往被人們指為影響消費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武劍分析了影響我國居民儲蓄的八個因素，其中貢獻度最高的就是包括失業、退休、醫療保障狀況等在內的居民預期不穩定性 。國際經驗也表明，「當人們主要是為退休後的資金來源而儲蓄的情況下，如果社會保障體系在現收現付制基礎上籌集資金，社會保障稅在一定程度上也會降低私人儲蓄以及總的國民儲蓄。 」這一判斷與生命周期假說有著內在的一致性。這是因為在現收現付體制下，人們會由於預期未來能得到較充分的社會保障的福利而減少當前儲蓄，這自然也就意味著消費率的提高。雖然從理論上可以確定，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將有助於消費率的提高，但在實踐中這個問題要遠比想像的復雜。
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的特點是由國家出資的國家單一保障模式、其缺陷十分明顯。經過20多年的探索，我國目前已初步形成了由國家財政支撐的保障項目、主要項目由國家、企業職工三方負擔的社會保險、由企業和個人出資的企業補充保險和個人儲蓄性保險三大部分組成的社會保障體制框架。其中最重要的是主要項目由國家、企業職工三方負擔的社會保險。在社會保險中，最重要的又是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這三個保險項目都是由國家、企業和職工三方負擔的 。就我們所關心的消費儲蓄比例而言，這樣的一種改善肯定有利於促進消費，提高消費率嗎？答案可能令人失望。因為從沒有社會保障制度到建立現收現付制性質的社會保障制度與從現收現付制性質的保障制度改革轉型到完全積累制或部分積累制性質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完全不同的 ，對居民消費儲蓄行為的激勵效果也大相徑庭。前者有助於降低儲蓄，提高消費，而後者則因意味著勞動者比在現收現付制下對自己未來的消費保障要直接承擔更多的責任，儲蓄意願將加強，消費意願將弱化，從而對提高全社會的消費率產生負面影響。國外學者對社會保障制度的這種轉型加諸於消費儲蓄比例的影響也曾有研究，結論是相同的。 。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美國，社會保障的完善程度對居民部門的儲蓄的影響到底如何仍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有的經濟學家認為，由於社會保障的原因，儲蓄比以前下降了三分之一，1970年社會保障福利的增加對美國的儲蓄率下降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日本和台灣，由於社會保障計劃較為有限，因此儲蓄率很高。但也有一些經濟學家不相信社會保障對儲蓄有明顯的作用。他們引證了許多歐洲國家的經驗，指出這些國家雖然比美國有更加慷慨的社會保障計劃，但仍然有較高的儲蓄率 。智利的一位經濟學家在討論其國家的私人儲蓄率決定因素時也曾明確指出：「1981年養老基金的建立在提高私人儲蓄率方面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
最後，我們還想指出，即使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對提高消費率將產生正向的影響，因其完善過程本身是一個長期過程，所以就調整消費儲蓄比例，提高消費率的設想而言，在短期內不應把更多希望放在這一領域。
6、物價水平
在某種意義上，由於政府可以通過中央銀行體系對貨幣供應量進行有效調整，進而影響物價水平，因此可以認為政府有能力對物價水平進行有效的調控。那麼物價水平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居民部門的消費傾向呢？
通貨膨脹對消費問題的影響很復雜，因為這涉及到通貨膨脹的性質、持續時間、可預見性等方面，實證檢驗的結論也不明確，如智利經濟學家就認為通貨膨脹對智利的居民部門儲蓄決策沒有什麼明顯影響，亞太地區許多經濟體在研究影響消費儲蓄比例的因素時也沒有將通貨膨脹因素考慮在內 。但一般來說，人們認為通貨收縮有可能從負面影響消費增長，因為消費者期待著通過推遲其消費得到更多收益，而較高的通貨膨脹水平將有利於刺激消費，因為消費者希望通過提前購買消費品或服務以減少通貨膨脹所帶來的損失 。
現在的問題是，政府能否通過使通貨膨脹率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上，以達刺激消費，提高消費率之目的呢？我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因為較高的通貨膨脹率雖然有強烈刺激居民消費的作用，但其同時還將產生強烈的不確定性。這一方面將對經濟效率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從而進一步嚴重影響經濟增長，另一方面還會使社會上某些低收入階層，如領取固定養老金的退休人員的生活狀況惡化。就通貨膨脹的總的長期影響而言，薩繆爾森曾引用了一項涉及127個國家的綜合研究成果，其結論是低通貨膨脹的國家經濟增長最為強勁，而高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國家的增長趨勢則較為緩慢 。因此，政府可以採取反通貨收縮的措施，但卻不能以調整消費儲蓄比例為目標實施高通貨膨脹政策，因為以犧牲增長為代價來提高消費率顯然是愚蠢的。
那麼政府是否可以精心地使通貨膨脹保持較溫和的水平以刺激消費呢？這在理論上似乎應有一定作用，但實踐卻沒有給予證實。相反，人民銀行剛發表的最新全國城鎮儲戶問卷調查結果表明，雖然今年三季度城鎮居民對未來三個月的物價指數預期是2003年以來最高的 ，但仍有34.7％的儲戶認為在當前物價和利率水平下「更多儲蓄」最合算，較上年同期上升3.4個百分點，創歷史新高。這在某種程度上似乎可以從實證的角度說明溫和的物價水平上升對刺激居民消費不起作用。
因此，雖然政府可以通過貨幣工具的運用影響物價水平，但以此為工具來刺激消費卻是不恰當的，在這方面不應有什麼幻想。
7、稅收杠桿與收入分配調整
稅收杠桿是政府手中所掌握的最強有力的政策工具之一。從對消費行為的影響角度考察，對稅收杠桿的運用總是與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聯系在一起的。
在關於我國消費率問題的討論中，一個相當普遍的提法就是由於高收入階層的消費傾向較低，近年來不斷擴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形成低消費率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得到的一個合乎邏輯的推論就是收入差距的縮小將有助於提高消費率，降低儲蓄率。
結論和政策意義：根據以上考察，我們現在可以提出在消費儲蓄比例決定方面的政府政策弱有效性判斷：「如果綜合考慮到各種社會經濟因素對人們消費儲蓄行為的影響，考慮到政府有關政策的不同作用方向和作用強度，則政府政策的理性調整對消費儲蓄比例的影響，特別是對其長期基本趨勢的影響是十分微弱的。」
對經濟政策的最高決策部門來說，上述判斷的政策意義是，要充分尊重經濟運行中消費儲蓄比例變動的內在客觀規律性，充分認識運用政策手段所能產生實際影響的局限性，不要輕易將提高消費率、降低儲蓄率作為宏觀調控的直接目標，以免對經濟運行產生不必要的人為干擾。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曾指出：「事實上，設計能夠很有效地刺激儲蓄的計劃已被證明是十分困難的。」 對此，我們深有同感，盡管我們所關注的調整方向與斯蒂格利茨先生恰恰相反。
④ 在實施供給側改革中，我國採取了哪些財政政策措施
一、積極財政政策：
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財政投融資來實現產業政策的國家經濟政策與宏觀調控手段。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財政投融資進行國家基本建設與基礎設施建設，調整經濟結構，引導、推動、扶持產業升級，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投資，增加就業，擴大內需，使本國經濟平衡可持續發展。積極的財政政策是經濟穩定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穩步提高的必要前提，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特徵。
二、我國現在的財政政策：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總結了今年的經濟工作，並對2017年經濟工作進行部署。其中，在財政政策方面指明了未來的政策取向，會議指出，「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效，預算安排要適應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低企業稅費負擔、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這次會議對財政政策的定調與既往的財政政策明顯不同，以往的財政政策基本上著重於促增長或保增長，並以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等項目投資居多;而這次會議部署的財政政策則作了顯著調整，強調三個發力方向：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低企業稅費負擔、保障民生兜底。
財政政策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為重要的宏觀經濟政策，也是最能夠起到良好效果的宏觀經濟政策。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根據新的經濟形勢，作出財政政策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保駕護航的決議，是促改革的有力舉措。
一方面，財政政策要對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更大力度的支持，為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振興實體經濟，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等具體任務制定出針對性更強、支持力度更大的財政性措施。
另一方面，還需扭轉不合理的財政措施。比如，對於低效產能和過剩產能企業，要取消財政補貼等維持企業繼續運營的做法，要讓長期虧損、失去清償能力和市場競爭力的「僵屍企業」，或者環保、安全生產不達標且整改無望的企業及落後產能進行破產清算。
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提高質量和核心競爭力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需要大力度的財政支持。追求創新與提升核心競爭力是一項中長期任務，在短期內是無法完成的。但目前階段需要財政政策進行支持，各個時期的政策支持組合在一起，才能形成長遠通道的創新機制和創新型經濟體。
其中，培育和發展高端產業是非常重要而又非常艱難的事項，我國將積極發展節能環保、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這些產業既是新的經濟增長點，又是未來國與國之間競爭的制高點。雖然這些產業需要長時期的積累才能形成，但是目前階段已經急需相關政策進行扶植，否則，就會錯過最佳的產業啟動期。
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地提出降低企業稅費負擔，具有特別的意義。降低企業稅費負擔也是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容之一，單獨提出這項改革是為了強調當前階段降低企業稅費負擔的重要性以及進行實施的決心。企業成本高的重要因素就是高稅費負擔。為此，降低稅費將是財政政策進行調整的一項重大任務。
採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障民生兜底，可謂是國家對實施財政功能的一種新提法。這一提法指明了積極財政政策的另一個發力方向，即保障和加強民生建設。這次會議也指出，更好統籌民生改善與經濟發展，進一步織密扎牢民生保障網。保障民生的財政政策方面表明我國的財政政策根據新常態發展階段的需要正在進行適度的轉型，表現為從經濟建設型財政向公共財政轉型。這種轉型的意義在於，以積極的財政政策推進醫療衛生、教育、社會保障、環境治理、生態文明等民生建設。這次會議進一步說明了從經濟建設型財政向公共財政轉型的趨勢。
與此同時，我國的公共財政需求也是非常大的，最近的年財政收入增長約為10%，但醫療衛生、教育、社會保障、環境治理幾項財政支出增速則達到20%以上。而且，隨著人口老齡化的逐步加快以及「十三五」規劃中對社會民生與資源環境的高度重視，公共財政方面的支出需求也會進一步加大。
因此，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滿足民生需要的積極財政思路即公共財政思路，是對新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和建設需求的及時應對。
⑤ 經濟學考試簡答題
2013年經濟增長癿目標會設定在一個什麼樣癿水平?我們認為這在某種程度折射出新一屆政府癿執政癿理念。
從長期看,改革能改變和提升經濟癿潛在增長水平。但是短期內,改革不增長經常處亍矛盾癿狀態。因為中國經濟癿短期增長勱能只能靠政府經濟活勱擴張,這會對私人部門擠出,尋致效率下降。
某種程度講,要啟勱改革,必然接受短期經濟增速癿下行。從總需求癿角度看,正是下半年宏觀政策對總需求,尤其是基建投資癿拉勱,今年7.5%癿增長目標才可能得以實現,而經濟癿自主增長勱能(私人部門投資和消費)一直羸弱。而政府乊手即使可以暫時換得強勁數字,長期戒可能惡化經濟結極。如果丌能徹底市場化改革,必然陷入迚退維谷境地,而未來潛在增長率癿下滑,需要中國經濟寺求新癿增長點。
對亍2013年癿政策組合,中國可能存在著兩種狀態:是「寬財政、緊貨幣」,還是「緊財政、寬貨幣」?這里癿「財政」非狹義癿財政開支,而是泛指政府癿經濟活勱,鑒亍政府在中國經濟中癿特殊地位,這樣定義財政更全面而科學。 「寬財政、緊貨幣」,意味著政府癿經濟活勱還要擴張,對私人部門繼續形成擠出,低效企業部門無法出清,企業成本(原料成本、勞工成本和融資成本)屁高丌下;中央銀行不經濟諸侯(地方政府和國有經濟部門)癿単弈更趨激烈,資金面徑難回到相對寬松癿狀態。
「緊財政、寬貨幣」意味著能夠接受更低經濟增長癿目標。政策取向轉為抑制諸侯癿投資擴張,最直接癿政策信號是金融監管開始收緊:開始清理2012年無序擴張狀態癿影子銀行業務。首要是抑制覎模迚一步滾大,同時推勱理財資產無可避克癿要回表。貨幣癿「寬松」表現為:一是債務癿供給壓力開始下降,貨幣市場利率和理財收益率將擺脫「糾結」繼續下行;二是低效政府經濟活勱得到抑制,釋放出信貸資源,對私人部門癿信貸條件才能實質性改善;三是清理地方政府債務癿同時,存款准備金率及降息癿空間將被打開;此外,如果政策開始實質性推勱改革,意味著短期財赤上升丌可避克(一是減稅;二是維穩癿失業補貼等短期都會尋致政府癿財政收入減速和財政開支上升)。
「寬財政、緊貨幣」癿搭配是過去十年我們常見癿政策組合,「緊財政、寬貨幣」代表著新政、新思維,從一些跡象看,這種政策組合癿可能性在上升。
⑥ 風電和光伏會對電網帶來怎樣的影響
光伏行業發展前景分析 平價上網呈加速發展態勢
三部門此次出台新政，旨在引導市場和行業根據新形勢調整發展思路，將光伏發展重點從擴大規模轉到提質增效上來，著力推進技術進步、降低發電成本、減少補貼依賴，從而推動行業有序、高質量發展。
發布光伏新政，暫不安排2018年普通光伏電站建設規模，分布式光伏指標為10GW且截止點提前到5月31日，發文之日起新投運的光伏電站標桿電價和分布式度電補貼均下調0.05元。
光伏技術水平不斷提高
我國光伏發電新增裝機連續5年全球第一，累計裝機規模連續3年位居全球第一。近年來，我國光伏產業已經由「兩頭在外」的典型世界加工基地，逐步轉變成為全產業鏈全球光伏發展創新製造基地。光伏技術水平和產量質量不斷提高，據前瞻產業研究院發布的《光伏行業投融資前景與戰略分析報告》數據顯示，2017年國內組件產量達7500萬千瓦，佔全球的71%，不斷突破高效電池轉換效率的世界紀錄，2017年全球前10強光伏組件企業中我國占據了8個，國際競爭力明顯提升。從2007年至2017年，光伏組件和系統價格下降幅度達90%。如今，我國光伏組件的生產成本已降至近2元/瓦，系統設備投資已降至近5元/瓦的全球領先水平。
近年來，我國隨著光伏裝機規模快速增長和光伏發電技術不斷進步，設備製造等建設成本快速下降，使光伏發電的市場競爭力顯著提升，光伏行業技術性成本大幅降低，確立了中國光伏產業的全球領先地位。光伏發電在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實現平價上網解決經濟性瓶頸後，必將成為普惠能源。21世紀以來，光伏發電電池轉換效率增長69%，年新增裝機規模擴大500倍，成本下降90%以上，光伏發電作為第一替代能源的共識正在形成。
新政倒逼平價上網加速
除了消納難，出台新政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補貼壓力太大，且短期內難以解決。中國促進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主要採取「標桿電價+財政補貼」的方式，補貼資金來源於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隨電費收取。但是，隨著光伏裝機快速攀升，補貼缺口持續擴大。據前瞻產業研究院統計，截至2017年底，累計可再生能源發電補貼缺口總計達到1127億元，其中光伏補貼缺口455億元，且呈逐年擴大趨勢。如果這種超常的增長繼續下去，財政補貼缺口將持續擴大，將會對行業發展帶來更加不利的影響。而且，在國內光伏發電市場高速增長的刺激下，光伏製造企業紛紛擴大產能，光伏製造產能過剩問題、產品和電站建設質量問題也有顯現。
此次新政出台，旨在引導市場和行業根據新形勢調整發展思路，將光伏發展重點從擴大規模轉到提質增效上來，著力推進技術進步、降低發電成本、減少補貼依賴，從而推動行業有序、高質量發展。
新政對於技術先進、質量高、不需要補貼的項目是留了口子的，是不限規模的。對於不需要中央財政補貼的光伏發電項目，地方可根據接網消納條件和相關要求自行安排建設。
我國光伏發電更大規模應用後，在2020年前後即可以實現光伏平價上網，不再需要國家補貼。一旦實現平價上網，在國家的支持鼓勵下，不需要補貼的電站將得到大規模發展。
一方面，光伏企業自身要通過大力推動技術創新、淘汰落後產能提高行業集中度、加強內部管理等多種措施推動光伏發電自身建設成本下降。另一方面，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也要幫助企業減少非技術成本。
此次新出台的光伏新政也提到，不補貼的光伏發電項目會給予扶持，降低非技術成本。有企業認為，如果力度大，比如降低土地使用稅等，反而有可能加快出現不需要補貼的光伏項目。這在美國等一些國家也有先例，即對光伏行業不局限於補貼，而是以稅收優惠為主，對稅收、貸款、擔保等均有惠及，提高了行業的投資驅動力。
⑦ 知道十一五財政補貼的進來
外高橋保稅區、功能區域「十一五」期間財政補貼申請辦法
作者：佚名 轉貼自：本站原創 點擊數：98
外高橋保稅區、功能區域「十一五」期間
財政補貼申請告知單
一、審批依據
浦東新區人民政府浦府【2005】293號文《關於印發<浦東新區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財政扶持意見>的通知》、浦府【2005】294號文《關於印發<浦東新區促進現代服務業發展的財政扶持意見>的通知》、外高橋保稅區管理委員會滬外管委【2006】2號文《關於印發<「十一五」期間外高橋保稅區財政扶持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的通知》、滬外管委【2006】9號文《關於繼續鼓勵和支持生產加工型企業發展的通知》、滬外管委【2006】10號文《關於印發<「十一五」期間外高橋保稅區財政扶持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實施細則>的通知》等。
二、適用范圍
屬浦東新區稅務機關直接征管，按國家規定形成新區地方財力、獨立核算的，且符合浦東新區、外高橋保稅區「十一五」財政扶持條件和規定的各類經濟性質(特指對象除外)的扶持對象。
三、辦事所需材料
外高橋保稅區「十一五」資格認定申報材料
★必報資料：
財政扶持資格認定申請表
（專用表格並附電子數據表格形式用電腦軟盤或U盤等移動設備的方式報送）
工商營業執照正本或副本
稅務登記證國稅或地稅正本
納稅專用帳戶帳號證明材料
如享受稅務優惠政策的，報「減免稅核准通知書」
新辦企業需提交首張有效的營業或銷售發票
除倉儲物流類企業外，需報外高橋保稅區市場會員證
稅務電腦編碼的證明材料（如：稅務發票購買本第一頁的復印件）
★相關企業增報資料：
貿易類企業：企業房屋產權證或房屋租賃協議
加工型企業：相關證明材料
倉儲類物流企業：可行性報告或企業情況報告書、業務流程圖、相關證明材料
營運中心：有關部門的認定或批復
展示類企業：
(1)短期展示主辦單位：申辦展示有關證明、房屋租賃協議
(2)短期展示參展企業：與主辦單位的參展協議
(3)長期展示企業：外高橋保稅區、功能區域管委會的認定或批復
動漫及其相關產業企業：外高橋保稅區、功能區域管委會的認定或批復
新辦功能市場：外高橋保稅區、功能區域管委會的認定或批復
從事設備租賃企業：企業情況報告書及相關證明材料
申請比照享受張江財政扶持政策的企業：外高橋保稅區、功能區域管委會的認定或批復
申請專項扶持的企業：外高橋保稅區、功能區域管委會的認定或批復
浦東新區「十一五」資格認定申報材料
★必報資料
1、財政扶持資格認定申請表
（專用表格並附報電子數據表格形式用電腦軟盤或U盤等移動設備的方式報送）
2、工商營業執照正本或副本
3、稅務登記證國稅或地稅正本
4、公司章程
5、首張有效的營業或銷售發票
6、如申請「利潤總額」財政扶持政策，需報送經稅務局確認的「企業所得稅年度申請表」
7、納稅專用帳戶帳號證明材料
8、如享受稅務優惠政策的，報「減免稅核准通知書」
相關企業增報資料：
1、高新技術產業：
2、現代服務業：
3、其它：
外高橋保稅區「十一五」財政補貼申報材料
★必報材料：
1、財政扶持《資格認定通知書》
2、財政專項補貼申請表（專用表格）
3、財政補貼企業基本情況表（專用表格）
4、申報軟盤（在「財政補貼申報軟體系統」中填寫「企業基本情況表」，保存至電腦軟盤或U盤等移動設備的方式報送）
5、申報增加值、營業收入補貼的必報資料：
（1）補貼所屬期相關稅單
（2）補貼所屬期連續的相關納稅申報表（包括零申報）
（3）所屬期連續的月度會計報表（資產負債表和損益表）
6、申報利潤總額補貼的必報資料：
（1）全年所得稅稅單
（2）所得稅年度納稅申報表（必須有稅務局簽字蓋章）
（3）年度會計決算報表
（4）由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年度財務審計報告（非工商年檢報告）
★相關企業增報資料：
1、短期展示的主辦、參展單位的營業收入、增加值補貼：每次營業（銷售）收入明細匯總清冊
2、營運中心個人所得補貼：
（1）營運中心高級管理人員名單
（2）所屬期高級管理人員每月扣交個人所得稅稅單
浦東新區「十一五」財政補貼申報材料
★必報材料
1、財政扶持《資格認定通知書》
2、財政專項補貼申請表（專用表格）
3、財政補貼企業基本情況表（專用表格）
4、申報軟盤（在「財政補貼申報軟體系統」中填寫「企業基本情況表」，保存至電腦軟盤或U盤等移動設備的方式報送）
5、申報增加值、營業收入、個人所得補貼的必報資料：
（1）補貼所屬期相關稅單
（2）補貼所屬期連續的相關納稅申報表（包括零申報）
（3）所屬期連續的月度會計報表（資產負債表和損益表）
6、申報利潤總額的必報資料：
（1）全年所得稅稅單
（2）所得稅年度納稅申報表（必須有稅務局簽字蓋章）
（3）年度會計決算報表
（4）由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年度財務審計報告（非工商年檢報告）
★相關企業增報資料
（一）高新技術產業：
（二）現代服務業：
（三）其它
備註：1、專用表格從受理窗口領取或網上下載，填制並蓋章後上報；
2、其它資料均為復印件，加蓋公司公章；
3、紙張規格均為A4紙；
4、申請多項補貼類型的，請分別申報，並請按照申報時間辦理補貼，逾期不予補貼。
四、辦事程序
扶持對象享受「十一五」財政補貼必須先申請資格認定，獲准後再按規定申請財政補貼；扶持對象在申請資格認定和財政補貼時必須使用「企業申報子系統」軟體，該軟體可從網上下載：網址www.waigaoqiao.gov.cn
必須准確、如實填報所有申報資料並對申請內容負責。
（一）資格認定申請
(1)向受理點領取或從網上下載《財政扶持資格認定申請表》；
(2)請上網下載財政補貼申報軟體（「企業申報子系統」）；
(3)填制《財政扶持資格認定申請表》，同時通過「企業申報子系統」填制電子數據表格；按規定須經有關部門（機構）批準的扶持對象還須提交相關認定或批復；
(4) 交驗《營業執照》、《稅務登記》及其他需要報送的資料復印件各一份；
(5)窗口驗審資料及受理；
(二)財政補貼申請
(1)凡持有《認定通知書》的扶持對象,應按規定受理時間向受理點領取或從網上下載財政補貼申請資料；
(2)填制《財政專項補貼申請》、《財政補貼企業基本情況表》，並通過「企業申報子系統」填制財政補貼申報的電子數據表格；
(3)交驗《會計報告》等其他需要報送的資料復印件各一份；
(4)窗口驗審資料及受理；
財政扶持資格認定流程
財政扶持補貼申請流程
五、收費標准：不收費。
六、辦事時限
（一）資格認定申請
自受理起十五個工作日(除特殊情況外)辦結和發放《資格認定通知書》。
(二)財政補貼申請
在受理補貼申請截止期限後的二個月內將補貼資金撥付給扶持對象。
(三)資格認定受理：工作時間內常年受理
(四)財政補貼受理：
(1)增加值、營業收入、個人所得按季(或按年)申請補貼,各季受理時間依次為：
當年：4月20日----------5月20日(第一季度)
7月20日-----------8月20日(第二季度)
10月20日----------11月20日(第三季度)
次年1月20日----------2月20日(第四季度和全年)
（2）利潤總額按年度補貼，受理時間：
內資企業：次年3月20日——4月20日
外資企業：次年5月20日——6月20日
（3）受理時間：
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1：30下午1：30——5：00
（4）財政補貼撥付
a、按季撥付時間，依次為當年的7月、10月、12月、次年4月底之前；
b、按年撥付時間，內資企業為次年7月底之前，外資企業為次年8月底之前；
七、 財政補貼核准、撥付及帳務處理
1、計財處在接到扶持對象的申請資料後，認真初審、抽審、復核，提出審核意見，按規定程序上報核准。
財政補貼的帳務處理，鑒於撥付扶持對象的資金為財政補貼性質，因此除規定指定用途外，均進入「補貼收入」科目並入企業利潤總額。
八、其他規定
1、凡符合「十一五」財政扶持條件和規定的扶持對象，其實現的增加值、營業收入、利潤總額、個人所得補貼額的計算，均以扶持對象所實現的增加值、營業收入、利潤總額、個人所得按國家規定形成的新區地方財力部分為計算依據。
對一個扶持對象，應按增加值、營業收入、利潤總額、個人所得等項目分別計算補貼金額。扶持對象一次補貼額一律計算到千元。千元以下的尾數和補貼金額不足千元的項目不予補貼。
下列對象或情況不得享受「十一五」財政專項補貼：
（1）違反稅收征管法、發票管理規定的扶持對象。
（2）經財稅、稅務機關檢查而查補的增加值、營業收入、利潤總額、個人所得。
（3）未按規定時間及時提出財政補貼申請的扶持對象。
（4）對無特殊原因經營期不滿十年或無正常原因歇業關閉、注銷稅務登記，或抽調資金空殼掛號，保稅區、功能區域管委會可取消其享受的財政扶持資格，並收回財政已補貼資金。
（5）保稅區、功能區域管委會規定的其他情況。
九、辦事地點和受理部門：
外高橋保稅區管委會服務大廳
地址：外高橋保稅區基隆路9號1樓郵編：200131
聯系、咨詢電話：58698578、58698589、58698571
十、投訴電話、信箱：
上海市外高橋保稅區管委會大樓（基隆路9號）投訴電話：58698570
上海市外高橋保稅區管委會投訴信箱：[email protected]
⑧ 現階段實施的財政政策存在哪些問題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的基點，是指能使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共同發揮對經濟調節作用的最佳結合點。這個因素既可能是貨幣政策實施的結果，同時又可能是財政政策實施的結果，即二者協調配合的最佳結合點。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最佳結合點應當一頭連著財政收支的管理結構，另一頭關繫到貨幣供應量的適度調控，有互補互利的作用。因為財政收支狀況的變動是財政政策的直接結果，而貨幣供應量則是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結合點提醒我們，兩大政策的協調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各自以自己的調控內容與對方保持某種程度的協調，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政策效應的相互呼應。另一種則是兩大政策的直接聯系，也就是所謂政策操作點的結合。經濟轉軌時期的財政體制和金融體制處在變革之中，其結合點也會因此而變動。因此，在轉型過程中，我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有兩大基點：一是國債；二是財政投融資體制改革。
從不同的側面分析，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有不同的方式，目的在於協調配合運用兩個政策工具，形成合力，共同解決宏觀經濟運行存在的矛盾和問題。
一、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的方式與內容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如果從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1]：
第一，政策工具的協調配合。我國貨幣政策工具和財政政策工具協調配合主要表現為財政投資項目中的銀行配套貸款。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還要求國債發行與中央銀行公開市場的反向操作結合。也就是說，在財政大量發行國債時，中央銀行應同時在公開市場上買進國債以維護國債價格，防止利率水平上升。
第二，政策時效的協調配合。在西方經濟理論中，通常把政策時滯分兩類三種，即認識時滯、行動時滯和外部時滯三種，其中前兩種時滯又稱為內部時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也是兩種長短不同的政策時效的搭配。貨幣政策則以微調為主，在啟動經濟增長方面明顯滯後，但在抑制經濟過熱、控制通貨膨脹方面具有長期成效。財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為特徵，有迅速啟動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但容易引起過渡赤字、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因而，財政政策發揮的是經濟增長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調整，不能長期大量使用。
第三，政策功能的協調配合。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功能的協調配合還體現在：「適當的或積極的貨幣政策」，應以不違背商業銀行的經營原則為前提，這樣可以減少擴張性財政政策給商業銀行帶來的政策性貸款風險。財政政策的投資范圍不應與貨幣政策的投資范圍完全重合。基礎性和公益性投資項目還是應該以財政政策投資為主，而競爭性投資項目只能是貨幣政策的投資范圍，否則就會形成盲目投資，造成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
第四，調控主體、層次、方式的協調配合。由於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調控主體上的差異，決定了兩大政策在調控層次上亦有不同，由於貨幣政策權力的高度集中，貨幣政策往往只包括兩個層次，即宏觀層面和中觀層面。[2，3]宏觀層面是指貨幣政策通過對貨幣供應量、利率等因素的影響，直接調控社會總供求、就業、國民收入等宏觀經濟變數，中觀層指信貸政策，根據國家產業政策發展需要，調整信貸資金存量和增量結構，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而財政政策由於政府的多層次性及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形成了多層次的調節體系，可以分為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宏觀層是國家通過預算、稅率等影響宏觀經濟總量，影響社會總供求關系。中觀層則主要是通過財政的投資性支出、轉移性支出等，調整產業結構、區域經濟結構，解決公平、協調發展等重大問題。微觀層則是指通過財政補貼、轉移性支付中形成個人收入部分對居民和企業的影響。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還可以從宏觀調控目標、結構調整和需求調節方面的協調配合三方面進行分析。
二、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的實踐分析
政府在對宏觀經濟調節過程中，要使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達到預期的效果，首先要根據宏觀經濟調節目標、國民經濟運行狀況和經濟管理體制的特徵來選擇某種財政貨幣政策的配合方式。政策配合是否恰當，將直接影響到宏觀調節效果。
（一）改革開放以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運行的基本軌跡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1979～2001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17.5%，人民生活水平和國家綜合實力大大提高。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國民經濟市場化程度明顯提高，市場機制在社會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斷增強，政府對宏觀經濟的管理由直接控制向間接控制逐步過渡，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逐漸成為政府調控經濟的主要手段。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組合的方式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初略統計，改革開放23年間，實行「雙松」政策組合的達13年，實行「雙緊」政策組合9年，實行「松緊」組合只有1年，具體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改革初期（1979～1984年）。這一階段，總體上說執行的是「雙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貨幣政策與「松」的財政政策的搭配。在「雙松」政策模式中，銀行系統通過降低存款准備率，降低利率，擴大貸款規模，增加貨幣供給。財政系統通過減少稅收，增加財政支出，擴大社會總需求[4，5]；社會總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內迅速擴張起來，對經濟的發展產生強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別是1984年以前，在社會總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能力和生產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條件下，利用這種政策配合，能夠推動閑置資源的運轉，刺激經濟增長，擴大就業。但是1984年以後，由於經濟中不存在足夠的閑置資源，「雙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貨幣則會堵塞流通渠道，導致通貨膨脹，對經濟產生不利的影響。
第二階段（1985～1997年）。1985年後，一方面中央銀行體制的建立，確立了貨幣政策作為一項宏觀經濟政策工具開始具有了特定的內涵和應有的作用，銀行在現代經濟中的核心地位開始得到確立。另一方面過渡投資、經濟過熱的症狀越來越明顯。在這一階段中執行的是「雙緊」的政策搭配，即「緊」的貨幣政策與「緊」的財政政策的搭配。在「雙緊」政策模式中，銀行系統通過收回貸款，壓縮新貸款，減少貨幣供給量，從而使社會總需求在短時間內迅速收縮；財政系統通過增加稅收，削減財政開支，增加財政在中央銀行的存款，減少市場貨幣流通量，壓縮社會總需求。
第三階段（1998～2002年）。這一時期中國經濟運行出現了一種新的現象，告別了長期困擾我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群眾生活的短缺經濟，出現了物質產品的相對過剩，出現了明顯的通貨緊縮，由過去的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由過去以治理通貨膨脹為主轉變為治理通貨緊縮。在政策取向上，由實施長達5年之久的「雙緊」過渡到「雙松」，即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著力防範金融風險，財政政策在支持發展、化解風險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二）轉型時期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組合作用的基本估價
「轉型」是近幾年我國經濟金融改革與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離開這條主線，並在服務服從於這條主線的前提下，實現自身的發展和完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地位作用的發揮亦離不開這個基本前提。
第一，公共財政理論及政策框架的確立，標志著政策本位的徹底回歸，是轉型時期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組合的顯著特徵。從改革初期的大財政、小銀行，到上個世紀80年代中後期90年代中前期的「大銀行、小財政」，到90年代末期財政政策在治理通貨緊縮過程中主體地位的確立，財政政策本身從行為而言經歷了一個「強——弱——強」的過程，從職能上講也經歷了一個由金融財政到吃飯財政、由建設財政到公共財政的轉軌和演化過程，公共財政理論及政策框架的初步確立及分步實施，標志著我國財政體系及建設開始與國際慣例全面接軌，是財政政策本位的徹底回歸，是市場經濟建設的最重要內容之一。
第二，政策搭配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但必須與當時的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調控的重點緊密聯系起來，相機抉擇，協調推進，才能收到最好的政策效果。近二十年來，我們在宏觀調控建設方面雖然有很大的成就，但仔細總結檢驗，宏觀調控的政策績效與預期政策目標相差較大。時至今日，尚未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宏觀調控理論與政策規范，「相機抉擇」變成了「隨意選擇」，宏觀調控在上個世紀的80年代中後期政策目標不明確，基本處於「一松就亂，一緊就死，緊緊鬆鬆，松緊交替」的怪圈之中，滯延了經濟發展的步伐和經濟體制轉軌的步伐。甚至在90年代末期把「實行雙緊」的政策搭配作為我國既定的一項中長期宏觀經濟選擇寫入了我國的許多重要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證明我們的決策部門以及理論界對宏觀調控認知的膚淺，自主運用能力與水平較差。政策搭配缺乏權威部門，往往政出多門，形成政策效應的相互抵銷，在1998年就呈現出了財政政策擴張效應被稅收的制度收縮效應抵銷，積極的貨幣政策效應被整頓金融秩序、治理三亂的制度收縮效應所抵銷等局面，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理論及政策搭配框架還有相當長的距離。
第三，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應呈現遞減態勢，在宏觀調控中的主體地位有所下降。眾所周知，財政政策的主要內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財政政策的目標是通過其收支的規模和結構來實現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變財政收支的規模和結構，是有效實現財政宏觀調控的前提和重要保證。近幾年來，我們加大了財政體制改革的力度，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收到了明顯的政策效果。但是，擴張的財政政策已經持續了將近5個年頭，通貨緊縮的勢頭開始得到遏制，實施擴張財政政策的經濟運行背景有了較明顯的變化。按照經濟學的一般公理，繼續實行擴張的財政政策，需要進一步加大財政政策的擴張力度，刺激效應要呈下降趨勢。如何保持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應是宏觀調控體系建設、政策搭配與選擇迫切需要解決的課題。
第四，信貸集中與「惜貸」並存，擴張的貨幣政策缺乏必要的傳導機制，淡化了穩健貨幣政策的政策效果。當前，一方面，金融機構存在大量閑置的供給型資金與經濟發展急需的巨額資金需求並存，有效的金融資源得不到合理運用。截止到2002年末，預計全國金融機構存大於貸將超過4.5萬億元，比通貨緊縮初期的1997年末，新增4萬多億元，其中近幾年新增近2萬億元，銀行資金運用率降低，造成大量資金浪費和效益滑坡，金融運行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國民經濟各產業主體又急需資金進行技術改造和產品升級換代，財政可支配資金無力擔此重任，「造血」與「輸血」嚴重脫節。如何將充足的金融資源總量優化、結構配置到各產業部門，為經濟增長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是貨幣政策需要解決的現實課題。在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教訓啟示下，從1997年開始，中國金融體系防範與化解金融風險取得顯著成效，其核心是改革了銀行內部法人制度和授權授信制度，銀行評估項目、管理資金更為嚴格、謹慎和科學，同時也削弱了整體金融供給資金的能力（部分分支機構無貸款審批許可權）。這種日趨理性的經濟金融環境降低了選擇性貨幣政策的運行效率，形成了信貸資源向優勢地區（沿海地區）、優勢行業（電力、電信、煙草等）、優勢企業（上市公司、大型企業集團）集中，且呈不斷強化的態勢。內陸地區、中小企業、民營經濟缺乏必要的資金支持，形成了銀行體系內部資金閑置與營銷「惜貸」的結論。對此有人從貨幣渠道傳導機制上尋求破解上述課題的答案。從疏通傳導機制出發增大積極貨幣政策的政策效果，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也會收到一定成效，但並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特別是當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基本確立以後，貨幣政策作用的制度基礎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要求有與之相適應的運行傳導機制和載體，形成與市場金融運行相適應的風險利益配置機制，從根本上解決商業銀行主體在傳導貨幣政策缺乏主動性、創造性的體制誘回，是克服信貸傳遞渠道不暢的根本出路。
第五，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的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貨幣政策已經形成了以「公開市場業務操作、再貼現、存款准備金」等三大傳統工具和「窗口指導」為主體的政策工具體系，但由於上述工具的使用及運行尚缺乏必要的制度載體和完善的市場運行機制，利率市場化的步伐舉步維艱，金融系統及金融體制存在明顯的「雙軌」並存特徵，完善的貨幣政策調控機制缺乏制度保證和運作機制的支撐，貨幣政策效應特別是對財政政策擠出效應的修復作用，往往受制於行政或決策者能力、操作者能力的制約，特別是作為兩大宏觀經濟政策聯結的重要工具——國債在運行及市場化運行中還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尚未形成全國性的有效的國債市場，加上國債種類、期限中存在的問題，中央銀行能夠買進賣出的國債數量不大，因而難以達到利用國債市場進行微調的目的。為此，今後的改革應當通過完善國債的品種、期限結構，逐步建立健全國債市場，為擴大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業務創造條件。總而言之，只有存在一個高效流動的國債市場，才能既為財政提供巨額資金來源，又能為中央銀行提供調控經濟的手段，充分實現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結合的作用。
第六，財政政策淡出、貨幣政策彌補問題。當前，相當一部分學者和政府官員正在積極探討以貨幣政策來彌補積極財政政策退出空間的問題。貨幣政策彌補財政政策的退出，其關鍵在於促進經濟保持必要的投資力度，以保證價格水平的穩定。積極財政政策發揮作用的經濟部門，往往是信貸可得性比較高的部門，而不是融資困難的部門，從這個意義上講，貨幣政策沒有必要來彌補財政政策的退出空間，只有在總量意義上，促進經濟保持必要的投資力度和穩定價格指數這些方面，貨幣政策才有發揮作用的必要。對此，貨幣政策的政策空間主要有：（1）進一步降低貸款利率，尤其是降低長期貸款利率。進一步降低貸款利率可以降低社會的投資成本，促進社會投資。目前，我國的貸款利率仍在5%以上，商業銀行的利差有3個百分點以上，因此貸款利率仍然有進一步降低的空間。（2）加大對中小金融機構資金的扶持力度，促進中小企業的投資，增加中小民營經濟的信貸資金支持，促進社會總投資的增長，穩定價格指數。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貨幣政策具有彌補積極財政政策退出空間的可能。
希望採納
⑨ 在短期投入中,政府補貼會影響企業生產規模嗎
在短期投入中，政府補貼肯定可以刺激經濟，會增加它的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