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化產業

❶ 晚清思想界發生了什麼變化

看完這篇文章，你就明白了
清朝的滅亡與明朝不一樣。

明朝的滅亡是征戰的失敗。清軍的鐵騎一路掃盪，雖有投降的官員與士人，但許多讀書人是不合作的，是抵抗的。忠明與殉明，是當時官員與士人所認定的最高境界，許多人出於多種原因沒有做到，被認為是怯懦的、自私的和不道德的，盡管也是可以原諒的。清初的統治由此也遇到了許多麻煩。

清朝的滅亡完全是內部的崩潰。在中央，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絕對不忠於清朝；在地方，廣西巡撫沈秉堃、安徽巡撫朱家寶、江蘇巡撫程德金等人是主動革命。作為清朝統治機器一部分——各省咨議局，普遍地同情或參加革命，許多人就是地方反清革命的組織者和領導人。作為清朝統治機器最重要部分的軍隊多有反叛，尤其是新軍，在鎮（師）、協（旅）兩級的高級軍官中，忠清和殉清的幾乎沒有，叛清的卻大有人在。在上海進行南北議和的南方人士，如伍廷芳、趙鳳昌，都曾是清朝官員。張謇作為清朝狀元，主動倒清，據稱是退位詔書的起草者，這在明朝是不能想像的。

作為中國傳統思想主體的儒家思想，此時起到了什麼作用？此時發生了什麼變化？

儒家思想自然有多重的面相，然其最核心的面相是政治思想，講的是「忠」。「忠」的核心自然是「忠君」。清亡五十年前，咸同之際，儒家思想還催生出諸如曾國藩、江宗源、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駱秉章、沈葆楨、丁日昌、郭嵩燾、劉銘傳等等一大批忠義之士。但到了此時，儒家思想表面上還占據著主導地位，但已經抽出了忠義的精神，清末政治思想的基本面相已變。

清末許多官員與士人之所以不再忠清，是受到了種族革命思想的影響，不願意為異族效忠；但大多數並不主張種族革命，他們的思想又是如何發生變化，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嚴修與蔡元培

由此我們可以看一下清末民初的兩個重要人物，他們分別是南開大學的創辦人嚴修和北京大學「永遠的校長」蔡元培。

嚴修（1860-1929）從小受到了嚴格的儒學訓練，進士出身，入翰林院。1894年以翰林院編修出為貴州學政，主持一省之學務。很可能受到甲午戰爭的影響，他於1897年上奏，提議開經濟特科。光緒帝接受了，相關的准備也正在進行，成為戊戌變法中的重大改革事項。至戊戌政變後，他請假回到天津，辦理女學堂，自我學習西學，曾兩次赴日本考察教育。1902年，他應袁世凱之邀，任直隸學校司督辦，是直隸（尤其是天津）近代教育的發起人和主持人。1905年，清朝成立學部，他任侍郎，1910年以病回天津，至袁世凱組織內閣，再任學部大臣。他是清末教育改革的主要實踐者和領導者。而在這一時期，他的思想從原有的知識結構向新式教育轉變，似乎沒有遇到太多的障礙。他對清帝的退位，似乎並不意外，是順從的；對民國的創建，似乎也不意外，是歡迎的。他後來創辦的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已經看不到太多過去儒學或經學的特點。

嚴修

蔡元培（1868-1940），也是受到完整的儒學訓練，進士出身，入翰林院。戊戌政變後，請假回籍辦理中西學堂，後到上海，參預辦理澄衷學堂、南洋公學、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1904年，他參預組織了光復會，後加入了同盟會（他有種族革命的思想）。1906年，清朝派翰林出洋，他銷假回京申請，未能成行。次年，他隨清朝新任駐德公使孫寶琦到德國，入萊比錫大學旁聽三年（孫寶琦曾給予他一定的資助），完整地接受了西學。辛亥革命時回國，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是重要的革命黨人。北洋時期，再次出洋赴法國。1916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校長，主校期間提出了「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

嚴修與蔡元培，都是進士出身，都進入翰林院，都去了東洋或西洋，主動從傳統思想中走了出來，並進行新思想、新學術的傳播，開始辦學。就清末時期而言，嚴修更多一點官方色彩，蔡元培更多一點民間色彩，但並不影響他們的大方向。從思想史的角度來說，他們自我完成了思想革命，並從事於思想革命。他們在當時和後來都是影響極大的人。

順便地說一句，蔡元培主持的愛國學社，「愛國」一詞已不是「忠清」，而是有了現代國家的觀念。愛國學社的教員與學員，後來大多是反清的。

蔡元培

葉昌熾的課題與廢八股改策論

嚴修與蔡元培，是清朝最重要的學術機構——翰林院中走在最前面的人，或者說從傳統主動邁入近代的人。翰林院中的其他人呢？

最近由於上課的原因，我在讀晚清四大日記之一的《緣督廬日記》，作者葉昌熾（1849-1917），蘇州人，學問精深，今天被視為金石學家、文獻學家。他於1889年中進士，入翰林院，1902年以翰林院編修出為甘肅學政。1903年8月，他在蘭州求古書院出了三道課題：

允猶翕河義（典出於《詩周頌般》，指允水、猶水合流為黃河）

問歐洲各國皆用金鎊，中國用銀，金貴銀賤，公私漏卮甚巨。即以銀幣論，西人曰先令每一先令重二錢二分，易中國銀，浮於所之重數懸絕，是同一銀幣，中西貴賤不相敵，不變圜法，匱可立待。何策以維持之？

蘭州新設官書局應排印何書議（《葉昌熾日記》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初九日）

求古書院是蘭州最重要的書院，此時的學問已經完全變化（葉昌熾在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十五日記中稱：「省城蘭山書院，督臣為政。求古書院，學臣為政。舊例也。」）。第一題仍比較傳統，葉昌熾此時在蘭州，似乎也是頌「時周之命」。第二題我不知道今屬大學哪個學系的專業內容？經濟系、政治系、金融系、社會系似乎都有點關系。第三題是有所指的，即當時最為缺少的時務書。葉本人此類書籍不多，主要來源是西安。西安此類書籍也很少，蘭州更少，由此而需要刊刻排印。而這些沒有讀過時務書或讀過不多的蘭州學子，又如何比較，如何回答？葉作為一省學政，須在各府、州進行科、歲兩試。其中在鞏昌府的院試，所出的生古題為：

問地為球體行星之一，其體皆有盡界而浮於空中，所見地面水面有一定界線，試言其理

問鞏昌石刻上溯漢魏，下迄宋元，年月書撰，或存或佚。各舉所知以對

哥舒瀚論

所出的童古題為：

問空氣流動而為風，由於冷熱漲縮，試言其理

問鞏昌隴右名區，人文所萃，前賢撰述，文獻足徵。試以四部條例其目，並論其著書大意，略如提要之例

姜維論

其中第一、二題是「策」，葉昌熾怕生童做不出第一題（分別談地平線和風的產生），特別說明「兩策任擇一題，無庸全作」，由此可用地方知識來補其西學之不足（《葉昌熾日記》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而他在西寧府的三試題中有：

問古人以兵戰，今東、西各國以商戰、工戰、農戰而實以學戰，試申言其意（《葉昌熾日記》光緒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從這樣的課題出發，學子能得出什麼樣的結論來呢？葉昌熾不以西學見長，與馮桂芬、江標、費念茲、張之洞有交往。我很懷疑他對國際匯兌、地平錢、風和「學戰」等課題是否有完整並大體准確的知識，也不知道他的評分標准，很可能由他的幕僚來操辦之。他不是新學的一派。他這么做，是其職務使然。他所出的題目，應當被認為是晚清最為主流的政治思想與學術思想，表達的是官方的意志。

我讀了這一年（光緒二十九年，1903）的葉昌熾日記，感受很深。我也知道相關的背景，即兩年前，1901年，清朝宣布從明年起廢八股，鄉、會試皆試策論。葉不能不變。1906年，清朝又廢學政，改設提學使，葉也就不再做官，返回鄉里。他曾任江蘇存古學堂歷史、地理總校，民國後不再出仕。他聽到張勛復辟的消息時，有一點欣慰，但認為不會長久。

葉昌熾日記中所描寫的這一年，1903年，清朝進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經濟特科，清朝通過了「癸卯學制」，規定了三段七級的教育體制。後一年，1904年（光緒三十年），清朝在開封舉行了最後一次會試，即「甲辰恩科」會試。考題大變。第一場史論（五題）：

周唐外重內輕，秦魏外輕內重，各有得論

賈誼「五餌三表」之說，班固譏其疏。然秦穆嘗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說亦以戒單於，其說未嘗不效論

諸葛亮無申商之心而用其術，王安石用申商之實而諱其名論

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請於私第見客論

北宋結金以圖燕趙、南宋助元以攻蔡論

第二場各國政治、藝學策（五題）：

學堂之設，其旨有三，所以陶鑄國民，造就人才，振興實業。國民不能自立，必立學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愛之心，自養之技能，必需之知識，蓋東西各國所同。日本則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鑄國民之教育也。講求政治、法律、理財、外交諸專門，以備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設農、工、商、礦諸學，以期富國利民，此振興實業之教育也。三者孰為最急策

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實，盍縷舉近百年來歷史以證明其事策

日本變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國以日強，埃及用外國人至千餘員，遂至失財政裁判之權，而國以不振。試詳言其得失利弊策

《周禮》言農政最詳，諸子有農家之學。近時各國研究農務，多以人事轉移氣候，其要曰土地、曰資本、曰勞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實資智識。方今修明學制，列為專科，冀存要術之遺。試陳教農之策

美國禁止華工，久成苛例，今屆十年期滿，亟宜援引公法，駁正原約，以期保護僑民策

第三場四書五經義（三題）：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義（《大學》）

中立而不倚，強哉矯義（《中庸》）

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義（《易系辭下》）

從考題的內容與形式來看，與原來的科舉會試有了本質性的區別。以今天的知識水準來判斷，第一場史論，大約最優秀的歷史學家都難以解答清楚，且也不能依據史實來回答，出題者另有其意在內；第二場西政與藝學，屬政治家和各行專家討論的問題，且也不可能有標準的答案；第三場四書五經義，實際上也潛藏著對當時國政的新解。用這樣的題目來選拔人才，果真能找到經國濟世之才？

清代最後一榜（也是中國最後一榜）會試進士共兩百七十六人。如果去分析這兩百七十六人的後來經歷，真是什麼樣的都有。此時離清朝滅亡已經很近了，但我記得這一批人中沒有忠清、殉清的。該榜探花為商衍鎏，在清朝、北洋、國民政府任職，其中在國民政府任職極短，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時，出任中央文史館副館長。

又一年，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科舉廢除了。在新的教育體系之中，經學只是其中一科。抽去科舉的支撐後，傳統的儒學軟軟地塌了下來，在青年學子的心中變得沒有什麼用處了。傳統的由「知書」通向「達禮」的路上，人跡漸稀。

葉昌熾

張之洞的內心世界

科舉試題很大程度上代表著官方的意識形態，而科舉消亡又顯示著官方主流政治思想的變化。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張之洞（1837-1909），主持著晚清的學制改革。他的主要代表作，當稱《勸學篇》，雖由其幕中人士代筆，仍體現出他的思想，完成於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即戊戌）。

我最近重讀《徐世昌日記》，發現很有意思的記錄。1897年，翰林院編修、袁世凱的幕僚徐世昌來到武昌，張之洞與徐相見多達十六次，每次談話的時間都很長，經常是夜半談到三四更，甚至天明。他們是同鄉。張又是喜歡夜談之人。更重要的是，甲午戰爭初期，1894年10月，徐世昌上奏提議調張之洞主持朝政大局，朝廷為此命張之洞進京，後因兩江總督劉坤一赴山海關督師，改張之洞署理兩江總督。張由此對徐另眼相待。徐世昌日記記錄了他們的談話內容，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張的內心世界：

問當今挽回大局之要，當從何處下手？薌翁雲其要有三：曰多設報館，多立學堂，廣開鐵路。而曰收三者之效之曰士農工商兵，然必欲觀此五者之成，仍不外乎變科舉。多設報館，可以新天下之耳目，振天下之聾瞶；多立學堂，可以興天下之人材，或得一二傑出之士以搘拄殘局；廣開鐵路，可以通萬國之聲息，如粵漢之路、盧漢之路，奉天之路修到伯都納與俄國之路聯接，五六年內一律告成，中國可不至於危亡。大哉斯言，高出尋常萬萬矣。至於變科舉，尚不可以旦夕變，然終必至於變而後已。（《徐世昌日記》，光緒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薌翁」即張之洞，號香濤。奉天，今沈陽。伯都納，今吉林扶余。張之洞之意是中國新修的山海關到奉天的鐵路，延至伯都納，與俄國的中東路相連接。當時俄國已獲得修築中東路（滿洲里經哈爾濱到綏芬河）之權，該鐵路連接西伯利亞大鐵路，至海參崴，尚未獲得修築中東路支線（哈爾濱經長春、沈陽到大連）之權。

張之洞

張之洞本是科舉健將，虛歲十四歲中生員，虛歲十六歲中舉（順天府試解元）、虛歲二十七歲中進士，殿試探花（同治二年，1863），入翰林院。過了這些年之後，竟然主張變科舉。而他講的報館、學堂、鐵路，與傳統的儒學體系是有沖突的，而與前文提到的葉昌熾新式考題卻是聯通的。徐又記：

薌翁雲：士農工商兵五者，兵須藉商之財之為養，而又非農工不能成，然農工商兵又非士之考究訓教不能精。今日泰西以商務立國，夢夢者幾疑商可冠乎四民矣，得此言可以破群疑、息眾喙。而為士者仍不力求實學以副其名，能無懼乎。又言中國之弱，上溯其源，始於老氏之清靜，繼之於佛學之空虛，又繼之以理學之迂拘。老氏盛於漢，一洗秦之苛擾；佛盛於晉，亦稍弭一時殺戮之慘；理學盛於宋，大有功於五代之亂。是皆有益於世，可救一代之弊。然皆以靜為之，不欲其動。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其不動也，以至於積弱而不能振，至今日而已極矣。又自唐專以文字取科名，有所為詞章之學者其汩人材益甚。直至本朝，更求工於小楷試帖，束縛為已極矣。官到卿貳，不免於文字之考，何由得經濟之才。不思變計，中國斷無振興之機，彼飾皮毛，無益也。又言：能師管、葛，必大有功於世。（《徐世昌日記》，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初二日）

張之洞認為，士農工商兵五者，士是最為關鍵者，即「農工商兵又非士之考究訓教不能精」。他此時反對老學、佛學與理學，更反對科舉之制度，主張「變計」，主張師從管仲、諸葛亮。作為清朝的高官，作為當時許多讀書人的精神領袖，張的這種思想將會發生重大的作用。徐又記：

三更，薌翁約談，座有念劬，極言科舉之當變，而又申說其辦法緩急、難易之故。一尊小酌，橫論古今，直至四更□盡始散。（《徐世昌日記》，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初四日。「念劬」，錢恂）

薌翁酌夜話，小酌，論中西學術，論西政、西學之分，論時人之愚闇，太息痛恨。問余志學之所向屬，擇一事言之。告以時事孔亟，願聞經世立身之道。雲：目前新學，中年通籍之人，以講求西政為先，西學隨性之所近而涉獵之，仍以中學為主。因論中學甚晰，立身以必有守然後有為。又論同治中興名臣。寅正始就寢。（《徐世昌日記》，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初七日。寅正，早上四點。此外，徐世昌還記：「薌翁約夜酌，深談，論各直省生人材質性情，欲提倡直隸人材有三要，曰多看書，多走路，多見人。俟通俄幹路成，能多出洋游歷，方有實濟。」）

徐世昌是很謹慎的人，日記中一般不太會記錄太多的事情。他之所以會寫下這么多，自然是受到了張的內心世界的感染。

從徐世昌日記之中，我驚詫地發現，張之洞的這些言論與梁啟超此期在《時務報》上發表的《變法通議》等政論文章，有著很多相似之處。我們不能認為張之洞受到了康、梁的影響，他與徐的談話中，清楚地說明：「宜極力講求與諸務並舉，不可惑於邪說。」「邪說」一語，指的就是「康學」。然而，從光緒二十三年武昌總督府的一次次夜談中，我們可以隱隱看到「江楚三折」的影子，看到「癸卯學制」的影子，看到張上奏停止科舉的影子。張之洞一生都在阻止政治革命，但他實際上已經發動了思想革命——「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他的設計——持續長達數百年的傳教事業，已為這個國家鋪墊了最為基礎的西學知識；持續長達數十年的洋務企業，也顯示了西學知識的實際運用效果。但是，舊的科舉制度改變之後，新的教育制度建立之後，中學漸漸地不能為體了。

在這里，我似乎還需幫「中體西用」說幾句話。今天的人們對「中體西用」有著誤讀之處，甚至指責其不能徹底地改為「西體西用」。最早明確使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法的是孫家鼐，他是光緒帝的老師，也是京師大學堂的首任管學大臣。在「中體」與「西用」之間，張之洞、孫家鼐強調的是「西用」（「中體」在當時根本不存在任何疑問），即容納西學，使西學能正式進入清朝官方的意識形態體系之中。這從《勸學篇外篇》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們的這一提法在當時還有一定的政治風險：戊戌政變後，守舊的勢力上台，「西用」被打了下去；而到了庚子（1900，光緒二十六年）之變，與「西」與「洋」有點關系的五大臣（總理衙門大臣徐景澄、袁昶、徐用儀、聯元，內務府大臣立山），被守舊派殺了。

徐世昌

思想革命的主體

由此可見，晚清的思想革命是從甲午戰敗開始的。過去的人們過多地關注康有為、梁啟超的自我宣揚，認為他們甚至認為革命黨人是思想革命的發動者。從廣大的人群來看，從寬闊的地域來看，康、梁和革命黨人的宣揚效果有限。以上談到的人士，張謇、嚴修、蔡元培、葉昌熾、張之洞、徐世昌，以及後面還將提到的張百熙，都是兩榜進士、翰林出身，都是康、梁影響不了的人物，甚至是反對康、梁的人物。他們代表著那個時代學術的主流，代表著知識的最高階層，也是思想影響力最大的團體。

我以為，晚清的思想革命起於近代教育：從廢八股到廢科舉，從辦學堂到派留學，西學進來了，一點點擴大，成為知識的主體部分。然而，所有這一切的發生和發展，都來自於朝命，都是清朝政府中張之洞、孫家鼐、嚴修、徐世昌等一大批官員推動的，葉昌熾等一大批官員裹挾其中。即便是蔡元培，也於1906年在清朝的京師譯學館教了一個學期的國文與西洋史。由此，我以為，晚清的思想革命是由清朝政府主導的，其主體是包括翰林院眾多官員在內的清朝最高精英層。

我以為，似不能低估政府倡導在那個時代的決定性作用。在科舉制的時代，大多數苦心讀書的人，決非為個人知識的增加、個人修行的提升，而是為稻粱謀，為了能進入政府謀得官位與名利。到了此時，清朝政府主辦或倡導的各類新式學堂，需要大量的教員，需要大量的教科書，引出更多的士人與近代讀書人投身於此；新式學堂的畢業生除了繼續從事近代教育外，也進入社會，進入政府，進入軍隊，進入各行各業。他們所憑借的，不再是對聖賢經典的理解，不再是八股文章和詩賦、小楷，而是數算格致、聲光化電、各國語言文字，乃至各行各業的專業技能。為了彌補中國知識（中學）的不足，外國知識（西學）被放到更重要的位置；為了彌補中國知識人（新學人才）的不足，留學又成為清朝的國策。外洋的博士，最初還只是比附中國的進士，後來又凌駕之。

科舉與教育的變化，促進了近代傳媒的發展，促進了各類社會團體的產生。我在前面提到了葉昌熾的課題，蘭州求古書院的學子、甘肅各地的生童，只能通過這類新書刊來獲取新知識。以各種知識名義成立的社會團體，吸引著許多知識飢渴的青年。比起以往千年不變的四書五經，比起那些科舉參考的高頭講章，這類新書報更具吸引力；在舊的知識體系之中，從讀者到作者需要幾十年的功力，且成功者很少，而在新的知識體系之中，由於需求的旺盛，許多讀者很快就成為作者。上海、天津、漢口等地租界，由此成了翻譯、出版、書報等文化產業的中心，進而成為輿論和社會團體活動的中心，成為新式文明與文化的中心。

作為晚清思想革命的重要成果，清末新式學堂的師生普遍地反清或同情政治革命，與清末新式教育相聯系的海軍與陸軍（新軍），也有相當大比例的軍官反清或同情政治革命，清末出現的新式媒體——報館、出版機構的從業人員亦多有傾向或同情政治革命者。更為明顯的現象是，清朝的官員，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官員，後來大多成了民國的官員。北京政府似乎只是換了一塊招牌，內部人員沒有太多的變化，外交部和海軍部尤其如此。我曾經幫忙審看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寫的人物傳紀，主要是光緒朝後半段，發現其中許多人按照傳統史學應列入「貳臣傳」。從清末到民國以至到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許多清朝官員不僅是「貳臣」，而且當了「三臣」甚至「四臣」。徐世昌做了中華民國的大總統。晚清官員棄舊朝而投新朝，自然有著生計的原因，但他們在做政治選擇時，並沒有太多的思想痛苦。這樣的情景與明末清初大不相同的。當然，還有一些官員不是不想投新朝，而是被新朝所棄。

作為晚清思想革命的重要成果，相當大數量的留學生被清朝政府派了出去，或者在清朝政府的支持下自費留學。為此，清朝建立了留美預備學校。其中一位，名為胡適之，是清朝政府選派的「庚款」學生。清朝留下的京師大學堂，在民國年間成為思想革命的中心；清朝派出的留學生，成了民國思想革命的中堅。晚清開始的思想革命，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有了結局。我們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出兩者之間的連續性。1898年張之洞提出「中體西用」時，意在中學容納西學；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提出「兼容並包」時，已是對舊式學人和儒學的寬容。不到二十年間，中學與西學已是主客易勢。

由此，我以為，從晚清開始的思想革命，通過近代教育和傳媒工具，通過張之洞、葉昌熾、嚴修、蔡元培、胡適之等人，一步步到達彼岸。西學的內容進來了，其中的政治學說也是清朝最為警惕的部分，清朝學部對教科書亦有審查，然這類審查只能去掉一些敏感的詞彙。西學作為一個整體，不是一些名詞的變換即可以攔截，而傳統的「四書五經」崇高至上的地位無可挽回地一天天墜落。我們再來看惲毓鼎日記中的兩段話：

……近來新學盛行，四書五經幾至束之高閣。此次各卷，往往前二場精力彌滿，至末場則草草了事，多不過三百餘字，且多為隨手掇拾，絕無緊靠義理發揮者，大有如不欲戰，不屑用心之勢。閱卷者以頭、二場既薦，於末場亦不能不稍予寬容。久而久之，聖賢義理不難棄若弁髦矣。學術人心，可憂方大。張、袁二制軍立意欲廢科舉，其弊害至於是，更有不可勝言者。袁世凱（慰庭）不足道，張香老舉動乃亦如此，豈不可痛哉！書至此憤懣萬分。

三年新政，舉中國二千年之舊制，列聖二百年之成法，痛予鏟除。無事不紛更，無人不徇私，國脈不顧也，民力不恤也……日朘月削，日異月新，釀成土崩瓦解、眾叛親離之大避，而吾屬橫被其憂，念及此，不禁放聲大哭，罪魁禍首則在張之洞、張百熙之力主令學生留學東洋。（《惲毓鼎日記》，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初一日、宣統三年九月初六日）

光緒二十九年會試，形式改變：頭場為史論，二場為策論（包含西政西藝之內容），三場為四書五經義。按照以往的習慣，會試只重視頭、二場，三場多為陪襯。第二年，即光緒三十年最後一次會試，仍沿用之。

惲毓鼎也是進士出身，亦曾任翰林院編修。前一段話寫於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他任「癸卯會試」同考官，閱卷有感，矛頭指向張之洞。後一段話寫於武昌起義之後，清朝大勢已經不穩。張之洞、張百熙皆是清朝的管學大學，是近代教育體制的設計者，也是留學日本的推動者。在惲看來，清朝之所以滅亡，在於思想的變動，尤其是儒家思想受到「日朘月削」而造成的地位變化。

清朝滅亡了，這是不變的事實。然而清朝該不該亡，又是另一回事。從歷史的過程來看，辛亥革命有其偶然性，四川的保路運動和武昌的新軍起義，都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政治革命即便不發生，思想革命已經在進行。清朝即便不滅亡，其主導的政治思想和學術思想須得有一個革命性的變化，其政治結構與學術制度須得有一個革命性的變化，才能適應新知識之下的士人和近代讀書人。

❷ 晚清前時期的經濟，政治，文化總結

政治方面:從順治初年到康熙八年(1669)明令停止「圈地」，以後幾年間滿洲貴族「圈地」仍未完全停止，總計自入關至康熙八年， 滿洲貴族在畿輔各地強制推行3次大規模的「圈地」，圈佔漢民田地17萬多頃。與此同時，相繼推行了薙發、易服、投充和逃人法等民族壓迫和奴役的政策，一時加劇了滿、漢之間的矛盾。清聖祖愛新覺羅·玄燁親政後，進行了許多改革，如永停「圈地」，獎勵墾殖，整頓賦役，興修水利，大規模地治河治運等。推行這些政策、措施，緩和了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各族人民獲得比以前較好的生產條件，全國的社會經濟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從而使滿族在發展經濟、文化和鞏固祖國邊疆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貢獻。
經濟方面，從康熙初開始到乾隆初年為止的80年間，僅遼寧地區滿族和漢族人民耕墾的土地面積，就增加了5倍多；吉林、黑龍江開墾的土地也日益增加,耕地面積達61萬垧之多。這就使東北地區糧食不僅能夠自給，還有餘糧供應關內，而且有大批大豆遠銷國外。其他如柞蠶、人參、鹿茸的產量也有增加。這些都是滿、漢各族人民共同辛勤勞動的成果。康雍乾時期的統治 清朝確立全國統治之後，採取各種措施發展生產，到康雍乾時期，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國力達到鼎盛。 ① 農業和水利。清廷獎勵墾荒，招集流民授予土地。康熙八年，實行更名田，刺激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又減輕賦稅。治理黃河、淮河、運河、長江、錢塘江、永定河，努力減輕水災，提高農業產量，保持運輸暢通。②手工業和商業政策。最重要的手工業是紡織業，南京、蘇州、杭州等地較為集中。③大城市的出現。北京是全國的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揚州是淮鹽的集散地，經濟發達，多富商大賈。南京、蘇州、杭州都是絲綢、布匹及其他手工業品的產地，且文化發達，風景優美。廣州是對外貿易的口岸，是封閉的封建中國通向世界的主要窗口。漢口為米穀、木材、食鹽、葯材和各種貨物的集散地。④賦役制度的改革。康熙五十一年(1712)，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將丁稅總 額固 定下來， 穩定了全國的丁稅負擔。
維護祖國統一方面，從康熙初年起，清聖祖在全國民眾支持下，堅決平定了以吳三桂為首的「三藩」割據勢力的叛亂，又統一台灣，並設立台灣府，屬福建省管轄，從而抑制了西方殖民主義者對台灣的覬覦和卷土重來的野心。不久，清聖祖親率八旗勁旅3次出征,擊潰了以噶爾丹為首的蒙古准噶爾部貴族的分裂活動，復經雍正、乾隆，三代相繼，長達70年的斗爭，終於摧毀了准噶，又摧毀了沙俄對中國的入侵。

❸ 晚清政治體制演變研究

晚清改革與社會變遷

一、關於近代中國基本問題的再認識

晚清社會的急劇變遷與改革毫無疑問是在西方列強入侵條件下發生的。有的學者在研究中國近代問題時，特別強調列強入侵對中國社會經濟造成的巨大破壞作用；有的學者在研究中國近代化過程中，比較重視資本主義生產生活方式的傳播對中國社會產生的刺激作用。這些問題近年來一直有所討論，意見分歧較大。與此相關，如何看待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斗爭的作用和失誤問題，也成為史學界比較關注的問題。有的學者特別強調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聯合壓迫造成的極大災難，稱贊起義和革命的正當性和必要性；有的學者在評論太平軍起義、義和團運動和辛亥革命時，過多關注其負面影響，片面強調內戰對社會造成的災難性破壞。究竟應當如何看待上述問題?在大會發言時，方之光(南京大學)認為，「革命」是人民求生存、謀發展的基本人權。近代一切革命運動，特別是太平天國、戊戌變法與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從根本上說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壓迫剝削逼出來的，是中國人民不得已的一種選擇。崔之清(南京大學)同樣認為，發生太平天國戰爭的原因不是洪秀全的政治圖謀，而是清朝的貪腐和暴政，太平天國運動反抗暴政的正義性與合理性不應被扭曲和否定；並且認為，這種評判標准應該適用於一切下層民眾的反抗暴政的政治行為。

與上述問題相聯系，怎樣認識中國近代史的發展軌跡與規律問題，也是史學界長期以來關注的重大問題。關於中國近代史是一部「沉淪」的還是一部「上升」的歷史，張海鵬(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在開幕式的發言中強調指出，近代中國歷史呈現出從「沉淪」到「上升」的U字形曲線。在中國近代史的早期，中國社會的「沉淪」是主要傾向，「上升」不是那個歷史時期的主要表徵；經歷過一段發展後，中國社會「沉淪」到「谷底」。他所說的「谷底」，大體上是指20世紀初《辛丑條約》簽訂以後的十餘年時間。歷史度過了「谷底」，「上升」就逐漸成了中國社會的主要傾向。這一概括對於人們認識中國近代史的發展線索很有裨益。

桑兵(中山大學)在大會發言中對於晚清史的研究狀況表示憂慮，在他看來，史料的種類與數量大幅度擴張，規模大大超過歷代文獻的總和。而搜集閱讀之難，逾於古史，史料的保存狀況之劣，也在古籍之上。在史料不可能竭澤而漁，甚至難以把握邊際的情況下，學人或分門別類，縮短戰線，或隨意比附，看朱成碧。如此研究使得歷史的整體性逐漸流失，盲目性不斷增大。目前當務之急，是解開收藏、學術、出版各界相互制約的連環套，多快好省地大規模出版各類文獻資料，使得研究者處於大體平等的資料條件基礎之上，促使學人將重心由看得懂轉向讀得懂，使晚清史的研究在深度與廣度上超越古史。

長期以來，在中國經濟史或者金融史研究中，往往把外來的金融機構(包括外商銀行、證券公司和交易所)看成外在於中國自身的金融業。吳景平(復旦大學)在大會發言中指出，無論從廣義來看，還是從市場運作來看，進入中國的外商金融機構及其在中國開設的種種金融業務已經與中國社會，尤其是與經濟中的工業、商業、貿易、礦業、農業以及高層次的政府財政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因此，把外商金融機構排斥在中國金融史研究的視野之外是不科學的，實際操作也是不可行的。在他看來，外商金融機構進入中國，對於中國金融業的轉型(姑且撇開政治上的諸多負面因素)，無論就資金來源的構成，還是人事管理與經營方式都帶來了諸多新的因素。正是這些新的因素，在催生中國銀行方面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二、關於社會經濟變遷問題

無論是親歷者所感受到的「三千年來一大變局」，還是研究者所稱的「社會轉型」，都一致認識到晚清社會經歷了巨大社會變遷。這種變遷先是從口岸開始，而後向內地迅速滲透。最敏銳感受到這種變化的自然是生活在條約口岸的知識分子。何曉明(湖北大學)深入分析了條約口岸知識分子生活的環境和復雜心理，認為就民族情感而言，他們的內心常常懷有「敏銳的恥辱感」。當感受到中西文化的本質矛盾和差異後，他們順理成章地產生了危機的意識、改革的意向，以及對富強的追求。在基本文化立場和變革思路方面，他們一般均持文化保守主義的姿態，這對其後中國文化的演進產生了重要影響。

通過歷次對華戰爭，西方列強向中國展示了工業革命帶來的先進器物。正是通過對於這些工業產品的逐漸認識，中國知識分子觀察到了異質文化的價值，開始主張求富求強，奮起直追。陳三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系統考察了中國知識分子對於鐵路的認識歷程，認為新事物啟發新思維，呼籲國人揚棄不合時宜的意識形態，從深閉固拒的鎖國狀態下走出去，睜開雙眼觀看世界，與世界接軌，與各國互動互市互利。金志煥(韓國高麗大學)著重考察了中國第一條鐵路誕生過程以及相關的爭論問題，指出盡管吳淞鐵路的敷設受到了守舊派的反對，但鐵路作為近代重要的交通工具，其發展是不可避免的。

晚清的社會變遷反映在方方面面，透過救助活動，可以看到社會變遷是顯著的。陳樺(中國人民大學)在大會發言中指出，社會救助活動的特徵與內容也開始發生本質性變化，由適應農業社會需求，為農業生產服務，轉而向大機器工業時代的救助體制過渡。這種變化乃是中國近代社會轉型的重要內容之一，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該歷史時期的曲折進程及時代特徵。透過房產契約的民事習慣的變化，也可以看到當時的社會風貌。鄭永福(鄭州大學)認為，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這些民事習慣與當時的法律相配合，制約、規范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對調整社會關系、穩定社會秩序和推動社會向前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其中某些習慣，頗有人文關懷。

管窺蠡測，再現歷史場景，是學者研究歷史的方法之一。關於晚清時期市場的變化程度，學者們有過多種表述，而通過度量衡的變化觀察市場規則的整合情況，則獨具慧眼。洪成和(韓國成均館大學)以四川巴縣的八省客長相互設定度量衡標准為事例，說明這種協議體有突破孤立分散的經濟要求，但是，由於自身力量有限，缺乏權威，最終沒有走出市場分散的困境。

晚清的經濟發展變化既是不平衡的，也是曲折的。戴建兵(河北師范大學)對於清末民初的私錢私票的流通情況進行了考察，認為市場上私幣流通的原因有三：政府放任、當地經濟生活慣例和商會的相互約定。王玉貴和朱蓉蓉(蘇州大學)考察了蘇南地區的地租變化情況，認為該地區雖然出現了貨幣地租代替勞役地租的進步趨勢，但較為緩慢，並且具有不斷反復的特點。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該地區社會經濟由傳統向近代轉型的曲折歷程。

1880年以後，中國茶市日漸衰敗，市場逐漸萎縮。茶葉出口量銳減，不僅嚴重影響到中國貿易平衡，而且造成了茶農生計的重大損失。清廷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曾經動員各種力量挽救中國茶市。朱從兵(蘇州大學)深入考察了官紳的各種努力，認為在各類設想和制度創新的實踐中，官方未能起到全面的領導作用，商人也未能充分發揮其主觀能動性，社會各界力量未能有效組織起來，因此，未能改變中國茶市的衰敗命運。

晚清社會變化是多樣的，記錄與宣傳社會變化的媒介也是多樣的。黃漢森(新加坡亞洲火花學會)以火柴商標為佐證，介紹了火花上記錄的第一次鴉片戰爭、甲午中日戰爭等重大歷史事件。

三、關於思想觀念的變遷問題

社會思潮的變化是豐富的，許多內容還沒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視。過去史家在探討清末民族主義思潮時，較少關注其「中華」的意蘊和種族的觀念。在本次會議上，齋藤道彥(日本中央大學)對於中華主義的形成進行了初步探討，在他看來，清末的「中華」一詞至少有三層含義：首先是以漢族的種族、民族概念作為前提，其次是關於其種族所領有的地域概念，還有有關其種族在其地域里所培養出來的文化觀念。謝維(《近代史研究》編輯部)認為，探討近代中國的種族觀念，這個問題似應引起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者的注意。種族觀念問題不應附屬於民族主義問題，後者強調文化與國家的維度，而前者則強調感性或體質的維度，盡管二者亦有相互重疊之處，但對它們分別進行研究，並進而研究二者的相互作用，似乎仍是可取的，且是必要的。

孫中山的精神遺產是豐富的，關於他的研究永無止境。黃城(台灣師范大學)與匡思聖(台灣元培科技大學)撰文指出，孫中山的革命思想是堅持自身的文化主體性，在傳統與現代間批判繼承與創造性的轉化傳統，以完成傳統與現代的接合；在中國與西方間，則在肯定普世價值與多元文化環境下，以開放且平等之文化接觸，融合中國與西方，且其「求同存異」的多元一體世界大同觀，正恰巧體現了中國與西方融合之真諦。

在晚清思想史上，文化保守思潮相當強勁。在強調傳統文化延續方面，文化保守派的確發揮了一定作用。近年來，文化保守主義受到學界普遍關注，出現了不加分析的肯定。鑒於既往學術界對於文化保守主義的弱點和負面影響揭示不足，喻大華(遼寧師范大學)認為，晚清的文化保守主義在方向上分別走入歧路：一是逐漸疏離社會，走入哲學的象牙塔；二是知識結構日益西方化；三是成為歷史發展的惰性力量。理性地分析晚清學術主流，客觀地評價其功過是非，一直是學術界的優秀傳統。史革新(北京師范大學)積多年研究理學之功力，認為在晚清的理學「復興」過程中，部分理學家出於「衛道」的需要，重提程朱陸王之辨的話題，向陸王心學發難，一度造成較大的輿論聲勢，然而在士林中並沒有產生多少影響。這種論辯只是在理學回潮中激起幾朵浪花，很快就平息下來。與論辯呼聲並存的是主張程朱陸王調和的論調。採取這種觀點的理學學者人數較多，到同光以後成為理學營壘中的主流，完全壓倒了主張論辯的一派。

晚清時期，中國傳統的性別制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沖擊與挑戰。決定兩性關系的傳統准則——男尊女卑受到了質疑與抨擊，男女平等作為文明時代兩性關系的新准則引入中國，並被部分先行者所認可。呂美頤(鄭州大學)指出，傳統女性的角色安排與生存空間因產業女工和知識女性階層的產生而被突破，社會上流行的婦女觀以及對女性角色的期望值，包括人格氣質的控塑，發生了重要的變化，與性別相關的傳統規范受到不同程度沖擊。

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後，新舊道德觀念的沖撞愈發激烈，而舊有的道德教化制度又無法容納和承載新觀念新因素的滋長。張曉莉(河北師范大學)認為，清廷面對道德危機，在推行新政的過程中，為了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對傳統的道德教化制度不得不加以變通：一是加強了建祠、旌表的力度；二是強化了宣講制度。世風日下，往往是人們對於道德危機的一種現實感想。尤其是在社會轉型時期，這種感想隨時流露，究竟應當如何看待道德下滑問題，需要具體分析。武吉慶(河北師范大學)認為，辛亥革命後諸多社會問題的出現，與價值標準的失衡有關。價值標准失衡表現為價值標準的多元化和越軌行為的普遍性。

四、關於清末新政的研究

近年來，關於清末預備立憲的研究越來越深入。關曉紅(中山大學)深入考察直省會議廳運行情況後指出，清末直省會議廳的設置，其性質是行省政務決策模式由督撫獨斷和幕友私人參謀，向近代行政合議制的轉換。光宣之際各省會議廳的建制及其運作，起初不僅在官僚體系內部即官的層面開放決策權，有限度地公開決策過程，而且將決策權部分地向士紳開放，成為上下內外合議。但在集思廣益與權力掌控之間，當局前後反復，試圖通過制度調整重建符合自己利益的秩序，且取其形而異其質。經過三個階段的調整，會議廳合議的功能逐漸被獨斷內容削弱。徐建平(河北師范大學)具體考察了直隸省士紳的參政議政活動，認為直隸士紳在國會請願運動中是中堅力量，尤其在設立議院問題上，還領銜上書要求開辦民選議院。

清末預備立憲是開啟近代中國政治制度變革的契機，其成敗得失與各種政治勢力之間錯綜復雜的權力糾葛密切相關。李細珠(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通過考察預備立憲初期官制改革過程中，清廷內部各派政治勢力之間圍繞責任內閣制問題的明爭暗鬥，力圖揭示預備立憲時期西方憲政制度移植到近代中國之所以舉步維艱，其深受各種政治勢力之間權力與利益關系的制約是一個關鍵因素。

在考察清末新政時，有的學者側重於宏觀的思考，有的著眼於事件的深入剖析。程全生(台灣東吳大學)認為，早期的自強運動、戊戌維新運動和清末的立憲運動都偏重於體制內的改革，雖其結果皆未能振興大清的氣勢及挽回改朝換代的命運，但每項運動，仍有其深遠的影響及歷史性的價值。在評論清末法制改革時，「中外通行」這一指導思想，歷來被批評為「迎合列強需要」。康大壽(西華師范大學)與康黎(西南政法大學)認為這種觀點不妥。在他們看來，「中外通行」是當時收回治外法權的現實需要。這種做法不僅可以達到收回治外法權的目的，又可以消除西人所謂「中西律法迥殊」口實，還能在較短時間內，通過移植，快速修訂一整套的近代法典。

官制改革是清末新政的重要事項，其目的在於通過創建新的機構，以適應國家機器近代化的需要。裁改舊的官僚衙門，勢必出現冗官冗員問題，如何安置這些人員，關乎改革的成敗。潘鳴和遲雲飛(首都師范大學)對於清末官制改革「下崗」官員的安置問題進行了研究，探討了安置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弊端，以及改革和安置過程中引發的矛盾，同時也指出了安置工作的復雜性和難度。

清季財政機構的變動，經歷了由紛亂無序到相對統一的轉變。劉增合(暨南大學)認為，行省財政機構變動的推動力量首先是中央財政部門，外省督撫因本地財政紛亂影響新政籌款，又不得不遵照清廷的諭令實施變革，但卻力圖控制財政實權。度支部強化各省藩司實權的願望受到督撫的隱性抵制，難以達到目的。改革後的行省財政機構，在分科辦事、職員構成和運行習慣上，仍保持了一些舊的傳統。改制過程遇到了各種阻力，引發的書吏風潮此起彼伏。

五、關於中外關系問題

條約關系是國家之間以條約為依據形成的具有法律性質的一種關系。從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中國被迫接受了西方列強強加的條約關系，但清政府對這一新的關系缺乏清楚的認識。李育民(湖南師范大學)考察了清廷逐漸放棄宗藩觀念，適應條約關系的歷程。認為清末國家機關在形式上接受了近代性質的條約關系，但要改變其不平等的內容，還需做出努力。

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耆英作為中方談判的主要代表，先後同英、法、美等國家簽訂了一批條約。如何評價耆英的外交行為，在史學界始終存在分歧。王開璽(北京師范大學)認為，耆英是中國外交從封閉到開放，從傳統到近代轉變時期的封建官員，其夷務思想，帶有明顯的愚昧成分；其辦理夷務的一個結果，是中國與各國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耆英雖算不上開明、進步的外交家，但卻是一位力圖重新認識夷人，探求制夷之策的「夷務」大員；雖未必是一位真誠的愛國者、主戰者，但亦決非是可恥的賣國者、投降派。

一提起1858年簽訂的中俄《璦琿條約》和1860年的中俄《北京條約》，大家立即想到100多萬平方公里國土被俄羅斯割占，這在中國人的心靈深處留下了永遠難以忘懷的創痛。過去，中國學者研究這段痛史，多局限於從中俄雙邊關系的視角觀察問題，側重於揭露沙皇俄國侵略成性。徐萬民(北京大學)試圖從另外一個角度提出問題，即追究作為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保衛者的清朝政府的責任。在他看來，中國領土之所以被大量割占，主要因為清朝的邊防體系出現了重大疏漏，封禁虛邊政策出現了嚴重失誤，兵力部署出現了嚴重失衡，以及當事官員的昏庸無能。

1910年冬季，在中國東北發生的大鼠疫是近代規模最大的一次瘟疫災害，死亡人數近6萬，對當時的人民生命財產及晚清政局均產生了深刻影響。在滿洲里第一例疫症被發現之後，在中國東北有各種利害關系的國家借機打起各自算盤。焦潤明和張冬梅(遼寧大學)考察了防疫過程中的各種交涉情況，揭露了西方列強趁機攫奪中國權益的各種活動。

六、關於政治人物的研究

既往關於政治人物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重要的正面人物身上，對於所謂的反面人物關注不夠。在提交本屆會議的論文中，人物研究成為新的亮點。吳義雄(中山大學)利用中英文檔案資料，著重探討了鄧廷楨的禁煙活動。他認為，當1836年太常寺卿許乃濟奏請弛禁鴉片時，鄧廷楨站在了弛禁的立場，因為鴉片進口的合法化可以一舉將廣東地方官員從困境中解脫出來。但在許乃濟的建議被否決，嚴禁政策成為清廷解決鴉片問題的基本方略後，鄧廷楨迅速改變了態度，展開了打擊鴉片走私的行動。然而，鄧廷楨採取的種種措施並未完全奏效。

胡林翼是湘系集團的早期領袖人物之一，在湘系勢力崛起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董叢林(河北師范大學)通過詳細考察聚集在胡林翼周圍的人物，認為胡氏對於湘系內部關系的積極主動處理，富有成效地促進了湘系要員之間關系的協調，從而增強了湘系的內聚力。不僅如此，對於湘系集團「外層」人物，胡氏也充當著與內層結合的主要中介作用。

❹ 求解救：關於晉商大院文化（文化產業）帶來的社會效益怎麼寫

山西明清宅院青磚灰瓦，高牆峻宇，是中國北方最富麗堂皇，最有文化價值的居民建築，他真實地反應了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面貌，這些古老宅院是明清社會中上層主流社會生活理念、生活方式的反映，今天已成為旅遊熱點景區。
晉商大院的文化釋讀
文化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無形的；可以是直白的，也可以是含蓄的；可以是彰顯的，也可以是隱晦的。在物質的建築物裡面，包含著深刻的文化理念。自從有了建築物，就有了建築文化。對建築物進行裝飾，秦漢已有，提起秦磚漢瓦，人們便立即聯想到那古老的年代，古老的文化。明清兩朝，尤其到了清代，中國南北東西具有地域風格的民居，發展到了「爛熟」階段，代表北方建築風格的明清山西宅院，從選址到蓋建再到裝飾細物，處處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的人文內涵。與封建秩序相對應的嚴格的等級觀念蘊含在住宅建築中，吉祥文化、儒、釋、道三教文化等等傳統文化因素都融入了明清晉商宅院中，宅院便有了更多的人文氣質。
等級制度是中國封建政治體制中最顯著的特點，與此相對應的宮殿、廟宇、住宅文化也充分地體現出這個特點。梁思成先生在其 《中國建築史》中說：中國建築外部輪廓的其中一個特點是「絕對均稱與絕對自由之兩種平面布局」，「以多座建築組合而成之宮殿、官署、廟宇，乃至於住宅，通常均取左右均齊之絕對整齊對稱之布局」。
山西宅院也多為左右對稱的正偏結構，正院上高下低，中庭開闊，尊卑有序，等級分明。正院寬敞，正房高大，廂房低於正房，也小於正房。如太谷曹家宅院，正院里正房的屋頂比廂房高，台階也比廂房多一兩級。賬房院則不論正房還是廂房，門前大多不設台階，即便築台階也只是一級而已，以示其比主人位低一等。傭人、保鏢、廚子等人所住的偏院，是緊靠正院廂房牆壁修建的一排低矮的東西房，通往正院的門閂都安裝在正院的一面，這樣主人可以隨時到下人住處走動察訪，下人則不得隨便出入正院。在晉中的明清商人宅院里，這樣的格局都是非常突出的。
封建等級觀念在明清晉商宅院中小姐居住的綉樓略見一斑。封建時代奉行男尊女卑的綱常觀念，小姐的綉樓雖說小巧精緻，但通常低矮狹窄，太谷曹家宅院更是將綉樓縮進幾尺，以限制閨閣中人的視線，禁錮她們的思想，完全將女性置於從屬、附庸地位。
建築與風水是宅院中常常涉及的問題。古人認為，居處風水事關家族興亡，關乎子孫後代的發達，所以置地造房，總要盡可能地附和風水，祛除邪惡，張顯吉祥，因此民間堪輿之術源遠流長。古代的風水包含一定的科學道理，世界建築大師貝聿銘先生在接受香港鳳凰衛視采訪時，曾說過「建築師都相信風水，不是迷信的風水」。明清晉商宅院中，對風水也是頗為講究的。
建院前，先請風水先生堪輿選址，多為負陰抱陽、背山面水之地，背山可以迎納陽光和溫暖氣流，面水可以迎接夏日的涼風，向陽可以採納良好的日照，緩坡可以避免淹澇之患，建造良性循環的小氣候。「仁者樂山，智者樂水」，這一聖人教誨也決定了宅主人對背山面水之地的鍾愛。
基址確定之後，還要請風水先生相宅。風水先生根據建房者的生辰八字，決定住宅中軸線的角度，先用羅盤定準正南正北方向，再向左或向右調偏一定角度，叫做搶陽或搶幾分陽。一經確定正院、正房的位置和尺寸，其餘廂房、倒座房、偏房各房就可依照一定的程式迭減，全院的格局也就基本上確定了。祁縣喬家宅院從一號院的院門向里走時，地平線逐一抬高，至盡頭的正屋，還要修建幾級踏步，既迎合了風水術中「前低後高，子孫英豪」的說法，又符合建築物的內在要求。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在古代被稱為道家四靈，分別代表東西南北四個方位和青白紅黑四種顏色。古人認為東為上為陽，西為下為陰，所以風水裡有「東高西低，陰不壓陽」之說，而且還強調建築物的後部氣勢要高，東邊青龍有流水，西邊白虎有道路，前有朱雀把門，後有玄武鎮守，這樣的宅子才算是福宅。
華夏民族對福、祿、壽、喜等吉祥文化的追求有著悠久的歷史，在住宅建築中，將吉祥文字、吉祥動物、吉祥花卉雕繪在庭院、門樓、屋宇之間，表達了主人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嚮往和不息的生命追求，對調整人的心態、陶冶人的情操，都有益處。
明清晉商宅院中，大到整體布局，小到門墩柱礎，吉祥喜慶氛圍彌漫在各個角落。喬家大院一條甬道將六個院落劃分為南北兩大部分，高空俯視，喬家六院的布局呈現出一個完整端正的「喜喜」字結構，主人的歡悅祥和與雙喜臨門的美好願望盡收其中。同時「喜喜」字結構，有建築美學的講究，如緊湊、對稱的特徵在此一應俱全。太谷曹家的三多堂則將主人期盼多子、多福、多壽的良好心願貫通其間，院落呈現「壽」字形結構。靈石靜升王氏宅院紅門堡，以其內部相通、橫平豎直的幾條甬道擺出了一個「王」字陣，巧妙地將其姓氏規劃在院子里，既符合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的道理，又將前輩對子孫後代加官晉爵的期望寄託其間。在襄汾的丁村民居，清代州同丁坤的宅院門礎石上，將「春」字用幾片細長的竹葉鑲拼而成，並將另一雕刻有麒麟的門礎石與之相呼應，組成「春臨（麟）庭院」圖。在丁宅的廂房柱礎石上，一面雕刻著山西最常見的家畜毛驢，相鄰一面是一長串銅錢，諧音為「屢進錢財」，同時，晉南一帶認為驢是鬼的替身，若是鬼能幫著宅主人聚錢取財，錢財自然就會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清代道光、咸豐年間，有著經商傳統的祁縣人，在縣城及附近的鎮子上廣設店鋪，經營布號、鹽庄、錢庄、票號等等。祁縣城裡現在有近40多座明清多進院落保存完好，這幾十座宅院，整體上是清一色的灰磚牆瓦，房頂上用磚頭砌成「士」字形或「吉」字形的短牆，表達房主人追求陞官發財和人生如意的美好願望。保德縣城的一處民居，門牆瓦當以「壽」字形作圖，牆由元寶狀的磚石壘成，瓦當間的凹陷處，以蝙蝠瓦銜接，既有防止房屋積雨積雪之一般功能，又有人文裝飾的藝術效果，實則將福、祿（元寶牆）、壽三種吉祥統統融入了家宅之中。
中國傳統文化中，儒、佛、道三教所佔的成份很重，佛修心，道養生，儒治世，三教在發展過程中，相互滲透，相互糅合，相互作用。西方文化的進入對中國傳統文化造成了一定影響，但山西地處內陸，因此繼承和弘揚傳統文化仍是山西民居建築文化的主流。現存的明清晉商宅院里，既可以看到宅院人大肆標榜的儒家信條，也可以發現許多與佛、道文化有關的建築裝飾。
將儒家格言刻寫在木柱匾額間，將佛家八寶、道家八仙雕飾在建築上，將歷史人物故事雕刻成一個個最精彩的場景，體現中國固有的倫理道德和禮俗禮制，都是山西宅院中傳統文化的彰顯。
祁縣喬家宅院主人喬致庸，將宅第的正堂命名為「在中堂」，將儒家「中庸」之說嵌入其中。喬家宅院百壽照壁的兩旁，有晚清重臣左宗棠所題的磚雕對聯：「損人慾以復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橫額為「履和」。「和」為中庸之道的核心，，「履」就是施行、實踐，此聯意在標榜喬家尊奉儒家的 「克己復禮」、「禮之用，和為貴」的信條，注重個人修養，提倡道德文章的社會功用。
陽城陳廷敬的相府宅院，當年稱為中道庄，陳廷敬的祖父陳昌言，號稱中道莊主。「中道」為孔聖人所提倡，遇事合於中庸之道，即為得中道的人。院落稱作中道庄，意在誡其行為舉止必行中庸之道，保持言論行為的適度和得體。榆次車輞常家的九世常萬達，將其所修建的一組大型院落取名為世和堂，而他為子孫後代修建的並排十座二進院，也取名為「謙和堂」、「體和堂」、「雍和堂」等等，由此可見，清代山西商民對中庸之道的感悟深刻，中庸之道是他們的人生哲學。
祁縣渠氏家族對山西貢獻最大的是渠本翹，他一生信奉「修德」、「敬業」，渠家五進院的每一扇門額上，都刻寫著修身養性的警言佳句，如樂天倫、德星朗耀、慎儉德、慎言語等等。
陽泉官溝張家宅院的一處磚石拱券門上，有內取「信裕豚魚」、外取「忠貫金石」的門額。《周易·中孚·彖辭》稱：「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對豬和魚類的動物也要講究信譽，何況於人？據說張家就是靠了這樣的經營之道，終至成就了先人的遺願，光耀門庭。
明清晉商宅院中門匾、楹聯上的文字，大都出自古代經書和 《論語》、《孟子》之類的儒家典籍，也有出自神仙列傳、二十四孝、唐詩宋詞一類的書典。這類的楹聯、匾額在山西宅院文化中佔了很重要的位置。對和合之神的供奉對當時在外奔波的山西商人，有著特殊的意義。和合之神本來是一位，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覽志》載：宋朝時「杭城以臘月祀萬回哥哥，……雲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萬里外亦能回來，故曰萬回。」和合之神後來分為二神，稱「和合二仙」，一持荷花，一捧圓合，取和睦同心、事業圓滿之吉祥，明清晉商宅院中很多都雕刻和合二仙圖，表明山西商人旅外經商的不易，寄託家人對頻繁遠游他鄉的親人的期盼之情。
八仙是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的人物，八位神態各異、各持法器的神仙常被雕繪在建築裝飾構件上，山西宅院的八仙雕刻通常採用暗八仙手法，將民間傳說的八仙所執寶葫蘆、鐵拐杖之類的神器嵌入護欄、門楣，祈求八位仙人暗中保佑。宅院每一處裝飾，無不體現實用與藝術的高度統一。宅主人通常在門樓、門墩、照壁、花坊、房檐、屋脊和門窗的空間處鏤雕繪飾，這些雕飾集賢哲之古訓，采古今之名言，頌山川之壯美，銘處世之學問，詠鴻鵠之大志，充滿濃郁的文化氣息，表達了主人藉助蓋房的良機，在建築物上建立起一種家族內部的對話方式。
對話主題包括發家史、家庭未來的夢想、家族的祈盼願望等，合族人置身其中，經年累月，受這種俯仰可見之建築文化的熏陶，與蘊含的意義產生共鳴，形成一種同步有感的節奏，產生暗示性與時代生活默契的舉止行為。
中國建築高超的雕刻繪畫裝飾工藝，在明清晉商宅院中表現得特別充分。裝飾的種類主要是磚、石、木三雕，磚雕主要是照壁、影壁、墀頭、護欄等處，石雕則多在牆基石、柱礎石、抱鼓石、牌坊等，木雕多為門欞、窗格、翼拱等處的裝飾，圖案有動植物、自然現象、幾何圖形、傳記人物、神話故事等，取材來源於西周秦漢以來根據儒、釋、道三教文化與民間吉祥文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形象或文字，也有部分受外來文化的影響。這些圖案形象活潑，裝飾性強，常見的是用一種圖案或幾種圖案組合起來，取其讀音或諧音，賦予豐富的含意，或驅邪鎮宅，或標榜品性，或吉祥喜慶，為凝固的建築材料增添了流動的歷史文化內涵。
木、磚、石三種材料所雕的動物形象主要有龍、鳳、麒麟、獅子、老虎、猴子、蝙蝠，還有喜鵲、錦雞等飛禽類。獅子產於非洲和西亞，被人視為百獸之王，在佛教中也有重要的地位，佛經《傳燈錄》記載：「釋迦佛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獅子吼雲：『天上天下，惟我獨尊。』」獅子由西域和印度傳入中國，建築中常用其形象起鎮宅避邪作用。山西宅院中除了守門獅子外，牌坊石柱、庭院圍欄、影壁照壁間都有獅子，既取 「雙獅富門」的富貴，又有「獅子滾綉球，好事在後頭」的吉祥讖言實現，還有四時平安或事事如意的美意，這是因為山西方言讀音中護、福、富，還有獅、四、事無明顯區別。沁水柳氏宅院的石獅，最有代表性，有單獅、雙獅，也有三獅，神態各異，憨態可掬，栩栩如生，特別是一堵大影壁牆上雕有如意紋飾六神獅，取繁花似錦、富貴永久之意。龍是華夏民族的圖騰，在建築中使用龍形起初是有嚴格限制的，百姓不得隨意雕龍繪龍。清代以來，龍紋裝飾在民居建築中大量出現，山西宅院廣泛採用了草龍、拐子龍的圖飾，只是樣子與宮殿間的飛龍、行龍有很大差別，也不及宮殿龍飾的精緻華麗，不仔細觀看有的飾龍就會被忽略掉。
麒麟也是宅院常見的吉獸，麒麟送子的傳說在民間家喻戶曉，明清晉商宅院中裝飾麒麟獸和麒麟送子圖的地方，通常居住著晚輩，希望後代事業有成，永保家族興旺。
以鹿、鶴雕刻為主題的六合文化在山西宅院中也很常見。六合取鹿、鶴之諧音，六合含義廣泛深刻，或指東西南北天地，或指一年十二個月或時辰的相應變化，六合通，萬事成。靈石王家高家崖的「寅賓」府門，門洞大踏石上鑲嵌了精美的漢白玉石雕圖「鹿鶴同春」，隱喻著「六合通順」。踏入府門，六合通順，何事不成？在祁縣渠家大院的一處磚雕照壁上，同時雕有鹿、鶴、梧桐、松樹，諧音為六合通順。
猴子因其諧音「侯」順應了人們對封侯拜相的追求，在封建時代環境中，商人盡管擁有巨額財富，但依然處於四民之末，社會地位遠遠不及仕途中人。雕上猴子騎在鹿身上挑馬蜂窩，取意「喜祿封侯」，大猴子背上背著小猴子，意為「輩輩侯」，嚮往仕途的心思不言而喻。平遙票號世家侯王賓的二進式四合院，宅門外面有高大的拴馬石和上馬石，拴馬石上雕刻著一群猴子，大猴背小猴，就是暗中企求富貴永保，輩輩封侯。
此外，木雕的窗欞、窗格則常常雕有蝙蝠圖案或其變形，蝙蝠因其諧音「福」而成為民間傳統文化中吉祥之物，這種有翼的飛行哺乳動物在門楣窗欞之上，為人們傳遞「五福臨門」之信息。貓和蝴蝶的圖案常常出現在宅院里老人居室的雕飾上，因其諧音「耄耋」，指的是80歲以上老人，貓蝶的形象就表明為老人祈壽的心意。喜鵲、錦雞等吉祥飛禽多用來暗喻喜上眉梢、錦上添花等意，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植物花草圖飾在山西明清民居建築中比較常見，如葡萄象徵多子多福、人丁興旺，雍榮華貴、國色天香的牡丹，四季長春、芳香濃郁的桂花，「金聲玉韻、蕙心蘭質」的蘭花，壽祥德瑞、品質高潔的菊花，代表百年好合、百事如意的百合，象徵高尚節操、「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等。其中竹子以其風過不折、雨打不彎的高風亮節，歷來為士大夫所欣賞推崇，在宅院的書房、書院等處雕飾竹節，成為在商海沖浪的山西商人附庸風雅之舉。在特別重視教育的榆次車輞常家，祠堂院的南房窗框就是竹節造型，在靈石王家的一處書房院，門框就是青石雕成的竹節門，教育子弟要有竹子的氣節，表達年年高、節節高等良好願望。
琴棋書畫等文人雅士的標志性嗜好，在明清晉商宅院里也是常見的木、石、磚雕刻的題材，可見巨額財富的積累雖使晉商享受到了奢華的生活，但潛意識里封建士大夫的追求也是他們的理想和榜樣。宅以門戶為冠帶，窗是宅主人著力裝飾之處，在靈石王家的一處宅院里，就將三間正窯上部中央的窗欞設計成打開的書卷，正面視覺是書冊凹進去，從樓上看則書卷凸起來，匠心獨運。在王家的另一處宅院里，一扇後窗設計成裝有書軸的打開的書，立意在於「開卷有益」。姜太公渭水釣魚、諸葛亮躬耕南陽、嚴子陵退隱嚴瀨、陶淵明隱居桃花源等歷史故事是士大夫追求高尚人格境界的體現，以此類漁樵耕讀為主題的《四逸圖》同樣出現在晉商宅院中，如靈石王家宅院的一組牆基石刻、沁水柳氏宅院的一些裝飾構件，這也是晉商尊奉儒家文化的證明。
大院人的生活方式
宅院人的生活方式也是宅院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三四百年間，在高牆、深巷、古槐、廣室中生活的富有者們，大多數人過著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的逍遙自在的舒適生活，他們聽聽小曲，看看戲文，逛逛廟會，追趕著許多新潮的東西和時髦的生活，甚至包括吸食大煙等等方面，都與普通百姓甚至官僚階層的人們有一些不同之處。
中國歷史上第一家票號日升昌的財東李大全，合族居住在平遙城郊的達蒲村。由於李大全的精明能幹，特別是把握時機及時將顏料庄改組為票號，使李家迅速積聚了巨額財富。李大全過世後，其子李視箴、李視言、李視聽兄弟三人將票號業務全權委託給票號的總經理，他們則在老家享受著田園生活帶來的愜意和舒心。李家在達蒲村修建了幾棟豪宅，這也是山西商人財富巨額積累以後的普遍風氣。兄弟三人各有宅院，家家都是騾馬成群，人人都是仆佣相擁，出則車馬，入則仆隨，衣則綾羅綢緞，食則山珍佳餚。李家人充分享受著富裕奢侈的生活，在優越的生活環境中漸漸消磨了智慧，消磨了志氣。
明清山西宅院是封建社會後期富貴之家的縮影，雖說從1840年以來中國社會各個方面都發生著巨大的變化，但在古舊的宅院里，看到的依然是傳統的生活方式。據直隸河間府人李燧《晉游日記》記載，清乾隆時，絳州城商賈雲集，民風崇尚華麗奢侈，山西人稱其為「小蘇州」。清末舉人劉大鵬曾在太谷縣一大戶人家私塾中授業，他日記中記錄了很多太谷縣的民俗民風，其中提到太谷當時奢侈者多，勤儉者少，客商口稱的便飯卻是山珍海味、巨鱉鮮魚等美味，重陽節時本應登高觀景，他所居之處雖有高樓，但是周圍樓外有樓，四面皆然，即使登高也不能望到遠處，可見高樓峻宇是太谷城裡最亮麗的景觀。
美國人E·A·羅斯，美國威斯康新大學教授，20世紀初曾來中國居留，撰有《變化中的中國人》一書，其中《中國西部》一章中，羅斯講述了1910年夏季，他與美國駐廈門的領事一道，從山西省會太原城向西南方向旅行，有三個星期，他們一直穿行在一片呈「正方形，有平頂建築樓群的地方」，「在像太谷和平遙這樣的縣城裡，和太原一樣，也會看到山西銀行商獲利的跡象。」「有一位銀行商人擁有五所宅邸，其中有許多庭院，有裝飾的道路，百合花池塘，石橋，夏天乘涼的小屋、大廳，有石桌子、花園和果園，共佔地20到30畝。這些證明了主人以前的富有和地位。」
辛亥革命前後，在社會新思潮的沖擊下，有些人認為接受不接受西方生活方式，是鑒別維新與守舊的主要標志。在山西的深宅大院里，也同樣經歷了這場變革帶來的一些變化。祁縣喬家的喬映霞，在祁縣率先剪去了長辮子，又率先脫去了長馬褂，穿上了中山裝，被當地人稱為「洋大少」，可見其舉動在時人眼裡是多麼標新立異。喬映霞的兒子喬健，1929年畢業於天津南開大學，回到喬家堡後，這位喜歡運動的青年，在村子裡修建了一個籃球場，喜歡溜冰，就讓人把村西的一塊地平整成運動場，寒冷的冬季里，讓傭人從井裡取水澆場，一個溜冰場就建成了。像他這樣追逐新潮的宅院子弟不在少數。
清末時，隨著洋建築在內地的大量興起，老宅院也對現有的一些建築設施進行了改造。喬映霞對喬家的廁所、廚房就進行了一些講究科學衛生的改建。喬映奎在民國10年（1921年）擴建新院時，將窗戶式樣大膽革新，注重採光效果，窗戶選用了大格子的玻璃窗，窗戶上的裝飾開始依照西式建築改進，而且窗棱、門楣上的彩繪圖案和內容，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比如將冒煙的整列火車繪制在立欄之間，火車駛過的橋梁用幾根樹桿支撐。畫面雖說有些幼稚，工藝也不算很精細，然而這是喬家人對新時尚的渴望和追求，是現代工業文明在老宅院里的體現。20世紀初，汽車在中國大陸是很少見的，是絕對的奢侈享受，1920年，太谷曹家人得風氣之先，從天津購買了美式汽車一輛，帶給封閉的山西一種新的消費觀念和時尚，可惜曹家的汽車抗日戰爭初期被日本兵搶劫。祁縣喬家的喬映璜，於1927年從天津購得一輛黑色轎車，並且帶回一個開車的師傅，為祁縣城裡新添一景。
明清時期，經濟發展的速度加快，適應有閑階層消遣的戲劇也得到空前發展，聽戲和組班成為一種時尚。《紅樓夢》中描寫的戲班子、戲台，在明清山西宅院人的生活方式中很容易覓到蹤影。
大約在明代後期的嘉靖年間，蒲州梆子與晉中的民間小曲、地方秧歌結合，產生了山西中路梆子，也稱晉劇或山西梆子，傳統劇目達400多種，晉中一代以晉劇為主，晉劇還在京城唱紅，據說是唱到了宮廷。大院人對唱戲這種娛樂情有獨鍾。榆次聶店王家第十世的王鉞，就是個晉劇迷，他在大院中自建了一座戲台，請戲班到家中演出。戲台對面的兩側有兩個看台，一個是明台，一個是暗台，專供家人看戲。王鉞還組織了一個戲班，名「四喜班」，名伶有大嘴丑、八百黑等十多位，皆為蒲人。王鉞的孫子王棣在家裡還辦了自樂班，成員是家裡人以及傭人、丫環，常常吹拉彈唱鬧到深夜。
在曹家的三多堂里，有一個精巧別致的家庭戲台院，戲台院的院心東西6米，南北8米，院心東西兩側為廊房，在迴廊中走動，或許會讓人聽到流傳甚廣的一首祁太秧歌：「家住在太谷住沙河，北村搭起了台台唱秧歌……」戲台東西寬3米，南北長4米，除亭柱外，實有面積為9平方米。台高僅有30厘米，四周加設護欄。戲台小巧玲瓏，具有蘇州園林建築特色，當年這里該是梨園藝人常來一顯身手的地方。而這北村，也隨著這首太谷民歌而聞名全國。
清朝咸豐十年（1860年）前後，祁縣富商渠氏一族辦起了「三慶戲班」，同治年間渠源淦又組織了一個 「聚梨園」班子，盛極一時。渠家五進院的主院有一處戲台院，戲台坐南朝北，歇山頂式明樓，面闊五間，中間三間較大，門前有凸出的卷棚頂抱廈，下用明柱支撐。將屏門卸除，便與抱廈連成一片，形成20平方米的戲台。東西廂房門前飾有木製隔扇，隔扇一除，便是典型的包廂看台。當年渠家曾不惜重金，組班承戲，高朋滿座，笙歌悅耳。唱戲在婚嫁時最盛，曹家人娶親時，新人拜天地、入洞房後，家裡要唱戲，戲名通常時龍鳳呈祥一類的，表示夫妻和睦，合家歡樂。結語
明清晉商宅院無疑是民居建築藝術的精品，但由於種種原因，長期以來都處在「藏在深閨人未識」的狀態。晉商大院聲名鵲起，始於張藝謀導演的一部影片《大紅燈籠高高掛》。此片的拍攝景點全部選在喬家堡的宅院里，威嚴高大的晉中統樓，福利堂皇的前庭後院，狹窄的甬道高牆，沉重的石獸門扉，還有那些裝飾作用很強、視覺效果極佳的門樓、斗拱、飛檐、石刻、磚雕，再加上精美的明清傢具，別致的工藝彩繪，為影片增色不少，以及演員表演的到位，民國初年敗落家庭的生活圖景被渲染得淋漓盡致，極具藝術感染力。至此，「旅遊不到喬家院，白來山西走一遍」得說法不脛而走。不少人就是看了《大紅燈籠高高掛》以後開到了喬家堡，而且每每為喬家大院昔日得富有和大家族的氣派驚嘆不已。
明清晉商宅院是中國古老民居建築中的精品，鍾情於古建築，鍾愛老房子，正在成為全球文化時尚，於是許多人提出「留住從前」的口號。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的進步，建築不斷地推陳出新，留傳後世的古建築會越來越少，倖存的古舊宅院建築也會越來越被人重視。透過這些充滿傳統建築文化和人文精神、世俗情調的古宅舊院的高屋峻宇和斷壁殘垣，往往使今人能夠更加深入地了解歷史，走進遠去的歲月，明清晉商宅院將那時人類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信念，通過凝固的建築這種無聲的史詩，訴諸現代人，其文化精神將永遠傳承。

❺ 1、為什麼說清末學前教育向近代轉型是歷史的必然趨勢

轉型最根本的是思想的轉變，這個只能從教育開始。實際上，也確實如此，除了留洋，還大量興辦新型教育機構

❻ 軒轅黃帝文化產業的傳承人物

軒轅氏：(公元前2717-前2599年)上古帝王。即黃帝軒轅氏，少典與附寶之子。軒轅首先統一中華民族的偉績而載入史冊。他播百穀草木，大力發展生產，始制衣冠，建造舟車，發明指南車，定算數，制音律，創醫學等，在此期間有了文字。曾戰勝炎帝於阪泉，戰勝蚩尤於涿鹿，諸侯尊為天子，後人以之為中華民族的始祖。
軒輗：(公元～1464年待考)，字惟行，一字惟衡；河南鹿邑人。著名明朝大臣。明朝永樂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進士，授行人司副。明宣德六年用薦改御使，明正統五年晉升為浙江按察使。
軒萬春：(生卒年待考)，字彥績；遼西人氏，祖籍京東玉田。著名晚清秀才、書法家。師承皇象、鍾繇，工真、草、隸、行，其筆法朴質古情，沉著痛快，文而不華，質而不野。其書法下筆著意變化；收筆處回鋒藏穎。善藏鋒，注意頓挫中宮收緊，由中心向外作輻射狀，縱伸橫逸，如盪槳、如撐舟，氣魄宏大，氣宇軒昂。
軒轅集:生於陝西軒家橋。集，會昌時人。武宗好神仙，集以山人進。宣宗即位，流嶺南，居羅浮山。大中十一年復徵至長安，召問長生術。尋歸羅浮。
軒世榮：(生卒年待考)，字軏；遼西人氏，祖籍京東玉田。著名民國文人、書法家。其書體既重師承，又多創新，展現了大膽的創造精神和鮮活的時代特色，以行草見長，筆力爽勁灑脫，運轉變通；其楷書作品雖然留存不多，卻亦見功力，氣貫筆端，形神兼備。其書法筆勢堅勁，能夠兼融飄逸與沉著婀娜與剛健的不同藝術特點，做到質、妍的統一。軒氏的用筆特點是：點畫之內給人以豐滿圓轉，輕重映帶，變化無窮的直觀印象。擅治印，其篆法嚴謹，刀法堅實挺拔，章法工穩停勻而富有變化。他的印章刀法穩重而靈動，加之其章法上分間布白，嚴整茂密，十分精到，在精嚴之下，汰去雕飾之氣，給人以自然、恬靜、茂豐的藝術感染力。不拘於法，妙趣橫生，風格飄逸，疏密有致，自然得勢。
軒轅軻：1926年8月生，字敏毅,畢業於河南大學.河南省睢縣人。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審、教育科學出版社副總編輯。著有《中華民族教育思想纂要》、《中國教育思想通史》龔自珍、魏源的教育思想一章，《中國教育魂》鄧小平的教育思想兩章。發表有《顧炎武的社會教化思想》、《顏元的社會教化思想》等有關教育思想的論文十餘篇；《文心雕龍創作論的若干心理學考察》、《文心雕龍雜摭》等有關古代文論研究的論文數篇。擔任《春秋戰國時期的教育思想》、《南宋事功學派及其教育思想》、《從鴉片戰爭到「五四」時期的教育》、《基礎心理學》等多種獲獎學術著作的責任編輯、終審。
軒錫明：(公元1949～今)，筆名：軒西明；河南桂穎人。著名當代小說作家。1968年畢業於青海省貴德縣中學，現為青海省貴德縣文化館創作員，國家二級作家(副高職稱)。青海省作家協會理事，青海省海南州作家協會副主席，貴德縣文學愛好者協會主席。
軒靜淵：(公元1936～今)，女，河北定縣人。著名西南農業大學教授。1957年7月畢業於西南農學院植物保護專業。1982～1984年在日本東京農工大學植物防疫學科學習。現任西南農業大學植保系教授，昆蟲教研室主任。主講《植物化學保護》、《農業昆蟲學》、《植物抗蟲原理及應用》、《儲藏物昆蟲學》等課程。參加「水稻三化螟預測及防治」研究，獲重慶市重木科技四等獎。
軒玉亭：(公元1947～今)，河南臨潁人。河南省豫劇二團，豫劇表演藝術家，國家一級演員。1966年畢業於河南省戲曲學校主攻生醜行，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中國戲曲學會會員，河南省戲曲學會會員，河南省第二次文代會代表。
軒鴻瑞：(生卒年待考)，號墨子，軒輗之後；河南鄢陵人。著名書法家。工真、草、隸、行，尤擅草。他自己以繼承「二王」傳統為自豪，字字有法，另一方面又效法張芝草書之藝，瀟灑磊落，變幻莫測的狂草，其狀驚世駭俗。而筆法率意顛逸，千變萬化，終不離魏晉法度，變化中達到統一，把裹與藏、肥與瘦、疏與密、簡與繁等對立因素融合起來。章法上，重視整體氣韻，兼顧細節的完美，成竹在胸，書寫過程中隨遇而變，獨出機巧。鴻瑞的用筆特點，主要是善於在正側、偃仰、向背、轉折、頓挫中形成飄逸超邁的氣勢、沉著痛快的風格。字的起筆往往頗重，到中間稍輕，遇到轉折時提筆側鋒直轉而下。捺筆的變化也很多，下筆的著重點有時在起筆，有時在落筆，有時卻在一筆的中間，對於較長的橫畫還有一波三折。勾也富有特色。軒鴻瑞書法中常有側傾的體勢，欲左先右，欲揚先抑，都是為了增加跌宕跳躍的風姿、駿快飛揚的神氣，以幾十年集古字的渾厚功底作前提，故而出於天真自然，絕不矯揉造作。 軒尼詩：(1989年4月7日)，中國鋼琴輕音樂演奏家、創作人、編導及製作人。2012年推出《軒尼詩鋼琴曲輕音樂作品》並發行。軒尼詩出生於軒轅氏家族，歷代以來百家姓記載軒轅為復姓，後省作軒姓（見《史冊》《穆天子傳》）等相關史籍。1989年4月7日出生於山東省鄆城縣，以傳承、弘揚、發展軒轅黃帝文化為主導產業。主要成就：軒尼詩鋼琴曲輕音樂作品。 卞向和：（1960年4月10日），軒轅黃帝文化產業發展人之一，生於山西原平，編劇、導演、書法家，文化部中國演出家協會副秘書長，中國公共關系藝術委會理事、中國書法藝術研究院副理事長。藝術級別：國家一級書法師。
吳奎：（1939年）男，軒轅黃帝文化產業發展人之一，天津寶坻人，1939年生，1965年畢業於北京電視大學中文系，曾任北京市職工美術、書法、攝影協會理事。
現任北京市書法協會會員，北京老年書畫聯誼會常務理事、副會長兼秘書長，北京市老年書畫聯誼會會員，書法研究員，中國公共關系協會藝術委員會委員，中國藝術協會（台灣）理事，江西省安源市詩書畫院名譽院長。

❼ ​晚清時期的軍工業如此發達，清朝為什麼還是滅亡了

清朝滅亡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雖然說在晚清時期的輕工業很發達，但是存在著許多客觀的原因。

清王朝的衰敗與自身的封建體制有著脫不了的干係，閉關鎖國盲目自大是統治貴族自身的弊端。國家的發展需要與時俱進的，是全方面的不能僅僅只依靠軍工業力量的發展來壯大自身的實力，要從根本上去解決才能夠得到更加長足的發展。

❽ 清朝的政治，經濟，文化是什麼樣

1、在政治體制上，清初保留著女真族貴族性質的議政王大臣會議。後來大多沿襲明朝舊制，皇太極設立內三院（內國史院、內秘書院與內宏文院）。也就是清代的內閣。下轄中央執行機關六部。

康熙時期開始實行密折制度和設立南書房來分割內閣的權力，雍正帝時為處理西北的緊急軍務，在皇宮內廷的隆宗門內設立軍機處，全稱辦理軍機事務處。軍機處機構精簡，行政效率高，能迅速處理軍國大事，進一步加強君主專制主義中央集權。

鴉片戰爭之後，為推行自強運動，先後於1861年與1870年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北洋通商大臣，負責對外關系與自強運動的策劃與推行，成為自強運動期間最高行政機關。八國聯軍之後，1911年5月18日清廷宣布廢除軍機處，仿西方國家與日本實行內閣制，內閣總理大臣和諸大臣組成的內成為最高行政機關。

2、清朝經濟發達，人口大增--乾隆時期已達三億，相對使糧食作物的產量需要更加提升。清朝採取開墾荒地、移民邊區及推廣新作物以提高生產量。由於國內與國外的貿易提升，經濟農業也相對發達。手工業方面改工匠的徭役制為代稅役制。

產業以紡織和瓷器業為重，棉織業超越絲織業，瓷器以琺琅畫在瓷胎上，江西景德鎮為瓷器中心。清朝商業發達，分成十大商幫。其中晉商、徽商支配中國的金融業，閩商、潮商掌握海外貿易。清朝曾實施海禁政策，直到佔領台灣後，沿海貿易才稍為活絡，貨幣方面采銀銅雙本位制。康熙晚期為防止民變，推行禁礦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礙工商業的發展。

3、清朝文化又指清朝時期的文化。滿族文化經過漢族文化沖突與融合之後所產生各具兩族特色的清朝文化，大部分情況下亦指清朝文化之實體，並且延續影響民國建立之後。三百多前，滿族（女真）文化就開始了由原始的薩滿文化體系向廣泛吸收蒙漢等周遭民族文化。自滿族征服中原以後，更加專注吸收漢族文化，並以此原始薩滿文化為基礎進行自身的整合與創造特殊文化。

❾ 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晚清卷,十九世紀末,民族工業發展的原因

1872年至1984年中抄國民族工業發展的襲原因
一是在晚清洋務運動的開展，以開明地主階級為代表。逐漸轉變為民族資本家。官方的支持為其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發展機會。

二是民國的建立。本身就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國體。更是鼓勵發展資本主義，實行工業發展政策。尤其是在蔣介石執政初期對四大家族，以及工商行業的整頓規范發展有很大的積極影響。

三就是共和國建立後的事了，初期。通過公私合營，民族資本家接受黨的改造獲得政策的支持。實行計劃經濟下定量生產商品。

四就是改革開放了。四人幫粉碎，冤假錯案的平反，兩個凡是的摒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提出。從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為改革開放的實施創造了優秀的條件。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改革開放，促使「強調以公有制為主題，其他經濟成分為補充，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提出。為民族工業的蓬勃發展開啟了序幕。在後來市場經濟的漸漸實施下。民族工業的發展更是上了一個台階。

1914～1918年中國民族工業得到發展的原因有①辛亥革命沖擊封建帝制
②清政府允許民間辦廠
③北洋軍閥分裂
④帝國主義忙於一戰，暫時放鬆對華經濟掠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