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產業增長率

① 中國互聯網發展歷程

1、在1989年， 中國開始建設互聯網——5年目標：國家級四大骨幹網路聯網。

2、在1991年， 在中美高能物理年會上，美方提出把中國納入互聯網路的合作計劃。

3、在1994年4月，NCFC率先與美國NSFNET直接互聯，實現了中國與Internet全功能網路連接，標志著我國最早的國際互聯網路的誕生。中國科技網成為中國最早的國際互聯網路。

4、在1994年， 中國第一個全國性 TCP/IP 互聯網——CERNET示範網工程建成，並於同年先後建成。

5、在1994年， 中國教育與科研計算機網 中國科學技術網中國金橋信息網中國公用計算機互聯網。

6、在1994年， 中國終於獲准加入互聯網並在同年5月完成全部中國聯網工作。

7、在1995 年，張樹新創立首家互聯網服務供應商——瀛海威，讓老百姓進入互聯網。

8、在1998 年，CERNET 研究者在中國首次搭建IPV6 試驗床。

9、在2000年， 中國三大門戶網站搜狐、新浪、網易在美國納斯達克掛牌上市。

10、在2001年，下一代互聯網地區試驗網在北京建成驗收。

11、在2002年， 第二季度，搜狐率先宣布盈利，宣布互聯網的春天已經來臨。

12、在2003年， 下一代互聯網示範工程CNGI 項目開始實施。

(1)中國文化產業增長率擴展閱讀

中國互聯網發展的四大階段

1、學術牽引期。指的是互聯網從美國引入中國的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國政府科研單位歷經數年的努力，推動互聯網從信息檢索，到全功能接入，再到商業化探索。

2、探索成長期。指的是逐步建立普通大眾對互聯網的認知度和接受度，穩步成長。在這一期間，我國最早一批互聯網公司相繼成立，熱情高漲，一路高歌，不畏互聯網泡沫期帶來的考驗，努力探索互聯網的商業模式。

3、快速發展期。該階段成熟的互聯網商業模式已經建立，「內容為王」的時代慢慢過去，開始轉向「關系為王」的web2.0。互聯網的角色關系也開始轉變，內容的締造者不再只是網站，個體用戶也可以參與其中，逐步通過內容來拓展自己的關系鏈，也就是我們常說的SNS時代。

4、成熟繁榮期。該階段正是我們目前經歷的成熟互聯網階段。從微博的盛行，到2012年移動互聯網的爆發，移動應用與消息流型社交網路並存，真正體現了互聯網的社會價值和商業價值，呈現空前繁榮的景象。

② 中國經濟的發展趨勢

趨勢之一：人民幣國際化步伐加快

人民幣難成自由兌換貨幣，穩健升值是大勢所趨

未來10年，將是人民幣加快走向國際化的10年。2020年，人民幣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比重將超過10%，在國際儲備和外匯交易中的比重甚至將高達15%。到2020年，在美元沒有出現崩潰性貶值的情況下，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將在4.2：1左右，年均升值約4.5%。

今後10年，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將更多地受到我國經濟和外貿持續較快增長的推動，人民幣加快國際化將推動我國利率匯率改革、資本市場擴展、貨幣監管調控水平提高。

相對於我國經濟規模和外貿佔全球總量的比例，目前我國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已明顯滯後，但人民幣國際化水平的提高一直受制於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和金融監管水平。本次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和現有主要國際貨幣尤其是美元的沖擊，為加快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難得的契機。

預計今後10年，我國GDP年均增長8%，至2020年，我國經濟總量將達到75.7萬億元左右，按目前匯率計算，大約相當於11萬億美元。考慮到人民幣升值因素，屆時我國經濟規模可能接近美國水平，超過日本一倍，相當於全球GDP總量的20%。

貿易方面，我國進出口也將年均增長8%，仍將快於全球5%的平均增速。由此，我國外貿總額至2020年將達到6.4萬億美元，大大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占屆時全球貿易總額的13%。並且我國外貿將由順差轉為逆差。2020年，人民幣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比例將大致與我國外貿佔全球貿易的比例相當，而人民幣在儲備資產中的比例或許更高。

人民幣國際化的羈絆依然存在。首先，我國經濟增長過於依賴出口和投資，貿易和投資的雙順差阻礙了人民幣的輸出，而這是本幣國際化的首要條件。即使外貿和投資全部以人民幣結算，出口和投資雙順差也將吸干通過進口支付和對外投資流出的人民幣，造成境外人民幣流通的短缺，或只能以大幅增加外匯儲備來支持人民幣國際流通量的需要，即以美元等外匯的流入換取人民幣的輸出。

人民幣走出去的過程還將伴隨著我國資本市場進一步對外開放和拓展，為境外人民幣持有者提供較充分的可供投資的「資產池」。人民幣利率和匯率的形成機制也將更加市場化，使得持有人民幣的風險降低。資本項下的資金進出管制將放鬆，以滿足人民幣資產投資者對投資安全性和盈利性的流動性要求。

這些趨勢都將推動我國貨幣金融調控手段的完善。

10年之內，人民幣依然難以成為自由兌換貨幣。但人民幣穩健升值則是大勢所趨。預計至2020年對美元將累計升值60%以上，先慢後快，年均升值約4.5%。

趨勢之二：新能源助中國成汽車強國

在中低端汽車市場上將孕育出一批世界知名大眾品牌

到2020年，我國汽車保有量仍將較大落後於美國，千人汽車保有量仍將不及世界平均水平。

汽車市場高速成長帶來的能源和環保壓力將推動我國新能源汽車的發展，很可能成為我國汽車工業縮小與汽車強國之間差距的一個契機。

過去10年，我國汽車生產和市場以超過GDP增速近一倍的高速度成長，私人消費成為推動我國汽車市場快速增長最大的動力。10年之後，汽車在我國城市的普及程度將像今天的彩電一樣，成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大城市家庭擁有兩部或多部汽車將非常普遍，汽車也將大規模地進入農村地區，一些即可用作代步工具又可作為生產資料的車型，如輕卡、皮卡和越野車等，將在農村開拓出廣闊的市場。

中國新車消費市場規模超過美國的時間可能比想像的要快，這一天將在2015年來臨。2020年，我國汽車年產量將超過2000萬輛，比今年翻一番。屆時我國汽車保有量將達到至少1.85億輛，成為全球僅次於美國的最大的汽車消費市場。

高速成長的中國汽車市場將給能源和環保帶來巨大的壓力，迫使中國將加快新能源汽車的發展步伐，同時繼續提高傳統汽車的節能減排技術。技術進步將促使中國汽車工業縮小同世界汽車強國的差距。

如果在發展新能源汽車方面堅持以我為主的發展思路，我國很有可能在新能源汽車領域率先突破，實現我國汽車產業由大到強的轉變。2020年，我國將成為世界上擁有各類新能源汽車最多的國家之一。

2020年，我國汽車出口占整個國內生產的比例將會由去年的7.3%提高到20%左右。伴隨著汽車的大量出口，中國將在中低端汽車市場上孕育出一批世界知名的大眾品牌。

10年前，中國有110家整車生產企業，一汽、二汽和上汽三大汽車集團的產量占整個國內產量的44%。2008年，國內整車生產企業數雖然降到82家，但三大集團的產量占國內總產量的比例只提高不到五個百分點，為48.7%。未來10年，三大集團在國內的地位有可能面臨其他企業後來居上的挑戰。

趨勢之三：能源消費居世界第一

國內能源產出與需求間差距拉大，能源進口占總消費比例進一步提高

未來10年，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費國，但人均能源消費量仍只有日本和西歐國家的一半，不到美國的1/3，相當於世界的平均水平。我國國內能源產出與需求間的差距將進一步拉大，能源進口占總消費的比例將從目前3%提高到2020年的20%.

我國能源政策將面臨巨大壓力，國際上要求中國承擔更多減排義務的呼聲將逐漸高漲。國內民眾環保意識也將明顯加強。兩者將共同推進我國能源結構向清潔化轉變，經濟結構向低碳化轉變。

近年，我國節能減排政策力度加大，能源消費彈性系數自2004年的1.6逐漸回落，2008年降至0.44，在發展中國家和新型經濟體極其罕見。如果這一相對於發展中國家超低的能源消費彈性系數能夠維持，今後10年我國GDP平均增長8%的情況下，能源消費將年均增長約4%，至2020年我國能源消費總量將超過45億噸標准煤，相當於32億桶原油，接近美、英、法、德、意的總和。

國內能源的增產將無法滿足需求的增長，我國能源對外依存度將進一步上升，預計到2020年我國能源需求近20%需要通過進口滿足。預計2020年，我國能源凈進口將超過八億噸標煤，相當於5.6億桶油當量，約佔全球能源出口總量的1/5。

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能源需求增長將快速推高能源價格。以石油為例，10年後原油價格將沖上200美元/桶(2008年不變價)，至少牢牢站穩在150美元/桶以上。煤炭、天然氣、液化氣以及鈾的實際價格比今天翻番也基本沒有懸念。

能源消費增長帶來的二氧化碳排放問題正日益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今後10年全球氣候和環境問題將超過恐怖主義成為頭號國際議題。據《BP世界能源統計》，2000年至2008年，全球能源年消費增加約20億桶油當量，其中我國消費增量佔一半以上。

大力發展水電、核電、風電乃至太陽能等非碳基能源，並大力發展和推廣硫回收、碳捕集等清潔能源技術，是我國走出能源困境的唯一出路。預計到2020年，煤炭占我國能源消費比例將從目前的70%下降到60%以下，相對清潔高效的油氣比例將從23%提高到近27%，非碳基能源比例將從7%提高到15%甚至更多。

趨勢之四：銀行走向「金融百貨公司」

銀行杠桿化產品將通過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對實體經濟投資產生積極影響

未來10年，我國商業銀行將從傳統以「融資中介」為核心向以「財富管理」為核心轉變，零售業務將成為未來銀行的主要利潤來源，目前對銀行利潤貢獻最大的對公業務佔比將明顯下降。

未來銀行將減少對靠存款籌集資金的依賴，金融創新帶來的高杠桿化金融衍生品將大大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傳統銀行存貸利差的盈利模式將逐漸讓位於中間業務的盈利模式。

未來銀行對客戶的意義不再是「存錢罐」和「貸款批發商」，而是以銀行業務為核心，輻射保險、證券、基金、產權經營等多個領域的「金融百貨公司」。對客戶的財富資產管理將是銀行最核心的業務。

未來銀行在代客理財時，投資領域將從股票、債券、基金等傳統領域擴展到結構性衍生品、商品乃至藝術品。

銀行將不再以櫃台服務為主，目前在銀行網點供客戶繳費、存取款、查詢的金融終端有望「飛入尋常百姓家」，網上銀行將完成過去只能在銀行網點辦理的各種業務。作為銀行為客戶推出的最便捷的支付工具，銀行卡在功能和外型上將有大的飛躍。

隨著非銀行金融機構的業務逐漸向銀行滲透，出於追求規模經濟和分散風險的考慮，大銀行不得不採取兼並、收購等手段，擴大自身規模，以提高競爭力，由此將催生一批以商業銀行為主體的從事混業經營的金融控股公司。

作為金融加速器，銀行杠桿化產品通過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對實體經濟投資產生積極影響。同時，銀行消費信貸推動消費者杠桿化率提高，對擴內需、調結構的經濟轉型戰略發揮積極作用。

趨勢之五：由紡織大國邁向紡織強國

創新將促使我國紡織服裝產業結構向價值鏈高端延伸

未來10年，中國將由紡織工業大國躍變為強國。在紡織服裝市場整體保持快速增長的同時，家用尤其是產業用紡織品市場的擴展將尤為引人注目。就纖維消費總量而言，服裝、家用和產業用紡織品將「三分天下」。

作為時代變遷的重要符號，服裝以非文本的方式記錄著歷史的變遷。未來10年服裝更加多元化是不容置疑的趨勢，休閑生活理念將更廣泛更深入地滲入服裝消費，人們更加追求通過服裝顯示自己的文化層次和品位。

我國服裝市場的發展前景未可限量。回顧改革開放30年，我國服裝企業數從僅約兩萬家增加到近30萬家，從業人員從不到百萬增加到超過400萬，服裝產量從不到20億件增加到超過200億件，服裝出口從約10億美元發展到超過1000億美元，我國成衣出口總量佔全球出口總量份額超過三成。目前我國城鎮人均衣著支出超過1000元，是農村居民的五倍以上。未來城鄉服裝消費市場都將呈現巨大的發展空間。

相對於服裝，家用和產業用紡織品市場空間更為廣闊。目前我國服裝、家用、產業用紡織品消費纖維的比重為53：33：14，與本世紀初的68：22：10相比，服裝佔比明顯下降，預計10年後，這一比例將演化為40：35：25，類似於當今歐美國家「三分天下」的格局。

未來10年，我國紡織工業的增長點及對社會的貢獻將主要體現在產業用紡織品上。產業用紡織品市場規模將急劇擴張，覆蓋交通、鐵路、水利、機械、醫葯衛生、軍工等領域。城市化進程和新農村建設也將充分釋放裝飾用紡織品、床上用品等家用紡織品市場需求。

未來10年，紡織工業在我國國民經濟實現本世紀頭20年發展目標的進程中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撐作用。紡織工業產業規模將保持增勢，但增長速度有所放緩，產業結構得以優化提升。預計到2020年，我國纖維加工總量將突破4000萬噸，保持在全球總加工量中40%的比重。

趨勢之六：文化創意產業迅速崛起

潛力最大的是文化與其他產業尤其是製造業的深層次結合

未來10年，文化創意與傳統產業將快速融合，形成一種新興的經濟發展範式———文化創意經濟。文化和創意元素的融入將提升傳統產業，而傳統產業的產品和服務也將成為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

互聯網等數字傳播技術的日新月異將極大地激發全民創意，並將加速創意的商業化實現。今後10年大量文化創意企業將層出不窮，並在此基礎上形成數個綜合性旗艦企業。2020年，這些企業對我國GDP的貢獻率將從目前的3%提高到約7%。

今後10年將是我國文化消費高度繁榮的10年。傳統文化產業在自身升級發展的同時，將加速向其他產業的滲透。文化和創意將大規模地作用於旅遊業、製造業甚至農業等其他產業，全面催生以傳統文化產業為基礎的文化創意經濟，推動中國製造走向中國創造。

未來10年，擴大內需和大力發展服務業的政策，將為文化創意經濟的發展添加新的催化劑。潛力最大的還是文化與其他產業尤其是製造業的深層次結合。

高新技術將是文化創意經濟的加速器。數字傳播技術傳入千家萬戶，使個人隨時隨地參與和發表創作成為可能，數以億計的網民是一筆非常巨大的創意資源。

個人化屬性強烈的數字傳播技術還將催生無數中小文化創意個人和企業。目前，我國已有約32萬家注冊登記的文化企業，從中將會崛起一批跨行業、跨媒體、跨所有制、跨地區的文化多媒體集團，其中將會產生三到五家跨國界的超大型旗艦集團。

中小文化創意企業將在專業化、精細化的細分市場各領風騷，但大量零散的創意人才和企業趨向於按領域、流派、功能在一定的區域集聚。這些文化創意集聚區也將打造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品牌。

趨勢之七：網路生活進入物聯網階段

「物聯網」將引領電子消費進入一個更便捷、人性化、智能化的新時代

最近"物聯網"這三個字開始迅速走紅。也是，每天一堆所謂的"物聯概念"往漲停板上封，想不紅也不行。

未來10年，計算機、互聯網、通信等現代電子信息技術將加速相互融合，我國消費電子產業融合創新的趨勢將越來越明顯。物聯網將在消費電子產品中廣泛應用，引領電子消費進入一個更便捷、人性化、智能化的新時代。

消費類數碼產品設計將呈現出更加便攜化、個性化的趨勢。小型化、超薄化並具有時尚、輕巧、簡單易用特性的數碼產品將成為消費的主流。綠色技術成為消費類電子產業首要關注的焦點，節能、環保、健康的產品設計理念，成為消費類電子產品的主要發展趨勢。

未來10年，高科技結合人性化、個性化將成為消費類電子產品的技術追求和研發哲學。信息技術的日新月異催生數字化、網路化、智能化的新應用不斷涌現，消費電子產業的邊界將日益模糊，產品門類五花八門。滿足個性化需求的大屏幕、可上網液晶電視、大容量快速存儲技術、高清晰數碼影像產品、高度集成的信息終端等產品將實現結構的不斷創新和彼此無縫連接，在工藝設計領域趨於實現人與信息的充分完美結合。

數字家庭將成為消費類電子產品未來的強勁增長點。信息技術的家庭應用實現了家電產品高度的數字化和聯網化。

數字娛樂產品設計更注重個性和時尚，更強調用戶的情感體驗和用戶界面的設計，追求讓用戶在使用中得到樂趣甚至是驚喜。工業設計由產品設計轉向與商業模式相結合，由硬體設計為主轉向軟硬體設計融合。超薄產品進入普及時代，無數新產品將以更輕、更小的面貌呈現。

健康消費成為消費類電子產品創新的主流之一。消費者對消費類電子產品特別是家電產品的關注點已從價格向產品、技術、品質和使用成本轉移，尤其對節能降耗的關注度普遍提升。

未來10年，「物聯網」這個高科技名詞將由概念逐步走向大規模應用，掀起世界信息產業的第三次浪潮。它通過感應器把新一代IT技術充分運用在各行各業之中，形成普遍連接的互聯網路，實現人類社會與物理系統的神奇整合。藉助「物聯網」，人類能夠以更加精細和動態的方式管理生產和生活，全新的網路新體驗將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趨勢之八：糧食長期處於緊平衡

良種推廣、化肥應用和提高機械化水平仍然是糧食增產的有效手段

未來10年，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膳食結構改善，將對我國人均糧食消費量產生一定的影響，但糧食消費增長的主要動力將來自人口總量增加。到2020年，我國人口總數將達到14.1億左右，糧食工業和出口需求在政策調控下有望保持相對穩定，糧食需求的增長將在10%左右，需求剛性較強。

國家扶持糧食生產的政策措施對保障糧食供應至關重要，而科技進步對糧食單產的貢獻有較大提升空間，未來10年我國糧食增產將超過10%。但長遠來看，糧食生產受資源、氣候、技術、市場等因素影響，大幅增產的難度加大，我國糧食中長期仍處於緊平衡狀態。

未來10年應著眼於糧食安全的國際視角，樹立互利合作、多元發展、協同保障的新糧食安全觀；著眼於我國豐富的食物資源，樹立以穀物為中心、糧食為重點的綜合化食物安全觀，最終構建供給穩定，儲備充足，調控有力，運轉高效的國家糧食安全保障體系。

當前，影響我國糧食生產的關鍵因素是糧食播種面積和糧食單產水平。由於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加快等，我國糧食總播種面積呈下降趨勢，但隨著科技進步、農業投入加大等因素影響，我國糧食作物單產水平卻不斷上升。2008年我國糧食單產提高對總產提高的貢獻率達到81%。預計到2020年糧食單產年均增長1.13%。根據糧食安全戰略目標規劃，到2020年我國糧食播種面積將穩定在15.5至16億畝，糧食產量將達到5.7至5.9億噸。若此期間，糧食單產能保持年均增長1.70%以上的較高水平，到2020年，我國糧食產量將突破六億噸關口，達到6.1至6.3億噸，步入一個新台階。

良種推廣、化肥應用和提高機械化水平仍然是糧食增產的有效手段。良種將是提高糧食單產的首要因素，預計未來10年，小麥、玉米、水稻良種覆蓋率將接近100%，大豆將提高到95%以上，良種因素可使糧食單產提高10%左右；化肥利用率將會不斷提高，預計未來10年，化肥對糧食增產的貢獻率在10%左右；農業機械化可解決勞動力不足問題和提高糧食單產，預計到2020年，我國耕種收綜合機械化水平將達到70%，實現主要作物關鍵環節生產機械化。

生態農業和轉基因技術對未來10年我國糧食生產不會產生太大的影響。生態農業作為一種可持續和環保的發展模式，是一個長期趨勢，短期內還不會成為農業發展的主導模式；對於轉基因技術的爭議也難以很快得出明確結論，因此主糧大規模轉基因商業化種植仍將受到嚴格限制。

要保障未來10年我國的糧食安全，必須做到「四個確保」：確保糧食總產量持續穩步上升，全國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突破5.5億噸，人均糧食佔有量實現400公斤；確保我國大宗穀物基本自給，大米、小麥和玉米的自給率保持在90%—95%，大豆自給率力爭恢復到55%—60%，豆類、蕎麥、穀子等小雜糧擴大出口；確保國家糧食儲備規模保持在相當於當年糧食消費總量的25%—30%的水平上，小麥和稻穀的儲備量分別保持在50%和25%左右；確保形成建全和完善的現代糧食物流系統。

趨勢之九：資本市場趨於國際化

資本市場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將提升我國在全球資本市場的份額和地位

未來10年，中國資本市場將進一步向市場化、國際化方向發展，基本完成從「新興加轉軌」向成熟市場的過渡，初步形成完善的、多層次的資本市場格局。

我國資本市場的深度和廣度將大為拓展，股票、債券、商品期貨和金融衍生品市場全面發展，市場層次更為豐富，在全球資本市場的地位和作用不斷發展、提升，成為與中國經濟地位相匹配的、在全球資本市場中佔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國際化的資本市場。

未來10年，上海將躋身於國際上為數不多的幾個市場種類比較完備的金融中心，形成包括股票、債券、貨幣、外匯、商品期貨、OTC衍生品、產權交易等在內的金融市場體系。創業板主戰場在深圳。創業板上市公司將給中國經濟中最具活力的中小企業注入生機。

2020年，滬深市場市值將達到80—100萬億元人民幣，比目前翻兩番，上市公司數量有望從目前的1638家增加到5000家。機構投資者快速發展，其中共同基金、信託基金、企業年金、保險基金和社保資金等機構投資者在證券市場上的份額將佔到90%左右。

屆時債券市場規模將超過股票市場，可能會是股票市場規模的2至4倍，債券融資占國內金融機構部門融資的比重將從目前的10.8%提高到35%以上。

更多的大宗商品期貨品種將陸續推出，能源、金屬、農糧畜牧產品等期貨品種日趨完善。金融衍生品，如股指期貨、利率期貨、債券期貨和外匯期貨也相繼推出。

在我國資本市場廣度和深度擴展的同時，其市場化改革到2020年也將基本完成。

市場各主體分工更加明確。一是市場在產品、交易工具、募集方式以及監管要求上，將具有可供投資者選擇的多個層次。二是監管部門的主要職能將從目前代替市場對發行人和投資者作實質性判斷和審批，轉變為完善各市場的監管規則並監督市場參與者執行。三是投資者可視其需要自主選擇參與哪個金融市場，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由監管部門決定其參與哪個市場以及如何參與。

未來10年，外國企業和投資者將不斷進入中國市場。兩年之內，外國企業很可能有望獲准在國內資本市場上市融資。預計到2020年，上交所上市的境外公司比率將達15%左右，約為1000家左右，其中世界500強至少有50家；B股市場將有可能與A股合並；同時更多優秀的外國企業可以在債券市場發行人民幣債券。

隨著資本流動限制的逐漸放鬆和外匯管制的不斷改革，資金雄厚的機構投資者將在全球范圍內尋求投資機會。預計到2020年，境外的機構投資者會成為上海、深圳等市場的重要參與者，在中國大陸資本市場掌管投資資金將超過2000億美元。

外國投資者將成為國內資本市場的重要參與者。中國國債將成為外國央行外匯儲備資產的一部分，我國的企業債也將成為大型金融機構全球資產組合的組成部分。其次，人民幣「外國債券」，即國外政府、企業在中國大陸發行以人民幣為面值的債券，市場規模將越來越大。第三，到2020年在海外還將出現相當規模的人民幣「歐洲債券」市場，我們認為中國香港最有可能成為人民幣「歐洲債券」的主要市場，上海也將為人民幣「歐洲債券」交易提供離岸市場服務。

趨勢之十：城鎮化率將接近六成

戶籍制度將逐步開放，中小城市將成為吸納農村人口轉移的主力。

未來10年，我國城鎮人口將達到八億，城鎮化率將接近60%。與發達國家普遍的80%的城鎮化率仍有很大差距。

戶籍制度將逐步開放，尤其在中小城市。中小城市將成為吸納農村人口轉移的主力。

計劃生育政策將長期實行，因此城鎮人口自然增長率很低，城鎮人口增加與過去20多年一樣，將主要來自農村人口的轉移。

按戶籍計算，我國目前城鎮人口不到五億，比常住人口少一億多。這一億多城鎮常住人口屬於「不完全遷移」，其特點是單身、短期流動，人在城市工作，其家庭、消費、權利行使和保障都在農村地區進行。這部分「不完全遷移」人員今後若得不到制度設計的保障，將成為中國社會重大的不穩定因素。

因此，現有戶籍制度的改革以及相關的配套公共服務的完善是大勢所趨。預計未來我國戶籍制度改革進程將加快，進一步清除農村進城務工勞動力在城市落戶的體制和制度障礙。由此，今後10年我國實際城鎮化率將從目前的約37%提高到42%以上。

但現有的戶籍制度不可能完全取消，否則我國將出現其他不少發展中國家出現的城市大規模貧民窟的現象。

由於戶籍制度在大城市放開的阻力較大，而且如果就業環境允許，農民更願意選擇離家較近的城市實現永久性遷移。預計今後更多的資源將向中小城市分配，擴大其就業容納能力，改善其生活環境，加強其公共服務水平，使這些城市的戶籍制度有條件向進城務工人員徹底放開。

城市化進程將推動中國農民人均收入的增長。隨著進城務工農民的加速增加，非農務工收入占農村居民收入的比例目前約為40%，預計未來10年將提高到50%。考慮到相當一部分轉移勞動力已經實現「完全遷移」，其收入增長將劃歸城市部分，因此原有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將比統計中的農村居民收入增長更快。
證券界

③ 中國人均壽命從35到77，壽命變長對我們的生活有什麼影響

中國的人均壽命從35歲到77歲，這在中國人均壽命上有著質的變化，眾所周知，大家都喜歡活得更長久一點，而從35歲到77歲，這代表著中國人均壽命增長了將近40多歲，順便變長對我們的生活肯定是有極大影響的，這其中就包括養老保險以及工作年齡的長度，在之前人均壽命35歲的時候，到40來歲，人們就已經算是年齡很大了，而到現在五十歲六十歲而還在工作崗位上的人比比皆是。

因為國民生活質量水平的提高，中國的人均壽命開始緩慢增長，相應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的人均壽命肯定能夠更高，只有偉大的和平，才能夠給人民帶來幸福，才能夠有效地提高人民的人均壽命

④ 試比較一下長三角和珠三角各自的優勢和不足以及各自發展前景

「珠江三角洲地區已經過度發展了，由此也出現了許多問題。」「中國太大了！每個地區都有很多的人口，超過一億人口的地區就很多，都是一個很大的市場，地區間的競爭是必然的。」

對於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中長江三角洲同珠江三角洲之間的經濟競爭，東莞台商協會副會長郭山輝做出了上述評論。東莞台商協會是中國大陸會員最多的台商協會。

郭山輝本人是做豪華傢具生意的，在東莞建廠已有多年，在全世界做歐美市場的傢具生產商中，他的企業排在世界前五名以內。但就在不久以前，他在上海附近設立了分廠，並且有連根拔的跡象。由於他的遷移，當地與其生產相配套的七家台資企業同他一起遷往上海。在那裡，當地政府給了他幾十畝土地，讓他擴大生產規模。因為他的企業規模大，又是新來投資，因而每當他回那裡，必有官員去機場迎接，並悉心探問一番。據介紹，在東莞投資的台商，絕大多數都在長江三角洲地區建立了分廠或分公司，最差的也要建個辦事處。

曾因改革開放先行一步而成為沿海明珠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正在面臨來自長江三角洲地區咄咄逼人的競爭。這種壓力可以從不久前廣東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三個「高度重視」上體現出來，其中一個就是：高度重視以上海為龍頭的長江三角洲迅猛發展的勢頭，並提出要學習他們的成功經驗。的確，如果考慮到珠江三角洲經濟對外向型經濟的高度依賴，那麼外資北上對珠江三角洲的影響，不論怎樣評估都不為過，因為它直接影響到這一地區的未來。

當我們目睹世界五百強雲集上海，台灣電子業龍頭企業紛紛奔向長江三角洲地區，特別是，連珠江三角洲的台商也蜂擁北上時，我們不能不為珠江三角洲的明天而擔憂了。對珠江三角洲來說，確實有一個深刻反思、並在此基礎上給自己重新定位的問題。

市場：沒有長三角遼闊

在談及為何去上海設立分廠而不在當地追加投資時，郭山輝表達了自己的看法：「長江三角洲的政策比較靈活，優惠，而且政府不收費，這是一個很大的差別，東莞這邊收得比較厲害。那邊招商很積極，政府服務好，統一窗口辦事，效率高。」

「就國內市場來講，如果要把規模做大，應該在華東、京津唐地區分別設廠。如果規模不夠大，還是呆在東莞。」

郭山輝的意見在台商群落中是有很大的代表性的，而且他所談的問題，不僅對於台商有意義，也是任何外商決定投資時必須考慮的因素。從市場角度來說，長江三角洲包括上海市、蘇南地區以及浙東北地區，共15個城市，土地面積99678.5平方公里，人口7470.55萬人(截至1999年)，國內生產總值為13740億元。而珠江三角洲包括廣州在內共計14個縣市，土地面積41698平方公里，總人口為2262.14萬人(截至1999年)，國內生產總值6439億元。從幾方面數字看，兩者都相差一倍以上。

從城市化發展水平來看，長江三角洲地區也高過珠江三角洲，這一地區形成的以上海為中心，南京、蘇州、杭州、寧波為次中心的城市帶，城鎮體系等級齊全，城鎮規劃質量較高。與此相對，珠江三角洲無論在城鎮的規劃質量，布局的合理性，城市功能的發育方面，都還存在一定的差距，表現出過分依賴「香港因素」的特點，市場的輻射性也不如「長三角」。

由於地理上的區隔，珠江三角洲的經濟歷史上就不具有對內地的輻射性。改革開放20年，它也一直是以大進大出的加工貿易見長，對市場的輻射和影響主要在國外而不是國內，因此它對中國經濟上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出口大省這個角色上。這一點，同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正好相反。

再從整體經濟實力來考察，中國大陸經濟實力最強的35個城市，有10個位於長江三角洲，全國綜合實力百強縣，這一地區佔了一半。如此具有誘惑力的市場，自然是任何外來投資者絕對不能忽視的。事實上，那些由珠江三角洲北上，或者不去珠江三角洲而直接投資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外商，絕大多數是奔著這個市場而來的。用東莞台商協會會長張漢文的話來說，「是為了內銷的目的。」

不過問題在於，珠江三角洲地區過去也是有過30%的內銷比例這一說法的，為何對外商沒有吸引力呢？

張漢文會長道破了其中的原因：「以前是有30%的內銷比例，但是實際上沒有人去碰內銷，萬一海關來查怎麼辦呢？比例、數額不容易確認，這邊的海關太嚴了！」

張漢文本人的主要生意是做鞋，不過他生產的鞋屬於軍需品，供應美軍用的，在鞋類中屬於高科技。9·11事件後，別的台商生意不景，唯獨他「風景這邊獨好」。他自己承認，他和他的家庭成員近來也到江蘇去投資了。一是在江陰投資了一個高科技生態農業項目，二是在無錫建了一家制衣廠。

張漢文說：「海關的問題，其實在全國的政策都一樣的，但是這邊的海關似乎特別嚴厲。」與此相比較，長江三角洲的一些地方很重視台商的這塊心病。為了吸引珠江三角洲的台商去他們那裡投資，他們來招商時，甚至專門帶當地海關關長一起前來。據了解，當初崑山組團來東莞招商時，隨團的當地海關關長就當面向當地台商詳細解釋各種有關海關的政策法規，並向台商大派定心丸。

政策全國一樣，操作卻大有講究，商人當然是最現實，最會比較的了。

人力資源：遭遇制約

珠江三角洲地區人力資源素質不高，以及難以獲得大批優秀人才，是記者訪問中北上的台商們一致的印象。

東莞台商協會會長張漢文說：「在珠江三角洲這邊人才的取得比較困難，高級一些的人才都要到內地去招聘，甚至要到內地高校去預定大學畢業生。」協會副會長郭山輝也表示：這里的勞動力基本上是外來人口，大學的供應量不足。東莞城市過度發展，居住環境不好，造成高級人才不願意來。

實際上，東莞以及珠江三角洲的工人不僅是「外來人口」，其中絕大多數就是內地的農民，而在內地農村，九年制義務教育並未普及，就是說，東莞的工人相當一部分連初中都沒有畢業，其素質可想而知。當地一名港資玩具廠的設計工程師告訴記者：「這些工人怎麼這樣遲鈍，怎麼教都教不會！」而談到管理人才乃至高級人才，那更是珠江三角洲的弱項。

一項統計數字顯示：1999年，上海、浙江、江蘇三省市人口佔全國的10.4%，而高等院校、高校教師、在校大學生、科研機構數及科技人員分別佔全國的13.9%，14.9%，16%，12.7%和14.4%；而同期廣東人口佔全國5.8%，上述其他指標分別為4.7%，4.3%，5.4%，5.2%和3.1%。如果按人均比例來看，1999年江蘇、浙江和上海市每百萬人口擁有高校1.13所，研究機構5.59所，每萬人擁有2.54個高校教師和30.37個在校大學生。國家計委國土開發和地區經濟研究所的胡勇博士對此評論說：珠江三角洲科技創新能力普遍不高，缺乏知名的研究型高等院校，與其GDP在全國名列前茅的排名很不相稱。

而在吸引外來人才方面，廣東省人事廳一位不願公開姓名的負責幹部透露：在吸引海外留學人才方面，目前廣東省做得遠不如上海，甚至不如北京。在吸引內地人才方面，近年來雖然通過高收入吸引了一批人才，但同實際需要相比，仍然顯得不夠。而且在引進人才的實際操作中，存在著重形式而不重內容的現象：廣東一家高科技企業常年在當地一家大報上刊登人才招聘廣告，但是大批高級人才卻被拒之門外，原因何在呢？據該企業內部人士透露，這是企業以這種形式給自己做形象廣告，招人倒在其次，同時因為招聘廣告屬於分類廣告，收費反而便宜，可謂一舉兩得；另一方面，不少珠江三角洲企業在招聘人員時，動輒非碩士，博士學位不要，但人員招聘進來後，只能做普通的文員工作。這種人不能盡其才的現象本身就說明，當地消化吸收人才的能力不強。

人力資源對珠江三角洲經濟發展的制約不僅表現在人才的缺乏和人力素質的低下：由於當地勞動力幾乎全部是來自內地省份的農民，因而勞動力的流動性極大，當地外資企業很難培養出一支穩定的熟練工人隊伍。特別嚴重的是，隨著珠江三角洲地區社會勞動保險逐步強制推行，一些內地農民工為了獲得一部分保險賠償，動輒在各企業間隨意「跳槽」，造成外資企業蒙受損失，而長江三角洲的情況則截然相反。記者幾年前在浙江蕭山的一次采訪，可以很好地說明：為何外資企業寧肯支付高於珠江三角洲的人力成本也要去長江三角洲投資。

那是一家港資企業，在這家企業進蕭山開發區之前，開發區管委會把有關規定對香港老闆先講清楚：企業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招收工人，但是工資發放不能低於當地法律規定的最低工資水平，二是勞動社會保險一定要交，在此前提下，開發區工會組織將努力協助工人安心工作，努力生產。香港老闆一算，雖然人力成本比珠江三角洲稍微貴了一些，但工人都是當地人，一律高中畢業，不少還是技校或職業學校畢業生，也值得。於是一不做，二不休，乾脆請了一位原來擔任過村委書記的老先生擔任工會主席，從此勞資雙方和睦相處，工人也敬崗愛業，有的女工從十七八歲開始在工廠做起，一直到結婚，生子，仍然不離開這家工廠。相比之下，這種情形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絕少出現，而勞資糾紛不斷倒是成為珠江三角洲勞資關系的常態。兩地相比，人力資源環境誰更有吸引力，已是相當明白了。

政府服務：稍遜一籌

談起政府服務的不足，不能不提到珠江三角洲城市的「過度發展」問題。

從城市管理來說，中國政府歷來是根據當地常住的戶籍人口來設定管理部門的人員編制的。而珠江三角洲地區城市的一個現實是：外向型經濟的迅猛發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勞動力，結果導致外來務工的暫住人口極大地超過本地戶籍人口，像東莞、深圳等城市，本地人口與外來人口之比已經達到1∶4甚至還要多，但是政府管理部門的人員編制卻仍然是按照戶籍人口的比例來配置，這樣一來，管理效率的低下也就是必然的事了。長期困擾東莞等地外資企業的社會治安、城市交通問題，就是這種城市「過度發展」的後果。

作為廣東省最大的製造業中心，同時也是經濟實力最強的城市之一，任何一個外地人第一次到東莞時，一定會為城市交通管理的混亂感到驚訝，逆向行駛、沖紅燈比比皆是，摩托車滿街亂跑，車輛過後一地塵土。更有甚者，有時你滿街很難找到一個警察。張漢文對此分析說：「東莞的城市(管理人員)編制問題，治安、交通警察的編制沒有跟上東莞作為外來移民大市城市發展的要求，按照本地居民人口數定編制肯定是不妥當的。東莞外來人口已經達六七百萬，城市(管理人員)編制沒有跟上，警察編制跟不上，就拉治安隊來充數，而治安隊沒有經過正式訓練，素質很差，有些根本就不是正經人，結果帶來很多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治安不好也就不奇怪了。廣東省一家傳媒駐當地記者站站長評論說：「不是東莞當地不想治安好，是它編制就這樣多，一點辦法都沒有！」

但是據張漢文反映：有些公安執行公務不講策略，有影響台商經營的現象。「當有懷疑台資廠有違法現象，還沒有證據，還在調查中，就一下子帶走好幾個人，都是工廠的核心人物，造成工廠停產。對於外銷企業來說，無法按時交貨的損失是沒有辦法彌補的。」

張漢文介紹，東莞個別基層政府有違法行政的現象。「比如對工廠邊角廢料的處理問題，以往外資企業對自己工廠生產過程中產生的邊角廢料，一般都是找一個合適的價錢賣掉，然後給員工發放獎金或者搞福利，但是後來要求統一賣給與政府有關系的廢料處理廠家，他們又故意壓價，所以台商不願意把廢料賣給他們，結果發生武力搶奪的惡性事件.這樣就太不應該了！因為邊角廢料其實還是屬於業主的財產，怎麼處理是業主自己的事情。」

而說起華東來，台商們一致反映：當地政府很珍惜招商的機會，加倍對其禮遇。張漢文介紹說：「那邊幾十個城市向我們招商，已經在東莞的台商是他們特別要吸引的對象。那邊的政府部門、銀行上門服務，直接來和你溝通，我們隨時可以和他們的縣市領導直接溝通。」

根據記者的長期觀察，長江三角洲地區政府吸引外商(特別是台商)最厲害的招數是：關照和規范。江蘇、浙江一些城市因為處於招商的早期階段，所以對外來的投資者關照有加，而且這種關照往往是由當地主要負責幹部出面實施的。因為招商事關政績，當地負責幹部常常親自出馬幫助外商排憂解難，並和這些外商建立固定的聯絡管道，這對於具有中華文化背景的外商來說，特別能給其安全感。另一方面，對於大的外來投資，當地政府以規范和優秀服務相對應。因為大企業不同於中小企業，需要在政策的灰色地帶得到官方的照顧，它最看中的是規范，而曾經作為中國計劃經濟大本營的上海地區，在規范這方面是有傳統的。

長江三角洲地區政府以不同的辦法對付不同的外商，並且常常兩手並用，獲得了外商的普遍好感。

城市分工與產業整合：仍處於「戰國時代」

近來在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發展中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那就是：長江三角洲地區正在逐步形成經濟一體化，各地自覺地認識到上海的龍頭老大地位，開始進行各自資源的整合和調配，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定位和分工。

在政府層面，兩省一市政府空前加強了彼此之間的溝通和協調。目前已經有了常務副省長、常務副市長之間一年一度的定期交流。用上海市常務副市長蔣以任的話說：上海與江蘇，浙江對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發展前景有著共同的認識，下一步兩省一市要全面加強區域經濟合作，推動經濟互補互動，各揚所長，共同發展。在外來投資方面，目前的現實情況是：製造業去江浙，商業服務業去上海；中小企業去江浙，大型企業去上海。現在，高科技台商紛紛向崑山、蘇州、無錫等地群聚，形成完整的IT製造業群落。上海則為周邊企業提供產前、產中和產後的全方位服務。據香港《文匯報》報道：上海和崑山、蘇州、吳江等地政府已經逐漸達成「錯位發展，形成特色」的共識。而內資企業例如春蘭集團，則宣稱自己有兩個總部，「泰州是製造總部，上海是投資總部，泰州交的是製造稅，上海交的是投資稅。」這種具有不同功能和定位的城市群落，為外來投資者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選擇和市場。而相比之下，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經濟協作則相當令人失望，用「戰國時代」來形容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以基礎建設而論，在珠江三角洲如此狹小的范圍內，居然同時存在著深圳、珠海、廣州幾個機場，現在廣州還要再建新機場。而港口建設呢？目前已經有了廣州黃埔港、深圳鹽田港、珠海高欄港、中山南沙港，而南海還要再建新港。從宏觀經濟角度來看，這中間無疑有著資源的浪費，同時也暴露出一個問題：珠江三角洲的主要城市各有企圖，彼此間無法協調和溝通，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地區缺乏一個大家公認的領頭羊城市。

再以城市功能和定位而言，據介紹，廣東省原來明確支持以「中心城市」定位的城市只有廣州和深圳，而今年上半年東莞市委書記佟星高調向媒體宣布「東莞要建成現代化中心城市」。據說，有更高層的領導支持這一新定位。再從產業來看，深圳有一年一度的「高交會」，東莞就來一個「電博會」，順德、珠海、中山、惠州、深圳，各地都在搞家電製造業，產業趨同性十分明顯。

這種戰國紛爭的結果，造成資源的浪費，無法形成整體力量，其區域經濟的競爭優勢自然大打折扣了。

出路：「大珠江三角洲」的構想

通過以上四個方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在市場和人力資源方面，珠江三角洲在相當時間內無法同長江三角洲抗衡，特別是人力資源，不是短期內可以解決問題的；而政府服務，特別是區域經濟協作，珠三角則有比較大的改進空間。最重要的是，珠江三角洲必須在經濟上和香港進一步融合在一起，建立一個「大珠江三角洲」經濟區，在這一過程中，自覺地維護香港的龍頭地位，發揮其亞太金融中心的帶頭羊作用。如果能做到這一點，在相當長時間內，「大珠江三角洲」在國內的地位將無可能取代。

要實現上述目標，珠江三角洲各級政府在思想上必須擺脫唯我獨尊、排外的狹隘視野，真正理解「富而思進」的深刻含義。不在思想上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珠江三角洲的明天實在令人擔憂。

關於同香港合作建立「大珠江三角洲」經濟區的問題，對廣東未來前途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目前有兩個問題必須要解決，一是雙方利益的協調，二是中央的態度，因為這畢竟牽涉到「一國兩制」。就第一個問題而言，雙方必須要平衡協調各自的利益。廣東未來要重點發展現代服務業，電子信息、軟體技術、生物工程、新材料和環保工程等高新技術產業，而香港未來經濟要走高增值服務路線，鞏固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旅遊中心和貿易運輸物流中心的優勢。新加坡媒體評論說，「香港要維持固有優勢，而廣東今後的經濟發展重點可能將香港的優勢壓縮到僅剩金融一項。實際上，如果廣東省政府不協調珠三角一帶的基礎建設，像珠海的高欄港、中山的南沙港、深圳的鹽田港，未來都會憑借低成本與香港集裝箱碼頭搶生意。」要平衡和協調各自的利益，必須要貫徹這樣的原則，一方有利另一方有害的事少做或不做，對雙方有利的事多做。

至於中央的態度，則是粵港雙方所無法迴避的，因為這牽涉到「一國兩制」的實踐。今年8月底在香港召開的「粵港台經濟合作論壇」上，剛剛爆出深滬京居民可以免簽證赴港一日游，公安部馬上就表示操作有困難。因此，如果說開放20年來珠江三角洲經濟的迅猛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央的政策，那麼未來珠江三角洲的前途仍然系於中央的決心。建立「大珠江三角洲」經濟區，不是粵港雙方自己就可以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