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產業發展例子

❶ 文化產業的發展現狀

2020年上半年我國文化產業營收達40196億元

近幾年我國規模以上文化及相關產業企業數量在6萬家左右波動。其中，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文化及相關產業調查企業數量為5.8萬家，較2018年減少2311家。到2020年上半年，全國規模以上文化及相關產業企業數量為5.9萬家，比2019年同期增加3635家。

——更多數據參考前瞻產業研究院《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前景預測與產業鏈投資機會分析報告》。

❷ 簡述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歷史

1、1978—1999年是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預熱期。

這一階段，我國政界、學界和企業界對文化產業展開了熱烈討論，討論的焦點是文化可不可以產業化、文化能不能夠產業化、文化與經濟的關系、文化是否構成生產力等問題。

2、2000—2005年是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初創期。

在2000年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提出「推動有關文化產業發展」的基礎上，黨的十六大將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作為相互關聯的兩個重要概念提了出來，強調：「積極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文化產業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

3、2006—2011年是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體制改革攻堅期。

這一階段，我國基本完成了出版、影視製作、發行、廣電傳輸、一般國有文藝院團、首批非時政類報刊出版單位等國有經營性文化單位的轉企改制，政企、政事分開和管辦分離逐步推進。

(2)文化產業發展例子擴展閱讀：

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的未來趨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進入新時代。對於我國文化產業來說，新時代意味著我國文化產業將從粗放的鋪攤子式的發展模式向高質量、高層次、精細化發展模式轉變。

這就要求文化產業進一步加強頂層設計，規劃好未來發展藍圖；突出創新、創意、創造性發明和原創知識產權掌控，堅持內容為王；推動互聯網、數字技術、人工智慧等與文化、審美、藝術的高度融合，大力培育文化創意產業新業態；

推動文化創意產業進一步跨界運行，創造出一批適應市場化運行的新形式；注重以文化產業新業態、新形式催生文化消費新模式。

❸ 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現狀分析

（一）我國文化產業低水平供求關系與非對稱結構性矛盾

我國的文化市場已有"長足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方面，經濟社會生活各方面條件迅速改善，人民群眾的文化娛樂需求正在被迅速釋放；另一方面，各種新型文化產業門類不斷產生，文化產業結構性變化頻繁。但是現有統計數字顯示，我國文化產業還處在一種低水平供求平衡和非對稱結構性矛盾的狀況之中。

從絕對值來看，我國居民的文化消費需要與文化產業部門的供給之間並沒有很大的出入。

從需求方面說，2000年，我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了849美元，反映城鄉居民生活水準的恩格爾系數也降至50%以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6280元，人均消費性支出是4998元，其中被列入統計的，與文化相關的旅遊、娛樂和耐用消費品、教育、文化服務、通訊等項消費總計949元，佔到可支配收入約19%。按照我國目前大約有4億城鎮人口計算，我國目前城鎮居民文化消費需求大約有3796億元。農村居民人均收入達到2253元，人均消費支出中通訊和文教娛樂類支出280元，總計達到2520億元。這樣算下來，我國與文化相關的消費需求應該在6000至6500億之間（6314億元）。

從供給方面看，根據有關統計數據匯總，我們的文化產業各行業近年來（1998或1999年）進入統計的產值大約是6000多億（1998年6240億），其中教育、文化藝術及廣播電影電視業1812.9億元（1998年），國內旅遊收入2831.92億，圖書報刊355億元，郵電通訊是1235.1億元（1998年），音像製品12.7億。（廣告業等尚未計入。

以上兩個大致相符的數字不過是分別從供需兩個方面描繪了我國文化市場的規模，卻還無法得出我國的文化產業發展狀況可以令人滿意的結論。略做分析就可以看出，文化市場的現狀只是一種低水平的供需平衡，更何況，由於還存在著各種體制性問題，所以它還只是一個存在結構性矛盾的、非對稱性的平衡。

根據國際上的研究，在人均GDP跨越1000美元時，消費支出中吃穿用類比重大大下降，住房類基本不變，而文化精神消費類支出開始大大上升；第三產業應該佔到GDP總量的40%左右，其中文化類產品的產值所佔比例也大大增加。我國目前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但是第三產業的比例（33.2%）低於這個標准達6個百分點，其總量大約是5000億人民幣。盡管我們可以去除由於消費習慣和體制因素而出現的誤差，並去除可能用於非文化類消費的支出（如醫療等），餘量也應該有3000至4000億人民幣。

對於這3000至4000億人民幣的市場空缺應該做如何理解？

一種解釋是，我國居民文化消費能力被大大壓抑了，因此制約了文化產業的成長。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這一點。比如說，根據我國文化產業部門各種散見的數字，我國的電影業、電視業存在大量的經營不善和虧損，許多作品出版後無人問津，庫存積壓嚴重；而一些作品卻不明原因地驟然獲利。有統計表明，電影的生產近年來在走下坡路。1992年我國共生產了170部故事片，為近10年來之最，此後1995年是146部，1996年是110部，1997年是88部，1998年只剩下82部。我們本應不斷增加的觀眾都上哪裡去了呢？近年來，火爆一時的傳統文化娛樂業如歌廳舞廳等經濟效益迅速下滑，成為虧損行業。這些現象說明，我國文化產業部門所提供的產品，有相當一部分不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和不斷變化著的文化消費需要。

還可以做另一種解釋，即我國居民事實上已經實現的文化消費有相當一個部分沒有被列入統計。目前音像界有一個被公認的市場容量計算方法，即根據居民的消費類視聽技術設備的擁有量估算音像製品的市場容量。根據這種方法，我國居民目前大概擁有：電視3.5億台、CD機1000多萬台、VCD機3000多萬台、LD影碟機500多萬台、多媒體電腦1500多萬台，等等。如果按照每個硬體每年均需要10件（套）新的音像製品統計，據信每年音像產品的總銷售額應有超過1000億元的規模，但根據有關部門1996年的統計，我國的音像製品只有不足20億元的正版收入，占總量的2-3%；根據1999年的統計，正版收入約有50億元 ，即使由於政府加大"掃黃打非"的力度，正版率有所提高，據信實際市場規模也應該在1500億至2000億左右。這方面的事實說明，有相當大部分居民的文化消費需求正在流失。我們的文化市場供需之間存在巨大的結構性缺口應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文化市場巨大的供求差別已經成為國家文化和經濟安全問題的隱憂。目前我國居民個人金融資產已經達到9萬億元左右，銀行存款約7萬億元，隨著我國在住房、養老、醫療和教育等方面各項改革措施的逐步推出，人們對文化、教育和娛樂的消費需求將得到進一步釋放。這是一個巨大的市場空間，甚至已經形成了一個目前我國文化產業無法填補的真空。加入WTO後，國外文化產業集團將可能以技術與內容的多重優勢大舉進入，迅速佔領我國的文化市場，文化市場"有限開放"的政策在市場規律的作用下可能會在不長的時間里遭遇嚴峻挑戰。

近年來，人們頻繁地看到這樣的數字：英國文化產業的年產值將近600億英鎊，從業人員約佔全國總就業人數的5%；日本娛樂業的年產值早在1993年就超過汽車工業的年產值；美國的文化產業更加發達，其視聽產品出口額已經成為第一大出口產品，並在國際市場上占據了40%以上的份額。根據媒體的報道，我國政府已經開始考慮允許一些國際知名傳媒集團進入我國媒體市場。這是一個重大的信號，說明文化產業國際化的進程可能出人意料地加速，我國文化市場已經暴露在國際文化資本的強大壓力之下，我國改革開放20多年積累的經濟和文化之果已經成為國際文化資本垂涎的目標。

（二）我國文化產業經營單位眾多但產業組織集約化程度不高

面對巨量的市場需求，以及國際傳媒文化集團大兵壓境，我國的文化產業在總體上缺乏競爭力，難以滿足人們群眾不斷增長的文化需要，這一點足令我們憂慮。我國的傳統文化產業誕生於計劃體制之下，長期以來既被行政體制分割又被各種政策保護。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的總體格局，表現出經營單位眾多，產業集約化程度不高，資源極度分散和不講經濟效益的突出特點。在文化市場迅速成型的今天，這些特點全部轉化為弱點。

從人員規模看，僅以文化部所屬文化產業機構為例。截至1999年，我國文化部下屬的企事業機構共33.07萬個，這里包括了藝術演出團體、影劇院、圖書館、群藝館和文物保護單位，從業人員共166.15萬人；當年國內演出場次是42.3萬場；國內觀眾達4.69億人次。文化娛樂業有機構17.47萬個，90.3萬人；文化市場其他經營機構9.7萬個，23萬人 。這些單位的特點是大多機構較小，如文化部下屬每單位平均才有5人左右。

從經營規模看，音像業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國音像製品的生產、復制單位近600家，每年生產正版音像製品（盒帶、VCD、CD和DVD）兩萬種約2億件（盤），平均每家企業年生產34萬件，月生產不足3萬；而銷售單位約有7萬個，每年全部正版音像製品銷售2億件，平均每個銷售點一年不過賣3000來件，日平均竟不足10件。圖書批發零售業是另一個例子。1999年文化部所屬圖書批發零售機構有13056個，2.3萬人，營業收入只有5.45億元，人均2萬3千元左右，每天營業額為60來元。

資源分散和集約化程度低的問題在新聞出版和廣播影視業中表現得極充分。我國新聞出版體制與傳統工業經濟管理體制有共同特點：新聞出版單位必須是以一定級別的行政機構為"上級單位"，並且建立在其財政撥款的基礎上。這些新聞出版單位一旦形成就被固化，既不能淘汰也不能重組；新的需求一般產生於新的行政機構，通過新的撥款來建立，同樣先天不足。長此以往，新聞出版機構就隨著行政機構的膨脹而膨脹起來。這些新聞出版機構大都規模狹小、重復建設、效益低下，既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要，又造成了資源的閑置和浪費。近20年來，特別是近10年來，各有關方面一直在嘗試對文化管理體制進行多方面的改革實驗，但是基本狀況並沒有根本性改變。

據1999年的統計，我國報紙有2038種、期刊8178種、出版社500餘家，電台電視台3000餘座。這是一筆經數十年積累形成的巨大而寶貴的文化資源。在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基本形成的今天，如果我們自己不迅速對其加以整合、優化，轉變其經營模式，增強其競爭實力，必然成為國際性傳媒巨頭的獵取對象。

（三）我國文化產業的傳統的資源配置機制與市場化要求之間正在形成尖銳矛盾。

近年來，我國文化產業的體制改革開始進入"快車道"。 1998年，我國政府職能部門不再直接辦刊辦報，退出出版經營領域，切斷了新聞出版單位與各個政府機構的傳統依附關系；2000餘家報紙和8000餘家刊物被"逼"上產業化運行的軌道。1999年，開始了傳媒集團和多傳媒文化產業集團的組建；2000年，"傳媒概念"走紅股市，開始嘗試傳媒集團與資本市場的結合。文化產業的體制改革後浪推前浪，從分行業的、局部的改革，逐步進入整體性改革的階段。

但是，資源配置機制混亂，條塊分割和行業壁壘與市場化要求之間的矛盾仍然困擾著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

文化產業的基礎是市場，現代市場經濟要求公開、公正和公平的競爭，反對各種形式的地方保護和壟斷；我國傳統的文化事業單位是按"條塊"（地方和行業一縱一橫）分割的方式設立的，目前盡管已經在不同程度上開始與行政主管部門脫鉤，實行"專業歸口管理"，但是，離真正的市場競爭還有相當的距離。甚至還有一些企業利用與行政機構的傳統聯系，利用企業特殊的社會公益性質和意識形態功能，壟斷資源，操縱市場，謀取暴利；而另一些文化企業在做大以後，要做跨行業跨地區的資產重組甚至兼並，卻往往遇到阻力。在加入WTO的形勢下，在國際性"傳媒匯流"趨勢的影響下，一些廣電、報刊、出版企業在地方政府的協調下成立了集團公司，實現了"強強聯合"和"資產重組"甚至在當地從事了一些跨行業、跨媒體經營。這當然是一種進步。但我們也注意到，"媒體匯流"在西方是一種市場趨勢，在中國則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手段，如何將結構調整與體制轉型結合起來，仍然是個問題。

這樣，文化產業的發展就與深層次改革問題相遇了：文化產業是一個特殊的產業，既具有一般的行業屬性，又具有社會公益性質。其中的核心產業門類如傳媒產業，既具有大眾傳媒的特點，又是黨和國家的宣傳渠道。如何基於這些特點做出制度性的安排，既按照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康發展，又保證先進文化的主導作用，這是一個全新的問題，需要我們以創新的精神大膽開拓。

但是，保證廣大人民群眾的文化權利是一個更為根本性的問題，也是我黨和國家確保對社會主義文化事業領導權的基礎。應該看到，在加入WTO和深化改革的形勢下，在數字化信息技術的沖擊下，傳統傳媒制度的經濟基礎和技術基礎已經發生了變化，人民群眾的文化權利的實現方式也已經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從以國家行政機制為中介的非自主方式，轉向以市場為中介的自主選擇方式。這就要求我們積極探索在市場競爭條件下發揮傳統政治優勢的新辦法。因此，我們應特別注意研究調控文化市場發展的新體制、引導精神產品流通的新機制，以及活躍文化生產的新組織形式。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促進文化的發展。

當然，我們也看到，在出現了全球性的"傳媒匯流"和"放鬆管制"之後，由於文化內容產業發展的不平衡，甚至是西方發達國家也在重新考慮如何以新的產業政策、新的制度性安排對待文化內容產業的問題。保護民族文化遺產，弘揚民族文化傳統，確保民族文化安全，已經成為世界各國面對全球化的共同戰略主題，將會出現許多值得我們借鑒的經驗。我們的政策制訂人員需要做的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

（四）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先進性要求與文化原創能力不足之間形成戰略矛盾，資源潛力不能轉化為產業實力

發展我國的文化產業還是有一些得天獨厚的條件。首先是中國文化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世界上使用華語的人口為世界之最，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除在中國境內，還在東南亞、北美及歐洲的華人區具有廣泛的影響。這應該說是中國的文化企業進行市場開拓的最有利條件，因為語言和文化的差異一直被認為是經濟全球化和國際交往中的最大消極因素。在經濟學的壟斷競爭理論中，保持產品差異被認為是維持產品在市場上的壟斷力量的關鍵。文化產品的差異首先是來自價值觀及表達手段的獨特性的；文化差異也是我們在國際競爭中和在趕超發達國家時可以依賴的比較優勢。

從生產要素的角度看，中國的文化資源異常豐富，舉世公認。幾千年乃至更長時間的文明發展，幅員遼闊的國土上還留存著許許多多的歷史文化遺址、遺跡，還有各種類型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景觀；圖書館、博物館里保藏著數以百萬計的藝術珍品、典籍和文物；中國人的言談舉止、風情習俗、節日慶典中保留著大量有形無形的文化符號；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對傳統文化進行了不間斷的研究和播傳。凡此種種，都為中國文化產品乃至其他可以負載文化符號的耐用消費品的設計、生產、創新提供了不竭的靈感源泉。

但是僅僅滿足於此顯然落後於時代。當今世界，文化已經具有原生形態、經濟形態和技術形態，新興文化產業得益於資本市場和信息技術兩駕馬車拉動，才有了前所未見的高速度，才將大批文化資源轉化為產業和財富。我國正是在上述兩個方面都顯得被動和遲鈍。

比如，文化旅遊是將民族文化資源潛力化為產業實力的重要方式，旅遊業在我國文化產業各門類中還是產業化程度最高的部門，但是，在該領域將文化遺產轉化為產業的成功案例至今還極為鮮見。從多年前全國各地災難性的"人造景觀熱"，到近年來有關部門關於文化遺產所有權和管理權能否分離，市場機制如何引入問題上的多次爭論，許多問題還沒有進行徹底討論，並轉化為合理的政策法規。事實已經證明，憑空建造的主題公園永遠不會有信譽，而文物的粗放利用則無異於破壞，正確的道路顯然應該在這二者之間。但是，在如何將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有機結合，做到既保護了文化遺產，又推動了文化旅遊，我們還未能有一個較為明確的方針，因此而貽誤了諸多發展的機遇。

文化遺產數字化是將民族文化資源轉化為新興產業基礎的一個關鍵環節。目前，"文化內容革命"正在世界范圍內展開。世界各國為迎接信息時代的到來，正大規模地將文化遺產轉換成數字化形態。199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開始推動"世界的記憶"項目，該項目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圍內推動文化遺產數字化，以便永久性地保存，以及最大限度地使公眾公平地享有。1999年，在芬蘭倡議下，歐盟國家開始啟動一項多國框架性合作項目，名為"內容創作啟動計劃"，文化遺產數字化被確定為基礎性內容。我國的文化資源數字化進程因國家數字圖書館工程的啟動（1996年）可以說動手並不晚，但直至目前，還沒有形成國家發展戰略，還沒有將其上升為國家文化產業建設的基礎性工程，這不能不說是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一個深層危機。

向數字媒體轉移是將傳統文化資源開發為經濟資源的必要步驟，實質上是為空前規模的產業整合準備條件，具有巨大的經濟意義。國際性信息技術集團和文化傳媒集團早已開始著手整合世界各國的數字文化資源，為開發新的世界市場做好准備；中國文化資源關繫到對中國文化產品市場的佔有，這塊市場也為他們覷覦已久。1999年，美國大片《木蘭》已經向我們敲響了警鍾：中國的文化資源已經經國際傳媒資本之手轉化為文化產品，成為中國文化產業界的強大競爭對手；2000年五一節，我國經歷了第一個"假日經濟"高峰，敦煌洞窟壁畫在大量遊人參觀的壓力下"不堪重負"，美國的基金會開始與我商談"數字化虛擬洞窟"計劃；同年，日本信息技術企業加速了與我國故宮博物院關於建立數字化多媒體網上故宮博物院的談判進程。這兩件事說明，發達國家已經藉助經濟與技術雙重優勢，開始謀求對我國文化資源的新一輪開發，這一動向值得我們關注。

（五）WTO規制與現行中國文化產業政策支持系統之間的矛盾

WTO是一種法律體系和政策系統。WTO所形成的諸多協定、協議廣泛涉及到文化產業的各個領域，有關文化產業的規章條例主要包括在WTO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保護的基本規則，即《服務貿易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之中。因此其基本原則也就自然地成為各成員政府制定和執行國內文化貿易政策的文本基礎，這就必然地要給這個國家的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產業政策支持系統帶來制度、法律和政策性影響。

我國自80年代以來開始進行文化體制改革，90年代開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至今已經初步建立起了由一系列行政法規和規章構築起來的文化產業政策系統，以及由這個系統建立起來的文化管理機制，包括：《文化娛樂場所管理條例》、《演出市場管理條例》、《電影管理條例》、《出版管理條例》、《廣播電視管理條例》、《音像製品管理條例》等，基本上涵蓋了現行文化產業領域。

然而問題是，現有的文化產業政策文本系統，基本上都是在兩種體制轉型過程中制定和形成的，並不是為加入WTO、或根據WTO原則而制定的游戲規則，因此，很大程度上帶有計劃體制的痕跡，這就出現了現存政策的目的性與WTO對中國文化產業政策的要求之間的矛盾。同時，由於我國不同領域里的現行文化管理與文化產業政策主要是由政府的不同行政主管部門制定並以政府的名義發布的，因此，行業和部門的利益保護色彩比較濃重。這樣一來，在整個政策的價值規定、功能及政府對社會文化資源的權威性分配中，應有的公共性、公正性和公平性就比較差。而所有這些都是與WTO貿易自由化原則、透明度原則、市場准入原則等存在著明顯的不一致和內在的規則沖突。

我國政府正在逐步加大文化管理體制改革的力度，《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的修訂頒布已經在國內法與國際法的規制對接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然而，由於這些措施並未從根本上解決我國文化產業發展在體制和制度上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如行政壟斷、市場准入、投資主體多元化、文化企業產權關系改革等，因此，舊有的矛盾不僅沒有消除，還進一步激起了新的沖突。同時，由於原有的文化政策系統並未因機構的改革和文化行政主管部門的合並而失去政策效能，還出現了新機構執行舊政策，"新瓶裝陳酒"的現象。在有的地方和領域，文化行政權力在資源重組和優化配置的名義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這種權力的高度集中，使得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制定的文化產業政策不僅沒有失去原有的制度基礎，反而獲得了新的支持。

我國文化產業管理部門已經提出"大文化管理"的思路，但是由於缺乏政策系統的創新支持，預期的改革效果並未出現，於是政府也就難以實現從"辦文化"向"管文化"的戰略轉變。對中國來說，順利進入WTO的關鍵是實現制度創新和政策系統創新的有機聯動，倘若在制度和政策的層面上不能實現整體性創新，我國文化產業在21世紀的發展前景也就可能並不是那麼樂觀的。

文化產業是一個特殊的產業，而且目前還處在發展和轉型過程中，因此，存在的根本性問題還是體制性的。任何國家的產業政策的基點都是兩個，即以市場為基礎，以政策為導向，更何況我國的文化產業是生存和成長於一個更為特殊的環境中的。在一定意義上，我們今天對文化市場和文化產業的認識，以及依此制定的文化產業政策的合理性，將影響著今後相當長一個時期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並還會進一步影響我國整個經濟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發展文化產業已經成為共識，但是一個真正合理的產業政策的制定過程才開始，目前我

❹ 求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歷史！！！！！

中華文化，亦叫華夏文化、華夏文明，即漢族文化，漢文化。且流傳年代久遠，地域甚廣，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稱為「漢文化圈」。中國文化不但對韓國、日本，對東南亞、南亞一些國家如菲律賓、新加坡、越南等國家和地區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鄭和七下西洋更是加深了這種影響。由此形成了世所公認的以中國文化為核心的東亞文化圈。隨著中國國力的強盛，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國包括亞洲、歐洲在內的一些國家都對中國文化給予了高度的認同和重視。
漢唐以後，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儒釋道思想以及文字、繪畫、建築、雕刻等等，傳入了日本等國，譬如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在日本的傳播，形成了日本的朱子學、陽明學；唐鑒真東渡，中國的佛教文化以及雕塑等傳到日本，大量日本遣唐使如吉備真備、高僧空海、阿倍仲麻呂等到中國研習中國的文化。如此，使日本的文字、建築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在韓國，影響最大的是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明清以後的實學思想，如果人們不知道李退溪、曹南冥、李栗谷、洪大容、丁若鏞等人是韓國哲學家，僅看他們的著作難以判斷作者的國籍。韓國被西方國家稱為是儒教國家的活化石。特別是其中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和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和思考，焦點是它們與中國文化的關系問題。
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❺ 簡述中國文化產業發展之路

中國的文化產業伴隨改革開放產生，發展壯大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推進第三產業發展的九十年代。

八十年代中期，一些文化單位在以文補文工作中開展經營活動，部分單位試行企業化經營管理，使文化產品和服務的商品屬性顯露出來。進入九十年代，鄧小平視察南方的談話發表，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國家頒布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方針政策，對文化產業發展提出挑戰也帶來了機遇。文化產業開始進入加速發展時期。根據目前掌握的資料，1990年至1998年全國文化系統文化產業的增加值由12.1億元，增加到83.7億元，增長了6倍；文化產業機構由6.8萬個，增加到9.2萬個，增長了35%；從業人員由49.5萬人，增加到72.1萬人，增長了46%。與此同時，社會所辦的文化產業發展更為迅猛。1990年，社會所辦的文化產業在總量上還遠遠小於文化系統，但到1998年，社會所辦文化產業，的機構總數已經是文化系統的2.7倍，從業人員為1.5倍，所創增加值為1.5倍。初步形成了由文藝演出市場、電影電視市場、圖書音像市場、文化娛樂市場、文化旅遊市場、藝術培訓市場、廣告傳媒市場等門類構成的文化市場框架體系。

在看到文化產業加速發展的同時，必須看到目前我國文化產業發展還不充分，總量規模偏小、社會化、產業化程度低、結構不合理，尚不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根據目前掌握的材料，1998年全國文化產業增加值（廣播電影電視、新聞出版）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0.26%，占第三產業增加值的0.8%。而一些發達國家文化產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1997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文化娛樂消費支出（部分項目合計）僅占其經常性消費支出的2.35%，這種狀況不僅遠遠低於發達國家，也低於一般的發展中國家。

隨著新世紀的到來，國民收入水平將逐步提高，閑暇時間增多，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會有大幅度提高文化消費市場潛力巨大。因此我們要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有效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把它塑造成下一世紀的經濟增長點。

❻ 外國文化產業事例

美國百老匯2008年的票房收入幾乎未受影響、倫敦西區音樂劇的預售票房比2007年高了13.5%，以戲劇和劇院為代表的文化產業，對一個城市，尤其是國際化的大都市所帶來的經濟影響，究竟有多大？
吳丹
金融危機一周年之際，當人們在驚濤駭浪之後開始盤點時，驚訝地發現，美國百老匯在整個2008年的票房收入幾乎未受影響。跟過去一樣，百老匯的劇院產業依舊為紐約市帶來51億美元的經濟效益。而在倫敦西區，戲票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大賣，當地音樂劇的預售票房甚至比2007年還高13.5%。
在這場風暴面前，文化的重要性越發凸顯，並獨立堅挺地呈現出一種反周期態勢。這也使人們再次思考：以戲劇和劇院為代表的文化產業，對一個城市，尤其是國際化的大都市所帶來的經濟影響，究竟有多大？
今年，由上海靜安區政府主導的「靜安現代戲劇谷」正式啟動，這一野心勃勃的項目正是追著百老匯和倫敦西區的輝煌而去。近日，國內外學術界、文化界和商界人士齊聚上海「2009福布斯•靜安南京路論壇」，試圖探討文化的商業價值，以及中國上海能否以「靜安現代戲劇谷」為坐標締造出下一個世界戲劇商業街區。
文化如何推動城市經濟
在現代戲劇史上，美國百老匯和英國的倫敦西區堪稱無可挑剔的獨特樣本。戲劇文化與城市之間的關系，在這兩座大都市裡體現得淋漓盡致。
早在1870年代，紐約市的劇院就紛紛聚集到時代廣場附近，這些劇院每晚燈火通明熠熠生輝，所謂「偉大的熒光帶」，就是指百老匯從那個年代開始的繁榮景象。這一景象持續到20世紀50年代，在黃金(228,-1.64,-0.72%)時期，百老匯的42街道布滿劇院，夜夜歌舞昇平。不幸的是，隨著經濟的蕭條，百老匯在20世紀60年代陷入低谷，許多劇院倒閉，色情場所和犯罪活動長驅直入，到了80年代，遊客和紐約市民都不敢再踏足時代廣場。
在百老匯，歷經百年滄桑的家族企業有不少，美國倪德倫環球娛樂公司是其中之一。倪德倫家族的年輕傳人小羅伯特•倪德倫曾多次來過上海，當他看到政府對「靜安現代戲劇谷」所投注的人力物力，立即聯想起紐約政府當年對百老匯的力挽狂瀾。
「紐約新政府上台後，意識到『一個充滿生機的時代廣場和百老匯產業將促進城市的發展』。於是，政府進行了一系列干預，打擊犯罪、清理色情場所，讓人們恢復安全感。此外，政府收購了7家劇院，建立『時代廣場聯盟』的非營利機構，每年在時代廣場慶祝新年拉攏人氣。百老匯的戲劇慢慢回歸，時代廣場又成為紐約市的文化娛樂中心。」小羅伯特•倪德倫提供了一組數據，從1991年至1992年，百老匯有7159場演出，獲得740萬美元票房，時隔15年，2006年至2007年的演出達到11923場，票房收入達1230萬美元，增幅近60%。令人意外的是，83.5%的百老匯門票都是由非紐約的遊客購買的，這些專門沖著戲劇演出而來的遊客，僅在2006年就為紐約市帶來4.15億美元的消費額。
小羅伯特•倪德倫認為，百老匯對紐約經濟的影響不僅在於票房創造的價值，還包括解決無數就業機會，「百老匯為紐約人提供了4400個全職工作機會，14000人的工作和演出與百老匯直接相關。而其他輔助產業的工作崗位，有3萬多個。最重要的是，藝術提升了紐約市民的生活質量和文化水準，讓他們以生活在紐約而自豪。」
同樣，居住在倫敦的英國人也會以這座城市而倍感驕傲。大衛•萊特博帝是英國麥金托什公司全球商業負責人，在他看來，戲劇是倫敦經濟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沒有西區，倫敦的經濟和文化都是面目全非的。沒有西區就沒有倫敦。如果倫敦只有銀行家，只有女王，就不會有遊客，倫敦就不是現在的倫敦。」
倫敦西區對城市的經濟影響，同樣是一組驚人的數據——2007年，這里的5家劇院一共上演了153部劇目，創造了4.69億英鎊的票房收入，對倫敦經濟的影響超過15億英鎊。
「倫敦西[FS:PAGE]區的戲院並沒有受到經濟衰退的影響。很多英國人確實取消了歐洲旅行的計劃，但他們紛紛來到倫敦看戲。對他們來說，倫敦西區提供了很強的文化資源，一種巨大的吸引力。這也就是城市的性格，使得我們能在經濟衰退中得到一個抗衰退的保護。」大衛•萊特博帝說。
上海能否成功？
什麼是城市的文化性格？在余秋雨看來：「文化性格就是在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上的一個長久閱歷，時間比較長的閱歷就變成了性格。」
在美國百老匯和倫敦西區的啟示下，上海能否形成自己的文化性格，創造自己的商業奇跡？
回顧中國歷史，余秋雨能看到許多文化與商業珠聯璧合的輝煌例子——公元8世紀，長安的西市是貿易集中地區，商業極其繁榮，甚至通用波斯金幣。東市裡一家最熱鬧的酒家叫胡姬，常聚集大量詩人吟詩作賦；公元13世紀至14世紀，開封的商業活動與民間藝術活動非常發達，宋朝的首都從開封搬到杭州以後，杭州的文化活動也大量存在；公元16世紀到17世紀，蘇州和南京因為崑曲的繁榮完全被文化的熱潮所包圍，甚至有幾萬人在山上唱歌的盛況。他認為，「靜安現代戲劇谷」一定是一個創新的產業：「我們一定在這會出現讓今天的80後、90後，而且是今天各種各樣階層的人能夠全身心投入的戲劇活動。」
「靜安現代戲劇谷」在台灣戲劇導演賴聲川看來，「是一張充滿潛力的圖像」。通過倫敦與紐約的經驗，他認為最重要的還是戲劇本身：「只要你有好戲，就有人來看戲。看戲的人多了，才可以養劇場。我們能不能享受到靜安區有10個劇場每天晚上爆滿的1萬多個觀眾？我當然說是有可能，但是關鍵是演什麼戲。」
大衛•萊特博帝提出疑問：為什麼那麼多年來，世界上只有百老匯和倫敦西區，沒有第三個城市照抄成功的案例？「任何戰略的優勢隨著時間的推移都會被模仿，但舞台藝術是一個例外，它的質量不是那麼好模仿的。倫敦戲劇區的繁榮，主要是由卓越的專業藝術家們所驅動的。」
當高檔商場、寫字樓、奢侈品牌旗艦店、五星級酒店不斷入駐上海市靜安區之後，如何在這塊繁華區域探尋更深層次的文化訴求，成為「靜安現代戲劇谷」的重任。上海能否成為下一個戲劇產業基地，這是尚難以回答的問題。
賴聲川解答得簡單而朴實：「必須要創造一個環境讓更多的藝術家有機會把他們最想寫的東西發揮出來，那麼市場自然就會產生。究竟是拿文化賺錢，還是把文化做出來？我覺得，把文化做好了，錢就來了。」

❼ 文化產業促進經濟發展的例子

中國的：華僑城，西安曲江。國外的：迪士尼、好萊塢。

❽ 文化產業八大產業是

一、基礎性產業──教育產業
二、動力性產業──智力產業
三、主導性產業──高新技術產業
四、設計性產業──創意產業
五、導向性產業──媒體產業
六、感染性產業──藝術產業
七、標志性產業——城市景觀產業
八、持續性產業——海洋文化產業

❾ 文化產業發展的形式

文化產業是以生產和提供精神產品為主要活動，以滿足人們的文化需要作為目標，是指文化意義本身的創作與銷售，狹義上包括文學藝術創作、音樂創作、攝影、舞蹈、工業設計與建築設計。
我國文化及相關產業的范圍包括：
1.以文化為核心內容，為直接滿足人們的精神需要而進行的創作、製造、傳播、展示等文化產品（包括貨物和服務）的生產活動；
2.為實現文化產品生產所必需的輔助生產活動；
3.作為文化產品實物載體或製作（使用、傳播、展示）工具的文化用品的生產活動（包括製造和銷售）；
4.為實現文化產品生產所需專用設備的生產活動（包括製造和銷售）。

❿ 結合身邊事例,談談文化產業

文化產業的發展是多方利益的博弈。文化產業的發展需要各方的支持和版合作。
國家層面：制定文化權產業規劃，做好法律和政策指導和扶持
企業層面：培植大型示範企業，企業要做好，做大，做強
教育層面：提高國民文化素質，促進我國文化消費，這是根本
人才層面：政府學校社會等要積極為培育文化產業人才而做出一些貢獻
社會層面：要有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和對外環境
經歷層面：還要繼續發展經濟，文化產業的繁榮發展離不開經濟這個強大的後盾
政府層面：需要重視文化產業的發展，並切實實行一些政策
學者層面：積極研究理論和實踐，力爭理論研究能夠跟得上實踐
個人層面：要愛國，愛人民，愛自己國家民族文化，不斷提高自身的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