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產業發展總結

① 第三次技術革命的標志是什麼對人類社會的發展起了怎樣的作用

以原子能、電子計算機和空間技術的應用為主要標志。

第三次科技革命不僅帶來了生產技術的根本變革，同時也導致了社會結構和文明性質的深刻變化，使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大大改變，信息技術飛速發展帶動「新經濟」的騰飛。

第三次產業革命及其影響是世界范圍的，西歐則是其重心之一，從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始，自然科學革命就已經成為技術革命的先導。

而在第三次產業革命中，科學理論的突破對生產技術的變革發揮了更為重要的指導作用。20世紀初的物理學革命為第三次產業革命做了最初的理論准備。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普朗克等人創立的量子力學改變了牛頓力學的物質觀、時空觀和運動觀。30年代發展起來的原子物理學揭示了原子核裂變的奧秘，為人類利用原子能開辟了道路。

二戰後建立的高能物理學進一步研究了構成原子核的眾多基本粒子的結構和轉化規律，推動了核技術的發展。

(1)新興產業發展總結擴展閱讀：

革命背景：

從20世紀四五十年代，開始的新科學技術革命，以原子能技術、航天技術、電子計算機技術的應用為代表，還包括人工合成材料、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工程等高新技術。

這次科技革命被稱為「第三次技術革命」。第三次技術革命的出現，既是由於科學理論出現重大突破。

一定的物質、技術基礎的形成，也是由於社會發展的需要，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對高科技迫切需要的結果。

第三次技術革命同前兩次技術革命相比，有三個特點：

1、科學技術在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方面起重越來越重的作用，科學技術轉化為直接生產力的速度加快。

2、科學和技術密切結合，相互促進。隨著科學實驗手段的不斷進步，科研探索的領域也在不斷開闊。

3、科學技術各個領域之間相互聯系加強，在現代科技發展的情況下，出現了兩種趨勢：一方面學科越來越多，分工越來越細。

研究越來越深入化，另一方面學科之間的聯系越來越密切，相互聯系滲透的程度越來越深，科學研究朝著綜合性方向發展。

② 中國未來有發展的十大行業是什麼

這10大行業包括人工智慧領域，大健康領域，大數據領域，新物流領域，新能源領域，環境保護與改造領域，旅遊領域，智能家居領域，新零售領域，新型保險領域。從發展的角度來看，這10個領域確實是未來發展最有潛力的領域，很多大型企業甚至從現在開始就已經布局了，其實保守的估計，這10個領域最少要在未來30~50年左右發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從某種程度上來講，誰先起步的早誰就能佔領行業的頭幾名。其實我個人覺得人工智慧領域是最有發展潛力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3、軍事領域的應用

可以說在未來幾十年的發展當中，人工智慧被應用到軍事領域是必然的，就好像我們經常在科幻片里看到的一樣，機器人無論是在數據處理還是在反應速度上，面都優越於我們普通人，而且在危險區域勘察或大型規模戰爭的時候，機器人如果參與的話，會極大限度的減少人員的傷亡。

③ 如何正確看待中國經濟發展

我國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

短期波動並未改變長期趨勢，暫時壓力不能阻擋深層動力，中國經濟在負重中前行、於承壓中向好，這讓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看待中國經濟，不能被短期指標牽著鼻子走，而應該客觀、全面、辯證、積極看待發展形勢。

當前世界經濟增長持續放緩，中國目前的增速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仍然居於前列。既要看到舊格局，也要看到新變化。轉型升級正在悄然凝聚勢能。具備全局視野，就會通盤考慮、做到心中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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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發展消費支出上升因素：

1、居民收入增加。

這些年，國家實施就業優先政策，新增就業連續6年保持在1300萬人以上，為居民收入的增長提供了重要的基礎。黨中央、國務院還積極優化完善收入分配政策，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在穩步增加，對於經濟增長的拉動在提升。

2、消費升級。

過去的消費更多是基本生活用品，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整體消費增長在向中高端商品和服務性消費增長轉變，恩格爾系數已經降到30%以下，近年來的消費更多向服務性消費轉變。

3、與社保的完善有很大關系。

過去社會保障體系的覆蓋面比較小，保障水平不是很高，但近年來社會保障體系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全國養老保險覆蓋人數已經超過了9億人，醫療保障覆蓋人數也超過了13億人，基本實現了全民醫保。

養老金標准連年提高，大病醫保的報銷比例也在提升，也解除了居民消費的後顧之憂。

4、與消費模式變化有很大關系。

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網路購物蓬勃興起，對農村地區、偏遠地區消費增長起到了很大的拉動作用。同時，在信息技術發展過程中，網上的教育也出現了新的消費模式。手機掃描、NFC等電子支付方式完善也有利於消費便利性提高，促進了消費的增長。

④ 分別指出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美國、蘇聯為改變現狀尋找的新途徑及其效果

中國：
1978年底，鄧小平提出「部分先富帶後富」政策和中央作出改革開放決策之後，就開始醞釀選擇優先開放和發展的地區。根據我國的地理條件和經濟發展狀況，中央首先把東部沿海地帶作為對外開放的前沿陣地。從1979年中央決定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經濟特區開始，沿海地區的對外開放區域逐步擴展。1984年，14個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島分別被確定為開放城市和開放地區，使我國沿海地區的對外開放擴大形成為南北全線的戰略布局；1985年，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閩南三角地區又被確定為經濟開放區，隨後又擴大到山東、遼東兩個半島，從而形成了一個沿海開放地帶。

與此同時，國家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中開始專門制訂地區發展戰略。「六五」計劃把全國劃分為沿海、內陸和少數民族地區，明確提出重視東部沿海地區的優先發展和帶動作用。1984年，中共中央作出《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並把對外開放和發展對外經濟關系提到戰略高度，為制定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政策奠定了基礎。「七五」計劃進一步將全國劃分為東、中、西部三大經濟地帶，制定了以三大地帶梯度推移為主要內容的地區經濟發展總體計劃。按照該計劃，20世紀最後十幾年國家投資重點首先集中於沿海地區。「七五」計劃還要求沿海開放地帶要著重開展對外經濟貿易和技術交流，成為對外貿易的基地。

第二階段，20世紀80年代後期中央明確提出實施沿海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

經過1979～1987年近10年改革開放的實踐和對「冷戰」結束後國際形勢的分析，在鄧小平關於「部分先富帶後富」思想和對外開放政策的指導下，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日趨醞釀成熟。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中指出：「當今世界是開放的世界。我們已經在實行對外開放這個基本國策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今後，我們必須以更加勇敢的姿態進入世界經濟舞台，正確選擇進出口戰略和利用外資戰略，進一步擴展同世界各國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技術合作與貿易交流，為加快我國科技進步和提高經濟效益創造更好的條件。」[1]大會強調要從國民經濟全局出發，開放地區應著重發展外向型經濟。

按照中共十三大精神，中央領導人根據對外開放從外向型經濟起步和演進的成功啟示，於1988年1月正式提出了加快沿海地區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報告。報告認為：(1)沿海地區應注重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勞動密集與知識密集相結合的產業。(2)沿海加工業要堅持「兩頭在外」(指把生產經營過程的「兩頭」即原材料和銷售市場放到國際市場上去)，大進大出。(3)利用外資的重點應當放在吸引外商投資上，大力發展「三資」企業。同時，為了有助於推動沿海地區的發展，必須加快外貿體制改革的步伐，進一步搞活企業機制，充分發揮鄉鎮企業的生力軍作用；切實提高管理水平，讓外國企業家能夠按照國際慣例來中國管理企業；促進科技轉化為生產力，充分發揮我國科技開發力量強的優勢。報告強調：當前我國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正面臨著一個有利的機遇。「為了抓緊利用當前的機遇，沿海地區必須有一個與之相適應的發展戰略。總的來講，沿海一億多到兩億人口的地區，必須有領導、有計劃、有步驟地走向國際市場，進一步參加國際交換和國際競爭，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這樣，「不僅沿海地區的經濟能夠加快發展，能夠提高水平，而且勢必有力地帶動中、西部的發展……這不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都具有戰略意義。」[2]

1月23日鄧小平在這份報告上批示：「完全贊成。特別是放膽地干，加速步伐，千萬不要貽誤時機」。[3]2月6日，中央政治局第4次全體會議同意上述構想，並決定把它作為一個事關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決策加以部署。3月25日，李鵬在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進一步強調要「不失時機地加快實施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1](p.160)並將它列為今後五年的一項重要任務，要求沿海地區繼續擴大對外開放，加快發展外向型經濟。至此，沿海地區發展外向型經濟的戰略決策最終確立。

二、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的基本內涵

1988年初，有學者提出「『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構想[4]，認為中國為了實現產業結構的轉換和經濟的高度增長，必須加入「國際大循環」，即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外向型經濟，一方面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出路問題，另一方面在國際市場上獲得經濟發展所必需的外匯資金。據此，國內外一些人把沿海經濟發展戰略稱為「國際大循環」，或認為其基本內容就是發展外向型經濟。其實，當時中共中央關於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包含了「國際大循環」，構想的一些合理觀點，比如，利用國際經濟結構調整這一有利時機，增加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但是這兩者不是等同的。

「國際大循環」理論有其特定的含義，即側重解決工農業二元矛盾和著眼於產業結構調整。而中共中央提出的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從其形成的過程來看，則是鄧小平部分地區先富帶動各地區共富思想和改革開放政策的現實展開。包含以下兩方面重要思想：

第一，沿海地區要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並對內地產生輻射作用，實現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銜接。

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是鄧小平對外開放的一個重要思想，也是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具體說來，就是沿海地區要充分發揮優勢，抓住國際經濟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把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外轉移的有利機遇，積極參與國際交換和競爭，加快發展外向型經濟，並逐步把部分原材料和市場讓給內地，把國際市場上獲得的經濟信息、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轉移到內地，發揮對其他地區的帶動和輻射作用。

1984年3月，鄧小平提議進一步開放部分沿海城市，中共中央、國務院隨即批轉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紀要》，提出在我國工業化、現代化建設中「要利用兩種資源(國內資源和國外資源)，打開兩個市場(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學會兩套本領(組織國內建設和發展對外經濟關系)」。並指出：這「是解決我們資金不足和技術落後的一條重要途徑；到我們實現了工農業年總產值翻兩番之後，仍然是促使經濟持續高漲的一項重要措施」。[5]過去在經濟建設中，對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針存在著狹隘的理解：在思維方式和工作習慣上，往往只注意國內資源、國內市場和組織國內建設這一面，而對國外資源、國外市場和發展對外經濟關系方面，則重視不足。「利用兩種資源，打開兩個市場，學會兩套本領」的提出，是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建設指導思想的重大戰略轉變，對發展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有重要意義。

1985年1月召開的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座談會認為，將沿海地區逐步開辟為對外開放的經濟地帶，「不但可以使沿海經濟加快發展，在全國最先建設成為內外交流、工農結合、城鄉滲透、現代化、開放式的文明富庶的地區，而且可以使內地和沿海的優勢互為補充，相得益彰，共同發展和繁榮」。同時，「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將通過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放區——內地這樣多層次的探索和實踐，由外向內、由沿海到內地逐步推進，從而有效地把發展沿海經濟同開發內地經濟密切結合起來，解決我國東部和西部的關系問題，使我國經濟全面振興，人民普遍富裕起來」。[6]

中共十三大之後不久，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了加快發展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的重大決策，構成了實施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1988年3月，李鵬在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當今世界各國在經濟方面的相互合作、相互依賴和相互競爭日益增強。發達國家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對外投資的擴大，為我們進一步進入國際市場提供了良好的機遇。」沿海地區要緊緊抓住這一機遇，加快發展外向型經濟，「積極參加國際交換和競爭，以沿海經濟的繁榮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1](p.161)報告強調，實施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必須繼續鞏固和發展已經形成的對外開放格局，充分發揮沿海開放地帶的作用，逐步建立起更加開放的外向型經濟結構，並適應對外開放和對外經濟發展戰略的需要，進一步加快和深化外貿體制的改革；沿海經濟比較發達的省市要在發展外向型經濟中走在前頭，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豐富和成本較低的優勢，實行「兩頭在外」，積極擴大勞動密集型產品和勞動與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加工出口，增加出口創匯，大力發展「三資」企業；要特別重視利用沿海農村勞動力的優勢和現有鄉鎮企業的基礎，發展外向型企業和創匯農業；大力發展沿海和內地的橫向經濟聯合，積極向內地轉讓技術、管理經驗和輸送人才，帶動中部和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1](pp.161-162)

第二，充分利用沿海地區的經濟條件使其率先發展起來，影響和帶動全國經濟的快速發展。

改革開放之後，中共中央總結和反思建國後30年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針對中國經濟地區分布不平衡性的特點，開始改變過去優先發展內地的戰略，逐步實行支持沿海地區優先發展的政策。其突出特點是實施以經濟效益為中心的區域發展政策，對沿海地區實行投資、財稅、信貸、外資外貿、價格等政策傾斜，以打破地區發展上的平均主義，促進沿海地區較快地發展起來，推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中共中央明確指出，沿海與內地，自然條件、經濟基礎和發展水平很不相同，正確處理兩者的關系，是經濟建設中的一個重要戰略問題。沿海地區經濟過去雖然取得了很大的發展，但在建國以後較長的時期里，由於國際國內多方面因素的影響，這個關系擺得不夠合理，沒有取得應有的更大的成果。當前，國際環境、國內情況都已經發生重要變化，「我們應當不失時機地把沿海的經濟建設作為重點，從各方面支持其發展得更快一些，並以此為陣地支援內地的開發，推動全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6](p．647)

「六五」、「七五」計劃都明確實行了這一政策。「六五」計劃指出：要「積極利用沿海地區的現有經濟基礎，充分發揮它們的特長，帶動內地經濟進一步發展」。內陸地區應該「加快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業建設，支援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7]「七五」計劃指出要從過去強調平衡布局、重點發展內陸地區，轉變到按三大地帶東中西的序列，分階段、有重點、求效益地展開布局。中共中央關於制定「七五」計劃的建議中提出，「七五」期間以至90年代，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布局是「要加速東部地區的發展，同時把能源、原材料建設的重點放到中部，並積極做好進一步開發西部地區的准備」。[6](p.810)「七五」計劃還具體規定了三大地帶的經濟發展目標和主要任務，指出東部沿海地帶要通過加快現有企業技術改造步伐和努力開拓新興產業、開拓新技術領域等措施，加速經濟發展，帶動全國經濟振興。

由此可見，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的內涵非常豐富，是一項關繫到整個國民經濟全局和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發展道路的重要決策。

首先，實施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不僅要大力發展沿海外向型經濟，而且要促進沿海地區乃至全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提出後，許多學者認為它的基本思想就是要擴大開放、發展外向型經濟。實際上，這只是實施這個戰略的一個重要方面，或者說是推動經濟全面發展的一個突破口。沿海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必然推動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工業化、現代化的全面推進。沿海經濟進一步走向世界，也必然為內地騰出部分原材料和國內市場，進而為內地的發展創造條件。

更為重要的是，實施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是促進改革和開放有機結合的有力措施。開放本身就是一場深刻的改革，同時又是推進整個改革的外部動力。中國經濟要進入國際市場，就得對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進行根本性的改革，逐步實現與國際市場的銜接，以開放促改革，以改革推進開放。「沿海經濟率先外向，就要率先改革，大膽突破舊體制的束縛，讓新體制更快地成長起來。這樣，沿海就應該成為探索改革、帶動全國先行區」。[8]

其次，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不僅是區域性戰略，而且是一個影響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全國性戰略。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提出後，曾在國內外引起了巨大反響，許多學者紛紛發表見解，有人認為它是全國性戰略，也有人認為它只是區域性戰略。從上述可知，它不單是區域戰略，而且是關繫到全國的發展戰略，是貫徹鄧小平「部分先富帶後富」和對外開放思想的重大步驟，也是中共十三大經濟總體戰略的進一步深化和發展。十三大政治報告指出：「在產業發展的地區布局上，既要重點發揮經濟比較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的重要作用，又要逐步加快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開發，使不同地區都能各展所長，並通過相互開放和平等交換，形成合理的區域分工和地區經濟結構」。[1](p.21)沿海經濟發展戰略的提出，使全國地區經濟發展的總體戰略落到了實處，不但明確了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而且抓住了帶動內地和全國工業化、現代化發展的關鍵。從我國三大地帶經濟發展的關聯性來看，三者既在地域上相對分離，又是一個相輔相成的有機整體。沒有沿海的率先發展，中、西部的發展和開發就受到財力、物力的制約；反之，沒有中、西部的發展，沿海的發展也缺乏後勁。實施沿海經濟發展戰略需要各地區相互支持、相互促進。就是說，正確處理三個地帶的發展關系，也就成了實施沿海經濟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問題。中共中央關於制定「七五」計劃的建議中明確指出：要「把東部地區的發展和中、西部地區的開發很好地結合起來，使它們能夠互相支持，互相促進，使全國經濟振興，人民共同富裕」。[6](p.809)因此，實施沿海經濟發展戰略是關繫到各地區和全國工業化、現代化發展全局的戰略選擇。

實踐證明，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中有的思想，如「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可能絕對了一些，但從其基本精神和總的方向看，是順應世界經濟發展潮流和符合中國改革開放新形勢的。

美國
當時美國經濟面臨兩位數的通貨膨脹（將使得經濟計劃相當難以預料）以及20%的銀行利率（使得大多數人難以抵押貸款），將近800萬人處於失業狀態。勞工的平均時薪比起5年前下降了5％，而聯邦政府徵收的個人稅率平均則高達67％。國債則將近1萬億元。

里根的經濟政策
里根在經濟上被視為是自由意志主義者，他主張減稅、縮小政府規模、減少對商業的管制。

具體措施
里根第一屆任期的主要目標便是復甦美國的經濟，當時美國經濟處於所謂的滯脹（經濟發展停滯加上高通貨膨脹）。里根所下的第一道命令是停止聯邦政府對石油價格的控制，以恢復國內在石油生產和探測上的市場動力。

為了解決兩位數的通貨膨脹，里根支持了聯邦儲備系統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以戲劇性提升銀行利率來達成減縮貨幣供應量目標的計劃。經濟學家米爾頓·佛利民描述當時里根了解到「若要成功遏止通貨膨脹，金融的管制和短暫的經濟衰退是不可避免的」。

里根利用緊縮貨幣供應配合全面減稅的方法來刺激商業的投資（依據里根的說法：「芝加哥經濟學派、供應面經濟學，隨便你怎麼稱呼它。我注意到有些人甚至稱它為里根經濟學，直到它開始生效為止...」）。里根的對手嘲笑這是「巫毒經濟」、「涓滴效應」、和「里根經濟學」，但里根成功的展開全面減稅，1981年推行的減稅法案規模是美國史上前所未見的。減稅不但將所得稅率大幅降低，也消除了稅賦制度的許多漏洞。

為了終結通貨膨脹而緊縮貨幣的供應，使美國經濟在1981年7月開始急劇的衰退，並在1982年11月降到谷底，衰退幾乎打破了大蕭條的紀錄。然而，美國經濟在歷經1981年－1982年的衰退後，於1983年開始了戲劇性的茁壯復甦，這波經濟成長還繼續維持了好幾年，直到里根任期結束前都還未停止，成為美國史上為期最久的經濟擴張，原本高漲的失業率於1984年中旬已經降回了1981年早期的數字，並且在接下來幾年裡也持續下降。

里根政府主張減稅幫助了經濟的復甦、製造了更多工作機會，最終將使聯邦政府獲得更多稅收，從1980年代初的每年5,170億美元大幅提升至超過1萬億美元。而里根政府新的軍事戰略增加了大量軍事預算，則導致聯邦政府的預算赤字達到前所未見的地步。

米爾頓·佛利民提出了里根任內每年聯邦公文（Federal Register，紀錄了聯邦政府每年發布的法規與管制公文）的數量來說明裡根反對政府管制的政策走向。自從1960年代以來，每位總統每年的聯邦公文數都持續增加，但在里根上任後發出的聯邦公文急遽減少，證明了里根對政府管制的反對態度。聯邦公文的數量在里根任內都只維持小幅度增長，直到里根離任為止才又開始大量增加。

當時由民主黨佔多數的眾議院，則反對里根如此減縮社會福利和其他國內的支出。一些批評家則認為，里根這種將預算大幅投注軍事產業的政策事實上屬於古典的凱因斯經濟學，並認為接踵而來的經濟成長並非減稅造成的，而是政府大幅度支出的結果。

由於警覺到社會福利開支的增長，里根指派了阿倫·格林斯潘領導社會福利改革，擬出了減緩社會福利支出的計劃。隨著年齡的增長，從社會福利取得的津貼也會隨之緩慢增長（也配合著逐漸增長的國民平均壽命），使這套制度在接下來50-70年內不會超出政府的負擔能力。這套計劃也借著提升社會福利的工資稅比率來增加政府的稅收。

為了解決預算赤字，里根政府大量由國內和國外貸款國債，到里根第二屆任期時民間所持有的國債已經從1980年佔GDP的26%大幅提升至1989年的41%，是從1963年以來最高的紀錄。在1988年國債總計2.6萬億美元，向國外的借債總額超過了國內，美國也從原本世界最大的債權國轉變為世界最大的借債國

里根的經濟政策拉大了貧富間的差距；然而，在里根的任期內，所有經濟階層的所得都提高了，包括最底層的貧窮人口也提升了6%（美國普查局，1996年）。而同時最富有的1%美國人則提升了1萬億元的收入（ZINN，2003年）

另外，里根在1983年3月23日發表「星球大戰」演說，1984年，戰略防禦計劃組織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Organization, SDIO) 成立，由曾任太空總署太空梭計劃總監的詹姆斯·亞伯拉罕森將軍 (General James Alan Abrahamson) 任首任局長，以統籌整個計劃---啟動了SDI計劃，也就是星球大戰計劃
該計劃後來刺激了美國新型經濟區的發展---如加州，為後來柯林頓時代的繁榮打下了基礎
不過該計劃在短期並沒有解決任何經濟問題

蘇聯
國民經濟中：重工業與輕工業比例失調，重工業比例過大，輕工業比例過小，造成維持國民日常生活的一些產品，供不應求，市場供應量不足。
內因：蘇聯政府過分注重重工業發展，忽視了輕工業的作用
外因：國際政治形勢處於「冷戰」後期，美國提出「星球大戰計劃」，使蘇聯與之展開軍備競賽，在經濟上拖垮蘇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