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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國次貸危機，各國聯動解決金融危機的某一典型事例（一定要兩國以上聯合）

面對目前的全球金融混亂，各國的應對策略並不統一而且代價高昂。這促使薩科奇、布朗和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席，現任德國總統克勒呼籲召開新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以設計一個新的全球金融體系。但對這個新體系的需求，取決於各國對這份即將討論的新協議是否有清楚的認識。

不難看出，人們普遍呼籲遺棄今天的這座全球金融大廈，因為它明顯已經搖搖欲墜了。剩餘的部分在正常時期看起來越來越不合潮流，而在危機時期則完全不起作用。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給出了一些讓人沮喪的精確數據，指出美國房地產崩潰可能造成的損失，但該組織在解決目前的危機方面幾乎沒有扮演任何角色。這是自從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以來，該組織首次在國際金融危機中作為旁觀者。

取而代之，這次扮演主角的是7國組織，一個由世界上具有中型勢力的歐洲各國支配的組織。而在7國組織里，充滿活力的亞洲新興經濟體，作為目前全球儲蓄的來源，並沒有任何發言權。

布雷頓森林會議之所以成功，並不是因為其集合了所有的國家，也不是因為各國渴望參與到一個巨大的國際體系中去。凱恩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構者，他認為，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在1933年倫敦大型世界經濟會議上，各方意見卻無法統一。凱恩斯總結道，要想制定一個切實可行的計劃，只有堅持「由一個大國，或幾個目標一致的大國集團來領導」

凱恩斯說的基本上正確，但他還應該再補充一點，一個大國與另一個大國如果能夠協商，也可以起作用。在過去，通常由兩大勢力來代表參與國際經濟的不同國家，來進行高效的金融雙邊外交協商。

這是布雷頓森林會議真實的准備情況。雖然有44國參與，其實真正拍板的，只有兩大國：英國，及勢力更大的美國。協議框架通過英美對話來達成，偶爾由法國和加拿大參與斡旋。

雙邊對話隨後成為每個廣泛金融外交協商成功與否的關鍵。上世紀70年代，固定匯率制度終結，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似乎還可以發揮作用。新的協議條款由美法重新談判，美國尋求更靈活的體系，而法國則希望建立更固定、更可預測的體系，比如金本位。

上世紀70年代晚期，歐洲的貨幣關系陷入絕望，法國、德國和英國都嘗試開展對話，但最後只有法德進行了談判。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浮動匯率的波動產生了對新貿易保護措施的需求，美日協商後用穩定匯率來解決問題。

那麼，今天這種雙邊談判該用什麼樣的形式來進行？

從國家方面來說，明顯的一對組合是美國——世界最大的債務國，以及中國——世界最大的儲蓄國。從理念方面來說，會議需要解決一個新型的問題：各國該如何應對過去40年都是由私人部門調整的巨大的流動性問題。

到2008年，已經有兩個似乎比較有效的模式。一種是美國模式，這種模式依靠眾多受正規監管的銀行，受寬松監管的投資銀行，以及幾乎不受監管的對沖基金來進行資本流動。另一種就是中國模式，不斷增長的外匯儲備由主權財富基金管理，積極尋找並參與海外戰略投資。

這兩種模式都存在缺陷——並且容易引發政治口角。美國模式的失敗，是由於一旦精密的新型金融工具變成了冰山一角下危險的、無法消化的損失，銀行體系就容易陷入恐慌。今天的巨額救市也無可避免地在政治上充斥著爭議，比如要救哪些銀行；在為誰的政治利益服務。關於高盛在財政部的影響力，已經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同樣的，巨額歐洲救援計劃也因為費用的分攤問題引起爭論（合計佔德國GDP的20%）。

同時，中國模式增加了人們對民族主義的顧慮，擔心主權財富基金可能被濫用，以至於控制重要的戰略行業或者經濟體的整個戰略部門。

起初決定設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基於該組織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自主運行，服從規則管制的機體，這是一個可以用較少的政治力參與穩定市場和預期的方法。到今天仍然如此：暫時接管銀行股權以進行資本重組。為了保障資本提供者的利益（例如那些有盈餘的亞洲國家），需要在國家與私人部門機構之間，設立一個中立的、非政治的緩沖機構。

建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構想在1944年被提出，那時世界還沒有出現大量的私人資本流動，一國足以承擔所有的國際交易。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責擴大到為某些私人部門提供救助是當前最首要的任務。同時，接受規則管理的國際機構可以減輕政治對銀行資本重組和干預市場貨幣行動的危害。

② 投貸聯動的介紹

貸、債復、股投資聯動機制的制本質是具有不同風險偏好和收益要求的金融機構，圍繞不同成長階段的企業的差異化投融資需求，建立緊密的利益共同體。在利益共同體平台上，在信息、渠道、產品、客戶等不同層面展開合作，運用豐富的金融工具，滿足企業多元化需求，為企業打造一站式金融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