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金融案例近年

A. 求我國中小企業互聯網＋背景下供應鏈金融的案例

供應鏈金融是指金融機構以核心企業為出發點，對供應鏈上下游中小企業的物流、資金流、信息流進行管理，通過應收賬款質押、貨權質押等手段，為供應鏈上下游企業提供綜合性金融產品和服務。供應鏈金融將單個企業的不可控風險，逐漸轉變為供應鏈企業整體的可控風險，並通過鏈條化管理，將金融風險控制在最低。近年來，在互聯網+戰略的驅動下，供應鏈金融取得了良好發展效果。據《2016互聯網+供應鏈金融研究報告》預測，到2020年，我國供應鏈金融市場規模將達15萬億元。在此背景下，分析當前我國供應鏈金融發展的新型趨勢及面臨的問題，對促進供應鏈金融的不斷創新、實現供應鏈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B. 民營企業融資案例

民營企業的融資管理探析

摘 要 民營企業除了外部融資約束外，常因缺乏理性的融資管理，造成資金使用效率低下，並形成惡性循環，又反作用於外部環境，加劇了民企資金融通的困難。
關鍵詞 民營企業 融資 融資管理
1 引言
我國民營企業缺乏良好的外部融資環境，如何通過資金融通和資本經營來加速企業的發展就成為當前面臨的重要問題，除了歷史原因、金融體制和社會環境等因素之外，融資瓶頸的另一關鍵因素在於民營企業缺乏對不同發展階段融資規律的科學認識和理性的融資管理機制。本文著重從融資管理的理性化入手，強調民營企業應努力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擴大內部盈餘的積累，由此產生的內部資金管理的優化，必將產生好的外部效應，會在降低經營風險同時，增強了企業的外部融資競爭力，在努力化解外部約束的同時，實現企業的良性發展和企業價值的提升。
2 民營企業融資管理原則
企業價值最大化也稱企業總價值最大化，即企業權益價值和負債價值之和的最大化，結合企業融資管理的內涵，企業的融資管理的目的在於——合理籌集企業所需資本，在投資收益一定的情況下，使得資本成本和財務風險最低化從而實現融資管理的最終目標，即企業價值的最大化。因此，企業通過好的融資管理模式來低成本地為企業的發展籌集資金，同時做到資金成本、風險控制和價值創造之間優化和平衡，是企業財務規劃和融資管理的主要原則。
3 民營企業發展中的融資管理思路
從資金融入效應和風險控制角度看企業融資管理，當論及企業的融資需求時，企業融入的長期資本與短期資本在用途上有著本質上的不同。一般來說，長期資本主要用於滿足企業長期發展需要的擴建項目、新建項目和對外投資等方面，而短期資金主要用於解決企業運營資金的周轉等方面。資本結構一般是指長期資本的比例關系，因此，我們可以從長期資本的融入和其產出收益方面，從企業的良性資本循環角度（不考慮不顧及成本的用融入資本來償還債務等方面）來說明企業的融資管理問題。從企業融資的價值創造來看，企業在融資決策時，一般要符合融入資本的投資回報率要大於融入資本的綜合成本。因為當企業投資收益率高於融資綜合成本時，提高了原有資本收益率，增加了企業原有投資利益，並產生了價值創造；當企業投資收益率低於融入資本綜合成本時，企業使用融入資本將使原有資本收益率降低，損害了企業原有投資者利益，甚至發生虧損，嚴重的可能產生經營危機甚而破產。
企業融資理論也認為，企業為了達到市場價值最大化往往尋求最佳的融資結構。由於各種融資方式的資金成本、凈收益、稅收以及債權人對企業所有權的認可程度等存在的差異，在給定投資機會時，企業就需要根據自己的目標函數和收益成本約束來選擇合適的融資方式，以確定最佳的融資結構，從而使企業市場價值達到最大化。本文藉助虛擬的案例，並藉助簡潔的定量分析思路，把融資和投資結合起來，在我國民營企業特有的融資環境和常見的管理思維方式的前提下，在我國民營企業特有的融資環境和常見的管理思維模式下，探討基於價值創造的融資管理方法，該思路和方法適用於一般性的企業，但對於眾多規模實力有限、存在外部環境約束和缺乏理性的融資管理觀念的民營企業而言，更具有實際意義。
一般來說，企業首先要從融資來源的結構和數量入手，預測未來的融資能力。從來源來看，不外乎外源性融資，主要指銀行貸款和證券融資，內源性融資主要是留存收益和業主資本追加，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改革和國有資本在競爭性領域勢力的弱化，民企融資來源將更加廣泛和合理。如股票融資對於一些發展勢頭良好的企業來說，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但在我國民營經濟領域則出現了不願發行股票和上市融資現象，甚至一些前景非常好而且又急需資金來發展壯大的民企，在政府的支持和證券融資門檻降低的情況下也是如此。如浙江、廣東等很多優秀的民企寧願藉助非正規金融的渠道融資和常規的銀行借貸，即使成本很高、風險大，也不願上市融資，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守財的思想作怪，就其後果，一方面使企業發展資金不足或資金成本過高，另一方面，使他們喪失了通過上市規范企業管理的良機。所以民企融資決策時，要根據發展階段和發展需要，適機吸納社會資本，拋開狹隘的守財思想，多渠道融通資金。
其次，選擇與企業發展戰略相適應的投資方案，很多民企，在歷史上抓住了一些機遇迅速成長，自然而然存在決策的路徑依賴，投機思維甚於投資理念，不做企業的發展規劃和投資項目的遴選，決策跟著機會走，盲目多元化，不考慮企業核心能力的培育和建設，結果抓空了一些看似機會的機遇；還有一些民企強調社會資本和政府資源，常通過尋租來鞏固既得利益，一旦政策變化和人事變遷，則從此一撅不振。目前來看，國家政治和經濟體制改革趨於深化，市場經濟法治化、政策協調透明化，產業趨於成熟化，市場中投機的成份和泡沫將越擠越小，因此，民企應該樹立正確的市場經濟思想，科學地進行投資項目的選擇，這就需要認真分析宏觀經濟形勢、中觀行業資迅和微觀自身狀況來確定可選的投資方案，並通過成本——收益分析和風險性分析來測算各方案的預期收益率，然後在融資能力限額下，找到價值創造最大的投融資組合。

再次，需根據各項目的資金需求量和需求特性(如合資企業的股權比例)，以及融資來源的資金成本，可利用線性規劃的方法來解決融資分配問題。
以某企業融資方案規劃為案例。某企業欲投資兩個項目，一個擴建項目，一個新建項目。兩項目投資分別為5 288萬元和1 540萬元(包括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投資收益率分別為20%和25%。在融資來源上，預計發行股票最大額度為3 500萬元(預期的資本成本為14.7%)，考慮到股票發行的規模成本，企業最小的發行額度為2 000萬元；該企業銀行的長期貸款最大額度為4 000萬元(資本成本為6.7%)；留用利潤的最大利用額度為800萬元(預期的資本成本為8.10%)（見表1）。
該企業可根據以上情況，做出以下融資規劃，目標是融資的綜合資金成本最低。
即：MIN■×14.70%+■×6.70%（1-33%）+■×8.10%（1）
在考慮約束條件的前提下，利用EXCEL線性規劃計算出：
X1=1288，X2=4000，X3=0，X4=740，X5=0，X6=800
最低融資綜合成本為9.24%。且融資組合為，股票融資在兩項目中的分配分別為1 288萬元和740萬元；貸款融資分別為4 000萬元和0萬元；留用盈餘分別為0萬元和800萬元。比較成本與收益，加權投資收益率21.13%大於融資綜合成本9.24%，表明該融資方案是有利的。很多民企出於逐利的思想，強調低成本，認為最低的資本成本將意味著最大投資收益，財務部門上報給決策層融資方案時，也常迎合民企老闆的增利動機，忽略了企業經營和財務的風險，國營企業尚可依賴國家加以解決，而民營企業常以自身資產做融資保證，難以套現，轉而求助相關企業時，又因社會對民企資信非常敏感，多願錦上添花不願雪中送炭，因此陷入困境。
所以，民企更應高度重視融投資的風險性分析，需藉助各方案下的預測現金流量和債務償還籌劃表進行分析。先假設企業前期資產負債表如下（見表2）：
根據該融資組合並結合前期企業資產負債狀況來測算和分析，那麼項目的現金流量預測、融資及債務償還籌劃見表3：
從表3我們看到，該融資組合，融資結構中負債比率較高，導致頭一年期末現金流量為負，面臨進一步融資償債的問題，從預測的凈現金流量的累計值11 094.05萬元來看，企業的投融資是有價值的，因此需對融資組合調整。為了降低財務風險，增加股票融資，改變後的融資組合(當然這種融資組合，要多重比較，選擇一較滿意方案)：股票融資在兩項目中的分配分別為2 288萬元和740萬元；貸款融資分別為3 000萬元和0萬元；留用盈餘分別為0萬元和800萬元。線性規劃得出融資綜合成本為9.44%，滿足收益大於成本，進一步對財務風險和價值創造進行分析。
如果按照方案⑴融資，企業頭一年需籌得174.36萬元的短期貸款來償還銀行貸款本息。而方案⑵（見表4），頭年就可產生92.64萬元的現金凈流量，沒有償債壓力。累計凈現值為11 918.42萬元。因此不論是從風險的角度還是價值創造的角度來看，企業選擇組合⑵融資模式較為合適。
所以，企業融資管理的科學性很重要，不僅要考慮資金的成本，還要考慮到財務風險，否則，就是用較低的資金成本融入所需資金，也無法維持正常運營，因此，企業融資管理的目標應是在資金成本、財務風險和價值創造這三者之間取得最優平衡。
我國民營企業在發展初級階段，更多是考慮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在融資來源單一的情況下，資本成本高低的因素對民營企業融資的影響較少，可以說更多是通過資本結構的適應性調整而非資本結構的優化角度，來維持企業的生存和未來現金流量的創造。在民企發展的高級階段，多種融資渠道並存，更符合融資次序理論的前提，我國民企應根據特有的融資成本次序，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結合，注重成本的同時兼顧風險的平衡，來優化資本結構實現企業價值的增值。

民企美國借殼上市創出新意四方信息開創借殼和融資同步進行的先例

6月23日，從事電信增值業務的上海四方信息技術股份有限公司以反向收購的借殼方式在美國OTCBB市場成功掛牌上市交易，與此同時還實現了首期融資。據悉，這一項目是國內第一個在美國股市借殼上市和融資同時進行的案例。
上海四方信息前身是上海頗為知名的四方尋呼台，此後轉型從事以無線金融信息服務為主的電信增值業務。2003年度，公司主營業務收入1.4億人民幣，稅後凈利潤2400萬元，是國內最大的無線金融信息服務商之一。
公司總經理毛明表示，實現境外上市的根本目的在於，在國際范圍內進行人才、知識和資本等更高層次的競爭，提升公司的整體實力。
四方信息董秘傅思行告訴記者：之所以選擇反向收購的方式在美國上市，主要是因為相對IPO而言，反向收購方式上市現金成本低、時間短、操作簡便且上市成功有保證，非常適合民營中小企業，而且反向收購上市同樣可以實現融資。相對新加坡和香港市場，美國市場資金容量最大、市盈率最高、具有全球影響力，是較為理想的上市之地。
據悉，此次反向收購的對象是一家代碼為BAQI公司,在過去的幾個月內，其價格一直在1.05美元附近。昨天是收購完成後的恢復交易的第一天，開盤後一個小時內，該公司股價一度飆升到5美元，到記者截稿時止，其股價在3美元左右。
此次借殼上市的幕後總策劃，是在美國以「借殼王」著稱的美國沃特財務集團。該公司在反向收購方面具有豐富經驗，近年來共完成六十多個此類案例。上海四方是該公司在中國的第三個案例。沃特集團還充當顧問幫助中國汽車配件和天獅國際在美國上市。據不完全統計，僅美國OTC市場，從去年底至今，除中國汽車系統、天獅國際以外，至少還有7家中國企業在美國成功借殼，其中包括新亞洲食品、深圳雅圖、保定Solartouch、山東宏志廣告、四川電器、托普集團等。
美國沃特財務集團上海代表處首席代表張志浩解釋：所謂反向收購是指國內企業在資本市場並購一家已經上市的公司，然後將自身的業務和資產置入上市公司，獲得上市資格，俗稱「借殼」。張志浩表示，美國沃特財務集團將充分發揮該集團在美國資本市場的優勢，從境內企業的需求出發推動其國際化向更高層次發展。

黃光裕一夜間到手88億－－解讀國美上市四大疑問

●一直鍾情IPO，為何最終還是借殼？
●雖是借殼卻巧妙破解了聯交所反收購規則？
●黃光裕高價賣國美「左手倒右手」？
●房地產業務分拆上市還是借殼上市？
本周一，炒作了近三年時間的國美上市之旅終於塵埃落定，黃光裕憑一夜之間「拿到」88億元再次成為資本市場的焦點人物。然而，在一系列風光背後，黃光裕和國美還是留下了諸多的疑問有待解答。
何以借殼而非IPO？
眾所周知，國美一直在做IPO的准備，為何最終又採用蛇吞象的借殼方式？
曾多次主刀操作內地民營企業赴香港借殼的劉夢熊指出，IPO對擬上市公司過去3年資本、負債、營業額、稅利和董事會架構有嚴格的限制。從時間成本上講，如果一切進展順利，IPO需耗時9個月，但這9個月是非常理想的情況，即呈報的資料真實完整性完全達標，中間沒有任何反復。劉夢熊介紹：「如果在審核過程中，有關機構對其中任何一項有質疑，半年內得不出結論的情況都有可能。屆時，由於時效性，比如報表已經過時，擬上市公司只能把准備工作推倒重來。」而國美是否遭遇到類似的情況尚不可知。
劉夢熊還指出：國內民營企業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環境過渡的發展過程中，難免不出現「兩盤賬」等問題，借殼上市是他們「瀟灑告別歷史，脫胎換骨」的最佳時機。
有業內人士用「心急火燎」四個字來形容國美的心態———時間是黃光裕關心的重點，落腳點則是資金。國美擬訂了龐大的擴張計劃，對資金的需求巨大。根據中國鵬潤披露的信息，裝入上市公司的「國美電器」未來兩年的開店成本超過4億元人民幣。
破解聯交所反收購規則？
投行人士稱，雖然均屬借殼上市，國美電器與借殼海爾中建（1169.HK）的海爾集團相比，其效果完全不同，國美電器的財技更高一籌。
海爾集團的借殼將被聯交所視為新公司上市，必須從頭走完IPO的全部審批程序，而這至少需要9個月時間。
香港聯交所於3月31日實施的新修訂的《上市規則》關緊了借殼上市的後門。
新規則的限制主要體現在增設「反收購行動」一項，將進行反收購的上市公司視作新申請人，必須按照IPO的程序審批。
劉夢熊指出：中國鵬潤大可放心，「國美電器借殼註定不會被聯交所界定為反收購。它並不符合《上市規則》對反收購的界定」。
《上市規則》對反收購的一種界定是：注入資產值達到殼公司資產的100%，且收購事項發生後，上市公司控制權發生變動。中國鵬潤2003年年報顯示，截至2004年3月31日，公司總資產約7.1億港元，而注入的國美電器截至2004年3月31日的總資產約31.9億元人民幣（約合29.6億港元），遠遠超過100%的比例。但在收購國美電器之前，中國鵬潤的控制權已掌握在黃光裕手中，而收購後黃光裕的持股量不減反增，不存在殼公司控制權變動的情況，因此並不符合反收購的這種界定。
反收購的另一種界定是：在上市公司控制權發生變化的24個月內，上市公司向取得控制權的人士收購的資產值達到殼公司資產的100%.黃光裕取得中國鵬潤（原名「京華自動化」）控制權是在2002年2月，如今已超出24個月的時限，也不符合反收購的這種界定。
49倍市盈率贏家是誰？
中國鵬潤用88億元人民幣的代價購買國美電器2.41億元人民幣的凈資產，溢價超過30倍。若計算市盈率，去年年底國美電器凈利潤為1.78億元人民幣，則此次收購作價的市盈率高達49.4倍。這種「左手倒右手」高價是否公允？
「這個49.4倍是按照國美電器2003年的業績算出來的，並不代表國美電器未來的業績情況。」鵬潤投資集團副總裁張志銘昨日向記者解釋說，「國美電器業績增長的幅度很快，2004年第一季度凈利潤達到了8454萬元人民幣。如果按照這個增長速度，把未來的凈利潤貼現來計算，收購的市盈率並沒有49.4倍那麼高。」
從股權結構看，黃光裕是88億元人民幣（約83億港元）收購代價的受益者。市場人士關心的問題是，黃光裕在取得這些證券後，是否會擇機套現，以兌現這幾十億誘人的紙上財富？
劉夢熊指出：黃光裕必須找到足夠成交量，把得到股份和可換股債券處理出去，否則只是紙上富貴，但減持套現的手續相當簡便，只需選擇證券公司或投資銀行，簽訂承配協議，將股份及可換股債券折讓出手，中間只經過簽訂承配協議、錢款到賬、報交易所公布這幾個步驟。
中國鵬潤與GomeHodingsLimited確定的收購條款對黃光裕未來的減持相當有利。黃光裕所得的中國鵬潤新股不受任何禁售期限制，可以隨時選擇適當的時機出售。可換股債券期限為三年，在到期前黃光裕可隨時行使換股權或擇機轉讓。
可換股債券轉讓需經中國鵬潤批准，但黃光裕又是中國鵬潤的實際控制人。
房地產業務分拆或借殼上市？
即將更名為「國美電器」的中國鵬潤還有一塊房地產業務。2002年初，黃光裕控制中國鵬潤後，後者以1.95億港元的代價向黃光裕收購北京市朝陽區西壩河北里7號院物業項目39.2%的權益。今年2月，中國鵬潤宣布向黃光裕控制的ShinningCrown發行可換股債券，以籌集資金3億港元，主要用於收購上述物業項目剩餘60.8%的權益，從而將該項目裝入上市公司，這也是中國鵬潤目前惟一的一塊房地產業務。
對於這塊房地產業務未來的走向，中國鵬潤6月7日的公告指出：「於本公布刊發日期，董事並未就該物業發展作出決定。」黃光裕在同日表示，中國鵬潤會繼續經營原有的地產業務，但不會在這方面再投入更多資金，未來以零售業務為主。
房地產是鵬潤系的重要產業。在銀行收緊信貸的背景下，鵬潤的房地產未來如何在資本市場上施展？是否會考慮中國鵬潤分拆上市？
亦或尋找新的殼資源？劉夢熊指出，按照聯交所《上市規則》規定，上市公司業務中如有一塊業務上市期滿3年，盈利超過5000萬港元或資產規模超過2億港元，即可分拆。而中國鵬潤的房地產業務在2002年才拿到39.2%的權益，2004年才得到100%的權益，在上市時間上並不符合分拆的要求。張志銘昨日表示，中國鵬潤的這塊房地產業務目前尚無明確的分拆計劃，近期也沒有資金的需求。投行人士指出，在短期內無法實現分拆的情況下，房地產業務另外借殼應是不錯的選擇。
國美集團尚有37個門店未裝入上市公司，包括位於香港、上海等地的公司。中國鵬潤執行董事杜鵑於6月7日指出，雖然國美在香港擁有4家門店，但其業務尚未成熟，因此並未注入中國鵬潤。除這些門店外，國美集團於上月底在全國啟動的音像業務也未注入上市公司。

C. 求近年金融職務犯罪案例+分析

內外勾結貪污銀行巨款案
「案情」

被告人：薛根和，男，32歲，海南省瓊山縣人，原系中國工商銀行海口市分行東風辦事處會計。1992年12月6日被逮捕。

被告人：陳貽全，男，52歲，海南省文昌縣人，原系海南益通實業貿易公司總經理。1993年2月23日被逮捕。

被告人：熊道先，男，50歲，四川省成都市人，原系海南省遠洋貿易公司副總經理兼業務總經理。1977年因犯詐騙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年，1992年12月6日因本案被逮捕。

被告人：趙東方，男，42歲，河北省唐山市人，原系貴州金龍企業經貿總公司籌備組成員。1984年因犯詐騙罪被人民檢察院免予起訴，1993年2月25日因本案被逮捕。

被告人：楊紹瓊，女，50歲，四川省成都市人，原系貴州金龍企業經貿總公司籌備組成員。1993年2月25日被逮捕。

被告人：張德全，男，41歲，海南省瓊山縣人，原系海南益通實業貿易公司房地產部聘用經理。1993年2月23日被逮捕。

被告人：熊元龍，男，25歲，四川省成都市人，原系海南省遠洋貿易公司財務部聘用經理，系同案被告人熊道先之子。1993年1月14日被逮捕。

被告人：戴開業，男，28歲，海南省海口市人，無職業。1992年12月14日投案自首，1993年5月22日取保候審。

1992 年1月至4月間，被告人薛根和與被告人陳貽全經過共謀，以做生意為名，由薛根和盜用銀行空白匯票四張，以海南益通實業貿易公司（以下簡稱益通公司）的名義，分別匯往甘肅省物資交易中心10萬元，陝西省咸陽市旅遊公司產銷部5萬元，山東濰坊經濟開發投資公司10萬元，陳貽全自帶匯票到陝西省咸陽市解付10 萬元，總金額35萬元。此款被陳貽全佔有使用。

1992年6月5日，被告人熊道先代表海南省遠洋貿易公司（以下簡稱遠洋公司），陳貽全代表益通公司，雙方達成「合並聯合辦公，共同辦理出口山羊絨業務」的協議。熊道先提出急需解決100萬元資金。經薛根和、陳貽全、熊道先等人共謀後，由薛根和盜用銀行空白匯票一張，填上100萬元金額，以益通公司的名義匯往中國工商銀行廣州市分行第一營業所，由熊道先指使其子、被告人熊元龍自帶匯票前往解付。解付後，熊道先將其中的50萬元轉到海南明莊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用於歸還個人欠款，將337500元歸還海南百威裝潢公司欠款，提取16萬元交給被告人趙東方、楊紹瓊用於修改美元信用證條款的手續費，餘款2500元由熊元龍作為解付匯票的費用。

1992年6月間，被告人趙東方、楊紹瓊與熊道先、陳貽全、薛根和等人商定，由益通公司、遠洋公司和貴州金龍企業經貿總公司籌備組（以下簡稱金龍公司籌備組）聯合成立華南金龍企業集團公司。趙東方以辦公司需要注冊資金和調劑美元為名，由薛根和盜用銀行空白匯票兩張，以益通公司的名義，先後匯給金龍公司籌備組人民幣共500萬元，由楊紹瓊指使其子趙衛（在逃）解付。其中，楊紹瓊用100萬元償還貴州省貴陽電視機廠的欠款；趙東方用 12萬元在唐山市購買私房，用110萬元作為貴州金龍企業經貿總公司的注冊資金。同時，還匯到遠洋公司的海口帳戶9萬元，分三次匯到益通公司的海口帳戶共計140萬元（其中陳貽全償還廣東省徐聞縣糧油飼料公司的個人欠款561100元）。餘款129萬元被陳貽全、趙東方、楊紹瓊佔用揮霍。

1992 年6月中旬，薛根和、陳貽全、熊道先等人共謀，為支付香港國華銀行開出的600萬美元信用證的開證費，由楊紹瓊與香港恆基公司蔡德基簽訂了所謂的山羊絨包裝袋合同。同年6月17日和29日，由薛根和盜用銀行空白匯票兩張，以益通公司的名義，匯往廣東省東莞市霄邊商行人民幣400萬元，並由陳貽全將匯票帶到廣東省南海縣交給趙東方、楊紹瓊，再由趙、楊將兩張匯票交蔡德基帶到東莞市霄邊商行解付。然後由霄邊商行將人民幣400萬元兌換4494949元港幣匯到香港寶生銀行蔡德基妻子羅沛雄私人存摺上。其中，蔡德基用於600萬元美元信用證的開證費及中間人手續費2614000元港幣，餘款1880949元港幣由港商鄧××提取佔用。

1992年6月18日，熊道先、陳貽全與薛根和密謀，以定購山羊絨需要資金為名，由薛根和將一張銀行空白匯票帶到熊道先的辦公室，當著熊道先、陳貽全的面，按照熊道先提供的收款單位和帳號，以益通公司的名義，填寫匯票金額200萬元，並將匯票交給熊道先。熊指使遠洋公司的業務員林曉彬到中國工商銀行包頭市分行環城路辦事處解付。林曉彬按照熊道先的指使，匯回中國工商銀行海口市分行大英山辦事處45萬元並提取現金，交給海南昌華房地產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詩錦為熊道先、熊元龍、黃康仁、田靜辦理出國護照費用；匯105萬元到包頭市商檢勞動服務公司，其中又轉50 萬元償還熊道先在湖南株州對外經濟貿易總公司的個人欠款，轉呼和浩特市土畜產進出口公司40萬元作為定購山羊絨的定金，10萬元由馬長春用於歸還個人欠款；其餘50萬元由林曉彬提取現金後與熊道先、熊元龍等人共同使用。

1992年6月29日，熊道先、薛根和密謀策劃購買房屋。薛根和將一張銀行空白匯票帶到熊道先的辦公室，按照熊所提供的收款單位及帳戶，以益通公司的名義，填寫金額人民幣400萬元，並將匯票交給熊道先。熊指使黃康仁（在逃）自帶匯票到廣東省電白縣解付，黃康仁將395萬元轉回遠洋公司帳上。同年7月2日，又轉到海南華秀開發承包公司3906757元用於購買海口市濱海花園小區三號樓二單元和七號樓。除廣東省電白縣石化公司佔用5萬元外，餘款43243元被熊道先佔用。

1992年6月至7月間，薛根和與潘正東（在逃）多次策劃盜取銀行資金。薛盜用銀行空白匯票五張，分別以海南昌華房地產開發公司、遠洋公司的名義，先後匯往湛江市、長春市、南海縣九匯鎮等地，由潘正東等人解付，總金額為人民幣559萬元。潘正東用其中180萬元購買7輛轎車（組裝件），爾後將其中5輛車轉給熊道先的遠洋公司使用。薛根和用其中228萬元為遠洋公司購買海口市濱海花園小區三號樓二單元和七號樓提供購房手續費，辦理房產證費、裝修費、電話安裝費，辦理美元信用證等費用；用30萬元購買海口市嶺下村70號三層樓私人住宅一棟；用36萬元購買海口市沿江西路433號三層樓私人住宅一棟；用162000元歸還挪用海口市橡膠三廠經營部等企業款；以許雪梅、麥惠芳的名義存入銀行（定期）40萬元；餘款29萬元被薛根和揮霍。

1992 年8月25日，薛根和察覺事情將要敗露，找熊道先、張德全、潘正東策劃攜款外逃。薛根和盜用銀行空白匯票一張，以遠洋公司的名義，填寫金額人民幣400萬元，交給熊道先、張德全帶到湛江市通過陳丹（在逃）解付。熊道先交給趙東方60萬元，先後兩次又轉回遠洋公司100萬元；陳丹交給薛根和和現金40萬元；薛根和外逃時在陳丹處取走現金13萬元。案發前陳丹轉回遠洋公司191萬元。

1992年10月9日，薛根和與熊道先、陳丹等人共謀，以購買海口市濱海花園小區的兩棟樓房需要裝修費的名義，由薛根和盜用銀行空白匯票一張，填寫金額人民幣150萬元，以遠洋公司的名義匯往昆明市（收款人李可文），由陳丹在昆明解付後匯回遠洋公司帳戶。案發後由於發現及時，中國工商銀行海口市分行將該款分錄沖銷，故未造成損失。

1992 年10月9日，趙東方打電話給薛根和、熊道先，謊稱已經搞到6000萬元港幣匯票，但需要手續費人民幣600萬元，並將收款單位、解付銀行傳真到遠洋公司熊道先處。薛根和與熊道先密謀後，由薛盜用銀行空白匯票一張，以遠洋公司的名義，按趙東方提供的帳號，將人民幣600萬元匯到廣東省深圳市羅湖區建築公司怡新商店。由於薛根和在填寫匯票時沒有打蓋密押，此款被及時發現扣押，未造成損失。

此外，薛根和利用本人掌管同城票據交換、綜合的職務之便，分別於1991年12月5日、12月10日先後兩次偽造兩張進帳單夾進原兩張同城票據憑證的進帳單中，與二三五暫收款項對轉入帳，以假充真，將4710元分兩次轉入益通公司陳貽全處。陳貽全提出現金4650元交給薛根和，供薛揮霍使用。

薛根和還利用職務之便，採取塗改同城票據（代付）憑證的收款單位，編造假進帳單的手段，分別挪用海口市化工三廠、海口市大海服務部、海口市橡膠三廠、海口市輪胎廠等企業單位結算資金共6筆，計人民幣162458.03元，用於他人做生意及歸還陳貽全的欠款。

1992 年10月15日，薛根和在中國工商銀行海口市分行東風辦事處接到外地查詢匯票電話後，覺察到自己和同夥的犯罪事實即將敗露，便與熊道先、張德全、熊元龍以及被告人戴開業策劃潛逃。熊元龍、戴開業即連夜開車將薛根和、熊道先、張德全送往廣東省港江市。10月16日薛根和等人從湛江市郊勞務糧油公司購銷部經理陳丹處提取現金後，由熊元龍開車把他們送到廣西邊境，當晚由戴開業找人帶路，薛根和、熊道先、張德全偷越國境，逃往越南，案發後戴開業於1992年12月 14日到海口市人民檢察院投案自首。

「審判」

海南省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經過公開審理認為，被告人薛根和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夥同被告人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張德全等人，採取內外勾結，盜取銀行匯票，擅自打蓋密押，隱匿和銷毀底聯的手段，共開出銀行空頭匯票19張在外地銀行進行解付，共同貪污公款3344萬余元（其中600萬元貪污未逐）。此外被告人薛根和採取偽造銀行進帳單的手段，貪污銀行代收手續費4710元。被告人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張德全與被告人薛根和相勾結，由薛根和採取盜取銀行空白匯票，開空頭匯票不上帳的手段，共同貪污銀行公款。被告人薛根和的行為構成貪污罪，被告人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張德全夥同貪污，均構成貪污罪的共犯。其中，被告人薛根和、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本案主犯，被告人張德全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本案從犯。被告人薛根和還採取塗改同城票據（代付）憑證的收款單位，編造假進帳單的手段，挪用海口市橡膠三廠經營部等企業資金共6筆共計人民幣162458.03元，已構成挪用公款罪。被告人薛根和、熊道先、張德全為逃避法律制裁而偷越國境，情節嚴重，均構成偷越國境罪。被告人熊元龍、戴開業明知薛根和、熊道先、張德全有重大犯罪嫌疑而協助他們逃避法律制裁，將他們轉移、窩藏，均構成窩藏罪。

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確認本案各被告人的具體罪責如下：

被告人薛根和利用職務之便，夥同被告人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張德全共同貪污人民幣33444710元（其中600萬元貪污未遂）。薛根和本人實際佔用人民幣6124650元。案發後追回贓款和贓物折款共計人民幣2573912.34元，給國家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犯罪情節特別嚴重，應依法從重處罰。

被告人陳貽全勾結薛根和並夥同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參與共同貪污人民幣12354710元。陳貽全本人實際佔用人民幣175萬元。案發後追回贓款人民幣65941.7元，給國家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犯罪情節特別嚴重，應依法從重處罰。

被告人熊道先勾結薛根和並夥同陳貽全、趙東方、楊紹瓊等人，參與共同貪污人民幣2050萬元（其中600萬元貪污未遂）。熊道先本人實際佔用人民幣749 萬元。案發後追回贓款和贓物折款共計人民幣4685775元，給國家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犯罪情節特別嚴重，應依法從重處罰。

被告人趙東方勾結薛根和並夥同陳貽全、熊道先、楊紹瓊等人，參與共同貪污人民幣900萬元。趙東方與楊紹瓊等人實際共同佔用人民幣311萬元。案發後追回贓款12萬元，給國家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犯罪情節特別嚴重，應依法嚴懲。

被告人楊紹瓊通過趙東方勾結薛根和並夥同陳貽全、熊道先等人，參與共同貪污人民幣900萬元。楊紹瓊個人揮霍並與趙東方共同佔用人民幣339萬元。案發後追回贓款和贓物折款共計人民幣1264576元，給國家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犯罪情節特別嚴重，應依法嚴懲。

被告人張德全受薛根和的指派，與熊道先一起參與解付400萬元匯票的犯罪活動，是本案從犯。張德全歸案後能積極協助檢察機關抓獲薛根和、熊道先等主要案犯，對偵破此案起了一定的作用，可以酌情從輕處罰。

被告人熊元龍明知薛根和、熊道先、張德全屬重大犯罪嫌疑對象，為了使他們逃避法律制裁而積極幫助他們偷越國境，窩藏犯罪分子，情節嚴重，應依法懲處。

被告人戴開業明知薛根和、熊道先、張德全屬重大犯罪嫌疑對象，為了使他們逃避法律制裁而積極幫助他們偷越國境。案發後尚能主動到檢察機關投案自首，並向檢察機關提供線索，對偵破此案起了積極作用，可以從輕處罰。

本案共追回贓款人民幣4974255.18元（不包括貪污未遂的600萬元和工商銀行沖銷的150萬元），追回贓物折款人民幣6271570元，兩項共計人民幣11245825.18元，尚有14698884.82元沒有追回，國家遭受重大經濟損失。

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根據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實和情節，經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百七十六條、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二款、第二十二條第一款、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條、第五十一條第一款、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一款、第六十條、第六十三條、第六十四條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第一條、第二條第一款第（1）項、第三條第一款、第十二條的規定，於1993年8月13日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薛根和犯貪污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犯挪用公款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犯偷越國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二、被告人陳貽全犯貪污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三、被告人熊道先犯貪污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犯偷越國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四、被告人趙東方犯貪污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五、被告人楊紹瓊犯貪污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六、被告人張德全犯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犯偷越國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七、被告人熊元龍犯窩藏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

八、被告人戴開業犯窩藏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

九、以下追繳的贓款贓物，依法退回中國工商銀行海口市分行，對依法不應退回的，上繳國庫。（贓款贓物清單略）

十、本案中尚未追回的贓款贓物及與本案有關的查封、凍結的財產依法繼續追繳處理。

宣判後，薛根和服判不上訴。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以他們的行為不構成貪污罪為理由提出上訴，熊元龍、戴開業以原判量刑過重為理由提出上訴。

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經過二審審理認為，原審判決認定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准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採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六條第（1）項的規定，於1993年8月28日作出刑事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並依法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依照死刑復核程序對本案進行了復核，確認一、二審人民法院認定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准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於1993年9月9日依法作出刑事截定如下：核准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維持一審對被告人薛根和以貪污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挪用公款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偷越國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被告人陳貽全以貪污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被告人熊道先以貪污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偷越國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被告人趙東方以貪污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被告人楊紹瓊以貪污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的刑事裁定。
「評析」

本案是建國以來全國最大的貪污案。在審理過程中，對薛根和騙取銀行巨款的行為定貪污罪沒有異議，但對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的行為能否定貪污罪，有兩種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在主觀上缺乏貪污的故意，客觀上他們的行為是分別代表海南益通實業貿易公司、海南省遠洋貿易公司和貴州金龍企業經貿總公司實施的，是法人行為而非個人行為，法律上沒有法人犯貪污罪的規定。所有款項均用於公司費用，他們並未非法佔有，中飽私囊。而且他們四人均不具備貪污罪的主體資格，不存在利用職務便利的問題。因此，他們的行為均不構成貪污罪。

另一種意見認為，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的行為均已構成貪污罪，理由如下：

（1）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多次勾結薛根和，由薛利用職務之便盜取銀行空白匯票，他們向薛提供收款單位及帳號，並參與填寫匯票。匯票填好後，又由他們親自攜帶匯票或指使他人去外地解付，進行佔用。楊紹瓊明知匯票是薛根和從銀行盜取的，卻指使他人解付並共同佔用。這表明他們主觀上非法佔有公款的目的是十分明確的。

（2）陳貽全所在的益通公司和熊道先所在的遠洋公司經查均沒有國有資產，注冊資金來源是詐騙所得的贓款，在經營過程中沒有按全民所有制企業有關制度進行管理，分配方式也不是按全民所有制企業分配方式進行的。上述兩公司是名為全民所有制實為個體的企業。且益通公司法定代表人變更為陳貽全的時間是1992年8月24日，在這以前陳貽全沒有任何法人授權委託書。熊道先雖然有遠洋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授權委託書，但其實施的行為已超過了授權委託范圍。因此，陳貽全、熊道先的行為是個人行為而非法人行為，應由他們個人負責。趙東方、楊紹瓊所在的貴州金龍公司的注冊資金是趙、楊勾結薛根和等人夥同貪污銀行的公款，且該公司是在1992年10月12日注冊登記的，而本案案發時間是在1992年10月15日，在此以前趙、楊使用貪污款所進行的經濟往來是個人行為，並且是非法的。再者，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參與貪污所得的贓款，絕大部分用來購買私房、金銀首飾、豪華小汽車和其他個人揮霍。因此，他們的行為完全符合貪污罪的客觀構成要件。

（3）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雖然不具備貪污罪的主體資格，無職務之便可以利用，但他們與薛根和相互勾結，夥同貪污。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第一條第二款的規定：「與國家工作人員、集體經濟組織工作人員或者其他經手管理公共財物的人員勾結，夥同貪污的，以共犯論處。」

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採納了上述第二種意見，認定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的行為構成貪污罪，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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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金融信息服務的特點有兩點：一是以中小微型企業以及貧困或中低收入群體為特定目標客戶；二是由於客戶有特殊性，它會有適合這樣一些特定目標階層客戶的金融產品和服務。 以規模龐大的線下POS收單市場來說，越來越多的第三方支付企業對線下收單市場的拓展，未來線下支付將給整個綜合支付市場格局帶來重要影響。

G. 關於金融的案例分析

我的中文專業名詞用的不好，請見諒！

我覺得首先是對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這種金融衍生品要慎用，甚至不用。這種證劵/投資產品簡單來說就是把還沒有被銀行拿到的按揭款經過復雜的拆分和重組，變成可以被投資的金融產品。而投資者並不知道他們投資的具體是什麼（其實是很多房奴的按揭款），到底是誰會在未來付款，這種金融產品只有一個風險等級。但是這種產品把銀行的按揭風險（也就是說買房人不能按時付款的風險）轉移給了投資者。在中國，如果有這種金融衍生品，很可能造成銀行瘋狂實行住房放貸，而不考慮借貸人的償還能力。同時，由於中國人對一輩子有個房子看得很重，勢必造成瘋狂的借貸買房。這就會造成房價產生巨大的泡沫。當泡沫破滅時（也就是房價暴跌時），這種金融衍生品（MBS）會暴跌，銀行將無法從這些證劵中獲得流動性（也就是現金），那麼銀行就會收緊放貸，或者提高房貸利率，而這會使很多房奴突然還不起按揭款，而又由於房價下跌而不能把房子脫手，很多換不起貸款的人就會被強令遷出，甚至有無家可歸的可能。所以，這種衍生品在中國如果監管不嚴，很可能有比美國次貸危機更嚴重的後果。因為中國人現在的錢不是在炒房就是在炒股，MBS的危險性就是他把這兩個投資市場的風險聯系在了一起。不過我覺得國家現在對房市的控制還是很特意的，所以這種產品應該會被禁止。

對美國金融危機付主要責任的第二種金融衍生品叫做credit default swap（信貸違約掉期）。 他的主要目的或者說是初始目的是為了避免風險，說白了他就是一種保險。比如說你買了萊曼的股票，你可以從保險公司（像AIG）買CDS這種保險，如果萊曼的股價跌倒￥10一下，那麼CDS會給你賠償。這種保險的目的是好的，但是錯就錯在這種保險是可以被交易的，就比如說你覺得萊曼的股價馬上就會跌倒￥10一下，你就可以從市場上買別人的CDS，然後等真的跌倒￥10一下去領取賠償金。換句話說，這種金融衍生品可以被用來投機。這在熊市的時候只能有推波助瀾的作用。我認為在中國，金融保險這種東西可以實施，但是不應該被交易。 在中國這種不完善的股市，絕大部分人在投機，在升的時候買，降的時候賣（這種尤其危險），CDS只會進一步製造恐慌，從而拖垮市場。

我認為從發展的角度來講，應該切實的從保護投資者的角度去採用可以降低風險的金融衍生品。可以投機的金融產品只會使少數人獲利。

這只是我個人的分析，有什麼不對的請指正。很抱歉，我對一些金融名詞翻譯的可能不太正確！

H. 求一個上市公司融資的案例

看一本書《門口的野蠻人》詳細講華爾街的並購融資的。融資的渠道很多，外部融資，間接融資股權融資，融資的產品是非常復雜的，有優先股，債券，可轉債，普通股，等等，具體的搭配很復雜的，書里寫的很清楚。
分給我

I. 求國內外金融風險案例！！！麻煩各位了~~

海南發展銀行的關閉
一、案例分析
1998年6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發表公告，關閉剛剛誕生2年10個月的海南發展銀行。這是新中國金融史上第一次由於支付危機而關閉一家有省政府背景的商業銀行。海南發展銀行成立於1995年8月，是海南省唯一一傢具有獨立法人地位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其總行設在海南省海口市，並在其他省市設有少量分支機構。它是在先後合並原海南省5家信託投資公司和28家信用社的基礎上建立和壯大的。成立時的總股本為16.77億元，海南省政府以出資3.2億元成為其最大股東。關閉前有員工2800餘人,資產規模達160多億元。
海南發展銀行從開業之日起就步履維艱，不良資產比例大，資本金不足，支付困難，信譽差。1997年底按照省政府意圖海南發展銀行兼並28家有問題的信用社之後，公眾逐漸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開始出現擠兌行為。隨後幾個月的擠兌行為耗盡了海南發展銀行的准備金，而其貸款又無法收回。為保護海南發展銀行，國家曾緊急調了34億元資金救助，但只是杯水車薪。為控制局面，防止風險漫延，國務院和中國人民銀行當機立斷，宣布1998年6月21日關閉海南發展銀行。同時宣布從關閉之日起至正式解散之日前，由中國工商銀行託管海南發展銀行的全部資產負債，其中包括接收並行使原海南發展銀行的行政領導權、業務管理權及財務收支審批權；承接原海南發展銀行的全部資產負債，停止海南發展銀行新的經營活動；配合有關部門施實清理清償計劃。對於海南發展銀行的存款，則採取自然人和法人分別對待的辦法，自然人存款即居民儲蓄一律由工行兌付，而法人債權進行登記，將海南發展銀行全部資產負債清算完畢以後，按折扣率進行兌付。6月30日，在原海南發展銀行各網點開始了原海南發展銀行存款的兌付業務，由於公眾對中國工商銀行的信用，兌付業務開始後並沒有造成大量擠兌，大部分儲戶只是把存款轉存工商銀行，現金提取量不多，沒有造成過大的社會震動。

二、原因分析
（一）不良資產比例過大。可以說，海南發展銀行建立本身就是一個吸納海南非銀行金融機構不良資產的怪胎。1992年開始海南房地產火爆，1993年5月以後，國家加大金融宏觀調控力度，房地產熱逐步降溫，海南的眾多信託投資公司由於大量資金壓在房地產上而出現了經營困難。在這個背景下，海南省政府決定成立海南發展銀行，將5家已存在嚴重問題的信託投資公司合並為海南發展銀行。據統計，合並時這5家機構的壞賬損失總額已達26億元。有關部門認為，可以靠公司合並後的規模經濟和制度化管理，使它們的經營好轉，信譽度上升，從而擺脫困境。1997年底，遵循同樣的思路、有關部門又將海南省內28家有問題的信用社並入海南發展銀行，從而進一步加大了其不良資產的比例。
（二）違法違規經營，海南發展銀行建立起來以後，並沒有按照規范的商業銀行機制進行運作，而是大量進行違法違規的經營，其中最為嚴重的是向股東發放大量無合法擔保的貸款。海南發展銀行是在1994年12月8日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籌建，並於1995年8月18正式開業的。成立時的股本16.77億元。但僅在1995年5月到9月間，就已發放貸款10.60億元，其中股東貸款9.20億元，占貸款總額的86.71%.絕大部分股東貸款都屬於無合法擔保的貸款，許多代款的用途根本不明確，實際上是用於歸還用來入股的臨時拆借資金，許多股東的貸款發生在其資本到賬後的一個月，入股單位實際上是剛拿來，又拿走。股東貸款實際上成為股東抽逃資本金的重要手段。這種違法違規的經營行為顯然無法使海南發展銀行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

三、 啟示
（一）不良資產比例過大是目前我國銀行業的主要風險。我國的商業銀行特別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不良資產比例大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盡管對4家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比例的匡算結果有不同，有的說20%左右，有的說30%左右，不論那一個比例，反正都是高比例，大大超過了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17%的最高限界，也大大高於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之初的泰國（7.9%）、馬來西來（6.4%）、印尼（17%）、韓國12%、日本12%、台灣11%，而形成高比例不良資產的原因雖有銀行自身經營管理的問題，但更多的是由於體制因素及由此引起的過多行政干預造成的。國有商業銀行在如此高的不良資產比例下只所以還能正常運轉，根本一點在於廣大民眾相信國有銀行不會倒閉，因此不但不擠提，還照樣存款。海南發展銀行一開始了就染上了國有商業銀行的體制病，長官意志使它一起步就背上了沉重的不良資產包袱，而由於它不是國有商業銀行，沒有國家信用保證，因此，一有風吹草動，就會發生擠兌，引發支付危機而難以為繼。如前所述，目前我國的主要商業銀行是裹著國家信用大旗掩蓋著高額不良資產的病灶，如果不能盡快把不良資產比重降下來，隨著我國加入WTO和國有商業銀行企業化改革的深入，就極容易引發類似海南發展銀行這樣的風波。

（二） 合規合法經營是商業穩健運行的基本要求。
海南發展銀行只所以短命，原因是它一開業就違規經營，《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第四章第35條、第36條、第40條規定，「商業銀行貸款，應當對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償還能力、還款方式等情況進行嚴格審查」，「商業銀行貸款，借款人應當提供擔保」，「商業銀行不得向關系人發放信用貸款；向關系人發放擔保貸款的條件不得優於其他借款人同類貸款的條件」。而海南發展銀行完全違背這些規定，貸款不問用途，貸款不搞抵押，通過貸款的方式抽逃資本金，前門拿進、後門拿出，拿來多少、帶走多少，如此違法亂紀經營，豈有不垮之理。
（三） 中央銀行的救助是防止商業銀行發生信用危機，化解銀行業風險的最後一道防線。在1998年上半年海南發展銀行出現儲戶擠兌時，中央銀行緊急調動34億資金予以支持，當發現如此救助不足以制止信用危機發生時，中央銀行採取斷然措施，立即關閉海南發展銀行，由中國工商銀行對其實行接管，從而避免了事態的擴大，保護了私人儲戶的利益。同時按照國際通行的規則，對法人債權進行登記，在海南發展銀行全部資產負債清償完畢以後按折扣率進行總付，以體現投資者（這里為存款者）自我承擔風險的原則。這一案例，充分顯示了中央銀行充當最後貸款人和化解銀行風險的最後一道防火線的地位。

第二篇 外國金融風險案例
案例2-1
美國儲貸協會的破產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美國發生了繼30年代以後又一次商業銀行儲蓄機構破產的風潮，據美國立法機構統計，有問題的商業銀行從1981年的大約200家增加到1986年的超過1400家，商業銀行倒閉的數量從1950——1981年平均每年5家，1982年——1992年平均每年130家，1988年達到200家以上，儲貸協會幾乎全面破產。至1995年末，花費了納稅人大約1400億美元。據美國總會計署估算，這場危機的保救成本要超過5000億美元。在這場危機中，各種利益集團通過立法機關和政府胡整亂治，丑聞百出，在美國金融發展史寫上了不光彩的一頁。

一、案例介紹
美國儲貸協會建立於20世紀30年代，當時成立這個協會的目的是為了鼓勵美國的中產階級進行自顧，所以全稱是「扶助儲貸協會」。為了規范儲貸協會的運作，國會創建了聯邦住宅貸款銀行委員會（FHLBB），而且建立了它的附屬機構聯邦儲貸保險公司（FSLIC），為儲貸協會的存款保險。儲貸協會吸收公眾的短期儲蓄存款、並且用這些所得存款向當地的購房者提供20年和30年的抵押貸款，利率在抵押期內保持不變。
顯然，如果儲貸協會向儲戶支付的利率低於儲貸協會發放的抵押貸款的平均收益率，則儲貸協會就有盈利，可以正常經營，反之，如果儲貸協會向儲戶支付的利率高於儲貨協會發放的抵押貸款的平均收益率，則該機構就會虧損。從3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利率很低，而且穩定，長期抵押貸款利率高於短期存款利率，即儲貸協會的收益曲線總是向上傾斜的。在穩定且低通貨膨脹率的時期，儲貸協會的經營是很簡單的。局外人嫉妒地拿儲貸協會經理的「3——6——3」的經營方式（以3%的利率借款，以6%的利率貸款，每天下午3點打高爾夫球）開玩笑。不幸的是，在70年代中期，利率開始上升。最初，這一上升是溫和的遞進的，所以儲貨協會遇到的麻煩不大。但在70年代後期，不斷上升的通貨膨脹對利率施加了向上的壓力，並將利率提高到了儲蓄機構可以向儲戶提供的利率上限水平。為了防止嚴重的非中介化，立法機構授權儲貸協會發行貨幣市場單據，這一新工具面值1萬美元，並允許銀行和儲蓄機構參照6個月國庫券的標准來確定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