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使人类交往日益频繁、人类面临的问题日益复杂专，需要国际组织在属国际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促进主权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开展交流、协调、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但材料同时也说明国际组织有其局限性。
（2）我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我国积极参加国际组织的各项活动，为促进人类和平、发展与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国际问题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坚决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
『伍』 什么叫新兴国际金融市场
又叫离岸金融市场。
离岸国际金融市场（offshore finance market），是指主要为非居民提供境外货币借贷或投资、贸易结算；外汇黄金买卖、保险服务及证券交易等金融业务和服务的一种国际金融市场，亦称境外金融市场，其特点可简单概括为市场交易以非居民为主，基本不受所在国法规和税制限制。参考链接：
http://ke..com/link?url=KXYm0Bdlu7_JPDgjmjbgLwv6L7HihOvLTJdlA9l_aSmaNKlJYbhh12-Gaj8iGcAavnVivEetmEt-kF0amOOym_
『陆』 中国银行下午几点下班
中国银行营业时间是：
对公业务：每周一到周五，早晨9:00到下午5:00营业，节假日休息。
对私业务：每天早晨9:00到下午5:00营业。
中国银行是中国唯一持续经营超过百年的银行，也是中国国际化和多元化程度最高的银行。机构遍及中国内地及56个国家和地区，旗下有中银国际、中银投资、中银基金、中银保险、中银航空租赁、中银消费金融、中银金融商务、中银香港等控股金融机构。
2016年，中国银行再次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成为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唯一连续6年入选的金融机构。2017年7月，英国《银行家》杂志公布了《全球1000家大银行排行榜》，中国银行排名第4位。
(6)新兴的国际金融市场扩展阅读：
中国银行于1912年经孙中山先生批准在上海成立，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银行之一。
1912－1928年，中国银行履行中央银行职能，负责代理国库、承汇公款、发行钞票等。
1928－1942年，中国银行作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改革管理机制，在中国金融界率先走向国际市场，先后在伦敦、新加坡、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设立分行。
1942－1949年，中国银行作为国际贸易专业银行，负责政府国外款项收付，发展国外贸易并办理有关贷款与投资。
1949年以后，中国银行长期作为国家外汇外贸专业银行，统一经营管理国家外汇，开展国际贸易结算、侨汇和其他非贸易外汇业务，大力支持外贸发展和经济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牢牢抓住国家利用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加快经济建设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长期经营外汇业务的独特优势，成为国家利用外资的主渠道。
『柒』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等发达国家新兴产业的发展态势及其启示
将受到挫折
『捌』 三次g20峰会的召开内容及其意义
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各方要求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发言权的呼声更多更高。1999年9月25日，八国集团财长在华盛顿宣布成立二十国集团（G20）。这个国际论坛由欧盟、布雷顿森林机构和来自19个国家的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组成，宗旨是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新机制，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以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
[编辑本段]关于G20
创始：
二十国集团 (Group20) 是1999年9月25日由八国集团的财长在华盛顿宣布成立的。 宗旨：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以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2009年伦敦峰会成员：
二十国集团由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俄罗斯、澳大利亚、中国、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韩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等19个国家以及欧盟组成。这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的85%，人口则将近世界总人口的2/3。
运作方式：
二十国集团以非正式的部长级会议形式运行，不设常设秘书处，主席采取轮换制。该集团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每年举行一次。每年的部长级例会一般与七国集团财长会议相衔接，通常在每年的年末举行。会议由主席国及一些国际机构和外部专家提供秘书服务和支持，并可根据需要成立工作小组，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评审和提出对策建议。
特邀代表：
为了确保20国集团与布雷顿森林机构的紧密联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世界银行行长以及国际货币金融委员会和发展委员会主席作为特邀代表也参与该论坛的活动。
G20与中国：
中国是二十国集团的创始成员，并于2005年作为主席国成功地举办了第七届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编辑本段]峰会规模
欧盟、美中日俄韩；德英法意加；澳大利亚，南非 印度 印尼、巴西、沙特、墨西哥 土耳其 阿根廷 20国"G20" 另加 荷兰 西班牙 等 欧盟 成员国 列席--- G20 升级为 全球金融峰会 国民生产总值 占全球 90％，人口占 全球总人口 2.2/3 贸易 占世界80% （包括欧盟内部贸易）
[编辑本段]G20峰会宣言全文
1、
在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遭遇严重挑战时，我们即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于20胡锦涛出席会议间隙与奥巴马会谈08年11月15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了一次初步会议。我们决定增强相互合作，努力恢复全球经济增长，实现全球金融体系的必要改革。
2、
在过去几个月，我们各国采取了紧急和特别措施以支撑全球经济和稳定金融市场。这些努力必须要继续下去。同时，我们必须推进改革以确保全球性的危机比如这次危机不再发生。我们的工作将遵循一个共同信念，即市场原则、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体制、受到有效监管的金融市场，将培养活力、创新和创业精神，这些是经济增长、就业和减少贫困所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 目前危机根源
3、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资本流动性日益增长并且此前十年保持着长期稳定性，市场参与者过度追逐高收益，缺乏风险评估和未能履行相应责任。同时，脆弱的保险业标准、不健全的风险管理行为、日益复杂和不透明的金融产品以及由此引发的过度影响，最终产生了体系的脆弱性。在一些发达国家，决策者、监管机构和管理者没有充分地意识到并且采取措施应对金融市场正在扩大的风险，未能及时实施金融革新或者未能考虑本国监管不力所产生的后果。
4、
除了其它原因以外，导致当前形势主要因素是不一致和不够协调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充分的结构改革，这阻碍了全球宏观经济可持续发展，导致风险过度，最终引发严重的市场混乱。 采取和需要采取的措施
5、
截止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采取了强有力的重要措施，以刺激经济，提供流动性，增强金融机构的资本，保护储蓄存款，弥补监管不力，解冻信贷市场。我们正在努力确保国际金融机构能够向全球经济提供重要的支持。
6、
为了稳定金融市场和支持经济增长，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经济发展势头在主要经济体正在大幅度地减弱，全球经济发展预期下滑。过去十年对全球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当前尽管享受着良好的增长，但是正在日益受到全球经济下滑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7、
面对全球经济恶化形势，我们同意在紧密的宏观经济合作基础上采取广泛而必要的应对政策，以恢复经济增长，避免消极后果，支持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际。作为实现这些目标和应对长期挑战而立即采取的措施，我们将继续加强努力并且实施任何必要的更进一步的行动，以稳定金融体系。 认可货币政策支持的重要性，就同在本国所认可的一样。 在保持有助于金融可持续性发展政策架构同时，利用财政措施刺激国内需求。帮助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在当前金融困难时期获得资金支持，其中包括流动性能力和项目支持。我们强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应对危机方面的重要作用，欢迎它的短期流动性支持，推进正在进行的对其设施和支持的评审，以确保灵活性。 鼓励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MDB）全力支持开发计划，我们对世界银行最近在基础设施和贸易融资领域所推出的新措施。 确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它多边开发银行，具有充分的资源在克服危机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 金融市场改革的共同原则
8、
除采取上述措施以外，我们将实施改革。这些改革将加强金融市场和监管体系，以避免危机再次发生。管理是各国监管机构防御市场动荡的首要职责，我们的金融市场已经全球一体化，因此增强监管机构的国际合作，强化必须的国际标准并且予以切实执行显得非常必要，这样才能防止不利的跨边境、跨地区和全球性的影响全球发展的国际性金融混乱的出现。监管者必须确保他们的行动支持市场原则，避免对其它国家产生可能的不利影响，其中包括监管套利行为和支持市场竞争、活力和创新。金融机构对当前市场混乱也必须承担责任，应当尽自己职责克服现状，包括承担亏损，改善透明性，加强自己管理和风险管理。
9、
我们承诺执行与以下改革共同原则相关的政策。 ·增强透明性和责任性。我们将增强金融市场透明度，其中包括提高复杂的金融产品必须的透明性，确保公司财务状况完全和准确无误的公开。其目的是防范官员过度冒险。 ·增强有效管理。我们承诺加强我们的监管体系，谨慎监督和强化风险管理，确保所有金融市场、产品和参与者受到管理或者接受监督。我们将强化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加强对国际行为准则的执行。在确保监管有效的同时，我们还将使监管体系在经济发展周期中更加有效率，确保创新并且刺激金融产品及服务中交易的扩展。我们承诺我们国家监管体系评估透明。 ·促进金融市场诚信。我们承诺，通过对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给予支持、避免损害公众利益行为发生、预防非法的操纵市场行为和欺骗以及权力滥用行为，保护合法的金融风险。我们还将促进信息共享，其中包括尚未承诺实施关于银行保密性和透明度国际标准的地区。 ·加强国际合作。我们呼吁，我们的国家和区域性监管机构在遵循一致性原则基础上制定规章以及其他措施。监管机构将加强他们同金融市场所有层面的协调和合作，其中包括跨国境的资本流动。作为首先要做的事情，监管者和其它相关当局应当在防范危机、加强管理和应对措施上加强合作。 ·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我们承诺，推进布雷顿森林机构(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改革，以便他们在全球经济中能够更加充分地反映不断变化的经济权数，提高其正确性和有效性。在这方面，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其中包括最贫穷国家，将有更多的话语权和代表权。金融稳定论坛(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FSF)成员急需向新兴经济体扩展，其它主要标准制定机构必须迅速重新审定他们的会员组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同FSF及其它机构合作，更好地认识脆弱，预测潜在压力，迅速采取行动在应对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 部长和专家的任务
10、
我们承诺，迅速行动贯彻这些原则。我们将要求我们的财政部长启动程序并且排出行动时间表。一份具体措施的最初目录将以附件“行动计划”形式推出，其中包括要在2009年3月31日之前先要完成的行动。 经与其它经济体和现有机构磋商并且吸取知名独立专家的建议，我们将要求我们的财政部长拿出更多的意见，其中包括以下具体方面： ·有利于缓解周期性波动的调控政策； ·评估和修订全球会计标准； ·增强信用衍生产品市场弹性和透明度，减少系统性风险，其中包括通过改善场外交易市场基础设施； ·评估奖励措施，这涉及风险产生激励和创新； ·评估国际金融机构授权、管理和资源要求； ·界定系统性的重要性机构范围，决定他们适当的管理和监督。
11、
为了解我们在金融系统改革中发挥的作用，我们将于2009年5月之前再次召开会议，检查今天同意的这些原则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承诺全球经济开放
12、
如果致力于推动自由市场原则，这些原则包括法制、尊重私有财产、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竞争市场和受到有效监管并且有效率的金融系统，我们觉得这些改革只能成功。这些原则对经济增长和繁荣是必须的，并且已经消除了数以百万计的贫穷，而且也提高了全球生活标准。鉴于改善全球金融业管理的必要性，我们必须过度管理，否则将损害经济经济增长并且加深资本流动性紧缩，这其中包括对发展中国家。
13、
我们强调，在金融不稳定时期反对保护主义至关重要。未来12个月，我们将反对抬高投资或货物及服务贸易新壁垒，反对设置出口新限定或实施有违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措施来刺激出口。另外，我们将努力在今年达成协议，使得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发展议程(Doha Development Agenda)有一个圆满结果。我们将指示我们的贸易部长实现这一目标，推进最终协议的达成。
14、
我们关注着当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关注最易受损害的国家。我们重申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性，这是我们已经实施的发展援助承诺。我们将力促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来承担与自己能力和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扮演角色相适应的义务。在这点上，我们重申2002年在墨西哥蒙特雷举行的联合国发展筹资问题会议上达成的发展原则，这一原则强调了国家所有权并且动员了发展筹资的所有资源。
15、
我们将继续致力于解决其它重要的挑战，如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粮食安全、法治、反恐、贫困和疾病。
16、
随着向前发展，我们相信通过持续的伙伴关系、合作和多边主义，我们将战胜挑战，恢复世界经济稳定与繁荣。
[编辑本段]历史渊源
1997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要求增加 发展国 在 全球经济活动中 发言权 的 呼声 日益增强 1999.6 德国科隆，美日德法英意加俄8个工业国财长提出 为防止类似亚洲金融风暴的重演，让更多国家就国际经济 货币政策举行经常性对话，以利全球金融货币体系的稳定 1999.9 华盛顿 八国集团财长 宣布成立二十国集团(G20) 论坛, 由 欧盟、布雷顿森林机构 和19国财长央行长组成 1999.12 德国 柏林，八国集团(美日德法英意加俄) 与 欧盟 及 亚 非 拉美 大洋洲 各国 财长 和 央行行长 共创 20国集团(G20) 国际经济合作 非正式 论坛会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与 世界银行 列席 G20论坛会议) 会议 旨在 促进 工业国 和 新兴市场国 就 国际经济 货币政策 和 金融体系重要问题 开展建设开放性对话 通过对话，为讨论协商 有关实质问题 奠定 广泛基础 寻求合作，推动国际金融体制 改革 并 加强 其 架构
[编辑本段]首次金融峰会
08.11美国华盛顿 各国领导亲自参与--论坛 升级为 峰会 主要 议题 包括 评估 国际社会 在 应对 当前 金融危机方面 取得 的 进展 讨论 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共商 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举措 探讨 加强国际金融领域监管规范 推进金融体系改革等问题
[编辑本段]二次金融峰会
09.4.2 伦敦 各国领导人 提出雄心勃勃的 全球金融体系 改革 加强金融监管 及 摈弃 贸易保护主义 等主张---但未很好贯彻
[编辑本段]欧盟特别峰会
2009.9.17召开---为 9.24 "全球金融峰会"做"预热" 欧盟成员在布鲁塞尔以工作晚餐形式举行首脑会议，协调应对全球金融经济危机 问题的内部立场。本会被认为是欧盟在全球金融峰会前的一次预热。在目前全球金融经济复苏步伐加快的关键时刻，欧盟将以何种姿态出现在匹兹堡尤为引人关注。 欧盟是世界最大经济体，不少欧盟成员国将参加“匹兹堡全球金融峰会”，本次欧盟特别峰会是在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倡议下召开的，会议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协调欧盟各国在匹兹堡全球金融峰会上的立场。欧盟在峰会上的代表权相当充分，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四大国以及作为一个经济体的欧盟本身都将以二十国集团成员的身份与会。 荷兰、西班牙等 欧盟成员国 也将 列席 匹兹堡第三次全球金融峰会 欧盟(27国)领导人认为: "全球峰会"已成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和气候变化的重要论坛，欧盟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并且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头羊如果各成员国在“全球金融峰会”上能用“一个声音”说话，对上述问题就有更大分量，对全球经济发展的 影响也将更大。 欧盟领导人9.17以工作晚餐的形式 举行特别峰会以统一立场，会后发表:"全球匹兹堡峰会统一口径"联合声明--形成一致声音
[编辑本段]三次金融峰会
09.9.24美国东海岸宾夕法尼亚州第2大城市匹兹堡 预期展望 全球经济协同 及 复苏走向 的方式策略 成为 各方 关注焦点 中国 与发展国 特别期待 第三次金融峰会 取得 四方面 成果 一 继续 加强 宏观经济 政策协调，推动 世界经济 迅速复苏 二 推进国际金融机构结构改革，增加 发展国的发言权代表性 三 促进共同发展,关注发展国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 四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 多哈回合谈判 取得全面平衡成果 中日领导人 将提出 共建 东亚共同体乃至亚洲共同体 的论题 美国 将推进 金融监管体系改革 并 希望 各国政府 展开合作
『玖』 国际金融市场中的集体行为困境
在投入了100亿美元之后，索罗斯胜出，英镑被迫贬值，而索罗斯则从中赚取了9.5亿美元。
至今索罗斯仍以“能够击败英格兰银行的人”而闻名于世，然而他那次行动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一人一事的范围。在此之前，人们都认为世界各大中央银行的储备足以抵御货币价值的任何波动。然而索罗斯却证明，日常货币交易的强度和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各国中央银行的储备。实际上，这种力量对比从有利于政府向有利于个人金融市场的转化，早在1986年就发生了，并且在1998年达到了顶峰。
没有哪里的变化会比世界金融市场上的变化更富戏剧性。曾经由银行（经常还有政府）主导的那种封闭的、严密控制的金融体系，已经被资本跨境自由流动所取代，规模更大、一体化程度更高的全球市场取代了封闭的国内市场，人们所熟悉的按照地域划分的市场和产业结构也处于不断变化中。英格兰银行领悟到，决策权已不再把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是由成千上万个企业及投资者所掌握，尤其是大型机构投资者。市场经常是由索罗斯这样的特立独行者所引导，在奖励优胜者的同时，无情地淘汰失败者。
虽然这一新的金融格局带来诸多好处，但我们更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众多“新兴市场”国家已向全球资本开放了金融体系，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在必要的市场基础设施和标准尚未具备的情况下实行开放的。银行监管、会计和治理及法律保护等方面的发展均不充分，难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结果，金融危机随之而来。
一、概说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的定义。金融危机被公认为难以定义，如果仅以现象和观点看，其开端和终结也是难以准确认定的。世界银行官员在一份报告中将金融危机定义为：迫使银行体系遭受重大损失甚至消除的金融事件。我们认为，危机涵盖了两方面基本内容：其一，涉及金融方面，对银行流动性、支付系统与偿付能力的沉重打击而导致的金融衰弱是金融危机的显著特点；其二，恐慌呼啸而来，存款人和投资人的信心急转直下，不仅使银行体系的形势更加严峻，也加剧了实体经济中的问题，进而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金融危机正在频频爆发。1970年代，危机表现为拉美债务危机，对拉美的银行造成了冲击；1980年代早期，智利和摩洛哥遭遇金融危机；1980 年代末，美国储蓄与贷款协会（S&L）遭受金融危机的打击；90年代初，危机登陆瑞典、芬兰、挪威以及大多数转型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体；1994年至1995年，危机席卷委内瑞拉、巴西和墨西哥；1997年，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多个亚洲国家也爆发危机；1998年，俄罗斯拖欠债务引发震荡，影响之广甚至波及到遥远的巴西。
在过去的20年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次数有增无减，而近10年间这一趋势更加猛烈。据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80年代共发生了45起系统性的重大银行危机。到了90年代，重大银行危机增至63起，增幅超过60%。此外，新兴市场经济体危机发生次数的激增更是为这一趋势火上浇油，这在拉美、亚洲及正从国营经济向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制转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尤为严峻。
我们目睹了危机中的众生相。在厄瓜多尔和阿根廷，中产阶级储户为了提取他们一生的积蓄，徒劳地敲打着银行的大门，而银行却因遭到全国性流动危机的打击而关门歇业。2002年的阿根廷，不仅金融系统崩溃，其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也全面瓦解。在印尼，我们亲眼目睹了店主们在雅加达街头暴乱中苦苦挽救自己的生意。在韩国和日本，我们眼见兢兢业业的员工被失业的威胁压弯了腰，关于自杀事件的新闻报道不绝于耳。
按照常理，金融危机会在几年后逐渐平息：政府出手挽救有偿还能力的银行，将破产银行清盘，存款人得到担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会提供短期贷款。按照常理，危机造成的直接损失指的是正在发生的新增成本，但实际上并非经常如此。更为准确的解释应该是把损失当成“沉入”成本，并把所谓的直接损失看作在银行危机中纳税人对存款人的转移支付。从这一角度来看，危机就是政府在全体公民之间分配损失的过程。然而，对于外部观察者而言，形势已经趋于正常，报纸上有关危机的大字标题也逐渐消失，或者至少从头版退到了商务版。有三分之一的危机是这样发生和收场的。
金融危机的代价。危机对各经济体而言均意味着巨额损失，因为挽救金融系统要付出直接成本（即纳税人为存款人的存款安全提供担保和为银行系统注入资本金），而增长受挫还会造成更为重大的代价。在瑞典和美国，危机给纳税人造成的损失，大约相当于该国GDP的4%-5%。而在墨西哥，相应成本接近750 亿美元，约相当于GDP的20%。
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上升至30%-40%，甚至更高。在韩国，据英格兰银行研究，韩国政府已直接投入1250亿美元用于稳定金融体系，约为该国GDP的35%，1981年的智利和1997年的泰国为42%，1980年的阿根廷和1999年的印尼则达到50%以上。英格兰银行的研究显示：过去 25年间，银行危机所造成的损失平均相当于GDP的15%-25%。
在亚洲，潜在的损失十分惊人。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 Young）2001年估算，亚洲地区不良贷款总额在危机发生后的短短2年时间里便增长了约1/3，高达2万亿美元。
还有更加重要又鲜有人论及的代价，即机会和增长的损失。这些代价是随着现金流枯竭、贷款停发、存款交易冻结、不动产价格剧烈动荡而出现的。例如，韩国因为危机所丧失的经济增长机会约相当于其GDP的17%，这一比例在墨西哥约为10%，在瑞典则为5%。
逐步扩大的风险。金融危机通常旷日持久，过去20年间，半数以上的金融危机持续了4年以上。截至2002年，牙买加在金融危机中苦熬了8年，而那一年也正是印度尼西亚深陷危机的第5个年头。1998年金融危机和货币贬值后，俄罗斯的银行在4年后才有能力再次发行国际债券。在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由于缺乏解决危机的政治意志，危机久拖不决。
有些金融危机则周期性地爆发。1994年，土耳其因不均衡的自由化、巨额财政赤字及对未对冲的短期外币贷款的依赖引发了危机。其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态度犹豫不决，平息事态的措施力度不够，无法解决其经济和银行系统存在的深层问题，甚至是在掩盖问题。结果到2001年，区区一家中等规模的德米尔银行（Demirbank）倒闭，就引发了危机卷土重来。直到2002年初，土耳其为了争取达到欧盟的入盟要求，才开始处理其银行系统的结构性问题。
对股东和社会来说，金融危机堪称重大事件，决不能放任不管。更为严重的是，危机常蔓延过政治边界，一些附带效应逐渐显现，比如在其他一些未料想到的国家会出现较高的风险溢价，而且政府最终也可能倒台——近年来，在印度尼西亚、厄瓜多尔、俄罗斯和阿根廷，危机就引发了政府倒台。
最近几年的新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危机经常毫不留情地波及其他市场。1998年8月俄罗斯出现债务违约后，全球几乎每个债券市场的债券收益率均大幅上涨，结果导致巴西的公司被迫支付比以前高出1300个基点的利率。同时在美国，新设立的公司发现，无论利率开出多高都无法发行债券。
二、解析爆发原因
是什么原因促使金融危机的发生越来越频繁，影响也更为广泛？答案很简单。我们知道，运行不佳的市场能够滋生出危机，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真切。回顾过去，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向外资流开放的时机不够成熟，无法有效质询和监督管理层。而国外投资者则不这么认为，他们把钱撒向这些国家，指望获取高额回报。结果是，这些资本流产生了问题：宏观经济政策越“利好”，资本涌入量就越大，导致了宏观经济游刃有余，微观经济却不堪重负，困境重重。
金融市场正在进入新时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60年代末，政府管制、资本缺乏流动性、标准不统一和技术限制在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构筑起了地域壁垒。经济主要是在各国境内运行，国家间交换的主要形式是货物贸易和贸易融资所需的货币。由于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和汇率，战后还未发生过全面金融危机，特别是蔓延到其他国家市场上的危机。即使出现问题，通常都仅限于个别银行，而且多是因为贷款不够审慎而导致的。
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所有这一切开始发生变化。北美、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采取浮动汇率制，开始开放资本项目，允许跨国金融投资，并放松了对本国金融机构的管制。1970至1980年代，跨境资本流动稳步增长，但主要局限于各工业化经济体。1989年柏林墙倒塌，标志着金融市场的新时代的开始。国家丧失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权，数字通信的飞速进步带来了真正的全球化，新兴市场和前苏联集团的转型经济体也加入了金融自由化的行列，且一般都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明确支持。资本流动迅速涌向全球各地，深入各个偏僻角落。
跨境资本流动的激增生动地显示出这一变化。1980年，跨境股票(相关:理财财经)和债券的年交易总额只有区区515亿美元，到200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8万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0%。与此同时，跨境银行贷款也从 4165亿美元增长到近1.8万亿美元。在国外证券(相关:理财财经)交易所发行股票的公司数从1990年的242家发展到2000年的2070家以上，同期筹资额也从160亿美元增长到3160亿美元，约增长了20 倍。
新兴市场与全球资本市场联系起来。新兴市场向海外投资者打开大门以吸引外资潮，始于1980年代的拉丁美洲，并在1990年代日渐兴起。这给金融危机创造了条件，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必要的市场基础设施和保障措施。更糟的是，在新兴市场金融系统占支配地位的是银行，而不是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在美国，银行只向私人部门提供其所需外部资金的25%，其余则由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提供。而在亚洲、东欧、非洲以及南美的市场中，这一比例通常是颠倒过来的。资本市场在这些国家的发展不充分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从金融体系稳定性的角度来看，银行业存在内在风险性。它吸收短期存款，但提供浮动汇率和固定利率的长期贷款。在许多新兴市场中，当银行以短期借款和外币借款形式吸纳资金，而后对外提供长期本币贷款的时候，将会出现资产和负债期限错配，以及货币错配的问题。银行的企业客户有时为追求较低的利率而甘冒货币风险，后来往往会后悔不迭。
由于银行承担着每一个借款人的全部违约风险，因此是在集中风险，而非分散风险。1980年代，当新兴经济体欠发达的、脆弱的金融体系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后，全球金融体系的架构就发生了变化，并产生了双向风险：新兴市场要立即应付来自世界金融中心强大力量的挑战；而发达市场的金融体系则不得不应对和消化此举带来的更大的波动性。
银行贷款过热引发波动。毋庸置疑，国际资本流动确实波动性强，是诱发众多金融危机的因素之一。但令人惊异的是，一直以来，外国银行贷款比跨境股票债券投资的波动还大。例如，1996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的5个国家共接受了478亿美元的外国银行贷款，而1997年危机发生后，这一资金流入变成了 299亿美元的资金流出，一入一出相差750亿美元。一年以后在俄罗斯，外国银行贷款再次成为逃离最快的资金。1990年代晚期，外资银行贷款总额的年变化幅度远远大于债券和股票资金流的变化幅度，因此具有更大的波动性。
很多人以为银行贷款是长期专项贷款，不可能突然撤走，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债券和股票市场主要通过价格而不是数量来适应变化的市场条件，当危机发生，为避免损失立即化为现实，投资者不可能大举抛售。但银行贷款则不同，它不具有流动性，且利润固定，因此银行通过贷款数量而不是价格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状况。当问题出现苗头时，银行只要减少贷款就能够避免出现贷款违约，因此每家都巴不得第一个撤走，这种一致的行为更加大了波动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越是在情况最糟糕的时候，银行越是大力贷款给新兴市场，以获取潜在高回报。面对本国堆积如山的坏帐和极低的总体回报率，日本的银行成为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最大贷款人，截止到1997年6月的贷款总额已达到972亿美元。但同时，外资银行贷款又对潜在的损失高度敏感，当危机刚刚发生，就大量抽走资金，1997年6-12月，东南亚的贷款总额大约下降175亿美元，其中有105亿美元是由日本银行抽走的。当一个国家像泰国那样在仅仅3个月内便有81亿美元资金抽逃时，当地本来就不够稳健的金融机构便出现崩溃，银行和企业大面积倒闭。
发生整体性风险的可能性增大。当今金融市场不稳定性的根源，还包括大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日益密切的联系，表现为回购协议和贷款担保。以俄罗斯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为例。在连续几年获得惊人的回报率（1995年和1996年均超过40%）后，它的对冲基金增加48亿美元，其中包括来自基金16位合伙人的19亿美元。LTCM以此为担保向银行借款，加大在市场上的赌注。到1998年夏，金融交易账面金额估计高达1000亿美元。但俄罗斯出现债务违约后，各大债券市场的债券收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LTCM开始缺少补交准备金的资金，并且很可能会被迫中途平仓。
面对LTCM将被迫抛售的可能性，它的主要贷款人和投资者开始焦头烂额，这其中包括不少大型国际投资银行。除了巨额损失外，他们还担心LTCM的平仓会使更多的资本市场陷入低迷。为此一批联邦储备委员会官员利用私人资金的解决方案，对LTCM加大资金投入，取得控股权。这样，LTCM的危局靠私人部门的力量得以化解，避免了更为糟糕的后果。但从这个事例中可以看出，由于市场和其主力参与者之间联系日益复杂，个体主力参与者的倒闭可能会给远在其他地区的参与者造成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三、危机的发展进程
通过对众多案例的观察和分析，我们发现，金融危机在各国的发展进程惊人地相似，大多为同一模式，即发端于实体部门的薄弱环节；银行贷款投向错误使问题更为严重；监管体系失效使危机进一步蔓延；宏观经济政策和外来冲击引发危机。
以泰国为例。早在1992年，泰国实体部门就已经业绩欠佳了。随着泰国实行金融体系自由化，使国内投资者可以获得海外资金，引发危机的因素开始形成。这个过程中，政府让泰铢钉住美元，刺激了外国银行向该国投放大量短期贷款，造成经济过热。由于当时基本不存在贬值风险，泰国的金融机构轻率地大举借入美元、发放泰铢贷款，没有防范货币错配问题。这些贷款很多进入了房地产领域（这是经济泡沫另一个常见的特点，由此导致经济最终崩溃并发生危机），不久房地产价值迅速上升，由于监管松懈且缺乏必要的信贷技能，金融机构将高估的房地产价值作为新发贷款的依据，股市也在国内外投资者的合理推动下扶摇直上，国内外投资者都忽略了企业已经出现问题这一明显的信号。然而，对泰国经济的信心正在悄然丧失。1997年春，投资者开始撤走资金，随后银行挤兑耗尽了中央银行的货币储备，随着政府在7月对泰铢实行浮动汇率，风暴正式袭来。
瑞典的危机与此类似。1985年，瑞典告别了银行业严格监管的历史，对金融部门放松了管制。贷款限制的取消引发国内外银行大举放贷，其中很大一部分直接进入了房地产领域。不久房地产价格猛涨。1989年，瑞典解除对资金的限制，允许国民投资海外资产。很多人在国外购置了房产，以较低利率借入外币。随着这个问题逐渐严重，瑞典经济也受到日益上升的贸易赤字的不良影响，部分原因是实际汇率上升。此外，政府钉住汇率的政策也鼓励贷款人发放未经对冲的外币贷款。由于钉住的货币掩盖了真实的汇率风险，因此借贷人获得看似“便宜的”外币贷款，却很少考虑瑞典克朗也会贬值。1992年，为了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中维护汇率，政府实行了一套新的税收制度以鼓励储蓄，并推出了更为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些措施导致通涨水平急剧下降，税后实际利率大幅飙升，结果房地产市场暴跌，造成大量不良贷款。到1993年初，瑞典克朗贬值25%，外国资金纷纷逃离瑞典。
墨西哥的案例则更加典型。1989年，墨西哥开始经济改革进程，金融部门实行了自由化，并向外国竞相开放，18家国有银行实行私有化。银行的新任所有人，包括许多经验不够丰富的，支付了很高的价格：平均达到账面价值的202%（当时美国的银行是以账面价值120%的价格出售）。新的所有人希望通过快速扩张收回投资。与此同时，由于对准备金的要求取消，存款出现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国外借款也推波助澜，银行帐面资金十分充裕。
此时墨西哥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绝大部分的国外借款以美元计算，这使得银行极易受汇率变动和外国投资者看法变化的影响。银行对潜在的威胁毫无察觉，反而向许多没有美元收入的企业提供美元贷款，还在不具备对客户进行信用分析技能的情况下贷款给那些低信用客户，结果造成了巨大的信贷风险。事实上许多墨西哥公司已经陷入困境，1994年危机前夕，墨西哥的银行以市价评估的贷款组合价值，损失达到250亿美元——足以抵销银行系统的全部净资产。随着政局不稳定和美国利率上升削弱投资者对墨西哥的信心，钉住汇率最终瓦解，危机正式爆发。
1994年墨西哥还举行了一次大选。这显然不是一个竞选的好年头，竞选期间一位支持率处于领先位置的候选人遭到暗杀，同时恰帕斯地区还爆发了叛乱，进一步破坏了投资者的信心。利率和外债还款飙升，信贷枯竭，大批公司破产。
四、危机的一般规律
按照传统认识及众多学术文献的观点，许多人认为金融危机难以预测。由于引发金融危机的原由有多种，因各国国情、文化及政治的不同而各异，因此应对危机的生存战略也难以预先制订。上述结论使货币管理官员以为，在金融风暴爆发前，我们根本无法对其各项因素进行认识、防范和管理。
对此我们不能苟同。根据经验，我们认为对各国而言，危机的征兆是相同的。我们经常会看到某些公司、甚至整个经济部门年复一年地始终在破坏股东价值，结果埋下了金融危机的祸根。我们也经常发现银行系统在基础面上是十分脆弱的，尤其是在一些新兴市场。新兴市场的银行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如果和其他波动性较小的资本市场相比，则过于突出。这些脆弱的国家金融体系与全球资本市场的连接效率经常非常低下，增加了所有借款人的本地资金成本。我们经常会发现公司治理水平低下、会计制度和透明度不足等问题。此外，我们总能发现金融监管机构缺乏必要的技能和政治独立性，无法有效开展工作。各国金融体系比较脆弱，而且往往在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即与全球资本市场接轨，大量资金在误导的假定条件下流入，加大了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地区之间或国家之间固然存在差异，然而兴衰之势还是有其共同模式的。具有远见的领导者能够洞察危机，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在危机爆发前后从战略高度管理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