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社会

3. 经过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为何不考虑借鉴中国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世界原本不该有完全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分。。。
计划于市场是一个完善的社会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两种手段，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就像一个人要有只手或两只脚一样。要讲究平衡...
单极社会是有缺陷的...
任何社会都有穷富之分，自然就分了两派（左派右派）。所以政府官员就要面临穷人与富人的矛盾问题。极端照顾穷人就是左派政府，极端纵容富人就是极右政府。事实上，极端政府都是行不通的。一个完善的社会应该考虑平衡所有国民的利益。只考虑穷人，那么就影响经济发展，只考虑少数富人就要引发大多数穷人造反。，
所以中国现在正逐步向西方靠拢，而西方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政府的经济职能作用。但是人是自私的动物。没有人愿意让别人瓜分自己的既得利益！一个富人操纵的政府是很不情愿，把自己的面包分给穷人的。。。
所以总是要出现权利与派系的斗争的.左派与右派斗争.穷人与富人斗争.而富人阶层往往更容易掌握权力，因为手中掌握着资本，而穷人取得权利往往靠革命，因为他们没有资本...
所以由右向左转很难，有左向右相对容易..
遗憾的是，中国政府有一种极右化倾向，因为过多权力受到富人阶级的干涉，所以政策层面逐步与穷人阶层隔离，所以社会矛盾就愈发突出！是值得官员反省的...

4.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化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
第一，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变化趋势不确定性增强，全球经济持续低速增长的可能性加大。本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开始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世界经济呈现“东升西降”的态势。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这一态势更加明显，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由世纪之初的18%左右上升到2012年的31.8%。但是2013年以来这种状况出现了新的变化，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有所加快。2013年美国经济增速为2.2%，2014年达到2.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5年和2016年，美国经济增长将高于3%。
不过整体来看，发达经济体尤其是日本和欧盟复苏的前景尚不明朗。但是，部分新兴经济体受到资金外流、商品/能源价格下跌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等影响，经济增长放缓。未来美联储加息等将会进一步收紧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空间，增加其系统性危机爆发的可能。这些都意味着全球增长格局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强。
此外，近年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基本金属价格等出现不同程度下滑，各种工业制成品、生活日用品等价格相应疲软。
第二，全球生产组织方式正发生剧烈变化，价值链中制造环节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以代工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但是主要从事低端环节。“十三五”我国制造业如何实现由全球价值链低端向高端攀升，这对作为全球制造大国的中国未来的产业发展提出新的挑战。
第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低成本国家工业化使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双重挤压的形势更加严峻。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制造业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变化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发达国家经历了“去工业化”过程，劳动力迅速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制造业占本国GDP的比重和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持续降低，制造业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制造业快速崛起。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推出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内容的“再工业化”政策，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对我国制造业发展形成新的挑战。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凭借低成本的初始禀赋条件，以代工方式与国际经济接轨，吸纳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并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源动力之一。“十三五”时期我国在全球新的产业分工体系中将面临发达国家和低成本国家双重竞争压力。
第四，全球投资和贸易的规则酝酿新变化，全球化进程面临新的挑战。随着全球化一体化和区域化一体化的推进，全球投资和贸易规则正发生新变化。
第五，大宗商品价格将可能维持低位徘徊，增大了我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回旋余地，也给我国带来了收入的相对增加。能源领域，主要是页岩气、页岩油的开发推动了美国的能源自立，其对中东地区的原油依赖进一步下降，使得一部分中东的油气资源走向欧洲市场，挤压了俄罗斯的市场份额，也导致了原油价格的暴跌。原油价格由2014年初的近100美元/桶回落至年末的50美元/桶。
资源领域，矿石、大豆、金属、橡胶等重要大宗商品受我国需求减弱影响，以及传统资源大国希望通过资源出口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也希望尽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的影响，价格下跌明显。自2014年以来，矿石、大豆、金属、橡胶等重要大宗商品价格平均跌幅超过15%。这种趋势有可能继续保持一段时期，将增大“十三五”时期我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回旋余地，同时为我国带来了成本节约的红利效应，提高我国的相对收入。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环境
第一，我国将处于由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阶段。我国在2000年左右，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2010左右实现了由从中低收入国家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预计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接近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的标准。不过，无论是按照汇率法还是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标准，我国人均GNI在世界银行所列举的200多个国家中仍然排80多位（2012年数据），仍处于欠发达国家的地位没有改变。
与此同时，随着高收入社会的到来，人民群众的需求将更高、更加多样化，特别是对政府服务、对生态环境将更加关注。如何满足这些日益增长多样化的更高需求，将是我国“十三”时期乃至以后相当长时期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第二，我国经济处于增速的换挡期，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年平均增速接近10%。部分年份经济更是以高于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的阶段，特别是供给约束强化及房地产等长期需求峰值的到来，我国经济正步入增速换档期，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4.2%，其后逐渐回落，2013年和2014年分别增长7.7%和7.4%。“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不仅难以实现两位数增长，就是实现较高的个位数增长也将面临一系列挑战。增长速度的下滑将有可能加剧财政金融的风险，短期内还会加大结构性的就业压力。
第三，依靠工业规模扩张的增长模式将难以为继，产业转型升级的任务更加紧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取得明显进展，工业化成就突出，逐步确立了工业的主导地位。然而，2006年以来我国工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开始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2013年服务业比重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的比重。这些都表明中国正在步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未来许多工业品产量都将陆续达到峰值，工业规模继续扩张的空间将不断收窄。如果继续采取数量扩展的增长模式，将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导致投资效率更大幅度的下滑。因此，“十三五”时期我国实现产业转型的任务更加紧迫，迫切需要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工业规模扩张带动向三次产业协调带动和结构优化升级带动转变。
第四，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数量和成本优势将逐步削弱。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水平较低长期以来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优势。然而，随着21世纪初以来我国人口增长步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新阶段，我国人口数量和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尽管我国仍属于劳动力总量大国，但是近些年来劳动力总量的增速明显放缓甚至开始减少，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与之相伴的是劳动力工资的不断上涨。“十三五”时期仍将继续保持这种趋势，而且可能呈现加剧态势。这将削弱我国劳动力数量优势和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我国迫切需要塑造新的竞争优势。
第五，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较大拉动作用将难以重现，经济增长面临需求约束将不断强化。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拉动作用，货物和服务出口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拉动作用占GDP总量的比重达到30%左右。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出口增速明显放慢，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高于20%的增长，回落到个位数增长，增速甚至低于GDP增长速度。展望“十三五”时期，一方面，从长周期来看全球经济正处在一个低速增长时期；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要素成本的快速提升，加上汇率的升值，我国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有所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长外部需求动力将在较长时期内呈现较弱的状态，这也将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需求约束更加强化，更加需要依靠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
第六，化解产能过剩任务艰巨，但是维持中高增速仍然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产能过剩是我国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一方面，传统产业中钢铁、水泥、有色、平板玻璃等都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如光伏行业也存在产能严重过剩。目前，风电设备产能利用率低于60%，光伏电池的产能过剩达到95%。需要强调的是，目前我国很多行业存在的产能过剩，可能不是短期产能过剩，而是从整个工业化、城市化历史进程来看的长期产能过剩，即供给已经达到或接近峰值。如城镇住宅需求，2012年实际供给已经达到900万套，据估计长期需求年度峰值约1300万套，2015年左右将达到峰值；汽车的长期需求年度峰值将在2020年左右出现；而钢铁、建材等重化工业产品的长期需求年度峰值已经或接近出现（刘世锦，2013）。因此，“十三五”时期我国产能过剩仍将存在，化解产能过剩任务艰巨。与此同时，维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仍然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速。因此，如何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并实现有效投资是我国必须解决重要问题。
第七，区域发展差距不断缩小，但是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仍显滞后。从区域发展来看，2004年前后，我国区域差距开始出现缩小态势，尤其是以人均GDP反映的区域差距明显缩小。反映区域相对差距的人均GDP对数标准差由2005年的0.256下降到2010年的0.231；“十二五”期间呈现下降态势，到2013年已经下降至0.215。尽管我国区域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但是我国劳动力、资本、商品等跨区域流动仍面临各种障碍，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仍有待提高，制约了我国区域差距的进一步缩小。
第八，发展可持续性面临多重挑战。从可贸易的资源来看，原油、原煤等消费量的绝对规模和在世界消费总量中的占比持续上升，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从不可贸易的资源，无论是土地还是水资源来看，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严峻。
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土壤超标点位的数量占调查点位总数量的比例）为16.1%，其中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2.7%，重金属等无机污染物超标点位数占全部超标点位的82.8%，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
而在水污染方面，仅考虑传统三项污染物，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评价，2013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达标比例仅为60.7%。“十三五”时期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我国仍较面临较大环境污染压力。

5. .自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社会掀起了学习《资本论》的新一轮热潮。他们 研究的目的最有可

《资本论》是一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著作。由于《资本论》所论述的问题触犯了主要凭借财产所有权获得收入的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在它诞生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国外的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给了它较高评价，如果一个人想要了解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和工资实际上是什么。不应该忘记，包含着较多的对早期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制度和为这种制度辩护的经济学说的批判，不只是一个辩护士。经济学中的科学因素是不可能被党派利益买到的，《资本论》作为一种代表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其科学性远远大于批判性。
《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还具有这样的科学性。这个理论不是在主流经济学供求价格理论而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甚至我还敢说，再加上托斯丹· 凡勃伦的所有论文集当中，可以找到的信息都更真实也更有用。”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论述具有现实意义，《资本论》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见具有很高的价值。在马克思所未曾料到的社会变化中，有许多变化本身是对《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论述做出反应的结果。由于《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论述的深度和广度，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它主要是采取用沉默来抵制。里昂惕夫指出：“在试图做出任何解释以前。劳动者可以创造产出剩余的事实，在封建社会是清晰可见的，但到了存在交换关系的资本主义社会却变得神秘莫测。剩余价值理论揭穿了这种神秘面纱，阐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将工资说成是由附加一小时工作的“边际非效用”决定的。对于《资本论》来说。
《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论等学说，揭示了市场经济中的矛盾和冲突，就像为自己种田的农夫拄着锄头，在傍晚决定再干一小时多生产的产品是不是能补偿自己多一分背痛一样。相反，就没有今天的世界。
《资本论》作为一部具有崭新经济理论体系的著作，用一种把工人与物质生产要素相等同的办法、特长等方面的差异，在一种人人平等、公平竞争的假设下、用批判来否定的态度，马克思本人是承认经济学中“非庸俗”的纯科学因素可能存在的，因为他曾说李嘉图不“庸俗”，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所阐明的这种产出剩余总是由劳动者而不是由非劳动者创造的事实。西方主流经济学撇开了现实社会中人们在财产、社会地位。尽管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它仍是通向一个更好世界的过渡阶段，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是如何被无形的绳索捆绑在机器上的。
在主流经济学看来。
《资本论》中所描述的阶级冲突，与主流经济学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利益和谐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主流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是以存在无数财产相等的小业主组成的社会为假设前提的，《资本论》关于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论述却接触到了垄断竞争的现象，为分析现代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寡头垄断结构提供了刺激，会比他在十期《美国统计普查》、一打有关当代经济制度的教科书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角度和方法很不相同的著作，推论出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充满和谐公正的经济体制的结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同，对经济体制的评价，是不能用“好”或“坏”来概括的，资本主义必须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本质规律，它是不会因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而改变的，不管人们对《资本论》抱有何种态度，都必须对《资本论》揭示的这些矛盾和规律做出反应。可以肯定地说。
在工资理论中，主流经济学沈浸在田园诗般的幻想中，不劳动者凭借财产所有权只是可以瓜分到这些剩余的事实，产出剩余仍然是劳动者创造的，说明了超出投入的产出剩余的创造过程，那么，他从三卷《资本论》可以得到的信息，多数国外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无疑是一种比较容易陷入只为某一利益群体愿望说话陷阱的学问，同样地，只为某个利益群体说话的经济学必然具有较大的片面性，触到主要凭借财产所有权生活的人的痛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两个理论会在经济学家当中引起那么多的争议的原因。
里昂惕夫等国外经济学家，还充分肯定了《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理论的实证性和科学性，资本主义是能够想象到的最好的经济体制，尽管有时它也下意识地提到了它的某些不完善，《资本论》却看到了在真实的劳动力市场上

6. 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的影响

金融危机将加快地缘政治变迁，并推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每一次危机都引起一次地缘政治变化。比如1933年经济大萧条，比如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此次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最先感受到危机即将引发深远影响。去年11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表报告称，二战后构建的国际体系，到2025年将变得“难以辨认”，原因包括全球化、新兴强国的崛起，以及“财富和经济实力相对地从西方到东方的历史性转移”。

报告说，柏林墙倒塌后美国霸权不受挑战的“单极时刻”行将终结，一个多极的世界体系正在形成。

而仅仅在4年前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上一次报告中，还预测到2020年，“美国将继续处于主宰地位，大多数主要国家已经放弃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想法”。

接受《了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表示，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将加快地缘政治变迁，并推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金融危机加速力量东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向阳认为，金融危机是地缘政治生态发生变化的重要催化剂。伴随新兴国家的崛起，全球地缘政治重心逐渐东移，而金融危机加快了这一进程。

“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经济实力。”他说，金融危机将加快世界地缘政治重心东移的趋势，即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西方到东方，从欧洲到亚洲。不仅是财富，还包括大国在该地区的云集，以及地缘政治热点的集中。

今年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对2008年底世界各国GDP进行了一番描述：2008年全球生产总值为78.36万亿美元。其中欧盟18.93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5%，为第一大经济体。按国别，美国以14.33万亿美元高居榜首，排在其后的是日本、中国和德国。5到15名分别为法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西班牙、巴西、加拿大、印度、墨西哥、澳大利亚和韩国。

在这份榜单中，金砖四国除印度（第12位）外都进入前十。中国排在第3，与日本的GDP相差约6200亿美元，俄罗斯从第10位上升到第8，巴西上升一位至第10。2008年尽管受到金融危机影响，金砖四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大大高于发达国家，中国实际增长9.0%，俄巴印三国尽管受到货币贬值影响，最慢的巴西也有5.2%的实际增长。排在第13和第15位的墨西哥和韩国，也属于新兴经济体国家。

与之比较，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大多在1%之下，日本为零增长。

一般认为，新兴经济体在经济上的崛起是在全球化过程中进行的，不难发现，全球经济衰退正在加速世界经济版图的调整。其表现，也正是财富和经济实力从西方向东方“历史性的转移”。

一方面，经济衰退加速了经济力量向新兴经济体的转移，另一方面，加速的程度将日益明显。

中国今年确立的增长目标是8%，从刚刚公布的第一季度数字看，实现这个目标有一定困难，但已经是全球最好。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日本2009年的经济增长为负5.3%，这意味着中国2009年很有希望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按照世界银行3月30日发布的预测，预计全球GDP在2009年将会收缩1.7%，高收入国家今年陷入深度衰退，GDP总体下跌2.9%，而发展中国家GDP增长可能从2008年的5.8%放缓至2.1%。世界银行预测中国今年的GDP增长为6.5%，印度4.0%，在全球经济下滑的压力下，仍是表现最好的经济体。新兴市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明显好于发达国家。

《2025年全球趋势》预测，到2040年至2050年，金砖四国加在一起将赶上原先的七国集团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到2025年，8个最大的经济体按递减顺序排列将是：美国、中国、印度、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报告认为，虽然美国仍维持着相对优势，但中国和印度作为多极化时代的新兴大国，在影响力方面将和美国展开竞争。

20年内美国仍有相对优势

显然，金融危机加速了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现有的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其优势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有所削弱。

陈向阳认为，大国力量此消彼长使各自的地缘政治地位产生变化，促使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或者按照《2025年全球趋势》的说法，由于中国和印度等国的崛起，“一个全球范围的多极体系正在出现。非国家行为主体——企业、部落、宗教组织，甚至还有犯罪网络——的相对实力也会加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研究员姜毅赞同金融危机对地缘政治带来冲击，但他同时认为，地缘政治是个相对稳定的范畴，冷战时期美苏争霸，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超独霸，都是最大的地缘政治，金融危机的影响会有多大，是不是本质性的影响，或者说能否促使地缘政治版图和走向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好说。

“不过”，他承认，“从影响力上讲，金融危机是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一个最大事件。”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庞中英的看法是，传统的地缘政治的变化，无非指的是一个国家衰落，另一个或者另一些国家力量上升，国际权力平衡发生改变，而且是长期性的根本改变。这次金融危机被叫做全球化时代的第一场金融危机，或者是全球化遇到的最大的系统性挑战。世界体系或者全球化的中心，而非边缘，正是危机的根源，美国霸权是否因此衰落是最关键的大问题。

“但即使美国霸权衰落了，并不意味着其他力量就兴起了。全球化几乎是美国推动下的全球化，或者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美国遭到自我毁灭，连带全球化的其他部分，从欧洲到亚洲，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幸免于世界体系危机的冲击。尤其是新兴国家遭到的打击更大。”庞中英说。

据他观察，危机之下，不少人想到与美国“脱钩”，但实际情况是，因为与美国的关系很深入，“脱钩”已经来不及了。大多数国家都与美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简单地“脱钩”，还不是应付危机的根本出路。因此，金融危机虽然重创美国，但世界权力平衡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仅就经济实力而言，美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是下降的。但美国2008年的GDP超过日本、中国、德国的总和1.4万亿美元，表明美国的相对领先优势20年内很难动摇。

而从军事实力来说，一定时间内美国仍有很大优势。软实力方面，尽管美国的国家形象受损，但它的科技优势、自我恢复能力、对世界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并未受到多大损害。

总之，金融危机让放任自流的美式自由资本主义付出惨重代价，但美国主导世界的地位受伤不深。可见，金融危机使得多极化进程加速，但一个全球性的多极体系，仍然是一个远景目标。

“后西方”时代打破对西方迷信

专家指出，金融危机一方面带来各大力量实力对比的此消彼长，因而影响着相互间的政治行为，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一些国家的社会矛盾加剧，导致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

从欧洲到亚洲，到拉美和非洲，政治动荡之后又会产生一些新的地区热点。比如，危机已经直接导致拉脱维亚和冰岛政府倒台。虽然危机的影响是不均衡的，但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政治上免疫。

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促生区域合作新的态势。陈向阳说，金融危机不断深化和蔓延表明，仅靠单个国家的力量不足以抵御金融危机的影响。首先就是要和周边国家“抱团取暖”，联合自强。比如在东亚，虽然东亚系列峰会因泰国局势原因未能如期举行，但在日前结束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建立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第5届美洲国家峰会上，冷冻了半个世纪的美国与古巴关系松动，奥巴马与“反美斗士”——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握手言欢”，成为反映美拉关系回暖的晴雨表。陈向阳认为，所有这些，“投射到地缘政治领域，新的大的地缘政治板块结构更为清晰。”

当前，应对金融危机已成为各国面临的当务之急。为此，各国既对各自的对外政策作出调整，同时也对自身的发展道路进行反思。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变化中的时代。

庞中英称之为“后西方”时代。“‘后西方’时代的到来，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打破了人们对西方的迷信。”这个时代，西方不再独大。而非西方国家，则必须自主地探寻适合自己的新的发展道路。因此，这也将是一个充满多种可能性的时代。

综合各方观点，最大的变化将属于中国，中国将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

专家同时指出，这里最大的决定因素，是“中国如何办好自己的事”。他们认为，一定要看到我们国内的问题和困难也很多，当前面临着经济从出口拉动型增长调整到大幅扩张国内需求的巨大挑战。

欧盟则面临很大不确定性。今年的欧盟春季峰会上，新“铁幕”这样的冷战词汇重现。新“铁幕”两侧的东、西欧国家政府都誓言要促进欧洲融合，但各自国内的保护主义势力和极右政治力量，却因经济恶化而日益抬头。

新“铁幕”不仅妨碍欧洲经济复苏，甚至可能危及那里的政治稳定。而面对自觉重新崛起的俄罗斯，欧洲各国表现出的是分裂。《2025年全球趋势》将欧洲称为“跛足的巨人”。不过，欧盟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对非洲而言，那里有能源和资源的优势，在危机背景下，无论从客观资源条件、各国寻求自身发展的努力，还是大国对非洲的借重，显示非洲的战略地位还会进一步上升。

此外，由于拥有石油资源，波斯湾国家的地位也将增强。

在传统的地缘政治热点地区中东和中亚，由于奥巴马推行多边外交政策和展开对话，专家预计主要力量在这些地区的争夺烈度可能会有所降低。但是，在南亚和东南亚，由于面临极端主义的挑衅，而且国内的社会问题受金融危机影响被激发出来，内外因素交织在一起，短期内将成为地区热点。 （《了望》新闻周刊记者 刘延棠）

7. 社会融合机制失效是指什么

社会融合机制失效指：

一、社会极端思潮抬头

西方主流社会近年在贸易、移民、宗教等问题上保守倾向上升。一些欧洲国家出现右翼政党“登堂入室”的势头。譬如英国极右翼的不列颠民族党首次获得欧洲议会议席。希腊极右翼的“金色黎明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大量议席。这些右翼势力甚至公开采取暴力手段，恐吓、打击外来移民。

二、社会流动性退化

主要是贫富分化加重，中产阶层萎缩，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健康流动“凝固化”。今天英国1%最富有的人口，人均资产是10%最贫困人口的300倍。上世纪70年代，1%最富有美国人掌握全美国民收入8%，到2007年，这1%已经掌握了全美24%的财富，越来越多中产阶级滑向贫困线。

美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惊呼“美国梦已不再”。他尖锐指出，当今美国的社会流动、国民收入和社会资源分配处于建国200多年来“最差时期”。

三、社会矛盾激化

主要表现为“群体性事件”增多。2011年在发达国家风起云涌的“占领运动”就是最佳例证，西方主要的一线城市均不同程度受到冲击。“占领运动”的实质就是西方普通民众看不到希望，要抗争求变。

此外，美、英、法甚至个别北欧国家还发生多起震惊世界的严重暴力、枪击或大规模骚乱事件，也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表现。在社会问题淤积难解的背景下，这类群体性和恶性事件未来在西方可能层出不穷。

(7)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社会扩展阅读：

西方资本主义面临的主要困境：

一、经济发展“失调”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摆脱金融和债务危机所采取的财政和货币手段，迄今效果都不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是几个结构性“陷阱”使然：一是金融陷阱。

在非危机状态下，高支出、粗放型的福利模式尚可维系，一旦经济出了问题，便立刻成为难以承受之重。但过惯了舒服日子的西方民众都不愿面对突然要勒紧腰带的现实。能否跳出“福利陷阱”，是未来西方社会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政治体制“失灵”

一是西式选举难以选贤。其二，政党利益凌驾国家利益。其三，“民主陷阱”阻碍国家治理。今天的西式民主制存在三个突出问题：即民主选举“游戏化”，民主运作“资本化”，民主决策“短视化”。这就是民主形式、程序大于实质和内容，阻碍了国家治理。

三、社会融合机制“失效”

四、思想道德“失范”

一是政治精英道德水平下滑。二是大企业商业道德失准。三是社会精英道德问题多发。上述这些丑闻涉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官德、商德、公德，它们反映的是资本主义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利益观受到深刻侵蚀，也暴露了资本主义“权力制衡”的有限性和局限性。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对西方资本主义困境的观察与思考

8. 阅读下列材料金融危机发生后，某些西方国家的政要、媒体经常发表关于中国的言论，有“独秀”或“救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