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以及对中国的影响
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住宅市场泡沫促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它危机有相似之处。
然而，在金融危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当前的危机标志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这个时代是建立在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基础上的。其它周期性危机则是规模较大的繁荣-萧条过程中的组成部分。当前的金融危机则是一轮超级繁荣周期的顶峰，此轮周期已持续了60多年。
繁荣-萧条周期通常围绕着信贷状况循环出现，同时始终会涉及到一种偏见或误解。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反身（reflexive）、循环的关系。如果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泡沫便由此产生。近年来，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而持续60年的超级繁荣，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
每当信贷扩张遇到麻烦时，金融当局都采取了干预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寻找其它途径，刺激经济增长。这就造就了一个非对称激励体系，也被称之为道德风险，它推动了信贷越来越强劲的扩张。这一体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前美国总统罗纳德
B. 如何看待中国金融市场
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情况
1、金融市场还不够成熟，深度和广度不够。真正成熟的金融市场的标准是：好企业可以随时通过丰富的融资产品与渠道进行融资；长期投资者能够得到合适稳定的回报；市场价格基本合理；市场参与者遵守规则。但目前中国金融市场远远没有达到这些标准。决定人民币国际化关键的人民币“投资池”尚未形成；国内一级和二级市场、场内和场外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分割现象；同业拆借利率尚未成为引导整个利率体系的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等。总之，我国尚未形成一个高度开放、规模巨大、品种繁多、赢利性和安全性达到规范的适应货币国际化要求的金融市场。
2、利率和汇率缺少市场化。利率是资金的使用价格和时间价格，汇率则是货币的交换价格，两者应分别由资金市场和外汇市场的供求来决定，否则就会被压制或是被扭曲，从而导致对整体经济发展的压制和经济行为的扭曲。如果利率不能反映真实的货币借贷市场的供求，并以真实的市场利率引导其他金融商品的价格；如果汇率不能真实反映本币和外币的供求，并以真实的市场利率参与国际经贸往来，该国货币就难成为国际货币，并承担起国际货币的职能。由于我国正处于转型经济阶段，利率、汇率市场化的进程受到诸如金融机构自我约束能力、央行宏观调控能力、国际收支状况以及资本项目开放的风险防范能力等因素的制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3、金融市场主体竞争力较弱。发达的现代金融体系是央行有效执行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基石。目前，我国金融系统的主体仍为四大国有银行，虽然已经完成股份制改革，但在整体运行机制和风险管理能力上仍和发达国家存在不小差距，特别是，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旧观念和行为模式仍旧阻碍着国有银行的国际化进程。
4、金融风险防范的机制不健全。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主要包括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也有部门金融监管职能。但是，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通常只注重国内的金融监管与风险防范，而对国际金融风险的防范还需加强。特别是随着货币国际化的加快，本币的流出也将日益增多，而境外本币的增加会使得市场投机因素增多，容易造成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或一定时期削弱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效用，甚是造成宏观经济政策的失效和失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都是很好的例子。虽然它们对我国造成的直接冲击不大，但不能说明我们已经具备了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有效机制，我国金融风险监管体系的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5、金融市场尚不完备。我国的金融市场目前是很不完备的，除了传统的银行信用间接融资外，仅仅局限于同业拆借业务和票据承兑业务，发展很慢。主要表现在：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没有投资欲望和价值观念；银行没有企业化，信贷资金尚有供给制，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尚不发达，信用工具缺乏.现有证券的不流通；价格体系的不合理，不能给投资者带来准确及时的投资信息，资金得不到合理流动；金融立法、章程残缺不全，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等。
C. 当前国际金融经济背景（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态度，充当的角色之前采取的措施等）
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
提要：
经济全球化已经构成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主要的趋势性特征，作为推动这一趋势的两股主要力量，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以及全球资本的跨国流动也引起了普遍关注。人们常常把前者称之为生产一体化(或全球化)，把后者称之为金融一体化，其中又以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概括地说。
当前的金融一体化趋势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是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加深。各个地区之间的以及全球不同类型的金融市场相互贯通，联系密切，金融风险的“传染”效应增大。二是私人资本流动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力，大约占全球资本流动的3／4，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流向了新兴经济地区。三是跨国银行呈现出“全能化”发展趋势，业务趋于综合化。四是大规模的银行兼并风起云涌，仅1999年就发生了七起大规模的金融机构兼并案(王雪冰，2000)。我国当前正在通过不断的改革与发展谋求融入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体系。全球金融的一体化在给我国的金融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将带来挑战，因而有必要结合我国金融开放的进程，认真分析，提早应对。 一、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国金融业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持久的活力，使其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并且最具增长潜力的经济体。1978年～1999年我国的实际GDP增长速度创下了世界之最，20年间经济规模增长了6倍，而同期世界经济仅增长了2．2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98年我国GDP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30．1％，全世界的12％。按汇率折算，占世界的3．2％。商品与服务出口总额占到了发展中国家的17．5％，全世界的3．1％(见表1)。由于改革与开放并行不悖，成功的对外开放政策大大提高了我国经济的外向化程度，使其越来越深地融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之中。1979年～1998年问，全世界出口额增长了3．3倍，而我国的出口增长了13．5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9；《1999／2000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8年中国出口总额为1838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3．4％，成为世界第9大出口国。1999年我国出口总额进一步增加到194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6．1％。得益于劳动力成本优势及巨大的市场潜力，中国成为对外国直接投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1997年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452．6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1998年增加到了454．6亿美元，1999年为404亿美元。1999年中国的进口、出口和FDl分别占当年GDP的16．73％、19．67％和4．08％(见表2)。与此同时，我国的境外直接投资也在稳步增长。我国经济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国际化趋势。 在贸易和投资的带动下，我国的金融业也开始逐步融人世界金融体系。1980年4月中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成员资格，同年5月恢复了在世界银行的地位，随后又成为国际清算银行的成员。这标志着我国已经是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参与者。但由于市场开放程度不高，在1996年我国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可兑换以前，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的影响尚不明显。1996年以后，国际金融体系对中国国内金融和经济的影响开始加深。通过不断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开放B股股票市场以及越来越多的海外借款和债券发行，国内金融市场间接地将自己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起来。从目前与WTO各缔约方谈判的进展情况看，我国有望于年内加人WTO，金融市场的开放也会随之加快。预计到2020年，中国有可能全方位地融入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届时，中国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将会更加直接和密切。 (一)银行业 近二十年来，遵循稳妥、有序的原则，我国逐步扩大了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从1981年引进第一家外资银行以来，外资银行在华业务一直处于健康发展状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金融的对外开放并没有因此而放慢。199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又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的地域限制，允许其在中国境内所有中心城市设立分支机构。7月，又进一步扩大了上海、深圳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范围。 我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统计表明，截至1999年4月末，我国境内共设立外国银行分行154家，当地注册银行13家(含合资银行7家，独资银行6家)，外资财务公司7家，外国银行代表处257家，几乎汇集了世界上所有最有实力的大银行。这些在华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其中上海、深圳分别占47％和14％。截至1999年10月底，外资银行资产总额为313．36亿美元，其中贷款总额为222．49亿美元；负债总额为286．11亿美元，其中联行及附属机构来账206．69亿美元，占72．24％，存款为49．97亿美元，占17．74％，资本(或营运资金)为26．93亿美元。外资银行已经成为中国金融市场上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促进中国经济、金融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保险业 与快速开放的银行业相比，中国保险业的开放相对谨慎一些。从外资保险机构的设立情况看，自1992年美国国际集团成为首家获取在华营业资格的外资保险公司以来，外资保险公司一般以每年1?2家的速度进入中国市场。截至1998年底，7年来总共批准了12家外资保险公司的营业性机构，但开放区域仅限于上海、广州两个城市。1999年4月5日，中国一次批准了美国丘博保险集团、美国恒康相互人寿保险公司、英国保诚保险公司和加拿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等4家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在华外资保险机构达到了16家。从保险业务来看，1998年，国内保费收入1247亿元人民币，其中外资份额为1％。 (三)证券市场 由于过分强调筹资功能，我国证券市场的一个主要特点即发行市场发展迅速，而交易市场发育缓慢。相应地，这一特征也反映在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上。统计表明，截至1999年12月底，我国共有43家H股公司在香港联交所发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发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新加坡交易所发行股票和上市。上述发行累计筹资119．76亿美元，其中H股市值占到了香港股市总值的1．26％(1998年底)(王雪冰，2000)。除此以外，我国还有49家红筹股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课题组，1999)。在国内股票市场，另有108家公司发行外资股B股股票(其中有27家只发行B股股票)，累计筹资47．45亿美元(王雪冰，2000)。但与此同时，股票的流通市场却发育缓慢。受证券市场自身发展阶段、监管水平以及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可自由兑换的影响，外国证券投资者及证券中介机构在进入我国证券市场时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外国证券投资者只能将外汇资金投资于B股市场。证券市场的不平衡开放态势仍将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 二、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 金融开放已经使我国在吸引外资及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获得了巨大收益。从长期看，逐步扩大金融开放，并最终融人全球金融体系不仅可以使我国继续获得这些收益，也有助于加快国内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不过同时也应看到，由于一体化是以全方位的高度开放为前提的，这一过程必然会使我国的银行、保险及证券等相关行业在国内金融市场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从业务、人才、管理等方面给我国金融产业的各个领域带来直接冲击，并将进一步对我国的宏观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提出新的挑战。因此，对我国的金融业而言，全球金融一体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一)对银行业的影响 从长期看，我国银行业将从逐渐融入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获得多种收益，诸如有助于减少我国银行业在国际市场准人方面受到的限制，有利于国内银行拓展海外业务，实现跨国经营等。除此以外，最大的收益还体现在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方面。融人全球一体化一方面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将要面对资金实力充足、管理先进、服务高效的国际大银行的有力竞争，有助于从外部增强我国银行业改革与发展的压力和动力，加快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包括中央银行的监管方式，必须与国际标准接轨，有利于推进我国银行业改革的规范化。但是从短期看，甚至从中短期看，这种融入并不是没有成本的。我国银行业的现状是，虽然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银行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最终目标还远未实现，许多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如商业化程度较低，激励机制扭曲，创新能力不强，不良资产比例高等，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许多方面远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悬殊下的市场竞争必然会给国有银行带来负面影响。 可以预见，一旦现有的各类保护性措施取消后，国内银行业将出于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 首先，向外资银行开放中资企业的人民币业务不可避免。由于外资银行的资金成本低、贷款开发能力强、贷款质量高，有可能导致大量效益好、讲信用的优质客户向外资银行转移，而效益和信用评级较差的客户，以及一些政策性业务继续留在国内银行，出现“逆向选择”的现象。这可视为对中资银行的最大威胁。 其次，外汇业务方面的限制也将逐步取消。依托通过国际市场筹集低成本资金的优势，外资银行就能以较低利率对国内客户提供外汇贷款，从而凸现其外汇业务的优势，对国内银行的外汇业务产生较大冲击。 第三，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也将最终解除。目前，在华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仅上海、深圳、北京三地就集中了在华外资银行总数的70％。随着人民币地域限制的放松，外资银行将会向更多的沿海城市扩展，加强对优质客户的争夺。 第四，在开放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将居于垄断地位。外资银行在金融数据处理和咨询服务以及混业经营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它们熟悉国际金融领域，长期分析国际金融形势，注重市场开发，有丰富的市场竞争经验，具备很强的技术和金融产品开发能力，尤其是在个人资信系统方面，能够提供优良的服务。因此，在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将处于垄断地位。 最后，外资银行出于开拓国内市场方面的考虑，将吸引走大批国内银行界优秀的管理和专业人才，给国内银行的经营管理形成一定的冲击。 以上竞争格局必将对国内银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一是市场份额出现流失。我们可以比照加人世贸组织作一个简单的估计。根据预测，中国加入WTO五年之后，外资银行的外币存款市场份额将上升到15％。人民币存款的市场份额将上升到5％至10％(宫占奎，2000；王雪冰，2000)；其外币贷款市场份额可超过1／3，人民币贷款市场份额将达到15％左右；中间业务的市场份额很有可能超过50％；外资银行将获得绝大部分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以及投资银行业务的市场份额。十年之后，外资银行将占有整个银行业市场1／3的份额(王雪冰，2000)。 二是盈利能力下降。伴随着中资银行市场份额的缩小和优质客户的减少，其盈利能力必然随之降低，最终将影响到中资银行的收益。如果考虑到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同时还肩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种状况将使中资银行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三是影响中资银行的流动性。资金来源逐渐从中资银行分流到外资银行，必将对中资银行的流动性产生不利影响。鉴于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已经很高，流动性损失不仅会恶化国内银行的风险状况。甚至有可能对中资银行的生存构成威胁。 (二)对保险业的影响 尽管我国保险业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但与具有几百年发展历史的外国 保险业相比仍显得十分稚嫩。1998年底，我国的保险深度(即人均保费)为12美元，列世界第60位；保险密度(保费占GDP的比重)为1．57％，居世界第55位(胡颖,2000)。 此外，我国的保险业缺乏一个完整的包括代理人、经纪人、公估行在内的中介体系以及以“松散监管”为特征的现代保险监管体系。国内各保险公司在经营机制、风险处理技术、科技运用水平、资金运用能力、产品创新以及售后服务等方面也远远落后于国际知名的保险公司。这种差距固然意味着国内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融人国际保险市场，通过与国际大型保险公司展开竞争与合作而不断增强竞争力，但同时也意味着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 与银行业的状况类似，从短期看，这种竞争劣势也将导致国内保险公司业务流失，市场份额下降。由于我国保险业尚处于初级阶段，市场份额的缩减将给民族保险业的长期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同时，外资公司还将凭借其灵活的管理机制和优厚薪酬待遇吸引国内保险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造成国内保险公司人才流失。除此以外，保险业的开放必将进一步促进市场主体以及保险业务的多元化，对中国现行的保险管理体制和监管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对中国证券业的影响 与国际上比较成熟的证券市场相比，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的差距是相当明显的。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市场规模较小，资本市场的深度不够。截至1998年底，中国股市市场价值占GDP的比重还不足25％。而1996年美国的这一数字为115．6％，英国为151．9％，日本为67．2％。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韩国、泰国、墨西哥和印度也分别达到了28．6％、53．9％、31．8％及34．4％(周道许等，2000)。资本化比率低不仅说明了我国的证券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也反映了其较低的抗风险能力。 二是市场结构不合理。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这两大构成中，我国的证券市场过度偏重于股票市场，而债券市场又主要集中于国债市场。截至1999年11月，国内上市的企业债券仅有11支。这与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1970年～1985年间，在美国，债券融资额约为股票融资额的10倍(深交所，1999)。 三是市场分割严重。比如A股、B股的割裂；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的割裂；产权交易市场与证券市场的割裂等。市场割裂严重破坏了证券市场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四是市场流通性不够。目前，国家股、公有法人股的流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A股中60％一70％的股票是不能流通的。 五是各市场主体行为的高投机性。国有企业倾向于上市“圈钱”；券商负盈不负亏，违规操作，过度承担风险。个人投资者追涨杀跌，盲目跟风。整个证券市场呈现出高风险的特征。 六是中外证券中介机构在竞争实力上差距悬殊。国内证券中介机构在经营管理机制、服务水平、创新能力、资金实力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国际知名的证券中介机构。单从资产规模来看，目前我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国泰君安的总资产大约300亿元。而1998年末，美林证券公司总资产达2998．04亿美元，摩根斯坦利的总资产更高达3175．90亿美元。它们任何一家券商的资产规模，比我国全部的90家券商的资产总和还大出许多(周道许等，2000)。竞争力之悬殊显而易见。 上述问题决定了我国证券市场还远远不能适应对外开放的要求。在条件不成熟时过快开放资本市场，将会导致一系列消极后果。发展中国家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金融危机，特别是1994年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种后果的集中体现。但差距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限期地推迟证券市场的开放进程。这不仅不符合金融一体化的总体趋势，也不利于我国证券市场自身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金融全球化实际上意味着对我国证券业发展与规范的更高要求。 (四)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全球金融一体化将促使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多地依赖于市场手段，加快实现宏观调控方式从直接向间接的转变。但从近期看，鉴于我国的经济转轨仍要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金融一体化将对我国既有体制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货币政策控制力减弱。相对于国内银行，货币政策对外资银行的控制能力要弱些。外资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国外金融市场，它们受利率管制、窗口指导信贷政策等货币政策的约束很小。当国内货币政策的意图发生变动时，它们会通过转向国外市场加以规避。这必然会缩小货币政策的直接覆盖面，使货币政策的作用发生“泄漏”，弱化其政策效果。 二是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减弱。目前，我国货币政策是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但是我国现在的货币供应量统计遗漏了两项内容：一是国内金融机构外汇存款；二是外资金融机构存款。这两项内容所涉及的金融业务量(以资产度量)占国内全部金融业务量的14％，对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的实现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随着外资银行业务量的扩大，这种偏差也会随之放大。另外，随着金融机构多元化及其业务多元化的发展，微观的货币需求模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而金融创新的发展，利率市场化压力的增大也都会削弱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 三是部分货币政策工具的效率有所减弱。我国现行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有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管理、准备金制度、再贷款、再贴现等。金融开放除了有助于增强第一项工具的效果外，对其他政策工具都有抵消作用： 首先是利率管理的有效性减弱。外资银行外汇贷款利率基本不受中央银行管制，外资银行业务量占比的增加实际上意味着不受利率管制的金融业务量越来越大。结果必然会减弱央行利率管理的有效性。 其次是存款准备金调整的效率弱化。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的贷款通常不受其存款来源的制约，它们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获得资金，因此，就总体来言，外资银行的发展倾向于削弱准备金制度的有效性。 最后是再贷款、再贴现机制作用下降。这些政策工具对国内银行业的资金支持具有积极作用，但对外资银行的调控作用不大。 四是货币政策的外在约束增强。国际金融机构的介入，将使货币政策的对外依赖程度有所增加。这样，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政策时，需要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情况，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取向，采取相应对策，以便将外资银行对货币政策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 (五)对金融监管的影响 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的发展会更加迅速，金融创新也更加活跃，对我国的金融监管是一个严峻挑战：(1)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不断对其金融产品进行分拆组合，创造出新的金融工具。历史的经验表明，金融创新常常是作为金融监管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并且是推动金融监管发展变化的主导力量。(2)混业经营的程度越来越深，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相互交叉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彼此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如何对金融机构的整体风险进行全面监管至今仍然是个世界性的课题。(3)巨型金融集团应运而生，它们的业务范围更广，金融品种更多，机构设置遍及全球。如何对这些金融集团进行有效监管需要更高层次的国际合作。(4)一些传统的注重隔离风险的“防火墙”措施已逐渐失去作用，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不仅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转移和传播，同时还具有倍数放大作用，破坏力更大。作为这些挑战的一个集中展示，对冲基金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表现出的高举债、极度投机和不受监管就是一个生动事例。考虑到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还不够深入，金融监管仍然出于从计划到市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之中，高效的监管体制尚未形成，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还相当有限，挑战不言而喻。 三、面对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对策 针对全球金融一体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未雨绸缪，积极准备，以趋利避害，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现代化进程。这要求我们除了要积极审慎地扩大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开放外，更重要地是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快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改善货币政策的调控机制，提高金融监管水平。 (一)加快实现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进程，增强国际竞争力 首要任务是理清产权关系，建立有效的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与此同时加快进行不良资产重组。实现银行的资产重组可以通过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的方法，剥离和处置不良资产。需要强调的是，存量不良资产的处理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更关键的问题是防止边清理边产生，甚至新增速度超过化解速度。这意味着银行自身的改革无论如何都是最根本的。 其次是加快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工、农、中、建4大国有商业银行无论从资产数量、人员数量、营业网点还是从业务份额上都在我国银行业占有绝对比例。这样的垄断机制既不利于通过竞争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也不利于中央银行的间接调控。因此，可以考虑通过适当放松市场准人的方法，引进外资银行，发展区域性银行以及面向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以培育新的竞争主体，加强市场竞争。 第三是对国有银行现有的组织机构进行调整，撤并无效机构，清理包袱，提高竞争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进展缓慢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机构臃肿，冗员太多。截至1998年底，工、农、中、建4家国有商业银行累计拥有机构14．4万个，金融从业人员近167万人(见表3)。以机构和人员论，堪称世界之最。其中中国工商银行更是以其员 工数量之巨堪称世界银行之最。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冗员，非业务部门人员的比例超过1／3，而在华外资银行的这一比例只有1／10，差距显而易见。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严重影响经营效率。根据1999年第7期英国《银行家》杂志的统计，尽管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与世界上几家最大的商业银行差距并不很大，但是资产回报率却相差悬殊。 第四是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金融全球一体化的到来，将使国有商业银行出现严重的人才流失，因而有必要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旧有的激励机制。目前人才竞争的格局已经出现。外资银行钱多人少，为网罗人才，不惜工本。初步估计，目前在北京和上海，外资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大约有1／3来自中资银行，他们都是各个部门的业务骨干。另有1／3来自外方，1／3来自海外归国人员。这种格局已经为国有银行的激励机制敲响了警钟。 如何才能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不外乎以下五个方面： 产权机制 市场经济中拿什么来承担责任，拿什么来承担风险?靠的就是产权。用自己的财产来承担投资风险的人，最有积极性关心投资收益。玩自己的钱和玩别人(公家)的钱不仅风险偏好不一样，投资效果也截然不同。 经理市场在市场经济中做老板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是打工族。为什么这些没有物质资本或物质资本不多的人也在玩儿命工作?靠的就是经理市场。经理市场说穿了就是人材市场，是给人材定价的一种机制。通过经理市场，优秀的专业人材就可以建立起自己的声誉，衡量、显示并且变现自己的人力资本。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经理、医生、律师、会计师、大学教授等职业的繁荣都是建立在经理市场的基础上的。正因为有了经理市场，才会不断涌现出类似李?亚科卡(曾任福特公司及克莱斯勒公司总裁)、杰克?威尔治(任通用电气总裁)这样的经营巨擘。 奖励机制小到奖金、补贴，大到股票期权都可以视作奖励机制。奖励机制更加富于技术性，应用范围最广，方式更为灵活。 乌纱帽机制也就是官僚科层体制，这可以视为与经理市场平行的一种激励机制。现阶段国有银行对高级经营管理人员的激励和约束就主要靠这种机制。这种机制的好处是有助于避免在转轨时期出现治理真空，缺点是对人材的定价信息不公开，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 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条可以视为当代中国对现代管理的一条贡献。它不仅被历史证明是我党行之有效的重要法宝，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体上说，建立国有银行人才激励机制可以从这五个方面着手，最终逐渐过渡到主要依靠前三种机制。
D. 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影响及我国的应对措施。分析国家（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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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内容摘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日渐明显，资本的国际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但与之相伴的金融风险也越来越大。如何应对这种挑战，趋利避害是摆在中国金融界和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在分析金融危机成因和后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 国际金融危机 应对策略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流动，可以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帐户反映，资本流动分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两种情况。国际资本流动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见的有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融资和国际负债三种。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的国际流动日益活跃，成为许多重大经济事件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这同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情况其实也不外乎一种非常简单的需求与供给的平衡关系。从需求角度来看，一是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增加推动了养老金规模的逐步扩大，国际资本市场成为其投资和获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场所；二是中产阶层人口增加，他们的经济实力强，对投资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为获取更高投资收益而承担更高的风险，于是，其收入积蓄从传统的银行储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场，从而推动了共同基金的迅速发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的管制从8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放松，客观上推动了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
国际资本市场的现状
资本市场的组成不外乎两个方面：市场的参与者和市场上的产品。20年前，商业银行构成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主体部分，而今天，尽管银行类机构仍然是清算体系的使用者和主要管理者，但是从资产规模来看已经远远低于投资类机构，如养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和产品两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经大大丰富，从组成模式来看当前的国际资本市场呈现出一种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紧密的格局，也就是说网络化。在这种日益凸现的网络化趋势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这就是一些传统的风险监测和管理手段受到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所谓的对银行8%最低资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现在看来并不“充分”，因为银行仅仅有8%的“垫底资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资本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后果就是：实际生产部门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对银行领域的“波及效应”被网络大大放大了。另外一个因素：电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断更新带来了更复杂的资本流动形式和更大的市场波动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速度。更多的资金以短期获利为目的，导致市场波动性不断增加。7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导致全球发生债务危机时，如果人们对当时全球各个分割的市场之间的连锁反应(chain reaction)还有惊诧的话，那么，在21世纪，如果由于全球资本市场体系中的某一个市场发生问题而导致整个体系陷入危机，估计大家不会再惊诧了。因为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哪一个市场会在全球危机的状态下而再独善其身。
导致国际资本市场资本流动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还在于进入90年代以来开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国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应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场规模很小，但已经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外部市场变化的波及效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资本流动壁垒和保护墙将逐步减少直到最终消失，这些波动的影响将变得更为直接和明显。所以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引发的问题从现在起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成因
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对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促进资本和技术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之而来的波动和因此而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国际资本流动以全球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为主要特征，金融资产价格波幅之大，传播范围之广，为前所未见，这种剧烈的波动及其附带的扩散效应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国际金融危机一般有3种表现形式。货币危机指一国货币在外汇市场面临大规模的抛压，从而导致该种货币的急剧贬值，或者迫使货币当局花费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维护现行汇率；外债危机是指一国不能履约偿还到期对外债务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门的债务和政府债务；银行危机是指由于对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导致个人和公司大量从银行提取存款的挤兑现象。
国际金融危机离中国并不远。从历史上看，上个世纪末是金融危机多发时期：从最早的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再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机。其中以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具备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当然破坏力也最具全球性质。
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传导输送系统，国际资本市场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关注。亚洲金融危机及其触发的全球范围的市场动荡不安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直到今天其影响仍在继续，这足以说明国际资本流动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对它的成因以及对策的研究是关系到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如果简单的列举，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经济过热导致生产过剩；贸易收支巨额逆差；外资的过度流入；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和不当的汇率水平；过早的金融开放。但是在实际中这些因素往往是综合起来起作用的。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来具体分析就不难看出，是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导致了金融危机的总爆发。具体的原因可以归结如下：
经济发展过热，结构不合理，资源效益不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从70年代开始相继起飞，增长很快。但长年的高速增长也积累了严重的结构问题，这些国家都注重于推动经济的新一轮的增长，忽略了对结构问题的解决。
“地产泡沫”破裂后造成银行坏帐呆帐严重。东南亚各国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房地产价格暴涨，吸引银行向房地产大量投资，银行呆帐的增加大大影响了东南亚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危机之前一些金融机构已经濒临破产。
从外部看，其它资本市场，如日本股市的复苏和美元的持续走强，都使得一部分原来流入东南亚的外资撤离，构成了对这些亚洲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巨额国际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高投机性终于搅起了这场空前的金融动荡。
国际金融危机具有广泛和巨大的影响。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它对各国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由于在进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调控和管理得当，那次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造成直接影响。但是不管如何，我国仍然感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种种间接影响。
我国防范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减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国际经济仍然在为成功摆脱衰退回归繁荣而努力。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仍然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国家金融、经济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波及的中国而言，分析其产生原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同时如何抓住机遇调整结构制订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机也是我国金融业今后发展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我国防范和化解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可以归结如下：
防范金融风险的最佳途径是优化本国经济结构，强化本国经济。各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只有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才能真正改善长期国际收支的状况，确实保护自身不受国际资本流动无常变化的影响。
有计划有步骤的开放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为了吸引外资流入，往往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殊不知当允许国外资金自由流入本国时，同样也必须允许自由流出。当国际游资流入时，如果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大量资金外流时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因此我国今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中国的开放必须是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条件下的开放。国家经济安全是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融合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大国、小国共同地融在一个大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它们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风浪冲击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这种保卫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国的经济安全度。经济安全的保卫需要本国一整套的系统，既要开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进出口资金的管理方面使本国的企业、政府和银行人员的经营能力与发达国家拉平，有在管理、经营、投资各方面和发达国家同等素质的人才、系统、制度。
开放金融市场要做好准备和试点，应该采取谨慎的步骤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的情况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简单对比。发达国家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方面也经历了若干历程。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同时，也是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产物。我国由于市场基础和市场规范还很不完善，金融监管水平也需要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对于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因此在目前我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让资本自由流动。但是资本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因此在目前我们就应该积极进行准备，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为中国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资本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是历史的必然。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国际资本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种种好处，又同时防范和化解由此产生的金融危机风险就成为中国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它给中国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许多政策上的挑战。对此，只有未雨绸缪早作准备才是应对挑战的正确策略。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笔者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健康、顺利地实现经济的更大发展。
参考资料：
1.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第三版，August, 2001
2.胡祖六（Fred Hu），“刺激经济增长与结构改革并行不悖”,亚洲华尔街日报,1998年8月5日
3.胡祖六(Fred Hu),“中国——亚洲的避风港”,《布隆帕格金融杂志》，199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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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与趋势
为重建国际货币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以美英等国为首的国际社会通过多边协定方式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内容包括：（1）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调国际货币关系，特别是对各国的汇率政策实行监督；（2）实行以黄金为基础、美元为中心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3）在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困难时，IMF可提供短期信贷，以补充其国际流动性。在最初的近20年里，该体系运行比较顺利，有效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重建、发展和繁荣。但由于该体系的基础是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并要求其他各国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当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无法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时，它的继续存在便受到明显挑战。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停止向各国政府兑回美元后，各国纷纷放弃本币与美元的固定比价，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趋于崩溃。1976年在IMF的提议和组织下，国际社会达成牙买加协定，宣布黄金非货币化，同时承认各国实施的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这标志着国际金融体系再次进入了一个不受全球性多边协定约束的动荡的时代。
自牙买加协定签订以来，国际金融体系总体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在许多基本问题上至今没有形成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近30年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事实上处于一种“无体系”的状态。不过，伴随着国际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特别是经济区域化的快速发展，该体系也发生了一些局部性变化。大致而言，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国际汇率制度呈现出以浮动汇率安排为主、多种汇率安排并存的基本格局。目前，全球有三类基本的汇率安排：一是独立浮动汇率安排，实行国家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二是固定汇率安排，包括实行货币局制度和传统钉住汇率制度的国家，以及已取消法定货币国家（如欧盟内部和实行美元化的国家）；三是“中间道路”安排，即各种介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之间的安排，如爬行钉住制、区间浮动制和管理浮动制等，主要包括一些外向型程度较高或国内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发展中经济体。据统计，2002年，在IMF的186个成员经济体中，实行上述三类汇率安排的国家分别占22％、48％和30％。
由于美、欧、日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它们之间的浮动安排对国际汇率制度的性质具有决定性意义。就单个国家而言，浮动汇率安排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可以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失衡。但从国际金融稳定的角度看，它至少包含两个缺陷：一是汇率的频繁波动将对正常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大大增加全球经济活动的汇兑成本和风险；二是容易引起汇率政策冲突，即运用本币贬值政策推行贸易扩张，以牺牲他国利益的方式维护本国利益。在过去一二十年里，尽管全球范围没有发生20世纪30年代那种竞争性货币贬值，但局部的冲突却时有发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情形是较为典型的一个例子。而在工业化国家之间，从80年代后期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到最近一个时期美元强势政策的调整，都充分显示美国在缓解其经常账户逆差时对于汇率贬值政策的依赖。
固定汇率安排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全部或部分让渡货币主权，换取汇兑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更强的国内财经政策约束。各种形式的“中间道路”则有可能兼收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的优点，并使本国货币当局具有一种相机抉择的自由。然而，在美、欧、日等大国货币频繁波动的情况下，无论固定汇率还是“中间道路”安排，实际上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少研究显示，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95年以后美元相对于日元的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泰国等实行钉住美元安排的国家货币急剧升值，并严重损害了这些国家的贸易竞争能力。
第二，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具有显著的作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由于各国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作用比较有限，许多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调节主要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在发生严重逆差时，也可有限地运用汇率政策，并从IMF获得一定的短期信贷支持。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各国可以方便地通过商业性国际融资弥补其经常账户逆差，从而避免采用财政紧缩等可能影响国内经济稳定的调节措施。作为一种基于市场的安排，国际金融市场的存在提供了充裕的国际流动性，从而大大降低了各国国际收支调节的代价。但在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使一些国家放松内部约束，滥用财政扩张政策，延误必要的国内经济改革和调整。结果是不仅经常账户逆差最终变得难以控制，而且常常为沉重的外债负担所累，甚至成为金融动荡的根源。
第三，国际资本流动缺乏有效监管，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不稳定的重要源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资本管制的不断放松，国际资本流动迅猛扩张。目前，全球各类国际资本的日交易量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近年来不少研究显示，国际资本市场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缺陷，许多国际投资和信贷决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在资本流向的国别选择上，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常常发生“饱饥综合症”，即当看好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时，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向那里，而当这些国家因为资本过度流入而出现危机迹象时，国际资本又快速离去。因此常造成这些国家内外经济失衡，并最终导致货币和金融动荡。此外，在危机发生的前后，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大规模投机性短期资本的参与更是加剧了有关国家危机的深度，并在危机的国际传递方面扮演核心角色。
第四，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功能存在严重缺陷，并且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IMF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产。1973年后，该组织已不再具有对各国汇率安排进行约束的权力，其主要功能是对发生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提供短期信贷，以增强其清偿能力。然而，由于该组织长期以来资金来源严重不足，因此对于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不是行动迟缓，就是力不从心，而且常常附加紧缩开支和经济自由化等不切实际的条件。此外，正如1997年在对亚洲金融危机处理过程中所显示的，由于明显受到美国政府和华尔街利益集团的影响，该组织对于美洲以外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往往显得十分冷漠。这表明了该组织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方面的功能缺陷和不公正性。
第五，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成效甚微，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进展显著。目前，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的主要渠道是七国首脑和财长会议。总体上看，这个协调机制常常流于形式和务虚，很少具有实质性内容。近年来，IMF和国际清算银行也在试图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或者成效并不显著，或者对各国并没有真正的约束力。相比之下，区域性货币合作进程却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欧元于1999年成功面世，欧元区内部也已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欧元的诞生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最近几年来，在拉美、中东欧等地区，一些国家开始采用美元化和货币局制度，或者在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安排。尽管两年前的金融危机迫使阿根廷放弃了货币局制度，但似乎并没有改变这一趋势。
第六，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基本依旧，但正在面临挑战。自人类进入信用货币本位时代以来，一直没有诞生独立的世界货币，因此，国际经济交易始终依赖少数几个主权国家的货币来充当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资产。美元正是这些货币中最主要的一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借助美国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美元便建立了全球性金融霸权地位。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美元在国际支付和储备资产体系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高达60％左右。依靠这种地位，美国获得了大量的“铸币税”收入，可以通过输出美元不断占有别国的实际经济资源。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学术界对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不少积极的改革建议和方案。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建议包括：增强发达国家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建立汇率目标区，以减少大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尤其是对投机性资本流动的限制（如实行“托宾税”，即各国对外汇交易征税）；改革和重塑IMF，增强其资金实力，提高贷款决策的透明度，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的表决权；加强区域性货币金融一体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建议，如回归金本位体系、恢复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成立世界中央银行。
历史不会进行简单回归，重新回到金本位或布雷顿森林时代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近几年的发展显示，其他改革建议也大多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一个根本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金融动荡没有切肤之痛，加上改革有可能损害其既得利益，因而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总体上并不积极，对于限制国际资本流动、改革和重构IMF等发展中国家十分关注的改革建议，则更是反应冷淡甚至持反对态度。另外，相互间的潜在利益冲突，也使发达国家很难在所有的改革问题上完全保持一致。比如，美国一直反对日本在亚洲推动货币金融合作，特别是反对其倡导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展望未来，可以认为，近期内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不过，从中长期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各国之间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和深化，预计会有更多的国家积极致力于构建一个稳定和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这意味着上述改革建议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得以实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已经并且仍将利用各种国际场合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事实上，自1999年以来，中国在推动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方面已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F. 中国国际现状怎样
1.中国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将现代化规律和本国国情有机结合，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1世纪头8年中国经济在世界的排位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台阶2008年GDP达到 4.4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今年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增长奠定了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基础。
2.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度空前增强。中国广泛参与全球和区域合作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0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200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近22%。中国同国际社会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在反恐、防扩散、打击海盗等国际事务上发挥着负责任的建设性作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
3.其他主要力量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而实力地位发生变化。美在伊战后国际形象和软实力受损，其秘密监狱、虐待战俘等行径使美国“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旗手形象大打折扣，国际地位和声誉下降。国际金融危机又使其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受到冲击。俄罗斯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欧盟一体化进程放慢，日本经济发展面临新困难印度、巴西等发展中新兴大国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增大。 变化二:中国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力量
1.中国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措施，不仅对本国经济，而且对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积极影响。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形成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862亿元同比增长7,1%。在美欧日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世界普遍寄希望于中国率先走出危机带领世界经济复苏。中国一再表明，将继续同国际社会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稳定为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作出应有贡献。可以说中国一直在向世界传递着战胜危机的“中国信心‘’。
2.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的积极姿态和果断行动。大多数国家认为中国的一系列举措展现出了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感。欧盟财政规划和预算事务委员达莉亚•格里葆丝凯特的观点颇有代表性:“虽然具体问题如何解决还需各方的磋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这轮金融危机是无法完全得到解决的。”国际社会认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可望在危机后进一步提升甚至有专家认为，“金融危机将成为中国从地区大国崛起为全球性大国的标志性事件”。
变化三:中国深入参与国际体系调整，将牵动世界格局走向
国际金融危机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拉开序幕。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国家深陷衰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从金砖四国的迅速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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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发展中国家有一席之地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作为金砖四国中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正从世界舞台不太中心甚至一度边缘的位置向中心位置靠近。作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进出口国、第三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国家，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及国际秩序变革中的作用和影响备受瞩目。美欧等西方国家主动深化与中国的合作，新兴大国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协调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维护其利益各国对中国的借重明显增强。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的话语权提高，在联合国改革、气候变化谈判、粮食和能源问题等其他重要国际议题方面中国的主张和建议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公开称:“历史学家将会审视2009年发生的一切.看到中国在稳定全球资本市场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人们相信中国将成为国际舞台上更为引人瞩目的力量。
变化四:“中国模式”等软力量大幅提升，推动发展模式多样化
此次金融危机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和影响力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框框，又不盲目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而是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相结合。在强有力的国有经济支持下政府对市场进行有效的调控和监管.使得中国具有较强的规避危机与应对危机的能力。
一些舆论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模式”、“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相继失败之后“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一种真正可行的“替代方案”。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代表了世界发模式的未来潮流。如果说欧洲“莱茵模式”和美国“盎格鲁一撒克逊模式”分别在19世纪和20世纪引领风骚“中国模式”’将主导21世纪。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希望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中国模式”的影响在全球范围日益彰显。
G. 金融市场发展的利弊分析
金融海啸与救市成本美国众议院终于通过了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但这个方案已不是7000亿美元了，而是加码成了8500亿美元。上星期众议院第一次投票否决了7000亿美元方案后，白宫将此方案作了修改，加码1500亿美元再送到参议院表决，获得大比例通过后再送到众议院表决，所增加的1500亿美元是向老百姓派糖，果然获得了参众两院的支持，因为7000亿美元只是用来购买华尔街的不良资产，老百姓分不到甜头，自然有部分议员不高兴。现在争取到的1500亿美元派糖给选民，议员们就改变了初衷，投票赞成了。布什为什么不早点想到“派糖”的方案，导致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被众议院否决，致使道指狂跌777点。 上周五85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通过前，道指回升了300多点，通过后，反而急转直下，收市时下跌了157点，振幅近500点。大家期待的救市方案获得通过，美国股市反而大跌，这可理解为趁利好消息出货，也可以解释为市场担心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救不了市。受美股下跌的影响，昨天亚太股市全面下跌且跌幅都很大，恒指跌了879点，跌幅约为5％。众多下跌股市中也包括黄金周之后的内地股市，昨天上证指数跌了5％以上，跌幅超过港股，或许这是继上周周边股市大跌后的补跌。昨天内地股市在政府救市之后第一次大调整，政府是在上证指数最低跌至1802点时出手的，大盘很快反弹了近500点，昨天的下跌可看作是正常的调整。7000亿美元肯定不够，但作用也不小，而且也可以说是对症下药。目前全球金融海啸，归根寻源，是最原始的按揭抵押证券出了事，投资银行将这些按揭抵押证券层层包装，通过杠杆不断放大，终于演变成金融海啸。现在，7000亿美元主要是用来购买这些按揭抵押证券，期望能使市场对这些按揭抵押证券所衍生的产品重树信心。此外，新方案将银行存款的保险额由10万美元提高到25万美元，可以避免银行出现挤兑现象。25万美元不是小数目，可以保障绝大多数存户的利益，令这些存户不致一有风吹草动就到银行排队提款。救市方案通过后，美国财长还得进一步制订收购这些不良资产的方法和价格，这才是关键所在。价格太低，银行只能得到一些残渣；价格太高，7000亿美元肯定不够用。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考验着全球经济，也考验着中国PE的发展。业内人士在日前举行的“PE北京论坛”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PE市场发展前景依然广阔，在国际市场不好的时候，可能正是我国PE快速发展的时机，要抓住金融动荡中的机会。发展方兴未艾北京PE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产权交易所总裁熊焰指出，近年来，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中国市场的高成长吸引了大批外国股权投资基金来中国投资，中国已成为全球股权投资基金增速最快的国家。同时，随着中国民间资本的成长和政策法规环境的不断完善，人民币股权投资基金也蓬勃发展起来。推荐阅读巴菲特自述：我怎么选股，我凭什么选股 三中全会：保市场稳定独家：中金18大客户华尔街秘密 机构上周做空：净流出68.4亿 本周股评家最看好：中国平安 深发展三季度业绩预增80% 地产龙头前三季齐发病危通知书 4季度是自救的最后机会 北京PE协会副会长、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指出，全球投资者对中国表现出极大兴趣，中国正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很多资金以私募股权的方式进入到中国来。PE在中国发展的势头方兴未艾，但基础还很差，中国对私募股权投资有大量需求，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意识到PE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市场不好的时候对PE的需求更加旺盛；中国也有很多人对PE行业很有兴趣，但对整个行业还没有经验，PE行业的发展有很大潜力。在危机中抓住机会熊焰指出，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在华尔街全面爆发，并迅速波及到欧洲乃至全世界，全球金融产业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中国金融行业虽未受到像美国那样直接的冲击，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日趋深入的今天，中国也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考验。如何能够顺利度过这场金融危机，成为摆在每个PE机构面前无法回避的严肃话题，如何在危机当前经受住考验并抓住机会取得发展，是中国PE行业必须深思与面对的课题。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创投市场的间接影响已经显现出来，创业投资专门研究机构EZCapital此前发布的报告显示，9月中国市场已披露3家投资公司募集设立新人民币基金，涉及金额39亿元，相比8月份资本募集情况，9月份募集基金数量和资本金额呈现快速下降趋势，直逼今年最低的1月份；并且，本月没有外资背景的基金成立。北京PE协会副会长、中国宽带产业基金董事长田溯宁指出，在未来尤其是经济遇到挑战时，行业整合会越来越多，PE要承担起整合行业价值链的作用。虽然国际经济形势很不明朗，但中国未来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别人的危险恰好是我们的机会，要抓住机会。PE应与企业一起走向海外参与股权收购，把西方核心技术和知识体系引入进来，使产业升级进一步加快。赵令欢指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可能导致美国经济衰退，但由于中国仍处于国际化的早期阶段，受到的冲击相对小一些，中国条件比其他国家要好得多，要抓住机会，主动出击。虽然现在PE在国内融资、退出都变得更加困难，但可能正是投资的好机会，“越是经济下行时，企业定价可能更合理，介入的机会反而会出现；而在市场过热时，由于价格较高反而不容易进入。”很多PE可能会受益于此次市场的修正，冷静看待市场的发展。促进PE发展田溯宁建议，要抓住机会推进改革，促进PE的发展，“尽快从政策法规上促进PE的发展，外部困难时正是改革的好时机。”推动保险、社保、企业年金成为合格的有限合伙人。熊焰指出，为了建立股权投资基金内行业自律监管机制，加强业内人士与监管机构的沟通，提高从业人员素质，维护行业人士合法权益，加强境内外PE从业者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促进中国股权投资行业的发展，2008年6月，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正式成立。而针对业内普遍关心的双重征税问题，北京将出台政策避免对PE双重征税，鼓励和支持PE发展。北京市金融办任雪丹处长表示，北京市发改委、金融办会同有关部门正积极研究促进股权投资基金发展的政策，该政策已准备上报市政府，应该不会有大的改变。为促进中国PE行业的发展，为境内外的PE机构搭建起一个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对话平台，北京市金融办、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筹）、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等主办的“PE北京论坛”将于11月9日至11日举办。
H. 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热兴起的背景是什么如何看待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热
在中国近年来的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股日趋高涨的“金融中心热”。由于各个主要城市都意识到金融中心建设对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因此争当金 融中心便成为这些城市经济发展中追求的重要目标。据统计，国内提出建设不同层次金融中心的城市已有20多个，特别是一些大城市更发出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 强烈呼声。在提出建设金融中心的城市中，又以上海、北京、深圳、天津等城市更为引人注目。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早已成为国家战略；北京市委市政府2008 年4月30日发布的《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也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的目标；按照广东省和深圳市官方的口径，深圳 将要建设的金融中心被定位为国内区域性金融中心，即华南地区的区域性金融中心；2003年以后天津则明确提出要“推进北方重要金融中心建设”，特别是在 2008年3月国务院批复《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在金融改革创新方面给予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的特权后，天津追求成为北方金融中 心的热情更为高涨。那么，如何看待这股金融中心热？金融中心是否具有排他性？中国是否需要建设多个金融中心？本文拟对此谈些粗浅看法。
中国金融中心热的原因分析
我们认为，我国之所以会兴起一股有关金融中心的热潮，尽管具体原因很多，各个城市也都有自己不同的考虑，但总体上考察，最主要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建设金融中心可以提升一个城市的地位和知名度。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城市的地位和知名度对于该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一个城市要想在国内外获 得较高的地位和知名度，不仅需要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需要拥有发达的金融业、金融市场和金融中心。伦敦、纽约、东京、苏黎世、法兰克福、巴黎、新加 坡、香港等城市之所以世界闻名，之所以在世界金融市场运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城市都是全球性或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所在地。 特别是在当今经济金融日益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情况下，一个国家、一个城市，能否在世界经济金融运转中充当更重要的角色，就要看其能否成为国际性的金融中心。 以新加坡和香港为例，这两个城市都是弹丸之地，它们之所以世界闻名，并不在于其拥有多么强大的经济规模和经济实力，而在于它们都是著名的亚洲地区的国际金 融中心。从我国国内的情况看，上海、北京和深圳之所以在我国经济发展以及金融运行中具有重要地位，主要原因之一也正在于其集中有较为雄厚的金融资源，特别 是上海还拥有国内的证券交易所、黄金交易所、期货交易所等金融市场，从而事实上具有中国国内金融中心的地位。正因为能否成为金融中心直接关系着一个城市的 地位和知名度，所以我国的一些经济中心城市兴起金融中心热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次，建设金融中心是一个城市经济实力强大的标志。按照经济决定金融的一般原理，一个城市的金融状况、金融地位是由其经济状况和经济地位决定的。伦敦、纽 约等国际金融中心产生发展的历史表明，正是由于这些城市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所以才逐渐自然演变成世界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因此可以说，一个城市金融中心 地位的获得实际上是其经济实力的展示和体现。凡是有胆略提出建设不同层次金融中心的城市，都意味着其自信具有与对应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经济实力。
第三，建设金融中心可以促进一个城市经济的发展。按照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作用于经济这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般原理，虽然一个城市能否成为金融中心，从 根本上说是由其经济实力决定的；但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城市能够通过政府的推动而建设成为国际的或者国内的金融中心，又会反过来极大地促进金融中心所在地经 济的发展。因为，金融中心建设的过程就是金融资源聚集的过程，这必然会给金融中心所在地带来规模巨大的资金流入，从而有力地推动当地经济的增长。本课题组 曾经对上海、北京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弹性为1.66，即金融 发展每提高1%会引起经济增长提高1.66%，同时上期金融发展1%会引起本期经济增长1.31%；上海地区金融发展1%会引起经济增长6.579%，而 上期金融发展1%则会引起本期经济增长0.35%。此外，在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伴随国内外金融机构的聚集，还会提升一个城市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增加 当地的就业和税收，也会带来大量相关人才的引进。正是由于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给所在城市带来无穷的经济和非经济利益，因此，国内诸多城市相继发出建 设不同层次金融中心的呼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际经济竞争的根本，就在于对国际金融领导权的掌握，在于对全球资本控制权、支配权的争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不仅能提高该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而且还能有力地促进该国的经济发展。正因为如此，包括亚洲在内的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毫无例外地努力争取把本国、本地区的某一大城市培育成为区域性或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
就当下中国大陆地区正在角逐金融中心的诸多大城市来看，综合条件最好的当推上海，现已被视为最有希望竞争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上海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国乃至远东地区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具有丰厚的金融历史文化沉淀。从现时的情况来看，今日之上海已形成了包括证券市场、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与债券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在内的层次比较齐全的金融体系，已成为国内外资金融机构云集，金融交易量最大且运作最规范的地区。
多年来，上海重点围绕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上下求索，着力建设，虽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但与一些已建成的全球性甚至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相比，无论在硬环境还是软环境方面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作为一项发展战略，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成为上海金融业乃至整个城市发展的最高理想，但要圆梦这一理想却还要走很漫长的路。
立足于未来全球金融竞争的战略考虑，中国在维护和增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同时，还有必要合力将上海再打造成一个高层次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除香港以外，在中国的大地上倘若还能有一个世界顶级的国际金融中心崛起，将对中国未来的长远发展和金融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再有一个像伦敦、纽约那样的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就能提供更加有效的金融服务平台，更好地满足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发展需要，并能大大提高中国对国际商品和金融产品的话语权、定价权，因而有助于中国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转变。
近年来，随着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提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目标的城市不断增加，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笔者认为，面对来自国外大城市的挑战，在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下，确保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应当是中国优先考虑的问题，将之摆在更为重要的位置。这也是应对国外大城市竞争压力的有效战略选择。倘若多个城市一哄而起，齐头并进，各搞各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仅会使有限的资源稀释和不可避免地导致重复建设，资源浪费，而且还会削弱国内城市与周边邻近国家在角逐国际金融中心方面的竞争能力。
现代金融产业发展的趋势是集中，金融中心的建设具有排他性。凡有一定金融知识的人都会明白，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能建立多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的，即使美日英等经济强国，尽管金融机构数量多，金融总量大，也只有一两个国际金融中心。全世界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为数不少，但也只有伦敦、纽约、东京、法兰克福、新加坡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十几个公认的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中国虽已是经济大国但还不是经济强国，只是人均GDP排名在100位以外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金融机构种类偏少，机构数量、金融总量仍然偏小，各类金融机构分工和协作尚不完善，金融市场环境也待改进。特别是作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已回归，在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必须维护，同时中央政府又已决定在上海重塑国际金融中心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在中国大陆再打造一个或两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呢？
构建国际金融中心是一项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一种政府行为，离不开政府的合理规划、认可和支持。国外的经验表明，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初期的政府“自由放任”的做法，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已逐渐被摈弃。当今世界的几个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无一不是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中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够发达，民间的金融资本力量还很弱，政府的大力支持因而更显重要。政府的有关部门有必要成立面向全国的专门性的研究机构，就如何学习和借鉴国外现代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功经验以及如何发挥举国一体资源聚合的力量，打造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金融中心，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以便为政府有关部门科学规划和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出谋划策。
既然全国有多个大城市都在筹划建立国内区域性或全国性甚至国际性金融中心，政府的有关部门就不宜久拖不定，而应当及早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和步骤措施。这样，既可以科学合理规划国内构建金融中心的布局，又有助于推动这一工作的进展。
I. 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不利的方面
1997年12月13日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于1999年3月1日起生效，金融服务贸易协议要求各参加方对外开放银行、证券、保险和金融信息市场。1999年11月15日，中美双方签署了《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这一协议的签署将加快我国加入WTO的进程，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最终将适用于我国。
以中国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契机，我国打响了全面跨入市场经济体系的攻坚战。加快融入国际市场化经济体系而不是闭关自守，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如今，作为包括WTO在内三大国际经济组织的重要成员国，在享受权力、为自身发展赢得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同时，我国也积极信守承诺，履行自己应当承担的义务与责任。而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对外开放更是首当其冲。
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遵循的是循序渐进、谨慎管理的原则，在取得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开放的地域，增加引进的机构和数量。[1]1997年初，中国人民银行首次批准9家外资银行在上海浦东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到2000年3月，在我国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已选32家，其中上海24家，深圳8家。保险市场的开放始于1992年上海引进外资保险公司的试点，截至刊1999年底，已有25家外资保险机构获准在中国营业。来自17个国家的外资保险公司代表处2l2家。不久前，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又批准了4家外资保险公司在华设立舟公司或台资寿险公司。证券市场的开放程度较低。外国证券公司可以在中国设立代表处，若干外资金融机构获得了上海和深圳证券所定数量的B股席位，可直接参与B 股交易，国外金融机构还参与了我国政府债券和部分企业的H股，N股的上市发行工作。
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对我国民族金融业发展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在看到积极因素的同时，我们不得不考虑到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带来的不利因素。
（一）客户资源的无形流失
一些外资金融机构的优势体现在体制优势、管理优势、规模优势、跨国服务网络优势。这些优势集中起来形成了综合性服务的业务优势。一些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凭借这些优势和雄厚的实力、良好的市场形象赢得优质客户，这对我国金融机构将造成强烈地冲击。
如中国加入WTO后，人民币业务会逐渐对外资银行开放，而外资银行一般会选择向国内一些优质企业发放贷款，这些优质企业为扩大生产，增加出口，降低成本，出于自身考虑，往往也会选择那些服务方式灵活、效率高的外资银行，久而久之，中资银行不可避免地会丢失一批优质客户；而对保险业来说，冲击可能更为厉害，中国的保险业由于服务质量较低，外商投资如果从目前的寿险再扩展至财险、再保险及保险业，中国的民族保险业将丧失较大的市场份额；由于A股市场还不能放开，证券行业可能好一点，但随着B股向国内居民放开，开放的步伐也在加快。[2]中资金融机构若不能发挥自身的优势，提高服务质量，保持相当的业务份额，就会面临由业务萎缩导致的财务风险。
（二）在国际经验方面
除中国银行外，中国金融业长期以来都限于国内经营，与国际市场缺乏密切的联系。特别是由于国内金融体制与国际惯例的差距，国内金融业和国际金融市场处于几乎隔绝的状态。这种状态，使中国金融业缺乏精通国际金融业务的人才。缺乏具有广泛国际服务网络的客户关系。
（三）人才竞争
现代企业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如果没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妙法，则现在的中资金融机构就难以留住人才。加入WTO后，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业务会逐渐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将随业务规模的扩展和业务领域的拓展招募大量本土员工，凭借其先进的经营管理、优越的工作条件、优厚的待遇以及诱人的出国培训机会等，会吸引大量国内金融界的优秀人才，使人才流失严重。从而可能导致国内金融界整体员工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的下降。[3]
与外资金融机构在个人收入、员工技术培训、业务新技术支持等方面的差距将导致我国本土金融机构中一些优秀业务骨干“跳槽”，这将导致我国金融业人才的流失，而人才的流失将会影响中资金融机构的相对竞争地位。
（四）金融市场将受到国际游资冲击
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能力有待提高。企业的自我表现、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能力也有待加强。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和行为规范还比较薄弱，如过早地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特别是实现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就会形成资本的大量流入、流出，冲击国内金融市场，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
（五）对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较高的情况下，一国汇率和利率变化所产生的效应。将被相应的资本的流动效应所抵消。从而加大了金融调控的难度，这就要求使用更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加以控制。
我国金融机构与国外金融机构相比，无论是资金实力还是经营管理经验，都处于弱势地位。外国金融机构的进入，将会以其庞大的虚拟经济切割我国实体经济的利润，在基本没有风险的情况下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四是外资银行将同中资银行争夺优质客户和核心业务，包括信用卡、住房信贷抵押证券化、代客理财和私人银行等业务。如果优质客户和核心业务被外资银行垄断，将不利于中资银行的长远发展。
一些国家盲目过度开放金融市场带来的沉重教训
纵观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有的国家能够抓住机遇迅速步入现代化行列，有的国家经济危机频繁发生、发展缓慢，这些无不与能否有效维护本国经济安全密切相关，而维护金融安全又成为维护经济安全的核心。最近20多年，拉美地区成为世界上银行危机发生最为频繁和最严重的地区，35%以上的拉美国家曾经历过数次危机，发生危机的次数是世界其他地区的3倍以上。拉美国家频繁出现银行危机的主要原因，一是大都与外部因素有关。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曾经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一些拉美国家曾把外国独资银行的进入视为对外开放的成就而引以为豪。但是，经济一旦出现波动，国外资金流入突然中止，即弥补经常账户赤字的资金流入量突然减少，同时，资金流出量增加，造成资金链断裂，引起乃至加剧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危机。如1998年拉美7个地区大国的资金流入突然中断，造成信贷规模急剧减少，债务链条断裂，经济危机使GDP的增长率由7%下降到-2%。二是资本账户自由化的错误安排。在缺乏对银行有效监管的情况下，贷款规模迅速膨胀，导致大量不良资产，而贷款的需求又使得银行无限制地通过国外资本融资，银行系统对国外客户的负债迅速扩大，增加了这些国家面对外部资金流动的风险。三是公共债务占贷款总额的比重增加。在1998～2003年的拉美经济衰退时期，政府通过国内银行获得大量贷款，数量庞大的公共债务，成为银行有价证券不稳定的根源。四是银行债务过度集中到某一种国际货币上。一旦该种货币出现问题，就会牵动负债国的金融市场。在银行负债高度集中到一种国际货币的国家中，资本流动突然中断导致金融危机的概率是75%。负债币种的高度集中导致了风险的增加。
J. 中国建立离岸金融市场对世界的影响和意义
看下面的
金融自由化、国际化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金融体系最鲜明和最重要的
发展趋势。
本文结合本人10年来的离岸金融从业经验及理论探索，沿着金融自由化、
国际化发展的思路，从阐述离岸金融的起源和发展模式、发展状况及发展特点开
始，分析了离岸金融产生和发展的原因，论述了离岸金融是金融自由化、国际化
的产物，是当代国际金融发展中最重要的一次金融创新，揭示了离岸金融在当今
国际金融环境中面临的挑战及其发展趋势;从分析我国离岸金融发展状况入手，
总结我国离岸金融业务实践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2001年12月加入WTO后金
融国际化发展的趋势及中国人民银行于2002年6月提出恢复国内有关商业银行
发展离岸金融业务的政策趋向，阐明了现阶段是发展我国离岸金融的良好时机，
从我国离岸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借鉴开始，对我国离岸金融的发展进行了战略思
考，在我国离岸金融发展区位与模式选择、政策推动及监管等方面提出有益的建
议和具体实施措施。
本文的基本观点为:离岸金融是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产物，是真正无国界
的国际金融，是当代国际金融发展中最重要的一次金融创新;我国应加快离岸金
融发展，以加快金融国际化的进程。
我国离岸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借鉴
40年的实践证明，离岸金融对推动国际金融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它加速了国际资本流动，降低了国际借贷资金成本，加强了国际市场的竞争性，
便利了跨国公司的业务活动。对于鼓励银行开办离岸金融业务，特别是开设离岸
金融市场所在国来说，通过离岸金融业务的费用收入，可以提高本国外汇收入;
借贷资金的流入可以增加本国国际收支中资本项目的盈余;通过提供服务可以增
加本国就业机会和提高本国金融业的技术水平和人员素质;外国银行大量涌入市
场可以带动跨国公司到本国投资;可以加速本国经济发展和提高本国金融市场在
国际金融界的声誉和地位等。离岸金融已是当今国际金融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
它不仅会继续成为世界各国作为重点发展的金融领域，而且很可能会成为今后国
际金融市场的核心和最主要部分。
如何使我国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步伐走得更好、更稳、更快，同时避免
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和少走弯路，及时吸取世界各国金融机构国际化的成功经验，
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对世界各主要相关国家离岸金融市场建立的历史分析，有如
下几方面经验可供我国在建立离岸金融市场时进行参考。
3.2.1高度重视国家安定和社会稳定
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着力于战后重建工作，全力保持了国家和政局的安定，
从而为欧洲货币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另外，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十分
强调本国的政局稳定，把保持政局稳定作为发展经营的首要条件。如以新加坡为
中心的亚洲货币市场的建立，开曼、巴林、巴哈马、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家和地
区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都依赖于这些国家政局的稳定。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
大多在10%以上，人均收入较高，社会保障体系也很健全，社会安定。
3.2.2法律制度健全并与国际惯例相统一
无论是发达国家的离岸金融市场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的离岸金融市场，它
们的金融法律法规建设都十分健全，并与国际惯例相统一。除公司法、金融服务
法等母法外，还有银行法、保险法、信托法、基金管理法等业务法及相关的法规，
例如存款保护法、投资者保护法、防欺诈法等，这些法律造就了一个完善的公平
的金融环境，也保证了各项离岸金融业务健康有序地开展。
3.2.3对外开放和优惠的税收政策
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讲，对外开放从一开始就与它们的市场经济相伴，离岸
金融市场的产生和建立，就是开放的经济金融环境所造成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
讲，对外开放则是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加勒比海地区、
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等各国的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无不是得益于其开放的经
济和金融政策。另外，优惠的金融税收政策，应该说是导致众多金融机构云集各
离岸金融市场的重要原因。无存款准备金、无存款保险金使融资的成本大大降低。
综观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离岸金融市场，尤其是那些岛国的税收制度，基本上都是
极低的税率。有的国家政府只征收少数间接税，不征收直接税，有的则只征收海
关税或所得税，而增值税、遗产税、预扣税等一律减免。
3.2.4优越的地理位置、科学技术及专业人才所营造的经营环境
建立离岸金融市场，优越的地理条件是十分重要的。交通要便利，时区又能
衔接，而且应具有广阔的辐射区，当今世界上著名的离岸金融中心无一不是这样。
伦敦和苏黎世覆盖欧洲大陆，纽约以北美地区为腹地，东京占据东亚，新加坡背
靠东南亚地区，而香港则以大陆为其广阔腹地。另外，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可以使
全球市场一体化成为可能，金融交易不受时差约束，在24小时内可在任何市场进
行交易，资金在分秒之间可实现全球迅速转移。当今世界上的著名离岸金融中心都
己运用了最新的电子技术，使金融交易便利、快捷、省时和廉价。人才荟萃是当
今国际金融中心的又一特色。无论是历史悠久的欧洲离岸金融中心还是新崛起的
发展中国家的离岸金融市场，无一不把培育人才、吸引人才作为其基础任务之一。
在这些地区，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和银行家、保险家、高级会计师、律师及各类金
融中介机构云集。这些地区在培训、教育、就业等一系列方面都提供了各种方便，
可以说，没有各种专业人才，就没有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
3.2.5离岸金融市场的形成已从自然形成型向政策推动型转变
历史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离岸金融市场是顺应国际资本的流动需要而自然
形成的。它们在发展之初只是作为某个国家的避税港而存在，也就是说某发达国
家的公司为了达到避税目的而到发展中国家找出路，金融服务机构也尾随而至，
而该国政府因此获益也就采取宽容甚至鼓励态度，于是乎海外公司、金融机构纷
至沓来，形成了金融机构林立、金融市场规模庞大的局面。发展中国家的离岸金
融市场在金融法规建设方面则属滞后型，许多国家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乃至
90年代初才逐步完善起来，这类先期形成的离岸金融市场可称为为自然形成型。
其形成历史一般需要3040年时间。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金融管制日趋自由化的今天，亦有些国家利用国际资本
流动的特点，利用政策优势，促进离岸金融市场的形成，以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
如新加坡、东京离岸金融市场的形成就是如此，这类离岸金融市场可称之为政策
推动型。这类市场的形成所需时间较短，长则8-10年，短则3-5年。具型的例子
是马来西亚的纳敏离岸金融市场。从马来西亚联邦政府1989年11月提出建立离
岸金融市场的设想，并选定纳敏为实施地点起，到1993年8月短短4年间，该市
场的外币贷款已达10亿美元，云集了世界著名的汇丰、三菱、东京、麦加利等多
家外资银行。纳敏的例子说明，只要政府从实际出发，因势利导，利用政策优势
推动离岸金融市场的形成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
3.3我国离岸金融发展的机遇
自80年代全球金融自由化、国际化以来，建立区域性金融中心或离岸金融中
心的浪潮方兴未艾。在这方面，亚太地区表现尤为突出，尽管各国和地区条件不
尽相同，但各国都在政府推动下，积极创造条件发展离岸金融市场，以促进本国
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和为经济建设创造融资环境，同时也借此提高本国和本地在
国际金融领域的地位和声誉。随着当前全球经济的一体化、集团化和区域化，全
球金融业也呈现出集团化、区域化趋势，这主要表现为各类金融中心的崛起。可
以说，发展金融中心和离岸金融市场是当今各国金融竞争的一大新特点和新趋势。
3.3.1亚太地区金融的崛起为我国离岸金融发展带来了良机
从战略上看，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各类金融中心的不断涌现，必将影响国际
资金流动格局的走向，这是国际金融竞争新趋势对我国金融业发出的新挑战。尽
管国内各地都意识到这一趋势，纷纷提出建立金融中心，但发展速度都受到国内
制度环境的制约，而发展离岸金融市场无疑是迎接这一挑战的一个战略性步骤。
当前，亚太地区一些老牌离岸金融中心已经成熟，而我国周边又有一些新的离岸
金融市场正在创建之中，例如，马来西亚在短短4年的时间里建成了初具规模的
纳敏离岸金融市场。综观世界各国各地成功的金融中心，在发展中都抓住了当时
的历史机遇，新加坡的发展就是成功的例子。当前亚太地'C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
展中最具活力的地区，资金流动也极为活跃。过去几年，国际资金流动很大一部
分是在亚太地区，面对这样的资金往来，各国金融机构都在积极争取发挥中介作
用，如何在这一资金流动中争取到更多的业务将是决定各地和各金融机构发展水
平的重要参数。面对亚太经济的增长所带来的巨大资金流动和聚集，我国也不应
该错失良机，应利用自身优势和条件，迎接挑战。
3.3.2我国加入WTO，金融国际化发展进一步加快
2001年12月，我国加入WTO，意味着我国金融业的改革开放在GATS.，即
《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框架下进行，力度进一步加大，过程进一步加快。根据GATS,
包括金融服务在内的服务业开放和自由化应遵循透明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而
服务业开放和自由化的核心内容是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这意味着外国金融机构
将逐渐与我国金融机构展开完全公平的竞争，我国金融国际化发展将进一步加快。
我国虽然从1994年开始全面展开经济体制改革，但离真正建成市场经济体制
还有较长距离。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经济金融管理体制仍将处在新旧体制转轨
时期。新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传统体制还将在许多方面发生作用，这主要表现
为:国有企业活力不足，还没有建立起适应市场需要的现代企业制度;生产要素
市场还不健全，价格还没有完全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政府职能转换缓慢，仍存
在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适应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稳定的宏观调控体系还
不健全等等。在金融方面则表现为:利率仍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市场调节程度
不高;信贷控制仍没有完全放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操作手段不丰富;金融监
管体系和制度还不健全;人民币只实行了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资本项目管制
较严。在这一经济金融制度下，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走向完全自由兑换还需要一
个过程。
为保证国内经济、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免受冲击，可以借鉴国际经验，通过一
些较优惠的税收政策和其他便利条件，发展离岸金融业务，首先建立国内离岸金
融市场，藉此吸引更多的外资机构的进入，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满足外资金融机
构要求我国开放市场的要求，同时这也可作为人民币仍不能自由兑换、利率管制
较为严格的条件下，我国向国际金融市场迈进的一个过渡性战略步骤。
3.3.3中国人民银行提出恢复我国离岸金融业务发展
2002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我国部分商业银行重新启动1999年初被其
，’g月停”的离岸金融业务，这一举措对于提高我国金融业务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准，
积极积累参与国际金融市场运作的经验，并逐步建立国际离岸金融中心具有重要
意义。
现阶段大力发展离岸金融业务己具备相当条件，一方面我国加入WTO，金融
国际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为开展离岸金融业务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经过几年
的调整，我国商业银行改革加快，在加强监管和风险控制等方面均作了大量的工
作，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同时，外资逐渐参股国内银行，有利于国内银行
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加紧人才培养，借鉴外国银行的各种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成熟
的产品模式。
3.3.4 CEPA实施及香港经营人民币业务标志着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形成
2004年1月1日，CEPA.，即《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实施，随
后，香港持牌银行开始经营个人人民币业务，这标志着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初
步形成，将为两地金融合作带来双赢局面，在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的同时，对我国内地金融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首先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对于我
国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市场发展具有参考价值。伦敦离岸市场，即欧洲美元
市场所形成的伦敦银行同业拆息利率(LIBOR)，至今仍然是美元利率形成的重要
指针，这一事实说明了离岸金融中心在本币利率形成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其次，
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可以为将来我国内地逐渐放松资本管制后进行的外汇市场调
节提供参照。最后，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能够带动我国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深
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第4章我国离岸金融发展构想
我国离岸金融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它的实施思路可以从宏观和微
观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宏观方面主要指国家政策取向、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及各种金融市场的建立和
完善，我国经济金融与世界经济金融的接轨，我国对离岸金融的合理、有效和符
合国际惯例的监督和管理等。
微观方面指的是构建离岸金融市场的具体操作。主要涉及到总体发展战略、
发展区位选择、发展模式选择和政策推动及监管等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