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格局

1. 世界金融格局怎样发展

国际贸易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如果说GDP规模代表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就是其融入国际经济的基础。不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国际金融规模在国际经济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代表着国际金融实力。

国际金融实力可以用国际投资的资产与负债规模来表现，相对于国际收支平衡表金融账户中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主要为银行融资）代表的流量不同，国际投资的资产与负债规模代表的是余额。其中，国际投资的负债由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构成，资产再在此三项上加上国际储备。因此，国际投资的资产与负债规模加上国际贸易的规模，代表了一国参与国际经济的规模，代表了其硬实力。通过对全球国际投资格局的分析，我们认为，21世纪中国国际金融实力将与美国和欧盟并驾齐驱。

全球国际投资格局变化

国际投资头寸是指一国进行国际投资往来的资产负债余额，也包括净资产额。对全球主要国家国际投资格局进行分析，其意义在于可结合一国货币的国际属性来看一个国家国际金融实力的变化。

全球的国际投资资产规模2006年末达77万亿美元，2012年末达近120万亿美元，预计2050年末将达近1094万亿美元，21世纪末预计会达到20146万亿美元的规模。全球国际投资负债规模在2006年末达83万亿美元，2012年末达128万亿美元，2050年末预计将达1092万亿美元，21世纪末预计将达近18309万亿美元（见表1）。

其中，由于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美国国际投资资产负债规模在21世纪仍将占重要地位，资产全球占比将从1/5降至21世纪末的14%左右。在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支撑下，随着中国整体经济金融的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在人民币国际化较为成功的前提下，中国国际投资资产负债规模将会持续增长。中国国际投资资产将在2029年前后超过法国和日本成为全球第四，2039年将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2047年将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二，2079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到21世纪末时，中国国际投资资产全球占比将达1/5强，法国、英国、日本和德国全球占比在3%～5.3%（见表1）。

由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加上美国金融市场体系的发达，美元资产仍将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从2006年到21世纪末时，美国的国际投资负债将基本保持在1/5的水平，并长期居于世界第一。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成功，中国国际投资负债规模将显著增加。中国国际投资负债将在202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五，2047年将超过德国和法国成为全球第三，2054年将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二。21世纪末时全球占比16%，仍然略低于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和德国全球占比在2.9%～5.3%（见表1）。

作者在设定国际投资资产与负债增长率时，除了参考年均增长率外，还考虑了资产与负债的历史比值，以及资产和负债与GDP的比值关系。其中，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加上欧元的影响，美国国际投资负债增长率略低于资产增长率。受人民币国际化和外汇储备积累的影响，中国国际投资的负债增长率略高于资产增长率。受安倍经济学和日元国际进展受限的影响，日本国际投资的资产和负债增长率将受限。俄罗斯未来国际投资将受到能源价格的较大影响，可能会出现较大的波动（见表2）。

全球直接投资格局变化

直接投资是继进出口贸易后的经济活动，是经济更深层次的融合，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融合，是经济全球化走向深入的产物。从1980年到2012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从7000亿美元上升至22.8万亿美元，全球海外直接投资（ODI）规模从5480亿美元上升至23.6万亿美元，表明经济全球化中跨国公司的作用日益加重。从我们的测算来看，21世纪末时，FDI和ODI规模将分别达到3847万亿美元和近4000万亿美元，比进出口规模略高一些。

一国吸引FDI的规模，表明了政府的开放意愿和对外资的吸引能力。在这一进程中，开放的发达国家FDI存量规模全球占比始终处于较高水平，而封闭的日本FDI存量规模全球占比始终不高，逐步开放的中国、俄罗斯和印度FDI存量规模全球占比有所上升。在近年来中国FDI流量快速增长的背景下，FDI存量全球占比已从1980年的0.2%上升至2012年的3.65%。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潜力巨大的内部需求将吸引更多的FDI资金，预计在2030年赶上英国FDI的规模，在2096年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21世纪末，中国FDI存量全球占比可能达近19%，而美国将达17%，俄罗斯将达5%，而法国、德国和英国、印度将在1.5%至3.2%，日本可能只有0.4%。

一国ODI的规模，表明了政府对外部市场的进入意愿和对外投资的能力，一定程度上与资本账户开放关联。2012年，美国ODI存量居全球第一，全球占比达22%，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属于全球前列，全球占比分别为7.7%、6.6%、6.3%和4.5%。而中国ODI存量在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爆发后才超过了1%，2012年也仅上升至了2.2%的水平。但是，由于中国拥有3.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不断国际化的人民币，对外部资源、市场和技术拥有巨大的需求，在近年来不断加速的对外直接投资趋势下，中国ODI规模全球占比将继续上升。根据我们的测算，在2056年左右，中国ODI存量全球占比将超过法国而成为全球第二，2091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2100年，中国ODI存量全球占比将达30%，美国全球占比仍将超过1/5，法国占比接近1/10，日本、德国、印度、英国和俄罗斯占比都不足2.5%。

从ODI与FDI的比值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开放性和内部发展潜力。如果该比值较高，说明相对较为封闭，内部发展潜力也相对有限，如日本和德国。反过来，如果该比值较低，表明其开放度较高，内外部融合较好，或对外投资能力有限，如英国。如果该比值较为均衡，如1%左右，说明其开放度较高、内外部融合较好外，对外投资能力较好，内外部需求较为均衡，如美国、中国和法国等。

全球银行国际资产负债格局变化

一个国家银行的国际头寸既是该国银行国际化水平的代表，也是该国金融实力的重要代表。除了规模之外，银行国际头寸的资产负债比率，以及与其货币、贸易、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国际投资的协调关系，也极其重要。一般而言，银行的国际资产代表银行融出资金和借贷其国际机构和个人的规模，银行的国际负债代表银行从外部融入资金的能力。并不是资产负债的比率越高越好，两者的适度均衡意味着一国银行国际资金融出和融入的均衡水平。

事实上，全球银行的国际资产负债规模发展非常迅速。全球银行的国际资产规模从1977年的0.7万亿美元上升至2010年近30万亿美元的水平，全球银行的国际负债规模从1977年的0.7万亿美元上升至2010年近26万亿美元的水平,这与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和商业银行的国际化趋势直接相关。根据我们的假设，21世纪末，全球银行的国际资产和负债规模将分别上升至4926万亿美元和4231万亿美元。

英国银行业利用其殖民地时期获得的传统优势，在国际竞争中拥有重要的地位。1980年，英国银行业的国际资产和负债规模都在27%左右，为全球第一；美国银行的国际资产为13.5%，负债为10.6%，为全球第二；法国银行的国际资产和负债规模居全球第三，日本银行的国际资产居全球第五，负债居于全球第四。2010年，这一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至2012年，日本银行的国际资产超过了美国的占比，上升至全球第二，但负债仍居全球第四。在国际银行业的格局中，2004年，中国的银行业加快了国际化进程。从2004年到2012年，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的国际资产规模从1257亿美元上升至1万亿美元以上，全球占比从不足1%上升至3.6%，负债规模从2271亿美元上升至9426亿美元，全球占比从1.4%上升至3.8%。

不过，根据相应的趋势和假设，美国和日本银行业的国际资产将保持较为稳定的关系，21世纪末分别占11%左右份额，中国银行业的国际资产将上升至18.5%的份额，德国和英国的国际资产份额将降至5%左右。2073年前后，中国银行业国际资产全球占比将超过美国和日本成为全球第一。2065年前后，中国银行业国际负债全球占比将达到和超过英国，居全球第二，并保持至21世纪末。

从主要国家银行资产负债比值来看，21世纪很多时间，尤其是在21世纪末，全球基本保持在1.2倍的水平，美国保持在0.9倍的水平，法国在0.7倍左右，而印度将保持在接近0的水平，而中国、德国和英国的资产负债比值较高，整体较为稳定，在0.7%和2.1%之间。唯有日本的资产负债比值可能达5.5倍。

官方储备资产的格局变化

官方储备资产包括外汇储备、黄金和IMF的特别提款权等，但主要以外汇储备为主。中国官方储备资产占全球1/3强，外汇储备规模已达3.8万亿美元。但是，并不是外汇储备规模越大，国际金融实力就越强。拥有国际化货币的国家，即使没有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其国际金融实力也不可小觑。其中，尤其以具有世界货币地位的美国为代表，而英国和欧元区国家也具有这一地位，因此它们官方储备资产规模并不大。而日本因为日元国际化水平相对有限，也与其国内金融市场的相对封闭有关，其官方储备规模较大，其中外汇储备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

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中国既将推动人民币作为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也将继续保留较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但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人民币达到均衡汇率水平和经常账户收支的平衡，中国外汇储备增速将适度下降，中国有可能将通过外汇储备和人民币同步对外投资。具体来看，我们预计中国将长期保持国际官方储备资产在全球1/3的水平，而日本全球占比将逐步下降，21世纪末时将从2010年时的12.4%下降至6.5%。同时，俄罗斯的国际官方储备资产会保持在5.2%左右的水平。其他国家都比较低。

国际证券投资格局变化

事实上，国际投资的资产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证券投资、对外其他投资（主要为银行贷款和海外存款）和储备资产四大类，而国际投资负债包括对内直接投资、对内证券投资和对内其他投资（主要为银行贷款和海外存款）三大类。直接投资格局前面已作过预测了，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对于主要国家并不常常都有准确的数据。其他投资前面已用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来推演。尽管数据来源不一，我们也尝试通过国际投资资产减去直接投资资产、其他投资资产和储备资产获得主要国家的证券投资资产规模，以国际投资负债减去直接投资负债、其他投资负债获得主要国家的证券投资负债规模。

据测算，从2006年到2012年，国际证券投资的资产从31万亿美元上升至56.3万亿美元，负债从47万亿美元上升至80.7万亿美元。2050年，国际证券投资的资产规模将达到544万亿美元，负债规模将达653万亿美元。21世纪末，国际证券投资的资产规模将达到10479万亿美元，负债规模将达10232万亿美元。

从国际证券投资的结构来看，主要发达国家占比极高。2012年，美国国际证券投资资产占比1/4弱，英国占比16%，德国、法国和日本占比之和超过20%，中国占比近0.4%；美国国际证券投资负债占比近1/4，英国占比近13%，德国、法国和日本占比之和近18%，中国占比2.1%。不过，中国进步很快。按照目前的速度估计，中国的国际证券投资资产将在2030年超过日本居全球第五，2037年超过法国成为全球第四，2053年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2055年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二，2082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21世纪末全球占比略超过1/5，而美国将占比13%，德国占比7%，英国占比4.4%，日本占比1.7%，而法国占比将降至0.3%。不过，由于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可能低于美元，即使国内金融市场的吸引力与美国相当，中国国际证券投资负债也将弱于美国，并长期与美国并驾齐驱。中国国际证券投资负债全球占比将在202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五，2047年超过德国和法国成为全球第三，2054年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二，并在21世纪末都保持全球第二的位置，那时中国全球占比将达17%，美国将保持在24.3%，日本、英国、法国和德国将保持在1.9%～5.7%。

2. 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

世界经济增长由“双速增长”格局逐渐向低速增长收敛。

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中国强有力的政策刺激，及其对大宗商品的巨大需求，带动新兴经济体快速增长，而发达经济体则总体陷入衰退，世界经济呈现双速增长格局。随着近几年的调整，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实体经济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

2008年以来，中国已超过美国和欧盟，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引擎。2012年中国的GDP占全球11.5%。伴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大幅提高，在国际上受关注的程度空前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也抱有越来越高的期待。

(2)国际金融格局扩展阅读：

金融危机后，全球产业发展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发达国家的创新能力不容低估，一些新的增长点正在形成，可能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也将对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经济体为了共渡难关，曾及时搭建了G20平台，采取了协调一致的反危机措施，对于全球经济走出危机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形势渐趋稳定之后，各国进行政策协调的意愿明显降低，各种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抬头。

3.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化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
第一，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变化趋势不确定性增强，全球经济持续低速增长的可能性加大。本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开始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世界经济呈现“东升西降”的态势。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这一态势更加明显，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由世纪之初的18%左右上升到2012年的31.8%。但是2013年以来这种状况出现了新的变化，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有所加快。2013年美国经济增速为2.2%，2014年达到2.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5年和2016年，美国经济增长将高于3%。
不过整体来看，发达经济体尤其是日本和欧盟复苏的前景尚不明朗。但是，部分新兴经济体受到资金外流、商品/能源价格下跌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等影响，经济增长放缓。未来美联储加息等将会进一步收紧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空间，增加其系统性危机爆发的可能。这些都意味着全球增长格局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强。
此外，近年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基本金属价格等出现不同程度下滑，各种工业制成品、生活日用品等价格相应疲软。
第二，全球生产组织方式正发生剧烈变化，价值链中制造环节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以代工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但是主要从事低端环节。“十三五”我国制造业如何实现由全球价值链低端向高端攀升，这对作为全球制造大国的中国未来的产业发展提出新的挑战。
第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低成本国家工业化使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双重挤压的形势更加严峻。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制造业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变化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发达国家经历了“去工业化”过程，劳动力迅速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制造业占本国GDP的比重和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持续降低，制造业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制造业快速崛起。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推出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内容的“再工业化”政策，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对我国制造业发展形成新的挑战。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凭借低成本的初始禀赋条件，以代工方式与国际经济接轨，吸纳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并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源动力之一。“十三五”时期我国在全球新的产业分工体系中将面临发达国家和低成本国家双重竞争压力。
第四，全球投资和贸易的规则酝酿新变化，全球化进程面临新的挑战。随着全球化一体化和区域化一体化的推进，全球投资和贸易规则正发生新变化。
第五，大宗商品价格将可能维持低位徘徊，增大了我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回旋余地，也给我国带来了收入的相对增加。能源领域，主要是页岩气、页岩油的开发推动了美国的能源自立，其对中东地区的原油依赖进一步下降，使得一部分中东的油气资源走向欧洲市场，挤压了俄罗斯的市场份额，也导致了原油价格的暴跌。原油价格由2014年初的近100美元/桶回落至年末的50美元/桶。
资源领域，矿石、大豆、金属、橡胶等重要大宗商品受我国需求减弱影响，以及传统资源大国希望通过资源出口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也希望尽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的影响，价格下跌明显。自2014年以来，矿石、大豆、金属、橡胶等重要大宗商品价格平均跌幅超过15%。这种趋势有可能继续保持一段时期，将增大“十三五”时期我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回旋余地，同时为我国带来了成本节约的红利效应，提高我国的相对收入。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环境
第一，我国将处于由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阶段。我国在2000年左右，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2010左右实现了由从中低收入国家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预计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接近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的标准。不过，无论是按照汇率法还是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标准，我国人均GNI在世界银行所列举的200多个国家中仍然排80多位（2012年数据），仍处于欠发达国家的地位没有改变。
与此同时，随着高收入社会的到来，人民群众的需求将更高、更加多样化，特别是对政府服务、对生态环境将更加关注。如何满足这些日益增长多样化的更高需求，将是我国“十三”时期乃至以后相当长时期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第二，我国经济处于增速的换挡期，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年平均增速接近10%。部分年份经济更是以高于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的阶段，特别是供给约束强化及房地产等长期需求峰值的到来，我国经济正步入增速换档期，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4.2%，其后逐渐回落，2013年和2014年分别增长7.7%和7.4%。“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不仅难以实现两位数增长，就是实现较高的个位数增长也将面临一系列挑战。增长速度的下滑将有可能加剧财政金融的风险，短期内还会加大结构性的就业压力。
第三，依靠工业规模扩张的增长模式将难以为继，产业转型升级的任务更加紧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取得明显进展，工业化成就突出，逐步确立了工业的主导地位。然而，2006年以来我国工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开始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2013年服务业比重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的比重。这些都表明中国正在步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未来许多工业品产量都将陆续达到峰值，工业规模继续扩张的空间将不断收窄。如果继续采取数量扩展的增长模式，将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导致投资效率更大幅度的下滑。因此，“十三五”时期我国实现产业转型的任务更加紧迫，迫切需要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工业规模扩张带动向三次产业协调带动和结构优化升级带动转变。
第四，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数量和成本优势将逐步削弱。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水平较低长期以来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优势。然而，随着21世纪初以来我国人口增长步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新阶段，我国人口数量和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尽管我国仍属于劳动力总量大国，但是近些年来劳动力总量的增速明显放缓甚至开始减少，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与之相伴的是劳动力工资的不断上涨。“十三五”时期仍将继续保持这种趋势，而且可能呈现加剧态势。这将削弱我国劳动力数量优势和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我国迫切需要塑造新的竞争优势。
第五，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较大拉动作用将难以重现，经济增长面临需求约束将不断强化。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拉动作用，货物和服务出口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拉动作用占GDP总量的比重达到30%左右。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出口增速明显放慢，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高于20%的增长，回落到个位数增长，增速甚至低于GDP增长速度。展望“十三五”时期，一方面，从长周期来看全球经济正处在一个低速增长时期；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要素成本的快速提升，加上汇率的升值，我国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有所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长外部需求动力将在较长时期内呈现较弱的状态，这也将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需求约束更加强化，更加需要依靠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
第六，化解产能过剩任务艰巨，但是维持中高增速仍然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产能过剩是我国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一方面，传统产业中钢铁、水泥、有色、平板玻璃等都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如光伏行业也存在产能严重过剩。目前，风电设备产能利用率低于60%，光伏电池的产能过剩达到95%。需要强调的是，目前我国很多行业存在的产能过剩，可能不是短期产能过剩，而是从整个工业化、城市化历史进程来看的长期产能过剩，即供给已经达到或接近峰值。如城镇住宅需求，2012年实际供给已经达到900万套，据估计长期需求年度峰值约1300万套，2015年左右将达到峰值；汽车的长期需求年度峰值将在2020年左右出现；而钢铁、建材等重化工业产品的长期需求年度峰值已经或接近出现（刘世锦，2013）。因此，“十三五”时期我国产能过剩仍将存在，化解产能过剩任务艰巨。与此同时，维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仍然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速。因此，如何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并实现有效投资是我国必须解决重要问题。
第七，区域发展差距不断缩小，但是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仍显滞后。从区域发展来看，2004年前后，我国区域差距开始出现缩小态势，尤其是以人均GDP反映的区域差距明显缩小。反映区域相对差距的人均GDP对数标准差由2005年的0.256下降到2010年的0.231；“十二五”期间呈现下降态势，到2013年已经下降至0.215。尽管我国区域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但是我国劳动力、资本、商品等跨区域流动仍面临各种障碍，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仍有待提高，制约了我国区域差距的进一步缩小。
第八，发展可持续性面临多重挑战。从可贸易的资源来看，原油、原煤等消费量的绝对规模和在世界消费总量中的占比持续上升，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从不可贸易的资源，无论是土地还是水资源来看，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严峻。
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土壤超标点位的数量占调查点位总数量的比例）为16.1%，其中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2.7%，重金属等无机污染物超标点位数占全部超标点位的82.8%，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
而在水污染方面，仅考虑传统三项污染物，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评价，2013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达标比例仅为60.7%。“十三五”时期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我国仍较面临较大环境污染压力。

4. 当今国际战略格局的主要特征

当前国际战略格局的特点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空前增强。
首先，美国金融危机重创世界经济。美国举债消费无度以致债台高筑，金融创新与投机过度且监管严重缺失，加之对次贷危机处置不力，致使房价续跌、信用违约激增与信贷紧缩，最终引爆“9??5”金融海啸，美国五大投行与全球最大保险公司等破产、易主或改行。美国金融危机迅即蔓延世界，全球资产大幅缩水，发达国家已全面步入衰退，预计2009年世界经济增速将严重下滑。
其次，各国紧密联手救市，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之争激烈。美欧日已累计投入数万亿美元救市，主要经济体连续同步大幅降息，七国集团、20国集团、IMF、“金融稳定论坛”等成为各国协调应对危机的平台。危机凸显美国支配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弊端，欧盟与“金砖四国”等力主变革、强化监管并减少对美元过度依赖，各方围绕国际金融新秩序激烈博弈。
二、主要大国力量消长与战略态势转换加快，多极化明显加速。
首先，美国内外交困。伊拉克、阿富汗战事与“反恐战争”久拖不决，新兴大国群起，金融危机削弱美国软硬实力，布什执政“末日效应”加剧，美国被迫加速转向大国协调与多边机制，民主党“新政”势必收缩战线、更多关注国内难题。
其次，“多强”更加主动进取。英、法、德纷纷推出国安战略、强化对外战略谋划，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金融危机、俄格冲突、伊朗核问题等热点上表现突出。俄罗斯“梅普组合”振兴经济与对外出击并举，在能源、军控、金融、地区热点等举足轻重。日本坚持联美与重亚并举，力争大国地位。印度多管齐下，“身价”看涨。再次，传统与新兴大国复杂互动。美欧加强协调应对新兴大国崛起，同时围绕金融、气候等主导权激烈争夺。俄格冲突、北约东扩、东欧反导、俄罗斯高调重返拉美彰显美俄遏制与反遏制斗争深化。美印批准核协议、日印签署安保共同宣言，彼此相互利用、提升战略关系。西方对华强化防范与利用两手，着重以“大国责任”施压。“一超多强”格局量变显著加快，多极化提速。
三、全球地缘战略竞争呈现新态势，周边动荡与风险加剧。
首先，大国地缘争夺加剧。美国控制伊拉克、增兵阿富汗、渗透巴基斯坦、力推北约东扩与东欧反导部署、强化亚太军事同盟与前沿部署、扩张海权，凸显其以大中东反恐为重点、兼顾东欧东亚两翼以遏制俄罗斯与中国、称霸欧亚大陆与海洋的地缘野心。俄罗斯凭借对格鲁吉亚反击强力反制北约东扩与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呼吁订立新的“欧洲安全条约”，在独联体、北极与西太更趋活跃。欧盟稳步东扩，打造“地中海联盟”、争夺对非洲与中东影响力。亚洲经济崛起引发大国加紧角逐亚洲，美国欲构筑美日印新三角、加大对南亚东南亚投入，日本拉拢印度、渗透东南亚、强化海权，印度坐大南亚与印度洋、多方出击。大国地缘争夺更向太空延伸，太空竞赛持续升温。
其次，周边国家政局动荡不已，热点更趋复杂。转型困境、政争加剧、治理失效、经济恶化与外部干涉交织，致使阿富汗、缅甸、朝鲜等政局不稳，巴基斯坦、尼泊尔、泰国政权更迭。“三股势力”再度猖獗，南亚频发重大恐怖袭击。“朝核”因朝鲜政局生变可能反复，“伊朗核”僵持不下，印度与巴基斯坦围绕如何应对越境恐怖活动分歧严重、矛盾激化。
四、全球性非传统安全挑战更加突出，全球治理供不应求。
首先，各类问题集中爆发。缅甸风灾、中国四川地震、印度大洪水、北美飓风等大灾不断，造成严重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气候、能源、粮食与金融四大危机环环相扣、接踵而至，投机炒作致使原油、粮食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数度暴涨，严重冲击发展中国家。亚丁湾、红海与马六甲海峡等海盗肆虐。
其次，全球治理备受掣肘，多边机制急待强化。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时间过半，发达国家食言发展援助等致使反贫困任务犹艰。巨灾不断呼唤多边救灾体系，大国趁机干涉企图与弱国防范心态严重致使救灾低效。金融资本无限扩张与兴风作浪，全球金融衍生品恶性膨胀，美国滥用美元霸权转嫁危机，国际有效监管难以到位。全球变暖加剧，发达国家极力推卸责任，发展中国家面临发展与减排两难，“后京都协议”博弈激烈。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战后机制与八国集团均被指陈旧，“增加新的常任理事国”、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吸纳新兴大国进入八国集团、改革多边机制以实现公平高效的全球治理呼声高涨。
五、中国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提升。
首先，冷静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成功举办重大外事活动，执政与外事能力增强。2008年是中国和平发展与民族复兴进程中异常艰难与大创辉煌之年，党中央强化内外统筹，充分发挥群众积极性，夺取抗击年初冰冻雪灾与“5·12”抗震救灾胜利，有效处置“3·14”事件、奥运火炬境外传递风波与“问题奶粉”事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从容应对金融危机，风险管理与“危机外交”能力增强，以人为本、开诚布公、与人为善的中国形象更加鲜明。排除反华势力干扰破坏，成功举办奥运会与残奥会，亚欧峰会备受瞩目，“神七”宇航员顺利出舱，综合国力与大外事能力显著提升。 其次，积极应对国际热点，“负责任大国”更受世界倚重。稳步推进朝核、伊朗核、气候、苏丹、缅甸、津巴布韦等“棘手”问题的公正解决，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承担力所能及责任，成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信心源”。

5. 亚投行的成立对世界金融格局有何影响

抵御美元霸权，防止美国利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世界吸血。
对美国来说：这是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
对全世界来说：这是避免美国利用美元盘剥全世界的一个避风港。
对中国来说：这个机构将来可能是人民币走向世界货币的桥头堡。
按常理理来说：亚投行是多余的，因为已经有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了。
按实际来说：美国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大肆盘剥世界各国，连最亲密的盟友都不放过，所以大家自然就对亚投行趋之若鹜了。
美国利用美元盘剥全世界的行为达到了令人不寒而栗的程度，80年代初，美国利用美元霸权一举剥夺了日本20年的发展成果，直到30多年以后，日本的经济依然没有走出低谷！
还有欧洲各国、亚洲的韩国、新加坡，还有世界上数不清的小国都曾经被美元吸干了血……

6. 如何看待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格局大调整及体系大变革

我也是来找答案的，GDMC的同学嘻嘻
不过，估计你要给分我！

世界格局包括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政治格局，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快于世界政治格局变化。南北经济力量博奕是促进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所谓南，系指南方国家，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获得独立与主权的发展中国家。所谓北，系指北方国家，即发达国家，集中在被称之为“富国俱乐部”的经合组织（OECD）之中。南北关系，体现为南北政治、经济、科技和安全、军事等各方面的相互合作与斗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南北经济实力对比逐渐发生的变化。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发表的数据表明，20世纪80年代，南方国家的GDP增速已高于北方国家，但人均GDP增速则低于北方国家。然而步入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不仅在经济总量上缩小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在人口基数增加的前提下，人均GDP也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在21世纪头10年，发展中国家的GDP和人均GDP增速以及拉动经济增长的私人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贸易“三大要素”的增速都继续保持高于发达国家的势头。变是永恒的，世界唯一的不变就是变。人们不应再以静止的观点看待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比发达国家以更快速度增长，南北差距就会趋于缩小，世界经济格局就会发生改变，这是必然的结果。

一、亚洲率先走向崛起

亚洲地域面积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三,堪称世界第一大洲，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有过自己的辉煌。1820年，全球经济总量为6950亿美元，法国、英国、美国分别占5.4%、5.2%、1.8%，而中国和印度则分别占28.7%和16%。但是,伴随着工业革命，西方列强对亚洲进行了大规模的殖民扩张与侵略。然而，二战后，由于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在亚洲率先涌现出一批跳跃式发展的国家和地区。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相继起飞成“龙”，被国际社会誉为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NIES)；80年代至90年代，马来西亚、泰国“准新兴工业经济体”以及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也都在加速经济发展，以争取早日成为新兴工业国。尤其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未、越南在80年代中、印度在9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变革，促进了各自经济的腾飞，为东亚乃至亚洲的持续高速增长发挥了“拉动效应”。在1997—2007年的10年里，亚洲国家和地区克服了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跃居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快和最具活力的地区，亚洲新兴经济体的GDP年均增速超过9%，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愈益增大。日本《富士产经商报》在2008年4月4日报道中指出，2007年，中日韩、台湾、香港、东盟10国等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7万亿美元，是1980年的6倍。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业已替代日本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引擎，以日本为领头雁的“雁行模式”早己不复存在。约翰?奈斯比特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指出，150年来，西方享受了进步与繁荣，而亚洲却遭受贫困与饥饿。现在，亚洲正走上经济复兴的道路，这将使他们重新得到他们以前文明所拥有的辉煌和荣耀。

二、新兴大国的腾飞和“超高速”发展

美国高盛集团全球经济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奥尼尔，在本世纪初就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经济的可能发展，并在2003年发表了《与“金砖四国”一起梦想——2050年之路》研究报告，提出了“金砖四国”(BRICs)的概念。“金砖四国”都是大国，尽管在这场历史罕见的金融危机中，俄罗斯经济严重衰退，巴西经济陷入零增长，但由于中印经济的拉动，“金砖四国”经济总和占全球GDP 的比重还是由2007年的13%上升为2009年的15%，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国际力量，加速了南北经济格局的变化。继“金砖四国”之后，美国高盛集团于2007年推出了所谓“钻石十一国”概念（ 菲律宾、孟加拉、埃及、印尼、伊朗、韩国、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越南），指出在2004—2007年4年间，十一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约为5.9%，是欧洲国家平均增长率的两倍以上。日本“金砖四国”研究所在2007年则提出一个新的专有名词“展望五国”（VISTA），系指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认为这五个国家具有很大的发展潜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其经济将会有飞速的发展。根据日本“金砖四国”研究所的推算，从2005—2050年，西方七国集团的经济规模以美元计算，与现在相比最多扩大到2.5倍，“金砖四国”将扩大到20倍，而“展望五国”可能扩大到28倍。这虽然只是对未来的一种展望和一种预期，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北经济未来发展的变化趋势。

“金砖四国”、“钻石十一国”和“展望五国”的成员被国际社会冠以新兴市场、新兴经济体和新兴工业国等称谓。何为新兴市场或新兴经济体？究竟有多少新兴市场或新兴经济体？现在尚没有明确的界定标准和准确的数字，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新兴市场或新兴经济体现已遍布于亚洲、非洲、南美洲、东欧及中东各个角落，形成了“新兴经济群体”。新兴经济体属于发展中国家，因而发展中国家兴起与腾飞己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外交》杂志前总编辑、《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认为，20年来，工业化西方之外的国家以过去不可想像的速度发展。这意味着他者的崛起——世界其他地区的崛起（见美国《新闻周刊》，2008年5月12日版）。所谓“他者的崛起或世界其他地区的崛起”，不仅包涵着充满经济活力的亚洲及发展中大国的崛起，而且包涵着其他地区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正在发生的“悄悄的巨变”。每次大危机都会带来大变革，导致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与变化。这次起源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更是如此，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发展模式、美国的金融创新制度、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及国际金融机构的作用等等，都受到了广泛的质疑。美国匹兹堡G20峰会弱化了八国集团的作用，将包括10个新兴经济体的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最重要论坛”和“世界经济新协调群体”，标志着主导世界经济的美日欧三强已无法单独解决全球性大问题，标志着影响力日益增长的大型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地位的提升和话语权的扩大，标志着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
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仍具备持续发展的基础

从各方面的预测考量，2009年世界经济陷入二战后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尽管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收缩幅度变小，但世界经济和发达经济体衰退的总趋势已成定局，不会出现逆转。在经济全球化作用下，发达国家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迅速慢延到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受到拖累和影响，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和南非等大型新兴经济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萎缩，然而，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经济表现依然好于发达国家。据世界银行预测2009年发展中国家的GDP约增长2.1%，与发达国家超过负3%的经济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从当今实际情况分析，国际金融危机最坏时期业已基本过去，世界经济开始触底反弹，其主要依据是恐慌指数（VIX波动率指数）已降至30%以下，表明投资者对后市的恐慌程度开始降低；企业投资欲望开始增强，银行开始改变惜贷政策；PMI持续回升；消费者信心开始回暖；首次申请失业人数开始下降；股市反弹。上述六个经济触底指标虽己有所改善，但都只是初见端倪，此外，还存在着众多不确定因素，有毒资产尚未消除，债务危机和银行倒闭事件时有发生，因此，世界经济复苏基础尚不稳固，经济复苏力度尚较为脆弱，世界经济和发达经济体不可能在短期内恢复到2002—2007年的增长水平，将会在低速增长甚至是衰退轨道上持续滑行两三年，亦即呈现“U型”反转走势。如果各国特别是二十国集团能够真正“同舟共济”，把对金融的救助转向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排除持续增长的障碍，不轻意改变宏观政策，不向他国转嫁危机，那么2010年全球经济出现“双谷衰退”的机率不大，但个别国家在持续几个季度的复苏增长后，经济增速再度下行则是有可能的。由于日元升值及通货紧缩，为防止经济反弹后再次下滑，日本央行于2009年12月1日再度将基准利率维持在0.1%水平不变，并将通过新的贷款工具向金融体系提供10万亿日元资金，以增加流动性。联合国发表的《2010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测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仅为2.4%。世界经济从2009年的负增长转为2010年的正增长是一个重要的积极变化，但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传统定义，世界经济增长率在2.5%以下，即认定为世界经济衰退，因而2010年世界经济仍将在衰退之中或衰退的边缘徘徊。

然而，在世界经济逆境中，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以高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速向前发展的态势并没有改变，其发展前景仍具有持续性，其主要依据：一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市场需求庞大；二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拥有雄厚的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三是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研发支出显著增长，高新技术产业正在逐步兴起；四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组建的新兴跨国公司，在世界500强中所占数目及市值日趋增加；五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签署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全球现有209个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协定，区内贸易已占世界贸易额的50%；六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发展指数，亦即将贸易盈余转变为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正在逐步增强；七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保护力度增强的形势下，相互之间的贸易激增。鉴于上述情况，2010年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将以5.1%的速度增长，其中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约为6%，而发达国家仅约为1.7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值为1.3%），由此可见，新兴经济体追赶发达经济体的空间依然十分巨大，在全球经济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趋势必将有助于世界经济格局及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变革。

新兴经济群体的崛起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典型体现。正如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所说，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在金融危机之前，这些经济体已经开始崛起，随后而至的危机则更加快了崛起的步伐。亚洲是“新兴世界的中心”，在世界经济回暖之际，亚洲经济回升的势头比世界任何其他地区都更加迅速和强劲。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说，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支撑了亚洲的经济，即便是美国经济减速，亚洲也不会陷入经济衰退（《日本经济新闻》，2008年4月3日）。英国《经济学家》预测新兴亚洲国家将呈现V型反转，未来五年内，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7—8%，其复苏速度是全球各国平均速度的三倍以上。因此，亚洲是世界经济增长的

新源泉，世界经济发展重心正向亚洲转移。在亚洲的引领下，预计2020年左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将占全球GDP的50%。日本《福布斯》月刊2008年5月号发表了李光耀的题为《世界经济的中心是亚洲》的撰文，他预测今后20年，中国和印度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会超过9%，其他东亚国家约为7.5%，到2030年，亚洲将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50%，回归“世界笫一”的位置。2009年11月在新加坡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奥巴马不得不强调亚洲对美国的重要性，宣示美国脱离全球发展最快速地区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将重返亚洲。

四、经济实力是经济权力分配和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基础

世界经济发展新态势，必然导致国际经济关系、世界格局变化以及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调整的连锁反映。正如法国《青年非洲》所指出的“危机就像一场风暴或者龙卷风，所到之处景象改变。而当危机结束时，我们将发现一个不同的世界，世界格局己然改变”。事实表明，美国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遭受到多重挑战，具体表现为：美国第一经济强国地位受到挑战；美国治理全球能力受到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受到挑战；美元特权地位受到挑战，等等。这些挑战归结为一点就是世界格局不应以“单极世界”为主导，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应该承认和接受这一客观现实。

新兴经济体的崛及世界经济格局转变，说到底是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结果。《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多年以来，世界格局大体经历了英国独领风骚，英法德群起称雄，美国充当救世主，称霸世界。从世界体系论的角度看，大国兴衰的实质是：有的国家从世界的“中心”向“外围”滑落，有的国家则从“外围”走向“中心”。大型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印两国的崛起是“历史的复归”，将逐渐改变世界经济现有版图和格局，对重振亚洲雄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邓小平早就说过“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印度也看到中印两国共同发展的重要性，2004年印度商务国务部长斋拉姆使用了一个新词CHINADIA，把中国与印度连在一起，CHINADIA意味着中国和印度共同前进与合作。

然而，在当今新的时代条件下，新兴大国的崛起不能再沿袭近代以来大国争霸的历史，走依靠发动侵略战争，实行对外扩张的道路，而只能是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亦即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胡锦涛在越南国会的演讲，2005年11月1日）。从亚洲新兴大国的迅速发展中，可以看到亚洲发展和亚洲崛起的前景。亚洲崛起与以往欧洲崛起、美国崛起的历史背景不同，它是多元文化共同发展、共同存在、共同繁荣、共同融合的产物；是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崛起，与欧洲、美洲等其他大陆是一个相互交叉、共同促进的过程，它的崛起并不意味着其他大陆的灾难（泽羽：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社会科学报2005年8月18日）。

世界许多国家看到了亚洲崛起的势头，并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早在2004年12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所做《展望2020年描绘全球未来》的预测报告指出，今后15年“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将足以匹敌19世纪的德国和20世纪的美国，在地缘政治学上产生剧烈的冲击”。美国《商业周刊》认为，世界从未见过这两个占全球1/3人口的国家在同一时刻崛起，中国和印度拥有改变21世纪全球经济的实力和活力（美国《商业周刊》：《中国和印度的崛起》，2005年8月22日）。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2006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甚至说，中印的崛起有可能与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并列成为过去一千年三大重要经济事件。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南北差距虽然趋于缩小，但差距依然巨大，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不发达状态，中印等大型新兴经济体要想做到既受国际社会重视，又受国际社会尊敬，仍任重而道远。

7. 国际投资格局

国际投资格局又称全球投资格局，现在的局势即第一二题的答案请看下面的文章：
国际直接投资的特征

二战后，国际直接投资得到高速发展，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投资方式。尤其是7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际直接投资的规模迅速扩大，增长速度快速提高

二战以来，世界范畴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了空前的增长。据统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1960年为555亿美元，1976年增至2872亿美元，1981年达到5250亿美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外国直接投资是外来资本的主要来源。根据对9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统计，1981年到1985年期间，外国直接投资在其长期资本流入总额中的比重为30%，而1986年到1990年期间，这一比重增加到74%，而且对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二）国际直接投资市场以发达国家为主，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双向流动

国际直接投资较之间接投资的风险更大，因此投资者除追求盈利外还寻求安全性。相对而言，发达国家的投资环境要优于发展中国家，投资者自然而然地就将发达国家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市场。

二战前，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基本上是单向的，通常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将其资本投向自己的附属地、附属国。二战后，尤其是70年代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直接投资主要转向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投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在国际直接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以美国为例，1950年美国私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总额中，发展中国家占48.8%，发达国家占48.2%，1960年发展中国家占34%，发达国家占60.6%，1980年发展中国家占24.7%，发达国家占73.5%。据统计，1990年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额占世界直接投资总额的80%，美、欧、日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占世界直接投资总额的83%，其吸收的外来直接投资额占世界各国吸收直接投资总额的70%。1996年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为2950亿美元，占吸收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85%，当年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为2080亿美元，占吸收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60%。可见，主要发达国家占据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垄断地位。在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格局中，美国的霸主地位逐渐丧失，欧、日地位不断上升，形成了美、欧、日三足鼎立的格局。尽管如此，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主要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吸收国。

（三）亚太地区和拉美地区是发展中国家吸收国际直接投资的集中地区。

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不断相对减少的同时，把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逐步集中在那些经济发展较快、市场容量较大、基础设施较好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巴西、墨西哥、亚洲“四小龙”等。

拉美地区是吸收外国投资较早、较多的地区。拉美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在1950年为77亿美元，到1980年增至625亿美元，增长了8.1倍。80年代中期以后，拉美国家吸收外资的速度减慢，主要是墨西哥、巴西等国在利用外资政策上的失误而造成巨额外债负担的影响，以及一些国家政局不稳等因素所起的负面作用。但拉美经济又有所改善，特别是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等国的经济政策的变化，增强了国内、国外投资者的信心，刺激了这一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复苏。

亚太地区在1986年取代了拉美地区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吸收外国投资的地区。在1988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中，59%是投向亚太地区的。1995年流向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达到650亿美元，约占全球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总额的2/3。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投资者曾纷纷撤资，但随着金融危机的解决亚太地区又成为吸收直接投资的有力竞争地区。

（四）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流向高新技术产业部门和服务行业

二战前，国际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采掘业和初级产品加工业。二战后，随着发展中国家石油、矿产资源的国有化和民族经济的发展，外国垄断资本对采掘业投资的比重逐渐下降，对制造业部门投资的比重明显上升。而在占国际投资绝大部分的发达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中，虽然投向制造业的比重仍然较大，比如截止1988年底，美国对西欧的直接投资44.6%集中在制造业，西欧对美国的直接投资42.8%也集中在制造业。但随着各发达国家产业结构高级化，外国直接投资的重点行业从传统的制造业逐步转向高新技术产业，如计算机、新能源、精密机械和生物工程等。出此之外，还继续投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的行业。另外，第三产业中的一些行业，如金融、保险、不动产等也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热点。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在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部门结构中之所以占有较大比重，是与服务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大密切关联的。在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一般在60%以上。对国外第三产业投资的增加，既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结果和表现，又将推动东道国乃至整个世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第三个问题的答案：
中国日益成为影响国际直接投资格局的重要因素

中国经济的崛起，标志着国际直接投资格局正在发生重要的转变。与两年来亚太地区外资流入的减少形成鲜明的反差，投资中国与外资在华并购的热潮正在升温。由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广阔的市场前景，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并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格局开始产生显著的影响。例如，2001年，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东道国不是美国，而是中国。而且，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正在从东南亚迁往中国。造成这一状况的因素，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是中国劳动力廉价所致。实际上，一向被认为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状况正在发生变化。资料显示，外资企业的中国职员的劳动力成本已高于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而且，随着外资大量流入和国内企业吸引力的提高，使得对合格人才的竞争更加激烈，加上中国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正在不断完善，这些都在加大外企的投资成本。因此，影响中国外资流入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开始下降。

其实，真正影响和加快外资流入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的市场优势和制度优势（如投资政策及其透明度）正在上升。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和“入世”后鼓励外资进入的政策保障，都坚定了跨国公司投资信心。仅从中国的外资政策方面看，在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中国政府本着鼓励外商投资、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的原则，增加了鼓励类目录，由过去的186条增加到262条；减少了限制类，由112条减少到75条。同时，放宽了外商投资的持股比例限制，并将原禁止外商投资的电信和燃气、热力、供排水等城市管网络系统首次例外对外开放领域，进一步开放银行、保险、商业等领域。

正是在此背景下，大量的跨国公司却纷纷表示要加大对中国的投资规模。许多大型跨国公司，它们的全球战略都将中国作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投资对象。中国投资市场的国际竞争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小到钟表、眼镜，大到汽车、航空，竞争的硝烟都将达到空前激烈的程度。仅以汽车业为例，在大众、丰田等巨头南北割据的情况下，不甘落后的日产公司亮出大手笔，投资85.5亿元(10.3亿美元)与东风汽车公司组建一家新公司，双方各持50%股份，要在2006年实现55万辆汽车的年销售目标。

在新的外资政策导引下，外商已不再满足于已往的合资等投资方式。2002年前8个月，外商独资企业占新批外资企业总数的65.3%,比上年同期提高了6.3个百分点，体现出日益明显的外商“独资倾向”。伴随着中国允许国有企业向外资出售股权政策的出台，外资在华并购必将呈现迅速升温的现象。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正在将它们的地区总部迁入北京和上海。2002年上半年，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落户上海的步伐明显加快，累计已超过70家，其中以信息技术产品公司以及物流、航运等行业的跨国公司居多。值得指出的是，我国台湾企业在外资流入大幅减少的同时，对大陆却显示了极大的投资热情，其中2002年上半年的新增投资有88%都投在长江三角洲。而且，台湾电子等科技含量较高的产业投资呈明显的增长趋势。

以中国为核心的亚太地区的并购活动有可能率先走出低谷，成为全球并购形势中最为活跃的地区。随着中国开始向外资出售国有企业股权和有关外资并购法规的完善，外资并购的可操作性将不断提高，外资并购热潮将从2003年继续升温。同时，作为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已居世界第六位的经济大国，中国对外投资能力也必将迅速提高。尤其是随着民营经济的崛起，中国对世界直接投资增长的贡献度会越来越大。作为周边国家，其他亚太地区国家也纷纷调整产业结构，以适应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加上亚太新兴地区现已成为国际资本最重要的避险地区，因此，可以预计，整个亚太地区正在酝酿着以中国为核心的新一轮企业兼并高潮 。

8. 这次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整个世界格局的影响

从短期来看，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且有很多是实实在在的损失。美元大幅度贬值，会使我国的外汇储备受到严重的损失，我国外贸出口也会受到很大影响。但从长期和全球角度来看，如果危机最终得以解决，没有引发新的世界大战，相对而言，中国应该会从这次危机收益更多一些，也就是说，在世界经济面前，中国经济的实力和地位将明显加强。

与此同时，此次危机将给中国带来许多方向性的迷失。过去的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尽管有过这样那样的波折，但总体而言还是非常顺利。因为中国经济明显落后西方，所以跟在别人后面模仿、效仿要比自己开创容易的多，成本小得多，效率高的多。现在“火车头”坏了，后面的车怎么走？尤其是金融市场的游戏怎么玩？这些都是中国现在和未来将要面对的棘手问题。

众所周知，最近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从华尔街到全世界，从金融界到实体经济，各国政府都在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那么从这一次危机中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我国经济和中国的企业受到了什么影响？对我们而言，中国企业到底是机遇大还是挑战大？

10月14日，一大把网站特别策划《观天下》活动第一期——“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以上问题与业内专家进行了探讨。

首先，对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科技研究中心副主任侯玉成表示，美国本次金融动荡最终转化成危机，是由价格泡沫所引起，价格泡沫主要体现在房地产市场。美国将问题转移到金融衍生品是在混淆概念，其根本问题就是房地产泡沫过渡膨胀，最终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

近年，美国的科技进步、生产力提高，导致经济发展较快，但其经济发展在一定阶段是以价格不断上涨来支撑它整体总的经济发展局面。正是因为这一点细微差别，导致一旦某个领域出现问题，就会使整个价格体系崩盘。

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施慧洪博士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还在于美国的金融机制，即信用衍生产品，普通的债券本金和利益都是可以预期的，衍生化后，本金变化了，利率也变化了。如利率可以与汇率挂钩，利率可以跟很多因素挂钩，这样就使风险更加扩大化。尤其是期货，利率一高，亏损的数字就成了天文数字，这使整个经济分为两极，一方是巨大的盈利，一方是巨大的亏损，经济体系就无法平衡。

面对这种局面，目前各国政府都在尽力挽回金融危机局面，但究竟有多大效果？侯玉成表示，包括现在欧洲、美国所有的注资，包括成立各类基金的目的主要是让市场稳定，整体在根上并没有做实质性的动作，目的就是各国央行联合起来，给市场信心，先让金融系统稳定，让实体经济正常运营。

谈到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目前的影响，侯玉成认为，其主要负面影响在我国的外贸出口及金融领域，但从另一个角度，无论是宏观经济面还是中小企业发展，此次危机又可能是一次巨大的机遇——逼迫我国出口结构进行升级，这就需要宏观决策层给我国中小企业还有大型出口商提供缓冲的时机。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总部投资经理连杰表示，在中国目前自主动力并不充分的环境下，生存环境愈加恶劣，在产业升级和行业结合的过程中才能诞生出更强有力的企业。另一个层面，刚性的内需支持的行业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我们现在内需增长并不快，但是这种增长基本是刚性的，不会突然变成负增长，比如农业、快速消费品，这些都有很好的投资机会。

侯玉成认为，在目前经济局面下，可以在稳定或者尽可能减少出口影响基础上加强对内需的关注，从近期召开的党代会可以发现，内需的启动，或者内需的制造，可能会成为下一阶段我国大的经济政策方向。而对于农业甚至与农相关的整体领域，可能是我国未来加强内需发展的一个点。下一步我国很可能在科学、技术行业给予适当扶持和推动，一方面发展科学技术基础，另一方面试图从这个领域制造出新的消费热点。

对于什么样的行业在这次危机中能够很好的发展，企业如何在这次危机中全身而退？各位专家对中小企业提出建议：

侯玉成：中小企业对未来发展的思路要有大的改变和提高。今年乃至未来，靠过去单纯的密集性、低成本生产模式会逐步遇到发展瓶颈，这需要未来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有两个方面必须要准备，第一方面，首先中小企业技术需要进行提高和准备。第二方面，我国中小企业，特别是以出口型为主的中小企业，未来的发展需要对一些经济和金融领域熟悉的人才，做一个必要的配备。

连杰：谈到中小企业发展有一点要提出，就是中国金融环境。在中国金融环境整体落后于实体经济发展情况下，金融行业是有机会的，金融行业将来也会产生很多种小企业，有可能也会生活的很好。投资公司选企业，在实务中考虑几个因素，第一是行业空间，即使排名第一，但行业中只有一百万的生长空间，是不考虑的；第二是行业壁垒，这是限制竞争的因素，设计壁垒让后者无法追赶，甚至不能轻易进入这个领域竞争，这就很有价值了。

对于中小企业转型的问题，施慧洪认为一方面可以依靠自身力量，第二方面需要依靠外力，外力部分政府应该承担起责任，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中小企业发展往往需要政府的相应政策，否则中小企业跟大企业竞争起来非常被动。而侯玉成认为，中小企业一定要从自身发展着手，不能把发展希望完全寄托在国家身上，无论是中国还是国际，企业优胜劣汰是正常现象。

最后，三位专家谈到我国企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何时突围时，表示：目前局面下，中小企业要积极拓展美国以外的其他市场，包括非洲市场、欧洲市场，甚至亚洲市场，通过危机的锻炼，来提高与国际企业的竞争能力，及国际市场的开拓能力等，不断提升自我实力，前进的步伐不能停止，机会终究会到来。

9. 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格局有何特征

1、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依然稳固；
2、以对抗美元洗地的欧元体系内摇摇欲坠；容
3、以对抗美元洗墙的亚元体系构想胎死腹中；
4、国际金融市场由单一美元挂钩市场形态向多种大宗资源性商品价格挂钩趋势的变化悄然；
5、国际金融市场的重心随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发生改变，重心的转移导致超级大国将战略重心也随之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