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融学角度看房价涨跌

A. 很多人的财富被房子套牢，这是正确的吗

最近，有网友提问，中国居民家庭房子占总资产比重高达77%，而金融资产却只占23%，这说明很多人都把财富购买了房产和商铺，这是不是一种好的结局？对此，专家们认为，国民把资产都投向房地产，可以缓解国内货币超发的压力，相对来说物价就可以走得比较平稳，如果不把房地产作为畜水池，那么国内物价形势有可能更加严峻。

而我们认为，国内居民如果适度杠杆买房，只是为了自住或改善的话，房价涨跌影响都不大，但是不顾一切后果，也要加杠杆投资房产，把所有都押在房地产上，这就不是明智的决定了，因为万一房价出现下跌趋势，居民即使有再多的房产和商铺都会快速缩水，就像当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房价跌去70%，当时的炒房者都呈现负资产的结局。

可能有人会问，房价维持在高位不好吗？社会经济繁荣，还能带动十几个行业的发展，但是我们认为，房地产业繁荣与高房价并不是同一概念。房地产业繁荣可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但靠投机炒作推高的房的结果却有以下几大恶果：一是，不利于启动消费，试想很多人为了买房，贷款20-30年，这等于每个月都在为银行和开发商在打工，自己所剩的工资只能维持基本生活。长此以往，居民的消费能力有限，对于靠消费来拉动经济是不利的。

现在有些人的财富都被套牢在房产、商铺上，这样并不会有好的结局。因为一旦房价下跌，资产就会全面快速缩水，同时，二手房有价无市，要想变现都困难。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要学会现金为王，而不是持有房产。更关键的是，房地产税会在近两年全面铺开，届时对住房保有环节拥有大量房产进行打击。未来房子逐步回归居住属性，会越来越适合刚需购买。所以把家庭所有财富都押在房地产上面是有很大风险的，财富大缩水结局恐怕难以避免。

B. 现在房价那么贵，年轻人该选择买房还是租房

我毫无疑问的选择买房，因为我总感觉这才是属于自己的家。

买房和租房的抉择，其实一直都在年轻人心中徘徊，有些人总觉得租房合算，有些人却觉得买房踏实。

我自己毫无疑问是后者，就算是背上房贷，就算是生活质量下降，就算是愁的头发都快掉光了，我还是选择买房。

我生活在一个4线小县城，我结婚之前就已经买了房，结婚三四年的时间了，虽然生活压力很大，每个月也没有什么积蓄，可我能理直气壮的说这是我家。

我觉得有这一点就够了，能买房就买房吧，为了妻儿有一个安稳的家，为了父母能少操点心，也为了你自己累了能有个休息的港湾。

买房如安家，不分你我他，早买晚不买，越早越心安。

C. 总有人说房价上涨基本到头了，现在还能投资房产吗

安家融媒想说，当大家都看到三四线城市还有希望时，那就意味着上涨已经到头了。最后我想说，今后看市场不能全盘否定或肯定，要因城而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城市的人口流入不同，资源分配不同，也决定了这里有没有未来。而一二线城市虽然在调控压力下，房价短暂回落或稳定，但并不妨碍其长期被看到的未来价值。

所以，对于购房者，安家融媒的建议是，过去那些并不是急需住房仅仅是因为炒房者带给你的恐慌让你出手的最好还是谨慎为好，随着政策的成熟，越来越没必要瞎着急。不要以为三四线城市的疯狂会成为常态，经济日报指出，如果不能有效地引导楼市预期，提前做好调控工作，就很可能会走上一二线城市此前房价大幅上涨后被动调控的老路。

D. 高分！ 求一篇用马哲分析金融风暴或房价的文章

金融风暴出现以后，马克思的理论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有一篇博客中说，这次金融风暴是马克思一百三十多年前就说得清清楚楚了的：资本主义必然产生周期性的危机，在18、19世纪如此，20世纪也是如此，从二战至今也总是每七八年一次，当然最后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的毁灭。还有一篇网页文章分析得比较客观些：

……马克思不朽名著《资本论》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的规律，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揭示了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秘密在于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在他仙逝125年后，整个西方世界开始经历二战以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个终生都在揭示资本主义弊病的人开始再度强势复活。……据《环球时报》报道，在德国柏林一家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资本论》再度成为畅销书，销量是1990年的100倍。……如今，法国总统萨科齐却捧起了《资本论》，并高调宣称要在今年年底举行的世界领导人峰会上探讨金融危机问题，以期“重塑资本主义”。……

由于现在欧美采取的救市措施完全是社会主义的手段——把大银行收归国有。有美国人自嘲道，现在美国比中国更加社会主义，甚至全美掀起了一场“姓资姓社”大讨论。……

有分析人士说，眼前的金融危机已经转化为经济危机，而且出现了向制度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转化的趋势。但也有相当多的人认为现在并没有出现制度危机，只是资本主义正常的自我调整。

在这个价值多元化的世界，面对一场全球救市行动，没有太多西方人对掀起全球意识形态辩论感兴趣，但社会主义模式或欧洲保守的市场经济体制将会共同完成对美国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致命一击。 比如金融体系、政府角色、社会公平等方面都有可能催生改革。

虽然马克思是一位对人类思想有重大贡献的人物。但是我始终认为把一个历史人物偶像化并不能解决任何时代所发生的实际问题。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归结为三个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列宁曾经说过：“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

在马克思以前，一个哲学家总只是一个思想家，没有一个哲学家同时又是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家或革命家。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以前的哲学家的目标，只是认识世界，而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这样他就给自己加上了一个过于深重的，任何一个人所无法承担的使命。

黑格尔说过：“一切哲学都曾被推翻了，但我们同时也须坚持，没有一个哲学是被推翻了的，甚或没有一个哲学是可以推翻的。这有两方面的解释：第一，每一值得享受哲学的名义的哲学一般都以理念为内容；第二，每一哲学体系均可看作是表示理念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或特殊环节。因此所谓推翻一个哲学，意思只是指超出了那一哲学的限制，并将那一哲学的特定原则降为较完备的体系中的一个环节罢了”。黑格尔这段话是对于人类思维发展的最深刻的阐述。作为人类思维的过程，它应该是普遍的；但是实际上又只有在对于大自然的观察、对其运动规律的理解和描述过程中才能够真正把握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为了要把那样的思维法则应用到人文的或社会的哲学中去，首先要用到经济学的原理中去，就不得不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作进一步的发展，把它发展到唯物主义的辩证法。

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必须有一个超越人的能力的“理性精神”。这个理性精神是人类思维发展的起点，也就是我在《物理学原理》中反复强调的“原初理念”或原初的思维能力的来源。这个原初理念既有明确内涵的前提、又具有完全的明确性的演绎规则，最后还必须是人人能够感受到的。有了这样的原初的公理体系，才有可能出现有限论域中的逻辑自洽的普遍的理论体系，然后才能够有否定和再否定的逻辑演绎的规则，最后才能够出现又是联系着原初理念的这个“根”的，有能够不断发展的自然哲学体系。黑格尔把这个原初理念与上帝(或神)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形成的时候，形式上类似这样的社会哲学体系也一定已经出现了，那个制度的统治者就是“神”的代表，他们具有制定各种规则的权利，并给治下的子民订立了“合理的精神哲学体系”。要改造世界又必须打破那个体系。所以马克思必须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说：人类理性思维的特质就是运用思维的“抽象力”通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而这种抽象力把世界作为整体把握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种思维着的头脑，在把世界作为整体把握的时候，就能够产生通过现象解释事物本质的“抽象力”。马克思就是用这样的“思维力”，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的体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认识财富的普遍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李嘉图之所以在劳动价值论中停步了，没有发现剩余价值，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李嘉图是一位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缺乏深度的理性思维能力，即不发达的思维抽象力”。马克思所作的工作是剥离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唯心论外壳，拯救它的辩证法，并把辩证法运用于自己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中。

我们尊重马克思为了弱势群体，即资本主义早期的工人阶级而斗争的精神，但是并不是说就必须接受马克思为此所发现的大脑的“思维力”，这种大脑的“思维力”必然和某些杰出人物的大脑联系在一起。正如我国现代的马克主义哲学家所说的：哲学正是通过理论的“沉思”而拯救世界，“沉思”是每一个真正哲学家的宿命。当然，这种“沉思”又必须是对生活实践中所提出的重大的、甚至是有关人类命运问题的解答。马克思在40年的“沉思”中发现了剩余价值，这无疑是对资本主义最强大的打击，远远超过了“巴黎公社”那些英雄们带有盲动性的“壮举”，是从根本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解构和颠覆。康德的“沉思”给封建主义制度的沉重打击，胜过了实实在在的千军万马，卢梭的“沉思”使罗伯斯庇尔把国王推上了断头台。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在批判唯心论的时候，总是能够抓住唯心论者通过“神”把统治者的意志强加于公众做法，但是自己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对于某些天才人物的“大脑的思维力”的崇拜。这也是我们在自然科学中所反对的把天才人物的“直觉和顿悟”作为从特殊的感性认识通向普遍理论道路的那种现代唯物主义的哲学的观点。在自然科学中我们可以用大自然所提供的像太阳系星体的运动规律那样的自然运动现象来判断理论与物理实在之间是否确实有合理关系，也就是说，自然科学中公理性的依据永远只能来自大自然，而不能来自天才人物的大脑。而所有天才人物所给出的人为假设最后都是必然要被否定的。黑格尔的关于“每一哲学体系均可看作是表示理念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或特殊环节。因此所谓推翻一个哲学，意思只是指超出了那一哲学的限制，并将那一哲学的特定原则降为较完备的体系中的一个环节罢了”的观念，在自然科学中正在一次又一次得到了明确的证明，而社会科学上就困难得多了。因为人和自然毕竟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两种不同范畴的东西，而人的思维和人的精神哲学，或者人和社会的制度或规则之间，是不可能清楚地区分开来的；人在社会之中，社会就是由人所组成的。这正是我们上一篇杂文“只缘身在此山中”要想说明的问题：社会科学是无法摆脱个别人物的思想的影响的，人文科学一般说来只会束缚自然科学的发展。马克思的理论只要一进入人们的社会实践，进入东方世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无一例外地都把对于那个“真正哲学家的思维力”的崇拜，转换成了对于掌权者的个人崇拜。从而不再成为一种争取进步和前进的力量，而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曾经深刻地指出：认识财富的普遍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李嘉图之所以在劳动价值论中停步了，没有发现剩余价值，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李嘉图是一位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缺乏深度的理性思维能力，即不发达的思维抽象力。也就是说马克思是靠他的“发达的思维抽象力”发现了剩余价值、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本质，从而建立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理论，发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这样的一整套社会发展的完整理论都靠一个“发达的思维力”来支撑，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已经看到的，中国人为此付出的实践的代价应该成为人类永远不应忘记的财富。

我们不是笼统地否定或肯定一个人或一种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也是一样，每一哲学体系均可看作是表示理念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或特殊环节罢了。马克思充分肯定李嘉图的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把它看成财富的普遍本质，这一点对于现代社会出现的问题仍然是有重大意义的。但是马克思以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作为价值的量化，并由此计算出剩余价值，实在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在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时代，这样的概念就更加无法说得清楚了。在生产关系上马克思过分强调了所有制和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样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而对于最根本的财富的分配问题提出了从按劳分配向按需分配过渡的理想，把按劳分配看作资产阶级法权范畴的东西，这些模糊而不明确的概念，在实践中只会造成混乱。

我们必须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和世界的政治经济现状出发来应对当前的金融风暴问题，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道路。马克思是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表，但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实践中，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否以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表自居，在形式上把弱势群体提到什么样的地位，只要社会的正常发展受到了障碍时，真正受到最严重损害的总是弱势群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国际金融风暴以来，有一些以弱势群体利益代表自居的经济学家，自认为他的猜测每一次总是对的。最近有人说，中国下一代很悲惨，我都不想讲了！他说：“我以芭比娃娃为例，我们广东东莞所生产的芭比娃娃卖到美国是9.9美元一个，接近10美元，请问10美元减掉1美元的9美元是如何创造出来的？那就是美国企业的灵魂，它透过6大块所创造出来，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定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创造出了9美元的产值，6大块加上中国一块的制造，叫做六加一的整个流程就是产业链，我们这么多年的经济成长，我们取得了整条产业链的‘一’，而欧美各国掌控了整条产业链的‘六’，这个价值是怎么回事儿？我们的制造业者在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剥削劳工的基础上，我们每创造出一百万美元的产值，我们同时替美国创造出九百万美元的产值，我们辛辛苦苦创造出一亿美国的产值，我们同时替美国创造出9亿美元的产值。因此，中国越制造，美国越富裕，美国席卷了90%的价值。那么这一种生产模式叫做国际分工。而中国被分到了最差的一项，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剥削劳工”。

他的这些活说的确实是事实，但这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生产模式和国际分工是不合理的，但也是合理的，那是历史形成的。我们得到的这个“一”，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所争取得来的，有了这个“一”，我们才有向着“二”到“六”发展的可能性。直到今天，那个从“一”开始的广东和东莞地区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依然是走在前面的。国际上经济出现了问题，受到损害最大的就是低端的“一”的产业工人，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必须关心的，但是只讲这个“一”，不讲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所走过的整个路程，说什么我们的下一代很悲惨，总是不全面的。我不懂经济更不懂政治和军事。但是我知道经济、政治和军事连接在一起，是一个国家基础。在世界还没有真正一体化之前，经济学家、政治家和军事学家对于国家有多么的重要。推翻满清皇朝，建立人民国家的先驱孙中山先生的理想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而他的实践路线“三民主义”，第一个就是民族主义。我们每一个人，即使是纯粹搞自然科学的，也是离不开一个国家的背景的。但是现在的民族主义，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的民族主义，绝对不能走二战前的那些新崛起的国家所走的道路。民族主义思维的本身总是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它总是与为了国家而争胜负的含义有分不开的联系，但是随着自然哲学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民族主义也越来越与世界大同的理念联系在一起了，人们不仅是争一个国家的输赢，而是把争取国家利益与人类的长远利益、与争取公理的胜利越来越精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现在处理金融风暴与上一世纪一些主要国家处理全球经济危机时所不同的地方。我们相信我们下一代会有美好的而不是悲惨的未来。